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摘要】藏传佛教是藏族人们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藏族社会及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从藏传佛教对藏区寺院教育以及医学、语言、历法，习俗的影响，揭示藏传佛教对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贡献。

【关键词】藏族；藏传佛教；影响

中图分类号：B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240-03

一、寺院教育对藏文化的贡献

在藏族的历史上，寺院不仅仅是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场所，同时也是传递文化的机构，担负着文化教育的责任。藏族的寺院教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体系，其内容除了藏传佛教的经典，还融入了语言文字、天文历算、工艺制造、音乐美术等民族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藏区培养了大批宗教、政治、艺术等方面的人才。寺院教育无论是内容、形式、目标乃至所指向的价值观都与现代学校教育差异甚大。寺院教育的模式不能适应和满足当代社会的时展的需求，但其对藏族的文化、教育影响仍在，其中积极的方面对今天的现代学校教育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格鲁派兴起后，规模宏大的寺院相继建立，使藏族寺院教育达到了顶峰，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拉不楞寺、塔尔寺等著名寺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历史上对藏族创造的文化通过累积功能予以整合，是藏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它在文化累积过程中使藏族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特点，并进一步规定和制约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深刻体现了文化的融合功能。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不仅是佛教教育，而且也融人了音乐艺术教育、医学药学教育、政治经济教育、自然科学教育等教育功能，真正体现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是古代藏区的大学教育的特点。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也体现出其经济政治教育的功能。寺院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成为其本身发展的支柱，同时，也为其取得政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形成后，寺院教育就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寺院教育与政治势力来以求发展。藏传佛教以及各大小教派寺院创造、汇集了数以千万计的藏族历史文化典籍。在这些典籍中，有许多蕴藏着博大的哲理和逻辑思维方面的真知灼见，也蕴藏着无数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天文历算、建筑艺术、历史、地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发展中，大量的佛教理论典籍教翻译、出版，丰富了藏文词汇，促进藏语文的规范化，推动了藏文藏语的发展。在其他教育方式没有产生之前，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对藏文的推行、普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促进藏民族的凝聚力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摘 要]燕山地区从史前时期起，就是诸文化交汇的一个地区，因此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通过对这一地区青铜文化花边鬲研究的分析，探讨这一地区青铜时代花边鬲发展脉络，并由此线索了解和认识这一地区各个青铜文化所反映的时代特色以及东西两端青铜文化之间的交流。

[关键词]燕山地区；青铜文化；花边鬲；文化交流

前言

河西走廊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临近青藏高原，并与蒙古相互接壤，是连接东西部的重要枢纽。在河西走廊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遗存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引入中原时，河西走廊中就遗存了很多关于藏传佛教的美术遗存，这些藏传佛教美术遗存对于现在研究佛教文化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为研究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提供着重要的参考依据。

一、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发展特点

随着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以后，藏传佛教文化在当地就快速传播开来。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也逐渐的形成了很多重要的具有特殊的佛教美术作品，例如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等保存的塑像、壁画等，从这些美术作品上看，部分遗存不论是在人物的刻画、人物的舞蹈动作、人物的服饰上都体现着藏传佛教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美术遗产不仅仅单纯代表着佛教文化的文化精髓，也代表着当时社会人们通过双手创造生活的重要精神文化特征。在藏传佛教发展中，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藏传佛教整体的发展趋向是逐渐向外发展。这主要受到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等影响，这就使得在河西走廊成为了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正是这样的缘故使得佛教在进行传播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佛教弟子的重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特点就是，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地区得到了极大的传播与融合，藏传佛教对河西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政治、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在河西走廊佛教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促使着很多思想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相互的融合，例如乔典堂，乔典堂最初是属于唐代吐蕃建筑的寺院，后随着藏传佛教的引入并逐渐的发展，后形被命名为乔典堂也就是佛家弟子所说的噶举派寺院。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美术遗存研究

河西走廊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的起源来自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虽然曾经存在过很多的民族和政权，但其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估量的，藏传佛教文化就是民族文化长久发展中的沉淀。佛教艺术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当时的藏传佛教文化通过吸收各种外来文化来进行创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宗教艺术体系。后期随着吐蕃的东征和敦煌艺术的实现，使藏传佛教伴随时代的发展在十二世纪后开始逐渐成形并成熟。西夏时期，藏传佛教遗迹开始遍布河西走廊的各地，比如莫高窟、亥母洞石窟等等诸多寺庙群当中的一些雕塑和绘画作品在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下得以流行，很多上乘之作逐渐被更多的人所关注，也正是在此时期，艺术彻底东传，西夏政权在西北部的崛起奠定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根基。元代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流行和明永乐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兴起，涌现了大量的美术艺术作品，很多寺庙中的美术都已经应用于佛殿内外的装饰构建上面，还有很多的美术形式都开始使用木雕和砖雕和唐卡等，使汉族和藏族文化充分融合，不同的艺术风格构成了多元化的艺术体系，成为了藏传佛教美术艺术的典范。除此之外，仍有大量遗迹遗存于寺庙或者民间，基本都是考古所发现，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2]。正是这些藏传佛教美术遗存，使人们能够容易发现佛教艺术的发展和传播脉络，书写着文化历史的特殊符号。

内容摘要：黑水城出土文献众多，文种多样，计有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突厥文、叙利亚文等，具有明显的多族文化性征。透过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当时黑水城一带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蒙古、回回、女真、契丹等众多民族，甚至有阿拉伯、印度的商旅与传教者，他们或耕或牧或经商，在黑水城地区聚居。西夏和蒙元时期，当地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频繁，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在当地流传，一些藏文文献采用回鹘文或蒙古文注音，来自辽金的文化典籍在黑水城也有出土，堪称古代民族和平相处，友好交流的典型例证。

关键词：黑水城文献；西夏；元朝；多民族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01-08

Abstract： Documents discovered in the Khara-Khoto area came from many cultures and were in Tangut, Chinese, Tibetan, Uighur, Mongolian, Turkic, and Syriac languag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were many people such as the Tanguts, Chinese, Tibetans, Uighurs, Mongols, Hui people, Jurchens, and Khitans as well as tradesmen and preachers from Arabia and India, who lived there on agriculture, trade, or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Tibetan and Chinese Buddhism were transmitted among Khara-Khoto peoples. Some Tibetan Buddhist documents even had Uighur or Mongolian phonetic notations. Cultural documents of the Liao Dynasty were also found there. All these documents exemplify the harmonious multiracial relationships prevalent in ancient Khara-Khoto.

Keywords： Khara-Khoto documents; Western Xia; Yuan dynasty;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一 概说

黑水城位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1908年和1909年，俄人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于黑水城发现8000余件文献，尽数携归，今藏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1914年，英人斯坦因（A.Stein）接踵而至，获文书4000余件，囊归伦敦，今存伦敦大英图书馆。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人员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与调查，出土文献5000余件，分藏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阿拉善文管所、额济纳旗文管所、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西夏文，汉文不足百分之十，其余为藏文、回鹘文和波斯文等文书。英藏文献中除了西夏文文书外，亦有部分汉文、藏文文书和佛画。由于俄藏的多民族文字文献尚未完全整理刊布，因而黑水城文献中除汉文和西夏文之外其他语文书的数量和比例暂无从得知，唯1983年和1984年的考古收获有较为确切的统计。二次发掘共获元代文书近3000份，其中除汉语、西夏语以外，尚有101件回鹘式蒙古文文书，71件八思巴文文书，16件回鹘文文书，5件藏文文书，1件西夏文—梵文文书，17件阿拉伯文文书，1件叙利亚文书和16件夹杂叙利亚语的突厥语文书，共计228件。[1]8这些文书已有部分文书得到解读，大部分尚待研究。除此之外，在现知黑水城文献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突厥文、波斯文、女真文、亦思替非字文献。这些数字尽管还不完全，但足以反映黑水城文献的多民族性征。

[摘要]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们利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成绩卓著。目前已经刊布研究的汉藏对音材料，由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时的5种增至20多种。在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汉藏对音材料都不失为重要的参考资据。

[关键词]敦煌古藏文文书；汉藏对音材料；唐五代西北方音；声母；韵母；声调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014-05

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一类特殊的卷子，其中汉字旁边用藏文注音的，称为“注音本”，只用藏文音译全部或部分汉语文献的，称为“音译本”或“译音本”，这种卷子一般统称“汉藏对音材料”。①这类汉藏对音材料不仅是研究古藏语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依据，一直倍受音韵学界的重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很多语言学家和藏学家对敦煌汉藏对音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较早研究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的是罗常培先生。罗氏所著《唐五代西北方音》②是第一部利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中国古代西北方言音系的专著。他把《切韵》作为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出发点，利用五种藏文对音译音材料③和一种注音材料构拟唐五代西北方音，与现代西北方音进行比较，探讨其语音流变，并结合音理分析，识别并解释了两种语言对音难免的音近代替现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唐五代西北方音》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和研究。他们根据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逐步完善了敦煌汉藏对音材料音系的构拟。本文试就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声母、韵母、声调四个方面略作述评。

一、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探讨中古汉语方音，罗氏认为有两个方面的材料最为重要：一是汉字在外国语里的译音或外国语在汉字里的译音，二是保存方音性的汉字注音。④《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用到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汉藏对音《大乘中宗见解》、藏文译音《阿弥陀经》、藏文译音《金刚经》四种材料属于第一类，注音本《开蒙要训》属于第二类。而《唐蕃会盟碑》当时只有劳佛（B.Laufer）与伯希和（P.Pelliot）利用其汉译藏音部分讨论过9世纪的藏语音韵，其他材料只是零零散散地被人引用过。⑤罗氏整理这些材料，并拟测出其代表的方音系统。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利用当时刚发表的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且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至今仍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补充和修订，著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⑥利用14种材料研究其中的音韵和语法现象。他所使用的材料，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完备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唐五代西北方音》。

其实，除了罗氏和高田氏综合研究汉藏对音材料所反映的河西方言之外，国内外还有许多学者也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1920年，法国伯希和与马伯乐（H. Masperro）曾引用过对音本《千字文》的一部分。⑦1923年，日本羽田亨的《汉蕃对音千字文断简》释读、转写了汉藏对音，并确定了《千字文》的对音性质及与研究唐代西北方音的关系。1926年，托马斯（F.W.Thomas）与柯乐逊（G.L.M.Clauson）比定译音本《金刚经》，并注出了相应的汉字。1927年，柯乐逊比定《阿弥陀经》，且注出了汉字。柯乐逊还为《阿弥陀经》和《金刚经》做了汉藏互见索引。1929年，托马斯参照《大乘中宗见解》的译音本（ch.9，Ⅱ，17号）和重字，补全了其对音本（ch.80.xi号）的空白。财津爱象《敦煌出土汉藏对音の材料と〈韵镜〉との比较》⑧一文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把《千字文》、《阿弥陀经》、《金刚经》三种汉藏对音材料分类组合与《韵镜》比较。1948年，托马斯和翟理斯（Lionel Giles）合写《一种藏汉词语写卷》，刊布了《藏汉对照词语表》写卷，比定出部分汉字。1958年，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在《藏译汉文文献释读》⑨中介绍了《妙法莲华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寒食篇》、《杂抄》、《九九歌》等文书，并用拉丁字母转写出了其中的一部分。1960年，陈国（Csongor）著《在敦煌发现的用藏文译写的汉文文书》，⑩再次讨论了罗氏使用的汉藏对音材料。1982年，王尧在其所著《吐蕃金石录》中录写了《唐蕃会盟碑》四面的汉藏碑文，在藏文下注出了拉丁字母转写。111982年，周季文在《藏译汉音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校注》12一文中，比定了该写卷，作了《汉—藏索引》和《藏—汉索引》，第一次为藏文注了现代藏语的安多音和拉萨音。1984年，黄布凡撰《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和《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对《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作了深入研究和进一步订正。131992年，郑张尚芳补解和订正了前人研究《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中的缺释与舛误部分，并分析了其反映的语言现象。142006年，周季文、谢后芳通过对18种敦煌吐蕃对音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成《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为藏语文献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中国多民族社会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史，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和诸多历史特点举世罕见，民族史研究因此而成为国内外史学界用力甚勤、着力较多、成果也颇为可观的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我以为，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有几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具有显著的典型意义。如，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和满族、藏族与羌族、藏族和纳西族、壮族和侗族、苗族和瑶族等等。学术界继往的研究中，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关系多有涉及，也有相关的学术成果问世，如，王辅仁、陈庆英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樊保良著《蒙藏民族关系史研究》、陈庆英著《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但将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的关系首次以专著的形式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则是赵心愚教授近年推出的《藏族和纳西族关系史》所做的杰出的工作。这部27万字的著作，有多方面学术上的突破，我认为主要是：

选题的开创性。 国内外学术界对不同国家两个民族关系的研究已有较为悠久的学术传统，但将学术眼光瞄准中国西南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关系，对之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探讨，首先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见识和睿智的学术选择。我们知道，藏学早已成为国内外学者们投入力量较多的显学；纳西学也逐渐崛起，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民族文化族别学，二者的发轫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两个民族关系的专题性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明显进步。但既往的研究，不同程度地都有令人遗憾之处，且学术成果非常有限。赵心愚先生深知两个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史料相当缺乏而且十分零散，两种文字的记载带有浓厚的传说、神话色彩，但他知难而上，毅然选择这个学术课题，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推进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实践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藏族和纳西族关系史》切切实实地填补了藏学、纳西学、中国民族关系史等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从两个民族的族源、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俗等多方面，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深入浅出的论析和探讨，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

本书另一突出特点是材料翔实丰富，论述中颇多新见。作者广泛搜集了包括纳西东巴经书、汉藏历史文献及中外文论著和各种调查报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和鉴定。从行文中对各种材料的引用和分析看，作者处理历史资料的态度非常谨慎，既不轻易否定一些存有疑点的历史文献，也不盲从前辈学者习用的某些学术资料，而是根据多种资料的相互参证，对历史材料作出自己的学术判断。这就很好地保证了使用材料的翔实可靠，得出的学术结论也更为准确。如第三章讨论7―13世纪中期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作者将这个时期划分为三阶段，认为期间两族关系明显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这种阶段性变化与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力量的消长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有关，也与中央王朝同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的关系及其对西南地区控制力的强弱变化等有关。真是一语中的！其中不乏作者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判断。如作者认为公元3世纪时吐蕃王朝与滇西北纳西族部落首领并无联姻，两族只存在民间层面上的通婚关系，这是吐蕃王朝统治时期两族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参见183-184页），并根据翔实史料指出，除了藏族宗教影响外，7―13世纪传入并对当时的纳西族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藏文化主要是藏族的语言文字，藏文对东巴象形文字从产生到发展为书面语起了推动作用（参见219―223页），等等，这些结论都发人所未发，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全书科学分析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形成、发展及变化后，客观地指出，在双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关系形成时，藏族还不是中央王朝统治区域内的一个民族实体。因此，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两族关系，是中央王朝统治区域的民族与相邻但在统治区域之外的民族间的关系。在中央王朝将及各藏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两族关系的性质转变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变化明显地受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制约和影响。至20世纪初，两族关系已发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这个发展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参见347―356页）。我认为，这一论述切中肯綮，可以视为理解和把握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的一把钥匙。

末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本书除了反映出作者严谨的治学作风，深入的钻研精神，求实的科学态度，广阔的学术视野，还反映出他宽广的学术襟怀。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学术同行的尊重上。在第一章中，作者客观地评述既往研究，特别强调“较全面地纳西族与藏族关系进行研究的是云南省社科院的杨福泉”，“他2001年撰写的题为《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研究》……这篇重要论文的出现，标志着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新进展。”读到此处，笔者深为感动。在当今学术界某些歪风邪气盛行的情况下，这样的正直态度是应当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的。

自治区藏医药研究院, 拉萨 850000

【摘 要】:本文从藏医现状､基本理论等方面论述了保持藏医药特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分析了淡化藏医特色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藏医;特色;分析

【中图分类号】R29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3(上)-0020-03

藏医藏药学是藏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发展和形成的优秀藏民族文化之一,也是至今仍然在人类医学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医学体系之一｡在如何继承和发展藏医学的问题上继承和保持藏医药特色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才能够说明与其他医学体系相比具有与众不同的科学要素,才显示与众不同的自身价值,也是如何发展的先决条件｡

1 现状

1.1 藏医临床特色趋于淡化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藏医学与其他任何传统医学一样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比如,现代诊断和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西药在许多疾病治疗上的疗效迅速以及西医外科手术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等令我们藏医专业人员在很多情况下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需要用西医的检验､影象等手段去确诊疾病,另一方面还要用藏医的望､问､切等手段去进行辨证｡因此近年来最流行的说法是“医结合”｡医结合的提法本身是一个非常远见而明智的思路,因为任何医学体系的研究或者实施对象是相同的,即为“人体”｡但是西医和藏医是不同的医学体系,起源不同,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指导思想也不同,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从常理上推断″医结合″并非是简单加合｡真正的结合应该是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全面结合｡因此目前“医结合”的状态可以说是结而未合｡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藏医处在失去自身特色的危险境地｡比如在诊断疾病的方法上,有了西医的检验､影象等定性定量的检验方法后,许多医生就屈就西医诊断,藏医本身的脉诊､尿诊等内容慢慢淡化,趋于形式;辩证施治成为辨病施治｡在疾病治疗方法上虽然藏医有放血疗法､金针疗法､火灸疗法､涂擦疗法等许多特色疗法,而且在许多疑难疾病的治疗上显示非常显著的疗效,但是如今,这些特色疗法在临床上的推广和应用非常有限,掌握这些医疗技术的藏医医生越来越少｡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自治区藏医院外专科被列为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以来,在放血疗法､火灸和药浴等特色疗法的整理､标准化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在推广和应用方面还不够充分｡

1.2 藏药特色现状 藏药生产过程中实施GMP,在生产管理上应该说有了质的飞跃,但是其内容是西药和中药GMP内容的的复制,没有形成符合藏药生产特点的GMP｡然而藏药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其理论和炮制方法,与中､西药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过于重视实施现有GMP,而药材的采集加工和炮制等环节不严格遵循藏药传统工艺,就无法做出地道的藏成药,出现方灵药不灵的现象也不足为怪;藏医在药品的服用方法上也有一整套理论,用什么样的药引(酒､热开水､凉开水等),什么时间服用(凌晨､中午､傍晚等等),可是现在严格遵守这些理论和原理服用人越来越少｡如此等等现象使藏药特色趋于淡化｡同样在近几年来藏医医药热的趋势下,众多的研究单位和藏药生产厂家都在积极参与到藏药开发的行列｡应该说是藏医药事业发展中的一个良好机遇｡但是在研究开过程中存在套用中医药的研究模式､技术手段､疗效､安全评价标准等现象,造成了整体藏医药研究的方向偏离传统藏医药基本理论的指导,使藏药整体发展和研究开发模式逐步失去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并成为制约藏医药发展的重大问题｡

【编译者按】

《音乐学术，西方与东方：藏人音乐作为个案研究》（Music Scholarship, West and East: Tibetan Music as a Case Study），1998年发表于北美民族音乐学重要学刊《亚洲音乐》（Asian Music）杂志第29卷。作者吴原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人员，1995年、1998年于匹兹堡大学分别获得民族音乐学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本文的写作，以吴之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展开，对20世纪下半叶中－西方学界的藏人音乐研究做出举要、比较与评述。作为中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双向的局内人，吴写作此文的目的不仅在于呈现出中西方学界对藏人音乐的整体研究状况，更重要的是，希冀以此族群音乐的研究为例梳理并诠释双方学界在研究理念、方法、目标上的种种差异与关联。《音乐学术，西方与东方：藏人音乐作为个案研究》一经发表，便在欧美学界相关领域引起关注，尤其文中对中西方学界种种区别的讨论成为英语学术界了解中国学者藏人音乐研究乃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途径。吴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之后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关于藏人音乐的研究在内容、方法、理念上都有长足发展，尤其中国学者的藏人音乐研究在近十余年更可谓日上层楼。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近年来，西方（欧美国家）和东方（中国为主）学界对藏人音乐的兴趣与日俱增，并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综览这些成果，东西方学者对藏人音乐及其音乐生活的研究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图景。本文不仅简述了学界对藏人音乐研究的整体状况，且对东西方学者研究方法的种种差异进行了讨论，并在文章结尾提出一些理论性问题。1本文的研讨以大约120种已出版文献为基础。其中，英语和其它西语文献包括7本专著和学位论文，50篇期刊和文集文章；而中文文献由5本论著和音乐谱集，56篇期刊论文以及2本译为中文的藏语论著构成。

20世纪初，西方学者开始发表藏人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1960年代之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多以“概述”为主，并以“词典词条”或“文集论文”的形式出现。从1960年代开始，这一领域的期刊论文与日俱增并渐渐将焦点集中在某些具体话题上。此外，一些藏人音乐研究的专著也在近几十年开始出现。

克鲁斯里－霍兰德（Crossley-Holland）在第五版《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1954[1]）中对藏人音乐的概述，是西方学者研究藏人音乐的早期成果之一。词条将藏人音乐分为“宗教音乐”、“通俗音乐”、“民间音乐”、“乐器”和“交流影响”几个部分。在最后一部分，词条概述了公元8到13世纪印度宗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13到17世纪中国政治对藏人文化更为深刻的介入，以及波斯和伊朗透过印度对藏人文化的影响。应该说，克鲁斯里－霍兰德对藏人音乐的此种归类和区分方式对后学影响深远。在1980年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克鲁斯里－霍兰德大幅修改并扩展了“藏族（音乐）”词条。他概述了其时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并对这一领域做出更为详尽细致的介绍，其中包括地理与文化背景，各类宗教音乐、世俗音乐以及乐器，这些介绍促使人们对藏人音乐的本质特征更加了解。其他学者也对藏人音乐做出过概述，如毕铿（Laurence Picken）在《新牛津音乐史》（1957[2]）中的文章“藏族（音乐）”，以及威廉姆・马尔默（William Malm）在其专著《太平洋、近东与亚洲的音乐文化》（1967[3]）中撰文“”。

学界对藏人音乐的历史研究尚为数不多。在《塘鹅音乐史》（1960[4]）中，克鲁斯里－霍兰德为藏人音乐勾勒出了一个历史轮廓，其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与他在格罗夫词典中的表述基本一致。与该文相似，其他学者关于藏人音乐历史的讨论，也主要透过历史关系与跨文化关系来进行。例如埃林森（Ter Ellingson）的论文《印度文化对藏人音乐的影响》（1982[5]），克鲁斯里－霍兰德的文章《藏族与美洲土著》（1967[6]）。克鲁斯里－霍兰德在其专著《藏人传说故事中的乐器》（1982[7]）中，提出乐器研究的新方法，并讨论藏族乐器的制作材料和演奏方式。尽管只是描述了六种常用乐器，然其提供的素材相当丰富，在追寻其历史渊源的同时也讨论乐器表演与宗教思想之间的关联。

藏人宗教音乐引起大多数西方学者的关注，除了概述性的文本（如Crossley-Holland, 1967[8]；Wong，1987[9]），亦有相当深刻的专著出现。例如埃林森的《曼陀罗之声：藏人仪式音乐的观念和声音结构》（1979[10]）全方位讨论了藏人宗教音乐，不仅涉及到音乐音响还论及其起源、历史、表演特征、传播方式以及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方方面面。这篇博士论文在藏人宗教音乐研究领域长期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丹尼尔（Daniel A. Scheidegger）1988年出版的藏人佛教仪式音乐概览，提供了不少宁玛派的信息。在宗教音乐的研究中，也有些学者论及藏人的本土宗教苯教。（Ellingson，1974[11]；Samten Karmay，1986[12]；Ricardo Canzio，1986[13]）。与此同时，更多的研究都将焦点集中在藏传佛教音乐，尤其关注不同类型的记谱法和仪式表演方式。

《开成石经》是唐代的十二经刻石，始刻于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开成二年（837年）完成，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今西安碑林，是研究中国经书历史的重要资料。

2014年7月16～22日，第25届香港书展在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中华文化元典《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亮相此次书展。7月17日举办的“中华文化元典《开成石经》香港推介会暨儒家文化讲座”向香港商界及学术界代表全面展示了《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巨大的收藏价值。

其作为“天地间经本之最完最旧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巡视员王华女士认为：“《开成石经》是现存的最佳儒家文化文献资源，其出版是时代的需要，应该重点向孔子学院及图书馆推介”。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言论部副总监何亮亮表示：“香港书展书籍成千上万，但论触及传统文化核心，只有《开成石经》一部书。”

此版《开成石经》为其刊刻1180年以来第一次原大影印，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汤一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原陕西师范大学校长赵世超，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四位学者担任学术顾问，西安碑林博物馆授权监制，文物出版社出版，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文物复仿制品开发有限公司策划投资。同时此次《开成石经》复刊项目也获得2013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这是2013年度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国家级最高荣誉。

《开成石经》大型文化典藏的收藏价值除了在于其本身蕴含的文化与历史价值外，还体现在其制作装帧完全遵循手工古法，不厌繁复，传承绝世工艺。在设计制作及形式上，分为古雅经折典藏和线装典藏两种。其中，古雅经折典藏限量发行300套，每套印有编号。每套经折典藏发行量为250册，5册入一函，共计50函。线装典藏限量发行1180套，每套线装典藏为100册，分经入函，共计17函。其中，经折装典藏版附赠西安碑林博物馆旧藏群经之首《周易》首页拓片，价值连城。

古本之终，今本之祖。国学根脉，儒家奥学。《开成石经》镌刻的是思想，珍藏的是价值。典藏品鉴之间，是文化对文化的传承，智慧对智慧的馈赠，思想对思想的升华，盛世对盛世的礼赞。 责编 李挺

由北京匡时拍卖公司和雅昌艺术网联合主办的“收藏寻城记”中国收藏地理发现之旅，潮流与传统——中国收藏地理文化论坛于2012年7月22日启程，历时一个多月，先后走过成都、长沙、武汉、厦门、广州、上海，9月10日来到第八站——西安，活动于当天下午3点准时开始。

“收藏寻城记”之“潮流与传统——中国收藏地理文化论坛·西安站”由北京匡时、雅昌艺术网联合主办，看历史、第一财经、腾讯网、搜狐网、和讯网、凤凰卫视、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大唐西市古玩城、《收藏》杂志社共同协办。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振川、山水画家崔振宽，花鸟画家江文湛三位前辈，省美协副主席、省美术博物馆馆长罗宁，西安美院艺术研究所所长彭德，西安美院教授、省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戴希斌，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建中，收藏家路增远等嘉宾莅临现场，并就西安收藏传统、收藏文化、收藏地域特征等话题进行了积极热烈的交流。

陕西收藏市场的历史与现状

目前陕西本土画家较少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优秀的艺术家则更多地被北京、上海等艺术机构所挖掘，陕西本土拍卖行面临着精品与藏家外流两个问题。对此北京匡时董事长董国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是历史原因，使长安画派的影响力远逊于海派、岭南画派等；其次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早，他们有更多的资金、条件来进行艺术品的收藏；再次，长安画派作品目前市场流转量太少，而目前陕家对于本土艺术家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市场上长安画派的作品基本由陕家购买，这必然会导致需求的紧张。

而对于西安的当代艺术市场，彭德认为“它缺乏足够的宣传、评论、展览和相应的收藏。西安有很多年轻画家，尽管大部分市场情况很好，但是都没有走出陕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以及社会背景来看，当代西安画家的作品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风格完全不同，所以彭德认为：“西安的当代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得比较密切，同时又是生长在当代的一种艺术形态，很可惜这样的艺术家在西安不是太多，主要集中在西安美术学院，而且他们作品的价位都比较低，和它们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地位都不相衬。”

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的论争

赵振川说：长安画派和黄土画派都是中国现代绘画重要的流派之一，且都发源于陕西。崔振宽认为两个都能代表陕西：长安画派几位画家的主体特点是以山水画为重点，黄土画派刘文西先生是以人物画为重点。江文湛认为：“长安画派是本地非常有影响的画派，但苦于没有展出的场所，不得不把老爷子的画拿到外地去，这是不对的。”

董国强认为长安画派更能代表陕西，当然“我觉得画派这个东西是后人评的，是后人根据他们的创作风格、创作的出发点归纳出他们的共同点，而且他们构成一个很有实力的群体”。他认为长安画派不仅代表陕西，而且可以代表中国北方的山水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