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一、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的传播

（一）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地区的发展

外来建筑文化很早就传入了我国的岭南地区，大约在15世纪，从海外贸易开始，西方文化就开始慢慢地渗入我国的沿海地区，期间也遇到很多挫折，比如明朝的“海禁”一时间打断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联系。但这依然阻止不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在岭南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有两次十分重要的文化传播起了作用，并且从此形成了独特的岭南文化。一是与国内的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二是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其中的外来文化就包括外来建筑文化。也正因为如此，岭南建筑不仅保留了古制的精华，而且融汇了中西方的建筑文明。特别是广州一带由于海上交通十分便利，因此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和活跃。

（二）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地区传播的特点

从某种角度上讲，外来建筑文化本身的传播就具有主动引进和被动传入的特性，之所以说它具有主动性，是因为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要想修建更多商业大楼、公共建筑等，在技术上不得不依靠外来建筑技术，因为在这些建筑的最初发展阶段，我国的岭南地区建筑技术水平还是有一定局限的，因此，就必须主动模仿或者说请教西方建筑风格和建筑技术。另外，之所以说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又具有被动性，是因为有外国投资企业的合作建设，这就直接将外来建筑文化传入我国的岭南地区，可以说这是一大主流。当然，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除了上述两种特点外，还有①延展性，比如通常是以广州为中心向四周延展；②双向性，中西建筑文化从来都是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③层次性，主要表现在外来建筑文化的传播是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这些便是笔者认为的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传播特点。

二、外来建筑文化对岭南建筑的影响

（一）对岭南地区骑楼建筑的影响

骑楼是一种近代商住建筑，在岭南地区曾是城镇的主要建筑形式。它最早见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后来才在欧洲流行，逐渐传入中国。在岭南地区，大概是从19世纪开始在民间流行和兴起。骑楼在岭南地区兴起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是因为岭南的自然环境适宜这种建筑结构；所谓地利是由岭南地区的地理特征决定的；人和则是该地区的人们需要这种建筑功能，这样有利于城市商业活动的开展。

一、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直接结果

很显然，一个条件良好城市的存在，是容纳四方商旅和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前提。于是，有大批的阿拉伯人随着海商进入泉州，并把他们的宗教文化也全面地传播到了这个充满生机的海港城市。其次，泉州的海外贸易越来越发达。其表现主要有六:一是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如五代时泉州地方统治者王延彬被称为“招宝侍郎”，成为令泉州海上贸易获益不浅的福星。宋代有蔡襄、真德秀等地方官，均十分重视海外商贸，特别是真德秀，他深知:“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真德秀《祈风文》［2］)宋末元初，统治泉州的蒲寿庚更是以从事海外贸易起家，对泉州港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在宋元祐二年(1087)，经过多方人士的努力，市舶司在泉州得以成功设置。市舶司是一个管理海港经济兼有政治功能的政府机构，它的设置极大地推动了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是泉州海外贸易发达的重要标志。三是在宋元时期，泉州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均十分发达，以泉州海船为代表的福建尖底海舶通往海外各地。据考证，当时泉州主要有3条外航线，包括东北线、东南线和西南线，均十分畅通和繁忙。四是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宋代泉州应制开展了著名的祈风活动，并勒石以记之，成为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又一重要证据。五是进出口商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和贸易之频繁，均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瓷器和丝绸，成为泉州海外贸易物品的精品。六是外商来泉州非常多，他们在泉州有长住、有短住，以常住人口居多，以至于有许多人在泉州世代繁衍，成为地道的泉州人。例如，当时外商聚集的泉州东南隅就成了“蕃人巷”，而其中是以阿拉伯人为绝大多数。总之，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海外贸易的繁盛，为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大批的阿拉伯人在泉州落户，使伊斯兰教能够在泉州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成为泉州最大的外来宗教。再次，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泉州形成了无限包容多元文化的局面。俗话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宋元时期，多元文化(包括伊斯兰教宗教文化)之所以能在泉州生根开花，无疑是泉州“有容”的结果。可以想象，当时的泉州如果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则泉州不仅无法形成多元文化的格局，同时也难以形成经济繁荣的局面。泉州的“容纳”有这几方面:一是自然形势的容纳，包括山的容纳、海的容纳。二是统治政策的容纳。从五代到宋元时期，泉州的地方统治者在容纳四海客商的同时，也容纳了多元文化，包括市舶司和“来远驿”的设置，蕃舶入港时举行“阅货宴”并“设蕃致语”，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了十分宽松的政策环境。三是社会的容纳。包括“蕃汉杂居”，外国人与汉人通婚，不同习俗与信仰的普遍存在，呈现出泉州社会诚信待人和宽松容纳的社会环境。总之，容纳的环境使泉州迎来了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局面。伊斯兰教文化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传播，其实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容纳品质的直接体现。基于以上因素，伊斯兰教于宋元两朝在泉州的传播达到高潮，这主要以清净寺和灵山圣墓的存在为标志。清净寺是泉州现存仅有和全国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根据寺内阿拉伯文碑记载，它创建于回历400年，即公元1009年。清净寺作为众多阿拉伯人的殿堂在泉州创立，显然又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而使他们有了纯粹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心灵寄托和信仰活动的地方。其历史意义是使众多阿拉伯人形成了经济利益与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并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与此同时，作为阿拉伯人心灵里另一个更为久远的圣地———灵山圣墓，虽已在荒野中沉寂了几百年，但在元代却因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区别对待的政策，开始也得到高度重视。因为，在元代，阿拉伯人被提高到仅次于蒙古人的地位，称“回回人”;加上“海上丝绸之路”所打开的商贸局面至元代达到顶峰，阿拉伯人在泉州居住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正如有学者所述的那样，“因回回人在元政府和地方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外人聚居众多的泉州，伊斯兰的势力发展很快，元至正十年(1350)吴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说:‘今泉造礼拜寺僧为六七。’泉州的伊斯兰教公会，为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于元至治三年(1323)修葺了东门外灵山的三贤四贤墓，这就是现存泉州灵山圣墓只有元碑以后遗迹的原因。”［3］其中所谓吴鉴的碑记，是对灵山圣墓有记载可见的最早的修复活动。这一修复，说明了灵山圣墓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宗教地位已被确认，它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与发展。总之，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及其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有最直接的关系。

二、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

印度教渊源久远，其前身是产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吠陀教。至公元1000多年，吠陀教衍化为婆罗门教;后再历1000多年，婆罗门教逐渐衰落和分化，至公元7世纪，婆罗门教经过改革而形成新的宗教，即印度教。宋元时期，泉州海港发达，印度商人与泉州贸易频繁，其中有不少印度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参与经商和传教活动，“印度教也于本时期随着泉州与印度经贸的发展而传入”。这就是说，印度教传入泉州，在时间上与伊斯兰教的传入相差无几。但从总体情况看，至少从规模上看，印度人在泉州的活动程度远不如阿拉伯人。在泉州，今仍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后裔，但印度人的后裔则很少。所以，在泉州传播的印度教，在影响结果上也就不如伊斯兰教。不过，印度人及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动，也有突出的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其一，从五代至宋元时期，因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有许多印度佛教徒来泉州传播佛教，他们在泉州传播佛教的业绩虽不太显著，但于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建于泉州城南的佛寺宝林院则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印度佛教虽与印度教不同，但两个宗教活动同为印度人所为，两个宗教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较为紧密。无论如何，印度佛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一同潮起潮落，例如宝林院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最后不知所终。其二，元初有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在泉州任“港主”，并获元朝廷的御赐执照，此事非同小可。首先，这说明当时印度人在泉州活动的势力不小，这对于他们在泉州传播宗教文化是相当有利的。其次，这说明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发达，在泉州港不仅有大批的阿拉伯人，还有许多的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泉州的印度人虽比阿拉伯人少，但同样有机会当上“港主”。再次，这说明印度教的传入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产物。因为，作为印度商人代表的挹伯鲁马尔在泉州建有一座印度教神庙，这是有记载可见的一个印度商人在泉州传播印度教的直接例证。其三，印度教的早期传入在泉州留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标志物，即今泉州临漳门外的“大独石柱”，俗称“石祖”或“石笋”，是印度教中最大的教派湿婆教派的“林加”神像。该神祇缘于崇拜男性生殖器“林加”，具有毁灭和再生的能力。这一“大独石柱”，虽说比产生于12世纪后的湿婆教林加派要早，但该教的原教《吠陀经》所崇拜的神像湿婆就是生殖器，故泉州“石笋”从其本源观念来讲，就是印度教的作品，作为崇拜物它可算是湿婆教林加派的直接始祖。此物说明: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印度教的理念就已渗入泉州;印度人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贡献不小，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过程。其四，元初泉州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极盛的标志，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产物。但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该寺也很快在元末的战火中被毁。它原址在泉州南门校场附近，即今泉州汽车总站，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该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反映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业绩，而在于反映泉州的外来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命运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印度教在泉州的历史命运，成了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历程的缩影。蕃佛寺无疑是印度教在泉州的代表，但由于它过早地失落，以致印度教在泉州无法根植，甚至被人所遗忘。这是印度教在泉州乃至在中国的不幸命运。然与此不同，泉州的“大独石柱”却没有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而消亡，它在泉州较之印度教本身要显得更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很能与泉州人的社会环境、习俗与心理相吻合，被泉州人普遍接受。总之，印度教在泉州存在及消亡的历史命运，包括其地位的确立和宗教文化传播的规模，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密切相关。

三、摩尼教和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摩尼教在泉州的传播，其历史命运也基本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盛衰过程相始终。但从传播的路线看，它却是自北而南，从内地陆路传入泉州，而不是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传入泉州。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泉州的摩尼教与“海上丝绸之路”无关呢?答案是否的，因为泉州的摩尼教虽非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产物，却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也就是说，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推动了泉州形成了大容纳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包括摩尼教在内的各宗教文化都能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发展。而摩尼教又非一般性的宗教，该教崇尚“光明”，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斗争性明显，故长期以来累遭封杀，但在宋元时期由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摩尼教在泉州活动的空间也相应要大得多，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所遭到的打压也要小得多。到了明代，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虽已走向式微，但泉州容纳的气度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消失，因此在这个时候，当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已全部被肃清的时候，泉州的摩尼教却尚存一脉，留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草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意外收获，无疑应主要归功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容纳大环境，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包容品质的惯性影响力。与摩尼教的历史命运有所不同，基督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它在泉州传播的历史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我们且不说它自明代以后在泉州传播中所出现的是非功过，但就宋元时期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则应有一定的认识。基督教传入泉州，大约在宋代，但当时所谓的基督教实则是基督教中的一支异端派别，承袭唐代称“景教”。在元代，景教受蒙古势力支持，称“也里可温”，在中国很流行。当时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正处于鼎盛期，各种宗教文化大行其道，也里可温教也不例外，它在泉州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会。据出土文物发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用几种文字，包括汉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及叙利亚语和突厥语等，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泉州宗教文化大融合的盛景，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泉州基督教传播的文化影响力，同时更反映了元代泉州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给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历史机遇。但由于当时的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力并不大，在传播的过程中又深受佛教的影响，以致基督教的所谓“上帝”也要用“佛”来称呼，主教也要用“僧”来称呼。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大容纳的环境里，宗教之间互相包容和共存，以致混用称谓，又有什么值得去计较呢?正如吴幼雄先生对泉州的基督教做出考证认为:“他们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再现了元代泉州的景教受希腊、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国的景教受佛教的影响至深;它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印证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而且是一个文化的焦点。”元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泉州早期的基督教(景教或也里可温教)亦趋于衰落，明清以后泉州虽又有新的基督教在传播，但这与之前的景教已无多大关系。因此可认为，早期传播于泉州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四、结束语

泉州的历史并非十分古老，它主要崛起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泉州经济与文化的崛起是我国封建社会拓展海洋文明的必然结果。而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则使泉州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鼎盛期。这不仅体现于由“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经济实力为泉州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还体现于由“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大开放格局为泉州社会创造了大容纳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泉州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外来文化特别是外来的宗教文化，在泉州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泉州进一步成为具有广泛文化内涵的国际大港。从这以后，外来宗教文化在泉州的传播虽然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式微而暂告结束，但多元的宗教精神及信仰的某些形式依然长期影响着泉州社会，其所蕴涵的许多文化价值成为泉州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

近年来，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国内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摘 要：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把外来的先进文化和中国优秀文化有机结合并付诸实践的过程。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实践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运用科学的方法。

关键词：外来文化；中国化；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27-0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要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无疑是解决中外文化关系、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方式。

一、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创造主体、来源、内容、风格、精神等方面各有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并非不可逾越。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本土文化，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上，外来的文化是可以通过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实现对外来文化的中国化。

所谓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文化建设主体通过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转化等过程，使外来文化的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与中国的优秀文化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和实践的结合，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是文化建设主体对外部文化做出的自主、自觉的选择。中国化的对象是外来文化，但并非所有的外来文化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我们把哪一种外来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哪些文化成分中国化，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根本标准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要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我们就可以把它中国化，否则就没有中国化的必要了。

摘 要：日本文化在融合了西方文化、亚洲文化的基础上开始了自身独特的发展，最终演变成如今包罗万象、繁荣发展的文化现状。本文深入研究了日本文化的演变进程，探讨了日本外来文化的源头。佛教文化、基督文化、中国文化、茶道文化逐渐进入并扎根日本，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日本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巨大发展，帮助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关键词：日本外来文化 日本社会 影响

日本文化融合了中方和西方等外来文化的特点，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导向。日本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挖掘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之处，通过长期的沉淀已经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机制，为他们吸取外来文化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从根源上来说日本文化是博大的中国文化所派生而来的，从近代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衍生，使得最终扎根下来的日本文化有着其独特、精彩的一面。

1日本文化的演变进程

日本初始文化发展经历了古坟文化、弥生文化、绳纹文化三个阶段，进入了5世纪后从政权上的改变而衍生出了日本独特的专制集权。日本国开始不断从大陆等国汲取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文明。到达6世纪后中国文明已经在朝鲜半岛有了大范围的扩散，继而通过朝鲜国进入日本国，这次文明的冲击使得日本发生了文化阶层的巨大变化。以飞鸟、奈良为主的时代来临，日本开始关注隋唐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对文化精髓的摄取帮助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佛教文化开始扎根日本本土，最终成为日本国的国教，但是此时的日本文化已经开始了自身独立的发展。进入12世纪后天皇地位和权利的改变使得幕藩制应运而生，武士文化开始进入日本本土的文化行列中。到了16世纪朱子学已经开始盛行，甚至达到“官学”的至尊阶段。江户时代长达几百年的统治时代让诸多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19世纪的日本受到西方各国的影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活动，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文化导向也从亚洲开始转移到欧洲，帮助其步入世界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国家的前列。二战的发生使得美国文化开始进入日本，在和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种属于日本国的文明方式。

2日本的外来文化

（1）日本的佛教文化

进入6世纪中期的日本就开始大范围的接触从朝鲜传过来的佛教文化，虽然它在日本本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最终还是在平安时代开始确认为国教。日本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巨大的发展，飞鸟、平安、江户等时代都成为其出现重大演变的阶段。二战的爆发使得日本佛教开始受到《神道指令》的限制，政权和宗教开始分离发展，这项措施促进了日本社会宗教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日本本土还有20多所大学都是佛教类的，校内存在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组织和部门，他们会定期或不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佛教文化的宣传，促进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和壮大。

摘 要：日本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面对如此成就，如果仅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去解释恐怕远远不够。笔者认为，还应从文化的角度更深层次的加以认识。今天的日本文化，是在传统的日本文化和外来文化不断接触、交织、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日本民族在选择性兼容外来文化的同时，对自身的传统文化又始终不渝的保持尊崇与虔敬，传承民族优秀文化。这种兼容与传承的双重性使日本文化具有了“和洋结合”的特质。

关键词：外来文化；兼容；传承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3(C)-0148-01

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位于古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的近邻。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位于日本与大陆之间的大海并不宽，利用古代的航海技术是完全可以跨越的。因此，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与大陆的各种交流。另一方面，宽阔的海洋将日本与大陆分割开来，依靠这一天然屏障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使日本避免了外民族大规模的入侵和统治。

由此可见，日本一方面与大陆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友好交流，从大陆引进了大量的文化和知识；另一方面，日本几乎未经历过大规模移民的困扰，也未曾遭受过有组织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使得日本人能够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和平地引进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因此，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引进从不存在任何抵触情绪和戒备心理。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旺盛的好奇心、卓越的模仿能力也许正是来源于此。

二、外来文化的引进

摘要：外来务工者在目前的城市生活中占有很大比例，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发展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但目前在城市生活中，外来务工者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建设刻不容缓。加强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建设，健全外来务工者的管理体系，对于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外来务工者；文化建设；重要性

外来务工者一般指的是外地来本地城市打工的人员。一般泛指建筑行业、搬运行业等等技术含量低、体力劳动为主的从业人员。他们是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外来务工者大多来自内地农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流动性又大，生活和工作没有稳定的保障，使得外来务工者的管理工作存在很多问题。而在社会发展快速的今天，新事物、新科技的不断涌现，造成了新时期的外来务工者思想活跃，对未来充满幻想，他们在维护自身经济权益、社会权益的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和期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群体，外来务工者的基本文化需求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外来务工者的管理，做好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建设工作，对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外来务工者文化建设相对落后的原因

1、工作环境压力大

对于大部分外来务工者来说，特别是农民工，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比较长，工作强度很大，他们的工作时间大部分超过8小时，甚至是12小时。外来务工者在这种时间长强度大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多余时间来建设自己的文化生活，工作之后他们最需要的是休息，恢复体力。

2、收入水平较低

外来务工者之所以加入到城市化建设的浪潮中，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更好地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在城市生活中外来务工者收入水平比较低，大部分人的收入仅一两千元。在城市消费水平普遍较高的背景下，低收入的状况难以满足外来务工者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摘要】目的:让外来孕产妇自愿获取产前、分娩、产后康复的相关保健知识。方法选择在本区医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孕妇100例，根据来院前后，前50例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后50例为实践组采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护理。然后用“孕产妇围产期保健知识需求问卷”进行调查，比较对照组与实践组的外来孕产妇需求围产期保健知识情况。结果通过比较对照组与实践组外来孕产妇需求围产期保健知识情况，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Leininger跨文化;孕产妇;护理;保健知识;效果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4-5511（2011）10-0017-02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上海市嘉定区科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8）JKK021。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的人员不断流入上海地区，随之孕产妇也不断流入，从而给上海地区尤其是城郊接合部的母婴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这些外来孕产妇围产期的保健质量，切实保障外来孕产妇的母婴安全，我们在2008年设计该课题，在外来孕产妇的护理过程中应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进行护理。

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护理理论家德兰・雷林格尔（Medeleine Leininger）首先提出[1]～[7]，它是在新的医学模式下产生的一种护理模式。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是根据患者对健康、疾病、护理、保健、照顾等的认识和需求的差异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将多种文化渗透到护理过程中，从而满足患者身心及精神文化的需要[1]。

在2009年7月~2010年12月期间对在本区三家二级医院内产检与待产的50例外来孕产妇应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进行护理，调查应用Leininger跨文化照护理论的外来孕产妇需求围产期保健知识与应用常规护理的50例外来孕产妇需求围产期保健知识的情况，现将具体的方法与取得的结果情况报告如下：

1对象

行政管理论文

1问题提出和调查结果

1.1问题提出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中已出现诸如“浙江村”之类的移民自发安置形式[1,2]，无论是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还是采取自发安置的“移民”，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进入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从“离土不离乡”[3]的就地转移进入全分离的异地转移阶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镇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国城市中将面临严重的移民安置问题。

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去何处？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其次还有文化的适应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但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分析，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对象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从农村来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较长时间、户籍没有迁移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较低但存在预期收益的、待迁移和有长期定居意向的“准移民”。“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是从“人类安置”的主要含义出发，主要是期望从解决移民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角度，来达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的调查特征

论文摘要：外来词是一种语言与异域文化交往时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一种语言吸收外来词时主要采取音译、意译、音意译结合、原词移植等方法。外来词在其译介和使用过程中，将受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从当代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领域，分析其所蕴含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对我们了解域外文化，促进中西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外来词；领域；文化内蕴；文化心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会在语言中最活跃的成份——词汇上体现出来。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它一方面通过内部创造，变得日益丰富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吸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即引进外来词来扩充自己。外来词也称借词，指本民族语言中从其它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它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普遍语言现象，汉语也不例外，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与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尤其是源自英语的大量外来词进入汉语，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本文从源自英语的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方式、领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有一定的帮助。

一、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

(一)音译法。音译法就是按照英文词的读音直接译成汉语借词，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宾(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丝(fans)等。英语中许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称通过音译被借人汉语，如克林顿(clinton)、华盛顿(washington)、p&g(宝洁)等。用音译法吸收外来词既可保留原词的音韵美，又保持了其异国情调。

(二)意译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法，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原英文词语的功能与特点，也可以说是按原词的语义创造一个新词”。意译法主要用于汉语吸收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现象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虫(millennium bug)、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还巢儿(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软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译法是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译法。音意兼译指兼顾外来词的读音和词义，使之既在语音上与原词贴近，又能体现原词特点但又非原词词义的词义，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凯(marykay)、奔腾(pentium)、欧元(euro)、奔驰(benz)、席梦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译法比单纯的谐音或意译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四)半音半意译法。即把外来词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义翻译成汉语，这样将原词一分为二，相得益彰。如网吧(internetbar)、剑桥(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宁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