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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发言稿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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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宪昌:赋予新闻以生命

新闻可以有生命吗?

回答是肯定的!

新闻没有生命,就是一堆废纸、一块干柴;而新闻有了生命,则像一团明亮跳动的火焰,催人奋起,照亮人生。

虽然大自然的规律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盛就有衰,有青春就有苍老,而他采写的新闻作品不会衰老、不会死亡――他30年前写下的“豆腐块”,至今读起来仍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这位让新闻具有生命的人,就是被誉为“长丰县新闻发言人”的长丰县新闻传播中心主任――孔宪昌。

要让新闻有生命,写稿人首当默默奉献

1956年10月,孔宪昌出生在长丰县窑河湾畔的一个农民家庭。孩提时代,他就迷恋上了古典文学,迷恋上了文学创作。1974年底,他参军入伍。在部队,这个爱好文学的“秀才”干起了新闻行当,上海以及部队的媒体都曾留下过他的“大名”。1980年,他退伍回乡,那阵子,他以步行当车,哪里有新闻,他的身影就闪现在哪里,当地群众称赞他是“俺老百姓队伍里的土记者”。

1983年,孔宪昌先是受聘长丰人民广播电台当了一名记者,后被调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从此,他如鱼得水、如痴如醉;笔耕不缀、奋斗不止。在采写新闻的过程中,他以苦为乐,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汗作春雨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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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时代的慢读者:张立宪:阅读是用时间熬成的

“一株植物的长大,你看到的是花多少钱买种子,施多少钱的肥,最后能卖多少钱,但我更喜欢看到它扎根的土壤,它在阳光下的呼吸,它在风中摇曳的姿态,以及它果实的饱满。如果这本书能让大家满意,靠的肯定不是花钱多或少,而是我们的扎实、诚恳、勤勉和谦卑。”

3月24日,谷歌了免费在线杂志Think Quarterly(《想•季刊》)。在创刊词中,谷歌的英国董事马特•布里汀写道:“在这个不断加速改变的世界中,我们都需要时间进行反省,思考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它们为何重要。Think Quarterly就是要为忙碌世界中的你提供一处喘息之地。”

一直求“快”的互联网巨头也“慢”下来了,这不得不说是对信息过剩时代的一番警醒。近年来,为了抵抗冗余信息对个人思考的阻碍,各国的“慢媒体”应运而生。在国内,也有人正默默践行着“慢媒体”的理念。他们不以盈利为目的,只忠实于自己内心坚守的阅读精神;他们不求影响力有多大,只专注于为读者提供精致的阅读体验。

张立宪和他的《读库》,便是国内“慢媒体”的引领者之一。

稿件是熬出来的

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张立宪在省级日报待过,然后又在出版社当编辑、副总编,策划过各种专题类图书。在出版界混迹多年后,他对业内的某些做法颇有微词。当下,一个普通出版社或图书公司的编辑,一年至少要做二十本书才算完成任务。为了保证数量和迎合读者口味,许多出版社往往降低选题门槛,牺牲了书的质量。“图书出版成了流水线上的作业。”他说。

为了打破这种粗制滥造的局面,张立宪决定要打造一本真正耐读的刊物。于是,国内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诞生了:《读库》从2005年创办至今,张立宪一直独立完成整本刊物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销售、客服各环节。他希望做出来的成品是“一本书本该有的样子”。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张立宪对自己和作者都设下了几近严苛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他对稿件质量的把握上。在编撰《读库》时,他坚决奉行“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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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杨宪益及其翻译思想初探

摘 要: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生平、翻译活动、翻译思想,并对杨宪益的翻译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探究,以期达到对杨宪益的初步了解的目的。

关键词: 杨宪益 翻译活动 翻译思想

引言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要求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和对中外文化精深的造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学贯中西、译作等身,与妻子戴乃迭的伉俪情深、精诚合作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佳话。2009年杨宪益去世,但是人们对他的研究没有停止反而越发蓬勃,足见他在中国翻译史中的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

学者李洁从翻译认识、翻译取向和翻译理想三方面对杨宪益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概述;学者付智茜立足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生涯,对他们的翻译精神进行梳理。本文从杨宪益的生平为切入点,以他的翻译活动、翻译思想为主线,对杨宪益翻译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探究,以期达到对翻译家杨宪益更进一步的认识。

1.杨宪益翻译活动概述

1.1杨宪益生平简介。

杨宪益(1915―2009)生于天津一个银行世家,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1936年留学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Yang),两人相知、相恋。1940年,杨宪益与戴乃迭毅然回到当时战火连天,动荡不安的祖国。“”中,夫妻二人含冤入狱,直到1972年才被无罪释放。然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独子杨烨由于受到“”时父母入狱的严重打击,患上了精神病,在英国治疗期间自焚身亡。戴乃迭自此郁郁寡欢,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停止了翻译工作。1999年,戴乃迭与世长辞。2009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也是继季羡林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翻译家。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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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的最后十年

十年前,戴乃迭辞世;

十年后,杨宪益也走了。

从此,译坛的这对最为闪耀的双星终于再次相聚在天堂。

杨宪益简介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生于天津,2009年11月23日逝于北京,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与英国才女戴乃迭相爱并结婚。归国后,夫妻二人主要从事翻译事业,译作众多,成就斐然,同为中国翻译界巨擘。杨戴二人一生遭遇坎坷无数,相爱相持直至离世。戴乃迭去世时,杨宪益自责一生让妻子受苦良多,作悼亡诗一首: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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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本《寒柳堂集》

今年4月,北京马君的一位张姓朋友(以下称“张君”)在京城旧书摊上买到一册《寒柳堂集》,内夹旧照片一张。因为书和照片都与义宁陈寅恪先生有关,承马君抬爱,嘱我考证一番。此次考释历时虽短,但感触颇深。现在拉拉杂杂地写出来,既是同道中人切磋交流的一次实录,更欲借此向不该被遗忘的前辈们略表敬意。

此书系蒋天抠先生整理《陈寅恪文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旧书摊上还能碰到,并不稀见。真正有意思的,还是封面上的题字(见图1)、印章(见图2),尤其是夹在书里的那张老照片(见图3)。

封面题字以蓝色圆珠笔书写,作“送给岱坚”,下钤一方红印,署时为“一九八三年”。印迹略有模糊,后经马君另一友人赵君考释,云:“该印仿的是战国古玺,水平尚可,印文应是‘遵骝’二字。但二字不是很规范,古玺文字中无此二字,是以小篆杂凑而成。‘遵’字无疑义‘骝’字左为‘马’的大篆,右上为‘卯’,下当是‘田’,故定为‘骝’字。”

照片背后有题字(见图4),也以蓝色圆珠笔书写(繁体),内容系对合影之说明:“蒋天枢伯伯、陈寅恪先生、陈夫人唐晓莹、陈先生第三女美彦(延)。一九年照于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陈先生住宅前。”

接到任务的当晚,我按照习惯,首先上网搜索,目标自然不是我熟悉的陈、蒋二先生,而是陌生的“岱坚”。至于印章,我素来不谙此道,当时又没有收到马君转来的赵君释文,只得暂时搁置。

首先上Google,可惜此处的“岱坚”好像和陈、蒋二先生不大可能有什么关连。再上“百度”,意纠\地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岱坚”。十分有限的一个片断,提到了王浩先生,提到了西南联大,提到了清华研究院,这些便与陈寅恪先生有了关连。由此我推测,这位“岱坚”可能就是封面题字中的那位,至少有些像。不料一连数日,无论是家里还是办公室,怎么也进入不了“岱坚”所在的网页――“万维读者论坛精华版”,反复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该页无法显示。”屡试不爽之余,我推测应该是“非技术因素”在作怪,于是改而委托正在香港访学的一位湖南朋友试试看。发出求救电邮的当天,湖南友人便从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个研究室里给我传来了一篇文章。

这篇署名被处理为“送交者:44”的文章,题为《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篇末自署“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Amherst”。文章写得好,情词并茂,纯洁质朴。与王宪钧父子相关的内容如下:

我是通过我的朋友王岱坚认识王浩先生的。岱坚的父亲王宪钧教授(我叫他王伯伯),是王浩五个年前在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的老师,也是我最尊敬的人。王伯伯早年师从哥德尔(KurtGodel,数理逻辑中两个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而王浩,则是哥德尔晚年很少几个能接近他的人之一。前年十一月,王伯伯在北京逝世;去年六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随岱坚到纽约郊外的一所乡间木屋看望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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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山:演好自己的偶像剧

他就像只不起眼的“慢龟”,别看他低着头慢慢地爬呀爬,其实一直都在朝目标努力。对文字感兴趣,就利用业余时间在编剧班里上了一年课,还认真写了剧本,向电影公司投稿,即使得到的最佳响应不过是“电影不景气,目前没有拍片计划”这样的“礼貌性说法”,他也没死心,转而去作词,一口气写了超过百首歌词,然后挑出最得意的作品寄给唱片公司。

他是来自花莲的高职生,学的是电子,做着防盗器材的推销员。常常在尘土瓦砾的施工现场,放下电钻、拿纸笔写一闪而过的灵感。可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就在自己的书《演好自己的偶像剧》里写道:如果励志是一项商品,还有什么人比我更有资格、更适合代言的!不要把青春消耗在电视机面前观看别人的人生,抱怨自己的人生平淡,何不换个角度,把镜头对准自己,好好把握自己的人生!

他个头不高,笑容羞涩,惯穿牛仔T恤,爱在满头乱发上罩顶帽子。正是这个名叫方文山的普通人,创作出了《东风破》、《台》、《千里之外》、《青花瓷》等脍炙人口的歌词。

执著终究成就梦想

1997年7月7日,凌晨一点半的台北,电话突然响了,方文山迷迷糊糊接起电话,对方说:“你好!我是吴宗宪。”方文山心里想:你是吴宗宪,我还是李登辉呢。也没怎么答理对方,可是听着听着,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是宪哥。吴宗宪在电话里简单地说想见面聊一聊。

那时,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有星梦的小女生,突然接到影视公司的录取电话。“你终于能进这个圈子工作了,还是吴宗宪亲自打电话来,不是助手打来的。”放下电话,他的心还跳得厉害,当晚,一夜未眠。

他已经给各大唱片公司邮寄了近一年的歌词了。翻遍了所有的CD内页,找最红的歌手、制作人,把歌词邮寄给他们,一次邮寄100份。他有些盲目,却又相当执著,因为这个渠道有问题,实际录用的歌词基本上是通过圈内的编曲老师、艺人的同学朋友推荐。 “我就是想要尽人事,尽到我能掌控的范围。印了100份资料,同一家公司寄了五六份,就怕太少万一企宣没有上报。”

他一直是个执著的人,因为不相信星座,曾跑去“中央图书馆”查星座起源,自己去找根据。又找了“中华文艺协会”的作家名单,作家协会调查完了之后,还调查了职业棒球协会。 把他们的生日换算成星座,画起量表,调查星座和性格的关系。 “因为我不想为反对而反对,要有依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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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书的产业链开发

[摘 要] 《读库》自2006年出版以来,在品质与销量上都获得成功,学界对其研究颇多。但目前的研究维度集中于编辑中心制和《读库》文本分析,较少从产业链角度来讨论。本文通过研究《读库》的产业链,分析其上游的核心产品开发,中游的推广与销售,下游的产品拓展,发现《读库》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以品牌为核心,瞄准蓝海市场,构建了良性的长期盈利模式,并认为其成功模式能够向整个杂志书产业推广。

[关键词] 杂志书 出版产业链 《读库》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1-0060-04

2006年初,张立宪出版杂志书《读库》,第一期《读库0601》首印1.2万册,7年发行皆是好评。《读库》能获得成功,既与张立宪个人的才华有关,也与《读库》合理的产业链开发密不可分。然而,目前对《读库》的报道和学术研究,要么集中于张立宪个人,以编辑中心制为出发点,要么是对《读库》的文本分析。对《读库》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分析的文章几乎没有,更缺乏剖析《读库》成功模式并向杂志书领域推广的文献,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足点。

1 杂志书产业链的概念界定

在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对杂志书产业链的概念有所了解,这一概念的核心是杂志书和出版产业链,下文将分别阐释其意义。

1.1 杂志书(Mook)

杂志书(Mook)由Magzine和Book组合而成,同时具有杂志和图书的特征。它和图书一样采用书号发行,像杂志定期成册,却无固定发行时间,而是依据销售表现来决定发行时间长短。所以,杂志书就是一种集书和杂志特征为一体的新型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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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线教师的角度解读数学新课标

吴正宪老师不但提出和实践了“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完善人格”三位一体的儿童数学教育观,而且用她的学识和理念,以“吴正宪小学数学教师工作站”的形式,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小学数学教学团队。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和吴正宪老师一起读数学新课标》,就反映了吴正宪团队的新成果。该书中不仅有吴老师的文章、解疑和课例,还有很多团队教师的文章和成果。

我觉得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注重新课标的精神实质,注重新课标的主要变化,注重结合课例来解读新课标。

第一,该书注重新课标的精神实质。我以为,新课标关于课程“总目标”的三句话和关于课程内容的十个“核心概念”都体现了新课标的精神实质。该书的第一部分“课程理念总述”以“良好的数学教育”、“四基”、“四能”、“十个核心概念”为关键词展开,就较好地解读了新课标的精神实质。该书全文也始终围绕新课标的精神实质来解读。

第二,该书注重新课标的主要变化。新课标之新,是相对于2001年的实验稿“课标”(即《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而言的。该书解读新课标的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新在哪里”的二级标题,分别阐述了新课标理念的变化新在哪里,内容的变化新在哪里。特别是该书中一些文章的题目——如“从‘双基’到‘四基’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从‘双能’变为‘四能’?”都醒目地体现了新课标的主要变化。

第三,该书注重结合课例来解读新课标。吴正宪团队的教师们,并不是仅仅钻研新课标的文本,而是结合自己的课堂,结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借鉴大量的课例来解读新课标,使得新课标的理念和要求有了实际的载体。这样便于其他小学数学教师的理解,也便于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学习和解读新课标方面,一线教师具有的优势。

我在阅读吴正宪团队编写的书时还有一点感想:教师要上好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数学”课,以下三个要素也是同样重要的——“数学”、“学生”和“教育”。“数学”这个要素,包括对相关数学知识的本质认识,及其在整个数学教育链条中的位置和其中蕴含的数学思想等:“学生”这个要素,包括对学生的尊重,对学生已有经验和知识基础的了解,对学生心理认知规律的研究和对每一位学生的关爱等:“教育”这个要素,包括教师对学生成长的强烈期盼,对“三维目标”的深刻理解,对“课标”的全面解读,对“素质教育”和“全面育人”的准确把握及身体力行等。

以上这些,是数学教学的精髓,《和吴正宪老师一起读数学新课标》一书也从多个侧面体现了这些精髓。我们在研读新课标时,要避免仅仅关注课程内容部分而忽视理念部分的做法,因为理念部分更是其精髓。

该书以“学习新课标”为主题,以“新课标的理念及课程的四个领域”为主要线索,以“和吴正宪老师一起读新课标”为看点,由吴正宪团队的多位教师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谈感想,许多论点又有教学实践的片段做支撑,便于读者理解。这对于小学数学教师学习、领会新课标,会有很好的启发,所以它是学习新课标很好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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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眼的训释与主题的理解

由于语言的发展,文言词语往往不只一个涵义,有的有许多个涵义。关键之处――文眼词义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对句子的理解,更影响到对文章主题的正确把握。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六册中选有《屈原列传》一文,该文把“改革派”屈原与“保守派”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矛盾斗争作为记述重点。屈原与上官大夫的矛盾产生的原因,一是间接原因:上官大夫嫉贤妒能,与屈原争宠;二是直接原因:“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此段话可以称得上是“文眼”,它揭示了屈原与靳尚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对此段话中的“夺”“与”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

课本下是这样训释其中的“夺”与“与”:“强取”、“给予”。按此,这几句话意为“楚怀王让屈原制定法令,屈原的草稿还没定下来,上官大夫见到了就想抢过去看,屈原不给他,于是他就诋毁屈原……”基于此意,屈原与上官大夫的根本矛盾可以理解为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身为上官大夫靳尚公然要抢夺屈原所写的宪令草稿,“强取”不符合上官大夫的身份,屈原“不给予”,无士大夫的大气豁达。靳尚就因生活中的小口角就极力诋毁屈原,在情理上也不可能。因此“夺”“与”是否有别解值得推敲,《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第74页“夺”作“强取”又作“强行改变”讲,第354页“与”又有“赞许”意。取此训释,这几句话意为“楚怀王让屈原制定法令,屈原的草稿还没定下来,上官大夫见到了就想强行改变,屈原不赞同,于是他就诋毁屈原……”这种解释显得贴切,合理一些:一方面,它反映了屈原所作“宪令”具有改革的进步意义,触犯了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守旧官僚的利益,所以上官大夫要篡改,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斗争的具体表现,屈原的不赞同正是改革派的寸步不让,按这种训释,屈原与上官大夫的根本、直接矛盾是政治矛盾;另一方面,它符合古代“夺”“与”的常用义之一。

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第一册中选有《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此文有“庄公寤生,惊姜氏”一句,句中的“寤生”可以称得上是“文眼”,它揭示了庄公母子、兄弟矛盾产生的根源,因此对“寤生”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

荀生在《义府》中是这样训释“寤生”的:“通牾,逆也。生子,首出为顺,足出为逆。”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也有类似训释:“寤,假借为牾,寤生,足先见逆生也。”按这两种训释“寤生”应为逆生(难产的一种)。“庄公寤生,惊姜氏”可理解为“庄公是逆生的,使姜氏受到惊吓”。语文读本采用了此注释。

杜预在《左传注》中,把“寤生”训释为“寤寐而庄公生”。孔颖达的《左传疏》中又这样训释杜预的注:“寐时生庄公,始觉其寤生。故杜云寤寐庄公已生。”按孔颖达的训释,“庄公寤生,惊姜氏”可以理解为“姜氏睡觉醒来,才觉察到庄公已经出生了,所以受到惊吓”。

《风俗通》云:“儿生而能开目视者曰寤。”古郑地民间传说生下来就能睁开眼睛看人的孩子将来必克父母,现在新郑附近地区仍沿袭这种说法。按此训释,“庄公寤生,惊姜氏”可以理解为“庄公生下来就睁开眼睛看着姜氏,姜氏害怕他克死自己,受到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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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术语用错了吗?

摘要:《语文建设》曾刊登一文,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中“母亲”一词的使用提出了疑问――认为“母亲”一词使用不当,当修改为“妇女”。文章从语言学、术语学和法学视角,论证了该法条的确当性,并认为:《宪法》语言有其自身的法理精神。

关键词 :母亲,妇女,语言学,法学

中图分类号:N04;D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5)06-0041-02

收稿日期:2015-11-05

作者简介:刘静静(1987―),女,山东临沂人,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词汇学与词典学。通信方式: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对于该法律条文,语言学界也有相关意见。其中,有文章认为:《宪法》该处的“‘母亲’一词欠妥当,当修改为‘妇女’”[1]。其所述理由为:

(1)《宪法》第四十九条第四款以及《婚姻法》第二条第二款中均使用“妇女”而非“母亲”,“《宪法》用语前后不一”;

(2)“母亲”与“子女”形成一对反义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妇女”则与“老人、儿童、男人”等词语处于同一语义场,是对人的性别、年龄的分类,《宪法》“错将‘母亲’和‘妇女’作为了等义词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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