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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镇化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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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镇化有新意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急剧的城镇化过程。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旧的城镇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已成为政策共识。但是,目前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以及对经济的可能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对城镇化与经济供给面以及需求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过去模式难以持续

城镇化率,在统计上体现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于城镇常住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所以城镇化率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程度。经济学中一个普遍成立的定律是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长,食品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下降。因此,收入增长将自然推动对于非农产业的需求,从而提高经济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比例,导致城镇化率上升。从理论上说,虽然城镇化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起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总体上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相辅相成,呈现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1年51%,年均增长约一个百分点,同期我国人均GDP实际增速平均近9%。展望未来,虽然一般的预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了放缓的过程,但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往往被认为是保持增长较快速度的重要因素。

怎么理解城镇化的推动力与经济影响呢?城镇化伴随和影响经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的变化:需求面源自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供给面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城镇化过程能够得以推进,一般有三个环节:一是供给扩张。通常伴随工业化、社会分工深入,生产效率提高,社会生产的供给能力扩张,并带来收入增长。二是需求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扩张。因为人们对食品的需求相对有限,收入增加带来的对非农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超过对农产品的需求。三是相对价格变化引导资源向非农部门和城镇转移。需求的相对变化,引导产品与资源价格相对变化,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在城市与农村空间上再配置,一个典型的现象是非农部门的劳动报酬的增速超过农业部门,城镇人口的增长快过农村。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结构与政策的变化可能起到推动或者限制的作用。

上述的框架似乎显示城镇化是供给面改善的一个结果,同时城镇化本身也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而言,城镇化有两个渠道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一个渠道是城乡效率差别。由于城镇人均所拥有的资本和技术比农村高,城镇生产效率一般比农村高,人口从生产效率低的农村地区转入生产效率高的城镇,拉升社会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渠道是,当人口聚集在城市后,产生企业规模效应、知识与技能传播效应、信息传播效应,都可能从动态上提高城镇内部的劳动生产率。

就中国而言,由于存在城镇—农村二元经济,有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从两个方面提高了潜在增长率:第一,进城民工从原来的农村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的农民转换为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第二,大量的劳动力供应压低了工资,收入分配上造成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拉大,由此带来消费率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提升,资本存量的扩张增加了经济的供给的能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加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供应和相应的储蓄率的提升。

中国过去30年的城镇化, 伴随快速的供给扩张。经济供给能力可以用潜在增长率来衡量,它由两个部分构成:劳动力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后,我国进入持续约20年的“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很快。同期我国的总劳动生产率也以每年8.3%高速提升。两者相加,造成过去的城镇化受到供给面的限制是比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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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并非新一轮的土地城镇化

去年十前后热议的新型城镇化,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载体,甚至被称为唯一的出路。但是,理智地从当前地方与行业实际动态来看,它极易走向偏失的新一轮土地城镇化的路径。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城镇化进入到30%以上的发展区间,即“城市化中期阶段”。巨大的城市化动力,无疑与经济的开放式增长相互促进,形成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快速成长周期。值得反思的是,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概率已达52%,理论上正处于城市化速率最快的阶段,本应伴随的是内需增长强劲、分配差距缩减、经济增速较快的特征。但是,事实却与之相反,出现了增速放缓、内需乏力、分配差距明显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十多年来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所致。因此,我们不难判断,新型城镇化是为经济结构调整、分配差距调整、社会转型发展而提出,并不是由新一轮的刺激性政策而衍生。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土地使用规则与金融规则相结合,上演了一出土地货币化的“戏码”,然而,金融规则渐次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一轮轮信贷投放的原始驱动,大多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规则相契合,推高了地价和房价,最终演变出“房地产绑架国民经济”的中国特色事件。在这般结构之下,一旦外需增长放缓甚至下滑,必然导致严重的内部过剩和失衡,令宏观经济总量波动,调控政策立即失效。

如今,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从纠正结构性偏失、启动中小企业活力、政府管理转型等几个方面入手。但是,想要回到正确的城市化建设道路中的困难,还有结构调整中产生的增收和就业压力。同时,需要政府的财税体制进行转型支撑,大力保障民生底线,为实现结构调整争取空间与时间。转型策略需要综合统筹的宏观思维,更需要解决问题的技巧、决心和勇气。从目前观察来看,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急于短期扩大投资规模,新的产业政策被歪曲其意、错误解读。更可怕的是,“产业潮涌”现象仍在低水平徘徊,看似开发产业创新园区,实际新瓶装旧酒,走的还是传统地产模式,无非利用产业创新的概念,为地产发展开拓了新的“虚拟空间”而已。逐渐清晰的思路是,新型城镇化应当围绕“城市群”的发展思路,推动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中小企业政策、分配制度改革等为内核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创新,而不是单纯地着眼于“信贷究竟该不该放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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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探索

摘要:本文通过加深对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认识,阐述了其实质、意义和均衡发展所应走的道路。

关键词:以人为本;生态文明;“人”的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this article by the deepen understanding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odel, expounds the essence, significance and should take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Keywords: people-orient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rbanization"

自从党的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部署以来,在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已形成一个新浪潮、新形势和新局面。党的十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做出了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是要总结过去多年来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经验教训、立足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对于我国城镇化战略进行继承、调整和优化,促进我国城镇化持续、稳定和高效发展。

1 新型城镇化的实质与核心

改革开发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在此基础上,今后一段时期,更要按照党所提出的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要求,认真总结过去多年来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加深对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认识,从而走均衡、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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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综述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的基本国情提出的特殊要求,是未来较长时期国内城乡发展建设的关键指导战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有序推进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最主要的潜力所在。本文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核心内涵、主导与路径、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综合阐述,以期更加清晰深刻地了解新型城镇化,为今后的深入研究作参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核心内涵;主导路径

1.新型城镇化概念解析

“新型城镇化”的由来要追溯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战略,继而党的十正式将“新型城镇化”确立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当2012年中央经济会议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职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将之确立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动力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后,“新型城镇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尽管长期以来各行业和学界人士分别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不同的研究和定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新型城镇化”并无明确统一的概念。直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至此对“新型城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有序推行新型城镇化是为了:①积极主动地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势;②矫正和弥补持续高速的城镇化所带来的弊病和损失;③使广大人民最大限度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④提供中国未来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2.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与内涵

新型城镇化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愿景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城乡建设有条不紊、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绿色低碳。深刻明确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主导因素以及实施路径,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这一美好愿景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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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践表明,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可拉动当年GDP增长1%至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

一、目前城镇化进程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城镇化加速发展,不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新的影响。城镇化让大量农民变成城镇居民,让广袤的农村成为都市。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社会生产力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是中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选择。自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2000万人,年均城镇化水平提高近1.5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2.57%。

未来20年,将是中国城乡变动最为明显的时期。数据显示,到2030年,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农村的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镇。

然而,在过去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在以地生财的利益驱动下,盲目拉大城市建筑框架,乱批乱占土地,热衷于扩大城区,增加开发区,土地利用十分粗放。一些地方政府人为地、机械地将非城市地区划入城镇,农村人口并入城镇人口,导致城镇人口规模短期内迅速增加。因此,现在所说的超过50%的城镇化率,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绝大部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并没有在城镇实现永久定居。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而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正是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主要壁垒。

现代化的城镇,不应是建筑和道路堆积而成的“水泥化”,而应是人与城镇、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化”。谁是城镇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生活在城镇中的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镇,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城镇需要让人幸福!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自党的十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来,这一词汇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中央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之一是,过去将近3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镇化阶段,但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人口在空间上似乎实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但这群人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实现真正的城镇化。于是,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现在的统计是2亿多,如果未来城镇化政策得不到改善的话,这群人的规模将变得更大),这个群体的未来走向和归宿,将直接决定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走向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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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市”推进新型城镇化

摘 要:“镇级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体制创新,其关键是提高镇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强镇扩权”的意义在于把有限的公共资源在各级政府之间优化配置,实现权力在地方政府中的优化,而不是简单地把上级政府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基层政府。本文从“镇级市”试点着手,分析其模式、存在问题,以及现实作用,得出“镇级市”不仅扩大了乡镇权利,更提高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从而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结论。

关键词:镇级市;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23-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东南沿海的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等涌现了数量不少的专业强镇。这些小镇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用GDP与人口规模这两个指标衡量,许多强镇相当于内地的地级市,有些甚至达到中等城市水平。然而,大多数强镇的管理方式仍停滞在原来的管理体制下,造成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者提出了“镇级市”。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认为:“镇级市”是县辖市,“镇级市”不在于名称的改变,而在于给镇以城市的发展权。目前,我国行政级别越高获得的发展机会就越多。“镇级市”的实质是给予乡镇城市发展的权利。这位学者提出来一个问题: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镇级政府排在各级政府的末端,权力有限却要落实各项工作,存在“小马拉大车”现象。

新型城镇化要求改变以往片面追求城市空间扩张、规模扩大“摊大饼”式发展,由注重城镇数量到注重质量转变,全面提高城镇化水平。它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推动城市现代化、集群化、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农村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城镇化。“镇级市”有利于打破公共服务财政覆盖的梯级制度,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一、“镇级市”的模式

(一)“镇级市”的试点

经过多年试点,“镇级市”的基本模式为镇改县辖市与镇改县级市两种模式,其试点分别位于沿海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与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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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新型城镇化

【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意义,并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基本原则、基本特征,以及对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几点要求。

【关键字】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城乡一体化

前言: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还强调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新型城镇化建设必将成为十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之一。

(一)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

表现在忽视农民权益保障;城镇化质量较低;城镇建设缺乏整体规划,大城市病;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实际,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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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猜想

“十”以来,城镇化再度成为热门概念。随后于12月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2013年六项主要任务之一。

“城镇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对比“十一五”以来我国城镇化所经历的以“速度扩张、数量增长”为特征的发展历程,此番城镇化概念的再度兴起,应以“新型城镇化”加以定义。然而资本市场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仍较为模糊,资金则倾向于简单的将新型城镇化理解为“钢筋+水泥”的造房运动,房地产及建材板块一时受到追捧。

新型城镇化仅仅是城镇化的简单延续和数量上的扩张吗?我们认为,过往的城镇化概念更多的强调了“硬件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将向“软件的城镇化”发展;过往的城镇化为“物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将是“人的城镇化”。围绕这种从内涵到外延的改变,投资者的思路应摆脱传统城镇化的藩篱,并把握新形势下的投资方向和策略。

传统城镇化:问题重重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的数据在51%左右,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已接近或高于80%。即使对比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其城镇化率也在60%以上。有分析人士指出,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0%才会稳定下来。因此从城镇化率的指标来看,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还远未结束。

然而自“十一五”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尽管带来了巨额的人口红利,却又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以速度扩张、数量增长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日渐削弱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发展问题凸显。

东兴证券分析师弓永峰认为:“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但这是建立在广泛开展的‘县改区’、‘县升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快速提升。但实际上这样的城镇化质量并不高,并未在社会结构、城乡差别、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相应的跨越,因此我国的城镇化尚处于‘人口转移型’的初级城镇化过程中。”

新型城镇化:全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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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之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包括土地确权、农民户籍制度等很多争议问题的解决方案。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率大约在2030年就能达到70%。从2013年到2030年的17年内,我国的城镇化仍将保持持续快速发展,还有大约18个百分点的快速提升空间。在中国城镇化新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这些新的使命和内涵的赋予,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记者:党的十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可见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那么该如何理解“新型”?

郭晓鸣:新型城镇化是针对以往城镇化出现的各种弊端的一个新的发展选择。近几年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这标志着我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也是30多年来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一个标杆。

但是,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主要的代价有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是依赖大规模低价征用土地支撑的,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土地权益损失的代价,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靠剥夺农民的方式实现城镇化发展,这样的过程已难以为继。

二是传统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是依赖大量廉价使用农民工支撑的,城市的兴旺繁荣与农民工艰辛的生活状态形成强烈反差,构成城市内部新的冲突性二元结构。就现实而言,继续低价格使用农民工同样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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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被城镇化浅析

【摘要】长期以来,从农民到市民是许多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在当代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惜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大搞“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农民被城镇化。本文通过探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提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只有在充分顾及农民的利益格局并且遵循农民的主观意愿的条件下,才能有条不紊地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并进而顺利实现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目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被城镇化

2014年3月16日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并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城镇化不仅是城镇数量与规模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城镇结构和功能的转变。它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而且表现为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具体来讲,农民城镇化并不等同于单纯地取得城镇户籍,其更深层次的要求,是指农民在取得城镇户籍的基础上,在政治权利、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并在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然而,在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却改变了原有的初衷,侵犯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进行堂而皇之的大拆大建和圈占土地运动,即大量农民“被自愿”、“被动城市化”的现象。显然,在这样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作为产权主体、交易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1被城镇化的含义与成因

《规划》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理念是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要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但是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其中心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要让人在城镇中更好地生产生活。然而,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却是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推进的方式进行运作,如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CBD等。整个过程并没有更多地征求被城镇化者的意愿,加之后者中大多数人文化素质又比较低,受传统观念中以国家、集体等大局利益为重的思想的长期影响,一旦遇到顶着政府、公家为名号的项目建设,即便侵犯到自己的正当权益,他们却也只是忍气吞声,服从开发改造,这就是所谓的被动城镇化。所以,在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主动城镇化的现象并不突出,反而被动城镇化现象却比比皆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长期以来,我国促进城镇化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扩大城镇的土地面积和空间将乡村土地和人口纳入到城镇系统中。这种城镇化进程,大多是地方政府推行的单向度行动,是地方官员为彪炳政绩而做的面子工程,整个过程只是单纯地把部分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户口,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在失去了土地后,因为就业问题没有解决,生活状态反而更加恶化,像这样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的主体―农民,并没有在其中发挥自主性,这种城镇化方式对农民来说基本上是被动的。

第二,由于征地条件,补偿标准等的不同而出现的被城镇化现象。如在城镇化进程中,假若征地补偿标准较低,农民“农转非”以后经济利益受损、工作没有着落、住房负担不起,他们当然就不愿意“农转非”。但国家实行的是政府干预的土地征收制度,在法律面前,农民不得不牺牲小我,成全国家利益。

第三,目前我国的城市职能是以行政为导向,可以说城市级别越高,得到的资源也就越多。大家都愿意争相涌入大城市,很多中小城市即便放开户籍限制,但由于其基本公共服务条件满足不了公众需求,仍旧吸引不了农民自愿地进行“农转非”。但是又由于大城市加速膨胀的人口速度加剧了竞争入户的激烈程度,这样,很多农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被动地选择中小城镇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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