刑法犯罪论文范文精选

作者：谢杰 单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在面对民间融资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非法集资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违法吸收资金故意与诈骗故意的判断等疑难问题时，刑法理论往往难以通过全面且有效的论证在刑法规范条文与民间融资现实冲突之间化解个案争议或者弥合制度断裂。对此，笔者认为，刑法理论有必要超越民间融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传统规范思维框架，从此类案件频发的金融动因，即市场融资需求的角度出发，拓展刑法规范分析视野，将所有与民间融资有关的犯罪——融资犯罪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度剖析。融资犯罪是指非法从事融资活动，严重侵害金融市场机制与投资者权益，根据刑法规定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根据非法融资犯罪行为形式以及融资犯罪所侵害的金融市场机制进行区分，融资犯罪包括直接融资犯罪与间接融资犯罪两种类型。直接融资犯罪是融资者与投资者直接就资金吸收与交付非法达成协议，侵犯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第225条非法经营罪以及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等分别从保护证券发行核准与合规制度、直接融资业务国家许可经营制度以及严厉打击通过发行证券形式诈骗投资者资金等角度对直接融资犯罪进行规制。间接融资犯罪是融资者通过欺骗或者诈骗手段获取金融中介机构资金，或者以金融机构名义从事融资业务或者变相从事融资业务，侵犯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75条第3款骗取贷款罪、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以及第193条贷款诈骗罪等分别从保护银行存贷款业务许可经营制度与存贷款资金安全以及严厉打击通过公开吸收存款方式诈骗投资者资金等角度对间接融资犯罪进行规制。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融资犯罪，本质上是民间合法融资与投资渠道不畅通、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民间融资中介服务受限制、金融信用与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金融行政法律规范缺位与错位现状下融资主体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然而，我国融资犯罪立法与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构性紊乱，对于涉嫌融资犯罪的行为违法性判断机制在实践操作中受到扭曲，金融风险分配与控制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过程中也未引起重视，这实质性地加深了对融资犯罪刑事处罚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公平性的质疑。对此，笔者认为，以融资犯罪的整体规范视角分析当前合法、非法或者构成犯罪的民间融资行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刑法规制各类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的规范功能与结构，动态地考察与反思当前融资监管行政法律规范与融资市场机制刑法规范之间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在融资制度改革①的背景下对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优化融资犯罪刑事处罚规范提出理论前瞻与实践建议。

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紊乱与失衡

融资是一种支付超过现金的资金成本取得相关资产的金融行为。[5]其中，直接融资是不经由银行等金融中介而通过出售股票、债券等形式直接获得投资者资金；间接融资则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地获取金融机构从金融市场中吸收的投资者资金。我国刑法对融资市场及其相关法律制度设置了以四个不同层面的刑法规范为基础的高强度保障机制。第一层次：证券发行核准制度与吸收存款审批制度刑法保障。根据我国证券法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同时，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的规定，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则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未经核准擅自发行证券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分别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二层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的资本权益刑法保障。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基于保护投资者资金安全的现实需要，融资方获取投资方资金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严重违反证券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有关融资信息披露规则，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骗取贷款罪。第三层次：证券业务与银行业务审批许可经营制度刑法保障。我国对证券与银行业务实行审批许可经营制度，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从事股票承销或交易等证券业务或者存贷款、资金结算等银行业务，严重扰乱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秩序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第四层次：投资者与金融机构财产权以及金融安全刑法保障。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以发行证券、吸收公众存款等形式使用诈骗方法获取投资者资金的，构成集资诈骗罪；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单纯从静态角度分析我国刑法四个层次的融资机制规范保障体系，完全可以得出刑法规制结构完整、罪名配置对称均衡等结论。但是，如果从刑法规范动态运作的角度进行深度解析，可以发现我国融资犯罪刑事控制实践在以下两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其一，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犯罪偏向性刑事保障。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0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非法集资类案件5000余起；2011年1月至9月，全国就立案非法集资类案件1300余起，涉案金额达133.8亿元。[6]可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为核心的间接融资刑法规范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且深度地予以适用。反观直接融资刑事司法实践，除了以发行证券形式从事集资诈骗以及开展非法证券业务等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与国家金融管制的案件之外，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证券等直接针对金融市场投资者实施的直接融资犯罪极少能够予以查处。在近年来仅有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个案中，不仅融资犯罪者刑事制裁强度较低，而且存在投资者利益无法及时且全面弥补问题。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为代表的间接融资犯罪强化规制与以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犯罪低度控制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深刻地反映出立法机关基于平等保护融资市场各方合法利益而制定的融资犯罪刑法规范适用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倾向间接融资市场保护的失衡，而间接融资市场实际上是以金融垄断为基础的利益集中平台。其二，融资犯罪主观与客观要件证明压力失调性配置。分析融资犯罪刑法规范体系的纵深结构可知，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证券犯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系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在行为上表现为欺诈的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是基于非法占有目的且使用欺诈方法的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欺诈与诈骗、非法融资目的与非法占有目的分别从客观与主观构成要件的角度确定了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的界限。只有符合诈骗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主客观双重核心要件的非法融资行为才能认定为融资诈骗犯罪，而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显然应当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证明过程，故理论上融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证明压力应当略强于主观构成要件。然而，就现阶段融资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争议焦点来看，各方观点集中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与反驳问题[7]。对于诈骗行为的论证存在明显不足，这实际上导致融资犯罪主观构成要件证明压力过大。尽管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通过客观事实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但融资者主观上的犯罪目的更倾向于一个基于个案具体情形下的区别化判断规则论证问题，司法解释有关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仍然存在过于原则、过于依赖实质判断或者价值判断、以客观结果机械化反推主观目的等重重弊端。

融资犯罪刑法规制路径优化：平等保护与压力分散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高度重视针对侵害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融资犯罪的刑事控制，致力于将其认为严重扰乱间接融资金融秩序的行为纳入刑事责任追究程序。反观直接融资市场中的欺诈与诈骗行为，不仅刑事控制强度不足，而且缺乏有效的民事救济措施，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进行全面的救济。融资市场刑事司法的资源与效率都是有限的，在金融市场信息加速生成的时代背景下，以刑事控制为主导或者核心强力维持金融中介垄断利益的法律规制模式的公平性质疑将愈发明显。调整融资市场的安全性与效率性，更应充分发挥融资市场本身外部性、独立性、效率性的特点，将民事诉讼作为融资市场规范监管的核心机制，而非主要依托刑事司法及其承载的刑罚强0制力频繁介入间接融资市场金融集团利益的刑事控制模式。同时，融资犯罪相关刑法条文本身实际上对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之间的界限设定了确定的主观与客观构成要件标准，刑事司法实践应当充分运用准确的司法解释予以深入阐释，不能异化融资犯罪构成要件的应有之义。其一，是否存在诈骗犯罪行为是界分融资欺诈犯罪与融资诈骗犯罪的第一层甄别机制。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之间在客观上的差异并不明显，均表现为不同欺骗形式的非法融资行为，区别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我国刑法融资犯罪条文实际上严格区分诈骗方法与欺诈（欺骗）方法。对于侵害间接融资市场机制的贷款诈骗罪而言，我国刑法第193条明确将诈骗行为类型化为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以及其他与上述行为手段具有同质性的贷款诈骗行为，疑难问题表现为我国刑法第192条以及近期司法解释均未细化规定或者解释的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①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诈骗解释》）第3条尽管将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规定为“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但是，由于《诈骗解释》内容上的原则性以及诈骗犯罪司法解释文本上的频繁更迭性，造成集资诈骗犯罪司法实践习惯性忽视该司法解释对“诈骗方法”的规范解释，从而导致部分存在不符合《诈骗解释》规定的“诈骗方法”情形，在没有经过充分法理论辩的情况下被直接认定为构成集资诈骗犯罪中的诈骗行为。笔者认为，融资诈骗犯罪在客观行为上的实质特征在于编造不存在或者无法成立的资本运作项目或者资金经营计划，以给付高额融资利益为诱饵骗取融资款项。其中，贷款诈骗方法具体表现为隐瞒确定坏账或者高度坏账风险，骗取金融机构贷款；集资诈骗方法具体表现为虚构根本不存在的集资用途或者完全不可能盈利的投资计划，骗取社会公众集资款。因此，司法解释有必要对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予以类型化，建议将以下行为方式认定为诈骗方法：虚构投资项目，以后续投资者资金作为盈利给付先前投资者②；严重资不抵债，编造经营项目，以集资款项归还债务①；恶意建构投资或者经营项目，诱使投资者购买不具有使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的实物资产或者金融资产②。其二，应当将客观行为作为核心依据分析与判断融资者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集资解释》）第4条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对于第3项至第7项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情形争议不大，疑难问题集中于在集资款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如何根据融资者的资金使用情况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司法实践中应当避免根据事后造成的损失来倒推“非法占有目的”，从而倾向于将造成较大损失的案件认定为集资诈骗罪，而损失较小的案件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次，资金无法归还与明显非法占有资金行为之间应当具有因果关系，基于市场风险、经营判断失误等原因造成集资款无法收回的，不能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追偿。再次，推定融资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事实应当具有典型性与明确性，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以及肆意挥霍情形中的“明显”、“肆意”等应当综合个案事实予以重点分析，不能简单地根据“不成比例”、“挥霍”等基础事实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推定。最后，应当充分允许涉嫌融资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就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行反驳。应当看到，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不仅从正面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表现形式，即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行为类型，而且从反面强调了应当谨慎认定或者不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两个要点：一是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二是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的，不应仅以此便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2010年《非法集资解释》只是从正面强调了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并没有从反面论证或者突出反驳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事实类型，在实体规范层面存在一定程度弱化非法占有目的推定与反驳对抗性的问题。故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彰显非法占有目的反驳的作用与意义，防止融资犯罪司法解释出现技术性倒退。

关于犯罪构成的属性，刑法学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1）法定说；（2）理论说；（3）理论与法定兼有说⑴。笔者认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之法定”的视角来看，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类型化的犯罪规格和标准。因此，笔者赞同“法定说”。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个要件。但是，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对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批判，甚至有学者对传统的犯罪构成进行全盘否定，并提出以德、日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取代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目前，批判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主张主要有：（1）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构成仅包括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⑵；（2）犯罪主体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构成仅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⑶；（3）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均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犯罪构成仅包括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⑷；（4）传统犯罪构成不科学，应采取德、日大陆法系的犯罪成立要件，以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取代传统的犯罪构成要件⑸。面对猛烈的批判声浪，我国一些学者竭力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辩护，并论证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科学性⑹。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核心理论，我国刑法的规定已蕴含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犯罪构成。但是，哪一种犯罪构成属于我国刑法的规定里所蕴含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犯罪构成呢？为此，有必要研究犯罪构成的种种模型，并追寻真正的科学犯罪构成模型。

一、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犯罪构成和犯罪的概念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高度概括和浓缩，是犯罪构成的基础和范围，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它们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为此，应从犯罪概念出发来探讨犯罪构成真实模型。

（一）对现行犯罪概念的质疑。

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明文规定：“一切危害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据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触犯刑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犯罪有三个基本特征：（一）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二）具有刑事违法性；（三）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笔者认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概念是不科学的。该犯罪概念违反了“定义必须相应相称原则”。

该概念将“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属性作为“犯罪”的本质属性之一。这里所说的“应当受刑罚处罚”并不是说“必须受刑罚处罚”，因为在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下，虽然行为没有被给予刑罚，但是，该行为也被认定为犯罪。因此，这里所说的“应当受刑罚处罚”是指原则上应受刑罚处罚，但是，没有受刑罚处罚也可以。既然没有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可以构成犯罪，那么，“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属性就不是犯罪概念必须具备的属性。其实，“应当受刑罚处罚”本来就不应成为犯罪概念的本质属性，因为“应当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犯罪是因，“应当受刑罚处罚”是果。作为原因的犯罪自有其自身的本质属性，无需借助作为结果的“应当受刑罚处罚”作为本质属性来加以说明。

“定义必须相应相称”是定义的重要规则，它是指定义概念的外延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完全相等。定义项和被定义项可以互换位置。违反这条规则的逻辑错误有两种：定义过宽和定义过窄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犯罪概念具有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是定义概念的外延小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的定义概念增加了不属于犯罪概念本质属性的“应受刑罚处罚”内容，使其外延小于被定义概念“犯罪”，导致定义没有相应相称。可见，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的犯罪概念确有完善的必要，科学的犯罪概念将有助于我们追寻科学的犯罪构成模型。

（二）犯罪基本特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摘要：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日益突出，环境保护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仅有民事手段和行政处罚手段是不够的。理论与实务界也日益重视刑法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完善了刑事法律对环境的保护，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诸多不足和应予以完善的地方。本文结合我国环境保护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了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进步与不足，提出增设环境犯罪新罪名并主张在我国刑法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有条件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

关键词：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严格责任危险犯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防治和解决，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现象十分突出，如何运用刑法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杜绝环境污染，进而使生态免遭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理、保护环境的工作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进步性

结合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归纳我国刑法有关惩治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总结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1．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采“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在原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对有关环境犯罪的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和修改，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既体现了惩治环境犯罪规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增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对惩治环境犯罪也更有针对性。

1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摘要：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日益突出，环境保护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仅有民事手段和行政处罚手段是不够的。理论与实务界也日益重视刑法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完善了刑事法律对环境的保护，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诸多不足和应予以完善的地方。本文结合我国环境保护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了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进步与不足，提出增设环境犯罪新罪名并主张在我国刑法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有条件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

关键词：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严格责任危险犯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防治和解决，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现象十分突出，如何运用刑法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杜绝环境污染，进而使生态免遭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理、保护环境的工作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进步性

结合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归纳我国刑法有关惩治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总结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1．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采“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在原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对有关环境犯罪的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和修改，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既体现了惩治环境犯罪规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增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对惩治环境犯罪也更有针对性。

【摘要】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日益突出，环境保护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然，仅有民事手段和行政处罚手段是不够的。理论与实务界也日益重视刑法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我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完善了刑事法律对环境的保护，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诸多不足和应予以完善的地方。本文结合我国环境保护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指出了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进步与不足，提出增设环境犯罪新罪名并主张在我国刑法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有条件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

【关键词】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严格责任危险犯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防治和解决，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现象十分突出，如何运用刑法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杜绝环境污染，进而使生态免遭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理、保护环境的工作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进步性

结合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归纳我国刑法有关惩治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总结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1．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采“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在原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对有关环境犯罪的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和修改，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既体现了惩治环境犯罪规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增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对惩治环境犯罪也更有针对性。

[摘要]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中规定单位犯罪的条文共有一百多条，这无疑为惩治单位犯罪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武器。但是，无论是从现有的对刑法的司法解释还是法学界的论著看，关于单位罪犯自首制度问题的研究，却是极少有人问津。本文试对单位犯罪的概念特征加以分析，提出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设想，并对单位犯罪自首的认定以及相关处罚原则等问题略抒管见。

[关键词]单位犯罪自首制度双罚制罚金刑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单位犯罪自首是以单位犯罪为前提的，没有单位犯罪，就不可能有自首问题的研究。因此，要研究单位犯罪自首，就必须正确界定单位犯罪的概念，并对其特征加以分析。

首先，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只是从犯罪主体范围方面进行了描述，而从概念揭示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来看，这远没有揭示单位犯罪概念的深刻内涵，但同时它又为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学理界关于单位犯罪概念的学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所谓单位犯罪就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所犯的罪，系个人犯罪的对称。此种观点认识到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别，也揭示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实际上是对刑法条文的一种片面理解，由此推之，单位犯罪即单位所犯的罪，这又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2、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这由有关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该说区分了单位意志与个人意志，但它所说的单位犯罪只限于主观上的故意，这与刑法中规定的少数过失的单位犯罪相背离。此外它强调的单位犯罪以非法利益为要件，无疑又缩小了概念的内涵。因此，在八届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时候，由于其局限性而被否决。

3、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法定单位，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由有关负责人员代表单位决定，为本单位谋取利益而故意实施的，或不履行单位法律义务、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而由法律规定为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此观点克服了以上观点的不足，明确地把过失犯罪纳入其中，这与刑法之规定是一致的，同时也不限于以非法利益为要件，准确地揭示了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

作者：黄健强张朝兴单位：山东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

1979年刑法对本罪的规定虽然笼统，仅仅规定了私放“罪犯”的行为，但事实上后续作出了相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通知》中《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一些问题的说明》“八、刑法第一百九十条所说的“罪犯”，是指正在服刑的犯人，已被拘留、逮捕的刑事被告人，被群众扭送到政法机关的现行犯，以及经审查证实有犯罪事实的收容审查人员”，该规定事实上已经对“罪犯”的范围作出了扩大解释，尤其是将“已被拘留、逮捕的刑事被告人、被群众扭送到政法机关的现行犯以及经审查证实有犯罪事实的收容审查人员”明确规定在“罪犯”的范围之列。1997年刑法对本罪名修改后，虽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到本罪中，解决了“罪犯”内涵与外延不一致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同时对“犯罪嫌疑人”的概念予以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认识继续产生争议。主要争议观点是，有些人认为，只有在经过侦查机关立案并且采取法定的羁押措施后才能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即是否是犯罪嫌疑人必须以是否立案和法定强制措施作为前置条件，由此将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排除在本罪规定之列，致使一些私放在押人员以及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的人员无法得到刑事追究。

笔者认为不应对本罪“在押人员”中的“犯罪嫌疑人”作缩小解释，不能以是否立案为标准狭义地理解“犯罪嫌疑人”的范围，理由如下:从本罪沿革来看，不宜狭隘理解“犯罪嫌疑人”如前所述，1979年刑法对本罪名的规定存在内涵与外延不一致的问题，但当时本罪名外延的规定遵循了实质立案标准，将“拘留、逮捕的人员，被群众扭送到政法机关的人员”纳入到本罪名外延之中是合理的。修改后的本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构成要件之中并统称“在押人员”，就是为了弥补之前规定中“罪犯”的外延过于狭窄的缺点，而以形式上的立案为准狭隘理解“犯罪嫌疑人”，缩小了“在押人员”的外延，背离了新刑法对本罪修改的初衷。从现行刑法第四百条的规定来看，“在押人员”既包括“犯罪嫌疑人”，又包括“被告人”和“罪犯”，如果根据所掌握的证据结合刑事案件立案标准足以认定犯罪行为就是嫌疑人所为，那么本罪的外延应该既包括立案前后的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后的被告人和罪犯，对此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把“立案侦查”、“拘留逮捕”的法律文书作为“在押人员”必备条件。立案与否与“犯罪嫌疑人”的认定并无必然联系当前我国的刑事法律并没有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新采用的概念，在过去统称为“被告人”。在我国，立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自首以及自诉人等材料，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决定将其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法律并未要求立案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的程度，只需要发生了立案标准规定的犯罪事实即可。在这个阶段，侦查方向是否准确，犯罪是否为被侦查的人所实施，甚至能否受到控告均不确定。退一步来讲，即便按照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狭义的理解的观点，能够立案也并非意味着嫌疑人一定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不能将形式上的立案与否作为划分是否犯罪嫌疑人的标准。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35号令》第一百零六条也规定“……对符合本规定第一百零五条所列情形之一，因情况紧急来不及办理拘留手续的，应当在将犯罪嫌疑人带至公安机关后立即办理法律手续”，也就是说，公安部门也并非将形式上立案与否作为是否犯罪嫌疑人的判断标准。

以形式上的立案为准界定犯罪嫌疑人不符合立法者意图立法者设置本罪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有效地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不逃避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保证其不毁灭、伪造、变造、隐匿证据或串供，保证其不再继续犯罪、不逃避刑罚。立法者设置立案标准是为了避免无辜的人受到刑事程序的追究，尽管我们反对将立案与否作为界定“犯罪嫌疑人”的标准，但是该标准为我们界定是否涉嫌犯罪提供了依据。两者并不矛盾，分别从两个维度保障了刑法的机能，即避免有罪的人逃避法律的追究、无罪的人无端受到刑事追究。实践中公安机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现象，若以形式上的立案为准界定犯罪嫌疑人，而将某些实质上符合立案标准却没有立案的人员排除在“在押人员”范围之外，人为地造成了法律漏洞，必然造成立法上的退步。举例来讲，如果A于夜晚实施涉嫌抢劫犯罪的行为，被群众当场抓获，并扭送至公安派出所，又经公安干警初步审查A承认了涉嫌抢劫事实，但因时至半夜暂时不能依法立案和采取法定强制措施，难道我们要否认A事实上已经是“涉嫌抢劫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事实吗，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显然与立法本意相悖。因此，对于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符合立案标准的人员，由于有关人员监管不利致使其逃脱，也应该按照刑法规定追究监管人员的责任。对于已经立案的案件，有关人员当然属于“犯罪嫌疑人”，除此之外，结合立案标准，我们认为本罪“在押人员”范围中“犯罪嫌疑人”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未立案的人员:1．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被先行拘留的人员;2．被群众扭送而来并且初步审查有犯罪事实的人员;3．事实上已被羁押，应当立案但是来不及立案或不依法办理立案的人员;4．前来自首并初步审查有犯罪事实的人员。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都不宜僵化地理解“犯罪嫌疑人”的概念，从而事实上缩小本罪“在押人员”的外延，造成打击该类犯罪的不必要的障碍。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该将立案标准作为是否发生犯罪事实的判断标准，进而确定是否为本罪的“犯罪嫌疑人”，而不能将形式上的立案与否作为“犯罪嫌疑人”的界定标准。如此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本罪，从而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刑事诉讼程序地顺利进行。

【摘要】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主观罪过难以确定的行为控诉方不必证明主观罪过存在即可追究该行为刑事责任的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追求是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动力。我国刑罚权力的制衡机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以及环境侵害行为的经济性等因素决定了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不宜适用严格责任制度。

【关键词】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功利主义；刑罚权力；环境刑法行政化

一、学术研究现状与理论展开

当代工业社会在过去一百年改变自然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我们在天气、地震、闪电、火山、飓风、洪水、干旱等面前仍然受到自然的统治。因此，无论如何努力，我们从未能通过预断的作用而超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依赖。底线是，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可以改变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改变了的自然无情地侵犯着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凸显。

面对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问题，各国环境保护立法滞后。独立、充分运用刑法实现环境保护则起步更晚，其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奥地利修改刑法以增设与环境相关的犯罪。面临不断肆虐的环境问题，人们尝试通过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降低主观罪过的认定标准，经由更为严密的刑事法网有力打击环境犯罪。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研究，逐步引起各国学界的重视。

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首先为英美法系国家所倡导。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的追求是促使人们将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环境犯罪惩治的动力。这种努力使各国看到了其严密环境犯罪惩治刑事法网的效果。因此，各国包括大陆法系国家对环境犯罪惩治中应否适用严格责任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尝试进行相关立法实践。英国法律对环境犯罪惩治规定了严格责任制度，但是严格责任制度对于主观罪过原则的突破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议。美国学者也在努力推进严格责任制度在环境犯罪惩治中的适用，但是更多的刑法学者和环境法学者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因此，美国个别环境保护法规有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很少有将其作为普遍刑事制裁责任基础的规定。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其农业法以实质的犯罪或者客观上的实际侵害事实为基础确立了客观污染的概念，做了类似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对于上述规定是否是类似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该规定是否合理等问题法国学界也存在诸多争议。

我国学界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关注大致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而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研究非常薄弱。随着对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深入探讨，严格责任制度的价值、严格责任制度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严格责任制度在认定具体犯罪中的适用等问题逐步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阈。其中对严格责任制度的肯定性评价和借鉴性观点占相当比例。以提高惩治犯罪的司法效率、节省刑事司法资源为意旨的严格责任制度是否应当适用于环境犯罪惩治值得深思。

我国学界关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现有研究多从严格责任制度本身的应用性价值、严格责任与主观罪过的关系、刑事责任原则的突破等方面论述，而对我国刑罚权力的运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环境法律调整的体系性以及经济性没有关注。面对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实践和理论态度的反复与动摇，针对新近我国刑法学界研究该问题出现的肯定结论，本文创新性的从我国刑罚权力的制衡机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以及环境侵害行为的经济性视角逐步展开对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中应否适用严格责任问题的探讨。

11月8日，由总医院制定的我国首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北京通过专家论证，网络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标准》的问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映，也由此引起一系列显著的法律问题。

一、“网络成瘾”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现代社会中，网络是信息交流的一个非常便捷的工具。网络的影响当然有其正面，也有负面，而负面影响在青少年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青少年由于自身控制力较差，一旦陷入网络便不能自拔，青少年对网络的迷恋往往损害身心健康。同时，由于网络的远程性、虚拟性、隐蔽性使得一部分青少年心存侥幸，疯狂利用网络进行犯罪。

1999年，七大工业国家司法部长在司法部长级会议上曾达成共识，认为网络犯罪“将是21世纪最主要的犯罪形态”。且未来的网络犯罪有年轻化趋势，犯罪者一般都是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或者大学生，而近年则有更加年轻化的趋势。[1]在国外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瑞士一家网站接连受到来自互联网的攻击，警方高度重视这一案件并迅速展开调查，很快便查出了这个“罪魁祸首”：是法国格勒诺布尔的一个8岁小男孩，因为父母不在家，闷得慌，所以就上网打发时光。[2]2003年8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年仅18岁的高中生杰弗里.李.帕森，他涉嫌制造了“冲击波”蠕虫病毒。该病毒大约感染了7000台电脑，仅给微软公司一家造成的损失就达500万到1000万美元，美国媒体称帕森为“少年毒王”。[3]

在我国，“网络成瘾”对于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同样重大。1999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中国INTERNET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上网用户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年龄主要集中在21—25岁之间，占42.3%。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网民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17—20岁的网民几乎占了40%，而30岁以下的网民占了全体网民的2/3。[4]根据公安部2007年的初步统计，青少年犯罪人因为沉湎于网络，或者受到网络黄色信息的侵蚀，进行诈骗、、抢劫、抢夺的犯罪比例非常高。其中，被抓获的青少年犯罪当中，有近80%的人通过网络受到诱惑。[5]《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的出台，对于矫正网瘾少年的心理问题，预防青少年犯罪不乏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

那么，网瘾者犯罪在司法上是否按照精神病人犯罪处理呢？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法律只规定了完全精神病人，即丧失了辨认、控制能力的人可以免除刑事责任，而其他精神病患者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标准》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对网瘾者的刑事责任并无影响。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也往往依据青少年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

笔者认为，针对网络成瘾者犯罪的特殊情况，在司法中与正常人犯罪无区别显然不妥，“网络成瘾”或可成为定罪量刑的一个参考。

二、犯罪构成角度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