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系范文精选

作者：岳五九 甘正永 单位：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以水之坚韧克服困难，以水之不舍绵延薪火，以水之公正明烛苍生，以水之智慧成就事业。作为学院标记之一的校徽以篆书“水”字与安徽拼音字母“A”巧妙融合体现学院的地域和行业特色；同时“水”字向上倾斜与字母“A”（山峰）相融似江水奔流而下，构成一幅壮观的水利发电站景象，极其直观的体现学院的水行业特色。他们将学院中心位置建设“师禹广场”，寓意学院师法大禹，凝练了“以人为本，疏导为先”的管理理念；师承大禹，胼手砥足，甘于奉献，学院将大禹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形成点滴做起，甘于奉献的服务理念。建设以“江河情”、“华夏魂”为主题的文化墙，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和对水的无限依恋。

以地域文化为底蕴，培育学生人文精神目前，高职院校生源地基本上地域较集中，就业和服务的面向也主要是学校所在的企业和地域，因而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用优秀地域文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使得学生能够适应地域文化和地域的企业文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安徽的一所高职院校，其服务定位是“立足行业，面向社会；立足安徽，面向全国”。学生的生源地和就业的区域都主要在安徽，因而校园文化建设以徽文化为底蕴，充实丰富校园文化内涵。该院的校园环境建设结合徽文化和水文化，来构建自身特色校园文化环境。

在校园总体规划上，校园的整体环境反映江南水乡的气质和徽州民居的村落布局特点，并在环境、景观和色彩的营造上与徽州民居取得关联。校园区采取了徽州村落式的组团结构模式。集中了行政楼、图书馆、礼堂等的中心区位于校园的核心地带。西侧的教学区与东侧的生活区均采用组团布局，按不同分期的发展，形成一个个村落。村落以环中心区水系景观带相联系，形成富有徽州村落特色的校园规划形态。中心区的主轴布局与自然散布的“村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强化了学校中心的形象。同时，水系在各组团“村落”入口处根据组团形态的特点或适当放大，形成传统村落中入口水塘的意象，或结合建筑、平台形成临水建筑的形象，与徽州民居建筑近水的特点呼应，强化了水系的效果。

根据现状地势将水系设置为北高南低，使水系成为流动的水，富有生气，并与传统徽州村落理水的方式相吻合，体现人水合一［3］。学院建筑风格上融入牌坊、马头墙、天井、镂窗、廊檐等徽派建筑元素；整体色彩以灰白色为主，充分彰显了徽文化的清新淡雅的艺术风格和古朴厚重的深刻内涵。学生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受到美的感染，文化的浸润，继承和汲取其中所体现的精神和理念，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

学院开设《徽文化欣赏》选修课，学习徽文化精神特别是徽商精神（包括爱国精神、勤俭精神、进取精神、创业精神、竞争精神、创新精神、人文精神、诚信精神、奉献精神、开放精神、团结精神、和谐精神等），增强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编者按

文化发展体制机制是关键

云南省围绕健全机制、建立体系，以推动文化发展，抓住了关键。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机制，激活发展内在动力；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牢发展基础；通过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提升发展内在实力。

强动力、打基础、升实力，定能实现云南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强省的目标，让广大人民真正得到文化实惠。

党的十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为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指明了方向。云南省结合实际，进一步树立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努力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走出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自强之路。

实现文化自强，就是对文化强国目标的不懈追求，表现为实干兴文的全部实践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云南文化发展的灵魂自强。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坚持不懈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使之成为各族群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

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实现云南文化发展的动力自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式，增强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感染力。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云南文化发展的基础自强。坚持以广大农村、城市社区和边疆民族贫困地区为重点，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努力建设符合云南实际、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力度，加快推进省博物馆等重大标志性文化设施、乡村综合文化站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让不同年龄、性别、民族、阶层、地区、的人们，都能在公共文化空间这一共有的精神家园里，接受陶冶教育，得到文化实惠。

摘要:文化民生, 是指人民在文化层面的生计,指人民享用国家文化发展成果和丰富精神生活等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能体现文化的民生精神, 是保障人民群众享受基本文化权益, 实现民生改善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文化民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系；以人为本

一、文化民生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含义

民生，是人民的生计。文化民生，是指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文化民生建设的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 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获得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提升。在和谐社会背景下，民生建设的文化目标是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型民生文化，提升民众在文化层面的福利状况。文化民生作为公民的“文化生存”条件，既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也包括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文化服务，就是公共部门和准公共部门，以满足社会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共同生产和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总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主办的、非赢利性的、传播先进文化、保障大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服务的总和。具有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公民文化需求、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化创新等功能。

二、文化民生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关系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现实任务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需求已得到较高满足,对精神财富的需求相应上升。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的休闲时间大大增加，产生了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唱歌跳舞，不再简单地要求建设一两座文化活动中心，而对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完善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

我国旅游业近几十年来发展迅猛，而当前如何创新和转型已成为已成为我国旅游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旅游业的产业结构很复杂，因此，创新的形式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旅游的创新指的不是技术的创新，而是要以文化为基础的创新，从而达到真正的旅游创新和促进发展。本文将对文化旅游创新的结构和性质进行简要分析。

一、现状分析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旅游业的发展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对当前的旅游业的现状也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旅游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不是特别理想，根据对旅游经济效益的评分，近几年我国2/3的城市的得分都是负分。较多城市的旅游经济效益还有待提高，当然这并不是某个年份的特殊情况，而是中国旅游业近几年的常态，旅游业的发展在绝大数的情况下都是靠生产力的投入来提高，而不是从效率、管理等方面来提升，这样的增长方式是及其落后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虽然这样的增长方式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还能够适应，但绝对不是长久之计。

二、文化旅游创新体系的结构与性质

如果要实现旅游文化创新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必须建立可靠的创新体系。现在对创新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两方面。从历史来看，任何的创新体系都是在不断的研究技术创新中完善起来的，这样的创新体系优点是：它以市场为导向，容易适应市场的变化，产品质量得以提高，提升市场占有率，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它的核心是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以技术创新为最终目标。但是，随着非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创新体系对理论因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虽然研究的目标很大一部分还是技术创新，但这为文化旅游的创新等非技术创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通俗的将讲，文化旅游的创新的过程是参与文化旅游发展的不同的方面，利用相关的资源，综合作用后产生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过程。我们根据这一过程和创新体系的概念，可以得出，文化旅游创新体系是指以文化旅游的所有参与者为主体，在不一样的层次中形成的网络联系。因为文化旅游的种类繁多，比如历史区域旅游、节庆旅游、博物场馆旅游、宗教旅游等，它们所涉及的文化资源和产品也各不相同，但是都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创新相关联，以这样为基础形成的创新结构体系在基本的运行机制、目标和性质等方面并并不存在根本差异，表现出了复杂的社会体系。例如，从历史区域旅游创新来看，它需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包括历史遗迹、民俗文化、区域特色等等，但这只是文化旅游发展的前提，如果要创新则要有一定的社会参与度。比如历史区域的原住民是该区域历史文化的传承人，而且是当今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决定着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有关部门应在不同的体制下发挥不同职能，比如在进行旅游行业的管理、社会各个方面的治理等，都会对当地居民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文化旅游的教育与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培养塑造文化旅游所需要的人才，从而进行文化旅游的理论、观念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与创新。文化旅游企业提供旅游服务、创新旅游产品等。游客则通过消费体验和进行选择从而产生影响。但是，这些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更为错综复杂，并且要受到社会宏观因素，例如地方政策法规、社会的文化状况和文化意识、市场竞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等的影响。基于对文化旅游的创新实践状况的考察和对文化旅游创新性质的了解，从文化旅游创新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的机制来分析，它的基本框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创新体系的主体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的网络体系。创新主体指的是有社会实体结构、承担创新实际功能的实体性创新的因素，包括政府部门、有关企业、当地居民、培训教育机构、文化旅游研究机构及服务企业、游客，以及各个主体所持有的文化旅游观念、思路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文化旅游创新的网络体系是指在创新活动中各种主体行为的相互间作用，和所处的各种政治、文化、经济等不同方面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这是创新主体在进行创新活动和面临不同外的外部条件的网络联系功能综合体。

创新体系的功能，第一要对已有的文化进行发掘、利用，其次也要基于现实社会的具体需要，进行文化的创造。总的来说，文化旅游创新体系运行的最根本问题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共同存在。在传承原有文化的同时，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出新的价值观念，以这种新的观念为基础进行创新和相关社会形态的完善，文化旅游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了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价值的创新，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与其他体系相比，文化旅游的创新体系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性质上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具体有下列表现：

（1）目标和结果创新的双重性。文化旅游创新体系是以实现文化创新以及文化旅游产品的创新为目标。旅游区域的社会文化是文化旅游发展的前提，而文化旅游产品往往是指是对旅游区域社会文化的利用，文化旅游离开了文化资源，也就不可能产生文化旅游。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成就初显

自牡丹江市成为全国28个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之一以来，哈尔滨南岗区再次获得创建资格，大兴安岭地区北极村北极光节系列节庆活动也于2011年成为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牡丹江市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经于2013年9月通过国家验收，其创建的“六项引领行动”，“3+4”推进模式，为区域性乃至全国范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示范，黑龙江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成就初显。依托于这些示范区和示范项目，黑龙江省的公共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文化研究也如火如荼。2013年5月，由老艺术家刘国仲发起的公益性民间机构———牡丹江国学院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传播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化，培育国学人才的文化阵地;2014年1月，极地艺术研究会在牡丹江市成立。该研究会由我国著名冰雪艺术画家周尊城先生与牡丹江大学携手创建，依托于雪城的天然资源，该研究会成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培养艺术人才的又一个摇篮;2013年7月，由齐齐哈尔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曲奇华创办的齐齐哈尔市文化创意研发中心、关东书画研究院正式启动运营，该中心对于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化、信息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背景下，一批文化精品纷纷面世。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期间，哈尔滨市组织的朝鲜民族打击乐《四物游戏》获得音乐门类作品“群星奖”;哈尔滨话剧院大型原创史诗话剧《索菲亚教堂的钟声》以戏剧形式展现了哈尔滨百年发展的历史文化特色，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哈尔滨歌剧院根据张丽莉老师先进事迹创作的原创音乐剧《茉莉飘香》一经上映就受到了全国53家新闻媒体及网络的广泛关注;由齐齐哈尔马戏团学员班表演的《高空四人技巧》等三个杂技节目在黑龙江省第三届艺术教育成果调研评比中获得三项大奖;齐齐哈尔市编排的大型民族风情音画《达斡尔人》代表黑龙江省参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获得表演金奖等十一项奖项……。

二、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失衡

政府、文化事业单位、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都应当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主体。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应当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参与。但是，在实际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还主要是由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主导的，他们往往以培训、举办讲座、论坛、咨询等方式在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近些年来黑龙江省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有所发展，但是也主要是以秧歌队、广场舞蹈队等公民个人自发形成的文化供给方式存在，有规模的，经过登记注册的公共文化服务非政府组织尚未发育起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3］显然，黑龙江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距此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另外，在黑龙江省公共文化供给中，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注重引入市场机制，通过企业冠名等形式丰富地方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方式，如，“齐齐哈尔啤酒文化节”就曾经以“金马·香江花园杯”和“中汇城杯”进行冠名，通过企业提供经费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但是，黑龙江省绝大多数城市和文化品牌市场意识还非常淡薄，不能够充分重视各类企业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例如在国内外都非常有影响力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龙江讲坛”等，都没有与企业联合共同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经验。这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力量势必会造成供给主体的失衡，无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后劲不足。

(二)公共文化产品质量有待提高

“我们以公共文化的显为基础，将公共文化产品分为信息型产品、知识型产品和娱乐型产品”［4］信息型公共文化产品一般是指由媒体提供的新闻服务;知识型公共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以广播电视、文化馆(站)、博物馆、图书馆为载体进行的文化知识、文化信息传播;娱乐型公共文化产品是指具有公益性质的文艺演出、影视剧、休闲娱乐节目等。黑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这三类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日益丰富，各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层出不穷，文化馆(站)的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地进行，各种文艺演出蓬勃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黑龙江省公共文化产品的质量仍有待提高。在信息型公共文化产品质量上，还存在着新闻间隙广告搭配不科学的问题，在新闻播报间隙的广告大多数存在着卖医药保健品、治疗不孕不育医院等内容粗制滥造的现象;在知识型公共文化产品质量上，虽然硬件设施已有很大改善，但是在文化知识传播上出现了以单纯的养生保健知识为主要传播内容的局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流于形式;在娱乐型公共文化产品质量上，存在着快餐型、通俗型娱乐节目多，高雅节目少的现象。这些公共文化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不能满足各类群体的不同文化需求，与政府对公共文化的投入不成正比。

作者：王永明国蕊单位：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目前蓬莱市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情况

一是精心打造品牌文化。在完善保留传统文化活动的基础上，2007年开始，每年6月至9月举办的“仙境之夏”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活动时间长达三个多月，演出一百多场，成为市民参与面广、社会影响力大、舆论关注度高的品牌活动；2014年着重打造“欢乐蓬莱行”文艺走基层、“仙境之夏”、镇街“共建和谐社会、共享文化成果”巡演活动等系列文化活动品牌。系列文化活动品牌的打造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提升了蓬莱文化影响力，还大大提高了基层群众的幸福指数。二是繁荣发展群众文化。蓬莱市大力实施文化便民、惠民、悦民工程，全面繁荣群众文化，将“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开创了群众文化活动的新模式，年均城乡范围内各类文化活动2000余场，活动数量在烟台各县市区居首位，树立了蓬莱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连续三年在烟台市的群众满意度调查中，群众文化活动满意度得分列8项调查内容之首。三是加强基层群众文化培训。近年来，以“群艺大课堂”为主题，特别是2013年启动的“美丽乡村种文化”专场培训活动，根据基层文化活动人才需求，常年举办各类文化艺术培训班，邀请市内外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公开授课，采取到镇街、村居现场培训的形式对基层文艺骨干进行业务培训。每年组织文化馆文艺骨干辅导均不低于300人次，辅导业余文艺爱好者不少于4000人，“种文化”系列文化培训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虽然蓬莱市城乡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建设经济文化强市的目标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蓬莱市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应该具有独立的文化馆、图书馆，并且建筑面积均不少于3000平方米。而目前蓬莱市“两馆”都是依附于文广新局办公大楼开展业务工作，建筑面积及其他硬件设施均未达标。镇、村两级文化设施建设总体水平不高，且存在南部山区不如沿海地区，农村地区不如城市社区的失衡状态。二是文化事业建设投资主体单一。政府依然是文化事业的主要投入者，在吸纳和动员社会力量方面明显不足，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比较单一。三是基层文化人才队伍不能适应需要。村居基层文化活动组织人才和各艺术门类的专业人才缺乏，传统民间艺术亦后继乏人，已经出现青黄不接和断层现象，有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业务技能水平偏低，难以满足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三、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是要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城乡文化设施，尽快规划兴建标志性的市民文化活动中心，增加市民文化活动场地，确保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全部实现免费开放；加大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投入，重点用于农村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支持开展农村重大文化活动和民间剧团展演等文化活动，更好地实现为民服务。二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要制定落实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文化事业建设的有关政策，同时大力倡导社会力量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捐赠和捐建活动。加快培育社会性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充分调动民营文艺团体、民间文艺社团和农民自办文化服务群众的积极性，使之成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补充。三是加强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使用体制机制，培育基层文化骨干，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的素质和能力；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各类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发展，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同时要大力发展文化志愿者队伍，建立文化志愿者的选拔、培训、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大学生、高素质的退休人员参与公益性文化服务。四是要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继续组织好“欢乐蓬莱行”“仙境之夏”、镇街“共建和谐社会、共享文化成果”巡演系列文化活动以及各项节庆群众文化活动。在完善原有文化活动品牌基础上，筹划打造新的特色文化品牌；大力抓好艺术培训和辅导，通过举办艺术培训班、下乡辅导、“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等活动，重点加强对农村、社区文艺骨干的培训和业余文艺爱好者的辅导工作，并组织优秀文艺骨干，整合全市文艺创作资源，集中编创、排演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作者：刘伟 单位：山东省蓬莱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

一、安全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

一直以来，安全生产是企业经营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企业的安全文化，关乎着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从而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企业完善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是其管理手段和理念，更是一种企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1.凝聚员工共识和力量作用

从企业安全文化的定义中可以理解到安全文化代表的是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态度和价值观，同时也被大多数人共同遵守，是人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奉行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同时，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把企业员工的自我价值实现与企业的发展凝聚在一起，保证了员工实现自我价值和企业的发展的一致性，从而使企业员工自觉的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奉献力量。

2.约束功能

一般而言，企业安全文化教育可以为员工遵守安全规章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这是因为员工在接受安全文化宣传和教育后，自身就会对企业安全有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体会和了解，在日常生产运营过程中会下意识的对企业安全留心和关注。换而言之，企业安全文化能够对企业的安全发展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然而这一种约束作用，是需要企业花精力去培养的。首先，员工的安全价值观应与企业保持高度一致，从而形成目标一致的行为模式。其次，企业需要从硬性规定方面加强安全文化对员工的约束作用。最后，对安全文化的约束，企业还应密切关注员工的心理状况和心理需求。

3.辐射传导作用

由于企业并不是一个封闭式的集体，而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因此，企业安全文化可以多种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方式予以辐射或传播出去，从而将企业本身所提倡的安全观念、安全管理行为以及安全管理模式等扩散到外界，这样一来，如果企业拥有着良好的安全文化，通过彼此之间的辐射和传导，这一安全文化将可能被其他单位或部门吸纳并予以运用，从而间接为社会整体的安全文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促进意义。

［摘要］高职院校应当将校本文化、行业文化及企业文化三者有机耦合，实现“三元一体化”，以适应社会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文章对“三元一体化”的高职校园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建立“三元一体化”的高职校园文化体系的途径：校园环境与企业环境的有机对接、学校精神与企业精神的有机耦合、在教学过程中渗透校企文化耦合的理念。并指出校企文化实现耦合需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高职教育“三元一体化”校园文化有机耦合

［作者简介］李红（1966-），女，江苏徐州人，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职教育管理。（江苏徐州221106）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08年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职校园文化与企业需求耦合的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8SJD6300048）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1-0031-02

高职教育近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在专业建设、实训场所建设、招生就业工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一个导向，即校园文化的建设主要以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及专业技能竞赛为主要形式，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提高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为主体。目前，校园文化建设缺乏职业教育的特色，与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缺少横向联系与沟通，有闭门造车之嫌。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注重学生作为未来职业人应具备的综合职业素质的培养，体现不了行业特色及职业特色。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一个怪圈，即学校培养的学生走向社会不能很快地和企业的环境融合，企业感到学校培养的学生和他们对相应人才的期望值差距较大。学校与行业及企业之间缺少一个纽带，即文化的融合。虽然部分高职院校对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有充分的认识，但对构筑什么样的高职校园文化还是比较模糊。因此，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与行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紧密相连，三者应实现真正的有机耦合。

一、“三元一体化”的高职校园文化体系

1.“三元一体化”的内涵。“三元一体化”是指校本文化、企业文化、行业文化三者的有机耦合。高校校本文化是高校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学校各个层面所创造、积累并共享的，以反映师生共同的信念和追求的校园精神为核心，是具有高校校园特色的一切物质形态、精神财富的成果；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活跃的组织文化，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并且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机结合，运用文化所固有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企业管理；行业文化是在行业管理与运营中形成的本行业中的共同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具有明显的行业所固有的特征。

作者：傅才武 两种体系性质差异的理论意义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性质差异的存在，要求重构政府公共管理流程，文化事业单位作为政府的延伸职能，其性质与国家文化体制的系统整体联系在一起，文化事业单位依赖于“国家身份”。 （一）文化事业单位与非营利组织特征相似但性质并不兼容，文化事业体制基于传统文化事业单位之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则要建立在“去行政化”的新型文化单位之上与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相对应的是西方的非营利性文化组织。根据我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修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公布）的规定，事业单位的定义可表述为：依法设立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NPO，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是指在政府部门和营利性企业（即市场部门）之外，从事公益事业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非营利文化组织是其中的一类，是指从事公益文化艺术业务的民间文化艺术组织和协会。 一般认为，中国的事业单位具有非营利性，与发达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相类似，如：依法设立，从事公益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①。按照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教授的观点，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组织性，即这些机构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二是私有性，即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与国家分离；三是非营利性，即这些机构都不向他们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四是自治性，即这些机构基本上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五是志愿性，即这些机构的成员不是法律要求而组成的，这些机构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这些性质，部分与中国的事业单位相同，但部分却迥然相异，如中国的文化事业机构的人财物都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并不具有私有性、自治性的特征。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机构的一些管理理念。早在1998年，成思危先生就提出，要确立社会化的目标模式，构筑法律的基础，要把与公共物品提供有关的事业单位转制为可由政府或民营机构运作的非营利机构，使非营利机构成为社会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源泉①。 （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性质不同，并非传统文化事业体系的“功能升级版”现代公共服务体系是现代公共理论的产物，体现了现代国家对于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理解。有学者认为，30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文化从意识形态分离———文化领域独立化”②、“经营性文化与公益性文化分离———文化产业化”和“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与文化福利独立———公共文化服务化”的三个阶段，隐含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比文化事业体系更高一个阶段的基本命题。而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则来源于前苏联的意识形态管理理论，体现了国家集中宣传文化资源以实行战时社会动员的功能要求。因此，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演进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事业体制“升级”，而应该是一种从设计理论到组织结构的整体转型。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临全新重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正经历一次历史性转折。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进行制度设计，要面临“彻底、艰巨的制度性重构重任”③。左然认为，中国特色现代事业制度的改革方向与目标应该是完成“五个转变”，也包括了结构改革的意义：“一是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与事业单位之间由行政隶属关系向行政合同契约关系转变；二是公益性资源由部门所有、分散配置向政府整体所有、集中配置转变；三是职能部门由主要管理下属机构向主要管理社会转变；四是政府单一、直接提供资源向社会多方和间接提供转变；五是政府对事业法人行政化管理方式向行政、经济和法律多方式转变。”④文化事业单位作为事业单位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也要遵循这一改革方向。 （三）微观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效率受制于传统事业体制结构，自上而下的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路径我国学者通过对艺术表演团体的研究表明，在现行文化事业体制下，我国基层文化事业单位的社会性组织系统由政府与文化单位之间的上下关系、文化单位与社会之间的内外关系和员工与文化单位之间的内部关系这三大基本关系构成⑤，这三大关系之间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影响，存在着内部特定的逻辑结构，这三大基本关系的强弱与秩序结构就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单位的性质特征。 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与文化事业单位之间的“事业关系”模式决定了我国公共文化供给与分配的宏观制度框架，决定着基层文化事业单位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也决定着基层文化事业单位内部的关系模式，在当前由传统文化事业体制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型过程中仍然是主要矛盾或主导力量。因此，在推进文化事业制度变迁过程中，改变基层文化单位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模式（如提高演出效率）只是一种边缘突破，改变基层文化单位内部关系模式（如人事制度、激励方式等）也只是一种局部性改革，只能产生个案的经验或局部的影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化事业体制的基本架构。理论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是以加强基层文化单位财政能力为核心的“文化单位功能性改革”与以公共文化供给分配体系的科学化合理化为目标的“管理系统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综合配套改革模式。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的宏观架构即管理系统的结构创新要优先于文化单位功能性改革目标。 “把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实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传统的单中心提供模式向多中心、多层次、协同合作的提供模式转变。”⑥理论上，建设现代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建立“自下而上”需求引导型公共文化供给与分配模式。#p#分页标题#e# 两种文化体系转型的政策调整 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制度环境和社会基础，文化单位体制以及支撑这种单位体制的一些基本制度如行业分工制度、公共投入制度、单位身份制度等不变，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就不会变。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型是一种结构调整，必须用一种总体性战略安排和系统的改革策略来支持结构调整中系统性政策需求。 （一）立足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特征，以相对分散化决策模式代替一体化集中决策模式，深化宏观层次的管理结构改革中国要实行大部委改革一直是国内外热议的话题。但文化领域的“大部制”改革却一直没有实现。所谓“大部制”，是指政府在各级部门机构设置上，归并类似职能并尽量集中在一个大的部门中，建立横向覆盖广阔的政府职能部门。同时把原来的部委或改革为内设的职能司局，或改为部委管理的又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机构。20世纪90年代，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盛行大部制，俄罗斯、韩国竞相仿效，大部制渐渐成为世界趋势①。比较而言，目前我国文化领域的改革尽管取得多项重大进展，但距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仍然存在差距。立足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基于国家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之间的权责分离设计原则，要推动实现国家文化决策与文化执行职能的制度性分离。基本设计思路是，以“一部（大文化部）”承担国家文化管理职能，以“执行局”承担政府主办社会公益文化和公共文化生产的职能，同时还要从制度上分离公共投入绩效的评价监管职能；调整体制内文化行政部门与基层文化部位之间的关系模式，大力推动直属文化单位从文化行业体系中分离，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生产者。将大文化部建立在“决策、执行、评价监管适度分开”的制度基础上。重点是要在政府与独立的文化单位之间，依据“果结构”的基本原则，实现机构设置、职能、编制、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定化。公共文化机构的地位、职能、经费来源、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主要负责人的产生都由法律规定，使之法制化。 （二）增量投入，业务开放，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型激励机制“增量投入”的核心目标要突破行业、部门和单位的既得利益格局，要突破“改革者被改革”的难题，要求在文化系统和文化行业之外建立起增量引导力量，形成改革的外部推动力。通过增量投入可以形成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变的有效路径。中央政府借助于增量投入机制，一方面，充分照顾到文化行业的既得利益，以最大限度地稳定其利益预期，减少改革阻力，使改革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又尊重文化行业的增量利益，以不断增长的增量利益预期，激发文化行业的改革积极性，使传统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收益最大化，从而分解“改革改革者”的难题。 “业务开放”的核心是公共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公共文化协作生产过程的自由进入或退出。在市场结构下，公共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否自由进入或退出公共服务的协作生产过程，决定了公共资源能否实现有效配置（即帕累托最优配置）。推动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变，必须建立起保障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进入或退出的制度体系，形成公共文化服务面向全社会的开放型协作生产系统。包括：公共文化业务经费管理突破体制内循环，业务经费不再通过行业部门层层下达，而是通过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方式予以保证；以增量投入保证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需求的业务量，以形成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生产过程的积极性；以科学的政策法规推进“供给者”与“生产者”体制性分离，为民间力量的进入让渡出一定的潜在空间，发展文化市场上的替代生产者，促进不同主体间多种组合方式的出现，提供社会力量进入的制度保障；梳通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途径，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今天的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对于城市和城市文化进行观照和考察，本文这里选取了一个从作为“色彩”文化体系的角度对于“城市”进行审视和定义的视角：与人类的其他常态化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相比较，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尤其是今天的日益“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无疑是人类调动和支配了巨量的色彩，同时色彩也与人类生活构成深度交融和相互阐释关系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活当中，色彩的生产和消费、集聚和流动、反映和被反映的程度和数量，从某个方面规定和延伸了人类生活和城市文化的某种本质，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城市和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一、“城市色彩”构成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都规划、出台了“城市色彩”或者“城市主色调”，其基本方式是由有关部门规定一种或者若干种色调、色系作为“城市色彩”或者“城市主色调”来进行推广。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城市色彩或者主色调，大部分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这其中可能有客观因素，比如今天城市发展的规模、体量等，但恐怕根本原因不在于此，总结这其中的得失，可以看出：

1.“城市色彩”是生活与色彩、主体与对象、心理效应和客观环境等多重因素的交融、互动、统一。从规划、设计的角度讲，城市色彩不能过于复杂、含混，这种含混的色彩本身，体现不出城市色彩的那种标志性和统一性作用；城市色彩需要和谐、厚重，城市色彩不能是那种浮艳、浅薄的色彩，但并非不需要鲜明的特征和特“色”……但只做到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只是从客观对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还只是把色彩作为色彩来考虑问题。城市色彩，是人们在特定的生活和文化环境当中感受与体验到的那种“色彩”，而不仅仅是建筑物的涂装在视网膜上的视觉反映，单纯去“规定”和“设计”，即使达到预定目标，效果也并不一定很好。事实上，很多“城市色彩”，都属于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没有“感觉”的色彩，最终只能形成一片灰扑扑的“背景色”，而在一个组织协调的“城市色彩体系”当中，艳丽不一定代表浅俗，丰富也不一定代表杂乱。

2.“城市色彩”是符号性（象征性）和现实性、主题性和背景性的统一。城市色彩的规划设计，不能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一方面，它不能单纯依赖色彩的物理分析和色谱统计的方法，这种方式看似很“科学”，很“量化”，但实际上往往只是“现状”、只是“事实”层面的东西，“城市色彩”应该是一种具有深广文化内容和内涵的东西，仅仅从现实因素归纳和“规划”显然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构成城市色彩和城市主色调的，也不一定是现存的城市色彩和色系中在“量”上占优势的那种色彩和色调，而是一定具有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标志性的意义，比如，看到或者想到宫墙上的那种朱红色，就让人想到北京――这种颜色在今天北京城市色彩整体当中，从计量统计上不会占多大的比例，但无疑是最能够代表北京的象征性、符号性、主题性的城市色彩之一，而“灰色调”其实只适宜作为一种背景性的城市色调。

3.“城市色彩”是人文氛围和自然物理、历史传统和当代气息、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比如，沿海城市，天然地让人想到蓝色，草原城市，天然地让人想到绿色――这种自然关系当然只是“文化通感”效应的一个方面。另外，在传统因素当中，积淀着人们深层的文化心理内容和深广的文化历史内涵，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往往是在久远历史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对应物，具有丰富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能够起到一下子把人们的生活的空间和时空给拓展和扩大开来的作用。比如苏州的城市色彩，不管是不是出于规划的结果，给人以突出印象的，就是由传统江南民居“粉墙黛瓦”的色调，延伸、衍生和交相辉映出来的明丽光彩，这样的城市色彩，不仅让人看到了苏州的历史，也可以与苏州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现代”相兼容、协调。

二、“城市色彩体系”的“文化”构成和“系统”结构

上述这些复杂因素和辩证关系决定，城市色彩或者主色调，不仅仅是事先确定的几种色彩和颜色，而且是综合了历史、人文、心理、环境、建筑等因素的一种“文化通感”和综合性的效应、结果，是色彩与城市生活、客观与主观、历史和现实交融、互动的一个总体性的“色彩”文化体系。这里用“城市色彩体系”来取代“城市主色调”或“城市色彩”的说法，是想说明它事实上应该是一个分层次、立体化、全方位、开放性的有关“色彩”的文化系统。梵高的绘画色彩运用极其丰富、极尽艳丽，是贫乏、焦虑的“现代人”内心当中的“色彩”乌托邦，却并不给人以杂乱、浅薄之感。“城市色彩体系”当然不同于艺术作品，“风景如画”可能是种理想，不过借鉴一些艺术性的思维，却并非过分要求：不是把色彩仅仅作为色彩，而是将其作为城市生活的内在要素，运用包括艺术思维在内的多种方式、方法，以“色彩化”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体系为目标，进行系统的组织、安排。“城市色彩体系”不仅仅是“色彩”本身，它具有更为深闳的城市生活、城市生存的内在关涉和城市文化的本质牵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