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安全总结范文精选

《新疆农垦经济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于对长沙市猪肉消费者的实地调研。调研方案如下：调研时间为2013年7月～9月，调研地点为长沙市芙蓉区、雨花区、岳麓区和望城区。调查方式为超市拦截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消费者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等）、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情况、接受意愿、支付意愿和实际的购买行为等。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786份，剔除漏答和错答关键信息的问卷后，实际回收问卷762，问卷有效率为96．9％。

（二）样本特征本次调查中，女性样本所占的比例为50．1％，略高于男性。从年龄分布看，样本分布在30岁～39岁、40岁～49岁、50岁～59岁的消费者占比例较高，分别为25．6％、26．1％和22％；其次是20岁～29岁的消费者占12．70％；而20岁以下的样本占比例最少，为4．9％。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学文化的消费者比例最高，占35．4％；其次是初中文化的消费者和高中文化的消费者，分别占27．4％和21．7％；研究生文化的消费者占比最低，为3．0％。从家庭人均月收入来看，2001元～3000元的消费者占比最高，为31．5％；其次是1001元～2000元的消费者，占18．2％；4001元～5000元的消费者占比为17．5％；而家庭人均月收入为6001元及以上的消费者占比最低，为2．6％。从家庭规模来看，家庭规模为3人的消费者所占比例最高，为37．9％；家庭规模为4人的消费者占比例为31．9％；家庭规模为5人及以上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为20．7％。家里有16岁以下小孩或60岁以上老人的消费者占61．9％。

二、消费者品牌猪肉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消费者品牌猪肉的购买情况调查显示，长沙市消费者中经常购买品牌猪肉的占样本总数的14．9％，偶尔购买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53．3％，从不购买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31．8％。可见，长沙市消费者目前对品牌猪肉的购买比重偏低。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消费者对品牌猪肉的认知与了解程度偏低；另一方面，消费者对政府监管猪肉质量安全的信度和对品牌猪肉本身的信度偏低；同时，也由于目前长沙市品牌猪肉的价格相对于长沙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来说偏高。

（二）消费者品牌猪肉的购买渠道调查显示，长沙市经常在品牌专卖店购买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总样本的17．1％，其中，电话订购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品牌专卖店猪肉购买消费者的3．2％，经常在超市购买猪肉的消费者占总样本的42．6％，其中，在超市内设的品牌专柜购买品牌猪肉的消费者占超市猪肉购买消费者的8．9％。而经常在小区肉摊购买猪肉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7．2％，经常在农贸市场购买猪肉的消费者占总样本的33．1％。可见，品牌专卖店和超市专柜是长沙市消费者购买品牌猪肉的主要渠道。

（三）消费者对猪肉品牌的认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问题“请您列举长沙市场的主要猪肉品牌”，结果显示，一个猪肉品牌都不知道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10．3％，能说出1个猪肉品牌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36．1％，说出2个猪肉品牌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29％，说出3个猪肉品牌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19．2％，说出4个及以上猪肉品牌的消费者占总样本比重的5．4％。由此可见，尽管长沙市对猪肉品牌有所认知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89．7％，但总体上认知程度较低。在对长沙市猪肉品牌有认知的89．7％消费者进一步调查了其对猪肉品牌的了解程度，结果显示，长沙市对以上猪肉品牌根本不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14％，不太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29．5％，一般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33．9％，比较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18．5％，非常了解的消费者占对猪肉品牌有认知的样本总数的4．2％。因此，长沙市猪肉品牌有认知的89．7％消费者中，对猪肉品牌根本不了解和不太了解的消费者仅占43．5％，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消费者占22．7％。可见，大部分消费者对猪肉品牌了解不多或者根本不了解。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我国的消费信贷

主要包括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汽车贷款、信用卡消费贷款、个人旅游贷款、助学贷款等。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消费信贷可能遇到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其贷款风险多样，主要包括系统风险、经营风险、制度风险和信用风险。本文中定义当这些因素使得总的消费信贷风险超过一定经济条件下的承受能力时，就认为消费信贷是不安全的。本文在综合考虑消费信贷风险来源的基础上，从宏观上考虑消费信贷安全问题。由于经营风险和制度风险的防范主要依靠完善社会信用环境和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与管理制度以及贷款审查制度，难以定量研究。因此，本文中在对消费信贷安全进行量化时主要考虑由于社会动荡、出现金融危机等因素引起的系统风险，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借贷人无法按时按量偿还贷款所产生的信用风险。现有研究中专门针对消费信贷安全的定量研究较少，从宏观角度研究总体的消费信贷风险的就更少。本文以商业银行信贷理论、风险管理理论、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以及预期收入理论的基础上，借鉴R.GastonGelos，RatnaSahay[13]对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的度量方法，构建了一个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CDS）作为衡量消费信贷风险大小的指标。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CDS是指用不良贷款率(LGD)、房产价格指数(REPI)以及股价指数(SPI)的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指数。与现有研究相比，CDS综合反映了与消费信贷相关的系统风险和信用风险，即股票价格和住房价格会出现大幅下跌所带来的系统风险，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带来的违约风险。为了度量消费信贷规模对消费信贷安全的影响，以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选择消费信贷规模(CD)作为解释变量，利率也是影响消费信贷安全的一个重要影响影响，选择利率(IR)作为另一解释变量。Williams，Beranek和Kenkel[1]的研究表明失业率是导致贷款违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由于失业率的季度数据无法获得故未包含在模型中。从消费信贷期限上来分，我国的消费又可分为短期消费信贷和中长期消费信贷。1999年后，个人消费贷款快速增长，个人消费贷款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比例2005年为11.27％，2012年为9.85％。在各项消费贷款中，以住房贷款为代表的中长期个人消费贷款占绝大部分。2012年二季度中长期个人消费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的比例达到83.59％。实证中，为了具体分析不同期限的消费贷款对消费信贷安全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总的消费贷款、短期消费贷款和中长期消费贷款数据构造不同的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说明我们选取的数据

是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分别以CD、LCD、SCD表示季度末总的消费性贷款增量、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增量和短期消费性贷款增量。其中CD由LCD和SCD加总计算得到，股价指数(SPI)采用的是上证综合指数，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增量(LCD)、短期消费性贷款增量(SCD)、利率(IR)、消费信贷不良贷款率(LGD)、房产价格指数(REPI)以及上证综指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研究数据库。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我们首先使用ADF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则消费信贷安全指数（CDS）是一阶单整（I1），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短期消费贷款增量(SCD)、长期消费贷款增量(LCD)、股价指数(SPI)、利率(IR)、房产价格指数(REPI)和不良贷款率(LGD)都是一阶单整（I1）。实证检验结果还表明，消费信贷安全指数的一阶差分（ΔCDS）是近似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平稳变量，根据前面对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的定义，可知当ΔCDS小于某个临界值时，即ΔCDS＜CDS=μΔCDS-1.645σΔCDS时，就认为消费信贷是不安全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引发的系统风险加大，消费信贷违约率上升时，消费信贷安全指数增量ΔCDS越小，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越大。对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检验结果表明其一阶差分序列ΔIR、ΔREPI、ΔLGD、ΔSCD、ΔLCD、ΔCD及ΔSPI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若模型中变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则可在长期关系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ECM）来考察消费信贷安全与信贷规模、利率之间的短期关系。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本文首先对长期关系模型的设定是否合理进长期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行单位根检验，以保证为平稳序列。从实证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1.模型中总的消费信贷增量变量（C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摘要：文章利用Logit模型，针对2013年HTN险对我国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82%消费者受到影响，平均影响深度为35%，平均影响期限约为3个月；影响的存在性与消费者的学历、家庭人数、风险的认知及心态有关；影响的深度与消费者年龄、学历、职业、家庭人数、风险认知、消费者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政府监管的满意程度有关；影响的期限与消费者居住地、职业、家庭收入、消费者质量安全满意程度、政府监管的满意程度及风险的心态有关。据此，文章在政府行为、消费群体细分、市场营销策略、禽类养殖创新、社会媒体行为规范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社会风险；H7N9；消费者；禽肉类产品；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049-09

一、引言

2013年4月初H7N9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给我国禽类产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社会风险发生后，全国各地大部分禽类市场几乎全部关停。人们谈“H7N9”色变，餐桌上的禽肉类产品很少被看到，当然也有部分消费者只是略微减少禽肉类产品的消费，甚至依然照常消费。那么究竟社会风险对我国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的具体状况――影响的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期限――如何？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深度的因素是什么？决定消费者受社会风险影响期限长短的因素又是什么？为了对这一系列系统化社会风险问题进行探索，需要对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尤其是要对社会风险下的消费者情况进行研究。

目前，关于社会风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领域，侧重于经济数据的绩效对比分析，缺乏个体的实证研究。例如，学者杨翠红和陈锡康在《SARS对我国消费的影响程度分析》中，用同期数据对比法分析了2003年SARS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餐饮、食品消费、家禽（猪、鸡、鸭）、饲料、大豆、玉米等方面受到较大冲击，但并没有对疫情下的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分析。曹大卫、宋冬林、高峰在《非典对我省消费需求的影响与对策建议》中认为，从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收入水平、商品（服务）及替代商品（服务）价格、人口变动、消费者心态等几大因素看，疫情风险主要是通过消费者心态影响消费需求。指出非典具有极强传染性及较难治愈的特点，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大的恐慌气氛，进而影响到居民心态，由此人们会有意识地减少当期消费，致使即期消费总量减少。李原在《试论非典后消费环境的营造》中从体制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非典表面上是一场公共卫生的危机，事实却暴露出潜伏在我们社会深层沉淀下来的社会心态和精神的危机。刘颖在《突发事件中消费心态的分析与扩大消费需求――以非典流行期间消费现象为例》中对非典期间的消费者消费心态特点进行分析表明，突发事件中消费波动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费者对安全的需求、理性预期变化以及从众心态等方面，提出了满足消费者的安全需求，稳定消费者的心态预期的建议。总之，以上关于疫情与消费的研究都缺乏实证性科研分析，而在消费者行为的实证研究方面成果很多，值得借鉴。例如，王志刚、周应恒等、曾寅初等以超市消费者为调查对象研究了影响其食品安全认知及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周洁红对浙江城乡消费者蔬菜安全的认知及其购买行为的分析，提出政府应通过信息管制等手段提高蔬菜安全管理，提高城乡居民食品安全认知水平。仇焕广、黄季煜、杨军利用对我国11个城市两次较大规模的住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消费者行为等等。鉴于社会风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为此文章尝试借鉴消费者行为研究经验与方法，利用logit二元选择回归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数据整理、回归分析等步骤就H7N险对我国消费者禽肉类产品消费的影响（影响存在性、影响深度、影响的期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二、H7N险对禽肉类产品消费影响的因素选择及分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在H7N9禽流感发生的背景下，由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团队成员于2013年4月至6月利用《中国水禽产品（肉鸭、鹅、蛋等）消费调查表》对黑龙江、河北、北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水禽主要产销区进行实地调查而获得。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40份，实际收回调查问卷330份，经检查剔除缺失关键变量数据的样本25份，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05份，问卷有效率为92.42%。对样本的调查方式主要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式调查，样本单位为单个消费者，受访对象包括企业人员、公务员、农民、学生等。无论是从样本的统计结果来看，还是从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收入等人口学特征来看，调查范围比较广泛，可以用于分析。

摘要：基于10个典型省份4258个消费者的实地调研数据，结合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评价的情况以及影响监管评价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结果显示：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满意度、政府监管效果的担忧程度与食品安全总体评价呈显著正相关，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评价与食品安全总体评价呈显著负相关。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满意度对食品安全总体评价的影响最大，政府监管效果的担忧程度和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评价的影响效果较小。

关键词：民众感知；政府行为；监管评价；食品安全满意度

引言

自1995年《食品卫生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内食品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1]。然而当前频发的食品安全风险事件，深刻反映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无力，不断引起消费者对政府监管能力的质疑，致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满意度日益低迷。在此情境下，如何更加有效提高监管水平，消除民众食品安全的恐慌心理，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是我国政府当下必须考虑的问题。

围绕消费者满意度视角的食品安全监管评价这一主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借鉴。Jannke de Jonge等研究指出政府监管工作的有效性促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状况产生乐观评价，政府监管工作的无效则导致消费者产生悲观评价[2]。王常伟等指出部分消费者对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评价较低，尤其是在政府的监管与执法力度方面[3]。马琳研究发现，大部分消费者认为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管是政府的职责，对政府监管评价越高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评价越高[4]。Brewer等通过调查发现，近一半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食品中的添加剂、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感到十分担忧，其担忧程度极大影响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评价[5]。Williams认为食品中过量的添加剂、农药残留等是影响消费者对政府监管效果评价的重要因素[6]。纪杰认为食品中有害物质反映了政府监管效果的不突出，严重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评价[7]。Spencer Henson指出，可通过公共和私人等方式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除政府监管外，还应发挥社会监督等第三方监管的作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的评价也将影响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评价[8]。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消费者食品安全监管评价受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满意度、政府监管有害物质效果的担忧程度和食品安全社会监督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深入探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评价情况以及影响监管评价的主要因素，针对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食品安全监管评价的理论选择

摘 要：因为全球人口的日益增加，使粮食消费总量也随之增大。近些年世界各国经济复苏，国民收入增长，人们消费水平也水涨船高，对粮油和蛋奶肉类食物的消费能力大大增长。以至于需要更多的粮食和饲料粮。不仅普通民众对粮油需求有大幅度的增加，由于玉米等粮食作物可作为生产燃料乙醇的原料，并且玉米等作物制造的燃料乙醇属于清洁能源，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清洁能源的使用上，这样极大的增加了粮食消耗量。使得全球粮食储备和总需达到极度不平衡的态势，粮食储备快速下降。本文对我国粮食消费安全进行探讨，寻求解决的办法。

关键字：粮食安全；消费；供应

粮食消费与粮食安全的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对我国来说更为重要，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我国的粮食消费总量居世界之首，是所需粮食最多的国家。所以，保证粮食存量和安全是我国一切发展的基础，是我国的国之根本，对粮食消费和安全的问题不允许有一丝懈怠和失误，必须做好计划统称，严防问题的产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新结构使我国粮食消费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解决新型消费结构与粮食消费的平衡关系，是我国现今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现阶段我国粮食消费特点

口粮、饲料用粮、加工用粮、贸易用粮、种子用粮以及损耗是当前我国粮食消费的主要方式，其中口粮是最主要的粮食消费途径，另一重要途径是饲料用粮。由于近年来食品、医药等工业的迅速发展，加工用粮成为粮食消费中仅次于口粮和饲料用粮的又一重要消费渠道。据有关专家分析，2002年我国粮食总消费量为51875万t，其中口粮消费达 27993万t，占粮食消费总量的54%；饲料用粮15846万t，占粮食总消费量的30.5%；工业消费用粮4487万t；种子用粮相对平稳，现阶段我国播种用粮平均每公顷保持在90kg左右，2002年种子用粮1126万t；出口粮食约1000万t；损耗及其他消费用粮达1423万t。

二、对粮食消费趋势和粮食安全状况的分析和预测

根据我国对粮食消费的特点来看，我国在短期内粮食消费总量还会呈增加的趋势，情况不容可观。随着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我国人口所需的粮食总量不断攀升，可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不得不退耕还林，保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这样一来，人口增多，耕地却减少，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致使人均粮食总量不断减少，我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情况不是很乐观，且非常严重。

（1）口粮消费总量平稳增加，人均口粮消费量下降从总量上看，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偏好的改变，未来口粮消费的总量将会持续递增。我国的口粮消费在粮食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居第一位，人口基数又大，人口增长率的稍微增加都会导致口粮消费的大量增加。

摘要：针对历史和当前出现的政府在食品安全市场监管效果不佳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对指导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完全信息理论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正，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阶梯形曲线分析了政府在食品安全市场中监管行为，指出政府的监管措施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是政府在食品安全市场上监管无效果的原因；最后总结提出能够使政府在食品安全市场中施行监管的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互动机制。

关键词：食品安全市场；不完全信息；阶梯形曲线；风险交流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 2012）00-0000-00

自1993年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9项涉及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与法规，其中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更被视为食品安全生产与管理立法与监管上的里程碑[1]。自这些法律法规颁布以来，立法与监管的最终效果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将依据对国内各年度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报道次数的统计结果，以及对美国近百年来所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律与法规取得的效果的分析，结合有关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对国内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监管效果的经验性检验

图1反映了从2005年至2011年间我国每年被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数量。以食品安全法颁布的2009年为基准，在2009年之前，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逐年减少，而在2009年以后，尤其是2010年至2011年，被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陡增。根据对数据来源网站数据库的统计显示，仅2012年上半年，被各家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已经达到300多起，可以预计，2012年的全年数量会超过2011年，达历史最高。

就统计结果来看，2009年之前的法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起到了控制作用，而2009年之后，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并没有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起到很好的控制作用。对此，我们的分析是：

（1） 在2009年以前，食品安全问题并未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受到媒体、政府和消费者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因此，社会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报道数量并不能作为检验法律法规有效性的合理参照。

摘要：为了探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的关系，文章以安徽省2005-2010年数据为例，利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三者进行动态关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导致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其次是能源利用效率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故而要加快安徽省经济发展必须率先从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和调整产业升级开始。

关键词：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1804

一、 安徽省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概况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安徽省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12359.3亿元，为1980年的87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其三次产业结构为“一、二、三”形式，安徽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一直占较大比重；1995年后产业结构转化为“二、三、一”形式，即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超越第一产业成为首要产业；2005年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一产业逐渐萎缩至20%以下，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

从表1中可以看出，安徽省三大产业占GDP比重与中部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差别不大，而与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浙江、广东等省比较，第一产业占比偏大，第三产业占比较小，说明安徽省第三产业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从能源消费情况中的生产总值能耗来看，安徽省的能耗情况为0.97，明显优于全国和中部三省，但与苏、浙、粤等全国几个节能降耗模范省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这说明安徽省的工业化进程与能源消费要形成良性循环尚有提升空间。

二、灰色关联模型

摘要:运用问卷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当前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市场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对该市的游泳消费市场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以促进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如何紧跟市场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范围，增加消费项目，尽最大努力解决消费者反映强烈的游泳池卫生问题、门票价格，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机制，适应更多消费者需要，应当是现阶段乃至今后一定时期内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市场发展的工作重点。

关键词：合肥市；大众游泳；消费市场

一、前言

2008北京奥运会将全民体育健身推向了一个高潮，且随着“中部崛起”安徽经济的飞速增长，近年来合肥市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有越来越多的合肥居民不再为衣食担忧，他们中的大多数将眼光投向健身消费。作为大众体育项目之一的游泳，深受许多市民所爱。科学的场馆、专业的技术成为大众游泳消费需求的首选[1]。合肥市作为安徽省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游泳消费比较普及的地区，游泳消费日渐看好。游泳是奥运会比赛中金牌数量最多的竞技比赛大项之一,同时也是一项适宜于男女老少各类人群健身娱乐的体育运动项目。因此，研究合肥大众游泳消费活动现状，对于服务游泳健身、游泳场馆经营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安徽省游泳馆、合肥市文采游泳馆、银杏苑游泳池、中科大游泳池、百花园度假村游泳池等主要游泳场馆的消费者，并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调查。

（二）研究方法。

2012年3月15日，中国迎来了第30个“3·15”。每年的“3·15”，已成了一个近似“揭黑”、“打假”的专栏，引起公众亢奋，群情宣泄。央视315晚会自1991年推出以来，已揭穿了无数个骗局、陷阱和黑幕，今年更是推出了“共铸诚信有你有我”的主题策划，在央视汇总统计的投诉榜中，网络购物、快递、汽车、宽带网络服务和通讯产品、食品、金融保险等消费领域和行业纷纷位列其中。据央视315晚会报道，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与描述不符，以次充好，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买到假货后商家消失无法维权，团购规则或服务随意变更，网络购物售后服务无法保障，与网络购物相配套的快递服务问题等。

诚然，央视315晚会只是曝出了我国消费领域乱象的冰山一角，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与消费者在消费领域的反映，中消协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消费与安全”。对于这一主题，中消协表示，“安全权”是消费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消费者只有在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进行消费活动，从而进一步享有其他权利。

消费安全与民生幸福息息相关。“安全权”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民生、维护人权的需要，消费安全话题也不一定非在“3·15”这一天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消费者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诚信的企业，一个“诚信”的商品，更需要的是一份消费体验中的安全感。

2012年3月15日，中国迎来了第30个“3·15”。每年的“3·15”，已成了一个近似“揭黑”、“打假”的专栏，引起公众亢奋，群情宣泄。央视315晚会自1991年推出以来，已揭穿了无数个骗局、陷阱和黑幕，今年更是推出了“共铸诚信有你有我”的主题策划，在央视汇总统计的投诉榜中，网络购物、快递、汽车、宽带网络服务和通讯产品、食品、金融保险等消费领域和行业纷纷位列其中。据央视315晚会报道，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与描述不符，以次充好，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买到假货后商家消失无法维权，团购规则或服务随意变更，网络购物售后服务无法保障，与网络购物相配套的快递服务问题等。

诚然，央视315晚会只是曝出了我国消费领域乱象的冰山一角，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与消费者在消费领域的反映，中消协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消费与安全”。对于这一主题，中消协表示，“安全权”是消费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消费者只有在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地进行消费活动，从而进一步享有其他权利。

消费安全与民生幸福息息相关。“安全权”不仅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民生、维护人权的需要，消费安全话题也不一定非在“3·15”这一天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消费者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诚信的企业，一个“诚信”的商品，更需要的是一份消费体验中的安全感。

存入我的阅览室

【摘 要】生态安全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因具有定量化研究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消费和指标在不同区域间具有可比性等特点，可以作为研究区域生态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本研究参照生态足迹的方法，构建了生态性消费指标，探讨了汉江流域各县市的生态性消费的压力，和生态安全的区域内部分异。较好地揭示和表达了流域内部生态安全的空间分异特征，可以作为探讨该流域生态安全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足迹；汉江流域

0 引言

生态安全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概念，通常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1]，生态安全所表征的是一种存在于人类与其生存和发展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及不受胁迫的状态，其最终落脚点是人类安全[2]。由于流域生态安全对流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明确流域生态安全问题，对与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流域的生态安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包括自然的因素，也包括人为的影响。对流域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不同的学者基于特定的研究尝试了不同的方法，但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类在景观尺度上基于景观的空间格局指数的评价[4]；一类是基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LUCC）构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乘数模型来进行评价，其框架常参照联合国经济开发署（OECD）建立的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即P-S-R）框架模型[5]。然而，适用于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评价的生态模型则并不多。生态足迹法因其能够较好地将生态学原理和数学模型、资源承载力相结合，以此来分析某地区的资源和能源生态性消费，并与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源相比较，从而判断其生态性消费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之内及其安全性，同时由于其引入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使得不同地区间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是作为生态安全评价中一种原理简单、方法明确的具有生命力的评价方法[2，6，7]。

生态足迹是指，现有的生活水平下人类占用的能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地域空间[8]。生态足迹分析法引入了“生态生产性土地”这一概念为各类自然资本提供了统一的度量基础，所谓生态生产性土地这一概念是指具有生态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9]。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将全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分为六类，即：化石能源用地、可耕地、牧草地、森林、建成地、水面。生态足迹分析法通过划分消费项目，计算人均年消费量，并将其消费量折算为人均占用的生态生产性用地的面积，再通过相应的均衡因子将人均占用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汇总为区域总的生态足迹，以此来衡量某一区域内人口的生态性消费。

在生态足迹分析中通过引入了生态生产性面积的概念，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统一性描述，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使用联系起来，并引入均衡因子和生产力系数，进一步实现各国各个地区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可比性和可加性，此方法在是目前较为科学、并简单易行的生态模型[6]。然而传统生态足迹方法，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传统的生态足迹方法评价模型的静态性、贸易调整方法上的缺陷、生态足迹帐户涵盖不全、参数取值的片面性、忽略不同类型土地在功能上的兼容性、忽略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生产力的影响等[10-12]，广为学者们所诟病，对此相关学者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和模型的改进[13]。自从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被引入我国，相关的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相关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2-13]。已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评价的尝试[14，15]。

1 本研究的思路和目标

汉江流域人口密集，人类活动集中度大，已经对区域生态演变构成巨大压力，流域的生态安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在选择汉江流域（湖北范围内）作为研究区域，参照生态足迹的方法构建生态性消费指标，并综合统计学分析方法和GIS可视化分析方法，探究研究区的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和分布特征，为相关研究决策和决策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