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范文精选

一个偶然,我被吸引在《遗爱大瑶山――费孝通・王同惠》的专题电视里,感动?震撼?或是痛惜?我无法形容。电视悠扬而哀婉的旋律,拂动了窗帘,拂起了心绪,拂落了眼泪。我对妈妈说:“今年夏天,我们去大瑶山吧。”

广西金秀,大瑶山交通不便,连绵的丛林,陡峭的悬崖,蜿蜒的溪水,苍茫的群峰,真的无法想象新婚燕尔的费孝通与王同惠是怎样穿越山林,深入山旮旯间的瑶家小寨。夜幕中,费孝通身陷捕虎的陷阱,勇敢的王同惠搬开他身上的石块后,执意下山寻人救援竟失足山涧。这对新婚才一百零八天的夫妻从此分离,天上,人间。1935年,寒冬。正是这感人的岁月指引着我从电视画面、从教室走进大瑶山,亲身感受他和王同惠的人生传奇,感受他们留在这瑶乡世界的精神传奇,感受中国乡村的泥土、瑶寨民风的醇厚和物质生活的落后;走进大瑶山,不仅追忆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足迹,记住历史的真实,更获得了对《乡土中国》与乡土文学浅识的视角。

理想悬壶济世的青年费孝通,却在东吴大学读医学预科时意识到:人最痛苦的不是疾病,是来自社会造成的贫穷。为此,两年之后他转入燕京大学学习社会学,要治病救人,就得先治理社会。“就是这种关心中国社会的民族情绪和企图减轻中国人民痛苦的愿望,促使费孝通学习社会学。而他研究中国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图填平由于他受西方教育所产生的他同广大中国人民之间的鸿沟”。大卫・阿古什的论断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开篇中得到印证,费孝通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认为,他的重点是中国,是如何更好地了解他自己的社会,以便改进它。想要使中国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就必须把研究与调查深入到中国乡土。

于是,费孝通穷毕生的努力,一边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一边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从而去发现真理。他的实证始于中国乡土,他研究的根系也深植中国的乡土。单单广西,他就五上大瑶山,尤其初次的“蒙难大瑶山”,痛失新婚妻子王同惠。在江苏,回到老家开弦弓村。在云南,“魁阁”的条件十分简陋,禄村、易村的日子更是艰苦……正是这些困难而充实、实证而严密的田野考察让费孝通真正深入中国乡土,深入乡土中深厚坚固的乡村伦理。尤其,他独具一格的治学方法使他的著述不同于其他社会学书籍那般深奥冷僻,他善于从累积的丰富材料里提炼出理论性的精华,清晰而形象的概念、结构,《乡土中国》就是通过生动幽默、通俗浅明的论述,引领着“学生们”一面探讨一面深入。一个个课题像细线串成的珠子,剔透灵动地滑落,激起共鸣与顿悟。如今的学术研究常常脱离现实天马行空,也许就是缺乏费孝通这样向社会生活问学与治学的精神吧?

是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对于国人的概念不仅仅是记录着一串串脚步的印泥,也不只是远洋国外,家中老人在行李中包裹的一乡土。封建农业国家的思想影响至今,在国人身上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国人的乡土性是流淌在血脉中的神圣感,这是中国的根系,也是中国文学的根系。为此,中国乡土文学之树蔚然成荫,生生不息。

“乡土文学”之名源于鲁迅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二十世纪早期,鲁迅等一批客居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以笔回望故乡。鲁迅认为他们的写作“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鲁迅的《故乡》、《祝福》、《阿Q正传》,茅盾的《春蚕》,沈从文的《边城》等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笔触,把旧时代中国乡土尖锐的弊端与质朴的醇美展现在读者眼前,他们的精神之树根植于乡土,发芽,茂盛,中国的乡土文学便成长起来了。之后,赵树理、孙犁分别代表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以浓郁的乡土性真正使文学大众化;而当代的路遥、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们又以各自的笔力对时代趋势与乡土性进行了深邃的重审和新的阐析,他们都以广阔的乡土作各自的文化场景,书写父老乡亲的生存困难,寻觅使农民真正幸福的方法。这些“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最终发现: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乡土性中寻找答案。

由此可知,文学与社会学其实都是“人学”。

不同于作家的形象化,学者费孝通是这样论述乡土社会特性的:乡村里的人口附着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传承,从而形成人与人彼此熟悉的安稳且自私的礼俗社会,乡村生活富于地方性,这种人和人在空间排列的静止就是生活孤立和隔膜。而中国几千年来,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育而成的乡土社会,其基本结构特性也正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我们的祖父辈,甚至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中国社会里。即使祖国正以飞速的脚步发展,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全民奔小康,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口依然是农民,大多数乡村依然闭塞落后。我曾多次到乡村,小学毕业前,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广西儿童发展状况考察夏令营”,看到今天乡村许多拔地而起的砖楼,也看到聚赌暴力和土地的荒凉,看到不少我的同龄人艰苦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成为留守少儿。其实,费孝通早就对乡村社会的孩子们有过解读:“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服从旧秩序的心愿。”在成人忙着挣钱的时代,他们无奈,只有服从成人世界。从过去无钱失学,到今天留守土地甚至被拐卖,他们服从父母,服从所有的成人,服从土地。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唤至今仍回响我们耳边。

摘要：“乡土文学”这个慨念是鲁迅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首先提出的。洞悉、挖掘9本土文化精神，透示展现民族、时代的风骨神韵，形象地表明了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具有超常的再生力。

关键词：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现代意识

中图分类号：1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2-076-02

一、乡土文学的起源

中国是一个负荷了沉重的乡土精神的国度，五千年的文明实际上就是乡土精神不断完善的文明。二十世纪乡土文学以一种富有现代意识的眼光，立足现实，反思历史，洞悉挖掘乡土文化精神，透视展现民族、时代的风骨神韵，形象地表明了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具有超常的再生力。

“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是鲁迅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首先提出的。鲁迅是这样提起的：

寨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窝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命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的。再看王鲁彦的一部分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的苦恼是失去了他的“父亲的花园”，他挺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还有湘中的作家黎锦明，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有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教感和热情。

茅盾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曾特意撰文论述“乡土文学”，他刊载在《在召文学》六卷二期上的《关于“乡土文学”》中是这样写的：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膺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给与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眉目。

所谓乡土文学，其实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界说。它主要应当包括所有关于乡村、田园、故土、大地及其有关风物俗世的叙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乡土经验的表达和乡土文学的写作并没有终结。

然而，它毕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我称之为“转型”。社会在转型，文化在转型，乡土文学也在转型。

乡土小说转型的征兆，最先出现在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个别作品中。我始终认为，“寻根文学”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乡土文学范畴。在《爸爸爸》《棋王》《透明的红萝卜》这些发生在特定的乡土时空中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小说观念、创作手法等等的新动向。这种动向终于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十多年里赫然成为一种文学现象，透露出乡土文学转型的信息。

乡土文学的转型是通过这样一些迹象呈现出来的：

现实主义的裂变。无论是写于1987年至1992年的《九月寓言》、出版于1995年的《马桥词典》、1998年问世的《尘埃落定》，还是2003年至2004年先后推出的《受活》和《水乳大地》，这些宽泛意义上的乡土小说，都给人带来一股扑面的新鲜感。读过之后，我的突出感觉是：传统乡土文学中的传统现实主义已经发生裂变。在这些小说里，你已经几乎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从观念到手法，它们都被涂抹上了相当浓厚的非现实主义色彩，与一度流行的新写实小说也从里到外面貌迥异。在这些小说里，你看得见其中明灭着超现实主义的星光，飘忽着现代主义的云影；你听得到批判现实主义隐隐的涛声在作家情绪激流的深处鸣响。以至你无法也不必指认出其中任何一部作品在精神上和技法上隶属于哪一种所谓的“主义”。

想像力的飞升。部分传统乡土文学作家的一个痼疾，就是写得太朴拙、太温厚、太绵软、太缺乏恣肆的想像力。终于，在最近十多年里，在相当多的小说作者想像的激情都在弱化和淡化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部分乡土小说作家想像力的强劲飞升。在《尘埃落定》里，时空的倒错、现实的荒诞与离奇，都充分显示出作家思接千载、精骛八极的想像力。而《九月寓言》和《受活》里，隐喻、象征乃至神话因素的融入，同样显示了作家在想像和幻想方面的才华。越来越多的小说家认识到，想像力是极为重要的一种精神能力。并且认为，“汉语言文学自有其深厚的幻想传统，但是，自从有了舶自苏联的文学观念以后，我们好像忘记了自己产生过《搜神记》《西游记》《聊斋志异》这样一个优美自由的文学传统。当中国的汉语作家开始有意无意地接续上这个传统时，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只从外国去寻找其源流来源。”（阿来）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念的扬弃，彰显了鲜明的本土文化和汉语言文学立场。在这种稳固的文化信念的支撑下，当代乡土文学作家们想像力的飞升，显得华美而璀璨。

民间资源的开拓。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作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对小说的民间性和民间资源的开拓。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民间性不同，这一阶段的小说的民间性，表现在对民间资源的开拓更为深邃、宽泛，更多一些对原生的民间叙事的提升。这一动向比较集中地呈现在乡土小说创作中。

思想的深化。告别“宏大叙事”之后的部分中国作家，并没有放弃对深刻思想的追求。而且，历史存在本身对作家的不断拷问，和作家自己对不断提升把握和评价生活的精神能力的渴望，使部分作家不敢在思索的路途上稍作停留。

一、“风”与“俗”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强大塑造力

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汉书》中记载:“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气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惯叫“俗”。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其巨大和令人无法逃脱。民俗文化在人的俗常生活中，以其集体性、传承性、制度化、仪式化潜移默化地规约、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正因民俗文化对人的精神意识具有如此大的塑造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在创作中都无法忽视它，而且会着力表现它。透过它展示人类生存的模式化、多样化，展示人适应社会中的妥协与抗争。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就是民族生活之“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中外文学史上，有很多文学大师的创作堪称“风俗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称为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史”，通过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等的描写，全景式地展现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尚时俗”;曹雪芹的《红楼梦》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地理等等风俗事象，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时代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历史往往只对轰轰烈烈的场面和突发事件感兴趣，而真正记录了风俗史的常常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文学家。

二、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

审视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是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近代以来，屈辱的民族历史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西风东渐也逐渐唤醒了民族的自觉意识。当以科学和民主为主体精神的“五四”时代思潮风起云涌般席卷中国大地时，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者在关注乡土社会和人生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射到色彩斑斓的民俗文化上。乡土作家们将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作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表现中心，展现了“古老中国”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命运变迁。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作家们走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鲁迅开拓的“启蒙主义”路径:站在启蒙文化的思想高度，以现性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表现“人”和人的精神面貌，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以期改良人性，重铸国人灵魂;另一路径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文化认同”路径:站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既肯定原始文化的价值，又对本民族不无缺憾的历史文化积淀有所偏爱，希图在“固有之血脉”和并存的“历史惰性”之间找到一条重建民族文化之路。两条路径虽然使作品的审美风格迥异，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均指向国民性的改造与重构。

三、现代乡土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1．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共通的审美品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俗事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构成。民俗文化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本身就极富审美性。民俗文化中的“民”与“俗”往往成为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而唯其文学对民俗的描写最为传神。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描写中的风土人情正体现“民”与“俗”的辩证关系，并将“民”嵌入“俗”中，成为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共通的审美性，世界各国的民俗学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在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基于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自觉的民俗审美意识和共通的审美品性，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呈现了鲜明的“文学化”倾向。

2．现代民俗学研究者的作家身份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共同起步的阶段，很多作家一开始就成为民俗学的传播者和研究者。民俗学家钟敬文在《民俗周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数年来民俗工作的小结帐》中谈道:“……赵景深、郑振铎、傅彦长、张若尔诸君，对民俗学，都颇有相当的注意，虽然只限于民间文学和艺术方面。”一些现代作家以浓厚的兴趣开展了对民俗广泛、深入的研究，像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民间故事研究》、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郑振铎的《孟姜女》、《敦煌的俗文学》、台静农的《淮南民歌》等。对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又有力促进了现代作家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的变革及文学表现内容的拓展。鲁迅前期的一些著名小说，如《孔乙己》、《药》、《风波》、《阿Q正传》、《社戏》、《祝福》等，涉及众多民俗事象，是现代作家对民俗的清理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最佳体现。

3．文学期刊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文学期刊参与对现代民俗学的介绍与传播，也为现代作家民俗文化视野的形成、创作视界的拓展提供了积极帮助。例如，《青年杂志》曾与《民俗》杂志合作开展风俗调查，并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小说林》、《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月报》等都辟出一定的版面介绍民俗学;《野草》杂志推出了叶德均的“风俗专号”;《语丝》刊发了大量的民俗学文章。《现代评论》也十分关注民俗学发展的动向，胡适的《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就发表在他主持的《现代评论》上。

一、走出“四角”天空，走向社会，寻求丰富多彩的习作乐园

1、按学生的村落、社区，亲自去寻找乡土文化

不同的村落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要鼓励学生亲自去寻找并体验自己村落的乡土气息。探寻所处村落名胜古迹的文化内涵，找寻所处村落的历史名人或是英雄先烈，追寻名人足迹，弘扬先辈精神，从而加深对所属村落乡土文化的理解。不同的村落或者社区在礼俗上也存在着差异，具体体现在婚丧嫁娶等方面。学生对家乡风俗习惯的亲身体验，能够深切感受乡亲之间的情感维系，以其体现出的淳朴民风。

2、老师带队，全员、全面探索重点的人文景点

通过学生自主寻找之后，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导游的角色，让学生对所属村落蕴含的乡土文化进行解说，学生在解说的过程中既深化了对深化了对乡土文化的理解，在同学之间也分享了更有关乡土文化的内容。然后教师组织学生对重点的人文景观进行游览，带领学生深入体验乡土内涵。

3、利用网络、多媒体、系统地体验乡土文化

并不是所有的景点我们都能，足之所及；并不是所有的景观我们都能，目之所及。所以我们要借助多媒体为我们展示更加全面的人文地理资源。组织学生进行欣赏，在欣赏的过程中系统地体验乡土文化，激发热爱大自然之情。

二、精心设计教学模式，激发欲望，描绘广博的乡土人文景观

最近在看一本新书,书的作者爱新觉罗・蔚然是一个曾经生活在上海的中文系毕业生,他将数年来骑车走访中西部农村的纪实报告整理了出来,推到我们面前。在详实的数据和凄凉的照片间,表露出不无震撼的叩问――“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无独有偶,学术界最近举行的“社会文化变革与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研讨会,也提出一个看似危言耸听的话题,即“乡土文学会不会消失”?这个议题非杞人忧天,它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前瞻性,以美国文学为例,自福克纳之后,历史乡土小说基本就很少见到了。

当城市化一步步挺进乡土中国时,这些隐忧也一步步呈现到我们面前,总有一天,会变得迫在眉睫。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情归何处》,已然透露出乡土文学在逐渐蜕化过程中的突围方向,那就是从乡土文学走向都市乡土文学。

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我们回到文学史的脉络进行梳理。

“乡土文学”最早由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出,他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根据这一描述,并结合鲁迅、许杰、台静农、废名、以至后来的沈从文和汪曾祺等人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在乡土文学中,乡土中国成为作家批判或者讴歌的对象。如20年代许杰、台静农、蹇先艾等作家,基本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落后的农村多批判而少欣赏;与此不同的是废名,他对乡土则怀着诗意般的美好记忆,此后沈从文、汪曾祺也是如此。不过,无情的批判也好,美好的缅怀也罢,他们的文学世界中始终存在一个乡村世界,如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蹇先艾的贵州等。

《情归何处》这篇小说的作者卞正锋,正如20年代的乡土派作家一样,也是来自乡村,怀着梦想来到大城市。在上海的当下,像卞正锋这样的作家不在少数,他们的处境和80年前左右的乡土派青年作家很是相似,他们的创作无法离开乡村经验,但是,他们对乡村经验的叙事大大的不同于20年代的乡土派作家。一个显然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乡土叙事带有漠视和驱逐乡土的情感元素。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做个比较。《水葬》是蹇先艾的成名作,它向我们展示了古老乡村用天经地义的心态去水葬一位有偷窃行为的青年,以及在此仪式中群众对生命的麻木和残忍。小说强烈地流露出鲁迅式的批判庸众情怀。乡土中国虽然在他的叙事中成为了豪无诗意且急需变革的地方,但是,他对乡土的情感是炽热的,惟其如此,才会承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蹇先艾他们那批乡土派作家,始终直面乡村经验,乡土中国成为他们作品中不可回避的世界。

在小说《情归何处》中,这种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小说女主角梅子来自乡村,在上海艰难地生存着,希望通过奋斗或者嫁个上海老公,日子能够逐渐好起来。在这篇小说中,乡土空间已经消失,不过,乡土元素还是压缩在梅子的内心世界中,我们能够从梅子身上的一些品质(如面对高峰质朴的爱情,洗头房中无奈而倔强的反抗等),找到某种乡土期待。但是,如果对这篇小说的情感进行粗疏的概括,它与传统乡土派的文学的区别是明显的,从精神层面来看,乡土世界已经不再是乡下人进城叙事中无法绕开的表现对象。在城市化进程下,乡村被判定为一个落后的、必然被征服和淘汰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个充满否定化描述的空间,已经很难承担起精神家园的重担。它不可能像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也不能像蹇先艾笔下的乡土世界,牵着作家一颗外冷内热的批判之心。而《情归何处》中的乡土世界,是梅子千方百计想要驱逐、想要离开的地方。在精神层面上,乡土世界已经被放逐了,因为它不再有能力承担精神价值,即使是批判性的。所以,在类似《情归何处》这样的作品中,乡土空间基本消失了,即使偶尔出现,也只是一个空壳。

对于《情归何处》这种抽空了乡土精神能指的文本,已经不能称之为乡土文学了,不妨权且称之为都市乡土文学。这类文学还是在关注乡村人的生活世界,只不过,乡下人的生活空间已经移到了城里。进城后的乡下人,面临的第一个困境便是生存的困境,也就是对物质层面关注。这种关注,很容易遭到纯文学力量的非议,因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所谓的“人的文学”被界定为人性的、精神的层面关注。即使阿Q,这么一个丧失生存能力的农民,也只是从精神层面去剖析,而不关注其艰难的生存现状。都市乡土文学直接关注乡下人进城后的生存状况,多少让我们回想起那句常挂在嘴边却不大留心的话,即对于弱者,我们关注他们的身体;对于强者,关注灵魂。事实上,现代文学一直以来的启蒙话语,包括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对农民的启蒙,都是剥离了肉体的梦语式启蒙,无论是对于弱者还是强者,都是在精神层面做出评判。或许,对弱者生存层面的关注,比授之以启蒙、解放来得更实在,更有效。

摘要：学校结合乡土文化资源的优势，促进校本课程开发，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以增进学生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了解，能够真正激发和培养学生关注家乡、关注社会的热情。本文着重就乡土校本课程建设的定位、乡土文化的特点及资源选择、乡土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乡土文化；校本课程；探究

中图分类号：G6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3-0200-02

乡土文化以有形可感和无形潜在的方式影响塑造着个体的气质和人格。因此，学校结合地方文化资源的优势，促进校本课程开发以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对于增进学生对乡土文化资源的了解，真正激发和培养学生关注家乡、关注社会的热情具有积极作用。

一、乡土校本课程建设的定位

1.作为材（课程）的补充。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内在联系中寻找最佳契合点，全面开发、实施乡土校本课程，建立“知识化学习”与“生活化学习”整合的课程形态，以克服基础教育课程严重脱离学生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倾向，彰显学校的独特个性和鲜明特色。乡土校本课程理应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2.凸显乡土的特色。直面当前青少年漠视民族文化的实际情况，把在历史进程中融合和体现传统文化和美德的乡土文化引进校本、引入课堂，对学生的发展有着其他学科教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3.形成具体而微的体系。结合地域实情，不断发掘优秀的乡土文化资源，构建相对完备的乡土文化校本课程体系势在必行。着重从校本课程内容、校本课程计划、校本师资体系、学生分类、校本教学评价等方面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教学且可立体操作的校本课程体系，可深入推进学校的人文教育向纵深发展。

我校开展课题《开发利用乡土语文教学资源的实践研究》研究以来，有关乡土语文教学资源也正在紧张收集当中，经过各课题骨干成员的努力，在研究当中发现的问题有待在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提高。现说有效实施乡土语文教学的途径进行分析，以此增加文章理论的附着力与应用效果。

一、明确乡土语文教学范畴，立足于农村教学实际。

乡土语文是广泛的一个概念名词，对于农村初中的学生特点，搞好乡土语文研究有利于增强家乡成就的认同感，培养健康积极的思想情操。

多年来，民乐镇是北流市亮点多多的乡镇，该镇有全国农业旅游点罗政村、广西历史文化名村萝村、投资2.5亿元的中国青春大世界旅游项目、国家级大容山森林公园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课题研究的材料比较充分，可挖掘的历史名人、语文素村很全面，利于课题组开展研究工作。

课题一开始就制定了操作性比较可行的计划，组织好学生学习家乡、热爱家乡，说出一二个家乡的名人与故事；家乡中有哪些先进优秀人物，农村中蕴藏有什么历史文化。通过两个学期材料准备，通过材料带动了学生的写作，特别是萝村的国学大师陈柱勤奋好学的事迹感动了许多学生，学生们在平时作文中的记叙文，除了对家庭成员有所温情表达之外，难以形成妙笔生花，空洞无物。经过乡土语文的教学实践，原来家乡是如此多的精彩文化，学生在作文中可写的题材就多了，有了活水，学生的写作源泉就多了。

据统计，2010年春季期九年级语文段考成绩比上一学期提高了平均10.2%，而且优秀作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充分体现了乡土语文实践中的成功之处。

二、科学探究乡土语文途径，提升研究成果的推广价值。

乡土语文研究不能够简单等同于印发历史资料、学生抄写事迹的初级手段，而是从研究中提升语文文化的涵养能力，来实现语文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号声的响起，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群喝着可口可乐看着动漫的“80后”就在这样充满新旧更替，中西碰撞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如今，他们已经在各个领域逐渐开始成为主力军，然而以韩寒、郭敬明等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却始终尴尬的徘徊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门口，得不到正统文学的承认。而这个作家群体不管各自的写作风格有多大的差异，都被统称为“80后”作家。自身所处的充满变革的时代环境，让“80后”的作品生发出特有的生命力，文学评论家白烨指出：“他们之于文字和文学，有不少人好像是天赋异察，从感觉之微妙，到语言之灵动，都如同天籁……而他们的真率，似是与生俱来。这跟他们较少受到文坛已有风习的浸染有关，更与他们在新的时代、新的氛围下成长起来有关。”

[关键词] 80后；文学；李傻傻

纵观颇有名气的80后作家，从郭敬明到韩寒，从春树到张悦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城市里，城市的生活环境与城市人的价值观已经深深的渗入他们的血液，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不同于这些城市里的80后作家，来自湘西农村的李傻傻，给文坛带来了一股纯净的“乡土风”，他严肃的文风，以及主动对纯文学的承担被批评家称为“纯文学阵地的坚守者”。马原在《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一书中，这样评价以李傻傻为首的五位少年作家：“他们的作品已经完全超越了青春文学的范围，与那些偶像派的时尚化写作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写作已经呈现出和80年代那批先锋作家一样的势头，一样的扎实、沉重，甚至还有他们所不具备的东西。”李傻傻的文学作品具有其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对于限于困境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学的继承。

李傻傻在充满原始生命力的湘西农村成长起来，以最自然的姿态面对生活，以最真实的眼光看待农村的一切，他的起点就与城市80后作家不同，他笔下的乡土有湘西的魂，而这非湘西人写不出来。湘西的山、水、人成为他的题材，乡村的生活经历让他文本语言到内容都有一种明显的乡村痕迹，这里面除了湘西的辣子味，还有乡土中国共有的生活。在一篇题为《我不愿沦为刘亮程的同道》的访谈中，李傻傻曾这样描述农村经历对自己写作的影响：“摇滚、时尚、小叛逆、小朋克、小迷惘等青春模式与我的生活相去甚远，我从湘西南走来，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所以，当我写了我自己，却突然暗合了被忽略的也是最大多数的普通人、或者说小人物的生活，这本来是一片普通天地，但是在我的同时代人的写作里却成了新天地。”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于年轻的李傻傻来说，在最初的文学创作和之后的文学创作里可以看到童年记忆与现代城市教育留下的鲜明痕迹。李傻傻以一种童年视角将这些城市80后陌生的乡村图景展现出来，没有启蒙的意味，也打破的田园牧歌般的颂扬，更多的是一种真实的呈现，但这真实也是李傻傻有意识的选择，相较于城市安逸富足的生活，李傻傻选择了农村的辛劳与窘迫，相较于城市人的光鲜亮丽，他笔下的农村人浸染着猪草的穷酸味，相较于城里人的文明多礼，他写出了乡下人的粗俗与自由。进入城市之后的李傻傻像任何一个初出茅庐的农村小伙一样，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冲击，已有的乡土文明受到挑战。长篇小说《红X》就是讲述了来自西安农村白山的沈生铁进入城市之后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李傻傻向我们呈现了农村青年进入城市之后的复杂体验，一方面是童年回忆里的乡村生活体验，充满原始的力的青年，自由勇敢，父母羽翼下的温馨，但其中参杂着弱者的悲哀，还有那深入骨髓的生命的苦涩；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中的城市生活体验，既有校园里的纯真懵懂和叛逆，也有社会上的新奇、刺激、沉重的冒险。这两种经验从交错进行到乡村生活的退场，都市生活逐渐占领主人公的生活，但是沈生铁却不时想到从未谋面的湘西老家去寻找自己的根。正如沈生铁思念湘西故土一样，此时的“80后”只有退回自己的内心，才可能找回真正的自我。“80后”正是由于在困惑、迷惘、无奈的生存状态中无法完成对自我意识的确立，才发现了自我的失落。

然而李傻傻在描述这一系列复杂体验的同时，没有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沈生铁在遭遇到老师的成人力量的刁难时，他采取的是划玻璃等具破坏性的行为，类似于一种以暴制暴的反抗方法，抗议学校的黑暗与不公，这种方式愈演愈烈最后走上杀人的道路，虽然李傻傻对此的解释是：“我喜欢他（指沈生铁）身上自由的一面，自然的自由，听从心，而不是逻辑规范。”但这种极端追求自由的方式反而让他陷入了80后的自我为中心的自恋倾向的危险之中，这不再是乡村人性的自然美好，而是纯粹的野蛮粗暴。最终沈生铁在成人（杨繁）的帮助下回归“正轨”，即回到成人世界认可的法制道德环境中，抛弃流浪与独立，而是努力的融入这个巨大的城市群体中。而李傻傻自己在进入大学之后，尽管也写出了《打口古都》等批判都市诟病的作品，却在乡土文学上显得后劲不足，因为原有的乡村体验已经消费殆尽，描写乡土时的从容和批判城市时的力度都在都市生活的消磨中疲软下来，找不到回归乡土文学之路的李傻傻渐渐也消失在都市的茫茫人海中。

参考文献：

[1]白烨、张萍：《崛起之后―关于“80后的”的答问》，《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学校所处社区的乡村文化和学校课程所代表的城市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是制约乡村学校发展的重大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中，我们尚且能看到专为乡村设立学校课程的努力。但是，今天在“教育公平”等强势话语的影响下，为乡村学校专门设计一套“乡村课程标准”“农村版教科书”，已经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了。即使在相关的学术讨论中，也难以见到这样的倡议。结果，今日中国的乡村学校和城市学校一样，需采用同样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这其中浓烈的城市倾向，使得乡村学校的课程、教学乃至学校文化，都与乡村的社区文化格格不入，二者之间存在剧烈冲突。乡村儿童处在两种文化的紧张关系当中，难以逃避生活经验上的撕裂以及身份认同上的困难。

更进一步，乡村学校遭遇的这些城乡冲突，最终往往以城市文化获得优胜而告终。譬如，在乡村人们不太讲究准确计时，而在城市则要求生活作息按照钟点进行。乡村学校只鼓励后者，结果培养出一批在计算劳动付出和收入等问题上斤斤计较的人[1]。这是民国学者就注意到的一个差别。类似这样的城乡文化的竞争和结局，还可以找出许多例证：学校教师对于粪便臭味普遍感到厌恶、普遍强调卫生习惯的问题，这和乡村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学童很容易从教师那里学会这些格格不入的生活态度，成为乡村生活的叛逆者。在城市中普遍流行的“减负”概念，在乡村学校里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乡村孩子的教育资源不是过多，而是过少，他们很少会发出减负的呼声[2]。但是，他们仍然要陪同城里的孩子一道，共同做“减负”的努力。正在进行的高考改革实验，倡导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可以预见，这项改革也会在乡村地区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但是，乡村地区的学校最终都被迫接受了那些基于城市地区情况所设计的教育政策。总之，乡村文化的特点和需要，在乡村学校中几乎总是得不到积极的回应。

在我儿时，每到农忙的季节，学校里会放上几天“忙假”。这很符合乡村的实际需要：孩子们可以回家帮助父母，教师尤其是民办教师也可以回家帮工。相比较来说，反而是跟城市学校一样步调的暑假和寒假，对于农民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今天，我已经听不到有放“忙假”的学校了。“忙假”的取消，可以认为乡村学校进一步城市化的标志。今日中国乡村教育的城市化，可以作为乡村学校改造的关键问题。

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云南“移动教育资源与培训中心”（Mobile Educational Training and Resource Unit， METRU）项目关于“文化适切和语言适切”的相关理念以及在云南腾冲的相关实务工作，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努力。从下面两则案例当中，可以管窥一二（案例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案例一：观音山

浣沙镇水城完小的余国美老师给五年级学生上了一节名为“秀美的山峰”的乡土课。她在教学设计中设计的一个教学重点是：“能熟练、大方、声音洪亮地站在台前介绍自己最熟悉的大山。”课前余老师让学生回家做调查并画画做记录，课上面向同学报告。在课上，余老师用“击鼓传花”的方式来选择学生向全班展示自己的画作，并介绍自己调查的山。在这节课上，好几位来自棋盘石小学的学生介绍了自己村寨门口的观音山。因为是要介绍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山，同学们发言踊跃，有不少话要说。

学生一：“观音山这里总是树木茂密，现在许多树木已经被砍伐，建起了一个个矿洞，开采出来一个个矿，这样树木就越来越少了，水也就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和哥哥去山上打鸟，他看见了一窝蜂。于是，他就用他的弹弓一打，把蜂窝给打了下来，（蜂）追着我们满地跑。我们知道蜜蜂怕水，我们全部都跳进了水里。有一次，我和哥哥去山上采果子吃，就看见果树下有一窝鸟窝，里面有几小鸟，羽毛还没有长满，还不能飞。于是，我们就拿起它来玩，结果那只鸟被我们玩死了。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山上滑草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有一个很长的坡，我就拿起木板，搁上面滑。一滑，居然在滑的路上滑死了许多动物，有许多蛇。”

学生二：“观音山是有两座山组成的，第一座山有些洞，都坐着一些佛像。各个都是七手八脚的，让人一阵寒意。我们观察了两座庙里都有哪些佛像。傍晚，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个石头上写着‘观音青山’。我就知道了这座山叫‘观音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