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精选
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1篇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8.011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8-0061-05
〔Abstract〕In the face of the city public crisis which occurs frequently，the problems of the shortage of structured research data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provid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udy of city crisis case base.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connotation and thought patterns of the big data and the factu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big data technology，and the paper constructed the functional design，systems architecture and system implementation of city crisis case base based on the big data.The innovation of the paper was that relevant thinking，overall thinking，fault-tolerant thinking and intelligence thinking of big data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se base，filling in the coordination work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case base.
〔Key words〕big data；city public crisis；case base
城市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的研究已经进展多年，有关专家和学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Birch和Guth把危机管理划分为事前、事中、事后等3个阶段，并且分别论述了3个阶段危机管理的应对策略[1]。Robert Heath提出了危机管理的4R模型，并将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过程分为减弱、就绪、响应、恢复等4个阶段，提出了不同阶段的风险管理理论[2]。王传清、毕强提出了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模型等[3]。
然而，人、机、物三元世界的高度融合引发了公共危机案例数据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和数据模式的高度复杂化，世界已进入大数据时代[4-5]。仅仅依靠传统案例处理模式、联动处理模式等是无法完全支撑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的。由于大数据隐含着巨大的社会、经济、科研价值，已引起了各行各业的高度重视[6-7]。城市公共危机事件中多形态、多信源、高冲突的危机数据可能与大数据的特征相吻合，在构建数据库、系统模型等方面尝试融入大数据的研究和应用，可能会为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的建设和应用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更好地解决城市公共危机的管理问题提供相关理论借鉴和经验尝试。
1文献综述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危机案例管理系统、平台建设方面的研究尚比较弱，相关文献也仅限于相关模型的构建、数据挖掘模式的构建、关键技术的支撑等。实体研究方面例如兰州大学共危机信息管理研究团队组织研发的《中国公共危机事件案例知识库》[8]，该系统收集了2007年以来我国发生的四级以上关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以及网络舆情的突发公共事件案例等。北京天演融智软件公司研发的《中国危机事件与管理案例库》[9]，该系统为各类型组织提供一个学习型的集成化危机预警与辅助决策支持平台。但是系统模式、功能模块的构建还需引入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是3V定义[10]，即大数据的特点可以总结为3个V：规模性（Volume）、多样性（Variety）和高速性（Velocity）。面向大数据的思维是多维的，研究者所关注的点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大数据思维主要有定量思维、总体思维、容错思维、相关思维、智能思维、实验思维等[11]。
大数据在城市应用领域有着迅速的发展，目前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城市研究机构有：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该中心致力于智慧城市理论研究与技术攻关、时空间行为大数据研究及智慧城市规划管理应用[12]；龙瀛博士创建了北京城市实验室BCL，BCL是致力于采用多学科结合的定量方法进行城市研究的非官方学术研究网络[13]；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可持续智慧城市实验室SU-SMART CITY LAB，SSCL是一个以集成数据与原创研究为依托的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机构[14]；北京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北京西城―清华同衡城市数据实验室UDL等[15]。网站也开始重视大数据和城市应用研究领域，例如城市数据派UDParty[16]；城市规划云平台CITYIF等[17]。
目前在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中，大数据思维模式下的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建设尚比较弱，在建设中引入大数据思维，构建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尝试突破传统思维造成的信息壁垒，利用大数据所集成的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利用大数据定量分析、智能判断等优势，实现对城市公共危机案例管理的智能化、大数据化等具有深刻的意义。
2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功能设计
基于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依据相关案例库的用户需求，结合大数据技术，构建大数据视域下的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系统。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系统的总体框架由危机案例数据获取模块、危机案例大数据处理模块、危机案例检索与决策支持模块3个功能模块和案例库、工具库、规则库等相关数据库构成。功能模块和功能数据库协同工作，实现危机案例库系统的设计功能。系统的总体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
21危机案例数据获取模块
城市危机案例信息采集是整个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建设的基础，也是案例分析及大数据处理的前提和条件。传统数据分析我们主要使用样本分析法，这是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无法获取全部数据的无奈选择。舍恩伯格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进行抽样分析就像在汽车时代骑马一样。”[18]为了实现大数据的总体数据思想，模块中设置城市数据信息采集、危机案例数据采集、城市危机案例采集引擎等功能项，这一功能主要由人机交互共同实现。
城市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功能的大系统，案例库中城市数据信息的采集不是简单的信息任务上传，采集的数据也不都是结构化的数据，很多数据信息是动态的、隐性的，分析城市危机案例，首先要把城市的全部基本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存储，这是研究城市公共危机案例的基础。城市数据信息采集功能项需要在大数据的总体思维下把城市的基本数据信息进行全方位采集并存储，这部分主要由人工采集存储。
在现实社会中，危机一般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9]。城市危机不但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高度不确定性等危机的一般特性，而且还具有突发性与紧急性并存、公共性与灾难性并存、共振性与复杂性并存、不确定性与时间的有限性并存等特点[20]。危机案例数据采集功能项需要在大数据的总体思维下把城市公共危机事件数据进行全方位采集并存储，重点解决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信息数据的采集，这部分主要由人工采集和计算机智能采集存储。
由于大数据的量大，案例库设置城市危机案例采集引擎。该采集引擎注重信息源及其内容的全面性，数据来源包括各大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采集的内容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采集引擎借鉴互联网搜索引擎技术，代替人工智能采集城市公共危机事件，重点采集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事件数据、隐性危机信息数据、价值密度低数据等，强调采集数据的完整性。
危机案例数据获取模块经3个功能项获取大量数据后，经过数据集成形成最初的危机案例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大量数据的聚集地，没有经过系统处理和加工，交由危机案图1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系统结构图
例大数据处理模块进行处理。
22危机案例大数据处理模块
由于大数据时代数据处理发生了重大转变，处理数据的流程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大数据普遍适用的处理流程分为采集、导入和预处理、统计和分析、数据挖掘四部分。危机案例库可以借鉴大数据处理数据的流程和大数据思维设置大数据处理模块。
经过危机案例数据获取模块集成的数据导入到分布式案例存储集群，经过专业化信息工具处理进行简单的数据清洗和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及计算集群对存储于存储集群的大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分类汇总等，形成具备一定功能形态的城市危机案例库。例如把非城市公共危机范畴的数据进行筛除，对自然灾害危机、意外事故危机、公共卫生危机、社会安全危机等案例进行分析和分类汇总等。
由于危机案例库更多的要体现大数据思维，更重要的在功能上还要体现智能化，所以要进一步应用大数据视域下的核心思想，引入大数据的关联思维、容错思维及智能思维对城市危机案例库进行深层次地数据挖掘。与简单的数据清洗和分析分类不同，数据挖掘在过程上具有发散性，主要是对数据进行各种算法的计算，为了更好地满足高级别数据分析的需求。
221关联数据挖掘
在小数据时代，人们常常关注城市公共危机案例的因果关系，试图通过有限样本案例来分析总结其中的内在机理，但是这些有限的危机案例样本数据不能很好地、全面地反映出案例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大数据时代，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挖掘危机案例之间的隐性关系，获得更多隐性数据的显性化，利用显性化的数据信息可以帮助决策者进行数据获取和数据预测，从而进行更加准确的决策推理。在大数据处理模块引入关联挖掘技术，可以帮助案例库用户检索案例、检索决策、进行决策推理、向用户推送信息等。
222容错数据挖掘
由于小数据时代人们获取的危机案例样本量比较少，所以比较注重危机案例数据的结构化和精确化。舍恩伯格指出：“只有5%的数据是结构化且能适用于传统数据库的。如果不接受混乱，剩下95%的非结构化数据都无法利用，只有接受不精确性，我们才能打开一扇从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户”[16]在大数据背景下，引入容错思维，适当忽略一定层面上的精确性，接受一定程度的错误和混杂，可能在数据的宏观层面获得更多隐性数据的显性化，帮助决策者进行数据获取和数据预测等。在大数据处理模块引入容错挖掘技术，可以帮助案例库用户进行决策推理、向用户推送信息等。
223智能数据挖掘
大数据时代要求数据库处理数据从线性等简单的思维向智能思维转化，这是大数据处理的显著特征和核心内容。在大数据背景下，引入智能思维，可以对城市公共危机案例数据进行逻辑分析、智能判断、科学预测等。大数据处理模块引入智能挖掘技术，可以更好地支撑危机案例库的数据处理功能，为各项功能的协调运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在关联挖掘、容错挖掘、智能挖掘等相关大数据处理技术的支撑下，对城市危机案例库进行大数据处理形成城市危机智能案例库。该库可以有效支撑案例库用户的案例检索、决策检索、决策推理等功能。
23危机案例检索与决策支持模块
危机案例检索与决策支持模块主要实现用户的检索需求与决策推理需求。由城市危机智能案例库中的案例数据库、决策数据库、决策推理模块等构成。数据库和功能模块协同工作，实现用户检索与决策推理的设计功能。由智能决策推理形成的新决策方案充实到决策数据库中。用户的检索效果与决策推理效果反馈到案例库的数据获取模块与大数据处理模块。
3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系统实现
基于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的功能设计，结合大数据技术，给出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的系统实现。
31案例库的系统架构
在构建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系统功能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案例库的系统架构，其核心部分如图2所示。图2城市危机案例库的系统架构图
案例库系统通过各种不同的连接器，实现对各类数据库、系统、第三方应用的数据进行数据采集；案例库系统对采集的案例数据进行清洗、抽取、处理等操作，生成案例数据索引；案例库系统是通过分布式系统建立数据仓库，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数据挖掘功能；数据服务层为其上的数据应用层提供各类数据接口。用户权限系统可以从数据的各个层面进行嵌入。
32案例库系统的交互环境
在案例库系统功能、系统架构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案例库系统的交互环境案例库交互环境中的案例检索的部分功能实现如图3所示。
在案例检索交互界面中，设置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等功能。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在检索界面的左侧，设置危机属性、危机描述、利益相关、案例分析等功能链接。以“2015年8月12日天津大爆炸”为例，危机属性包括天津爆炸的时间、地点、主要影响、危机领域、危机类型、所属行业、危害程度等各项数据；危机描述包括天津爆炸案例的前兆、紧急、持续、结果等阶段的具体数据描述；利益相关主要是指危机利益相关者数据分析等；案例分析主要是对危机案例数据进行大数据处理后进行处理结果的展示，包括案例数据对比分析、案例数据统计分析、数据宏观指导、数据智能判断等，例如港炸案例数据分析、图3案例检索交互测试界面
化学品爆炸案例数据分析、智能爆炸案例数据统计等。
4总结和展望
本研究依据案例库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结合大数据技术，构建了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的功能结构和系统实现，在案例库中嵌入了大数据思维，从技术实现和功能需求上为城市危机管理的减缓工作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但是系统实现方面还有很多挑战，例如如何在这些数据库之间进行负载均衡、如何实现大数据的智能算法等问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在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功能模块的系统性、精确性、效用性等；工作流程的逻辑性、系统性、规则性等；案例库系统实现的稳定性、实用性、创新性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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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数据；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建设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094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8-0-02
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多年的城市公共危机管理，并得出了一些理论基础。进入大数据的背景是在人、机、物三元世界的融合下，引起的高度复杂化的数据模式和爆炸式增长的公共危机案例。对于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的处理，仅仅靠传统案例处理模式和联动模式是无法完成的。大数据中的社会、经济以及科研都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因此各行各业都应对其引起广泛关注。
1 大数据基本论述
规模性、多样性以及高速性是大数据所具有的三个代表性的特点，由于大数据多元化的思维，研究者所研究的侧重点便有所不同，这就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大数据思维主要包括定量思维、相关思维以及实验思维等。
在城市构建中，根据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相关人员建立了一系列研究大数据的机构，如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智慧城市理论以及技术攻关是其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前，在大数据思维模式下的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建设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存在，因此要利用大数据思维，逐渐建立起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创新新的信息壁垒，在城市公共危机案例管理智能化的过程中，大数据思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 设计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的功能
2.1 对危机案例数据的采集
建设城市公共危机案例库的基础以及对大数据进行处理的前提是采集城市危机案例。而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只能采用样本分析法分析数据，但大数据的总体数据思想与人机交互是共同实现的。
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系统，其具有多因素性、多层次性以及多功能性，采集案例库中的城市信息数据不只是将信息任务上传就可以的，采集的也不都是结构化的数据，动态性和隐性也是数据信息的特点，因此，城市公共危机案例研究的基础是采集城市中所有的技术数据信息。在大数据的总体思维下，利用人工采集全方位的城市基本数据信息。
在实际的社会中，严重威胁社会系统的价值和行为的事件就是危机。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公共性与灾难性并存等特征是危机具有的特性。采集危机案例数据功能项的重点是对半结构化进行解决以及采集非结构性的信息数据，这是由人工和计算机智能存储来完成的。
基于量大的大数据，要利用引擎对城市危机案例数据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大网站以及博客等都是数据的来源渠道；文字、图片和视频等都是其包括的内容。人工智能采集逐渐被引擎所替代。
2.2 对危机案例数据的处理
由于利用大数据处理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这就使其流程也有了相应的改变。采集、导入和预处理、统计和分析以及挖掘数据是大数据进行数据处理的四个流程。因此，可以借鉴大数据的处理流程对危机案例库进行处理。
利用数据导入和分布案例获取危机案例的数据模块。简单数据的处理要利用专业化的信息处理工具，分析和汇总存储集群中的大数据，这样城市危机案例库就在一步步中逐渐形成。例如，排除非城市公共危机范围内的数据，分析和汇总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危机、公共卫生危机以及意外事故危机等。
在危机案例库中不仅要体现出大数据思维，更要体现出智能化的重要性，因此要加大对大数据的应用力度，在更深一步挖掘数据中大力运用大数据的关联思维以及智能思维等。发散性是挖掘数据中最主要的特点，其不同的简单的清洗和分析数据，对数据进行各种不同的计算是其主要内容，它能使数据分析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2.2.1 挖掘关联数据
在小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案例的因果关系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经常总结和分析样本案例的原理，但在这些原理样本数据中，案例数据中的关系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出来。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大数据技术下危机案例之间的隐性关系被显现出来，这就可以显示出更多的隐性数据，而决策者获取和预测数据是由显性数据来实现的，这样可以使决策推理更加准确。案例库用户的案例检索和检索决策等都可以利用挖掘关联数据技术来实现。
2.2.2 挖掘容错数据
在小时代的数据下，人们只能取得较少的危机案例样本量，因此对其结构化和精确化更加重视。但在大数据背景下，可以在容错思维的基础上将一定层面上的精确性进行忽略，使一定程度上的错误和混杂被接受，隐性数据的显性化更多的是在数据的宏观层面得到的，从而对决策者的获取和预测数据有一定的帮助。案例库中用户进行的推理Q策和向用户推送的信息，可以利用大数据处理模块中的容错挖掘技术。
2.2.3 挖掘智能数据
在数据库处理数据的过程中，智能思维逐渐代替线性等简单思维，这是大数据时展的必然要求和处理大数据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特征。在大数据时代环境中，逻辑分析和智能判断城市公共危机案例数据都是由智能思维来完成的，在处理大数据模块中，由于智能挖掘技术的引入，危机案例库中的数据处理功能便有了更强大的技术支撑，从而可以使各项功能的协调进行更好的运行。
由此可以看出，大数据的处理技术主要是由关联数据挖掘、容错数据挖掘以及智能数据挖掘来实现的，城市危机智能案例库也是由这三个组成的，用户案例的检索和决策推理等功能也是由这三部分支撑的。
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组织危机管理”课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一、“组织危机管理”课程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是一所应用型大学，致力于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组织危机管理课主要研究企业、政府部门等组织为应对各种危机所进行的预警监控、应对处理、恢复评估的一系列活动，该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让学生从宏观上了解危机管理的基本内容与理论体系，重点在于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二是让学生能从微观上具体理解分析危机管理的全过程；三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组织危机管理观念，培养危机管理能力，掌握危机管理技巧。
正是由于课程的特殊性质，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学生往往处于被动境地，缺乏主动思考的积极性，对于危机管理情境感觉陌生，对于抽象的概念和理论难以理解，对于危机决策、危机处理、危机沟通的技巧难以体会。因而，为了解决学生积极性、参与性不高的难题，本人在教学方法上进行了探索改进，将问题情境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结合起来运用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
二、“问题情境”导向的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现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最早出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直至1908年，哈佛商学院将案例教学正式引入商科教育。[1]20世纪60年代后，案例教学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在很多专业教育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准亲验型学习，它为学生模拟了一种亲验环境。[2]同时，问题情境教学法以问题为核心，通过精心构建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因而，“问题情境”导向的案例教学法区别于传统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法，它以真实案例为情境，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营造开放、自由、互动、活跃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建构和学习发现的能力。
经过了一年的教学实践，发现案例选材是否鲜活、问题设计是否环环相扣、课堂角色分配是否合理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三个重要因素。
1、案例选材必须突出“鲜活性”
在组织危机管理的案例教学中，案例选取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标，选取合适的案例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危机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入角色，开展案例分析。因而，在危机案例选取中，必须突出“鲜活性”，拉近学生与案例的距离，尽可能使学生感同身受。“鲜活性”主要是突出案例的时效性和生动性：时效性是指案例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聚焦社会热点话题；生动性是指案例必须最大限度还原案例的真实情景，避免简单的平铺直叙，要使案例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例如，在讲授危机公关这一章时，选取了2016年的热点事件之一“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将如家酒店集团对此事件的危机公关作榘咐展开教学，用详实的数据和丰富的文字视频资料还原当时的情境，成功引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案例贴近生活，也让学生有话可说、有感可发。
2、问题设计必须环环相扣
组织危机管理课注重培养学生预防危机、发现危机和解决危机的能力，重视思维训练和价值观的培养。由于本科学生能力有限，往往难以自主地深入分析问题，因而，过于开放式的案例分析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通过有逻辑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突出问题导向。问题是思维的“启发剂”。[3]在案例分析中，通过环环相扣的问题设计，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分析思路，引导学生展开深入的分析探讨。例如，在编写如家酒店遇袭事件危机公关的案例时，设计了以下问题：在危机事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重要的公关时机；如家酒店采取了哪些危机公关措施；这些公关措施的效果如何？结合危机时机进行具体分析；如果你是如家酒店的首席危机官，你会采取哪些公关措施，请说明原因；从这次危机公关活动的案例分析中，你得到了什么启发等。
3、课堂讨论必须角色分明
“问题情境”导向的案例教学法需要营造开放、自由、互动、活跃的学习氛围，倡导学生通过有逻辑的案例分析，实现知识迁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提高学生的学习发现能力。因而，在课堂讨论中，教师和学生必须准确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教师在案例讨论中，需要改变角色，主要承担辅助和引导的作用，为学生提供背景资料和相关信息、组织讨论和维护氛围，鼓励思想的碰撞，决不能反客为主，不能主导讨论，不能随意评价学生的观点。在课堂讨论中，学生始终是主角，是案例讨论的真正实施者。在案例讨论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必须主次分明、各司其职。
三、小结与反思
“问题情境”导向的案例教学法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大幅提高教学效果。但是，这种教学方法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第一，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目标选择难度适宜的案例，并认真编撰材料、反复推敲问题；第二，教师必须转变角色，苦练内功，切实做好讨论的引导者和维护者；第三，学生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和学习意愿，能够在指导下展开分析和思考。在这一年的教学实践中，通过实施“问题情境”导向的案例教学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生积极性、主动性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也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案例不能精准匹配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课堂节奏不能做到快慢适度、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等。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学生须勤学，教师须苦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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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地方政府；危机公关；公共危机
中图分类号：D69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 事件回顾
2010年9月8日，有关媒体报道河南商城县多人被蜱虫叮咬后致死，但当地政府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相关病例详情和死亡名单。一时间，众人谈蜱虫色变，各路媒体蜂拥而至，矛头直指当地政府没做好信息工作，有瞒报之嫌。此时，当地政府陷入公众的信任危机，政府形象大打折扣。当天，河南信阳市卫生局紧急召开新闻通气会，当地疾控专家在会上告诉媒体，蜱虫传播的疑似无体形病，目前无法根治。同日，河南省卫生厅通报称自2007年5月至今年9月8日，河南省共监测发现此类病例557例，死亡18例，并调派省级专家前往商城县现场调查指导。9月10日，卫生部派出专家组奔赴商城县进行调查和医疗救治。2010年10月11日，卫生部指南，公布“蜱虫咬死人”病毒元凶确定，可防可治。这场蜱虫恐慌至此终于平息。
二、 危机公关的内涵
1. 公共危机的基本概念
公共危机是一种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状态，一般由突发事件引起，对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到威胁和损失。[1]公共危机的诱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突发事故、恶性刑事案件、恐怖事件、公共卫生问题、自然环境恶化等。
2. 政府危机公关的基本概念
政府危机公关是政府及其隶属部门和组织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已经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为了维护公众、社会和国家利益，减少危机事件可能或已经带来的损失及不良影响，在危机发生的不同阶段运用一系列公共关系手段，以期及时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灭公共危机事件及其不良影响，并起到传播沟通、协调关系和树立政府形象的作用。[2]
三、“蜱虫咬人”事件中反映出地方政府危机公关的缺失
1. 危机防范意识淡薄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3]如果只重视危机发生后的灭火，而忽视危机发生前的预防，那就造成危机成本增大。尽管卫生部早就在2008年2月下发了《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指南中对无形体病的预防、症状做了详细描述，并要求各级卫生机构组织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该病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而蜱虫咬人致死的事件也不是第一年在当地发生，但多数村民仍然不了解此病。既然蜱虫咬人可防可治，倘若政府及早告知民众，普及宣传防治措施，就会减少伤亡，更不会造成不知情的传染。然而商城县政府在危机潜伏期不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采取捂盖子的方式。这种行为只会让恐慌继续蔓延，而此次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2. 信息管理和被动
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危机事件的预防，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反之，漠视公众的知情权，一方面会导致公众对危机信息产生误解，造成谣言四起的局面；另一方面，会导致公众对管理者的严重不信任，使政府公信力受损。在9月8日媒体正式报导前的采访中,无论是信阳市、还是商城县当地卫生部门均表示,无法提供具体疑似病例的数目及疫情状况。虽然当地政府不愿意公布疫情,但是媒体“替”你公布出来了，这就意味着权威信息缺位。
3. 相关法律法规及机制不健全
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法律法规，但这些立法相对分散，难免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作。同时，在依次落实到各个地方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下级政府照葫芦画瓢和流于形式的现象。在应急预案的编制和落实上，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做的比较好，而农村地区比较欠缺。商城，此次“蜱虫中毒”的重灾区，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农村卫生条件差、农民缺乏防范保护意识，更容易爆发传染疾病，这与大城市的完善的应急预案相比，显得十分不平衡。
四、 对地方政府危机公关的有益启示地方政府处在危机管理的第一线，它的危机公关能力直接决定着公共危机能否得到快速、有效、妥善的解决。本文主要从地方政府危机的实际及需要出发，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以期对地方政府的危机公关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 构建以预防为主的常态化公共危机体系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已经转变为常态化。加强危机公关能力，首要的就是要加强危机预防，预见可能发生的危机，避免公共危机发生。因此危机意识应当贯穿于地方政府管理始终，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的预防和监测，定期组织危机公关培训，提高地方公务员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处理能力。对于全体公民，也应当进行危机管理的普及性教育，增强公民应对危机的自我保护能力。总而言之，地方政府应当转变传统思想，变被动应对危机为主动反危机。[4]
2. 建立常设性的危机公关部门
成立专门的危机公关部门，可保持危机公关的连续性和科学性，降低公共危机管理成本。危机公关部门在危机处理中具有核心领导地位，其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密切监测信息和预警危机，综合相关部门专业信息（如气象部门、卫生部门），发现危机苗头后及时采取措施；在危机爆发后，负责危机处理的指挥安排，第一时间协调各部门工作，调动各方面资源，将危机的损失减至最低；危机结束后，进行善后工作，特别是公众的心理工作。同时也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公共危机体系进行完善和创新，以预防公共危机再次发生。
3. 重视媒体的作用，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
适时公开相关信息，是现代危机公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公开透明的信息可以缓解公众的不安和紧张情绪，同时也可以抑制谣言的传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等部门习惯性“求稳”，往往采取封锁消息的做法。然而随着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必须转变传统观念，树立信息公开的意识，及时公布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而广大媒体是政府进行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是联系公众的桥梁。地方政府及部门应当重视媒体的作用，变被动为主动。与媒体良性互动，通过舆论引导公众理性地对待危机。通过这种有效的沟通，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危机的处理。 [5]
4. 进一步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
依法行政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也是危机公关实施的重要保证。以法律手段来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和对策。但目前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的应急预案存在应付上级、流于形式的现象。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状况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对应急预案进行及时、必要的修订和完善，形成包括总体预案、分类预案、专项预案和必要的实际操作预案在内的系统、完整的应急预案体系。同时，应当加快推进政府绩效考核和问责制建设，建立健全相关绩效考核机制。
参考文献：
[1]李明水．集团经济研究[J]．集团经济研究，2007(1)：14―15
[2]朱光喜．政府危机公关初探[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OO4(3)：30―33，37．
[3]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OO5．
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5篇
经济全球化和企业经营环境的瞬息万变造成了危机的频发，政府、企业、社会都在大谈危机意识，大力制定危机管理方案，这其中大量涉及了公共政策管理的内容，公共关系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处理公共关系造成的危机。
这些年，环球公关在实践中摸索，通过帮助各类客户处理危机，在危机公关领域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我们近年来操作过的著名案例包括:探索“奥妙”降价的奥妙、二恶英奶粉危机、中美史克PPA危机、雀巢奶粉危机、默克财务危机等。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我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发生的危机越来越多，而且有很多明显的特点。
企业公关危机的五种类型
最常见的几种引发危机的原因有：
第一、日常消费者的投诉或员工与公司不和状告公司引发的危机。代表案例如宝洁SK-II危机，江西消费者将宝洁告上法庭，原因是使用SK-II产品后，非但没有出现宣传的神奇功效，反而导致皮肤灼伤。又如宜家危机，由于一位北京消费者向媒体反映，其在宜家购买的商品两周都没有送到，随后众多类似的投诉引发了宜家来华后的首次危机。
第二、国外发生的问题通过新闻报道引发国内外资企业产生的危机。代表案例如高露洁危机，有报道称,美国科学家发现高露洁牙膏中含有可能致癌的物质，而实际这个报道来自英国一份不入流的小报。又如强生危机的起因是印度食品药物管理部门在婴儿油等多种强生产品中发现了对婴儿有害的石蜡油等化学成分，要求强生公司取消部分产品的“婴儿使用”标志。
第三、工商、税务、质检等政府机构发现企业质量问题或违法行为引发的危机。代表案例如光明牛奶危机，郑州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发表书面调查文件称，郑州光明使用了在保质期内的库存奶进行再加工。而肯德基的“苏丹红”危机也是质检部门在其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中检出“苏丹红”成分。
第四、民族情结引发的危机。如麦当劳播出的一则电视广告中含有消费者向商家下跪乞求优惠的镜头，网络上更是掀起批判风潮。又如有媒体报道朝日啤酒等日本大企业资助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日军侵华历史，长春市的部分超市和餐饮店开始停售朝日啤酒。
第五、安全生产方面引发的危机。代表案例有山西煤矿爆炸和富力地产建筑工人事故等。
如何化解危机
如何应对危机呢？
第一、快速反应，及时处理至关重要。发生危机后，最好把它快速消灭在萌芽中。及时处理的前提是正确判断，这就要求判断者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和政策，才可能对发生在中国的危机性质进行准确地判断、分析。分析后还要正确判断采用什么态度对待媒体、消费者或政府管理部门等相关群体。
第二、灵活处理。不可以把危机公关一般操作规则套用在所有的案例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好比医生治病，即使病人病症都是感冒，还要根据感冒的类型开出处方。
在上述五种类型的危机发生后，要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处理的重点也不尽相同。针对消费者或员工投诉产生的危机，需要快速解决消费者或员工的具体问题，这点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有个别消费者或员工提出的要求很离谱儿，公司也要认真研究做出可行的处理方案，将危机产生的病源控制住，方能有效处理好此类危机，控制整个病情。
针对由于国外发生的问题通过新闻报道引发国内外资企业产生的危机，应该认真分析企业产品对中国老百姓有无影响，并要诚恳地告诉大家。公司的态度对消费者影响很大，如果企业采取国外国内双重标准，对广大公众也没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将进一步加剧危机。
针对质量问题引发的危机，企业应当在第一时间与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联系，或者请专家或更高层次主管部门再次检测质量，
中国公关行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引进和开创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相继宣告成立，一批中外合资的酒店、宾馆先后在一些重要城市落成。这些合资企业采用了国际规范的管理模式，导入了公关管理职能，并设立了相应的机构。
适应和发展时期。1986－1993年期间，随着外资或合资的专业公关公司进入中国，中国的公关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发展状况尽管不很均衡，但一些阶段性的热点促成了公关事业整体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和特殊氛围。
竞争和专业分工时期。从1993年开始，中国公关事业的发展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就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促使中国公关业自身产生了分化。
并提出整改方案。要敢于回收不合格的产品，以消费者利益为上。当民族情结引发的危机发生后，外资企业必须要懂得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尊重中国人的感情，热爱中国，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样才能处理好危机。
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6篇
医疗行业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它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医疗体系改革的逐步深入,民营医院、合资医院、外资医院悄然崛起,一种竞争、服务的理念带入医疗行业,老百姓感觉医院多了,看病贵了,医生态度好了。
然而,医院形象的提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医疗行业的逐步开放,医院之间竞争的加剧,电视、广播、报纸上医疗广告开始铺天盖地,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同时带来医院形象的提高。莆田游医们通过广告的宣传,把江湖郎中包装成民营医院的新星,满屏满版的性病广告,污染着人们的眼睛,也把医院的形象和层次迅速降低,影响着医疗行业在老百姓中的形象认知。在这种业界生态下,正规的医院如何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在患者中获得良好的口碑和信誉?
由桂永浩、孟建教授主编的《医院形象与危机公关》一书,通过系统的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和生动形象的案例研究,让我们切实了解到有关医院的形象战略传播方式和医院面临各种复杂的危机处理方式,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医院形象理论从引进到实际应用,随着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医院形象在现代医院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对医院的管理决策层而言,医院形象是医院日常管理和危机处置的重要内容。这本书在上篇中,对医院形象的传播做出了分类,分为常态传播和非常态的维护两种。书中并进一步指出,常态的医院形象传播是医院在日常的运行中,通过政府、媒体、专家和公众等各种渠道向整个社会传递医院的良好形象,增加患者对医院的信赖,实现患者和医院的双赢局面。
本书对于非常态的医院形象维护着墨甚多,即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医院在危机背景下开展的公共关系活动,以及为了减少危机震荡而进行传播沟通、协调关系和树立医院形象的相关活动,书中认为,优良的医院形象传播为非常态的危机公关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2003年的“非典”疫情到到目前正在发酵的甲型H1N1流感事件,一个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得医疗卫生领域成为民众和媒体关注的领域;而以“哈医大二院天价住院费”事件为典型的医疗系统腐败案件,又把医院和医生同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这些重大的危机事件中,医院的管理者因缺乏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处理意识和技巧,而置身于媒体和公众的舆论压力之下,使本来有限的责任被无限放大,造成无法收拾的后果,这些残酷的现实使得医院管理者对于危机公关具备强烈的需求欲望。
《医院形象与危机公关》的下篇对于医院危机公关战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书从理论概述、监测机制、预警机制、应急处置、大众传播控制和事后评估几个阶段,系统阐述了医院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及危机解决的整个流程。该书从传播与公关的视野,结合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对医院危机公关进行一般规律的总结,对各类危机的对应预案提出建议和改进方案,尤其是从医院和政府、媒体、公众三者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深化与拓展,对于医院处理危机事件的方法学方面不无裨益。
本书的独特性还在于,该书选取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代表的行业若干危机事件处置的案例,作为理论的补充。这些案例,都来自于医院处置危机的最前线,在案例之后,都附有富于建设性意见的案例点评,在实践和理论之间,找到切入点,提出解决方案。
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7篇
【关键词】网络新闻 突发自然灾害 应急管理
不同的突发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各不相同，但都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经济损失或者环境破坏等现实的危害。以报道灾难性事件为主要特征的灾难性新闻，因其具有突然性、震撼性、负向性和社会性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①。在突发自然灾害新闻报道的内容中，政府对灾害的发生概率、范围、危害程度等情况的认知对公众而言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政府所做出的救灾行为也是大众关注的重点，因此这两种内容在新闻报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突发事件新闻而言，网络新闻报道因其具有快速、多面化、多渠道、多媒体、互动等特点，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具有比传统媒体更大的优势。因此本文以网络新闻为主要信息来源，整理出三个案例，对比分析政府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危机认知与应对行为。
案例介绍
在2005年制定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规定，自然灾害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本文选取了三个自然灾害案例：2007年淮河全流域洪水蒙洼蓄洪区、2008年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2008年初南方十几个省市大范围雪灾，这三个案例发生年份相近，持续时间相似，具有较高的可比性，在危机类型和危害程度方面也有较强的代表性。在案例所涉及的事实方面，主要来自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经过总结和整理，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对灾害应对活动的划分，案例分为这几个方面：
【案例1】：2007年淮河全流域洪水蒙洼蓄洪区
1、应急准备
物质准备：修筑堤坝，设置蓄洪区，准备完善
防灾宣传：对洪水灾害有长期的宣传，公众对危机各方面情况了解较多
2、预警预报与信息管理
监测：通过各级站点，利用卫星云图、天气雷达信息等最新接收及处理技术，及时获取足量、准确的信息。
预警：严密监测发展情况，在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引起高度重视。
事前研究：对蒙洼蓄洪区有充分的针对性研究，形成结论：国务院批复的《淮河防御洪水方案》中规定，当王家坝达到29.3米分洪水位，且水位持续上涨，根据水雨情和工程情况，适时启用蒙洼蓄洪区。
3、应急响应
响应启动：淮河流域6月29日开始出现强降水，国家防总7月3日启动IV级响应；7月5日启动III级响应；7月9日启动II级响应，7月10日启动最高级I级响应。
应急处置：专家会商得出精确结论，一次性正确决策，7月10日11时05分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宣布蒙洼分洪调度命令。②
救援与执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负责指挥，受灾时通讯联络保持畅通，乡村组织健全，村、乡、镇政府组织灾民有序撤离。
慰问灾民：7月13日，国务院总理前去蒙洼蓄洪区慰问群众。③
【案例2】：2008年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
1、应急准备
物质准备：几乎没有
防灾宣传：公众事前对堰塞湖几乎没有任何了解
2、预警预报与信息管理
监测：自然情况恶劣，基础设施损坏严重，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得现场的第一手资料，难以实时监测情况的变化。
预警：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中心的科研人员，发现了唐家山堰塞湖，立即上报，得到重视④。
事前研究：仅对堰塞湖形成过程、解决办法及其危害有一般性认识，并无针对此地的解决方案。
3、应急响应
响应启动：我国首次启动国家I级救灾应急响应。
应急处置：专家讨论得出一次结论并实施工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进行二次修正决策。
救援与执行：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负责指挥，受灾时通讯不畅难以获得及时的信息，撤离时部分公众有急躁情绪，有较高权威性的绵阳市委书记亲自进行安抚。
慰问灾民：6月5日，国务院总理实地考察、研究堰塞湖涨水及工程排险办法⑤。
【案例3】：2008年初南方十几个省市大范围雪灾
1、应急准备
物质准备：缺少必要物质准备，融雪剂和化雪用的工业用盐储备不足⑥。
防灾宣传：南方地区政府和公众对雪灾的危机意识、救灾知识、自救方式、营救能力等方面十分薄弱。
2、预警预报与信息管理
监测：气象预测系统只能准确预测未来一周内的天气状况，未能预测到雪灾持续时间长达1个月之久。
预警：雪灾预报未能引起各方的高度警惕，对天气预报缺乏危机敏感度,预警机制启动相对迟缓。
事前研究：中国南部地区发生雪灾的次数较少，相关研究不受重视，但也有宝鸡秦岭山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抗击冰雪灾害能力的成功案例⑦。
3、应急响应
响应启动：1月12日降雪开始；安徽省1月22日启动省级IV级救灾应急响应；1月26日启动省级III级方案；1月27日启动国家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1月28日启动省级II级响应；1月29日夜启动国家级II级响应。
应急处置：救灾整体工作积极有效，但仍有决策不统一，如临近省份调度不周导致京珠高速公路湖南段和衡枣高速公路严重大堵车的情况⑧。
救援与执行：国务院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负责指挥，但交通严重受阻，救灾行动计划实施困难，缺乏专业大型抗冰除冰机械，人工作业效率低。
慰问灾民：国务院总理去长沙、广州等地视察，亲临火车站考察工作⑨。
案例分析
1、事前准备
案例1中具有充分的事前准备，使政府在灾害到来的时候，可以使用有效的资源，从容应对，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正确决策，对危机进行处置，尽量减少危机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将危机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案例2中堰塞湖灾害以往发生的次数很少，影响也较小，所以几乎没有任何物质的准备，当危机发生时，只有在发生灾害的第一时间组织起对堰塞湖有着一定的研究有关专家，并且调派各行动部队，提高反应速度。
案例3则由于存在思想上的不重视，导致原本有条件可以进行的物质准备却做得不充分，并且没有将已有的抗灾技术推广开来，导致应对灾害局面时的被动。
2、危机认知
案例1中的淮河流域洪水灾害，由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负责。在过去的时间里，淮河流域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发生次数较为频繁，政府在灾害应急救援中积累了具有针对性的较为丰富的经验，依据对灾害发展情况的准确监测和预测，及时并不断提升与事实相符合的救灾响应等级，对危机危害程度认识准确，其认知危害程度等于实际危害程度。
案例2中的汶川地震的危害程度巨大，由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负责。在过去的时间里，四川地区发生如此剧烈地震的次数极少，但在此次应急救灾中政府的认知危害程度正确、及时，在第一时间启动国家I级救灾应急响应，这也是我国最高级的响应等级，其认知危害程度等于实际危害程度。
案例3的中国南方各省份雪灾，是由民政部减灾委员会统一负责。由于事先预测灾害危害程度不足，在灾害发生初期，仅启动了国家级IV级救灾应急响应，并且启动不够及时，距离灾害萌芽阶段即降雪开始已有15天，比省级IV级别的救灾应急响应启动也晚了5天，其在危机应对时，认知危害程度小于实际危害程度。当雪灾进一步发展，更多的次生灾害显现出来之后，才认识到正确的灾害危害程度，将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等级从IV级提升到II级，这种跳跃性的提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灾害危害程度的认识不足，但灾害的危害已经形成，为之后的救灾工作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3、信息获取与传播
在案例1中，由于事先准备较为充分，可以采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将收集来的较为全面的数据进行汇集、处理、分析，形成有利于决策的信息，并且通过完善的组织结构，将信息在最短时间内传递给需要的专家或者决策者，将专家会商意见及时提交给决策者。同时，由于在危机前对公众进行了行之有效的防灾知识宣传，且大众传播渠道与受灾群众中的人际传播渠道都保持完整，功能健全，可以很好的将危机信息传播给公众，公众的恐慌程度很低。
而案例2中，在基础设施全部被破坏的情况下，很难足量、准确、及时的获取到决策所需的信息，因此需要在决策时留出存在一定变数的可能，根据危机发展情况具体分析当前情势。将灾情的客观情况以及自救知识等传递给受灾公众，可以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危机状态认知，而在通讯设施也被破坏的情况下，将危机信息传递给受灾群众则需要克服更大的困难。
在案例3中，灾害的严重程度和广度要求政府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危机应对，由于很多信息是人工进行收集整理，非常容易出现隐瞒信息现象。而信息在跨省之前共享不畅造成的大堵车，说明我国在统筹协调避险抗灾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以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全面。
4、决策与执行
在案例1中的决策为程序性决策，即决策者对所要决策的问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先例可参考，但决定使用蓄洪区会损失该地方区域的利益，此时决策者必须能够顾全大局，做出正确的决策，此时由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宣布开启闸门，正是因为政府对危机状态的认知以及决策者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都会影响到公众对决策的理解和信服程度，进而影响决策的执行。
在案例2中的决策为非程序性决策，需要根据事实情况，考虑众多变化的因素，不断调整决策，这其中可能出现错误与反复，这就要求危机应对组织具有更强的沟通、协调、执行能力和面对公众良好的危机传播能力。因此撤离绵阳市人民群众的决策需要具有较高权威性的绵阳市委书记宣布，并对受灾群众进行安抚。
在案例3中，各地区决策的不统一给救灾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只有同时具有正确的危机认知和物质基础的保障，才能使正确的决策得以有力的执行。国务院总理亲临现场起到三重作用：（1）亲临一线、靠前指挥的决策者；（2）促进各部门之间合作的协调者；（3）激发公众的勇气和信心的鼓舞者。
结语
结合以上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网络新闻报道中，政府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危机认知非常重要，只有正确的危机认知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行为。对于突发型灾难，如案例2，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灾害，较为容易引起政府的重视，正确认知到其危害程度；而对于积累型灾难，如案例1和案例3，在事发初期并没有危险，而随着雨量或雪量等的积累危险性不断增加，灾难在无声无息中慢慢形成，则更需要对危机状态形成正确的认知，错误的危机认知可能会导致两种后果：如案例3中忽视危机的严重性，准备不足，应对不力造成更大的危害；而将危机的危害程度过于扩大化，则会浪费资源且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在真正的危机到来时不能快速灵敏地做出反应。■
参考文献
①张平宇，《灾难性新闻的报道原则》[J].《中国记者》，2001（9）
②新华网news.省略/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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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新华网news.省略/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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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新华网www.sc.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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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中国建设报www.mohurd.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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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新京报news.省略/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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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新华网news.省略/ne-
wscenter/2008-01/27/content_7502366.html
⑨人民网politics.省略/
GB/30178/6863376.html
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8篇
关于危机分类学界从不同维度提出了不同的分类体系,如从动因性质分为自然危机､人为危机;从影响时空范围分为国际危机､国内危机､组织危机;从主要成因及涉及范围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价值危机;从采取手段分为和平型冲突方式和暴力型冲突方式等｡罗森塔尔(Rosenthal)和柯兹敏(Kouzmin)还从危机涉及领域､危机参与者态度两个维度给出了一个危机分类矩阵｡
本文则从危机根源是否属于组织自身问题而将危机分为两类:一类危机指因组织本身提供的产品､服务或公共物品存在问题而导致的危机;另一类危机则指引发危机的真实根源并非组织提供的产品､服务或公共物品本身存在问题,而是由恶意人为或公众缺乏必要的产品使用知识､信息所导致的危机｡
危机特征
危机的特征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突发性｡组织面临突如其来､始料不及的破坏性甚至灾难性事故｡缺乏危机演练､没有危机预警方案的组织往往手足无措,陷入混乱,甚至在最初的一刹那就被糊里糊涂击溃｡要降低危机的破坏力,最主要的是应把组织做大做强,强化组织的抗风险能力;同时要强化预警方案的预测功能,提高预测机制的敏感性,能及时甄别到危机发生的征兆,提前采取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二是灾难性｡危机不同于一般的破坏性事故,往往极具恶性攻击能量,就是巨人组织也可能被摧毁｡如郑州亚细亚,国内保健品行业中的沈阳飞龙､三株口服液､巨人等,都曾如日中天,但在危机中纷纷轰然倒地,从此一蹶不振｡遭遇危机时组织往往显得尤为脆弱,甚至不堪一击｡埃克森石油公司1989年的漏油事故曾使得企业遭受重创,付出了高昂代价｡三是紧迫性｡危机往往间不容发,恶化速度极快,需要迅速决策,采取“雄鹰政策”,解危难于倒悬｡四是不确定性｡危机的随机性很强,组织往往难以预测其何时发生｡要成功化解危机,需要组织做强自身,提高组织机体防御风险的免疫力;同时要建立系统完善的危机预警方案,进行不间断的危机化解训练｡另外,危机不同于一般性事件的地方在于后续影响大不一样:危机都不同程度地伴随有不良后遗症,一般持续时间为8周,无应变计划的企业比早有预防者还要长2.5倍｡
危机处理常见误区
误区一:错将公关问题当作纯技术或纯法律问题去处理｡
危机最初发生的诱因往往似乎是产品或服务质量存在问题,即使确实属于产品质量问题,也不应将其视为纯技术问题去处理｡1994年“奔腾芯片事件”即属此类问题:公司将其当作纯技术问题去处理,结果导致4.75亿美元的损失｡相反,本田公司在处理“缺陷车事件”时结合技术方法并引入公关手段,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案例显示不少组织还常错将公关问题当作纯法律问题去处理｡这些公司最后甚至确实在法庭上赢得了官司,但却失去了消费者｡“三株常德事件”等就是鲜明的例证｡危机处理应高度关注公众社会心理｡启动法律程序有时是必要的,但必须从公关的角度来策划运作｡
大量案例深刻启示我们,无论是因技术缺陷还是公众自身所引起的危机问题,均应从公关的角度,采取技术的､法律的､传播的､公关的综合策略组合去处理,只有这样才可能将危机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误区二:将组织自身以外原因引发的危机公关问题当作无危机去处理｡不少组织一旦判断出危机不是由于消费者使用不当等原因引起的,经常会降低危机意识,重视程度在无形中被大大减弱,结果导致危机恶化,最终给组织带来重大不良影响｡
菲德勒模型在危机公关决策中的修正､应用
菲德勒权变模型(Fiedler contingency model)揭示了领导者､下属互动风格与情境约束的匹配程度对管理效果的影响,并分离出情境约束的三个因子:领导――员工关系(leader-member relations)､任务结构(task structure)､职位权力(position power)｡领导员工关系指下属对领导的信任(confidence)､尊敬(respect)程度｡任务结构指任务的程序化程度(the degree to which the job assignments are procedurized-that is structured or unstructured)｡程序化任务仅需程序化决策,有规章可依､有先例可循｡但像大量危机事件等非程序化任务,往往需要管理者作出创造性决策｡非程序化决策显然难度大于程序化决策,这也是危机处理挑战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职位权力指领导者对聘用､辞退､晋职､提薪等权力变量的影响程度,由组织正式赋予｡这三个变量各有高低强弱,相互组合形成三类八种管理情境:良性的(favorable)､中性的(moderate)､不良型(unfavorable)｡管理效率最大化依靠领导者风格与管理情境的匹配程度｡
从菲德勒模型出发可以发现:危机并非惯常所谓仅属于不良型(unfavorable)情境大类,它也可能包含在良性的(favorable)和一般型(moderate)两类情境中｡具体来讲,危机情境构成包含以下三种情况:1.领导员工关系良好､职位权力高､任务结构化低,属于良性的(favorable)情境;2.领导员工关系良好､职位权力较高､任务结构化低,属于一般型(moderate)情境;3.领导员工关系差､职位权力低､任务结构化低,属于不良型(unfavorable)情境｡
如果单纯从菲德勒原模型来看,以上危机分属三大类情境,对领导者管理风格似无特殊要求｡但从大量案例实证分析来看,任务导向型领导(task oriented)与危机情境匹配后产生的管理效果明显要高｡为什么菲德勒模型在解释危机处理时会产生较大误差呢?经过分析可以发现,问题出在情境因子的权重上｡菲德勒模型原假设中领导员工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这三个情境因子权重相同,但危机的核心特质即任务往往是非结构化的(unstructured),就是说危机事件多属以前未碰到过的,需要作出创造性决策｡显然,危机情境中任务结构的权重要远大于其他两个因子,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而确定了其只能属于不良型(unfavorable)情境｡而不良型(unfavorable)情境当然需要任务导向型领导｡
也就是说,运用菲德勒模型分析危机处理时应该对原模型作一修正,将任务结构的权重提高,压倒其他两个因子｡这样才能消除误差,作出符合现实的解释｡
从图上可以表示为(见下图):
根据修正后的菲德勒模型,危机事件属于不良型(unfavorable)情境｡该情境需要领导者拥有任务导向型管理风格｡该风格强调领导者的果断､快速反应,独立决策,发号施令,以事为中心,与强调参与型决策和旨在营造良好领导员工关系的关系型(relations oriented)管理风格恰恰相反｡从大量案例分析来看,该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危机处理需要任务导向型领导,危机演练应塑造管理者迅捷果断的任务导向型风格｡因此,选择什么样的领导去处理危机,平时的危机演练中应侧重训练管理团队何种能力,都至关重要｡这便是菲德勒模型在危机公关管理中的重要结论｡
实务中组织将自身以外其他原因引发的危机视为无危机,其实正是对情境作了错误归类,即把应属于不良型情境的危机归为良性或中性情境中去了,从而导致危机意识淡漠,重视度不足,最后致使危机恶化,招来重大损失｡
危机公关实证分析与检验
笔者从所收集的危机公关案例库中随机抽样出10个,分别就其决策者对危机归类与危机处理效果的关系作了分析①｡从图表菲德勒模型中可以看出,情境三大类八个子类中,情境归类从一到八,级别越高,情境越趋不良型(unfavorable),也就越近似于对危机事件作出正确归类｡笔者根据10个案例中决策者对事件的重视度､危机意识强弱度不同,确认出他们各自对危机事件的情境归类;另外根据案例描述和数据给定了这10个组织的危机处理效果｡经计算发现,危机事件的情境归类与危机处理效果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Spearmanrank-correlation系数为0.579)②｡即按照修正后的菲德勒模型,如果决策者将危机事件归类的等级越高,则危机处理效果越理想｡也就是说,即便是对于由组织自身以外的原因所导致的可能引发危机的事件,如果决策者对它们的危机敏感性越强,那么最后危机处理的效果就越好｡而实务中恰恰相反,像“三株常德事件”中该公司认为消费者身亡并非产品质量引起,并未将其视为危机事件,结果招致覆亡结局｡在这类失败案例中,决策者忘记了即使实际是消费者使用不当等原因引起的事件,经传播以后也会变成危及企业存亡的恶性事件,因为“公众的感觉往往是引发危机的根源”｡
注释:
①抽样出的10个危机案例,其危机事件的情境归类(采用菲德勒模型中管理情境八小类分法)与危机处理满意度(从l～5,满意度逐次提高)分别为:泰诺中毒事件8､5,玉环热水器爆炸事故7､5,沙松牌电冰箱爆炸事故8､5,天津AIZI病毒扎针事件3､3,日本爱媛号沉船事故4､2,江西万载爆炸事故7､2,三株常德事件3､l,百事可乐回行针危机8､5,1989年埃克森漏油事故3､2,雀巢风波2､3｡
②用Spearman rank-correlation方法作检验,发现危机事件情境归类与危机处理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秩相关关系(Z==2.394>1.96,显著水平a=0.05)｡由此可见,危机事件情境归类与危机处理效果之间一致性较高,修正后菲德勒模型对组织处理危机实际效果的预测能力较强｡影响危机处理效果的变量很多,如公众利益位次､危机意识强度､反映及时度､透明度､真实性､媒体合作等级､危机处理策略组合等｡所以,单独危机事件的情境归类对危机处理效果的解释力不是很强｡这就是Spearman rank-correlation系数不太高(0.579)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2.菲克:《危机管理》,韩应宁译,台北经济与生活事业出版公司,1987年｡
3.诺曼・R・奥古斯丁:《危机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9篇
某直辖市检察院S分院所辖区县院自2011年5月1日以来共受理危险驾驶罪498件498人，向法院提讼422件422人，做出不决定16件16人，公安机关撤销案件18件18人，退回公安机关侦查5件5人。向法院提讼的涉嫌危险驾驶罪的案件，法院共判决388件388人，其中判处拘役实刑157件157人，占40.46%；判处缓刑158件158人，占40.72%，判处免予刑事处罚73件73人，占18.82%。由于所收集的案件标本全部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因此，本文着重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进行探讨，但竞驾型危险驾驶罪依然适用两者共通的问题。
一、危险驾驶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
（一）醉驾标准入罪功能之缺憾
通过上述可知，涉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案件，有些被提起公诉，有些作出了不决定，还有些公安机关撤销了案件。即使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有的被判处拘役，有的被判处缓刑，且缓刑适用率比较高，还有的被免予刑事处罚。处罚结果为何如此不均衡呢？笔者通过调研发现，主要是刑法没有将“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追究醉驾者刑事责任的前提，从而导致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醉酒驾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把握不一。以收集案件样本的某直辖市为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安机关原则上执行公安部“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的规定。而检察机关则在对醉驾案件的审查过程中采取了“血液中酒精含量及有无其他严重情节”的双重标准。法院在判决时对酒精含量在130mg/100ml以下（包括本数）的被告人，无特别恶劣情况和危害后果的，一般判处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公、检、法对醉驾标准认定不一，进而导致司法不均衡。
（二）缺憾引发的司法适用难题
行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了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准，但是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是否按危险驾驶罪处理？
1.醉酒后在小区内（包括小区内车库）帮忙倒车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案例一］2011年11月14日22时许，刘某酒后帮妻子黎某在重庆市D县某小区内倒车，有人报警后被查获，刘某血液酒精含量为140mg/100ml。公安机关考虑到本案的案发地点为半封闭式小区，且刘某是在晚上行人稀少的情况下醉酒帮忙倒车，不会给公共安全带来太大的威胁，社会危害性小，后予撤案。
［案例二］2011年12月20日20时许，由于小区内车库车位太窄，妻子张某几经试停未行，只好叫丈夫李某帮忙，由于李某刚喝完酒，在帮妻子倒车时撞到冉某的车，冉某报警，经检测李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立案标准。后W县检察院至法院，判决为危险驾驶罪，由于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
司法实践中，醉酒后在小区内（包括小区内车库）帮忙倒车的行为很多，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争议很大。［1］我们认为，醉酒后在小区内（包括小区内车库）帮忙倒车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危险驾驶罪。理由如下：
一是从立法本意看，危险驾驶罪位于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33条之中，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将“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纳入到“道路”的范围，都是保护公共安全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前者注重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后者重视社会性。“公众”与“社会性”都要求重视“公共”概念的核心“多数”，这就意味着“少数”的情形应当排除在外。日常生活中，小区实行严格登记制度，非小区人员禁止随意进入，小区内的车库也非供公共通行的道路，而是存放车辆的场所。因此，小区内（包括小区内车库）只可能对特定的车辆或者人员造成危害，而不可能对公共安全所要求的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二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犯罪理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是构成犯罪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判断，是从行为客观上造成的损害和行为人主观方面等加以综合考虑的。［2］ 醉酒后在小区内（包括小区内车库）帮忙倒车的行为，综合考量其主观恶性、客观表现和危害后果，符合《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不应认为是犯罪。
三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道路”解释为：（1）公路；（2）城市道路；（3）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就要求“道路”必须同时具备公共性和通行目的。从现实情况看，住宅小区是特定人的休息之地，进入住宅小区有严格规定，不是所有的人员、机动车辆都可以任意进入。小区内的车库是一个相对封闭、用于存放车辆的建筑物。如果对道路作扩大解释，有违立法之嫌。因此，小区内（包括小区内车库）不是允许公众通行的地方，不宜认定为该罪中的道路。
四是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看，如果家人、亲朋好友之间，因为醉酒后在小区内（或者小区内车库）帮忙倒车或者停放车辆，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没造成任何后果，醉驾的人受到刑事处罚的话，势必会造成矛盾和怨恨，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2.隔夜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危机公关案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特大型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法规体系
Abstract：Learning foreign city public safety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the legal guarante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safety regulation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normal rule of law in large urban public safety，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ve large city public security crisis management regulatory system， improve the rule of law public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s of the mega-cities public safety management.
Key words：mega-cities；public safety；management regulation system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1-49-（4）
制定《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条例》，对于实现特大型城市公共安全常态管理法治化，解决当前城市存在的诸多公共安全危机问题、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十二五”规划，具有积极现实意义，也是特大型城市走社会管理创新之路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
1 制定《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条例》是特大城市公共安全常态管理法治化的必然趋势
2011年10月29日，上海市政府了《上海市依法行政“十二五”规划》，该规划的核心是“四个坚持”：第一，坚持“规范”：通过健全制度和程序，促使政府严格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规范政府共同行政行为，并建立通过媒体回应社情民意的机制，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第二，坚持“创新”：强调政府应当积极破除影响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制度。第三，坚持“效能”：建立健全促进及时执法和有效执法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解决执法不作为和迟作为的问题。同时按照“职能最相近、处置最有利”的原则，建立健全指定管辖和协议管辖机制，解决部门或者地区执法推诿扯皮的问题；第四，坚持“参与”：要求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并建立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对意见采纳情况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1]依法行政，涉及到上海公共安全危机常态管理的大量问题，这也是加快实现上海公共安全危机常态管理法治化的良好契机。
“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睿智的政府应学会未雨绸缪，从制度层面上实现从行政管理向法治管理、从事后管理向前瞻性管理、从危机管理向风险管理的转变，将公共安全危机纳入法治化治理轨道”。[2]上海目前正处于公共安全危机的多发时期，每年社会安全事件、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不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且给广大市民的社会心理造成负面影响。面对无所不在的社会风险和多发频发的安全危机，加快实现上海公共安全危机常态管理法治化，切实保证在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同时，及时承担并化解社会公共风险，为公众提供强有力的公共安全保障，是上海政府的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使命和当务之急。针对特大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特殊性与紧迫性，上海应当率先制定一部专门的《城市公共安全条例》，同时完善不同类别、不同行业应对重大安全事件的专门法规，以增强政府公共安全治理的合法性、权威性与规范性。
2 制定《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条例》，促进建成创新型特大城市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规体系，是实现特大型城市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前提。
就国家层面而言，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加强了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立法，初步建立起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在内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已经制定了若干有关公共安全的法律法规，例如《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和调查处理条例》、《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等，但这些法律法规都是用于针对某一领域某一行业的，目前尚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公共安全管理法，部分公共安全领域至今仍没有法律法规，且已有的法律法规普遍存在操作性不强、实施不到位或公共安全管理法律依据缺失等缺陷或不足。此外，目前公共安全法律建构还存在诸多不足，比如形式上缺乏与宪法相衔接的《紧急状态法》、《灾害救助和补偿法》等高位阶立法，使得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的法律依据缺乏周延性、对受害人的权益保护操作存在局限性；内容上则缺乏足够的程序性制度建设。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有待于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
就地方层面而言，以上海市为例，近年来上海人大、市政府相继出台了《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食品卫生法规、食品安全法规、生产安全管理法规等，充分体现了政府的强烈公共安全意识，以及政府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应对公共安全事件，但是上海同样存在上述国家层面公共安全管理立法缺漏问题。有鉴于此，上海应从法治创新角度出发，及早考虑制定一部统一的跨部门、跨行业的公共安全管理法规，使公共安全管理有统一的法律依据，避免不同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适用不同的法律。
统一公共安全管理法规，须对以往出台的各种公共安全法规及时进行梳理，以形成一个公共安全管理法规体系，方便管理和方便使用。根据不同行业的公共安全业务行政，可以将各种公共安全法规具体划分为：公共卫生安全法规、食品公共安全法规、安全生产公共安全法规、药品管理公共安全法规、地震公共安全法规、防汛防台公共安全法规、刑事公共安全法规、治安公共安全法规、交通管理公共安全法规、消防公共安全法规、出入境公共安全法规、人口管理公共安全法规、安全保卫公共安全法规和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法规等。近年来，市人大和市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法规文件数量越来越多，建议市人大法工委和市法制办公室组织力量，进行梳理归类，汇编成册，并经常进行此类法规的立、改、废的通盘考虑。不仅要方便执法部门全面了解掌握使用这些法律法规，还要让社会各有关非政府组织、广大民众通晓这些法律法规，以形成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执法有据、有法可依的法治化局面。
3 制定《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条例》，促进建成权责明确的法治化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2011年2月，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我国2011年3月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也专门辟出一章对“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进行规划部署，提出要“适应公共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推动建立主动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公共安全体系”。
健全权责明确的法治化公共安全危机统一管理体系，是实现特大型城市法治化管理的基础。我国的公共安全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该体系仍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公共安全管理主体过于分散，“有预案而无预警，重预案而轻预警是公共安全管理中的一大通病。预案侧重于处理突发性事件本身，而缺乏涉及突发性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理；预案过多地强调责任领导和责任部门的约束，而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以及应急保障资源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机制；预案侧重危机发生后的应急处理方案，而缺乏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危机过后的恢复机制。对于许多新城市灾害及非传统危机领域，应急预案还存在空白。由于缺乏危险关键控制点的全面调查和定期系统的危害性因素及脆弱性评估，致使应急预案大多是上行下效，没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
城市公共安全系统需要事故预防、灾害预警、应急反应和灾后处理形成一个整体，而各个环节的协调一致需要政府和各级组织管理部门的积极组织，这需要从立法上给予保证。明确责任，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理顺城市公共安全综合管理体制，从而建立完整的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同时，通过立法程序确定社会各界和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责任、义务和权利，以确保社会体系在紧急状态下的稳定和有序。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上海政府各部门的公共安全危机管理迄今尚存在条块分割、职责混淆、管理分散等弊端，处在各自为战局面，例如安全监察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均只是自顾自地针对本行业本领域实行内部安全管理，缺乏一个综合的、常设性的协调管理机构。为解决各自为政问题，亟需形成公共安全体制化管理统一管理体系，以实现公共安全管理的统一目标、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局面。该管理机构的名称拟可考虑为“上海市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该机构由信息资料系统、监测预警系统、决策系统等组成，负责分析突发公共安全事故的性质，制定解决公共安全问题的方案，并协调组织各相关部门迅速有效地解决突发公共安全问题。与中央相对应，各地方可成立相同性质的、隶属于上级公共安全管理机构和本级政府的公共安全局或公共安全管理委员会，组织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突发公共安全事故。[4]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树立“安全第一，以人为本”理念，此理念的梳理有助于将不安全事件防患于未然。因此要把“安全规划作为硬性指标写入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提高公众和规划者的安全意识，保障安全规划的开展程度。其次，还应在法规中明确规定规划者的法律责任，采取规划方案负责制，增强规划者的责任感，确保他们能够严肃、认真地对待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各个环节”。[5]
4 制定《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条例》，促进完善特大城市常态化公共安全管理执法机制
建立完善常态化的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执法机制，是实现特大型城市法治化管理的关键。实践证明，现代公共安全危机往往具有辐射效应，亟需改变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管理机制，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出击，从日常“危机管理”层面着手建立执法机制，既要善于以强大的动员能力来处理紧急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更要依法防范和处理公共安全危机。
建议上海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建立完善常态化的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执法机制：一是进一步健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预案设计：特别是要从上海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建设实际出发，着力加强防范和应对各种公共安全危机的实战能力；二是进一步强化信息，落实保障：及时获取可能引发影响公共安全危机的的各种信息；政府部门要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相关信息，使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对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从而增强应对公共安全危机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三是坚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整合管控资源，形成机制保障，多元社会资源的参与是实现公共安全危机法治化管理的重要力量支撑，政府要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将社会和公众资源纳入危机管理的制度框架，全方位做好人力、物力、财力的准备工作，一旦发现有各种影响公共安全的隐患和苗头，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处置，四是要抓紧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指挥平台，完善社会联动工作机制，健全统一协调、部门负责、社会联动、公众参与的工作网络，组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公共安全突发性事件的防范和处置。五是把综合治理的思想变成机制、变成保障，各有关部门应把公共安全管理、应急管理与对政府业绩的评价结合起来、把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公共安全防范上去，使公共安全应急预案更好地与危机处理结合起来，以多元的路径实现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的最大社会效益。
5 积极借鉴国外城市公共安全法制与机制保障经验
以俄罗斯和德国为例，在维护城市公共安全的法律制度方面，俄、德两国分别具有相当完备的相关法律体系。俄、德两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注重城市应急管理的依法行政。在苏联解体和两德合并的十多年间，先后建立了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先后制定了《关于联邦执行权力机构结构》、《民防法》、《防疫法》，规范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组织系统的相互关系；民防办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作用、任务、法律地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职能等。
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在城市公共安全法律立法上，国家层面由内政部牵头，联手国防、经济、交通、建筑、财政、农村、环保、邮政、劳工等部门，制定了《民防法》、《灾害防护法》、《民防工事建筑法》、《基本法》、《国防法》、《民事保护法》。在州的层面，则由各州制定《防火法》、《消防法》、《灾害防护法》、《救护工作法》等法律，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了法律法规依据。[6]
美国的公共安全危机管理机制，包括政府安全危机管理、社会危机管理机制、经济危机管理机制、道德危机管理机制和紧急事态管理机制等。
第一，政府安全危机管理机制。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方面。它是以总统为核心，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决策中枢，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及其下属的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等有关部委分工负责，中央情报局等跨部委独立机构负责协调，临时性危机决策特别小组发挥关键作用，国会负责监督的综合性、动态组织体系。
第二，社会危机管理机制。负责美国国内治安、执法、劳工权力、民权、移民等方面的安全保障。它涉及美国劳工部、司法部及其所属的联邦调查局、移民与归化局及各州警察局、消防局等。
第三，经济危机管理机制。它旨在解决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危机。财政部是美国管理经济危机的最初机构。
第四，道德危机管理机制。它是美国政治生活中鲜为人知但作用重大的管理机制。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道德危机后开始在联邦及各州均设立了道德（伦理）管理机构，负责联邦及各州官员的廉政监督。
第五，紧急事态管理机制。在美国公共安全管理中，全面紧急事态管理是最基本的原则和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几个部分：一是全危险方法：应用公共安全管理的危机理论、处理和应对所有种类的紧急事态、灾难和民防需求。二是综合紧急事态管理系统。使用该系统有助于促进联邦、州、地方等政府的充分合作、加强对已知的紧急事态管理措施的有效实施、实现紧急事态管理规划与州、地方政府决策及行动体系更完全的整合，在现有紧急事态管理预案、系统和能力的基础上，扩大对所有类型的紧急事态的适用范围。三是开展有恢复能力和减除灾害社区的建设，将社区的住宅、企业、医院和公共安全中心坐落在安全地区而不是高风险区。[7]
上述三个国家国家层面与地区城市层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危机管理机制互相衔接配套，既体现国家大法的权威性，又维护地方城市特色性需求。相比之下，我国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出台后，上海至今没有一部实施该法的地方性法规细则条例，许多与城市公共安全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由于制订的年代较早，在2008年发生的一连串的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过程中，已暴露出不适应或缺陷，亟待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目前上海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难度空前加大，进一步整合健全相关的法规、规章，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