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范文精选

摘 要：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君主，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记载。关于汉武帝与道教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海内十洲记》四部著作当中。其中以研究《汉武帝内传》为主，主要围绕着《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作者及成书年代、《汉武帝内传》与上清派之关系、《汉武帝内传》与七七传承、汉武帝及西王母的形象分析、《汉武帝内传》与道教传经仪式等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字：研究现状；作者及年代 《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君主，他开创汉代民富国强的盛世局面。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多有记载，其中在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以汉武帝求仙为题材的小说，这类小说虽具有明显的宣扬道教色彩，但对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关于汉武帝与道教的小说继研究

以西汉武帝刘彻求仙为题材的小说主要集中在《汉武帝内传》、《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汉武故事》四部著作当中。此类小说以汉武帝求仙为依托，核心是宣扬道教主张及思想立场。其中以《汉武帝内传》最著名。

许多学者对此类题材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硕果累累：代表性专著有王国良《汉武洞冥记研究》[1]。另外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2]、李丰楙的《忧与游：六朝隋唐仙道文学》[3]、赵益的《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4]、杨建波的《道教文学史论稿》[5]、詹石窗的《道教文学史》[6]、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7]都有专章专节介绍，从文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对汉武帝求仙系列小说进行阐释；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有王青的《〈汉武帝内传〉与六朝道经的关系》[8]、《道教传经仪式与〈汉武帝内传〉》[9]，刘湘兰的《论“汉武故事”修辞性叙事的宗教意义》[10]黄景春《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11]黄勇的《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12]等，从叙事特点，想象演变的角度对《汉武帝内传》进行研究。

2 《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研究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小说家异闻之属，云旧题后汉郭宪撰，今人多持此观点。《海内十洲记》旧题汉东方朔撰，亦无异议。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研究学界持不同看法。

两部《孙子兵法》的流传

《孙子兵法》也称《吴孙子》，是中国迄今流传下来的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该书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今山东惠民一带)，为逃避齐国的战祸，辗转到南方的吴国，因为熟知兵法，吴国大将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吴王，于是孙武向吴王献上自己的兵法，并做了吴国的将军。此后孙武帮助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由此，《孙子兵法》流传于世。由于其经历主要在吴国，故人称“吴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两汉时期官方曾经三次组织人员整理各家兵书，《史记》、《汉书》均提到了《孙子兵法》，东汉末，曹操认为当时流行的《孙子兵法》过于“烦富”，且没有抓住“兵书”的主旨，因此曹操专门为此书做了注解，名为《孙子略解》。南北朝至唐，为《孙子兵法》注解者渐多。北宋时期，由于边塞军事吃紧，朝廷特别重视“兵书”，于是组织人力编纂了《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列“武经”之首，第一次被当作官办教材进行讲授。而且自宋代始兴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热潮，一些文人将以前历代(东汉末至北宋)名家注解的“孙子兵法”收集起来，合称《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和《十一家注孙子》是后世《孙子兵法》传本的主要来源。明清以后，《孙子兵法》的研究仍热度不减。

《孙子兵法》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传至日本；18世纪又由传教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据说拿破仑经常词读《孙子兵法》，20世纪初期，《孙子兵法》被翻译成英文，开始在西方国家流传，并被各院校当作必读的军事教材：到20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已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出现全球性“孙子热”。不过，现代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已不局限于战争和军事及政治的方面，而上升到经济管理、人事关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孙膑兵法》也称作《孙子兵法》、《齐孙子》，作者为孙膑本人及其弟子。孙膑出生地在今山东鄄城、阳谷一带，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晚孙武百余年。“孙子膑脚”和“马陵之战”是了解孙膑最好的两件事例。孙膑原与魏国将军的庞涓同师学艺，但庞涓妒才，自觉不如孙膑，于是将孙膑骗到魏国后软禁起来，并施以膑刑，挖掉了孙膑的膝盖骨，故此后人又以“孙膑”呼之，真名倒忽略了。后来孙膑被一位来魏国的齐国使者偷偷运到齐国，推荐给齐国的大将田忌，并受到齐威王的重用。《史记》记载，在围魏救赵战略中，齐宣王采用孙膑的计谍，最后孙膑以“减灶诱敌”的计略，在马陵大败魏军，击杀魏将庞涓，俘虏魏国太子申。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以谋略取胜的战例，此战也使孙膑举成名，名留青史。现在据学者考证及新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擒庞涓实为桂陵之战。由于其经历主要在齐国，故人称“齐孙子”。虽然早期文献还见有孙膑其人其事的记载，但《汉书》以后，就几乎失载了。人们推测《孙膑兵法》大约在东汉后期失传，已失传近1800年。

临沂两部汉简本《孙子兵法》的问世

汉简本《孙子兵法》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发现。

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临沂市南部的一座名为银雀山的山岗上，这里原是一处汉代墓地。于是有关工作人员连忙赶到，并和工地负责人协商有关发掘事宜。4月14日，“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开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毕。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长314、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椁，木椁长264、宽176厘米；木棺在木椁内西侧，棺内放置人体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椁东侧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随葬品。两部《孙子兵法》竹简就放置在器物间隙之中。4月14日下午，是这次发现值得铭记的日子。杨殿旭、刘心健等先生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册，他们来自临沂文物组，是他们首先发现竹简。据后来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很不经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清理墓葬时，墓坑内有积水)，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并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先生在现场，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日”几个字，当时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也就是说，“竹简”就是古代的“文书”。因此，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临沂地区和山东省上级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前来发掘指导。该墓被编号为“伍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也出土一批竹简。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发掘出土后经过了保护处理，至今一直保存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从3月到7月，一场商业大战在江城武汉渐入高潮。

自浙江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浙江银泰”）在今年3月正式举牌鄂武商（000501.SZ）后，武汉当地政府与银泰方面各显神通，争夺陷入胶着状态，双方对鄂武商的控股权三度反复。

短兵相接中，占据地利优势的武汉国资，利用手中的控股地位，三次停牌鄂武商，为抢夺鄂武商赢得先机。对此，浙江银泰称，武汉方面的行为是“改革开放及民主法制的倒退”。银泰系对鄂武商的争夺决心可见一斑。

多年前，浙江银泰进驻鄂武商，一直居于第二大股东地位。但这些年来，由于认为大股东武汉国资在解决鄂武商同业竞争、资产重组方面碌碌无为，浙江银泰欲取得第一大股东地位，控股权争夺由此展开。

增持拉锯战

鄂武商的控股权之争，始于2011年3月底。

3月28日，在鄂武商2010年报公布仅2天，银泰系突然举牌鄂武商。当日，浙江银泰通过二级市场增持股票，使得银泰系持股比例达到22.71%，一跃成为鄂武商第一大股东。3月29日，鄂武商停牌。

停牌当天（29日），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武商联”）结盟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一致行动人方式，将武汉国资的持股比例由当初的22.69%提高到22.81%，以微弱优势超越银泰系。

这是一家深陷“被重组”传言最多的湖北国企,甚至一度上演出每隔一个季度就必须向投资者澄清一次公司身份正常的荒诞剧。正因为拥有如此让投资者感到不安的业绩表现,这家也曾辉煌过的老牌国企现在被广大投资者讥笑为湖北上市公司中的“绯闻王子”。而如今,它再度陷入“将被借壳”的巨大舆论猜想之中,希望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传出绯闻……

风云再起

2010年3月25日,果然如外界所料那样,前期因股票票面价格快速上涨而停牌自查的武汉塑料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塑料,证券代码:000665)再次向外界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并宣布继续停牌直至4月16日才恢复正常的上市交易。

该停牌公告宣称,武汉塑料控股股东之武汉经开投资有限公司日前正在筹划对该公司的重大资产进行全面重组。由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细心的投资者们或许不会忘记,就在2009年12月,坊间曾经有一则甚嚣尘上的“被借壳”传闻便是有关武汉塑料的。只不过,彼时正值年底业绩核算关键时间段的武汉塑料当即对该传闻予以明确否认,并向投资者告知:“公司经营生产一切正常,基本面无重大变化,不存在预计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要变化。”

未曾料到,时间仅仅过去还不到一个季度,重组便被武汉塑料自己正式提上工作议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世事难料。

不过,此次武汉塑料这则停牌公告的最后也郑重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此次重组若未能在此期限内兑现,武汉塑料将于今年4月16日恢复交易,并且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在股票恢复交易后3个月内将不再筹划重组事项。”

一位长期关注湖北上市企业动态的人士对本刊记者坦言:“也许,这一次武汉塑料是真的准备动动筋骨了。毕竟,近几年公司的业绩确实不怎么样。”

武汉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林霓涛

武汉晚报社2008年度广告经营创历史最好水平，年增长超20％：发行量连续第15年进入“世界日报发行量百强”武汉晚报被评为湖北省首届“出版政府奖报纸奖”：获2008年“中国晚报十强”称号。

4月9日，武汉晚报总编辑林霓涛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词，介绍了武汉晚报在金融危机形势下，以变应变，谋求发展的体会。

金融危机对媒体有多大影响，几句话说不清楚，两条新闻可见一斑：一是3月16日，具有146年历史的美国西雅图邮报宣布关门，还有一些报纸进入破产程序；另一个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减薪裁员。

“邀请各位专家，是希望通过武汉晚报的新闻实践探索、创新，来找准应对金融危机应采取的措施。”林霓涛说，最近六七年来，武汉晚报保持每年两位数的增长，2008年更是广告、发行收入创历史新高，成为武汉地区赢利最高、最能赚钱的报纸。获得“2008年中国晚报十强”和“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报纸奖”。

近年来，武汉晚报实现办报思路和管理观念的双重三个转变。第一重三个转变，报纸由文人办报到经营者办报，最后到管理者办报；第二重三个转变，从按宣传规律办报到按新闻规律办报。这些转变，让武汉晚报在实践和探索中有四个方面的亮点突出。

第一方面，去年10月新一轮改版后，以责任报道和贴近服务不断提升武汉晚报的影响力。去年改版，组成由“经济新闻”、“生活资讯”、“财经报道”、“证券新闻”组成的大经济板块，加大经济服务力度，更贴近读者需求；同时，用“今日关注”、“深度报道”、“非常新闻”、“天下搜秘”等纵深报道，满足读者深阅读需求。

改版后的武汉晚报，在武汉地区每周的总版数最多，新闻价值上进一步向百姓视角靠拢。去年12月联合市劳动局发起的“春风行动”，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5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今年的2月份，派出6路记者奔赴农民工最为集中地区，为他们求职探路。

汪曾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料到会有两个笔墨官司与他相关――一个是在世时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一个是去世后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这两个官司有本质上的区别。前一个是真官司，后一个是笔者借用而已。前一个官司涉及到署名权与稿酬等问题，更由于媒体的介入而在社会上风风雨雨、沸沸扬扬，所幸的是，虽经周折但终究达成一致意见。与前一个官司相比，后一个官司既与实际利益无关，其影响也仅限于文学圈子内，媒体也几乎未介入。然而，所不同的是，汪老已经去世近二十年了，这个官司依然悬而未决。

我认为，后一个官司也应当厘清，也应当有个合乎事实的结论，不仅对读者、对社会有个交待，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汪曾祺也不无裨益。汪老生前，笔者曾两次与汪老谈到过《汉武帝》，新近又从汪老子女处获悉一些新资料，我觉得，此文可能为第二个笔墨官司画句号起到一定的作用。

京剧与小说

汪曾祺要写《汉武帝》，一开始并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历史剧。

根据汪朗的回忆，汪曾祺在1978年后曾“打算写几个剧本，一个《汉武帝》，一个《荆轲》。为此，他把《史记》、《汉书》仔细看了一遍，并整理了许多卡片”。（见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第149―15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下同）汪曾祺在1983年9月8日致陆建华的信中，也说：“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武帝的材料。”（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10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下同）

汪老在北京京剧院的同事梁清锏幕匾湟菜档煤芮宄：“那时，他（指汪曾祺）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见陈徒手《汪曾祺的十年》，载《读书》1998年第11期）我以为，这里所说的《汉武帝》也是指的剧本。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他尚未有小说发表，头脑里和实际工作中考虑的与接触的基本上是戏，况且还是处于接受审查这个特殊阶段。

在《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一文中，汪曾祺于论及传统等剧人物性格的简单化时说：“汉武帝这个人的性格就相当复杂。他把自己的太子逼得造了反，太子死后，他又后悔，盖了一座宫叫‘思子宫’，一个人坐在里面想儿子。”（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38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在《京剧杞言――兼论荒诞喜剧〈歌代啸〉》一文中，汪曾祺又一次谈到了汉武帝，他说：“汉武帝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充满戏剧性的心理矛盾的人物。他的宰相和皇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他宠任江充，相信巫盅，逼得太子造了反。他最后宠爱钩弋夫人，立他的儿子为太子，但却把钩弋夫人杀了，‘立其子而杀其母’。他到底为什么要把司马迁的生殖器割掉？这都是很可捉摸的变态心理。”（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第390页）

3月28日，武汉东湖宾馆内，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与武汉市政府正式签约，在武汉市江夏区金口新港区建设通用汽车生产基地。

通用入驻武汉，改写了武汉市“东风系”一家独大的汽车格局。借众多汽车巨头布点此地的机会，武汉有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车都”。

快速“迎娶”

从第一次会面“相亲”，到正式宣布“联姻”，武汉“迎娶”通用只用了3个月时间。

今年1月底，在美国底特律车展期间，通用汽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丹艾克森，在底特律通用汽车总部复兴中心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上海通用即将在华建立新的生产基地”。

通用新基地到底会花落何处？引起了媒体多方猜疑。但当时便有业内人士料定通用新基地会选择中西部。

之后不久，湖北省环保厅的一份环评报告，解开了悬疑。该报告提到，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乘用车项目将建在武汉市江夏区，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30万辆汽车整车生产能力。

但彼时对于这个基地，无论是上海通用，还是湖北发改委等方面，均不愿透露任何信息。尽管没有任何消息，但现在回头看来，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酝酿进行。

随着媒体竞争的日益加剧及可选择品的增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李黎明教授认为，传媒竞争的核心不再是单纯的报道竞争，而是个性和权威解读的竞争，而武汉晚报正是在这两点上求变并取得突破。

去年10月28日，武汉晚报改扩版，更深入、更贴近、更时尚、更人文。李黎明对此赞赏有加，搭建更好的平台来展现“个性和权威”，然后通过报道、活动、栏目、策划等充分发挥。

作为地方媒体，立足本土，服务本地，利益相关，情感共鸣，就应该是最大的个性。

首先，武汉晚报将新闻事件本土化。长期以来，武汉晚报充分发挥本土优势，在本土新闻的报道策划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开设了“民情互动、社区新闻、读者点采、百姓问政”等一系列贴近本地读者的新闻版面。

而在国内、国际重大新闻的报道策略中，武汉晚报注重挖掘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本土化新闻，拉近读者与报纸的距离。以2009年“两会”为例，武汉晚报每天至少有1-2个版的报道以武汉本地为视角，反映与武汉发展、与读者利益相关的信息。

其次。武汉晚报凸显差异性：价值取向“亮点”化。如2009年2月3日起推出的“为农民工异地求职探路”大型报道，为农民工外出求职提供决策，将细致周到的服务做到实处。以最大限度地为百姓服务好，来赢取读者的认可，与读者达成情感共鸣，增强读者的满意度与忠诚度。

经济波动期，读者对媒体的发现、分析、解释能力会给予更高的期望和更严格的要求。李黎明教授认为，武汉晚报在这一点上非常出色，有意识地增强了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深度报道和评论。

其一，深度报道：深入挖掘，理性探讨。2009年3月7日-4月6日，武汉晚报除去“两会”期间的“两会关注”等栏目，常规性的“深度报道”16篇、“今日关注”30篇、“特别报道”7篇，“非常新闻”20篇，涉及话题包括监督、教育、经济、社会生活等。

今年4月,武汉晚报出版了一套“2008见证”丛书,共5册,分成5大板块:燃雪融冰、西望北川、神七记忆、惊艳之旅、致敬30年。

从2008年12月起,武汉晚报集百余名编辑记者的努力,编写完成了这样一套展现武汉晚报整体实力的新闻记录。纵观2008年的新闻脉络,大事件一茬接一茬,苦乐喜忧交织,社会关注度高,全国每家媒体都在精心运作和打拼。而武汉晚报在其中运用集合型报道的方式,创造了非同寻常的业绩,令人耳目一新。这套丛书便是其智慧的结晶和展示。

全景式展现大事件大热点。集合型报道首先是题材重大,其报道对象多为受众最为关注、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或问题,反映事件或热点的来龙去脉,揭示事件或热点的本质。其次是意义重大,富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时代感,要求满足广大受众的信息需求。其完整性表现在大时间、大空间、宏观、微观、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既展示事件或热点的起因,又全面展示事件的发展和结果。

2008年,千家万户揪心的年初大雪灾,震撼全国和世界的汶川大地震,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圆国人梦想的“神七飞天”,都是新闻的大热点,它考验、锻炼着每一家媒体对重大事件的综合应对能力以及策划应变能力。

武汉晚报总编辑林霓涛在抗震救灾报道述评中这样写道,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全体员工闻震而动,自觉到位,理性应对,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业务功力和运筹能力……地震发生20分钟后,报社广场就召集了武汉晚报史上第一次“广场采前会”,从而打响了抗震救灾报道的发令枪。

――当天,武汉晚报150多位采编人员就投入到抗震救灾报道。当晚8时,编前会就确定18个版报道地震,占新闻版面总数56%,为办报史上所少见。

――截至5月26日,武汉晚报地震总版数达240个,日均17个版,其中图片版就发了30个,文字发稿1542篇,其中自采稿991篇,图片644幅,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大事件报道。

从汶川大地震所反映的报道来看,任何大的事件或活动都能够构成集合型报道的动因。但动因形成的首要条件应该是,是否为全社会层面所关注;是否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否对人民大众的精神层面形成较大的影响等。

编者：去年9月，《观城――谢国安纪实摄影作品展》在武汉美术馆展出。看着谢国安先生30余年拍摄的江城武汉，编辑几次想到了沈从文的《边城》。将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的，是许多优秀作品共有的那种东西：对彼时彼地文化血脉的深刻体认。

聊起武汉，外地人想起的往往是长江大桥、辛亥革命或黄鹤楼、汉正街、江汉关，但在谢国安这位土著看来，那些东西只不过是这座城市的外衣，要想真正解读这座城市，还必须真实地去了解武汉人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态度。出于半个多世纪武汉生活的深刻体认，谢国安将武汉的城市性格归纳为“最市民化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存在，不是像北京那样为了上演轰动历史的政治大戏，也不是像上海那样做风情摇曳的东方巴黎，它体现的是另一种价值：“一座城市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能让它的市民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谢国安语）。谢国安的摄影，就是平和、细心地发现和记录武汉的市民生活，或曰“市民性”，那种爱吃爱玩儿沉溺于各种小享受的世俗气，那种游民文化玩世不恭各种小狡黠的码头气，那种混合了英式租界和中式里巷，领不了潮流当不上先锋却又绝不甘心落后的不服气……谢国安的镜头对这些东西耐心伺候，犹如沈从文对《边城》的纯净不惜笔墨，30余年的积累，不仅为武汉市井留下一份出色的视觉档案，其本人也与雍和、安哥等一起，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纪实摄影的杰出代表。

但谢国安之所以是谢国安，还在于他没有让自己的美学趣味和艺术品格也沉溺于世俗。他做的恰恰相反，是“用最世俗的生活，去挑战世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挑战时尚”。（方方：《最真实的记录》，见《观城――谢国安纪实影像作品集》代序）所以，著名作家方方说“谢国安的作品中人物的瞬间表情以及他们的眼神，另有一种意味深长的东西。”这种“意味深长”正是超越世俗的另类表述。而这种超越，某些方面又正是谢国安个人品格的侧影。作为1980年代中期就闻名全国的摄影家，20多年过去，有多少作品远逊于他的摄影人都红了，谢国安却始终站在“主流”边上冷眼旁观。和热闹相比，他更喜欢冷静，他享受这种沉潜。他拒绝对日常生活的美化和妆扮，他认为生活不是那个样子的。对谢国安深有了解的评论家丁遵新先生说他交友苛刻，规避炒作，给人以孤傲之感，“其实甘于寂寞，率真、坦荡、执着、脱俗，正是谢国安艺术秉性的难能可贵之处”。

这种坚守，也正是谢国安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

一个人拍一座城超过30年，而这座城还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大武汉。这个拍摄武汉30多年的人就是谢国安。

大约在1978年前后，谢国安开始接触到摄影，之后他进入武汉美术馆摄影暗房工作，有机会系统地琢磨、学习摄影、胶片、相机、镜头，以及胶片冲洗、底片放大等全套后期制作工艺流程，这些都为他其后的摄影打下了极好的基础。

谢国安第一次使用相机，拍的就是汉口街头的市民生活和街景。至1980年代初，他又陆续拍摄了一些武汉的市井生活，但那个时候他还远没有形成日后日臻成熟的城市纪实摄影观，只是觉得应该拍下身边的这些人和事，间或也外出拍些西部风情片――当时这几乎是全国摄影人都热衷的摄影朝圣活动。

1980年代中后期至整个1990年代，谢国安都市摄影的目标已经比较明确，并连续拍摄了《热都武汉》《武汉人过早》（“过早”，武汉口语，即吃早饭――编辑）《武汉的里巷》《武汉涂鸦》等多个专题，成为他大武汉纪实的奠基之作。进入新世纪之后，谢国安的行脚开始由武汉的中心城区向外延伸，及至近年多了一些东湖高新区、光谷新区的影像，逐渐拓展了大武汉纪实的格局，其纪实摄影的风格、影像语言形式已相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