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价值范文精选
文物价值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G26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59-02
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也是如此，从博物馆所新建、扩建、修缮以及展厅展览的陈列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些长存库房的古老文化遗存得以面世，尤其是馆藏珍贵文物都得以呈现在观众面前，使博物馆的璀璨文化得以弘扬与传播。
博物馆的一件件精品文物是先辈们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诸如马家窑文化的涡汶双耳彩陶罐，黑陶、红陶罐，齐家文化玉器，宋代陶模陶范，元代青花瓷器，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鎏金佛像，明晚期的黄花梨木家具，清代的宫廷玉器等。关于文物的价值有很多论述，人们也感同身受，深有体会，即文物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遗存，是人类文明在传承中积淀的精华，是民族和国家记忆的实证，是民族和国家身份的名片，也是民族和国家特色的彰显。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文物开始慢慢走进人们的生活。
联系我们的实际生活，也许可以这么说，文物具有货币、旅游、投资等价值。但最重要的是文物离不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记忆，每个过去使用过、遗弃了的东西，它所蕴含的信息，时刻鞭策我们的行动，具有全方位的社会价值，也相应蕴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价值。
走进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的历代文物，远至仰韶文化及齐家文化的各类陶器，它们大小不同、形状各异，都有自身的艺术价值、欣赏价值、历史价值等。这些光彩夺目的陶器陈列在博物馆展厅里，让广大群众和文物爱好者通过观赏而感受古老文明的魅力。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青铜器更是让观赏者赞不绝口，其纹饰、铭文、图案都具有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古人饮酒的酒器、煮食物用的青铜鼎，尤其是历代遗留下来的青铜镜更是美轮美奂，让人心旷神怡。文献资料中记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由此可知，铜镜是古代人照容貌、正衣冠的必备工具。东周时期，随着礼崩乐坏，一些礼器的制作要耗费大量财富，而又没有实际意义，取而代之的是铜镜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同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铜镜从此代替了礼器发展，作为生活用品登上了历史发展的舞台，这是铜镜最原始最根本的用途与价值。
文物是博物馆的核心价值所在；博物馆是陈列展览、收藏保护文物的场所。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有其自身价值和时代背景，从这些文物呈现出的文化中，做进一步研究探索，就可以了解这件文物所在的时代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了解这个时代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及其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因此，每一件文物不仅仅是一件文物这么纯粹，每件文物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文物只有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让广大观众进行欣赏才能够展现出它的价值。
文物价值是凝结在历史遗迹、遗物（包括精神和物质的遗物）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具有明显的双重特性，即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作为历史的产物，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这一点出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都具有历史价值，这是文物的首要价值。任何历史遗迹、遗物，都代表了它产生的年代所具有的科学水平，包含或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所以，从整体来看，文物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历史遗存。三者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存在于物质文化遗存之中，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就某处遗迹、某件遗物来讲，并不都具有三个价值，但一般都具有历史价值，同时具有艺术价值或科学价值。一处不可移动文物，若由若干个体组成，内容丰富，一般都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而每件器物，并不都如此。
文物既是文化，又是历史，是见证历史的活化石，它向人们揭示着人类从洪荒走向文明的足迹，展示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娱乐、信仰的特色。文物的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文化层面去理解：
一是器型器物。文物的第一层面也就是表面看是器型器物。不管是级别高的文物，还是一般文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直观的器型器物，但这只能从表面看它的价值，其实文物由来、文物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所涵盖的其他价值被我们忽视，只能展示该时期文明的印记。
二是思维、惯例。文物价值的第二层面是思维、惯例，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的思想、道德融入社会所产生的法律、宗教、艺术、行为习惯、语言特征等。文物不仅以实物的形制揭示出各个历史时代文化的组成要素，而且以文字、图示、碑刻、造型等形式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的背景。无论是建筑还是壁画、彩塑等，都反映了人类在不同时代对真、善、美的歌颂。
三是历史价值。文物价值的第三层面是历史价值，也可称之为核心层面。一件文物是否珍贵、是否价值连城，与它是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密切相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都具有历史价值，这是文物的首要价值。
四是考古价值。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不论它的质地如何，尺寸大小、完整程度如何，只要它能够证明历史上的事件、文化、工艺、民俗等方面的时代特点和相关事宜，就会成为一件有珍贵价值的文物，并且得到业内人士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972年4月，我国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和二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其上的墨书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先秦古籍，还有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历谱等。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在当时震动了中外考古界。由银雀山西汉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书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古籍，验证了中国史学界争论多年的孙子、孙膑谁早谁先、他们是什么关系等难题，并因此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五是工艺水平和艺术成就。博物馆里陈列的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明，都是出类拔萃、体现当时艺术成就和工艺水平的代表。这些文物是我国历史的浓缩，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体现。例如我国青铜器制造的黄金时期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那个时期青铜器的制造水平和工艺成就被国内外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公认为最高水平。所以，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制造的青铜器，在大小、铭文多少和完整程度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价值就要更高一些。再比如唐代的金银器，自从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以来，其数量、制作水平和工艺价值逐渐被大家所认可。到目前为止，唐代金银器的出土比以前历朝出土金银器的总和还要多。其中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鸳鸯莲瓣纹赤金碗、盛放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等，都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共知。这些文物体现出来的丰富想象力和精良的制作工艺至今都令所见者咂舌。在历史典籍里记载的唐代金银器生产的情况也表明：金银器的生产，在唐代确实达到了空前辉煌的时期。所以，唐代金银器的价值，就应该因其无以伦比的精湛艺术成就而成为最为珍贵的古代金银器艺术品。
六是存世量。物以稀为贵，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称帝，定国号为“洪宪”（1916）。他亦仿效清朝制度，设御窑，并派古玩商人郭世五到景德镇监制“居仁堂”款的“洪宪瓷”。但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一命呜呼。所烧“洪宪瓷”存世不多，留传下来的就更为稀少，所以“洪宪瓷”一度成为瓷器收藏家寻觅、收藏的目标，身价也因此而陡涨起来。
文物价值范文第2篇
在文物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博物馆文物工作者与客体的交换面越广、交换程度越深，文物价值实现的就会越充分、越彻底。社会教育是博物馆的主要任务之一，而文物作为博物馆文化中具有透鲜明特色的精神产品，直接承担着教育文物的社会价值实现与文物保护规划与管理张丽虹（广东省汕头市博物馆，广东汕头515000）功能，我们必须紧紧把握社会形势发展，积极创新，努力创造艺术性、观赏性、趣味性、教育性相结合的形式多样化的展览，或是通过馆校共建提高国民对文物价值认识，延伸博物馆教育内容，将博物馆的“博”真正体现出来。博物馆文物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所以，我们要处理好文物保护和文物旅游的关系，正确认识两者的统一性，可与旅游企业合作，将精品文物或资料作为旅游产品制作的科学依据，让人们通过旅游获得教育、陶冶情操、提高认识，最终促进博物馆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共同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收。
2.博物馆文物保护规划策略分析
2.1重视研究和保护文物的社会、情感价值
博物馆文物社会价值的主体是文物工作者和文化受众，这些主体需要在与文物客体的交换中撷取精神力量，而由于文物社会价值没有精确的量化标准，所以主体职业、文化程度、生活阅历不同，所实现的文物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的质量、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在博物馆文物保护规划中，我们有必要重视对文物社会、情感价值的研究和保护，通过不同方式比如展览、宣传等引导文物价值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在不损害其他价值的同时尽量保留并延续文物社会、情感价值所需的设施及场所，比如壁画、塑像等。另外，博物馆应鼓励与建筑性遗产相关的宗教活动、文化活动比如祭祀、描绘等对文物的再利用，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将文物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最大限度发挥出来。
2.2根据文物自身特点进行分库分级管理
科学的管理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条件，博物馆在进行文物保护规划和管理的过程中，应根据文物特点进行分库分级管理，确保账目清晰、鉴定准确、保管妥善。这主要是因为博物馆中具有较大的馆藏数量，受到各种因素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影响，文物难免会出现损伤，只有建立一套健全的规章制度和完善的科学管理步骤，严格按照文物接收、鉴定、登录、分类、编目、定级、建档、入库、排架、提用、注销和统计等程序进行管理，才能使文物保护工作有秩序的开展。当然，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信息化管理是不可少的，我们应加大相关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充分发挥文物保护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功能作用，利用信息技术对文物进行科学管理。
2.3处理好基础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关系
由于社会公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尚不足，特别在城市基础建设中，很多建设工程未走法律审批程序，也没有制定完善的文物保护措施，导致文物损坏的情况时有出现，这不仅会延缓工程建设进程，还对文物造成了破坏。基于此，在博物馆努力保护和管理藏品的同时，政府还应给予相应的支持，针对文物保护现状尽快出台相关管理条例，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使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也使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得以永久传承。
3.结语
文物价值范文第3篇
一、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
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即古建筑的文物价值是指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古建筑中凝结了一般人类劳动，它不仅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也蕴含着历史社会的进步，它具有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双重特性。史上遗存下来的建筑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产物。因此，古建筑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是文物古建筑的首要价值。历史遗留的古建筑本身所反映的是其产生年代的科技水平，从其侧面又可以反映其产生时代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政治状况以及军事状况等。总的来看文物古建筑是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三方面的价值。古建筑的这三个方面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渗透。
（一）文物古建筑的历史价值
古建筑是与现代建筑相对而言的，泛指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建筑物，但按照传统习惯，如果民国初的建筑在用材、形式、艺术和结构上如果与古建筑类同，也会被称为古建筑。古建筑的历史价值主要从社会、政治、文物考古、史料记载等方面进行见证。在历史信息系统中文物古建筑占有重要地位。《威尼斯》第一节明确指出，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物，能够反映当时的各种信息，也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的见证，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如保定淮军公所就是很明显的历史见证，它是李鸿章为纪念阵亡的淮军将士而建的昭忠祠，后来改为李公祠堂。再如古城保定具有2300多年的历史，自古就属于京畿重地，元朝时期设为郡，明朝时期建为府，清朝设为直隶总督署。古建筑颇多，有大慈阁、古莲花池、钟楼、老城根、清西陵、清东陵等等，都是了解古城保定的实物依据，更是了解其历史变化的重要根据，各种变化也反应当下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是记录历史的无声语言。文物古建筑成为判断历史实证、补充记载历史缺失不可或缺的铁证。因此，文物古建筑反应的是一部活生生历史，通过人们在游览过程中对古建筑的审美体验，感受历史长河的流逝与人世兴衰。文物古建筑的历史性在于能够反应历史的本来面貌。研究某一时代的科技发展与社会生产生活除了翻阅遗留的资料文献外，离不开对那一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的研究。古建筑是记录历史的铁证，如果一旦毁坏或拆除，就不可能再得到。即使通过查阅资料或文献重建，得到的也只是个复制品，一个仿古建筑，其历史价值将大大降低。文物古建筑是历史时刻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结晶，能够较全反应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活动和文化特点。其历史代表性强，时间跨度大，类型丰富多样，因此，被我国作为特殊的不动产，具有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双重价值。
（二）文物古建筑的艺术价值
古建筑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它融合了材料、建筑技术、美术、雕塑等为一体的造型艺术，使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有美的享受。文物古建筑的艺术价值主要通过空间造型、装饰美；名胜古迹景观艺术；塑像、壁画等造型艺术和不同时代的题材、独特工艺等体现出来的。这些美的景象能够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文物古建筑借所用材料，塑造形象，畅情达意；利用有限的空间表达无限的造型美，立体空间结构表达人们的审美需求；如果仔细赏析古建筑，会发现建筑构件和单元凑成美妙的音符，有明显的节奏感。古建筑被视为无声的音乐、无言的诗词、立体的画卷。文物古建筑能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从建筑造型、装饰和环境设计直接讲述给人们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情感伦理和审美情趣。从审美价值或欣赏价值来看都能给人美的享受，给人艺术启迪，陶冶人的情操。对于现代建筑，可以应用和借鉴其精华以表现创新手法技巧。文物古建筑所体现的艺术价值，古代普通人们建造建筑为了满足起居之用；而皇宫的建造是不仅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方便起居之用，并要求权利和生活相一致，从用材、布局装饰等艺术方面体现威严。艺术表达成了建筑的重要的环节。美术品与工艺品种类繁多，用于建筑的大多是书画或雕塑之类，其艺术价值丰富，既具有观赏性，又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性。古代匠师在建筑装饰中善于利用色彩搭配，因为古建筑多用木质材料，为了防腐，匠师采用刷涂漆和桐油的办法，已达到美观耐用。后又用彩绘于建筑中表达了人们对美的需求。人们对古建筑的参观旅游过程中，最先感知的就是文物的艺术美的视觉受宴，也最先意识到古建筑的艺术价值。
（三）文物古建筑的科学价值
从文物古建筑的不同角度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文物古建筑的科学价值主要指技术史和科学史的价值。任何科学技术的展现都反映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都会受到当时生产力的制约。各类古建筑都蕴含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科技信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创造出超当时科技的产物。因此，从古建筑的科学技术水平可以反映出新发明的还是稳定发展阶段的科技水平，也能反映是否是科技衰退时期的水平。都需要通过对古建筑的细致研究才能知道。不同的文物古建筑可能产生的年代不同，不同类型的文物古建筑又是不同时代的象征，从古建筑的科技水平能够很清楚的描绘出当时时代城市建筑发展的轨迹，也证明了不同时期的科技发展水平。如直王家大院无论从布局、材料和结构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它的科学价值。古建筑的营造技术是人类科技的发展与智慧的结晶。不同类型的古建筑，其结构、风格和设计手法，均体现了科技发展水平。如古典园林的构建，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它利用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等技术营造出有机的整体。筑园技术是人类科技进步的缩影，也是时代文明发展的标志。对于文物古建筑的判断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即具有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来判断，但是真正的判断一座古建筑是否是文物古建筑，是否值得保护和利用，却是有一定的复杂性。而且由于人们价值观的不同，判断是否文物古建筑更是很大的难度。这就需要社会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尺度去判断。文物古建筑的判断也受当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也就是当下时期的衡量尺度受科技的发展，反之判断尺度也能证明当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对文物古建筑的评价尺度和认识深浅受到许多方面的制约，只能用一般方法来进行。一旦有新的科技出现，对文物古建筑的确定就容易些，对文物古建筑的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二、文物古建筑的外在价值
如果说文物古建筑的自身内在的价值或其绝对价值在于历史的、艺术的和科学的价值。那么被人们忽视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则属于文物古建筑的外在价值或相对价值。
（一）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是人自身通过实践活动来满足社会或其他人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所做的贡献。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就是就是文物古建筑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即对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两种影响。从物质层面上讲文物古建筑具有科研价值，即我们能够通过对古建筑科学技术的研究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科技水平，文物古建筑还能够产生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旅游上，旅游不仅可以发展地方经济，还可以提升地方形象；从精神层面讲文物古建筑不仅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它已经成为社会群体心理的组成要素。因此，社会群体一旦对文物古建筑形成成熟完备的价值观，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或社会的建筑遗产的发展，从而提高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或对各民族的认同感。由于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没有精确的量化标准，而且社会群体的阅历、文化程度都不尽相同，由文物古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内容也会不尽相同。文物古建筑的这种社会或情感的价值已逐渐成为古建筑遗产保护的新观念之一。古建筑遗产也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丰富的源泉。比如圆明园，首先会让人们联想到八国联军进北京，对圆明园造成的破坏，从而激发人们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二）文物古建筑的经济价值
古建筑就我们城市发展来说，往往对它的价值认识存在着一种偏差,一般的注重其内在的价值即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总会忽略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学者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艺术品和艺术所产生的效应，除了知识活动、发展文化和赢得他人尊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外，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来源，这一点是得到普遍承认的。”[1]文物古建筑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使用价值和旅游开发等方面，它的开发和利用可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文物古建筑社会价值的形成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和可以给相邻地段带来增值。旅游业的开发带动其他产业链的发展，比如商业、服务业等。旅游业多以门票的形式直接实现其经济价值，由此带动起来其它效益则是一种间接的收益。直接实现的经济效益则是有限的，是可以估算的。间接地收益是无限的，不可估量的。如洛阳古代建筑带来的经济价值非常可观，每年大约有4000万人次国内外旅游者去洛阳参观游览，具统计仅仅2013年，洛阳市全年共接待旅游人数860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5.02亿元。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如此客观的经济收入数字，既是文化的消费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这是洛阳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条件。[2]这旅游所带来的间接收入是无法估量。
三、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
（一）古建筑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过了外在价值
这一类文物古建筑大多属于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或者是因为这类古建筑应用到的科学技术无法复制，或者是因其文化内涵丰富，艺术价值巨大，无法比拟。如果在继续使用或开发，会严重破坏到文物古建筑的保存和遗留，并且会加速其老化或损毁。这一类建筑只能对其保护而不能充分利用，或者只能变换其原有的职能，而降低了其实用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不成比例关系。
（二）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都很高
这类古建筑一方面其内在价值为外在价值带来可观的收入，通过外在价值体现出其内在的价值，一方面通过其使用价值来实现经济效益。因此，文物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也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这类古建筑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再加以开发和利用，使其外在价值的实现得到最大化。
（三）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相对小于其外在价值的实现
文物价值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物；文物档案；价值
文物档案是专门用来记载、记录文物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卡片、图表、照片、录像、实物等的材料,并且其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反映文物工作中的基本活动，同时文物档案还可以真实地记载历史文物的发生、发展、发现的基本历史过程以及文物具有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以及艺术价值。因此，科学保管文物档案、有效利用文物档案是现代文物单位以及文物工作者的基本义务和必要职责。
一、文物具有不可再生的特点
文物的分类比较多，品种也繁多。按文物出土的位置可以分为地上文物、地下文物；按文物的基本大小来分，大的可以到古建筑群，如中国的长城，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埃及的金字塔，小的可以到古钱币、金银首饰；按照文物的质地来分，可以分为木刻、石刻、石雕、玉器、瓷器、织锦、纸张、稀有金属等。由于文物的历史价值，便确定了文物的不可再生的特点，因此在历史文物的收藏、整理、建档工作上难度系数增大不少，再加之文物档案的性质，这就要求建立、管理文物档案的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高度的责任心。
二、文物档案的价值
1．文物档案的历史价值性
在以前文字还没有诞生的远古社会中，人类就会采用多种方法来记录发生的事情以及语言的传播，如采用“传说”、“结绳”和“刻契”等方法。随着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文字开始出现，因此记录方法也逐渐与文字相联系，人们会用文字叙述的方式在龟甲、兽骨等各种书写材料上记录，这也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文字档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河姆渡文化以及仰韶文化，正式这些文字档案,为现代人类对远古农业、渔业、畜牧业的发展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上的依据。在商代时期,史官通常将占卜、记事、祭祀等事情用文字的形式刻在兽骨上，这也成为了我国现代所存的极宝贵的最原始的甲骨档案,通过对甲骨档案的研究,人类可以发现商代王室档案的保藏和管理方法。两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极为昌盛的,科学文化也非常繁荣,如哲学、宗教、史学、文学艺术、绘画、书法、雕刻艺术等，这其中耳熟能详的石窟艺术便是雕塑艺术的主要代表,如现存比较完好的敦煌石窟、云冈石
窟和龙门石窟，这些在我国艺术史上乃至在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些历史文物的保存,不仅仅为历史工作人员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史提供了非常必要的科学依据以及科学支撑，还是文物档案的历史价值性的集中体现。
2.文物档案的艺术价值性
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其有着悠久深邃的历史以及丰富饱满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些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历史文物经过历史岁月的洗涤，大部分以及濒临毁灭的境地，因此，我们必须要通过认真整理、研究、弘扬我国的历史文化的工作，参考文物档案的记录，对文物古迹的进行修复，让其保持原来的面貌。此外，在其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尽量做到以原形质、原材料、原结构、原工艺进行修复改造，即使不能，也庶做到不破坏文物古迹原本特有的建筑风貌。
在文物古迹的修复及保存、保管、保护过程中，文物档案的艺术价值性得以充分表现。
3．文物档案的科学开发利用价值性
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历史背景来形象具体地反映我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基本面貌。文物档案的建立，可以作为保护文物恢复文物的有效措施来开展.时代的进步,文物档案的建立手段也不一样.如现代的一件馆藏文物的档案建立,首先要对文物的名称、质地、来源年代和流传经过等进行认真的研究和鉴别,在此基础上,要准确测量尺寸和重量,详细描述器形、制造工艺、花纹图案特征以及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并利用绘图照相等形式加以补充说明.正是由于文物的特殊性质,文物档案不同于一般的文书档案或者其他类型的档案,其本身也具备了一定收藏价值和利用价值.文种罕见特殊、形成时间久远、载体形态别致、记录方式独特、档案附着物,如痕迹、字迹、图案、字体特殊的档案,其外部载体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记载的内容价值, ,而且其自身外部的文物特征更为显著。因此,文物档案的科学开发利用价值性便不言而喻.
4．文物档案的社会价值性
文物档案的建立,可以让参观人员从文物档案的记录上了解到文物古迹或者文物的历史背景以及相关资料,这也给予了文物档案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建立文物档案对于文物的生存发展，文物自身价值的体现，文物的保护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文物的相关工作中,文物档案的社会价值性是不可代替的。
综上所述,文物档案在文物的相关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价值性.那么,提高认识,加大文物档案建档的力度以及建立现代化、规范化以及标准化三化合一的文物档案是相关档案单位的重要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好文物，推广好文物，保护好祖国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文物价值范文第5篇
在当今物业管理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随着“创优”，ISO质量认证的升级，特别是当我们迈向21世纪，面临加入WTO，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时，我们的企业要生存发展，拓展市场，就必须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国家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形成品牌效应，实施大市场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名牌战略；在发达国家，名牌战略已经从企业管理的进入到企业管理的中心，从研究开发到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都围绕名牌战略而进行。创名牌企业，建优秀物业管理小区，现已成为我国物管企业的管理目标和奋斗方向。那么，物管企业如何制定和实施品牌战略呢？笔者认为，第一，要首先明确品牌战略的特性和作用；第二，要确定品牌的价值战略。
一、物业品牌的特性和作用
1、品牌可以是永存的
物业管理企业的品牌，体现在物业管理上的硬指标，就是创建和获得国内物业管理最高荣誉奖“优秀物业管理小区”和“安全文明小区”以及ISO9002质量的认证；在软件建设方面，对内主要是企业文化，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对外则是通过媒介扩大影响，宣传企业精神，全面提升企业形象。美国扬和罗滨凯公司总裁彼德国.乔治苏说：“精品是超越于具体产品的，它凌驾于实际产品之上。”物管企业的品牌作为物业企业的品牌作为物业企业（产品）的标记，是“产品”内涵的反映和“产品精神”的体现。一个品牌可以代表一个企业，一个优秀物业管理小区、示范大厦可以代表一个企业的实力；在一面“精品”的旗帜下，“产品”可以一代接一代地生产发展下去，只要管理适当，品牌可以永存。同时，由于品牌是企业所生产和经营的，因此，品牌也就反映了企业的形象和精神，是企业“产品”的要素。优秀物业管理小区与物管企业紧密相连。优秀示范小区对于物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重大，品牌的永存保证物管企业长期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都有重要作用。
2、品牌是信任与承诺
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的市场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原因在于一方面纷繁复杂的物管市场变化莫测，竞争激烈，这给物管行业提供的管理服务带来较大风险；另一方面是一些无资质的物业公司一哄而上，管理不规范，抢过“独木桥”，挤乘“一辆车”，使业主很难选择，这给物业市场带来一事实上的混乱和损伤。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必须改进和提升。名牌企业、优秀物业管理小区表达着“产品”或服务与业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体现互利互惠、友好合作和信任的关系及其感觉；优秀物管“产品”就象商海中的“灯塔”，吸引着迷茫和优柔寡断的业主客户。优秀物管“产品”不仅能拉近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关系，而且是物管企业与业主之间非书面或口头的契约。它虽不直接具有法律效力，但却具有超越于法律的神圣的效力。因为真正的物业品牌（优秀物业管理小区、楼宇、安全文明小区）能体现出一种强大的信任和效益，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和力量。
3、品牌是对服务价值的最好诠释
忠诚的根本理由在于价值，忠诚应庐是值得或有价值的。对于业主来说，物业公司的忠诚价值在于“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这就是能够以合理的收费获得良好的“产品”或服务。如果一个物管企业总能够以合理的收费价格（这种合理收费价格是按照国家收费标准，而且是物管企业和业主都能接受的），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那么，市场就会认同于它，业主就会忠实于它。物业公司和业主的这种关系，是以经营“品牌”为纽带的。“品牌”或“优秀物业管理小区”是承诺和忠诚的象征。品牌表示物管企业给予业主以承诺。物管企业以履行承诺来维护其“产品”，作为对业主的奉献和热情，这样，会使业主发现忠实一家物管企业是值得和有利的。
二、物业品牌的价值战略
1、品牌价值与形象价值的统一化战略。品牌是内在品质与外在形象的统一。物业管理企业一项精品工程（优秀物业管理小区或安全文明小区），不能只看重其“产品”的外在形象价值，只图好看华丽，而忽视甚至糟蹋或破坏“品牌”的内在品质价值。“品牌”的内在品质价值，其一个层面是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及其效用，另一个层面则是企业的素质、能力和品行等。内在品质价值是品牌价值的根本，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是恒定的。而品牌的外在形象及其价值是内在品质及其价值的表现、流露和展示，是不确定和易逝的。所以，只注重“产品”外在形象价值会是昙花一现，那不是做物管工作，甚至也不是做企业，而是做投机，当然所管理的小区、楼宅的外在形象也是很重要的，它便于人们识记，会使人们产生联想，甚至不会使人们赏心悦目和陶冶情操等，是有价值的。所以，实施物业品牌价值战略，必须以“产品”的品质价值战略为根、为本和为纲，而以品牌的形象价值为枝、为叶和为目。
2、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化战略。物业品牌的内在品质价值和外在形象价值，从另一个层次和角度看，又都是品牌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是产品的成本对效用的关系。它对物管企业来说，是生产经营成本对经营收入的关系，是生产者剩余或利润等；而对于业主来说，是购买成本或代价对物管企业效用或满足的关系，是业主剩余。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主要是物质性的，用货币衡量；后者主要是意识和观念等非物质性的，是心理感受和观念评估等。但是，两者不能截然分开。首先，经济既包含文化，又属于广义的文化；其次，经济既包含文化，又属于广义的文化；其次，业主的满足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物业品牌的经济价值是基础，而其文化价值可以说是关键或主导。这不仅因为物业品牌的外在形象价值是文化的，而且因为品牌内在品质价值也主要是由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决定的，它表达着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卓越的民族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价值会转化为经济价值，会提升经济价值。物业品牌的市场价值与信誉价值的关系也一样，它们是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特殊内容和形式。
文物价值范文第6篇
[关键词]馆藏文物;文化遗产;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104-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博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文物馆所的建设发展更快,成千上万的各类以文物陈设为中心的博物馆得到新建、扩建和修缮,数以千万计的珍贵文物得以与观众见面,中华民族创造的璀璨文化得以弘扬与传播。但同时,我们还听到一些忽视文物重大价值的杂音,认为馆藏文物是“老古董”,对社会没有什么重大作用,文物馆所“占地多”、“开支大”,得不偿失。这说明一些人对馆藏文物的重大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本文主要就馆藏文物的重大价值谈一些看法。
一、 文化价值
各类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记载着人类的文化创造过程及其成果,其价值主要体现为:
其一,馆藏文物往往清楚地代表着国家文化发展的时代水平或某一个地区特定时期文化发展的状况。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那无数件精品文物,都显示着中华民族万余年以来的文化创造水平。看到代表马家窑文化的涡汶双耳彩陶罐、黑陶罐、红陶罐,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在七八千年前,就懂得制造精美的彩陶器具。因此,要了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仅读几本历史教科书是不够的,必须尽可能地研究国内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其二,馆藏文物的文化价值还表现在这些文物能够给人们提供丰富的文化知识。我国馆藏文物博大精深,以图书馆的珍贵书籍为例,目前国家图书馆和各地图书馆藏有古籍2750万册,可列入善本的有250万册。其实,除图书文物外,其他各类博物馆的文物都是智慧、知识和技术的象征。
其三,馆藏文物能提升人们的文化追求。许多馆藏文物能够激发人们的文化趣味,提升人们的文化追求。人们在参观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博物馆时,会被《史记》和历代研究《史记》的文献、文物所深深吸引。多数人在留言簿上表达对司马迁的敬仰,异口同声地认为用司马迁赞颂孔子的“高山仰止”四个字来称赞司马迁的人格非常贴切。参观都江堰及其博物馆,人们会被“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大工程及其事迹所吸引,惊叹战国时代李冰父子的伟大创造精神和人格魅力。每一位中国人参观这样的历史工程博物馆,都会感到自豪和骄傲,它将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中华儿女为人类的文明做出大的贡献。
二、历史价值
馆藏文物是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活的见证,也是人们以史为鉴,思考现在、未来的启发器。
其一,馆藏文物是认识历史发展阶段的指示器。目前,国家历史博物馆有馆藏文物40余万件,参观历史陈列,我们会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印证。从170万年到4000年的原始社会,都有精品实物证据,元谋人的牙齿化石、蓝田人的石器、山顶洞人的狩猎和采集的石器……还有反映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奴隶社会的历史文物,精美的龙虎尊和四羊尊,展现出西周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技艺;反映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文物,更展示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变化的实物资料;战国铁范和铁工具,秦汉精美的漆器和金属器物,还有琅岈刻石、半两钱、地主收租画像、陶制城堡、地动仪、绘画书法、唐三彩、李自成政权的“永昌通宝”等,生动地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要了解中国历史,不能不熟知国家博物馆的文物,要了解地方的历史,不能不研究地方大量珍贵的馆藏文物。
其二,馆藏文物蕴涵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反映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各种馆藏文物,都以实物和图片记载形式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奋斗的历史经验。例如昭陵博物馆以大量石刻、碑文、绘画、文献形式,反映了“贞观之治”的清明政治和历史教训。蔡伦博物馆展示了东汉身为宦官的蔡伦,如何利用御用工作坊,通过对造纸工艺的精心研究,采用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作为原料,经过多个环节,制造出了便于书写的新纸张。这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三,从馆藏文物可以领悟历史发展的未来。馆藏文物表明该文化在人类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永恒的象征意义。如天文、历法的创造,建筑技术的发展,医药技术的演进,表明我们中华民族要一代一代改进和传承这些技术和产品。有些馆藏文物反映了人们的愚昧,对劳动者血汗的耗损。一些涉及帝王陵的博物馆,有帝王求长生不老术的物证、杀殉的人骨、埋葬的极端奢靡,这是反面的历史印证,需要子孙后代接受教训,杜绝此类愚举,让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更文明、更辉煌。
三、艺术价值
中国的各类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和陈列文物都是辉煌的艺术宝库,其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馆藏文物是民族艺术精华的保存。中国各类历史博物馆、文化名人博物馆和艺术专题博物馆都保存有成千上万的艺术珍品,是中国艺术精品的天然屏障和保护神。
其二,馆藏文化是民族艺术的传播载体。馆藏文物的艺术价值还在于以这些文物为载体的民族艺术向国内外广泛传播,丰富和提升了人们的艺术生活。如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的“马踏飞燕”栩栩如生,为国家一级珍品,艺术造型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甘肃敦煌莫高窟博物馆的“飞天”艺术造型及壁画传播范围极广,已传播到东南亚各国和欧美一些国家。
其三,馆藏文物还是培养艺术人才的教材。馆藏文物和文化典籍已经成为培养艺术家、文化专家的教材。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院等大型国家级馆院均设立艺术研究人才基地,招收和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而长期在这些馆院从事工作的人员,其中不少已成为各类专门艺术人才和文化人才。
四、教育价值
馆藏文物的教育价值显而易见,对人们的科学知识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参观时,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都有重要作用。
其一,科学知识教育。会看到从原生菌类到哺乳动物以至于人类进化的全过程。发现天体演化、地球进化的各类知识。进了中国科学技术馆,我们会了解中国的算筹方法、圆周率等数学知识及指南针、火药、透光铜镜、青铜冶铸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各类博物馆的文物会给我们提供文史及社会科学知识。儒学博物馆、国学博物馆给观众提供了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方面的丰富学术思想和文史知识。
其二,思想道德教育。无论是中国古代历史博物馆,还是近代历史博物馆抑或是名人博物馆,都具有对当代人,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价值。中国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博物馆,展出了历史人物为民族的发展和复兴“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利国利民以及仁、义、忠、信等崇高美德。参观孔庙、孔林、孔阜及曲阜博物馆,件件文物展现了“至圣先师”孔子的仁德,是仁、智、勇美德集于一身的先哲典范。中国的曹雪芹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等,件件文物记录和表达着这些艺术大师殚精竭虑、为艺术献身的创造精神,以及他们崇高的品德和人格力量,是活生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教材。
五、交流价值
有些文物属原地固定文物,如中国的长城、龙门石窟,埃及的金字塔,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等,而相当多的馆藏文物是可以流动的。文物的所有权属于每一个拥有该文物的国家,但人类需要研究和观瞻各国的重要文物,享受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如今,文物的交流价值日益突显,文物的国内交流发展较快,以满足人们对人类共同财富的欣赏。
文物价值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物；文物价值；文物作用
1.文物的概念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惯例，文物是指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文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反映的是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改变的过程。
文物是在现实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自然环境状况下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产生的文物虽然具有地域特点，具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但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属于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
2.文物的价值
（1）历史价值。任何历史遗迹和遗物，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据需要，运用当时所能得到的生产资料和所掌握的技术创造出来的，具有时代的特点，即历史性。这是文物历史价值的重要反映，是文物的首要价值。
（2）艺术价值。现存中国古代文物中，有大量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是艺术史研究的实物史料。文物在供人们鉴赏、娱乐时，给人以艺术的启迪、美的享受，陶冶了情操。其表现形式、手法技巧等，为后人从中汲取精华、学习创新提供了依据。
（3）科学价值。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都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超越现实科学技术水平的产品是制造不出来的。文物中包含产生它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信息，也就是反映了文物产生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3.文物的作用
（1）史料作用。文物作为实物，无论是撰写历史、恢复其社会面貌；还是对农业史、畜牧业史、 陶瓷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是基础史料，特别是远古无文字记载时期，只能依靠文物揭示史实。像壁画、碑刻等文物，使人一目了然；具有特殊的史料作用。
（2）证史作用。将文献和文物相互印证，以佐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以此凸显了文献的珍贵性，还增加了文献的实物史料，两者相得益彰，使反映的史实更真实、立体。
（3）正史作用。由于历史文献的作者、记录者往往受到社会因素和他们本身认识甚至主观上偏见的局限，有些史籍在形成或传抄过程中出现偏差或错误，有些被统治者删改等，因而不可能全面地、真实地记录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史实，因此，文物起到了校正古籍记载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的正史作用。
（4）补史作用。由于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未被记载，造成史实缺载或失传被历史湮没，有些文献则记载史实过于简略，无法完整表达史实内容。而文物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填补了历史空白，起到了补史的作用。
（5）借鉴作用。文物被考古发现， 经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和研究，获取了蕴藏的科学信息，如冶金、水利、陶瓷等，成功的经验和技术为今日所借鉴和使用，得到传承和光大。文化艺术文物如书法、绘画等，当代有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借鉴前人技法的基础上，经创新创作出来的。
（6）教育作用。①文物直观、具体、形象，无须更多语言、文字来说明，尽显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祖先的创造力和辉煌成就，使后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②通过文物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艺术欣赏水平，提升个人修养。③以文物为媒介，与各国各界开展多种形式文化交流，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尽可能完善地保留祖先珍贵遗产并使之传于后世，充分发挥文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是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文物工作者要注重提升文物研究水平和博物馆管理水平；文物展陈要融知识 性、科学性、艺术性于一体，以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同时，利用互联网开办不关门展陈，方便大众获取文物信息。走进社区，宣讲文物知识，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只有做到“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意识家喻户晓，文物才能得以保护，其价值才得以体现，其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参考文献：
文物价值范文第8篇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往往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宏观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建构与具体的口头文学研究是学者们的使命和任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则是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文化工程。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域中存在着由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形成的博弈，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遗产工程”的内容、过程未必会受到遗产学和文学学理的制约，其走向也不一定顺应学者们的学术意愿。明显的事实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中，一直伴随着民俗、民间文化研究者们对“遗产工程”所造成的“保护中的破坏”等负面作用的质疑和批评。学界的批评话语焦点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问题表述：怎样的遗产？为谁保护？谁来保护？怎样保护？应该说，学界的这种“固执”的发问所表达的批评与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以上问题在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状况中确实有诸多表征。进而成为民族口头文学传承不得不面对的新的危机。学术界指出的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物质化”，过度“商业化”。不少地方政府千方百计想让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进入国家甚至世界“遗产名录”，但是，他们热衷于“申遗”并非为了保护“遗产”，而是把申报“非遗”当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种生财之道，看作是开发旅游或者是兴办其他文化产业的大好机会，于是对一些文化遗产不遗余力地过度开发、进行商业化包装、“打造”。因此造成了“遗产”被破坏或被“异化”的种种不良后果。可以说，在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前，许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急功近利的思路。以口头文学中的西北民歌“花儿”为例，“花儿”作为多民族民歌，是被甘、青、宁等省列为重点保护名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但是，正如有文章所总结的：“近几年各地花儿活动实践中所表现的‘六个结合’，实质就是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应及时总结，加强引导。这‘六个结合’是：与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培育地方土特产品、创建地方品牌相结合；与创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移风易俗相结合；与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安定团结相结合；与形成特色农业、创建新型集镇相结合；与提高群众文化水准、活跃城乡文体活动相结合……总趋势是由群众自发的山歌传唱向政府牵头树立文化品牌的理性发展，由单一的局部歌会向大范围多层面的综合性文化活动进展。”使“花儿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现代化产业”［2］。很显然，在申报遗产的过程中，“花儿”同样被捆绑了种种地方性的重任和使命。一种自身濒危、亟需保护的地方民歌，竟然成了带动地方“全面发展”的火箭推进器，处在各种强势利益格局中的脆弱不堪的“花儿”，会被打造成怎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标本？同样，由某些文化部门标榜的“原生态”概念引发的如火如荼的民歌大赛，也使原生态民歌正面临着被商业化开发，舞台化改造、从而丧失其文化内核、迅速被“异化”的趋向。其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之间的关系倒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通常的提法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民众为主体。然而在实际中，政府大包大揽了一切，不仅是保护行动的主导，而且也成了保护行动的主体。于是遗产由民间文化资源，变成了地方政府创造政绩的工具。固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单独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它总是要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来，然而，我们更要关注的并非是这一遗产的物质层面，而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那一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3］。但是，“在一哄而上的”申遗热中，文化遗产的本义———其杰出价值、濒危性、独特性被忽略了，一些真正需要尽快保护的遗产，因为种种纠缠不断的利益冲突被搁置的现象十分普遍”［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还在于，它是人民大众的生话方式中天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旦这种生话方式被产业化、商品化以后，它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其后果是“一旦某些遗产申报成功，不仅没有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产，反而使它们不再发展，而成为脱离生活、展现给他人看的文化僵尸，进一步推动了它的灭亡。这不是对遗产的保护，而是对它的折腾和。我们不愿意看到这种保护”［5］。因此有学者感叹：“说到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想没有哪一个题目会像它这样包含着那么多的悖论。”［6］
二、价值判断：概念的歧义与实践的错位
实际上，以上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过是表征，背后的实质及其成因其实远比我们所看到、所指责的更为复杂，例如政府行为背后的体制痼疾，例如贫困地区经济要“发展”与自然、文化生态要“保护”之间的二难困境，例如参与各方认识、立场的不同与利益的复杂博弈等等。但是，如果考察其认识论的根源，会发现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对作为保护对象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价值判断上出现了某种混乱。人对某一事物所持的态度、所作出的反应都是以人对该事物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如果判定该事物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和价值就会采取行动努力保护这个事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文学，其受到保护的前提自然是对其价值所形成的判断。首先是对“价值”概念本身的理解，其次是对所保护对象的价值的认识与判断，其次，就是对价值的具体实践。但是，如果在对象的“价值”判断方面出现了问题，那么就会导致其后的一系列“保护”中的许多误区。而某种“价值”判断的产生，往往是各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价值”内涵的歧义
“价值”最初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被引用到其它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以后，其涵义变得越来越宽泛而含混。在价值论中，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对“价值”作出几十种定义。最基本的几种定义是：价值即事物的意义、作用；价值是事物（包括知识、社会意识等）的规定和组成部分，是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功能；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等。价值按内容或来源可以分为经济的、科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审美的、宗教的等方面的价值。按其呈现方式可分为内含价值和外在价值（工具价值）。也可分为抽象价值、具体价值等。抽象的价值是不能测量或计算的价值，例如的价值、审美的价值等。工具价值、具体价值是指在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属性借助于它们满足主体的需要的能力被估价，表现为其可以操作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体价值则往往可以转换为经济价值。同一事物既可以有抽象价值，也可以有具体价值。价值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建构，即在某一领域内将某事物的价值的不同向度和类属按照某种统一的逻辑进行整合、运作，使其逐渐被社会所采纳。被建构的可能是该事物的价值复合体，也可能是新生成的价值。那么，民间口头文学的价值是怎样认定的呢？在一些权威民间文学理论著作中，基本一致的认识是民间文学具有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实用价值体现在：与民间劳动生活的密切相关、历史记忆与生活知识的传承、对社会权力关系的表述、民间道德教育及娱乐等功能方面（这里的实用价值也可以表述成“使用价值”，但不同于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科学价值是指民间文学通常具有地方性知识的百科全书的功能；艺术价值往往以作家书面文学为参照，强调其独特的艺术欣赏价值和艺术借鉴价值。这三类价值都可以看作是口头文学的属性、功能，这种属性、功能是在与主体的传统规定性关系中被赋与的，是其内在价值，普适性（或一般）价值。口头文学除了具有以上民间文学的普适性价值之外，因为每一种民间文学都有其独特样式及其表现形式，因而又具有其特殊性（或个别）价值。特殊性价值一般与以下因素相联系：由口头呈现方式决定的独特的场域性、情境性、集体性、变异性等。而这些方面都与特定的文化空间有关，因而其特殊性价值进一步涉及到该口头文学与特定人群的关系。界定特殊性价值，就要深入传唱、演述人群的日常生活的内部，依靠对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场域和唱述情境的田野考察。只有在主、客体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这种特殊性价值。由此来看，民间口头文学的无论普适性价值还是特殊性价值，大都属于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这些都是抽象价值、内在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联并不多。普适性价值一般应从文化或文学整体观去体认并赋形。特殊性价值则需要通过大量的学术研究，从具体的学术成果中自然呈现其独特价值的不同方面。普适性价值的体认是以对特殊价值的研究与认识为基础的。普适性价值与特殊性价值是民族文学的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于普适性价值与特殊性价值的表述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普适性价值通常可以用具有高度概括性、普及性的大众化语言来表述，也可以用富有文学色彩的、诗意的语言来表述，例如“某某民歌是某民族之魂”等等。特殊性价值则一般以学术文本来呈现，采用规范的专业术语。前者有时容易流于用感性言说代替理性思考，激情充沛而学理不足；后者则容易因追求科学性、学理的内在自足性而缺少人文社会科学应有的活力和现实关怀。但是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们，在运用“价值”概念对口头文学作出价值判断时，思维却往往习惯性地指向具体价值、工具价值，并将其等同于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是经济学里所指的交换价值与商品价值。尽管有些口头文学的表演形式在其场域内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例如民间仪式中的展演也产生一部分经济费用，但这已成为该仪式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该口头文学本身是商品。然而，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物质化的做法恰好是把口头文学当作了商品，将其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审美的价值等通通置换为可以测量或计算的交换价值。这种置换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价值的一种社会建构。不过被建构的不再是原事物的价值复合体，而是一种新生成的商品价值。而这种价值置换或建构，通常都是巧妙地借用对于民族文学普适性价值的诗意性话语表述而完成的。
（二）“价值”实践的错位
民族口头文学的价值表述往往会被社会文化的相关领域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加以利用，进而成为支持对民族口头文学进行某种实践操作的强势话语。最值得注意的是实践的操作者出于建构商业价值的需要，有意识地从民族口头文学的普适性或特殊性价值中去选择、强化可以操作的工具性的一面，却忽略或有意遮蔽其抽象价值。这种操作通常采用的逻辑，一种是用本体论取代认识论的思路，或把复杂置换为简单的还原式思维方法，以普适性价值去涵盖特殊性价值，并将普适性价值无限扩大，其实质是导致普适性价值的空洞化和价值虚高，造成了文学本体的缺失。进而使普适性价值变成了一种拼贴在商业活动之上的外在标签；另一种是将价值范畴局限在使用价值的范围之内，用特殊性价值直接代替普适性价值，其实质是特殊性价值被工具化，而其内核则被在该价值标签下伪造出的一个新的对象所暗中置换，由此导致了文学的“异化”。这种操作强调了使用价值，追求的是某种价值的强权、强势地位、强效应，以服务于操作者的需要。而从现代学术史中关于民族口头文学的实践来看，从五四到当代，一部口头文学史，就是一部价值“改写”史。许多“改写”往往是以“挖掘、搜集、整理、抢救、保护”的名义进行的。改写的目的，是为了建构、生成某种新的价值或实体。通常是把一种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转换成使用价值，作用于建构者的需要。这种需要或者是出于政治诉求，或者是出于经济目的。前者几乎贯穿于20世纪的前80多年，后者则发生于80年代以后。前者的改写路径是把口头文学的价值意识形态化，从而建构一种政治话语；后者的路径则是商业化，建构的是经济利益。当代的改写与建构属于后者，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以打造“遗产品牌”或“文化产业”的名义而进行的。
（三）文化产业的功过
在口头文学商品化的过程中，“文化产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文化产业的职能，就是组织文化产品的商业运作，建构并展开把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7］。文化产业以它的产业逻辑以及流水线式的作业，成功地实现了“非物质”向“物质”的转换。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产业”是一个蓬勃发展但毁誉参半的产业。一方面，“随着文化产物的不断商品化，其（艺术）自主性就被破坏了。艺术日益归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逻辑，因而丧失了传统艺术形式无目的性所固有的批判潜能……对艺术品的思考与欣赏被商品交换所取代，其价值首先根据的是它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它内在的美学性质。文化产业的致命一击在于把艺术彻底商品化同时把它以非卖品献给消费者……消费者得到与艺术品无中介接触的印象，而文化产业则从一系列在消费者背后进行的交易中获得利润”［8］。“在文化产业以商业运作实现文化产品价值转换的形式背后，其内在核心所展现的是一场争夺符号资源控制权的斗争”［9］。另一方面，文化产业被认为是社会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产业是参与其具体运作过程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客观地说，文化产业在社会文化整体运行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及它在创造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之所以饱受质疑，是由于它一旦与中国复杂的国情相结合，一旦与地方的经济利益、政府的政绩捆绑起来，就出现了连它自己的产业逻辑也无能为力的悖论：文化产业已完全蜕变成了经济产业，打着文化的旗号而与文化无涉。这样，文化产业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的始作俑者，又成了地方利益群体的替罪羊。口头文学的普适性价值在于其中的真、善、美的抽象价值。“真、善、美的价值不同于普通事物的价值，它们是作为目的价值而存在的。真、善、美的价值在于超越一切功利，当用需要衡量真、善、美的价值时，真、善、美就被贬为功利性的手段价值了。真、善、美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一种无需论证的价值，合理性就是它的存在本身”［10］。而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从口头文学到“文化遗产”再到“文化产品”，一种民族民间文学的价值经过了多重置换，已变得面目全非。真、善、美的价值的流失或被遮蔽，将口头文学推到了在文化内核上真正濒危、消亡的境地。而这样的“文学”，正在或将要成为民族文学研究和书写的对象。
三、文学价值建构：复归田野的活态传承
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只要文化之根不断，口头文学就会永远传承下去。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没有放弃对精神家园的守护，没有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口头文学中蕴含的人类精神的抽象价值就永远是存在的。但是，因为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口头文学也是如此。那么，它的抽象价值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处在不断的建构之中。建构是建立在发现的基础上的。而口头文学真正的价值的发现，则需要透过被虚化的普世价值的遮蔽，回到对口头文学的特殊价值的考察。那么，口头文学的特殊价值在哪里？正如有人指出的：“民歌离开了能发挥其独特功能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如求爱、劳动、节日、仪式、行走等日常生活状态，民歌就已不是民歌，而是“口头和物质文化遗产”中与音乐有关的部分，更准确地说，被我们采取了保护和拯救措施的民歌充其量也只能是当代“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歌。这无疑是一个无情的悖论：民歌正是在保护和拯救中被改变的。”［11］的确，民歌等口头文学并不靠文本或舞台表演形式而存在。它是一种活态文学，是文学与生活的复合体。它“活”在传唱人群的田野、日常生活中，活在我们所谓的“文化情境、文化场域”之中。所以，就需要穿过舞台上的“表演”以及被制作成“书”、音像制品等“文化产品”的“文本”，而走向“文本”后面的生活“底本”。去考察口头文学与其所依附的传唱人群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关系之中所呈现的意义世界。并且面对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外在形式，对这个意义世界进行维护、保存。这个意义世界就是口头文学的特殊性价值所在。这种特殊性价值以及其中蕴涵的普适性价值，就是民族文学的灵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相关公约中同时倡导对无形文化遗产表演和传播的环境进行保护。其出发点是把包括口头文学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形态，其中传承主体、主体的生存环境、文化场域、展演情境等都是这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在当前的口头文学的“整体性”保护中，既需要政府决策部门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传承主体不是政府、商界、学界以及各类新闻媒体，而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12］。而这些传承人不是简单的一个抽象概念，他们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不是个别人，而是广大的多民族群体。在确认传承主体的前提下，正视和发挥民间文化的自我修复和更新功能，如同在西北花儿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的，“保护‘花儿’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把她‘物归原主’地交给她的民众，使其按原本民间文化规律去回复她生活的本来形态，回归到存活的载体里去”［13］；又需要口头文学研究者们直面“歌要保护与人要发展”的学术伦理困境，具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参与意识，“作为专业学者，在呼吁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深入田野，首先要真正全面地掌握花儿的基本情况，准确把握花儿的民间存活状态”［14］。也就是说，只有具备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与口头诗学的理论素养，通过民族志书写式的田野深描，才能立体地接近口头文学之“魂”，发现口头文学的特殊性价值，才能为非物质遗产保护和多民族文学史书写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四、结语
文物价值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信息库 印证 载体
[中图分类号] G260 [文献码] C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1-294-1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数字化信息对我们当今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传统文献似乎对当今社会生活无足轻重。殊不知，文献是传统信息的集合，在博物馆中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1文献是历史发展的信息库
传统的图书资料是各类信息的组合体，这种文献在我们当代社会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博物馆来说，文献一方面是博物馆科研人员进行科研的参考资料和科研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高品味文化的载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起着信息库的作用。
我国有丰厚的文献资源和丰厚的文物资源，通过文献资料的翻阅，我们还能清楚看到华夏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发展实况，曾经过往的历史好像近在咫尺，大大缩短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增加了中华文明的厚重。另外，博物馆在陈列人类历史上优秀文明结晶时，除了展示遗物，还可借助文字解说展示陈展的主题、要义以及文物的基本概括和文化内涵，为藏于地下数千年的文物诸如鲜活的因子，使文物更立体、更完善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文献在这里就起着信息资源的作用。文献的信息资源性作用决定了文物资源的完整性，我们在对文物资源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以文献资源为基础，并借助文献资源的文化价值传播文物的价值，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才能产生深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因此，重视文献在博物馆中的作用，它小可提升博物馆的科研水平，大可起到延续中华文明的的作用，不断收集、管理博物馆文献资料是确保博物馆成为文化品位信息库的保障。
2文献印证着历史文化的价值
文物作为历史发展的实物，它对历史文化的价值通常被人们所重视，文献与文物一样起着印证历史文化价值的作用。所不同的是，文物是实体，文献是文字记录，二者在记录一个国家和民族进程的过程中应起着互相印证的作用。一方面，文物的存在可为文献史实提供载体，证明文献的真实可靠性，文献的存在可从侧面印证文物的真伪，并为人们了解文物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对人们认识文物起着一定的普及介绍作用，还能以文字还原的方式使人们对朦胧的过去产生清晰感，促进历史文化片段的连接。另一方面，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陈列文物，向人们展示历史发展进程，这个展示不能只是文物实体的展示，还需要文字的印证和的介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需要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印证新的文物和文献，这些都离不开文献的指导。因此，对博物馆来说，文献与文物一样，都是博物馆发展事业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博物馆在加强文物征集保管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文献资料的建设，要随着文物资料的扩充不断调整博物馆内文献资料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博物馆的文献资料搜集，不能像图书馆那样全方位地开展，而要根据自己馆内特色和科研项目特色，确保文献资料与文物资料的一体性。全国的博物馆，无论是省级博物馆还是县市级博物馆，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所陈列的文物与收藏的文献资料要具有针对性、一致性。以新疆自治区的博物馆为例。新疆地区首先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气候干燥，文物标本众多，丝织品、毛织品、干尸等文物标本在全世界很“找回西域昨日辉煌――《新疆历史文物陈列》”的活动，推出诸如古代干尸陈列、新疆民族风情陈列等具有地域特色的项目，既体现了地域特色，又融合了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状况，具有典型的历史文化价值。我国其他地区的博物馆也可效仿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的做饭，围绕与本地区密切相关的历史、地方志等史料，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归纳、立档和编目保存，使博物馆成为一个多方面、多角度印证文物、体现历史文化价值的载体。
3文献是推动博物馆各项业务开展的必须载体
文献资料作为历史上各类信息的组合体，一方面印证着一个国家和民满足历史的悠久，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历史、艺术、军事、环境、地理、人文精神等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信息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发着科研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灵感，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探索视角。如果结合画册、论文等其他表意更丰富的图书资料，还可多方面、多角度地呈现过往历史系统，为科研人员探索科研成果提供更广阔的历史史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就是立体逼真的百科全书，科研人员可在这种“百科全书”的基础上，以最快捷的速度、最全面的渠道了解国家和民族的过去，预测未来世界的发展。这样一来，文献资料不仅是推动博物馆开展科研事业的基础，还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历史殿堂。
当代社会提倡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全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科研工作是推动历史发展与进步的加速器，每一个科研工作的成功都意味着一个民族在文明程度上前进了一步。作为文明历史发展的缩影，博物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无异于一种文化品牌形象。这种形象的建立，既需要科研人员不断创造出高质量、高品味的文化产品，还需要大量的图书资料作为科研工作的依据。所以在博物馆文化品牌形象的建设过程中，世界各国学者、还价，都与博物馆有过密切的合作关系，人类历史上很多优秀科研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博物馆丰富的文献资料支持和文物实体印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资料通过科研工作的成功和科研成果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创建一个国家文化品牌形象的作用，充当了一个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的加速器。
博物馆中的文献，虽然不像图书馆中的那么全面，但同样兼顾自然醒时和社会科学属性，具备了知识的多重属性特征。而多重属性的存在，又在客观上容纳了知识的资本性、商品性、社会性，容纳了人类科学发展与进步的结晶。人类社会的发展，无一不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汲取有益能量急需前进，文献资料的多重属性特征，又在一定意义上起着“巨人肩膀”的作用，我们既可以正面欣赏前人劳动成功的结晶，又可站在它的“肩膀”上，向前看得更远。换言之，文献不但促进博物馆文化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的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文物价值范文第10篇
【摘 要】河北一些家族的族谱至今保存品相良好，内涵也很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东光《马氏家乘》便是其中的代表。除了在版本收藏上的价值，东光《马氏家乘》在内容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对于我们考察河北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颇大。
随着宋代以来宗族组织的平民化发展，明清两代进入家族族谱纂修的普及时期。学者们对明清以来的族谱问题已有相当的论述，但研究方向多集中于南方族谱，而缺乏对北方家族族谱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北方族谱资料的匮乏。笔者曾对明清以来河北族谱存留状况做过大体的归纳与总结，得出的结论是“量少、简约成为明清以来河北族谱的存留特点”[1]。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如今河北沧州一带就是历史上北方家族修谱比较集中的地方，并且一些家族的族谱至今保存品相良好，内涵也很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马氏家乘》便是其中的代表。
一、《马氏家乘》的历次纂修与版本价值
马氏家族主要生活在河北东部的东光县一带。据马氏《四世祖马杲墓志铭》[2]记载，该族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山西泽州陵川县迁至东光县城南十里，“占产立庄”，族人靠耕读传家，当时并无功名。一直到五世祖马尧辅，娶明朝正德年间吏部尚书廖纪之女为妻，家族得到廖氏资助发展加快，顺利成为有名的地方大族，并且开始有族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其中包括曾经弹劾严嵩的马汝松、断案如神的马允登等等，马氏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廷颁布“议大礼”的推恩令，允许庶民祭祀始祖。以此为契机，许多地方大族都开始从事修族谱、建家庙等家族活动。而此时正值马尧辅之子马汝松高中嘉靖甲辰（1544年）科进士，为感谢祖上阴德，东光马氏族人也积极地进行家族建设，并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创修《马氏家乘》，至民国十年（1921年），共续修10次。如《马氏家乘历修纪》所载为：
创修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
二修于顺治十年 （1653年）
三修于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
四修于雍正元年癸卯 （1723年）
五修于乾隆三十年乙酉 （1765年）
六修于嘉庆十六年辛未 （1811年）
七修于道光九年己丑 （1829年）
八修于咸丰十年庚申 （1860年）
九修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898年）
十修于民国十年辛酉 （1921年）
目前，《马氏家乘》除第一、二次“修本”无存，第三次“修本”只存一册（缺首页及末二页）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分别称“癸卯谱”、“乙酉谱”、“辛未谱”、“己丑谱”、“庚申谱”（图一）、“戊戌谱”、“辛酉谱”。古人云：“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三世不修谱，大不孝”。马氏族人谨守古训，其续修族谱的时间间隔都不长，短者18年，最长者为46年，基本符合族谱“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纂修要求。这种不间断地连续修谱，并且历次谱保存较好的现象，在北方家族发展史上并不多见。
马氏家族自明代直至民国时期的10次修谱中，尤以清乾隆年间的“五修谱”最具影响力，这主要与其纂修者马永图有关。据谱内“志传”所载：
马永图，字周，号旭亭，廪贡生，任四川江津、山西稷山知县，升内阁中书，继任山东城武知县，后罢归家居。从父显娶于夏，数载而亡，夏抚孤守节，孤复夭逝，贫至不能日一食。永图以钱帛恤其家，岁时靡缺，三十年无倦色。及夏卒，力为请旌建坊，复以从子兆清为之后，割田三百亩，宅一所赡之。建宗祠，置祭田，刊族谱，罔弗及身毕举，卒年八十二岁。
从以上记载可知，马永图是一位热心家族事务的人，并富于担当精神，是明清时期传统士大夫的代表。清代以来，沧州许多家族的族产较之明代明显减少，资金的来源问题往往是困扰家族修谱的大问题，有的宗族有族田，但其收入除了用于祭祀之外，无法满足修谱所需，向族人劝捐或“按丁筹集”就成为各家族的主要做法。而东光马氏“五修谱”所需费用是马永图一人担当，“谱序”记其“谱费曾捐资独任”。这一做法使马永图成为家族建设的榜样，后世族人纷纷效仿他，如道光九年（1829年）《马氏重修家谱序》记载：
吾家自上世以来，性秉耿直，率以义气相尚，修谱之事一为首倡，而出重资以垫谱费者不下十余人，其余族中稍有力者亦竭力捐资，毫无吝色，俱有先代遗风。数百年来子孙蕃庶，科第连绵皆食旧德之报也，且先人之奇节异行，播之传闻载在郡邑志者不可枚举。
东光马氏家族是一个总体发展平稳的家族，明清以来连续修谱，这一点与族人对纂修族谱普遍重视、踊跃斥资，“俱有先代遗风”分不开，从中也可见马永图的模范行为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后人的眼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祖上累积的德行使马氏多有族人出仕为官。同样，这些家族士大夫积极参与族谱的纂修，热心于家族事务，马氏家族逐渐走向组织化。
马永图所纂修的“五修谱”的特殊价值还在于其女婿纪昀所作的序言。纪昀，字晓岚，号观弈道人，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人（今属河北沧县），《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人称“一代文宗”。马永图生有四女，次女嫁给纪昀为妻。考取功名之前的纪昀曾就读于马氏族学“生云精舍”，并见过《马氏家乘》旧谱，对马氏家族较为熟悉，“昀，马氏婿也，乾隆甲子读书外舅周公家，得读其旧谱，详其世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月，马永图嘱托门婿纪昀为《马氏家乘》作序，纪即于当年七月完成，为其增色。序言中，纪昀对马氏家族赞赏有加：“东光以马氏为甲族，自明嘉靖以来，一支之中，登进士者凡九，亦云盛矣；谱至今日凡五修，亦云绵远矣。非其世美，能之乎？”序言后加盖“河间纪昀”、“观弈道人”印章，收入族谱当中更加彰显了《马氏家乘》的文物价值（图二）。
继马永图的“五修谱”之后，《马氏家乘》“八修谱”、“九修谱”为家乘之外附“补遗本”，内涵更加丰富。而其中又以“九修谱”品相为最。《马氏家乘》“九修谱”，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马等修，一函六册，第一册为圣旨敕命，第二、三册为谱系，第四册为宗祠图、茔图和跋文，第五、六册为补遗。马氏“九修谱”的主体为刻本。清代版刻技术已达较高水平，出于对家族文化的重视，刊刻族谱尤为精审，马氏“九修谱”刻印精良，当属当时的代表之作。与其他族谱不同的是，该谱第一册扉页上的“纶生辉”四个字和圣旨敕命均为套红的。其实“九修谱”之前的“八修谱”也有套红页，但很快褪色，变为暗紫色。据说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再出现，九修谱就在刻印时加入了朱砂，故字体颜色至今红润亮丽，没有任何脱色（图三）。这样的族谱版式在北方族谱中较为少见，弥足珍贵。“九修谱”的序文为同郡宁津吴浔源撰写，全部为原文影印录入，说明在清朝末年，沧州一带的出版业已经使用了影印技术。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统计，该谱仅有日本、美国有馆藏记录，国内各大图书馆并无收藏[3]。由于后来马氏族人多有迁出，马氏家族到底收藏有几部，至今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马氏后人回忆，还有一套“九修谱”在“”期间包好放在坛子中，埋在一椿树下，目前仍未找到。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及兵燹战乱，《马氏家乘》的老谱日渐稀少，犹如凤毛麟角。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多为民国十年（1921年）的“十修谱”，由族人马春晟、马春垌等纂修，木刻本，凡八册。除了东光马氏族人保存有该谱，另在河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吉林大学、苏州大学等各大学图书馆也有收藏。马氏“十修谱”是一部融合前九次修谱内容的综合谱，秉承“祖先手泽不可失”的修谱原则，如实地将以前族谱中的诰命、序文等相关内容加以收录，并以“例言”的形式辨析了“十修谱”与前九谱的不同之处。对比之下，马氏历次修谱的异同，历历在目。
二、由《马氏家乘》看北方宗族组织
《马氏家乘》除了在版本收藏上的价值，在内容上同样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界定宗族组织的存在与否，学者一般认为宗祠、族谱、祭田是其三大着眼点。在东光《马氏家乘》中都能找到相关内容，其对于我们考察河北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颇大。
第一，《马氏家乘》有关宗祠的记载，证明明清时期河北一些家族建有宗祠。如《马氏家乘·祠庙》记载马氏宗祠的建设情况：
在城内南街路西，为肱堂，大参公建，始在今祠北，乾隆二十九年仁膏公积祭田余赀重建于此。又咸丰十年买庙西宅一所。
在土山后马庄，为增荣堂，鲁阳公建，祀自始祖以下六世，与城内宗祠同。
在城内南街路东，为绵泽堂，周公建，祀始自师皋公。
在城内官学前，慎五公积余北茔地租建，后圮，光绪三年润田公、画芳公复建。
修建宗祠是仕宦家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中庸》言：“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后世世家大族往往要建立宗祠家庙，以便岁时祭享祖先，以敦合族敬宗之意，河北一带的大家族当然也不例外，东光马氏宗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民国时期，摄影技术传入民间，家族都为宗祠摄影留念，《马氏家乘》“十修谱”中也收录有宗祠照，这些就为后人留下了河北一些家族建有宗祠的更确凿的证据。从宗祠照片可见，北方宗祠虽不及南方宗祠恢宏，但也颇具规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东光马氏家族的宗祠建设是北方宗族建设较成功的实践。
第二，东光马氏家族重视族谱的纂修与续修，并且内容丰富，尤其族谱中的科第表、诰敕是其中最为彰显的部分。以相关内容专门上谱，体现了宗族“贵贵”的宗法观念。《马氏家乘·太学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是一份明清马氏族人高中进士的名单，马汝松中嘉靖甲辰（1544年）科进士，马允登中隆庆辛未（1571年）科进士，马中周中万历癸丑（1613年）科进士，马之腴中顺治己丑（1649年）科进士，马廷赞中顺治己丑（1649年）科进士，马中霜中顺治戊戌（1658年）科进士，马孔怀中康熙癸丑（1673年）科进士，马咸厚中雍正癸丑（1733年）恩科进士，马兆鳌中乾隆壬戌（1742年）科进士等等。对照《马氏家乘》“志传”部分的记载，马氏家族还有一位武进士，即乾隆乙未（1775年）科武进士马金马，至于为什么武进士在族谱记载中会有不一样的待遇，该家族是否有“崇文抑武”的倾向，容待日后考察。族谱中收录进士名录，有激发子孙读书上进、显亲扬名之意，也是族人的骄傲。在一个始终以地缘、血缘为核心的互识社会，族谱中展示出来的文化印象，能长久地建立起族人的自信，树立起本族在地方社会的威信，成为家族永久的文化资本。这些也是家族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化建设的一部分。
《马氏家乘》中的荣耀记忆还体现在联姻上。明清两代河北沧州一带为畿南重镇，“科贡接踵”，人文茂盛，出现了一大批像东光马氏这样的科举家族，如南皮张氏、景城纪氏、献县陈氏等等。《马氏家乘》中有出自这些家族的纪昀、张之万、陈硕龄等人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的是马氏与景城纪氏、南皮张氏、献县陈氏的通婚状况，不仅一代文宗纪晓岚、状元张之万是马氏的女婿、再甥，而且这些家族间是世代姻亲。张杰教授认为：“在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中，除了从政治上考虑之外，更受重视的是双方的文化背景，在中间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家族的文化素养。”[4]门当户对，借以壮大本族的文化声势，应该是他们之间联姻的主要原因。这种传统婚姻模式中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进而由文化认同连缀成一个大的婚姻关系网，马氏在这个文化、权力大网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联缀点。并且由于《马氏家乘》的记载，这种联姻关系会被后世族人不断提及、强调，从而在地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学界一般认为北方家族少有祭田，但据笔者搜集到的有关“祭田”的资料证明，明清时期的北方家族，尤其是河北沧州的一些大家族普遍拥有祭田。这些祭田所收入的租金单纯用于家族建设，而不像南方的许多大家族所拥有的大片祭田是一个“控产单位”。东光马氏家族从其七世大参公始置祭田，数量明确、产权在邑志有记载，但后代还是产生了产权纠纷，《马氏家乘·马氏宗祠碑序》（断案附）记载：
我马氏五支之有祭田也，始于七世祖，公讳允登（字大参），念先世无祭田，祀事无资，置祭田二百亩，上祭至始祖以隆美报。举子五，长钟宇公，次闻宇公，三瑞宇公，四泰宇公，五隆宇公，即为我五支。闻宇公复置祭田二百亩于南茔，俱详载邑乘。厥后五支又公增祭田六十亩于北茔。三百余年来，置祭田者我五支之祖，承祀事者我五支之孙，而他支特随祭享，不得司祭田之出入以董事也。不料自四世分支之子正因我五支祭始祖，藉端狡赖五支祭田成合族祭田，以便己私，胆敢捏控。盖报本追远人有同情，凡有祭田未有不祭始祖者。邑侯陈公至公至明，洞悉彼奸，将以法惩，彼惧，入祠服罪，我五支亦念族情不究，案据存房，但恐族众人繁复有如子正者贻累宗祠，公请县印勒之碑石。
在以上这个“祭田纠纷案例”中，明确记载了马氏设立祭田的目的、数量、纠纷缘起、解决情况及结果。除了最终通过官府立案、树碑确认了祭田的归属问题，整个过程被后人收入族谱备忘，并且该族又撰写《马氏南茔祭田序》收入《马氏家乘》中，不断重申祭田“几三百年董此事者，悉大参公裔，他支固不得预闻也” 。由此可见，与学者多怀疑族谱记载的真实性不同，族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家族档案，在族人心目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三、小 结
学界一般认为明清以来北方地区的大家族不多，所以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族谱，本文通过对东光《马氏家乘》初步的考究，展示了北方族谱的另一面，希望转变学界对其不够全面的认识，证明北方也有宗族组织存在，也有规模可观的族谱存世。宋代以前，族谱由于其实用价值而受到官方和私家的高度重视，宋代以后，其实用价值降低，族谱成为民间读本。明清两代，族谱被排斥在官方整理的文献之外。近代以来，是梁启超第一个认定了族谱的学术价值，称其为“史界瑰宝”，认为辅以其他文献及社会调查资料，族谱的价值会更加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光《马氏家乘》如能与方志、碑刻等地方文献一起形成较为完整的资料链，将可为北方区域社会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最近南开大学的冯尔康教授提出：史以治国，谱以齐家，族谱是民间的史书，应挖掘利用之[5]。所以，以作为“大传统”的宏观历史为背景，引进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概念，进一步挖掘族谱等民间文献的社会文化价值，对深入解析区域社会的变迁将会有重要的学术及现实意义。
但也有一些学者担心族谱传递的信息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虚假的，而排斥对这一史料的采纳。事实上，在目前的后现代史学研究语境中，这一切已经不是障碍与问题。对于任何史料，即使是选择性的记忆、抑或是传说，我们都可以通过语言的“建构与解构”来加以解读。发掘族谱中包含的历史记忆，也许对我们找到更丰富的重新认识历史的资源有帮助。
另外，明清以来的东光《马氏家乘》与南方族谱一样，属于近世族谱的基本形式，故也具有族谱资料共同的不足之处，即其过多重视对家族职官、士大夫的记载，而对普通族人的生活细节缺乏关注，这样就缺少了对同时代衣食住行生活状况的足够反映，不尽符合社会史兴起后对社会群体关注的初衷。另外《马氏家乘》是分类分册记事，不分卷，尤其“补遗”部分，与谱系、“志传”部分有重复，内容略显杂乱。但瑕不掩瑜，不可小视其价值。
[1] 于秀萍：《清代河北族谱的纂修》，《沧桑》2007年3期。
[2] 明·徐阶：《四世祖马杲墓志铭》，该墓志现藏东光县文化馆。
[3]《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304-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