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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的评述中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提出的观点对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此基础上有助于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进程。
关键词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 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当我们追溯思想史时,就会发现在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那里,已具有了交往理论的初始形态,而后经过18世纪法国哲学家和19世纪德国哲学家,到马克思时已演化出多种形态的交往理论,但国外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而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地进行,所以笔者以“德育交往”为主线,着力挖掘教育交往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
1.1 德育交往的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其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了如何在实用主义教学体系中处理交往活动与道德教育的关系;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指出“协作交往活动是道德发生的前提”,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中他一再强调从交往中去寻找道德起因以此抓住道德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根本性起源;美国现代道德认知理论的创立者劳伦斯・科尔伯格强调,个体的道德成长是一种在其自身与社会交往环境相互作用下不断建构的过程,是个体道德经验的不断同化、调整、平衡的过程。
1.2 德育交往的实践研究
就德育教学而言,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编写的德育教材以“协助个人发展潜能、实现自我、适应环境并进而改善环境的个体社会化历程”为一以贯之的主线,学生得以在与自身、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交往中实现其德育目标。教师在授课时善用澄清法、讨论法、公正团体法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乐于与学生一起思考讨论,在沟通交流中提升学生的道德观念。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晚清光绪时期著名外交家曾纪泽驻外活动的论述和研究,来探讨晚清外交的成长与困境。具体分析了曾纪泽在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法越南交涉所遇到的困难和其突出表现,并与同时代李鸿章、郭嵩涛、张之洞等人进行对比,从而对晚清时代尤其是光绪年间的外交有一个更为清晰地认识。
关键词:曾纪泽 晚清外交 中俄交涉 中法交涉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383-01
曾纪泽(1839――1890)字赂眨号梦瞻,汉族,湖南双峰荷叶人。曾国藩次子。初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官至户部左侍郎,光绪十六年(1890年)卒,年五十一,赠太子少保,谥号惠敏。光绪年间曾先后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公使,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官员。在英国办理订造炮穿事宜;其后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改定《里瓦几亚条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中法战争时,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力与法人争辩。曾纪泽的外交活动是晚清进步分子为保家卫国而努力的真实写照,其外交思想、外交手段、外交理论是那个时代是最为杰出的,为清政府的弱国外交争取回相当多的权益。
关于曾纪泽的学术传记,主要有喻岳衡点校的《曾纪泽遗集》,[1]石源华主编的《中国十大外交家》[2],潘德利、王宇主编的《曾纪泽年谱》[3],袁南生的《曾纪泽――弱国外交的代表》,[4]传章的《抗外侮维护祖国尊严――记近代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泽》,[5]对曾纪泽的的外交生涯、他的爱国情怀以及他为中国民族外交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做了论述。
在系统性的研究专著中涉及到较多的关于曾纪泽的外交活动,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6](20世纪80年代出版,后于2014年出简体版),引用了大量的外文资料以及时人日记,高度评价了曾纪泽于晚清内忧外患环境中在外交方面所起的作用。汪衍振的《虎口索食第一人晚清外交家曾纪泽》[7],此书全面介绍了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在晚清屈辱外交史中让清王朝扬眉吐气。2013年出版的黄小用的《曾纪泽的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8]则通过论述曾纪泽的外交活动对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做了系统性的概括,并将其外交思想与李鸿章、郭嵩焘等人进行对比,是研究曾外交思想的代表作。
对于研究曾纪泽较多的外交思想和西学思想的学术论文主要是杨鹏程、谭扬芳的《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9]认为曾纪泽信奉实力外交。蒋跃波的《试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10]对于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主要内容以及局限和影响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剖析。陶亚飞、刘天路的《曾纪泽思想评议》[11]论述了曾纪泽的求富思想和民族思想,也有樊普芳的《曾纪泽外交思想的近代化与困惑》[12],另辟蹊径,从曾纪泽的外交思想矛盾出发分析其外交思想。关于曾纪泽的应对各国的外交活动主要有蒋跃波、李育民的《试析曾纪泽伊犁交涉成功的原因》[13],论述曾纪泽出使俄国改约的背景、原因、过程以及评价。李志亮的《论中法战前曾纪泽对法交涉的得失》[14]采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对曾纪泽与法国之间的交涉进行了探究。梁英华的《试论黄遵宪、曾纪泽、袁世凯在19世纪80年代对朝鲜外交的策略》[15]论述了曾纪泽对朝鲜的一系列主张:加强宗,联亚抗欧等。卢坤霞的《曾纪泽对保护近代海外华侨所做出的努力》[16]中提及曾纪泽在规范华工出国和海外设领护桥起到重大作用。
也有曾纪泽与同时代的人物的比较研究,譬如说:李芸的《曾国藩、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研究》[17]论述两人的外交思想与日本观的比较,张浩的《郭嵩焘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18],贾一叶《左宗棠、李鸿章战和观之比较》[19]等论文都论述了曾纪泽与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外交大势以及对待洋务的态度。
本文作者:王希玲、党长燕 单位: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女子学院外语学院
一跨文化交际研究概况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码、译码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研究最早是在拥有众多移民人口的美国发展起来的。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出版了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书中指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使用时间、空间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为进一步科学系统地研究文化提出了设想。因此这部著作也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石。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开始得比较晚,仅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语教学中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许国璋发表于《现代外语》的一篇演讲稿开启了中国外语界对跨文化交际的学术讨论。1988年,胡文仲又把国内外有关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论文收入在《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一书中,较集中地反映出外语教学中有关文化因素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这之后,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专著、会议、论文合集等研究成果层出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专著和教材已出版30余部(胡文仲,2005)。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1997至2009年以跨文化交际为篇名的论文2313篇,以跨文化交际为主题的论文8515篇,以跨文化交际为关键词的论文为7267篇,摘要中涉及跨文化交际的论文有5550篇。但是对于外国文学素养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影响方面却鲜有研究。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到的惟一一篇关于外国文学和跨文化交际的文章是顾嘉祖和徐劲于1998年发表的《文学文本中跨文化交际原则评析》。其中作者指出文学文本应该是跨文化交际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如我们脱离文学文本来搞跨文化交际研究,其结果只能是研究实际问题有余而探讨理论不足,这种研究不可能对现实的跨文化交际带来实际的好处,因为这类研究常囿于表面,不能剖析出藏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蔽文化,而不了解各民族的隐蔽文化就不能达到心灵上的沟通,也就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外国文学素养的概念
外语专业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外语专门人才。从人才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学素养是一个健全的现代人的必备素养。这里的文学素养当然包括本国文学素养和外国文学素养,在此我们只就外国文学素养进行研究。外国文学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而好的外国文学作品往往是语言精华的荟萃,通过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学习,学习者可以充分领略外语语言千姿百态和奇光异彩。同时,外国文学又是透视人类社会的窗子,通过这扇窗子,人们可以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活习性、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等。而了解了他国的社会变迁和精神衍变,反过来又可以启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动态、精神面貌等诸多方面,从而提高独立思辨力。
当今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多数人往往急功近利,学习外语时更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强调实际语言运用能力和交际能力,对外国文学课重视不够,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文学对于培养语言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性以及文学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影响人类思维与行动的作用,而这些对于一名跨文化交际人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巴金曾说过:外国文艺是帮助我们了解外国人民的最好工具。
三外国文学研究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关系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跨文化交际学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它的历史不足三十年。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学材料虽然丰富但系统性不足,缺乏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对象,胡文仲先生在《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跨文化交际学除研究文化的定义与特点,交际的定义与特征以及文化与交际的关系之外,着重研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语言、非语言手段、社交准则、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通过胡先生的论述及其他一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跨文化交际研究似乎有一个通病就是忽略了文学文本的作用,即几乎所有研究均未触及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学层面。
摘要:苏珊•凯瑟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她1997年出版了《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2012年又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这两本书中她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点: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苏珊•凯瑟服饰文化研究思想的转变也表明当代主流服饰文化研究正在从二元论思想朝着多元、立体和时空交叉研究的方向发展,对这一发展趋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时尚文化影响下的人类主体建构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关键词: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文化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andCulture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Social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
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
【摘 要】世界观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同时也深深的影响到人们特有的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交际方式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本文试从中西方世界观的哲学根源入手,阐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以及古希腊天人相分思想对中西方认知模式、价值取向及交际方式、社会生活的影响。通过探究中西迥异的文化与交际模式背后的哲学根源,从而为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关键词】世界观 文化交际模式
【abstract】worldview reflects the people’s views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but also deeply affects people’s uniqu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and so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both chinese world outlook and western world outlook,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entative 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the ancient greek belief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eaven and man”, and furthermore, explores tremendous influence of those distinctive thoughts on their separate cognitive models, value orientations,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social lives. through exploration of philosophical roo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ve patterns, the article is significant in that it provides enlightening insight to the research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worldview cultures communicative patterns
一、引 言
贾玉新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指出:“世界观的问题涉及到人们如何认识宇宙,自然,以及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一问题和价值观紧密相关,并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行为起到同样的支配作用。 ”[1]总的来说,在世界观方面,东西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都认为世界是由相互对立、独立的两部分组成。而古代中国哲学家,以老子为代表,早在《道德经》中便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本文试从中西方世界观的对比分析入手,试探性地研究了世界观对认知模式、价值取向、交际模式与社会行为的影响。旨在阐释每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的深刻根源。从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方人的交流及认知方式,促进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良性发展。
摘要:苏联解体后复兴的欧亚主义具有文化特征和理论意义,对当代俄罗斯外交具有重大影响。俄罗斯欧亚主义是俄罗斯自身文化因素的产物,研究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欧亚主义,可以更好地审视当今俄罗斯外交政策。
关键词:俄罗斯;欧亚主义;文化;外交
中图分类号:D8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5-0041-04
一、前言
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国外侨民知识界中间,为一些著名俄侨学者所提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时的欧亚主义思想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空间及影响,但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大地上欧亚主义思想得到复兴,即使在今天,在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依然方兴未艾。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罗斯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度,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同时,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特点和空间,比较强调国家的作用,他们主张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在反对俄罗斯抛弃自己文化的同时,坚持反对完全走西方道路,强调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
有学者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固然与苏联解体后本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结构的瓦解有关系,但是其内在原因究竟何在?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考察,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特征也就难以客观正确审视俄罗斯欧亚主义复兴。
二、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
东方化和西方化之争,一直伴随着俄罗斯文化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著名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东方和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可以这样说,别尔嘉耶夫的这段广为引用的论述是对俄罗斯文化特征的最好概括和总结,这种双重文化性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地缘政治因素: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西方特点,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文化发展史,就更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摘要: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具有挑战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消解作用,威胁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同时,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也具有创造性,将两者进行创新性缝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在大众文化视域下,基于实践的语言交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大众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崛起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复杂,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大众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以商业性、媒介性、娱乐性、世俗性、流行性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话语体系产生了消解作用,从而威胁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导权。
大众文化的商业性特征,决定了文化可以以资本的形式赎取和转化为经济价值,语言符号也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文化的资本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基于价值理性的道德话语体系带来挑战,淡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色彩,资本本位取代价值本位冲击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的主导逻辑。
大众文化的媒介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诉求的是感官经验的视觉形象,而非书面性概念意义的文本修辞效果。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像、模拟和仿真在高校思想政治思想理论课中过度再生产,消解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精神。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大众文化将感性层面的本能欲望满足所获得的消遣愉悦作为卖点,而不是深层精神的充实和心灵的震撼,就此造成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庸俗化和低俗化。大众文化以多媒体技术为支持渗透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以游戏的形式消解了教学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宜教色彩。
一、政工师在交通设计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说到交通设计单位内部组织的理论学习,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政工师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慨:学习内容容易确定,但是组织职工学习就相对困难。所以,好多企业组织职工学习的内容无非就是读读文件、念念报纸。长此以往,不仅工作收效甚微,也使员工失去了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当前的大中型企业内部都有许多政工师,他们的职责就是在理论学习当中对大众起到引导的作用。但许多企业让政工师忙于做事务性的工作,而忽略了本身的职能与职责,对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相对忽视。而事实上,企业当中的政工师有着很高的文化与理论上的素养,也有着很强大的力量。
二、企业政工师在交通设计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1.加强观念创新。让交通建设单位的领导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得到更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首先要有平等的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教育活动,政工工作者对受教育的职工有主动进行教育、塑造和引导的一种权威,而职工是思想政治工作当中的受众,一般只是服从与接受教育。这是长期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教育中地位上的差别,也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想要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改变这种局面;再有就是服务的观念。无论侧重于理论还是侧重于实际的政工工作者,都不能就问题谈问题,一定要将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单位工作的开展。2.确立目标宗旨。交通设计单位思想政治工作最终的目的是引导员工对自身三观正确树立,协助单位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和健康的企业形象。打造企业文化,让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从而实现和谐发展。所以,只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的思想一定要尽快做到转变,工作中只说不做的现象要彻底杜绝。对思想政治工作当中的难点与薄弱点,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分析并及时解决。3.坚持科学的理论。交通设计单位的工作性质使其重视用科学的方法去开展工作。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注重科学性,用科学的方法去开展工作。新的时期,还要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作为工作当中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正确的改革下,促进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发展,提高企业的实力与经济效益。把单位的先进文化建设起来,帮助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坚定改革的信心与决心,激发单位的活力。4.体现以人为本。交通设计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代表广大职工的要求。一是,要代表广大职工的利益。这是交通设计单位开展工作的基础。作为单位的思想政治组织,一切工作都要从职工的意愿出发,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二是,从广大职工的意愿出发,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组织的作风建设,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从各个方面始终保证党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的代表。单位所有领导者与党员干部一定要让自身素质不断提高,正确处理多种利益之间的关系。5.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多种活动载体。要善于将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目标和单位职工的切身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发展新的活动形式,组建工会等合法组织并开展活动,拓展工作的渠道。工会有着关心、服务职工并提高职工凝聚力的作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全面开展,就一定要依靠工会组织并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以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与切入点。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单位上下共同努力、团结拼搏,促进单位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使员工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活动的内容上,要以单位员工为中心,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平面宣传和标语上,要进一步的落实到行动中。以笔者公司为例,因公司外地员工较多,2015年中秋节笔者曾组织外地员工搞过中秋活动,2016年组织了首届职工运动会,每年三八妇女节组织女职工进行活动、建党日组织党员红色旅游,以及年终的联欢会,这些活动都根据员工和单位的实际情况开展,增加了新员工及外地员工的归属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
三、结语
政工师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切实围绕广大员工进行开展,这就使政工师的工作拥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但其自身理论素养与自身的觉悟要不断提高,工作过程中的方法和态度也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对职工的真实想法和心理诉求要及时了解,开展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实际工作,努力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不断提高,做一个优秀的政工师。
作者:杨路 单位:江苏交科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一、政工师在交通设计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说到交通设计单位内部组织的理论学习,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政工师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慨:学习内容容易确定,但是组织职工学习就相对困难。所以,好多企业组织职工学习的内容无非就是读读文件、念念报纸。长此以往,不仅工作收效甚微,也使员工失去了思想政治学习的兴趣。当前的大中型企业内部都有许多政工师,他们的职责就是在理论学习当中对大众起到引导的作用。但许多企业让政工师忙于做事务性的工作,而忽略了本身的职能与职责,对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相对忽视。而事实上,企业当中的政工师有着很高的文化与理论上的素养,也有着很强大的力量。
二、企业政工师在交通设计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1.加强观念创新。让交通建设单位的领导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得到更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首先要有平等的观念。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教育活动,政工工作者对受教育的职工有主动进行教育、塑造和引导的一种权威,而职工是思想政治工作当中的受众,一般只是服从与接受教育。这是长期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教育中地位上的差别,也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地位,想要高质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改变这种局面;再有就是服务的观念。无论侧重于理论还是侧重于实际的政工工作者,都不能就问题谈问题,一定要将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单位工作的开展。2.确立目标宗旨。交通设计单位思想政治工作最终的目的是引导员工对自身三观正确树立,协助单位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和健康的企业形象。打造企业文化,让企业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从而实现和谐发展。所以,只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的思想一定要尽快做到转变,工作中只说不做的现象要彻底杜绝。对思想政治工作当中的难点与薄弱点,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分析并及时解决。3.坚持科学的理论。交通设计单位的工作性质使其重视用科学的方法去开展工作。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也要注重科学性,用科学的方法去开展工作。新的时期,还要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作为工作当中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正确的改革下,促进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稳定发展,提高企业的实力与经济效益。把单位的先进文化建设起来,帮助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坚定改革的信心与决心,激发单位的活力。4.体现以人为本。交通设计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代表广大职工的要求。一是,要代表广大职工的利益。这是交通设计单位开展工作的基础。作为单位的思想政治组织,一切工作都要从职工的意愿出发,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二是,从广大职工的意愿出发,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组织的作风建设,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从各个方面始终保证党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的代表。单位所有领导者与党员干部一定要让自身素质不断提高,正确处理多种利益之间的关系。5.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多种活动载体。要善于将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目标和单位职工的切身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和发展新的活动形式,组建工会等合法组织并开展活动,拓展工作的渠道。工会有着关心、服务职工并提高职工凝聚力的作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全面开展,就一定要依靠工会组织并发挥工会组织的优势,以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与切入点。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单位上下共同努力、团结拼搏,促进单位的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使员工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活动的内容上,要以单位员工为中心,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平面宣传和标语上,要进一步的落实到行动中。以笔者公司为例,因公司外地员工较多,2015年中秋节笔者曾组织外地员工搞过中秋活动,2016年组织了首届职工运动会,每年三八妇女节组织女职工进行活动、建党日组织党员红色旅游,以及年终的联欢会,这些活动都根据员工和单位的实际情况开展,增加了新员工及外地员工的归属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
三、结语
政工师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切实围绕广大员工进行开展,这就使政工师的工作拥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但其自身理论素养与自身的觉悟要不断提高,工作过程中的方法和态度也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对职工的真实想法和心理诉求要及时了解,开展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实际工作,努力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不断提高,做一个优秀的政工师。
作者:杨路 单位:江苏交科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摘要]20世纪前后,日本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这引起了
1904年3月9日,由袁世凯主持创办的《北洋官报》在译介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一书时表示:“对外政策当为国民的”,“国民的对外政策者,乃以达其国家之目的者也。夫对于他国而起各种之行动,当以全国国民为原动力,而非徒恃一二外交官左右之、进退之也”。国民立于“外交最终之地位,其监督总在国民,是以有职之外交家务使国论一致,以为后援”。《北洋官报》作为清末创办最早、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报纸,其 上述言论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国民外交思想已引起清政府一些官员的关注和重视。
无独有偶,1905年10月8日,《大陆》亦刊登一篇题为《对外政策概论》的时论,提出“对外政策须为国民的”,“对外政策所以须为国民的者,厥有两义:其一在原动力,其二在着眼点。(一)对外政策之原动力,在乎国民。……(二)对外政策之着眼点,亦在乎国民”。颇为有趣的是,查阅日本小野氏的《政治学大纲》第四章第二节,发现与该文的表述完全一致。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判断,《大陆》所刊载的这篇时论当译自《政治学大纲》,只是作者未做说明而已。
此外,《外交报》亦不断对国民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深人探讨。1905年12月11日,该刊登载《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一文,指出:“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民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之政策也。”1906年11月11日,《外交报》发表题为《论国民当略知外交》的文章称:“欧西学者,讲求外交有公法私法之分,而皆以国际名之。公法者,国与国相交涉者也,私法者,此国之民与彼国之民相交涉者也。”我国民对此皆茫然不知,故“吾国今日国权扫地尽矣。条约文告,日日言保护,而外人不信,有时至重惩本国人以谢外人,而外人愈不信,今者变政伊始,恢自主之法权,其亟亟矣。顾欲恢国权,非去外人之裁判权不可,欲去外人之裁判权,非更定法律不可,欲法律之众信而有效,非开国民外交之常识不可”㈣。1907年12月9日,该刊一篇题为《论外交之机当伸民气》的文章亦称:“今夫外交之主体何在乎?在国民而已。外交之目的何在乎?将以保民而已。立宪之国,民事而外,无所谓庶政也,保民而外,无所谓外交也。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耳。缔友邦之好,而失万众之心,民之不存,国其奚托?”
1907年10月,为推动立宪、提高国人意识,梁启超、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创办机关报《政论》。同年11月15日,蒋智由以 “观云”为名在《政论》发表《国民的外交之时代》,对国民外交思想出现的历史过程做了较为详细地论述,称“往古之时,国民无预于一国之外交者,外交之事,皆以国君当之,而近日之国家反是,凡外交无不以国民为其主宰之原动力”。“今后之办外交,其着眼点不可不专视为政府的,而当视为国民的。既视为国民的,不可不以外交之问题,先求得国民之同意,而以国民为外交之后援。夫今世固未有无国民后援之外交,而能成为有力之外交者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末尾的附识中,蒋毫不讳饰地表示,其上述言论参照了日本政治学者小野氏的《政治学大纲》。
需要补充的是,1909年6月,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发表《国民外交官僚外交》一文时,提出:“政府有实行反映民意的国民外交的义务。”该文刊出后不久亦被
外交“不可不定一主义以为标准”,其时“普鲁士宰相斯底因者,独侃侃持正论谓:‘外交之政策不足恃,君权之历史不可据,当以国民固有之资性为标准。所谓国民之资性者,盖一国之民与他国民之所以异者,则其国民之历史、习惯、言语及气禀之为之也。大抵国民之资性相同者团合为一国,而相异者则分离为二邦,此自然之趋势,非可以人力变易也。国之分疆及其对于外国之关系,当一以此为标准。’所谓国民主义也。于是国民主义之呼声乃于国际史上开一新纪元。”在“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影响下,各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逐渐认识到:“欲制外交上全局之胜利,必须国论、政策定一,举国一致,国民为外交官之后盾。”
三是日本明治政府仿效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天皇作为日本国家之代表,国民对其有高度的认同感,故日本“国民外交”形成的原因与历史背景,较欧美等国略同。日本自江户时代起,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日本的官僚外交逐步向民众外交过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现了脱亚人欧,明治政府亦仿效西方帝国主义海外扩张途径,迅速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将侵略重点放在近在咫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