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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学生自我教育工程”，是我校近年来开展的一项教育活动。这项活动旨在引导学生像建筑师一样，在完成一个个具体“建筑项目”的过程中，给心灵大厦增砖添瓦，实现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我们以这项教育活动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1993年，我校提出了“自觉班”的概念，当时只是对在常规管理方面表现好的，尤其是纪律好的班级给予表扬。

1996年2月以后，我们通过“制定标准、宣传动员、鼓励申报、组织争创、督查评定、推广经验”六个具体步骤，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争创自觉班”活动，后又对学生提出“争做自觉生”的要求。

随着活动的深入，我们的认识逐步在深化。我们认为，优秀班集体有各种各样的模式，“自觉班”是樱花园中学创造的、以“突出学生自我教育与管理，倡导学生自觉”为特色的一种优秀班集体模式。鉴于学生自觉性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于是我们又策划了“学生自我教育工程”这一活动。

“学生自我教育工程”是“创建自觉班”活动的深入与发展，也可以说是通过“学生自我教育工程”，找到了一个促进学生成长，促使学生自觉地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途径。

一、“第一期工程”（寒假期间的活动）

（一）活动的过程

1.策划与发动

一、特殊教育和教育公平的界定

特殊教育是人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编辑的《特殊教育用语辞典》对特殊教育的定义如下：“为那些通过普通的教育方法，不能或者难以达到与其年龄相符的教育的、社会的及其他水平的人们实施的教育形式。”特殊教育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广义的“特殊教育”，包括对超常儿童的教育或对特殊儿童的教育、个别差异特别显著的儿童教育、障碍儿童的教育、学习障碍儿童的教育、学习困难儿童的教育、特殊需要儿童的教育；二是狭义的“特殊教育”，通常包括对障碍儿童的教育，按其障碍程度、身心发展水平和理解水平，又分为视觉障碍（盲、弱视）、智力障碍、精神障碍、听觉障碍（聋、重听）、言语障碍（哑、口吃）、行为障碍（或情绪障碍）、多重障碍和身体疲弱及心理障碍（自闭症）等。笔者所指的特殊教育是第二个解释。在当代，我们所说的教育公平，并不是简单的用结果评价起始或过程，而是追求教育的始终。在此意义上，所谓教育公平，是指公民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和公平地占有教育资源，它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公平的内涵主要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方面。［3］教育公平的本质应该是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以促进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二、影响教育公平的师资配置的失衡

在人文主义社会背景下，社会文明高速发展，人道主义深入人心，特殊教育如今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欠缺之处，其兴起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教育的核心是质量，质量的关键是教师。如今，特殊教育无论是在义务教育方面还是高等教育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就目前我国特殊教育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特殊教育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在特殊教育中，由于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教师对这些孩子发展的影响要比对普通教育中的孩子的影响大的多。因此，要促进特殊教育公平发展，就必须重点考虑特殊教育教师资源配置这一关键性要素。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的教师资源发展严重滞后，阻碍了特殊教育的大步前进，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我国特殊教育教师数量不足

截止2010年6月底，我国开设特殊教育的高等学校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这些专业每年的招生有限，本科生每年只招50到60人。全国还有两所大专层次的特殊教育专业，每年培训30人左右。［4］每年我国培养的教师数量有限，使得特殊教育的师资数量满足不了现行的需求。残疾人教育由于其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对教师数量的要求比普通教育更高。根据201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残疾青少年在校生总数为425613人。其中，5-14岁的残疾儿童人数为415992人，15-18岁的残疾青少年有9621人。若按现有在校师生比1∶4.3计算，则需要教师98980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数量明显不足，无法满足我国的特殊教育的需求。［5］

（二）我国特殊教育教师质量不高

教师资质包括教师资格证书的等级、数量，教师的最高学历和职称等。目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不仅人数不多，而且缺乏专业知识，特教教师的资质偏低，特殊教育师资队伍中经过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教育或者培训的人数总比例较低，教师的学历层次相对普通学校尚低，在学历和职称方面有待提高。从我国特殊教育专任教师学历构成情况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专科毕业生近达一半，占44.42%；专科及专科以下学历的教师占54.9%，学历达到本科的教师不到一半，仅有44.08%；而研究生毕业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只有1.02%。可想我国对高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力度微乎其微。目前，我国特殊教育硕士培养点不到十个，博士每年培养教师最多也就十几个，而且大都都是毕业以后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其余的特殊教育本科专科每年培养也只有数百人。再看我国特殊教育职称情况统计表，初级职称的教师（即小学一级及以下）共占专任教师总数的47.79%；中级职称的教师（小学高级）只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1.5%，其中只有72.29%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培训；高级职称的教师（中学高级）仅占6.63%，并且其中只有58.76%的教师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的培训。可以明显看出，特殊教育教师无论是在学历还是职称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一、“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

我们以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高中教育改革即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为例来说明“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的样态和性质。透视这次改革，可以发现它具有更为鲜明的国际视野，能从全球的眼光来审视和勾勒中国高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愿景与思路。首先从改革文本来看，改革方案的设计整体上体现了借鉴世界实质来说主要是西方国家高中教育模式的倾向，例如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学分制、课程选修制和模块课程等。其次从学术话语上来说，伴随着课程改革，各种各样的教育理论话语空前繁荣和多元化，尽管各种学术论述流品很杂，但整体来说是与世界教育理论的学术话语声音更趋一致，更多吸收和借鉴(有些怀有忧虑的人称之为“移植”)了西方教育学术话语体系。任何教育改革都蕴含着某些教育价值观以及思想逻辑的转型，是次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较之于以往的改革，更为根本性地触动了我国现实运作的高中教育文化肌理，并且在思想层面指向批判我国的传统高中教育实践模式及与其高度结盟的传统主流教育教学理论。因此改革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引出了较大的反弹。在理论层面的反弹表现为有的学者所归纳的所谓“洋化派”和“国情派”的对立，在实践层面的反弹则常被人们归结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张力，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本质是一样的，都体现的是“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所谓“理想主义”的指控其潜台词就是过于移植西方经验而忽视本国教育国情之意。在此我们暂不涉及所谓“洋化派”和“国情派”的对立在理论上的是是非非，而只是想说明，树立这种对立是沿袭了近代以来我国思想界垂之久远的中西之争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所谓“国情派”一方总是以警惕或贬抑外来思想与文化以及论证自身思想与文化的的优越性与合理性为特点，并伴随着一种历史的情愫，即对所谓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担忧。从历史上来看，尽管有中西之争的传统，中国社会的进步总体上来说是沿着向西方学习的脚步迈进，尤其在走进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脚步不但没有减缓，相反还有加速之意。回到高中教育改革的问题上来谈，在教育走向国际化的今天，我国高中教育改革自然也不能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它会持续地面对“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之间的逻辑张力。处在这种张力中，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开放、宽容和智慧，就应该超越传统的中西之争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保持向世界和未来开放的积极心态，用更为理性的思想姿态和更为精致化的学术方式看待和处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中西教育学术话语和教育实践的张力，并在改革过程中确立这样一个思想前提，即西方教育学术视角和框架的多元化、丰富性和深刻性可以为推动我们反诸自我地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更为良好的理智启示，我国的高中教育改革，必须在国际视野内发现一切有助于我们持续地深化改革的理智资源。

二、国际视野下的高中教育及其改革

对国际视域下的高中教育发展和改革特点的把握，可从两个纬度展开，其一是分析国际组织有关高中教育发展的构想，其二是总结西方发达国家高中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特点。

(一)国际组织有关高中教育的见解

许多国际组织都有对教育议题的关注，不过在这里我们集中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这两个相对更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有关高中教育的论述。

1．基本的教育发展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教育视为优先事项，并为其设置了总的活动目标，即“实现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1］“高质量”、“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这三个关键词共相辅佐，构架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教育哲学。其中，“全民教育”的内涵和目标是“满足全体儿童、青年和成人的基本学习需要”。［2］“终身学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核心概念，它运用这个概念来构想受过教育的人的理想素质形象并规范教育的目的。“高质量”概念体现着其发展优质全民教育的诉求，不过要清楚的是，该组织的教育质量观在价值取向上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它超越以认知能力为主的质量认定取向，把生活技能的开发作为重点。经合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价值观念上有基本一致性，尤其是终身学习概念在其教育论述中更占主导地位。

摘要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一、本科教育概述

“本科教育”本意是“尚未获得毕业资格的大学生教育”或“尚未取得学位的大学教育”，其原因在于自中世纪大学创办以来，高等教育最早只有一个层次。但近代高等教育移植到中国时，高等教育已发生分化(先后出现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我国学者把UndergraduateEducation意译为本科教育，大约是想说明这～级教育是“原本就有的”或“基本”的。本科教育从属于高等教育，属高等教育中间层次的教育。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解释，本科教育属于“第三级第二阶段(或总第六级教育)教育，与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构成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为高等教育的主干部分”。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中第十七条规定，我国本科教育学习年限为四至五年；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科学生的基本规格和质量标准为“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与本科教育相应的学位是学士。学生完成其学业，并经考核合格后，一般发给“学士”学位证书。

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体与骨干，是一个大学的基石。它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从国际范围看，世界各国的本科教育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甚至是根本性变革，传统的本科教育受到新的挑战。许多国家如英国、德国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也发表了《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出发讨论了本科教育问题，并提出了改革本科教育的十大对策。目前在我国，本科教育存在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目标雷同、特色迷失、盲目追求“大而全”，纷纷向北大、清华一流大学看齐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本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国本科教育继续陷入这种趋阃的漩涡，随波逐流，多数高校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加重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最终导致整个高等教育迷失方向。因此，当前我国本科教育应当且必须走多样化发展之路。

事实上，教育多样化早就出现在现代教育中，但至今我们之所以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目前教育的多样化不能得以充分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都对教育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因此，教育要求向多样化发展也越来越迫切，本科教育更是如此。

二、多样化：我国本科教育的现实选择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本科教育多样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提高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同时，也使教育的对象、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正如马丁·特罗教授所认为：“由于高等教育规模在量上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全部活动都要发生变化。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种理论，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他进一步说明：“当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l5％这个区间的时候，高等学校的活动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我注意到，当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达到这个区间的时候，高等学校的活动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变化。我要提醒他们，高等教育要发生重大变化，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我们要有所准备。”马丁·特罗教授指出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变中，“人数的增长也意味着学生的家庭出身、特性、动机、志向、兴趣和经历的多样等教育同样的多样陛来反映教育中学生的多样性”。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教育的对象、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需要高等教育也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因此产生了学校设置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定位。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本科教育理应随之发生一系列变革，形成不同类型的本科教育共同发展，来适应人们的多样化教育需要，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经过连续几年的扩招，我国目前高等学校本科生数量与1998年相比翻了几倍。其中重点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扩招，使一般的地方性教学型本科院校的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在扩招前，许多教学型高校实际上承担了部分研究型大学的“精英教育”的任务，而扩招后教学型高校就不再有“精英学生”，“精英教育”的任务落在了重点大学的肩上，地方高校、教学型高校则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任务。也就是说，大众化阶段高校的分工将更加明确，本科教育结构类型调整成为必然。

一、教师继续教育的特点和主要方式

上述三方面的特点表明教师继续教育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且有规律可循。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一种是自主参与方式，包括根据自我职业生涯设计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学习，也包括自主选择函授、自学考试等。第二种是参与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方式，包括进修学校组织的培训、高校组织的培训及校本培训等。第三种是远程培训，包括“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

二、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之间在继续教育的内容、目的方面各有所侧重，同时也反映着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发展历程。但作为三种教师继续教育形式的全面参与者，笔者感到它们都存在着自身的弱点和问题，这些弱点和问题严重影响着教师继续教育的质量。从第一种形式即函授和自学考试看，这两种继续教育形式虽然已经不是主体形式，但在整个教师继续教育中仍占据相当的比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两种继续教育形式作为主体，以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为目的而盛极一时，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进入21世纪以后，在以提升教师素质为目的的教师继续教育中，函授和自学考试作为提高学历层次的补充，虽说仍然具有其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也将20世纪长期运行中积累的问题带到新世纪，并对以提高教师素养为目的的继续教育产生影响。其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观念滞后。许多教师以提高学历为目的参与函授和自学考试的培训，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往往选择容易过关的专业，而不是自己教学所从事的专业。“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是普遍现象，极大地浪费了教学资源。观念滞后还表现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学内容陈旧、讲授淘汰知识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地存在。学科课程教学论是中小学教师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但是一些函授和自学考试中，这些课程的内容滞后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在某省的自学考试中《语文课程论》的教材竟是1995年的版本，它不仅无法容纳2001年以后才颁布和实施的新课标的内容和理念，且早已经不再出版，学员只能用翻印的老版本学习。接受这样的继续教育，不仅无法提高教师的素质，而且会扰乱他们的教育教学理念。

二是管理混乱。函授和自学考试虽然在教师继续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因此，长期运行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在管理松动的情况下便大行其道。首先是教材使用混乱，函授教材完全由主考学校选定。主考学校的这种自主性导致自编教材泛滥，这些教材不仅缺少规范性，许多知识和观念也都存在问题，将其作为学习的依据，其对教师的误导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是抄袭严重。函授考试和自学考试中的考试，抄袭是一种普遍现象。这里既有学员的原因，更有办学单位笼络生源的原因。这就进一步导致了这两种继续教育方式效果不佳。第二种培训方式是培训机构培训，包括进修学校组织的培训、高校组织的培训及校本培训等。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教师普遍对继续教育缺少内在需要，而这种方式的培训又往往安排在假期或休息时间，因而缺少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讲授的内容往往是一些宏观理论，缺少教师解决具体问题的对应性，尤其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对中小学的现状并不十分了解，只是空谈，无法真正实现教师继续教育的目的。第三种培训方式即远程培训，包括“国培计划”“省培计划”。是目前和今后教师继续教育的主体和发展方向。教师远程继续教育的特征是：利用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数字信号环境下进行培训活动。但由于远程继续教育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所以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以最具影响力的“国培计划”为例，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系统设计需进一步完善，学习情况没有及时准确的记录，学习者和没学者无法区别。缺少严格有效的监控机制，教育评价存在片面性。二是以高师院校为主体实施“国培计划”，师资质量和办学条件基本上能够得到保障。但针对性强、适应性高的培训课程和研修资源却极其匮乏，与中小学教师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差距。三是由于以上两种方面的原因，教师缺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许多人为获得继续教育学分而参加培训，作业的抄袭率非常高，严重影响了继续教育效率。

三、解决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上述对于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只是对现象的罗列，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以深入挖掘其成因为前提，透过前面所列举的一系列现象，我们将其成因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管理方面的问题。管理观念滞后极其混乱不仅造成了函授、自学考试等非主体教师继续教育出现一系列问题，而且也造成了培训机构培训和远程培训的诸多问题。因此，以提升管理水平，提高继续教育效率为目的的改革势在必行。第二是培训目标与教师参与培训目的的矛盾。为提高学历而接受继续教育的教师仍然是函授和自学考试的主体。为获得培训分数而被动参与“国培”“省培”“地培”的普遍性，严重影响着教师的主动性参与，使提高教师素质的目标无法充分完成。第三是监督、评价和验收机制不够健全，使继续教育过程怠慢，结果造假现象普遍存在。根据上述对存在问题现象的原因分析获得的解决策略也有三个方面：第一，继续教育主管部门与用人单位对继续教育进行统筹和规范。根据教师继续教育的特点，进行整体设计，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具体方案是，根据教师继续教育终身性特点，建立教师继续教育的长效机制，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成为从业需要的自觉行为。根据教师继续教育的阶段性特点，建立与教师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继续教育目标和方式。根据教师继续教育非系统性特点，建立与知识更新、技术进步同步的培训内容调整机制。使已有的系统在不断地吸纳新因素的过程中获得发展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管理系统，形成上下一体、左右联系的教师继续教育实施网络。所谓“上下一体”是指教师继续教育的主管部门与具体实施部门一体化，避免上下脱节造成的混乱，使“国培”“省培”“地陪”“校培”行动统一，目标一致。“左右联系”是指教师继续教育具体实施部门与接受培训的教师所在学校进行密切联系，统筹培训计划，规范培训内容和方式，改变目前存在的教师继续教育实施部门，不顾中小学校的具体情况和需求，盲目的或一刀切式的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效率。第二，教师继续教育要紧紧围绕教师专业发展展开。教师继续教育实施中目标的模糊和错位是造成教师继续教育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和今后教师继续教育的目标就是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目前影响这个目标实现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应试。

长期实施的应试教育使中小学教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应试观念，他们往往以应试教育的态度参与继续教育。另一个是培训内容和不同教师的学习需求相背离。不同的中小学教师有各自不同的学习和发展需求，这种需求虽然在培训中通过不同模块的选择得到了尊重，但由于所提供的被选模块有限，无法全面满足接受培训的教师的要求，从而造成了教师接受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而培训内容侧重于理论，淡化实践内容，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因此，将教师继续教育的目标明确地定位于提高教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非常重要，有了明确的目标才能改变教师继续教育中应试因素的影响，也才能更充分地尊重接受培训的教师不同的学习和发展需求，促进他们学习动力的增长。第三，建立健全监督、评价和验收机制。监督、评价和验收机制的不健全是教师继续教育中问题产生、存在和延续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通过监督机制的建设，使接受继续教育的教师能够获得全程的督促，对于在培训中出现的不足和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和解决。验收分为中期验收和最后验收。中期验收是在培训完成一半时，对接受培训的效果进行验收，主要是总结这一阶段培训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下一阶段的培训提出借鉴和改变的思路。最后验收是在整个培训结束后对培训结果进行验收。两次验收的依据是培训目标的达成情况。评价主要针对参与继续教育教师的参与态度、参与中的表现、参与的结果进行评定、给出结论，促进教师发现自己在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以后培训的效果。在建立健全监督、评价和验收机制的过程中，培训的目标和要求是关键。在建设相应的规章制度的过程中，培训实施机构面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培养目标和侧重应有所差别（如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城市和农村），使他们在各自现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和发展。教师继续教育具有特殊性，根据教师继续教育的特点去规划教师继续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是解决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师继续教育整体水平的有力保障，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论文关键词］音乐教育艺术教育现状对策

［论文摘要］音乐艺术教育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原因，当前，我国的音乐艺术教育比较薄弱，国民的音乐素质较低。因而，必须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加快发展音乐艺术教育事业，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美育氛围和文化环境。

近期以来，不少教育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呼吁，国民艺术教育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名普通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艺术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有较多的了解和体味，拟就此谈一些看法。

一、音乐艺术教育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音乐艺术教育的现状

由于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原因，当前，我国的音乐艺术教育比较薄弱，国民的音乐素质普遍较低。文中所说的“艺术教育”不同于培养专门艺术人才的专业教育，而是指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鉴赏能力、审美情趣，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素质教育”。2007年，笔者在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对近千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一次音乐素质问卷调查，结果为“两多三少”：几乎100%的学生表示喜爱音乐，几乎100%的学生认为在高等师范学校进行音乐教育很有必要。但能够识简谱的学生仅占2.6%，能够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的占0.2%，系统学习过音乐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大学生们对于音乐教育的渴望与实际具有的音乐素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二）造成音乐艺术教育现状的原因

1.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存在许多不利于音乐艺术教育发展的因素。国民音乐艺术素质的提高得不到普遍重视，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艺术精品不多。在不少场所中，高雅的音乐艺术形式被庸俗的或格调低下的艺术形式所取代；圣洁的艺术殿堂被浓厚的“铜臭”所污染；大众艺术被裸的商品艺术所侵占。由此造成了不良的文化环境，严重冲击着学校健康的艺术教育，对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部分人审美素质低下、美丑不分，有的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一、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发展的现实境遇

（一）成人教育学科研究边界

受到蚕食“学科是科学知识内部的一个组织范畴，它在那里建立了工作的划分和专业化，它适应科学所覆盖的领域的多样性。”一门专业化的学科虽然存在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科学领域中，但它通过对边界的划定、语言的组织构造、方法的使用说明，制定出自身学科发展和传承的一套“技术说明”，学科理论作为学科成果的输出，在科学领域拥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学科的历史看，它总是通过划分特定的边界让自己变得独立，假如没有这个边界，外部对该学科的认识将变得模糊不清。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人教育学是“成年人教与学的科学和艺术，是对成人教育进行学术性研究而形成的一个理论体系”。当然，随着我国成人教育实践以及成人教育学的成熟与开放，成人教育学的边界逐渐由单数项向复数形式发展，并孕育出诸多成人教育学科分支，进而拓展了学科的边界。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成人教育实践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内部的一些不足与弊端，导致了许多成人教育新现象没有能够得到合理解释，从而让其他学科借此抢占成人教育学科的“领土”，使得成人教育学的现象成为了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现象，从而导致了成人教育学科疆域被其他学科逐步蚕食的尴尬境遇，甚至内部产生了“替代论”、“合并论”等不协调的声音。

（二）成人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遭受质疑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理论基础是学科得以独立存在和长久发展的关键要素。学科理论的一体化水平是评价学科成熟与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准，因此，任何一门学科都在试图构筑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挖掘和创造建构学科的“砖瓦”，进而揭示学科研究问题和研究现象的本质。成人教育学孕育于开放，并与其他学科长期互动，其自身逐渐诞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并在客观上构成了成人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研究注重扎根实践，立足实践，对实践活动中新发现和产生的问题、矛盾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注重对成人教育实践活动中所获取的经验和知识进行总结提炼，形成能够再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关于学科理论体系，罗伯特•格罗霍和杰克•格拉齐尔（RobertGrover&JackD.Glazier）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框架:“第一层包括现象、符号和定义；第二层包括观念、建议和假设或研究问题；第三层包括实体理论、形式化理论、宏大理论、范式和世界观”。然而，通过对我国成人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不难发现，多数研究依然桎梏于对成人教育活动的现象解读、概念诠释、方法讨论及策略研究等方面，尚未构建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实体理论和研究范式；很多理论依然还停留在移植和翻版的层面，缺乏“本土化”、“创新”和“深加工”的精神；理论的研究方法局限于传统的定性式研究，缺乏“问题”与“方法”匹配的意识，从而导致了理论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犹如咖思栋•米亚拉雷所说的那样：“成人教育科学是否真正有理由存在”。

（三）成人教育学术共同体的声音不一

学术共同体“就他们的基本意识形态、共同的价值观、共同质量的评价、对某一特定传统的归属、对学科内容及其框架的一致观点等而言，他们很可能以清晰的边界占据知识疆界”。从我国成人教育学术共同体的构成看，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官方组建的研究机构；（2）高校组建的研究机构；（3）社会性研究团体。从现有的成人教育学术共同体成员看，大多数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学者或研究者缺乏成人教育学的专业背景，有些甚至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科研能力培养，从而导致部分研究者群体缺乏基本的专业素养和职业热情；与其他学科相比，成人教育研究者队伍的数量较为欠缺，无论是学术梯队建设、区域分布、专业布局等都不尽合理。这种现状使得学科价值导向、奋斗目标和对话平台等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导致了成人教育学研究梯队缺乏基本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另外许多成人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自于其他学科，由于他们的学科背景、研究范式、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成人教育学科领域内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虽然，不同的声音有利于激发学术团体的灵感和活力，但是，过多的“噪音”，不仅会引发团体内部的不和谐，还容易引发外界对该学科的质疑，这无疑会削弱社会认同度，从而加剧学科边缘化的状况。

二、学科互涉视域下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策略研究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一、我国社区音乐教育的特点与发展

(1)社区民众因其文化程度,社会分工不同而存在兴趣爱好,性格,职业等差异。

(2)社区教育打破了原有的传统教育的围墙,将区域教育资源进行一定的整合。社区教育努力提升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的功能,将教育与民众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折射出现代教育的新型传播模式。

(3)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人心,许多家长越来越认识到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与作用。社区音乐教育既满足了家长对孩子素质教育的需求,同时也培养了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和音乐素质。

(4)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日益加剧,中老年人作为社会的重要一部分,成为我国不可回避的社会关注群体。艺术教育(音乐教育)的切入帮助中老年人提高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改善老年人社会生活环境,丰富老年人社会文化生活。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于艺术教育的重视和普及,加之接受高等艺术教育的毕业生就业压力等因素,使得社区音乐教育的师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我国社会教育资源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二、我国社区音乐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大中型城市社区音乐教育主要表现为:以地方大专院校为主的公办形式社区教育,如惠民工程中艺术课程讲座,以及老年大学等形式。这些公办音乐教育的主要学习者大多数为中老年人,就课程的设置而言,较为简单,内容单一;另外一种是以私人办学为主的艺术培训学校,主要以学龄前儿童为主的幼儿启蒙式音乐教育。公办社区教育的问题在于:师资资源不够,教学内容粗浅单一,没有固定形式的教材,学习时间不固定,持续时间不长,等等。公办社区教育一般以大专院校为主体。由于课时编排与资金支持等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得到优秀的业务精英或专家学者教授和指导课程较少。而以私人办学为主的音乐培训中心、琴行,艺术学校等问题则较多。首先,办学资质无认可机制。只要在工商部门领取执照就可以开班收徒。音乐教育俨然成了一种商业手段,甚至有的培训中心从校长到教师仅有1~2人。这样的音乐办学水平可想而知。其次,师资力量薄弱。许多艺术培训学校为节省开支,公开聘用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这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一方面,不能保证“学生教师”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流动性大,不能保证教学质量的统一和完整。第三,学习风险大。许多学校由于恶性竞争,导致经营不善,随时面临倒闭关门的问题,这样一来致使许多儿童不能继续完成学习,而家长甚至连学费都无处追讨……。以上种种问题都是我国目前社区音乐教育办学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总体来说可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由大学主导的社区音乐教育优秀师资资源不够,课程单一,内容不清楚。社区教育部分分工不明确,无相应的毕业凭证,社区音乐教育更像是课外辅导班,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