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史范文精选

一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

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二四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谓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是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喀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和经典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所生发的。

二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也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各民族无数外国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双向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狄更斯、康拉德、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性和男性一样，从一开始便拥有着丰富的艺术的创造力。在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史开始以后便留有了女性作家的印记。然而，此后的近两千年的西方文学史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文学巨匠，但是我们却很难说出一位能够让我们铭记于心的女作家的名字。19实际以前女性文学的沉寂并不能说明女性艺术天赋的丧失，而是在西方两千年的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受到的性别歧视，使得他们的艺术天赋受到压抑而无法体现出来。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即使出现过极少数女性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最终被岁月尘封。 19世纪人权运动的出现才真正意义上的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产生。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下，一场为女性争取各方面权益的女权运动产生并蓬勃发展。女性作家的艺术天赋得以释放，大批优秀的女作家和作品在西方文学世界中大放异彩，西方女性文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60年代是女权运动的又一次高潮。人们在质疑父权制思想文化的同时，给予了女性作家及作品更多的关注，并开始对女性文学的意义进行了研究。时至今日，西方女性文学波澜壮阔的景观，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西方女性的生存需求和精神发展的需要。本文以时间顺序，对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便有了女性文学的踪迹。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这一漫长的时期，在史料中却找不到一位有名望的女性作家。 这一时期的西方妇女的自我意识还很不突出，但从这一时期仅存的少数几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却很容易感受到她们对于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强烈愿望。17-18世纪西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起步。 17-18世纪，由于诗歌体裁的文学作品很难达到西方女性作家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要求，于是她们选择了小说这一比较自由的文学形式。正是由此，西方女性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最初的贡献，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在小说方面。欧洲第一部完整的心理小说及欧洲第一部批判奴隶制的作品均是出自女性作家之手；伊莱莎•海伍德的代表作《多余的爱情》是英国当时除《鲁滨孙漂流记》之外最畅销的小说；安•瑞德克利夫的《乌尔多福的奥秘》是哥特小说的经典之作，它确定了哥特小说在英国的地位，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文学创作。 这些都很好说明了当时女性小说文学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她们对于西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发展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虽然还没有呈现出洋洋大观的局面，但她们对西方文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早已使得她们成为了西方文学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二、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 19世纪人权运动的出现才真正意义上的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产生，这一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19世纪是西方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人权运动使得19世纪的西方妇女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选举权、财产权、接受高等教育和出版著作等权利。19世纪女性作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和经典的女性文学作品。 但是，19世纪的西方妇女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处于附属男性的地位。这一时期把顺从男人的家庭主妇定义为完美的女性，否则，则被称之为“魔鬼”。这一时期女作家作品中对所谓女性美德的宣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女性观的制约下形成的。浪漫主义是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的典型艺术风格。西方19世纪初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当时的女性作家的影响很明显，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抒发个人情感、歌颂大自然、描绘理想的比比皆是。 19世纪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视角和审美观对社会进行观察后，也对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女作家们也很关注合反映女性在社会现实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她们通过一部部作品在诉说19世纪妇女所受的痛苦遭遇和社会压力的同时，并开始大胆地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内心深层的感受进行描写。 三、20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 西方女性的权益在20世纪得到空前增强，西方各国的各国妇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利，并被允许进入几乎所有的就业领域。20世界是西方女性文学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她们通过书写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表达内心最深层的需求。20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创作与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结合。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表现个人与国家历史的关系的视野更加广阔，同时对女性从恋爱到婚姻再到生儿育女的生活道路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刻画。对于她们寻求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真正价值的矛盾心里的反映和刻画，也是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的显著特点。 20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对于女性经验方面的描写逐步进入到全方位的境界。有写女性作家把生育经验在作品中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她们通过生活细节的刻画以揭示女性生存的本质和意义。有的女作家的作品中直面女性对的本能需求，倡导女性不要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要有勇于追求自我的精神。 性别意识与文化意识的交融是20世纪西方女性文学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多元文化交汇和冲突是20世纪后期的文化特征。 女性作家对于文化特别的敏感性，使得她们对于文化的影响的感受更为深刻，因而能从自身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等方面更加细致和更加深刻地表达不同的女性经验。对不同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的体验是激发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背景的作家想象力的重要因素，她们的创作过程已经无法停留在单纯的文学创作层面，更是她们寻找身份和发现自我的历程。#p#分页标题#e#

摘要：本文结合外国建筑史教学内容、教学现状，指出外国建筑史教学中容易忽视历史文化背景介绍的问题，重申历史文化背景介绍是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建筑“灵魂”的关键，并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外国建筑史；历史文化；教学方法

Abstract: This article observes the contents and status of teachings of overseas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China, and notes the usual problem in the neglect of 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problem. By re-iterating tha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 is the key to appreci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spirit” of historic architecture, this essay proposes some proven education methodologies.

Keywords: Overseas Architectural History, Historic Culture, Teaching Methods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外国建筑史是建筑学专业的基础课，是引导学生认识、了解国外建筑的重要课程。历年教材基本采用按风格分阶段介绍的方式，以各国纪念性建筑为主要类型，以欧洲建筑为主干。章节以案例形式展开，围绕着四个“W”进行，即这是什么(What)，在什么时候(When)，在哪里(Where)，什么原因(Why)[ 卢永毅. 同济外国建筑史教学历程——访罗小未教授[J]. 时代建筑，2004（6）]，其中以What（即每一建筑案例的三度空间形式）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教材编排方式奠定了外建史教学的基础，使外建史的教学停留在有关静态“类型”和静态形态学认知的阶段，使整个建筑历史变为一种风格目录，那些优秀纪念性建筑被消解成各种不同的符号——平面、立面、柱子、檐口、山花、装饰、拱券……，被现象化成一套套没有时间的母题，学生们可以把这些符号和片段当成一种外衣来装扮他们的设计作品，但这种没有深刻理解形式叙述背后意涵和原因的借用，即便在公众中间产生出某种意义的联想，但作品本身依然是没有灵魂的拼贴。

当然，现行的外建史考虑了历史对建筑认知模式发展的影响，在每章节前有围绕着Why展开的历史简介，然而这种背景介绍主要聚焦于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关于宽泛，缺乏针对性。而真正的历史背景应该是对那些隐藏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建筑的平面、立面、装饰后面的深刻语意的历史文化诠释，是展现建筑与社会文化间互动的历史。如从原始时期一直到近代工业革命，纪念性建筑的类型大多与有关，它们更多的是与宗教变化、思想信仰变化、仪式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一种将信仰体验有形化、仪式化、叙述性表达的艺术。当时设计者试图让所有接近和走进建筑的人（无论是传道者、君王，还是信徒、民众）都寻找到“被感知到”的体验。这些体验进一步转化成表意性结构，这些结构就是那种被历代居民所理解、传承的，拥有灵魂的建筑模式。当然这些模式也反映了设计者和建设者们是怎样认识他们工作，并怎样将他们的工作理性化的。因此，不涉及变化、仪式变化以及与这些变化相对应的历史都难以使学生理解形式背后更深的内在，无法使学生触摸到影响那些国家居民灵魂的 “活”的力量。

因此，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此前的建筑以信仰类纪念性建筑为主），笔者更注意对各种文化世界图景、以及图景的介绍。因为当时的设计者想要为民众的信仰体验提供某种结构，使居民可以从中“阅读”出某种意象性，即在建筑中表述影响设计者和体验者的世界图景或图景，而这些影响着建筑平面、立面、装饰等的或世界图景才是建筑关键。

摘 要：外国文学在对国人学子陶冶性情、开阔眼界、提高精神文化追求、养成良好的世界观和全球意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本文追溯了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发展中的历史，探讨了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关键词：高中语文；外国文学；历史；现状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6-262-01

一、前言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语文教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的历史当中，它在教化世人、知识传承的同时，也将中华名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到广大的国人学子。伴随着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出现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外国文学作为国人学子学习和了解外国文化的窗口，逐渐地走进了我国的中学语文教学课堂。现如今，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不断融合，外国文学在对国人学子陶冶性情、开阔眼界、提高精神文化追求、养成良好的世界观和全球意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也日渐凸显。但是，由于我国长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等原因，现阶段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二、外国文学进入高中语文教学的历史

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全部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外国文学被大量引进中国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中学语文教材逐渐出现了体现“五四”新文化思想的白话文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最早的记录时192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套中学语文白话文教材，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屠格列夫的小说《航海》、托尔斯泰的小说《三问题》以及虎特的诗《缝衣曲》等四篇外国文学作品入选。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百八课》也选取了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语文教材中大多数都是政治宣传的文章，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鲜有出现。随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语文改革，将汉语和课文进行了分割，其中《语文》主要选取中国文学，而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高中汉语、文学教科书》中则选取了若干外国文学作品。到了1963年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其中外国文学作品的比例已经达到10%。之后随着的爆发，外国文学作品又一次被排除在语文教学之外。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以及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外国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被逐渐地重视，以巴尔扎克的《守财奴》、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莫泊桑的《项链》，以及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被选入中学语文教学，思想政治性成为了这个时期语文教材选取外国文学的首要评判标准。

Abstract:

America’shistoryofliteraturebeganwiththeswarminginofimmigrantswithdifferentbackgroundandcultures.Afterthat,AmericanliteraturehadbeengreatlyinfluencedbytheEuropeancultureforalongperiod.ItwasnotuntilAmerica’sindependence,didAmericansrealizedthattheyneednationalliteraturestrongly,andAmericanliteraturebegantodeveloped.TheCivilWarwasawatershedinthehistory,afterwhichAmericanliteratureenteredaperiodoffullblooming.Romantics,whichemphasizedindividualismandintuitionandTnscendentalismrepresentedbyEmersoncameoutintobeing.Thiswasanexcitingperiodinthe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Liketheflowersofspring,thereweresuddenlymanydifferentkindsofwritingatthesametime.TheyhavegivendepthandstrengthtoAmericanliterature,andacceleratedtheformingofHighRomantics.ButduetotheinfluenceofCivilWar,theAmericansocietywasinaturbulentsituation.Thewritingsaboutlocallife,criticalrealismandunveilingthedarksideofthesocietywereincreased.AfterTheFirstWorldWar,Americanswereatalosspostwar,andtheModernAmericanliteraturebegan.

Mypieceofpaperiswritteninchronologicalorderastheseperiodsdevelopedinordertohaveaclearoutlineofitsprogress.

Keywords:NationalLiterature,Romanism,Transcendentalism,LocalColor,Realism,Modernliterature

摘要：从殖民地时期起，欧洲殖民者和清教徒翻开了美国文学史的第一页。这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文学一直都受到欧洲文化的很大影响。一直到美国独立后，美国人强烈地感觉到了民族文学的需要，美国的民族文学开始发展。南北战争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分水岭，战后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产生了强调个性主义和直觉的早期浪漫主义，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文学。爱默生的时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文学变动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突出地给予了当时美国文学以深度和力量，也促进了罗曼主义高潮的来临。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社会动荡不安，这时的作品更注重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同时美国的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创作出许多带有本土色彩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一战后，美国人陷入战后的茫然，美国也开始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

我的论文随着这些时代的发展以时间顺序展开，以便对于美国文学史的产生和发展纲要能有一个清晰的条理。

关键词：民族文学，浪漫主义，超验主义，本土色彩，现实主义，现代文学

Americanisamulti-nationalcountry.Justlikeabigcontainer,whichputinvariouskindsofelements.Differentcultures,thatcannotonlybeco-existedbutalsoformasharpcontrast,mixedtogether,ItmakesAmericanliteraturestylehasaflavorofdistinctandvariousaestheticfeeling.Manywriterscomefromlowerlevel,whichmakesAmericanliteraturehastherichflavoroflifeandlocalcolor.Furthermore,manynewstylesofliteratureintheworldareorientedinAmericasince20thcentury.

一、对译后记或前言的处理

徐译有很长一篇《译后记》，对梭罗做了详尽介绍，涉及到他的出生、家乡、经历、朋友、著作、政治信仰和他的辞世，重点突出了他在瓦尔登湖畔进行的生活实验及其成果——《瓦尔登湖》。徐迟力图对梭罗进行全方位介绍，生怕遗漏半点信息。值得一提的是，徐迟还与读者分享了他的个人阅读体会：本书十分精深，不是一般的读物。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候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爱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去，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读书确乎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够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4]313徐迟似乎想通过后记现身说法向读者指明阅读此书的方法。许译书后附有一年表，年表长达14页，记录了梭罗的生平大事。戴译没有后记，却有一篇名为《致读者》的前言，十分简短，仅一页长。有关原作，只粗略谈及梭罗与《瓦尔登湖》在文坛上的地位及影响。与其说是在介绍原作，不如说是在为译作打广告。例如，戴欢说道：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在19世纪美国文化巨匠中，堪称一位“异人”……《瓦尔登湖》与《圣经》诸书一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塑造读者的25本书”。在当代美国，它是读者最多的散文经典……它也影响了托尔斯泰、圣雄甘地等人，从而改写了一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5]1为什么三位译者会对译后记或前言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呢？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门刚刚打开，长期生活在信息闭塞环境中的国人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有鉴于此，作为将《瓦尔登湖》译介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译者有必要对原作与原作者做详细介绍。从译后记不难看出，徐迟对目标读者的定位很准确，知道他们很少接触外国文学，要阅读《瓦尔登湖》这么一本旁征博引、蕴含超验主义哲思的著作必然会困难重重。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体会书中的深刻含义，有必要对读者加以指点，因此他事先给读者打好预防针，告诉他们阅读此书需要幽静的环境和淡泊的心地。当许崇信和戴欢翻译《瓦尔登湖》时，情形已大不一样。许崇信翻译此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改革开放已开展15年多，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相比徐迟的时代，读者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大有增长。因此，一般情况下，译者不必再向读者推荐欣赏一本外国著作的方法。而当戴欢翻译《瓦尔登湖》时，已是本世纪初，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更为密切。与徐译、许译重点介绍梭罗生平的做法不同，戴译凸显的是梭罗及其《瓦尔登湖》在文坛的地位及影响，试图吸引读者，这似归因于商业化对中国书市的影响以及戴欢在书籍市场营销行业的亲身经历。

二、对译本目录的处理

大致浏览一下三个译本的目录，就能发现戴译与其他两译差别很大。戴译的每一章都被划分为一些带标题的小节，这是原作以及其他两译都没有的。例如，第一章《简朴生活》（原作的“Economy”）就被划分为32小节，分别命名为《致本书的读者》，《无尽的苦役》，《人生的泥潭》，《经验不可恃》……戴欢本人在前言《致读者》中指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领略，我们在原有的各章内适当地提炼了新的标题。”[5]1这种做法可以视为对原作的改写，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戴译目录的与众不同不仅体现在小节划分上，它还体现在用词上。翻译目录时，徐迟和许崇信主要采用直译，而戴欢常采用意译。下表是三个译本中的一些章节标题。对比以上标题，可以看出徐译和许译比戴译更忠于原文，戴译常常透露出译者主体性。例如翻译“BakerFarm”时，前两位译者均采用音译法，分别译为“倍克田庄”和“贝克农场”，而戴欢却意译为“雨中田园”，这一意象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在目标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又如，戴欢将“TheBean-Field”译为“青青豆叶”，叠词通常透露出亲昵之情，此处也不例外，加上“青青”一词，译文能更好地传达梭罗对豆田的喜爱之情，此处增益可谓锦上添花。而他将“Economy”和“Solitude”译成“简朴生活”和“隐居林中”，也都抓住了原文精髓，可谓“得意忘形”。总体而言，戴译比前两译更灵活，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然而，前两译并不是机械式翻译，它们也不乏灵活之处。以翻译“BruteNeighbor”为例，直译应该是“禽兽邻居”，一个名词短语。徐迟和许崇信都摆脱了原结构的束缚，将其转换成“主语+谓语”结构——“禽兽为邻”。而此章重点是梭罗和他的动物邻居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非动物本身，“禽兽为邻”刚好表达了这层关系。戴译有时过于灵活，甚至可以说是随意，导致不少误译。将“TheVillage”译为“村民”就是误译。这一章主要讲述的是村子里发生的事情而不单单是村民们的事。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徐译和许译的“村子”。另一处误译是将“BruteNeighbors”译为“邻居：野性难驯”。如前文所述，这章强调的是梭罗和动物邻居间的和睦关系而非动物本身，戴欢却采用“主题+评论”的结构，突出了野生动物，忽略了梭罗。

三、对译本篇章段落的处理

上文提到戴欢将一章分成若干小节并辅以小标题的手法是对原作的改写，其实戴欢对原作的改写并不止于目录——而是贯穿全书。除将一章细分成若干小节外，戴欢还将一些段落分成若干小段，或是将一些段落组合为一大段。将长段分成若干小段在戴译中数不胜数。以第一章为例：戴欢将第二段截为两段；将第三段截为两段；将第十八段截为三段；将第二十段截为五段……把若干段落组合为一段的例子比较少，笔者只找到一处，戴译101页，第二段的第五句实际上是原作中下一段的开头（见原作第134页）。不管是分割还是组合，戴欢此举显然旨在使译文浅显易懂，提高译本在目标读者群中的可接受性。经他重组后基本上每一段都有一个独立的主题。例如，他将第一章的第二段分成两小段，而这两小段分别围绕不同话题展开。第一小段中，梭罗请求读者原谅自己暴露过多私事；第二小段中，梭罗为自己的写作特色——以第一人称说话——做辩护。如此划分有利于读者理清原作脉络。戴欢重组篇章段落的动机值得肯定，但有时他会犯错，结果事与愿违。其中一例出现在戴译第7页《所谓生活必需品》一节。这一节第四段，前两句在讲动物的生活必需品，第三句也是本段最后一句却在谈论人类的生活必需品。而下一段，即第五段，讲的还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其实，第四段的最后一句应归到第五段。对篇章段落的重组在戴译中显而易见。徐迟和许崇信有没有重组段落呢？笔者带着这个疑问仔细阅读后发现：徐迟丝毫没改变原作的篇章段落，而许崇信对此稍有修改，例如，他将原作42页的一长段分成了两段（见许译第453页），但其修改频率远低于戴译。对比三个译本的篇章段落后，不难发现——徐迟严格遵循原作的篇章段落结构，而其他两位译者均对此做了一些调整。戴欢有时甚至调整过度。从徐译，到许译，再到戴译，译者主体性日渐彰显，可以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观念的变化，译者对原作的处理因应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了一些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

四、对译本注释的处理

三个译本的区别还体现在对注释的不同处理方式上。徐译的所有注释均以脚注形式出现，印在被注释页底部。许译有少量脚注，但更多的是尾注，单独印在整本书最后几页，然而两者相加，总量也远少于徐译注释。而戴译，一个注释也没有。本文选取三例，略作说明。[例1]ThetwelvelaborsofHerculesweretriflingincomparisonwiththosewhichmyneighborshaveundertaken……[6]2(1)赫拉克勒斯③从事的十二个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一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③：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杀死纳米谷中的雄狮，九头兽，阿玛逊女王，三个身体的怪牛等。[4]2(2)赫拉克勒斯的12件苦差，和我邻居所做过的那些比较起来，简直是小事一桩，……[7]362(3)即使是希腊神话中的头号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受命从事的12件苦役，与我乡邻所承受的苦役相比，也是小菜一碟。……[5]2例1中，徐迟在注释中介绍了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使目标读者明白为何梭罗要比较他邻居从事的苦役和赫拉克勒斯的苦役。美国人大多都谙熟赫拉克勒斯的故事，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却是陌生的。有了这条注释，徐译能达到功能对等。许译没有注释，会让部分读者感到困惑。戴译加上修饰语“希腊神话中的头号大英雄”，巧妙地在正文中补充了徐译注释中的信息。[例2]ItissaidthatDeucalionandPyrrhacreatedmenbythrowingstonesovertheirheadsbehindthem:Indegenusdurumsumus,experiensquelaborum,Etdocumentadamusquasimusoriginenati.[6]3-4(1)据说，杜卡利盎和彼尔在创造人类时，是拿石头扔到背后去。①诗云：Indegenusdurumsumus,experiensquelaborum,Etdocumentadamusquasimusoriginenati.②①据希腊神话，洪水以后，世上只剩杜卡利盎和彼尔他们两个人，于是神示意他们把母亲的骨骼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他们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石头是母亲的骨骼，就照办了。每一块石头扔到背后都变成了人。②拉丁文，从此人成为坚硬物种而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什么来历。[4]4(2)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创造人类时是把石头从头顶扔向背后：Indegenusdurumsumus,experiensquelaborum,Etdocumentadamusquasimusoriginenati.人从此变成坚硬的物种，艰苦备尝，我们证明自己的渊源，来自何方。[7]363-364译文（327、16-18）引自沃尔特•雷利爵士著《世界史》。[7]1184(3)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奉神谕将石头从头顶抛在他们的身后，又创造出了人类，有诗为证：“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历尽千辛万苦，我们源自何处得以求证。”[5]3例2中，中国读者一般不知道杜卡利盎和彼尔的故事，阅读许译和戴译就不免觉得不知所云。徐译有脚注提供这一信息，就不存在这种问题。许译此处的注释是尾注，属文献注释——注明原文出处的注释。事实上，通读完三本译著，笔者发现，许译多为文献注释，而徐译多为内容注释——提供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信息的注释。[例3]Self-emancipationevenintheWestIndianprovincesofthefancyandimagination–whatWilberforceistheretobringthatabout?[6]5(1)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①来促进的呢。①威勃尔福司（WilliamWilberforce,1759—1833），在英国殖民地从事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4]6(2)甚至要在西印度诸省提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我解放——那么还需要威尔伯福斯*在那边去实现什么呢？*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1759—1833），英国政治家兼慈善家，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废除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译者注[7]366(3)即便在西印度的各州县中畅谈梦幻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上哪去找奴隶解放者威勃尔福司来推动此事呢？[6]5例3中，徐译和许译均提供了脚注介绍“Wilberforce”，而戴译在“威勃尔福司”前加上修饰语“奴隶解放者”，在正文中补充了其他两译的注释信息。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举三例。这些例子反映出三位译者处理注释的倾向：徐译最忠实于原文，试图保留原文风味，一有源语读者熟悉但目标读者陌生的信息，他就做脚注，且多为内容注释，补充目标读者不熟悉或者可能会感兴趣的信息。戴译最灵活，采取零注释法，个别情况下会采取增益手法，直接在正文中补充背景信息，但鉴于语言流畅等原因，不可能在正文中补全所有信息。许译的灵活度介于前两者之间，其注释远少于徐译，且多为文献注释。三位译者处理注释的方式截然不同，其原因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外国书籍、音乐、电影的涌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读者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对异域事物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因此，译者向读者补充背景知识的必要性在降低。

[摘 要]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宜处理好三组关系。从概念外延的角度，宜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即外国文学的边界问题，“外国文学”应指除中国外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角度，宜处理好“软和硬”的关系，即非考点知识和考点知识的关系，宜以“硬”为主，“软”、“硬”兼顾；从教学方法的角度，宜处理好“讲与练”的关系，目前教育环境中，宜正确理解“讲”的实用价值和人文价值，力争把课讲好、讲活、讲精彩。

[关键词]外国文学史 大与小 软与硬 讲与练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4-0091-02

外国文学史教学正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最直观地表现在对三组关系的处理上，即大与小的关系，软与硬的关系，讲与练的关系。对这三组关系的认识及处理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外国文学史教学的基本面貌和特色，有必要加以讨论。

一、大与小的关系

这是从概念的外延角度提出的一组关系。外国文学史中的“外国文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实践中，往往有“大”与“小”两种不同的理解。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取其“大”，即外国文学指的是除中国外所有国家及地区的文学。这种文学的“大”，用朱维之等人的话说是“一个无比宽广的知识领域和艺术宝库”。[1]“无比宽广”指的既是时间范畴，也是空间范畴，更是内容和形式的范畴。但事实上，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将外国文学这一概念纳入一个收缩的选择过程，这种收缩的选择过程体现一种渐进的“三突出”的特色，即在外国文学中突出西方文学，在西方文学中突出欧洲文学，在欧洲文学中突出18、19世纪文学。经过这样一种“三突出”的选择过程，外国文学这一概念的外延变小了，广义的“史”的教学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专题类的教学。这样的处理可能会带来三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教师的讲授不符合外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文学缺乏应有的尊重，与我们开设这门课程的主观意图不尽吻合；二是有意无意地呼应并强化“西方中心”的观念，对学生包括教师自身的思考、研究都有一定负面影响；三是与当今多元化审美的社会潮流相悖，难以展现外国文学应有的丰饶与深刻的价值，无法通过教学过程的示范性和实际影响培养学生对外国文学的完整理解。

这样的“收缩”及“突出”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当今教育体制对教学内容的限制。由于教学形式、课时及考核方式的制约，我们不得已将教学内容挤压到了“重点”、“考点”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也导致了概念的扭曲。例如，在实际教学中，我们经常会省略古代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中的若干内容，只取这两个章节的重点文学作品讲述，对其背后深厚的文化背景只是几句带过。然而，从时间跨度来说，这两个时期延续了上千年之久，从“史”的角度来说，无疑占据了极大的分量。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欧洲中世纪文学具有“崭新的和独特的人文精神特征”，[2]这种特征对文艺复兴的影响是全面而多元的。当今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到日本文学到中国的莫言，已经一次次证明了“边缘”向“主流”迈进的可能性。在教学中，我们也应培养学生国际化的视角，不能囿于几部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中，丧失了创新思考的能力。

因此，我们对这种教学概念“三突出”的选择过程应保持一定的理论自省，在“大”与“小”之间要加强研究，既要保持一定的针对性，突出重点，也要有适当的平衡性，兼收并蓄。

日前,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承办的“当代外国文学的历史书写与叙事格调”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社的二百余位外国文学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考据式的记录和言说相比,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书写更加艺术化、曲折化,并充满作者的情感和心理折射,很多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映照、构建着历史,并对当代历史进行追问和反思、丰富和校正。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以当代英美小说为例,从历史、记忆和创伤三方面论述了文学历史书写的基本格调与意义,指出文学的历史书写不仅彰显了语言的艺术魅力,还为历史披上了霓虹般的彩衣。当代英美小说的发展与理论界对历史书写的反思密不可分,文学理论界对文学叙事与历史再现的关注与探讨以及叙事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都为当代英美作家书写历史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注文学的历史书写,必然涉及到当代外国文学对历史的反思和阐释、文本中历史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以及历史与种族、身份、性别的关系等话题。对此与会者多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把文本置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探寻和阐释作家的政治诉求和历史意识。俄罗斯文学中素不缺乏历史情怀,如《日瓦戈医生》就书写和反思了二十世纪前期俄国历史,但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认为,它着重表现的不是历史真实本身,而是人物对历史事件的预感、反应、评说和联想,呈现出一种隐喻模式中的历史投影。南京大学董晓教授认为,苏联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有三种模式:一是作家以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历史,故对历史的文本阐释多半没有真实性;二是作家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历史的本质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三是作家以高度的主体意识,关注个人的命运悲剧,将历史解构为艺术思维的对象并充分陌生化,从而获得了对历史的哲理性体悟。山东大学申富英教授以《格列佛游记》《尤利西斯》《湿地》为例,论证了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认识的嬗变。

研讨会上,学者对当代叙事学理论的新成果、新动向、新概念进行了评介,把叙事学理论用于文本的解析和阐释中,探讨了叙事学理论对小说艺术的影响以及各个作家的独特风格。与会代表走出了叙事学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小说的误区,在运用叙事学理论解读诗歌和戏剧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中央民族大学郭英剑教授对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做了介绍。他认为当代叙事学已经有了真正的跨学科发展,未来无疑将会走向更加深入的跨学科合作。南京大学唐伟胜教授借用叙事学的“故事/话语”之分,解读目前在国内颇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家卡佛的作品。国际关系学院唐岫敏教授以威廉姆・L・安德鲁斯的《讲述自由的故事》为例,重点关注了美国黑人传记文学的叙事和阅读策略。安德鲁斯指出黑奴叙事长期以来受到歧视,大多由于白人读者的双重阅读策略使然,并提出正确的“创造性听证”和“语境法阅读”。他的这一认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启了运用多种后现论工具重新评价、审视和解读美国黑奴叙事的先河。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外国文学就以多姿多彩的面目呈现在中国读者、作家、学者面前,为中国文学蓬勃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料和启示。作家赵玫在《一个女人的精神生活》的发言中坦言,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回顾了伍尔夫的阅读和创作生涯,认为伍尔夫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意识流文学理论的建树使她有别于普鲁斯特、福克纳和乔伊斯等几位意识流作家。对文学传统的回顾与对理论的思考不仅有助于反思历史,更有助于展望未来。上海大学朱振武教授指出丹・布朗作品走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作者恢复了小说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布朗作品能引导读者思考关乎人类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问题。布朗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是:文学要尊重传统、要有文化品格、要有当下关怀以及作家要尊重读者。

当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忙于追逐各种理论,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囿于理论桎梏之时;当面对“理论枯竭”与“作者死了”的说法之时,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理论批评进行回顾与反思显得尤为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吴元迈研究员在肯定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骄人成绩的同时,重点剖析了对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存在与意识、历史与语境、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等一系列命题的错误认识。在回顾了什克洛夫斯基、托多洛夫、艾略特、希利斯・米勒等作家、理论家的文学反思之后,吴元迈呼吁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应走辩证整合的文学研究之路。

作者简介：管悦，中南大学12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

摘要：对外汉语教学虽为语言教学，但与其国家文化密不可分。来华留学生学习汉语会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重要突破口。因此，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导入和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必将对提升对外汉语教学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近年来，随着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赴华深造。其中多数学生选择以汉语言作为专业。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字词句学习和会话练习上，还应使其进一步了解汉语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其内在规律特点。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对汉语的表达方式和言语构成有着深远影响，所以要学习好汉语，深入理解汉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一、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始，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规模明显增加，目前已经成为国外学生的一种对外求流。其中中国古代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留学生而言，既博大精深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及哲理。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军事力量，科技力量，金融力量上的不断强大，这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和科研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学习的现象。只有当了解了一个国家过去的经历、兴衰胜败，一个国家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一个国家真实面貌，故此，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国际影响方面

语文这门学科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随着社会交流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西方文学作品也开始进入到了我国。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也开始出现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有效M行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也就成为语文教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外国文学作品教学的历史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中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教育问题。在清末民初阶段，中学语文教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新文化运动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被引入到中学语文教学中。民国时期第一套白话语文教材，就选录了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以及托尔斯泰的小说《三问题》等外国文学作品。但是随着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影响，语文教材中政治宣传类的文章不断地增多，这就使得外国文学作品在语文教材中鲜有出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语文教育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改革后的《语文》教材中，主要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主。在十年“”中，外国文学作品更是被排除到语文教教学之外。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西方文化不断被引入到中国，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外国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于是以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等一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开始进入到语文教材。所以在这一时期的语文教材中，思想政治性就成为选择外国文学的重要标准之一。

1996年――1999年，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在编选上也开始发生变化，比例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对于题材以及思想性等方面来说，也有突破。不仅从多方位出发来选择了不同时期及不同流派的作品，同时在教材上也为教师与学生提供出了不同版本的作品解读资料。在2000年以后，教育部开始大力推进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在此过程中，加大了外国文学作品的入选比例，同时在范围上也有了相应的增加，出现了欧美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同时东方各国文学作品也不断增多。可以说，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外国文学作品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充分表现出语文教学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态度。

二、外国文学作品教学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一）教学观念

通过调查发现，关于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入外国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较大争议。而且在评价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对外国文学的批判模式与审美观念往往是从阶级观念出发，用政治性与思想性来取代外国文学中的文学性。这样就直接影响到外国文学作品教学的教学理念。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也没有按照文学的教学规律以及审美模式来进行教学，依然带着政治思想来解读文学作品，从而对学生的思维模式等方面产生了影响。通过调查看到，现阶段的外国文学教学依然注重对语文知识与技能上的训练，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感受到其中的文学价值，体验不到文学的内涵。因此，针对这一现象，对于高中语文教学来说，就要及时更新教学理念，认识到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与人文性，让学生可以感受到作品中的情感与内涵，从而掌握好外国文学的形象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