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范文精选

六年级第六单元活动的开展利于学生们深入了解课程知识。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六年级第六单元活动总结，欢迎大家阅读。

范文一：六年级第六单元活动总结

在学习了第六单元《轻叩诗歌的大门》后，我收获了许多。

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古至今不断涌现出屈原、李白、杜甫等许多伟大的诗人，国外也有许多诗人，如拜伦、海涅、普希金他们的优秀诗篇，为各国人民传诵。

在《诗海拾贝》这一部分中，我们学习了许多描写景物风光的古诗，它们在作者的笔下显得格外明亮，充满了灵性。这些景色仿佛已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了，你看，它们多美啊!

接着我们还学习了《与诗同行》。我有机会阅读著名作家金波的诗歌《我们去看海》。作者的那种热爱大海的表现跃然纸上。看完后，也使我不禁对大海有了一种追求与向往。《致老鼠》中，作者并不觉得老鼠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动物，反而把它当作了自己的朋友，并提出了希望老鼠与猫成为好朋友的强烈愿望

在活动过程中，老师还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这样一来，不仅能让同学们欣赏到好的诗歌，还能给予同学们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同学们陆续上讲台朗诵诗歌，他们抑扬顿挫地读着，有声有色地读着，津津有味地读着。每一首诗都是那么的独特，那么的优美，那么的富有韵味。不过，这其中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些同学准备得不够充分，上台朗诵时断断续续的，而且时间也不够长

我们还制作了手抄报，收集了一些诗歌。我还知道了诗歌按题材分，可以分为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和咏物诗;按形式分，可以分为自由诗、格律诗和散文诗。

六年级上册语文第六单元作文活动开展过后有进行六年级上册语文第六单元作文活动总结以总结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不足吗?下面是小编推荐给大家的六年级上册语文第六单元作文活动总结，希望能带给大家帮助。

模板一：六年级上册语文第六单元作文活动总结

这次的综合性学习很快结束了，回想起这其间的点点滴滴，我不禁又深深感受到了诗歌的魅力所在。

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著名的唐诗、宋词、元曲到法洒脱的现代诗，这些好诗都让我们禁不住拍手叫绝。我们在学习古诗与现代诗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古诗与现代诗的不同之处------古诗有着较为固定的语言形式与比较严格的韵律要求，而现代诗形式自由、意象也要比古诗更新奇、更富创意。哈哈，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短小的古诗寻么难读懂了，现在，我还真佩服大诗人们能写出这样简练精彩的诗句!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课外知识，老师让我们在课外找来了许多诗，并在班级里诵读，这也使我们真真切切地走入诗歌的殿堂，感受到了诗歌的奇妙境界。

另外，我们还当了一回小诗人，我写了一首《小乌龟》，被老师当范文朗读，受到了老师与同学们的好评。当然其他的同学写得也不错，李辛夷的小诗《星星》写得十分童趣，活泼的语言使我们感受到小星星的调皮与可爱;陈颖莹的诗作《蛋糕》写出了她妈妈对她的关怀与她对妈妈诚挚的感激与深切的爱，写得十分感人，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我们还将自己的诗歌写在制作好的小卡片上，一张张精致的卡片代表着我们的天真与梦想，五颜六色的小卡片上的儿童诗，首首都那么精彩，我们静坐着，听着他人深情的朗诵，一起遨游在诗海里，感受着一首一首的小诗带给我们的启示。

课余，我们还展示着自己收集的诗歌知识，并互相提问，这让我们的课间充满了乐趣，有许多兴趣浓厚的同学开始制作诗集，有的同学还别出心裁，与绘画好的同学合作，一同配上优美的插图，一下课，我们便围在一起，乐此不疲地交流着诗歌带给我们的无限乐趣。

本次活动在我们的恋恋不舍中结束了。但那一首首妙趣横生的儿童诗及同学们原创的充满乐趣的小诗，全都深刻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中，使我们时不时地回想这充满魅力的诗歌，回想起诗歌带给我们的影响。啊!诗歌，你是多么美妙，我为你感到深深的骄傲、自豪!

奥地利作曲家雨果・沃尔夫（Hugo Wolf，1860―1903），是欧洲浪漫主义音乐晚期在艺术歌曲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作曲家之一。大多数音乐学家认为，他是继舒伯特、舒曼之后最具独创性的艺术歌曲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270余首艺术歌曲，其中声乐套曲集有《莫里克歌曲集》、《艾兴多夫歌曲集》、《意大利歌曲集》、《歌德歌曲集》、《西班牙歌曲集》以及《老调子：凯勒歌曲集》和《米开朗基罗歌曲集》共七部。这些歌集是19世纪艺术歌曲创作的巅峰之作，集中展示了沃尔夫独特的创作手法和作曲理念。有评论家认为，沃尔夫在其歌集中实现了19世纪艺术歌曲创作的最高理想――诗歌与音乐的完美融合。

从国内对沃尔夫歌集研究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研究都将视角放在《莫里克歌曲集》等几部较为常见的作品上，而对于其最后一部声乐套曲《米开朗基罗歌集》（或为《米开朗基罗诗三首》）则关注不多。在笔者看来，这部歌集虽然只有三首歌曲，但却宛如天鹅挽歌一般，是沃尔夫艺术歌曲创作生涯的唯美绝唱。因此，我们有必要以一种“重新发现”（rediscovery）的态度，去仔细研究该作品的意义。

《米开朗基罗歌集》的创作背景简述

1897年，对于喜爱沃尔夫的人来说是一个十分伤感和惋惜的年份。这一年，沃尔夫在完成了最后一部声乐套曲《米开朗基罗歌集》（Drei Gedichte Von Michelangelo）后，便坠入了精神疾病所造成的痛苦深渊。从此直至1903年2月去世，再无作品留世。因此，我们有理由将《米开朗基罗诗集》视为其艺术生命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从中去细细品味沃尔夫最后的精神世界。

1897年春，沃尔夫在经过长时间的甄选之后，最终选取了瓦尔特・罗伯特－托尔诺（Walter Robert－Tornow ）用德语翻译的米开朗基罗十四行诗（sonnet）中的三首，作为自己新的声乐套曲歌词①。这三首诗词的名字分别为：《我常思量》（Wohl denk’ich oft），《万事有始必有终》（Alles endet?熏 was entstehet），《心灵可感到？》（Fuhlt meine seele）。②正如大多数音乐学家所分析的那样，沃尔夫从来就不随随便便地选词谱曲，他“选用歌词时的文学趣味比以前的德国歌曲作家来的挑剔。他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用一个诗人的诗作”③。在这之前，即1896年，沃尔夫的歌剧《市长》以及《意大利歌曲集（2）》相继问世，他在维也纳的声誉也日渐显著。众所周知，他长期在《沙龙书页》杂志中鼓吹瓦格纳而批评勃拉姆斯，因而在维也纳音乐圈内颇不受待见，生活也一度困苦潦倒。如今，看到自己长期在艺术歌曲领域辛苦的耕耘终于收到了成果，沃尔夫内心深处的愉悦与欣慰可想而知。因此，笔者推断，正是由于这种心境使然，才使得对选词一向挑剔的沃尔夫注意到米开朗基罗诗歌。因为在他看来，米开朗基罗诗歌中那种“苦尽甘来”的意味正是自己心境的真实写照。这一点，从该歌集的第一首《我常思量》中就已清晰的展现出来：

Wohl denk’ich oft《我常思量》

Wohl denk’ich oft an mein vergangnes Leben，

遁去的岁月时时萦绕心上，

行政能力倾向测试常识题2

中国古代文学史简介

01、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

（1）上古时期；神话传说

（2）先秦时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两汉时期：辞赋乐府民歌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

（5）唐代时期：诗

摘 要: 随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学者对她的关注也日益密切。本文拟对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作出大致的梳理,同时也分析当代文化因素对阿特伍德译介的重大影响,以期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

关键词: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介 特点 原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是近年来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加拿大作家,笔耕不辍,频频获奖,被称为“加拿大文学皇后”。迄今为止,她已经创作了14部诗集p13部长篇小说p6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集,并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此外还撰写了不少广播p电视p戏剧和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她还热心于加拿大的文化事业,推进了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应邀参加各国的演讲,扩大了加拿大的影响,被列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从1981年黄仲文在《外国文学》上介绍阿特伍德以来,国内学者对她的关注一直都没有停止。尤其近年来,随着阿特伍德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学者也意识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重要性,对她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长,译介、出版了阿特伍德的各种专著,发表大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但是,纵观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史,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情况和研究成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梳理和分析,这对于我们从事阿特伍德研究有着很大不便。因此,笔者拟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特点,找出其原因,分析其贡献和不足。

由于国内学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在1994年以前以诗歌和短篇小说为主,1994年到2003年之间以长篇小说为主,2004年之后其作品的译介较为稳定和全面,因此,笔者即以1994年和2003年为界点,依据所能收集到的史料(包括散见在各种期刊、杂志上的单篇译作、作品专著和文学史等),以及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包括文学的自身发展、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等)对内地译坛和接受的影响,通过梳理阿特伍德及其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在国内学界的译介和接受,以求探讨其译介和接受发展的轨迹。(由于条件所限,本文所用材料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港澳台地区不包括在内)

一、1994年之前:起步阶段

1978年国内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此前一直禁止的外国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国内文坛出现新鲜的气息。在这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中,英美国家的作品占有绝对的优势,虽然加拿大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处于第三世界的加拿大文学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首批于1978年派往加拿大出国留学的学者学成回国,加拿大文学作品才开始在国内翻译。即使这样,由于当时较注重作品所体现的意识形态问题,阿特伍德的作品并没有专门译介,只是和其他加拿大作家的作品一起被介绍到国内。而且译介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占阿特伍德这时期译介总量的90%左右,而短篇小说有10篇之多,是阿特伍德短篇小说整个汉译中翻译最多的一个时期。

阿特伍德作品的汉译最早见于发表在1983年第6期的《世界文学》“加拿大文学专辑”中的短篇小说《从火星上来的人》和诗歌《塞壬之歌(外三首)》;1984年第12期的《外国文学》中的《加拿大当代诗选》翻译了其诗歌《大街上,爱情》(李文俊译);198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短篇小说选》中又一次收录了她的短篇小说《从火星上来的人》;1985年第9期的《外国文学》刊登了诗歌《治疗者》(李文俊译),同时也对这首诗作了评析;1988年第6期《诗刊》中刊登了她的《诗三首》(沈睿译);1990年第1期《外国文学》中有她的短篇小说《我的哥哥》(郭栖庆译);1991年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中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诗五首》(莫雅平译);1993年第6期《外国文学》中有《诗三首》(刘文荣译),第4期《外国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幸福的结局》(沈睿译)、《食罪者》(沈睿译)、《事到临头》(曾诚译)和《铅的时代》(曾诚译);1994年第4期《译林》刊登了《拓荒者的理智渐渐失去(组诗)》(禾子译),第5期《世界文学》中刊载了她的《女性身体(外一篇)》;同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中有她的短篇小说《紧急关头》(又名《事到临头》)和《舞会》。

这时期国内学者关于阿特伍德长篇小说的译介只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假象》(赵雅华、李英恒译)和《可食用的女人》(蒋立珠、丁兴华译)两种,评论集只出版了《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这说明国内对阿特伍德的译介是滞后和稚嫩的,还不到其创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所译介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虽然已经有了一本(诗)多译的情况,但是大多没有交代出处,对作品的译介也有一定的失误,译者也不固定,并且集中翻译的作品是其70年代的作品。这种情况和阿特伍德在不同体裁作品创作上的总量和获奖情况是相一致的。

名家档案

简明，本名张国明，中国作协会员，诗选刊杂志社社长。著有诗集《高贵》《简明短诗选》《朴素》等9部，长篇报告文学《千日养兵》《感恩中华》等5部，评论集《中国网络诗歌前沿佳作评赏》（上下册）、《中国网络诗歌十年（2005―2014）佳作导读》等。作品曾获1987年《星星》诗刊全国首届新诗大赛一等奖，1989年《诗神》全国首届新诗大赛一等奖，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四届、第八届、第十一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等。诗歌作品入选上百种权威选本。参加文化部第二届（西安）、第四届（绵阳）中国诗歌节，第一届（宜昌）中国诗歌节，第二届（西宁）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第三届（海宁）徐志摩中国诗歌节等。

诗人不是平常状态下的产物

王 琪：简明老师您好！您是诗坛上一名久经沙场的老诗人，2015年9月初，您应《延河》文学月刊之邀，来西安参加“当代纯文学期刊・延河高峰论坛”，我有幸第一次见到您。印象中，您曾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军旅诗人，请谈谈您的早期军旅诗歌创作。

简 明：我从1981年开始在《伊犁河》《青年作家》《新疆日报》《报》《文艺》等报刊发表诗歌作品，距今已经35个年头了。1986年，我与后来专事散文创作的刘亮程等人，在新疆伊犁自印了诗集《套马索》。1986年底，我调入云南老山前线部队，1987年在老山前线成立了逾千人的“橄榄风”诗社，创办铅印诗报《橄榄风》。并在《星星》《诗刊》《人民文学》《文艺》《昆仑》等报刊大量发表军旅诗歌，作品入选多种权威选本，获1987年《星星》诗刊全国首届新诗大赛一等奖，1989年《诗神》全国首届新诗大赛一等奖，第四届河北省政府最高奖（文艺振兴奖）等， 出版诗集《不明飞行物》（1988年）、《无论最终剩下谁》（1990年）、《爱我是一个错误》（1991年）、《左手婚姻》（1992年）等，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前身）等，同年辍笔，并转业到《河北文学》杂志社工作。

王 琪：新疆伊犁是一块富饶、美丽、神奇的土地，您在那里工作生活过多年，是否每当回忆起那段美好的边塞生活，总有按捺不住的向往？它对您此后的诗歌创作一定深有影响吧？

简 明：是的，我3岁时随父母从新疆乌鲁木齐移居到边城伊犁，在那里读书、参军、写诗。童年是诗人的摇篮，童年教会了诗人用力哭和笑，用力喊。童年让诗人长出一颗一颗乳牙，然后，再让蛀虫把它们一颗一颗的捣毁。童年的记忆是诗歌的源头，正如雪山是河流的源头，荒原是绿洲的源头一样。

伊犁是我唯一的故乡。“故乡”这一词组，是由极为丰富复杂的社会元素组合而成的，生物、地理、文化、宗教、种族等一系列缺一不可的历史记录，造就了这一词汇在人类进化史中独特的生命蕴涵、符号意义和原始象征。文学在对“故乡”这一历史象征物的不懈挖掘中发现：回忆是一种反向想象。反向想象不是重新经历曾经的体验，而是重新体验曾经的经历。重新经历曾经的体验，你得到的依然是旧有的；而重新体验曾经的经历，你将收获全新的认知。

摘要:塞缪尔•巴伯是20世纪美国专业音乐崛起时期新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被誉为“20世纪无与伦比的艺术歌曲”作曲家,他所创作的艺术歌曲最直观地展现了抒情性的新浪漫主义音乐风格。本文通过对作曲家擅长歌曲创作的原因谈起,分别就其歌曲创作中的音乐特点与诗词选择方式进行了梳理分析,以其对巴伯艺术歌曲的创作进行粗略的总结。

关键词:巴伯;新浪漫主义;艺术歌曲;诗词

“新浪漫主义音乐的实践者”塞缪尔•巴伯(Samule Barber,1910-1981)是20世纪最受欧美乐坛尊敬的美国作曲家之一,直至今日他的作品依然活跃于世界舞台之上,被称为“听众的宠儿”。虽然巴伯并不是美国音乐崛起时期追求美国专业音乐风格的代表作曲家,但是他在艺术歌曲上的卓越贡献却填补了该时期美国音乐在这一体裁上的空缺,并最终使美国艺术歌曲得到了世界乐坛的认可和肯定。

作为20世纪“无与伦比的艺术歌曲作曲家”①,歌曲创作贯穿巴伯一生,从孩提时代的《鹅妈妈》《风的小孩》到晚年时的声乐套曲《义无反顾》《恋人们》,他曾说:“在我的生活中创作歌曲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②”巴伯在歌曲创作中始终恪守“忠于自我内心感受,追求优美歌唱性旋律”的基本原则,尽管1940年后他受到现代音乐技法的影响创作风格略有改变,但抒情性的新浪漫主义音乐风格仍是他一生最终的选择。

“情感论音乐美学”认为以情感表现为主要目标的抒情性音乐恰恰偏重于对旋律的歌唱性要求,尊重内心感觉的创作理念恰是巴伯擅长歌曲创作的内在原因。而生活中三方面不可或缺外在因素也为巴伯的歌曲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一,巴伯自小酷爱自然、浪漫的诗歌文学,尤其是欧洲诗人的作品。他认为“诗歌就是延续自己生命的氧气”③。广泛而深入的诗歌阅读让他对诗文中的语言重音、声调抑扬有独特的见地,这是他进行歌曲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写作前提。其二,少年时姨妈路易丝对他声音的正确引导,以及巴伯成年后专业的歌唱训练、短暂的职业歌唱生涯都让他对“人声”有极其敏锐的感知度,这也是歌曲创作的一个有利因素。其三,正如舒瓦兹(Elliott Schwartz)与查尔德斯(Barney Childs)所认为的,巴伯自小的音乐教育环境充满着“传统的意大利歌剧和声乐作品”④,与德奥艺术歌曲、歌剧选曲的大量接触是他歌曲创作的充足养分。

一、巴伯歌曲中的音乐特点

在占据巴伯作品总数一半的100余首歌曲中47首已发行唱片,而其中10首尚未出版乐谱。在这些已出版的歌曲中巴伯一生音乐风格的转变脉络清晰可见。《雏菊》(1927年,Op.2,No.1)是巴伯在科蒂斯音乐学院学习阶段的一篇习作。这是一首带缩减性再现段的三段式歌曲,在明朗F大调上的和声进行十分“保守”――完全遵循功能性和声的展开原则,平稳、流畅的三和弦连接中偶尔的几个七和弦已是歌曲中最大“意外”,匀称、绵长的旋律线条与伴奏中自然的音阶式进行交相呼应,增添了歌曲的抒情性。此外,《我的心因悔恨而沉重》(1928年,Op.2, No.2)中如勃拉姆斯般甜蜜而深刻的旋律线条、《下雨了》与《睡吧》(1935年,Op.10, No.1-No.2)中细致的句读划分都集中反映了作曲家的抒情性音乐风格,而和声、旋律等因素上较传统的处理手法也是作曲家早期音乐创作的基本特点。

随着作曲技法的不断成熟与稳定,巴伯逐渐倾向于大型声乐作品的创作,一批反映成熟期后音乐风格的重要声乐套曲、交响化声乐作品大量涌现。在声乐套曲《短歌》的《分别》(1950-1951年,Op.27, No.5)里“持续音”巧妙地散落在主旋律声部之中,而在最具挑战性的声乐套曲《义无反顾》中“为了表现凄凉、孤独、失恋的音乐主题,巴伯运用了大量不协和的音乐语汇――调性游离、三全音、完整的半音阶、尖锐的三和弦以及全音阶序列等”⑤,这些表现手法集中反映了巴伯尝试性地融合了20世纪音乐技法的创作特点,其中该作品的第三首《在荒野之中》更集中展现了巴伯“音符纺织”的复调写作能力。除此以外,《克尔恺郭尔的祈祷》、声乐套曲《隐士之歌》也是这一时期的极为重要的大型声乐作品,这两部作品也基本体现了巴伯在后期歌曲创作中根据多变的诗歌情绪运用各种音乐技法的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史简介

01、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

（1）上古时期；神话传说

（2）先秦时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两汉时期：辞赋乐府民歌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

（5）唐代时期：诗

（6）宋代时期：词

上个星期，我们开展了“与诗同行”的活动。活动中，我们学会给诗歌分类，欣赏诗歌，还学写了儿童诗呢！。

活动一开始，我们先制定了活动计划。我们计划在一周的时间内，搜集关于诗的知识，学会给诗歌分类，能够正确地赏析诗歌，我们还希望能自己学写一首小诗呢！为了完成计划，我们确定了组长，并给每位同学合理地分了工。。

我是负责查资料的，上网进入了“google”页面，输入了关键词“诗歌”。哇！关于诗歌的知识可真不少呀，据google搜索统计现共有2850万个词条是关于诗歌的。我立即点开了其中几个网页，进入了诗歌知识的海洋——“《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距今已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我国另外两部诗歌总集分别是——《楚辞》、《汉府乐》……”，“我国的元曲，是一种小令，兴盛于元代，大多由民歌而来……”，“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在诗歌知识的海洋里，我流连忘返，增长了许多知识。

通过这次活动，我的收获可不小。我们小组的同学搜集了许多的古诗和现代诗，可这么多的诗，涉及面这么广，怎么整理呢？当我们学会了给诗歌分类后，这些整理的事情就变得容易得多了，真是小菜一碟。我知道了诗歌分类可以按作者分、按题材分、按形式分、按体裁分……我们按照作者给搜集来的诗歌分类，不一会儿，就把小山似的资料整理好了。

我们还学会了欣赏诗歌，知道了欣赏诗歌前，要先把诗多读几遍，可以联系生活实际读，可以用不同诗人写的诗对比着读，还可以边读边在脑海里描绘画面，走进诗中读。学会了这些，欣赏诗时，我们就可以体会诗人创设的意境，更加了解诗歌背后的情感和含义了。比如：读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短短几句，让人感到琴声初起，仿佛小儿女在耳边窃窃私语。忽然，琴声变得昂扬激越起来，就像勇猛的战士挥戈跃马冲入敌阵。与敌人奋力拼杀，那惊天地、泣鬼神的情节仿佛就在眼前。

最后，我们还尝试着当了一回小诗人，一首首富有童趣的小诗，就从我们的笔尖流露出来。我也写了首诗——《四季的树》。

四季的树

春天的树，

摘要:本文从白居易的音乐思想出发,指出白居易创作的讽喻诗不仅是为了实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也与白居易对当时音乐的反思有关。白居易的音乐思想不仅是他创作讽喻诗的动机之一,对讽喻诗的创作也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 诗乐合一;音乐思想;讽喻诗

以往人们在研究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时,大多联系时代背景,认为其所提倡的诗歌理论适应时代的要求,开拓了诗坛新局面,实为古代现实主义诗人的代表。由于后世对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诗歌理论多有著述,无意间夸大了白诗的社会功能,人们在研究时只局限于诗中的讽喻内容,看不到其诗的审美性,使得某些人认为白居易过于注重诗歌社会功能,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意境或格律的营造,斥之为功利文学。事实上,想要全面公正地评价白居易的作品,最好的办法是将其社会性与审美性相结合,而白诗的审美性之一就是“诗乐合一”。

一、白居易讽喻诗的“诗乐合一”性

过去人们一直对新乐府能否入乐持否定态度,如清初冯班《钝吟杂录•论乐府与钱颐仲》云“乐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杜甫、元、白新乐府是也”。任半塘《唐声诗》中说“唐之新题乐府,已不歌唱,通体离乐,名实全乖”①,他们这样认为或许是根据郭茂倩的《新乐府辞序》:“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②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其实并不能得出新乐府不入乐的结论,事实上“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为我们道出了这一事实,即白居易乐府诗的本质是歌诗的一种准备状态,是随时可以拿来入乐歌唱的歌词,其目的就是想让朝廷“选词以配乐”,如《读张籍古乐府》“恐君百岁后,灭没无人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淹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③《新乐府•城盐州》“谁能将此盐州曲,翻作歌词闻至尊”。④既然白居易希望他的诗作能入朝廷乐府演唱,又怎能忽略最基本的入乐要求呢?

事实上,“诗乐合一”的思想一直支配着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人们在研究《与元九书》时,只重点考察有关讽喻诗的理论,却忽略了其中隐含的音乐美学思想。在文章的开篇,白居易就介绍他与元稹的通信:“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述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⑤接着就说明他作此篇的目的是“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其后在谈到诗歌的作用时又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需要注意的是,“歌诗”这一概念共出现了三次。在白居易的其他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歌诗”,如《策林》六十九“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⑥《采诗官》“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⑦

“歌诗”一词并不是白居易首创,它同样出现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如柳宗元《乐府杂曲•鼓吹铙歌•东蛮》“歌诗铙鼓间,以壮我元戎”⑧严维《姚役奉简鲍参军》:“歌诗盛赋文星动,萧管新亭晦日游。”;⑨朱谦之在《中国音乐文学史》“唐代诗歌”一章中说:“唐代燕乐,都是可歌可舞,所以这时代诗人的作品通叫做‘歌诗’,如《李太白歌诗》《李长吉歌诗》之类”。⑩而任半塘则认为“歌诗仅用肉声,不包含乐器之声”。⑾从中可以看出,不管范畴是什么,“歌诗”一词总是与音乐有关。可见,白居易屡次使用“歌诗”这一概念并不是单纯地与“诗歌”等同,而是具有明确的使诗合乐的目的在里面。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是这样描述诗歌的性质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意。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⑿指出诗除了情、言、义等要素外,“声”的作用也不可忽略,因为“声”具有打动人心,传播诗义的巨大力量,诗的价值的实现,全在于有声:王灼在《碧鸡漫志》:“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宋朝郑樵《通志•乐略第一》:“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诗者乐章也。”⒀皆为强调“声”对诗的制约作用。在《与元九书》中,从“歌诗”并称,到“诗”与“歌”相对:“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或用“歌”代替“诗”:“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I之歌,则知夏政荒矣”。可见白居易追求的不仅是诗能够入乐,还要将诗与乐达到互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