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外商投资企业作为资本输出主要载体的经济实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们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分析；二是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区位的研究；三是一些机构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投资的动机和区位因素进行鉴别和确定，这也是区位研究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一、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泉

1.物流的概念

物流（PhysicalDistribution）一词源于国外，最早出现于美国，1915年阿奇·萧在《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一书中就提到物流一词，并指出“物流是与创造需求不同的一个问题”。现在欧美国家把物流称作Logistics的多于称作PhysicalDistribution的。Logistics包含生产领域的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搬运与厂内物流和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或销售物流即PhysicalDistribution，可见其外延更为广泛。物流可以定义为“是指物质实体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物理移动，它由一系列创造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的经济活动组成，包括运输、保管、配送、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及物流信息处理等多项基本活动，是这些活动的统一”。

2.企业物流

物流的分类方法包括宏观物流和微观物流、社会物流和企业物流及国际物流和区域物流等。

企业物流是从企业角度上研究与之有关的物流活动，是具体的、微观的物流活动的典型领域。可以区分为以下具体的物流活动：

（1）企业生产物流：企业生产物流指企业在生产工艺中的物流活动，实际上已构成了生产工艺过程的一部分。企业生产过程的物流大体为：原料、零部件、燃料等辅助材料从企业仓库或企业的“门口”开始，进入到生产线的开始端，再进一步随生产加工过程一个一个环节地流，在流的过程中，本身被加工，同时产生一些废料、余料，直到生产加工终结，再流至产成品仓库，便终结了企业生产物流过程。

（2）企业供应物流

［摘要］在当前企业成本上升、美元持续贬值的经营环境下，只有提高物流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企业竞争力，提高利润。本文结合宁波市招商引资重地——北仑区的实际情况谈谈加快企业物流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的途径。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决策企业物流建设

2008年5月1日，杭州湾跨海大桥正式开通，位于宁波市北仑区的梅山岛保税港区也已被国务院批准成立，进入建设阶段，这对宁波市招商引资工作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笔者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接触过许多来宁波开发区投资的外商，通过与他们交流，了解了外商投资决策的程序和影响决策的因素，认识到外商在投资过程中，对物流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加深了对物流的理解，笔者认为在当前企业成本上升、美元持续贬值的经营环境下，只有提高物流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企业竞争力，提高利润。本文拟结合宁波市招商引资重地——北仑区的实际情况谈谈加快企业物流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的途径。

一、物流是第三利润源泉

1.物流的概念

物流（PhysicalDistribution）一词源于国外，最早出现于美国，1915年阿奇·萧在《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一书中就提到物流一词，并指出“物流是与创造需求不同的一个问题”。现在欧美国家把物流称作Logistics的多于称作PhysicalDistribution的。Logistics包含生产领域的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搬运与厂内物流和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或销售物流即PhysicalDistribution，可见其外延更为广泛。物流可以定义为“是指物质实体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物理移动，它由一系列创造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的经济活动组成，包括运输、保管、配送、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及物流信息处理等多项基本活动，是这些活动的统一”。

2.企业物流

物流的分类方法包括宏观物流和微观物流、社会物流和企业物流及国际物流和区域物流等。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收稿日期：2013-0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GL026）

作者简介：李林红（1972- ），女，河南信阳人，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理财。

摘要：以2007～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从投资视角剖析商业信用融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研究商业信用融资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的使用促进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投资支出的增加；相对于民营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更多，但国有上市公司并没有因此提高商业信用的投资行为，而民营上市公司其商业信用融资的使用显著地提高了对投资支出。

关键词：商业信用；产权性质；公司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3-0065-04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Credi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摘要：在企业目标的指导下，外资企业在一个地区投资的规模与结构取决于两个因素：企业自身优势和当地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投资效益有正向的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直接影响当地外资企业绩效。按企业目标分类，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分为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导致外资企业的利润水平比较低。

关键词：OL模型；外资企业；区位决策

作者简介：陈建林(1979-)，男，广东始兴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管理、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051-04　收稿日期：2008-03-17

一、引言

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和中国税务杂志社2005年9月10日联合的2004年度中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显示：2004年度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的纳税额为627.77亿元，与2003年的纳税627.65亿元持平，增长率为零。而2004年度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的纳税额增长率是35.48％，上市公司纳税百强的纳税额增长率是40.21％。在其他类型企业纳税额大幅增长的同时，为什么惟独外资企业纳税额增长率为零?与此同时，200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606亿美元，同比增长13.32％。而另一项数据反映了更明显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 89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 075亿元，不升反降3.5％；但是，据商务部外资快报显示：2005年1至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24％。一方面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在下降，另一方面外商投资的规模却在增长，这是我国的“外商投资悖论”。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水平较低，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自愿或被迫以低价格出口，导致真亏损；二是隐瞒利润，形成假亏损。哪一种原因是主要的原因呢?

“外商投资悖论”这一现实经济问题实质上和以下问题相关：外资企业如何进行投资区位决策?本文拟从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的角度对上面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FDI决策分析的微观理论――OL模型，提出理论假设，并采用2003年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对大陆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二、文献回顾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摘要：文章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模型，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外商对全部工业企业和政府所有工业企业、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直接投资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效应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具有直接的创造效应，但其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和技术溢出间接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另外，实证结果还显示，政府所有工业企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具有拉动作用，一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政府所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但对外商投资工业企业不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股权参与；工业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9-0022-06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就业是我国的政策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对我国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界对此作了大量研究。

从理论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就业创造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就业人数。就业创造效应包括直接创造效应和间接创造效应。直接创造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弥补了东道国的资本缺口，作为资本要素按一定比例吸纳劳动力的情况；间接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东道国相关产业其他企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地增加就业的情况。其次是就业替代效应，指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东道国的就业机会，降低就业人数的情况。就业替代效应主要指间接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出东道国资本、技术溢出等对东道国就业产生负向影响的情况。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的最终影响不确定，取决于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

摘　要：本研究探讨不同类型跨国公司在成本变动的在华区位选择问题。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相比较，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相对于欧美日韩企业而言，港澳台企业对于成本变动的反应更强烈；传统制造型企业对于成本变动有更强烈的反应，而新成立高科枝企业数量在某一地区所占的比例则随着成本升高而上升。同时，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对于成本变动的敏感性得到了部分验证。关键词：跨国公司；成本变动；区住倾向

中图分类号：E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0-0073-06　收稿日期：2010-06-01

自2008年以来，在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增速缓慢、国际资本市场持续动荡的不利局面下，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呈现总量增长、结构优化等积极特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已经使跨国企业重新考虑企业的整体布局：韩国进出口银行2008年3月的报告称“自中国的劳动法颁布后半年内，韩国在青岛投资企业已撤出2.5％”，韩国媒体也认为劳动法实施后在华韩资企业的劳动成本负担将增加50％左右，将导致大量亏损企业撤出中国；近日，印度政府发表新闻稿称，　“戴尔公司与该国总理商谈将从中国采购的价值250亿美元的电脑设备和部件转移到印度”。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成本优势在逐渐消失，产业升级不可避免，需要改变原有的外资激励政策组合，大力改善软环境，为了在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下获得持续的外资直接投资，引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加快吸引高质量外资，引导外资遵从“加52-制造一创造”的道路发展。而要做出正确的调整，必须明确成本变动是否会对跨国公司在华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成本变动对不同类型跨国公司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正是本研究将重点探讨的主题。

一、文献回顾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重点主要是研究跨国企业的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有关投资流向的研究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传统成本学派的先驱主要研究运输成本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随着交通条件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已然不是制约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唯一成本要素，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逐渐成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本最小化一直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同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Dunning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i973，1977，1981)，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为了补充和完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81，1993)又结合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提出了国际投资阶段论，规模、更好的资源使用能力、劳动成本、市场潜力、政府政策等都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获取FDI方面的条件，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有不同的特点。

自从Dunning首次正式将区位因素纳入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之后，区位条件在各国学者的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Hennart等(1994)强调，东道国投资区位作为重要的FDI变量，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战略规划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跨国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综合考虑区位因素给企业带来的最优化整体潜在收益。劳动力市场情况、税收优惠、技术水平、GDP水平、政策变量、集聚经济等特征因素都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对工业化国家FDI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综合成本最低的区域会成为FDI的首选地区。

自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产业领域的扩大和技术层次的提高，外商在华投资的区位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魏后凯，2003)。国内有学者考察了国内不同地区的FDI区位选择模式，发现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土地成本、人均GDP、教育水平、聚集效应和交通状况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金相郁、朴英姬(2006)在对中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包括成本因素、市场因素、集聚因素、制度因素。成本因素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

摘要：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商投资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也不断演绎着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文章通过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种方法讨论了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从外部市场环境、内部企业能力内外两个角度出发通过实证研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角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竞争力；市场环境；企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47－03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商投资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也不断演绎着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然而，这些争论大多仅从宏观层面来探讨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忽略了其对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所以，本文尝试着从微观层面分析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根据国外学者对企业竞争力研究的角度可将其分为产业经济学派和企业能力学派两个学派。其中产业经济学派认为，产业结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企业能力学派则认为企业竞争力是由企业本身的能力决定的。国内关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其关于企业竞争力概念的表述基本上是基于能力理论观点的。

在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主客观两大因素。所谓主观因素，就是单个企业可以控制的因素。它集中表现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而这些资源又外化为企业的各种能力，包括盈利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品牌影响力，出口竞争力等。这些能力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反映企业创造财富并获得财富的能力，影响着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也即影响着企业竞争力的强弱。所谓客观因素即为单个企业无法控制，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因素，包括企业所处的行业发展状况、政策倾向等，统称为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各个企业因其企业性质，发展状况，地理位置的不同，所处的市场环境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同样影响着企业产品的市场吸引力，影响着企业的综合发展能力。所以本文认为，企业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企业本身的能力，还取决于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既然企业竞争力取决于企业能力与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这主客观两因素，那么分析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便可从这两因素着手。

一、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正面影响

无论从企业所面临的客观的市场环境看还是从主观的企业能力看，外商投资的介入都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来看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能力的正面影响。这方面的正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这一作用主要由跨国公司来实现。几乎所有在华有较大型投资项目的跨国公司，都在我国设立了培训基地，为在华员工提供了许多培训机会。同时，跨国公司对其雇员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法可以为我国企业培训员工提供示范作用。尤其是当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动到国内企业后这一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