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工作总结范文精选

毕业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专业上提升不多，在人际关系上却得到了一些锻炼。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心态不够好，也许刚出来工作都是这样，就像大一在学校里总是找不到感觉，今天忍不住给自己做一些总结，也希望能对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们起到作用，也敬请已经工作的大虾们多给建议。

1.身体重要，家人重要，公私分明。

好像很矛盾，说的是工作，却第一条就说身体最重要，但是其实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好像都想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仿佛工作就像当年的学习成绩一样是说明自己能力的最好途径。

我今天晚上仔细想了想，人活着不是光为了挣钱，是要把自己和家里人的生活都过得好，现在的工作是暂时的，很少人会一份工打到底，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家人是跟着自己一辈子的，所以首先要照顾好身体，在打拼的同时也要记得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在同一个城市的要多体谅爸妈。当然有另一半的更加要公私分明，下了班就尽量少谈工作，两个人一起把小日子过好。

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就很难做到，老是觉得自己最近很忙，不打电话回家是应该的，殊不知妈妈在家里快退休了老惦记的不再是工作而是自己的独生女。而且下了班在公司有时候受的气还要总跟老公抱怨，让老公精神紧张。其实大可不必，地球没了你照样转动，妈妈没接到你的电话却会失落担心，公司里受点气是正常的也是暂时的，回到家跟另一半的生活才是我应该用心享受和经营的。

2.用心工作，为自己打算

用心工作不是说二十四小时都在想，而是指要有方法地工作，巧干加苦干，做事情之前先分个轻重缓急，然后再想想自己有哪些可利用的资源，或者有哪些资源可以也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扩展。以前的院长有八个字总结得很好：“分清主次，整合资源”。工作的时候如果能在动手做事情之前把这八个字过一过，可以省掉很多后顾之忧。

这里要强调一下，无论你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最好还是用心去做。理由有二，第一，不用心工作，像盲头苍蝇一样接到活儿就干，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一片好心只会落得老板同事“这人做事毛糙”的评价；第二，即使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不用心惩罚的只是自己，用心了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锻炼，说不定也会为自己赢来更多的机会。

各区、县、各企业主管局、总公司：

为顺利开展企业工资基金大检查工作，使企业及主管部门在检查、处理问题时有章可循，特对大检查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通知如下：

一、关于减人不减工资问题

挂钩企业减人不减工资总额的原则不变。具体处理意见如下：

1.企业安排富余人员去企业主办的劳动服务公司、第三产业等企业工作，减人不减工资总额。但是企业的某个部门或单位成建制划归企业主办的劳动服务公司、第三产业等企业，应核减这部分人员的工资总额并相应核减计征工资调节税的计税工资基数及合理调整效益基数。

2.企业联营或产品扩散以后，本企业派出职工（包括技术骨干）到联营企业支援工作，工资可由受援企业支付，从受援企业挂钩工资总额、包干工资总额列支。派出企业要求核减效益基数的，相应核减工资基数和计征工资调节税的计税基数。派出企业不要求核减效益基数的，可以减人不减工资总额。

3.企业多余人员在企业间（含企业与所属劳动服务公司，第三产业等企业间）开展劳务性输入输出，输入企业应按双方合同或有关规定向输出企业支付劳务费，其中用于支付劳务人员工资性收入的部分，应从输入企业工资基金中列支；输出企业减人不减工资总额。

4.企业挂钩后，自行将内部某个部门、单位划出挂钩范围，从收入中另行发放工资的，应从企业工资总额中核减划出人员的工资总额和相应核减计征工资调节税的计税基数，并合理核减效益基数。不得将由于划出这些人员而少发的工资总额，作为“空额”用于其他职工，已用于其他职工的，要纠正，并从过去的结余或今后的工资总额中扣减。企业无权自行改变挂钩范围。因情况发生变化需要改变挂钩范围的，必须报原批准挂钩的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并相应调整工资总额基数、计征工资调节税基数和效益基数。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加强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实现新、老企业所得税制的有效衔接，现就做好*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是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体现，也是对税务机关企业所得税征管工作的检验。*年度是执行原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最后一年，该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承前启后，十分重要。做好*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可以有效贯彻依法治税原则，落实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各项政策，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堵塞税收日管漏洞。税务机关通过汇算清缴工作，可以进一步掌握纳税人的具体情况，为贯彻落实新企业所得税法打好基础。各级税务机关要高度重视*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加强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及时安排和部署，认真做好各项工作。

二、做好汇算清缴工作中的新、老税制衔接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从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各地要按照依法治税原则的要求，认真做好汇算清缴工作中新、老税制的衔接工作。

（一）适用政策和程序分别按新、老税制执行。*年度汇算清缴适用的企业所得税各项政策，仍按照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规定执行。同时，根据有利于纳税人的原则，汇算清缴的期限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执行，即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

（二）认真、严格核实税基。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降低了税率，规范了税前扣除。各级税务机关在*年度的汇算清缴工作中，应当按照“核实税基”的要求，认真、严格执行原企业所得税制，特别要重点审核企业有无违反权责发生制原则、有意减少*年收入、增大成本和费用等情况，防止企业违反税法规定人为调节*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少缴企业所得税。

随着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很多人担心外商投资企业会挤占传统的优势部门，造成这些部门中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下降。本文利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先确定1995年和2004年中国都具有显示比较优势的十个工业行业，然后计算这些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变化，结果发现绝大多数行业中内资企业的份额是增加的。根据比较优势原理，fdi并没有降低这些行业中的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外商投资企业更多地进入了中国具有比较劣势的行业，有利于提高我国整体出口竞争力。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fdi)；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显示比较优势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利用fdi最多的国家之一。1991年我国吸引的fdi仅为43.66亿美元，而1992年劲增为110亿美元，到2005年更是高达724亿美元。2001—2005年这五年中国吸收fdi共计2861亿美元，占改革开放27年来吸收fdi总量的45％。fdi的进入增强了中国国际贸易的整体竞争能力，我国出口额由1991年的719.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7619.5亿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我国引进fdi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希望其能够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以增强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即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能以低价格的产品供应国际市场。fdi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一是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较好的国际营销渠道，因此生产的产品往往能够更好地供应国际市场，从而直接提高东道国的国际贸易量。二是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间接影响，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东道国整体出口竞争力。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如通过示范效应或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也可能是负面的，如果外商投资企业挤占了内资企业有着比较优势的部门，导致内资企业的产出和出口减少，那么就降低了这些部门的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目前国外的研究集中于fdi对东道国出口竞争力的总体影响(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加总)，单独对间接影响的研究较少。aitken等人第一次系统研究了间接影响，他们采用了probit模型对1986—1990年墨西哥4104个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结论是fdi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起了提高作用。kokko等人以乌拉圭为对象进行了相似研究，结论是1972年以前没有提高作用，而1972年以后有提高作用。greenaway等人对英国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有提高作用。

对我国fdi与出口竞争力关系的研究比较少，且都是对总体影响的研究。如谢建国与杨丹辉分别采用rca指数分产品类别研究了fdi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戴金平和冯蕾采用分布滞后模型对：fdi在我国东部地区10个省市出口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严兵通过设计一个出口竞争力指数来研究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上述文献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fdi促进了我国的总体出口竞争力。但目前还没有文献研究fdi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人担心虽然我国总体出口竞争力上升了，但外商投资企业挤占了中国传统的优势部门，造成这些部门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本文研究了fdi对出口竞争力的间接影响，以确定fdi是否降低了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先采用了rca指数挑选出我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后研究这些行业的内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份额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从而确定这些行业的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是否因为fdi的进入而降低。结果表明fdi并没有降低这些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摘 要:主要探讨特定区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按照企业资金来源,将江苏工业行业企业划分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并在C-D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内资工业企业影响的计量模型;通过对江苏工业行业2000年至2008年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工业行业有着较为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但这种技术溢出效应与江苏工业行业外资引进力度却不太相符。最后,分析了二者不符的原因,并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江苏;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11-02

1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指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何洁,2000)。自Macdougall(1960)开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以来,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这一结论已在理论上得到了学者们较为普遍的认同。但是,关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却不一致(郑秀君,2006)。如Soto(2000)在OECD发展中心一项对44个发展中国家1986-1997年的收入增长因素分析表明,在私人资本流入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股权证券投资对东道国国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短期和长期银行资本的流入对国民收入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再如,李广众等(2005)采用似然不相关估计法对我国各地区19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行业内FDI溢出效应为负,而地区间溢出效应为正的结论。究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不同之外,与样本数据的选取也有很大关系。样本数据覆盖的范围越大,其影响因素也越多,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另外,有关世界各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较为普遍,但对于特定地区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的实证研究,旨在揭示FDI对中国特定地区的技术外溢效应,对深化研究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江苏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其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对深入了解全国FDI技术溢出效应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2 变量选取及模型建立

摘要：江浙两省是吸引外商投资最具活力的地区，但是两省的外资对于各自工业经济的发展作用如何呢？本文将以工业企业为对象，利用C-D 生产函数拓展模型，实证分析FDI对江浙两省内资企业的影响，得出FDI对江浙两省工业内资企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并且FDI对江苏省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要高于浙江。本文从江浙两省的经济发展模式、技术差距、人员流动三方面比较剖析其原因，以期能为两省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FDI 工业生产总值 技术外溢

一、引言

江苏、浙江两省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北两翼，改革开放以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两省经济飞速发展，至2012年，江浙两省的GDP在全国排名分列第二和第四，作为经济发展主要载体的工业如何保持持续增长，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近几年江浙两省又成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最具活力的地区，因此本文将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去研究如何提高江浙两省的工业经济。

国外学者对FDI对工业的影响做出了很多的研究，Caves（1974） 和Globerma n（1979） 、Kokko（1994） 分别对加拿大、澳大利亚、乌拉圭进行实证研究，得出FDI对东道国生产率提高具有推动作用，而Haddad和Harrison （1993）、Aitken 和Harrison （1999）分别对摩洛哥、委内瑞拉制造业进行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的生产率提高没有起到推动作用。

国内有关FDI对工业影响和江浙两省利用外资的文献也很多，但大多数研究表明，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总体上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引进外资可以提升国内企业的生产率。从国家层面看，曹容宁（2007）通过C-D拓展模型的Panel Data计量检验，得出内资与外资均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内资的产出弹性明显地小于外资，这说明内资的效率远远低于外资的效率；张宏、李浩然（2010）通过实证分析指出FDI对我国制造业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仇怡、吴建军（2012）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了正的技术外溢效应。从江苏省层面看，赵文军（2008）利用江苏省2000至2006年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FDI对江苏省制造业内资企业行业内的外溢效应不明显，行业间外溢效应显著；居水木（2010）通过对江苏工业行业2000 年至2008 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指出FDI对江苏工业行业有着较为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李晓钟、牟利娜（2011）利用我国2000年到2009年的数据， 实证分析得出外资对我国内资工业的发展和内资工业产业结构的提升均存在积极的影响。从浙江省层面看，佘雪锋（2009）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浙江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最后得出FDI能通过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促进浙江经济增长的结论。从江浙两省比较层面看，张为付、张二震（2005）指出江浙两省利用FDI的规模与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李晓钟、张小蒂（2007）利用江浙1999-2005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FDI对江浙区域创新能力起到促进作用；陈丽静等（2009）指出在浙江、江苏、广州三省中，江苏省在利用外资的规模方面、质量方面优势最为明显，浙江省最低，在利用外资的结构方面，广东位居榜首，浙江省其次，江苏省最低，在利用外资的潜力方面，浙江省的发展潜力最大，其次为江苏省和广东省；楼敏（2011）从江浙两省利用外资的环境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得出浙江在能源上占有优势，在结构上两省十分相似，都集中于制造业，并都在向服务业及高新产业发展。也有部分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潘峰华等（2008）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江浙两省的外资企业对所有内资企业都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王瑜（2009）利用C-D拓展模型，对我国39个工业行业数据进行分组检验，得出从全部39个行业看外商直接投对内资企业，正面的外溢效果尚未发生，从高技术组和低技术组行业看，高技术组的行业外资参与度对我国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带来妨碍，挤出负效应超过正外溢效应，在低技术行业外资参与度对全国企业的总体技术进步有微弱的正影响；潘益兴（201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的结论，原因在于浙江吸引的外资层次不高。

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上，通过C-D拓展模型，利用江浙两省2000-201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FDI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并剖析其原因，以期为江浙两省今后更好的利用FDI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FDI对江浙两省工业企业影响的估算

前不久，美国个人投资客集体抛售上海物业以及黑石集团撤资中国房地产、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 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回迁美国，外资将要撤离中国的言论又逐渐泛起。我们有必要对外资目前的流动状态和流向变化进行研究。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 2011 年 2 月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的《2010 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外汇管理局跨境资金事项的首次报告）。该报告试图通过对过去 10 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状况的分析，全面介绍我国“热钱”等套利资金规模、特点、原因及影响。该报告也说明，虽然“跨境资金流动”是反映一个经济体资金流出入状况的统称，有严格的定义和规范的统计标准，但“热钱”只是跨境资金流动中的一部分，在理论上一般定义为国际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无严格意义的统计规范和标准，实践中难以准确掌握国际资本流动的真实动机和存续期限。国家外汇管理局借鉴目前国际上较流行的间接测算法（或称残差法，即使用外汇储备增量减去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净流入），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在储备增量和剔除项目上进行了调整来估算我国“热钱”规模，即首先确定一些较稳定、合法合规的贸易、投资项目，并假定其交易都是真实、合法的，主要是进出口顺差、直接投资净流入、境外投资收益、境内企业境外上市筹资调回等，然后，在交易形成的外汇储备增量中扣除上述 4 项，所得差额即为“热钱”流动净额。但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也曾表示，这一方法的假设有缺陷；“热钱”很多都是披着合法合规的外衣进入的，单靠算国际收支数据这本“会计账”是不大可能全面得出“热钱”流入情况的。可以说，我们对“热钱”流动途径的认识，本身就有一定的缺陷。而且，多主体、多因素、多层次的“热钱”活动叠加后所形成的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其反映问题的灵敏度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掩盖问题的实质，对“热钱”数量的测算、流向的判断和预测，必然会有很大的误差。但是，在“热钱”总量研究还不能有效进行时，并不能妨碍我们通过其他数据对其流向和趋势的研究。综合所有关于“热钱”的分析，贸易应该是公认的“热钱”流动渠道之一。“热钱”借道贸易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商业信用，如预付账款和延期收款，但期限和数量有限；也可以采用虚假贸易合同，但不可能是主要的流动方式；最方便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加工贸易中借助价格转移（贸易信贷与企业外债相关，不在此讨论）来完成流动。目前，对商业信用甚至虚假合同的监管和监测都有一定的难度，而对跨国企业的价格转移监管虽然有难度，但监测应该能够实现。当观察各种贸易方式的规模和比重时，可以看出，“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应该作为研究的重点。

一、“进料加工贸易”可以作为“热钱”分析研究的重点

（一）以“进料加工贸易”为重点研究“热钱”流动具有代表性

自 2000 年以来，“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这 3 种方式平均占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在91%以上，其中“一般贸易”平均在42%左右，“进料加工贸易”平均在 33%左右，“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比重相对小一些。如果再对以上 3类贸易方式按企业性质进行细划，我们会发现，“一般贸易”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主要为国有企业进行；而“进料加工贸易”中，国有及其他企业的份额非常小，历年比重均不超过9%，而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以下简称“三资企业”）的份额较大，且三资企业“进料加工贸易”的进口、出口总额呈快速增长态势。而且，价格转移更直接或更容易发生在三资企业，所以，三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可以作为研究的重点，而国有及其他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数值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进料加工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做出一些判断；并且，对现有的几项旨意在限制贸易渠道“热钱”流入的政策和应对金融危机而制定的贸易促进等相关宏观调控政策，可能会产生更加理性的认识。

（二）“进料加工贸易曲线”能够直观的发现问题

1．三资企业与国有及其他企业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曲线有明显差异。如果对近几年“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进行形象化处理：对 2000 年以来三资企业与国有企业“进料加工贸易”的进口、出口总值分别用曲线进行描述，直观图形总体显示：三资企业进口曲线和出口曲线所构成的“喇叭”，其开口在不断的放大，且进口曲线和出口曲线的发展方向明显出现差异；而国有及其他企业，其进口曲线和出口曲线呈“单簧管”状发展，并且无明显变化；与三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相比，国有及其他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明显不在一个数量级。当然，因金融危机影响，三资企业进口曲线和出口曲线所构成的“喇叭”在2009年间出现了扭曲；在经济恢复之后，“喇叭口”继续扩张；结合推测的 2011 年全年数据（根据 2011 年前三季数据及历年进出口规律）外推，“喇叭口”的上沿虽然继续上扬，但将可能出现钝化，下沿有下翻的趋势。而国有及其他企业的“单簧管”发展状况没有大的变化。所以，两类经济体的“进料加工贸易”差异，应该进一步分析。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进料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值和进口值之差”（简称“出入差”）视同企业的毛收入（这里暂不考虑辅助材料和工费）。在期间费用相对固定的情况下，毛收入即决定着企业的利润。而三资企业的“出入差”与进口总值的比率也就可以似同“成本毛利比”，该比率有着这样的变化：该比值自 2000 年至 2004 年平均为 47%，自 2006年起即迅速上升，到 2009 年已达到 94.6%；而国有及其他性质企业该比值自2000 年至 2007 年一直在120%左右波动，2008 年后开始明显上升，2009年达到相对高点168%（当然，这里不用成本利润率等会计比率，是因为会计“利润”的波动比较大）。可以说，与国有及其他企业的“成本毛利比”相比，三资企业该比率仍然很低；但三资企业的“成本毛利比”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很快。很显然，我们不能说三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低，而是有一部分“热钱”通过“进料加工贸易”的“大进大出”进入中国。这些作为境外跨国公司所控制的三资企业在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转移利润或参与汇率变动。三资企业进口总值上升幅度较慢，特别是2005 年“汇改”以来尤为明显，其可以解释为低报进口；出口总值的上升速度较快（在此，未考虑美元贬值产生的计价影响），可以解释为高报出口。也就是说，自2005年以来，三资企业在通过低报进口、高报出口的方式转移部分利润到中国境内(2009年“喇叭口”的扭曲是因金融危机，三资金企业应对境外公司的资金需要，外资进出口总额总体下挫，但“成本毛利比”仍创出新高，在中国留存利润的方向未变)。

2．三资企业与国有及其他企业出口曲线的比较显示出一个方向性规律。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价格转移”的需要，则三资企业、国有及其他企业之间应该具有相同的“进出口比”。当我们参考对应年份国有及其他企业的“进出口比”（各年在 2.2 左右微小波动），以三资企业的进口总值来模拟测算其出口总值时，可以得到“模拟出口曲线”，该曲线与三资企业出口曲线对应年份之间的差，即可视同历年来三资企业转移到国内的利润的又一部分。如果把该“模拟出口曲线”与三资企业进口曲线之间构成的区域看作三资企业的“毛收入河流”，则三资企业实际出口曲线可以看作三资企业对其在中国国内与国外之间利益分配的“分水岭”，该“分水岭”的偏向有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趋势：自2000-2008 年中国境外留存毛收入与境内留存毛收入的比例由2∶1 逐渐变化为 0.36∶1，其中在2005 年达到内外 1∶1 的水平（可以说三资企业自2005 年开始降低利润转出中国境内的速度），与“汇改”时间惊人的相似。而且三资企业与国有及其他企业的“进出口比”的变化方向不同，三资企业在金融危机前留存在中国国内的收益比例和总额都在持续加大，在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迅速降低，其后逐步恢复上扬,2010 年仍保持 0.6∶1 的较高水平；而且，根据 2011 年的相关数据推算，三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继续上涨，但涨幅将降低。国有及其他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出口也开始减速。至于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增速在 2007 年出现了回落趋势，这是与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对三率（退税率、汇率、利率）和两价（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的影响程度与三资企业有差异等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一定程度削弱了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部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对 2000 年以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可以得出“热钱”在流入中国的结论，即使有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的速度有所放缓，但其后仍保持流入状态。

二、进料加工贸易可以简单推断“热钱”的流向变动

摘要：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广东省1997年到1999年的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区分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通过企业本身较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广东省FDI外溢的过程中，示范-模仿效应和联系效应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FDI在行业中的外溢效应小于在地区内的效应;各城市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强烈地影响着FDI的外溢效果。因此，当前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重点应在于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论文百事通到1999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达27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36万家，连续6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接受国，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为什么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相较于对外借款、出口信贷或延期付款等其他的外资利用形式而言，FDI在引资数量上并无优势，一些FDI厂商甚至在东道国当地筹措资金。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利用外资的实践中，FDI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平均在20％左右。进入90年代以后，FDI则成为利用外资增长势头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角：其在外资利用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33.9%猛增到1998年的77.6%。现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各省的对外政策都竞相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优惠，包括更低的所得税率和更长的免税期、进口关税减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等。这些优惠措施都是合理的吗？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何在？从形式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根据外资参与程度以及参与方式的不同，一般分为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种类型。无论是哪一类企业，FDI从进入时起就展现出其不同于内资的特殊性质：“FDI是资本、专利及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因而其对增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Balasubramanyam等,1996）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指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这一定义表明：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在当地使用本地和外来资金的效率比外商低。所以，在现阶段的外资利用中，应该注重的不是资金的数额，而是该资金引起的带动国内资金使用效率提高的效应。这才是当前我国FDI迅速增长的原因。经济学研究中用FDI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来说明这一点。有关FDI技术外溢效应的研究所做的正是将FDI研究的重点由量的因素扩展到质的因素，考察FDI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解决FDI与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本文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情况，阐述了FDI技术外溢的发生渠道及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基本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加以解释，用于实证检验;第三部分是对数据的描述;第

四、五部分分别就行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第六部分给出本文结论并作简要评论。

二、FDI的技术溢出

文献回顾与模型设立新古典增长模型不能解释决定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如何产生的，也就不能真正解决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80年代新增长理论将外部性纳入到经济增长过程之中,随之有关FDI通过其外溢效应对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实证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所谓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MNE）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在此意义上，资本将突破新古典理论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假设，产生不变甚至递增的收益，从而影响长期增长。事实上，FDI对宏观经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FDI向某一区域的集中往往对当地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如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水平等等。这些不是简单的资金投入效应，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FDI通过什么渠道实现溢出呢？根据相关文献对FDI外溢效应的理论阐述，FDI外溢效应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渠道。第一，示范－模仿效应(demonstration-imitationeffect），即Kokko(1990)所说的传染效应（contagioneffect）。指由于MNE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technologygap)，东道国企业可能通过学习、模仿其行为提高自身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外资企业不仅将新设备、新产品或者新的加工方法引入国内市场，还带来了产品选择、销售策略以及管理理念等非物化技术。在某些情况下，国内公司仅仅通过观察学习邻近的外资公司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率（Findlay,1978；Koizumi和Kopecky,1977；Das,1987）。第二，竞争效应（competitioneffect）。这一效应多发生于产业内各厂商之间(intra-industry),Das认为这一效应取决于市场环境、MNE子公司与当地厂商的相互影响。文献中此类效应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有关正向影响的研究认为，竞争效应一方面指MNE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资源，加大了市场竞争，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指在本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MNE的强行进入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垄断，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Caves(1971)、Kokko(1992)都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Wang和Blömstrom(1992)构建了关于MNE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证明由于溢出促进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缩小了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而MNE为在竞争中维护其技术比较优势，被迫引进或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第三，联系效应（linkageeffect）。联系效应被视为一种产业间溢出（inter-industry），包括MNE在与当地企业或客户的交往中，与供应商等上游企业发生后向联系以及与销售商等下游企业发生前向联系。林毅夫、平新乔、杨大勇(2000)最近完成的一个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外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后向联系的研究集中于外企与上游当地供应商间的联系。相较而言，有关前向联系的研究要少的多。Ariken和Harrison(1991)认为来自前向联系的溢出在大多数行业都很重要。FDI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对引进国当地有关技术设备维修业务发展的促进也被认为是前向联系的表现之一。第四，培训效应（trainingeffect）。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是无法脱离其人力资源而完全物化在设备和技术上的。因此，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项目的有效运转，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如当地技术及管理人员和跨国公司总部派遣的专家一起工作；对当地人员进行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参与对技术、产品和工艺的改进工作甚至研发活动；高级管理人员了解、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运作过程。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已经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普遍的认同。然而实证分析的结果却往往大相径庭。一些研究得出正溢出或有限正溢出结果的，如澳大利亚（Caves,1974）、加拿大（Globerman,1979）、墨西哥（BlömstromandPersson,1983）、乌拉圭（Kokko,1996）；也有一些研究得到无溢出甚至负溢出结论，如墨西哥（Blömstrom,1986）、摩洛哥（HaddadandHarrison,1993）、委内瑞拉（AitkenandHarrison,1999）。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FDI的溢出效应呢？Blömstrom等（1994）发现，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FDI的影响就越显著为正。Blömstrom，Globerman和Kokko（1999）认为,竞争程度和当地技术能力是产生溢出最重要的两大决定因素。FredrikSjöholm（1999）利用赫芬德尔指数（HerfindahlIndex）对印尼FDI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竞争较充分的产业内，溢出效果较为明显。Dahlman等（1987）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发现，若劳动力在新项目开始前先培训以加强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则技术转移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在各种溢出的影响因素之中，技术差距与溢出效果的相关关系争议无疑是最大的。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认为，溢出与技术差距具有反向相关性，当本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率高。Imbriani和Reganati（1997）对意大利FDI技术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而以赶超策略（catch-up）为代表的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技术差距越大，当地企业从FDI溢出中获益越多。为此，FredrikSjö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显然，溢出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的确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厂商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加以吸收时，溢出将与技术差距的变化背道而驰。Borenztein等（1998）和Blömstrom等（1994）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thresh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门槛，享受FDI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的益处。何洁（2000）在对中国28个省份的实证研究中，考察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当地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在内的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结论是各省引进FDI的综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特征的影响。王成岐、张建华和安辉（2002）对中国省际数据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有关FDI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所建立的计量模型都是借鉴Feder（1982）在估计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的研究思路，区分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部门，并以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最终的计量方程。如何洁（2001）、汪立鑫和曹江（2000）、张兆杰（2000）。这一建模方法的优点在于较好地突出了外资与内资的差异性，阐明了FDI外溢效应的原因。其具体形式有两种：一种以TFP为因变量，FDI为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测量技术外溢系数，模型中不包括其他资本项，也就不用考虑资本的要素投入贡献；另一种仍以GDP增长率等传统增长指标为因变量，而解释变量选择总资本K和FDI两项，将FDI与国内资本无差异的纯要素投入作用分离，与国内资本合并到K的系数中，则FDI一项的关注系数量度的就是纯溢出效应。然而，此类模型检验中所得到的FDI对GDP的额外贡献率不仅仅是技术外溢效应，还包括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可能对国内企业并未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所谓的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可能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较高的生产率而产生的，直接受益人只有外资企业本身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学者（姚洋，章奇，2001）对FDI的外溢效应与生产率差异效应作了区分。本文也将两者作出区别，以便更准确地分析FDI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根据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模型，借鉴MiguelD.Ramírez（2000）的研究方法，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其中，为内资企业总产出，为内资企业劳动投入，为内资投入，为外资投入，是残差项，我们假设它满足所有的经典假定。在下面的计量经济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系数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如果>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技术外溢作用；如果<0，而且从统计上看是显著的，则说明FDI没有发挥新增长理论所预言的外溢效应，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

三、数据描述

纵观近几年来国内关于FDI影响的经济模型，多为在国家层面上的分省数据的研究。由于我国FDI投资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的性质，使得许多中西部地区城市吸收的FDI金额过小，难以发挥作用。这种巨大的地区差异无疑会对外溢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力图将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拓展到省的层面，选取FDI较密集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以排除“发展门槛效应”的影响；同时将研究细化到省内不同行业和各个城市的具体数据，以研究在这一层面，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从1992年才开始有真正大的进展，目前可资利用的时间序列数据较少，而历年数据的统计口径又往往并不一致。如1997年以前，在统计“工业总产值”时，一般统计“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1998年按企业的销售收入来划分，一般统计“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指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因此，在本文分析中，选取宏观经济大环境相似的三年（1997年到1999年）为数据取用区间，数据来源是1998－2000年广东省统计局出版的《广东统计年鉴》以及从广东省外经委所获的一些补充数据。本文选择工业经济作为分析的对象。一方面，根据广东省历年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情况，尽管近年来在第三产业方面的比重有一定增长，但重点仍在工业，因此，选择工业类来考察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总体状况有较高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工业的统计数据是中国所有行业中最为完整的，其他行业的数据，要么没有统计，要么不连续，实际上是无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的。整个工业的产出用“工业总产值”来代表。外资企业的产出用“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工业总产值之和来代表。内资企业的产出则为两者的差值。同理，其他有关内资企业的变量亦由全部工业企业该变量的数值与三资企业数值之差代表。对于资本存量，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很难找到西方经济意义上的资本存量。在以往的实证中，往往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上“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来代表资本存量。然而这一资

文＼国家统计局“我国利用外资与外商投资企业研究”课题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外商投资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一、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经济中的地位

(一)外商投资工业企业资产占到工业资产总量的1／4。外商对我国工业的持续投资积累了大量资产，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资产比重从1995年的15．2％上升到2000年的20．4％、2004年的25．8％；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对工业资产增量的贡献率，从1995―2000年的29．1％上升到2001―2004年的34．1％。

(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对工业产出和利润的贡献份额均超过1／3。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对工业总产值增加额的贡献率不断增长，从“八五”的25．5％上升到“九五”的50．2％，虽然2001―2004年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36．5％的份额。

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对利润和税收的贡献较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对我国利润和税收的贡献稳步增长，2004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占工业利润的比重为32．5％，占上交税金的比重为19％，对工业税收增长的贡献率1995―2000年期间为27．8％，2001―2004年期间为21．1％。

(三)我国1／3的市场份额为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占有。2004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32．7％，比1995年的19．1％提高了13．6个百分点。从1995―2004年的10年间，国内市场销售增量的近40％是由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提供的，汽车、移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化妆品等商品的品牌多数为外资企业拥有。

(四)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对我国就业贡献巨大。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大量吸纳了我国的劳动力，缓解了就业压力。

摘要：广东加工贸易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首先分析了在FDI背景下广东加工贸易的发展现状及其特点，继而分析FDI在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FDI；加工贸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6.020

1 FDI背景下广东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

1.1大型出口企业拉动了广东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

近年来，广东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建立产业园的方式来推动产业升级显得尤为突出，为众多仍然处于OEM的企业打开了走出国门拿订单的一条通道一些中小企业也以此机会得到了发展。2012年，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35.49亿美元，同比增长8.03%；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43家，同比下降14.10%。从行业看，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3.82%，占同期全省总量的O.65%；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66%，占同期全省总量的55.61%；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1.35%，占同期全省总量的40.63%。

1.2贸易增值率逐年提高。带动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广东不断提高吸收外资的技术含量，大力促进加工业配套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的产业配套体系，提高加工贸易产业对国内的辐射、带动能力，使加工贸易产业链不断延伸，加工层次越来越多，加工程度越来越深，加工链条越来越长，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