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近年来，我国文艺理论逐渐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发展态势。所谓文论的边缘化，无非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文艺理论距文学本体越来越远，日益哲学化、思辨化；二是文艺理论越来越成为文论家自买自卖的东西，它被大众乃至许多创作者所冷待。有人认为，文论边缘化标示着我国我民开始务实，而不再耽于虚妄与空想。关于此论，笔者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文论是艺术哲学的一个子集。艺术哲学是以艺术活动的规律为其研究对象的。既然艺术哲学是以关注人的终极幸福为指向，那么，作为它的子集的文论，也同样具有这个特性。这样，如果说文论边缘化标示着人类务实的取向，其实就是说放弃对人类自身终极幸福的关怀是务实。这显然是谬论。所以，文论的边缘化并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文论的日益边缘化呢？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进行探视。

从宏观视角看，是由于文论的发展对于社会――文化大背景的相对滞后性造成的。所谓相对滞后，是指文论不能发挥其对创作实践、欣赏实践的指导功能，对于疏导听众的思绪有所隔膜。

在中国当代基本来说还没有成熟的文论。它的组成大致是几个外源：首先是那些舶来品。西方文论在二十世纪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而西方文论是在西方以工具理性为指导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们便于操作，便于展演，兼之这是位远道的和尚，故而一度十分得宠。只是，大家还须知道，远道的和尚，之所以人们说他会念经，无非是因为他的新法因其陌生而使听众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鲜的经义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在它获得移植、嫁接以获得生命之前，它只能是多余的东西，顶多只能做为我们的参照。时至今日关于套用西方文论指导中国人审美实践的局限，时人已颇有感觉。

当代文论的另一个债主是中国古代文论。自五四学衡派到当今国学派，不少先生奉古代文论为圭臬，推崇备至。又由于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使国人听起来熟悉亲切，故而因乡音颇重而时时有掌声可闻。只是古代文论是从古代文艺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而人们的审美感受由于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亦同样发生了嬗变。这样，古代文论与当代人的审美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具有直接对应性。以故标新，往往会落入刻舟求剑的尴尬。所以，古代文论所标举的一些美的境界、标准为越来越多的新人拒绝便是明证。

指导实践的理论要从实践中来，这是公认的知识学原则。应该承认，古代文论、现代文论、西方文论都包含着艺术哲学的一般性真理，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思想材料和方法上的借鉴。只是，引进借鉴和继承批判都不能取代到具体实践中去获得认识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论家要产生卓越的文论，首先，要求他有卓越的、时代性的文学观念。这就要求他的前提身份应该是艺术家，而不是知识家和翻译家。不端正这个认识，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有我们自己的文论。因为这样产生的文论只能是些假大空的无稽之谈，“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从微观视角看，文论系统自身也存在问题。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文论哲学化的走向上。文论哲学化，一方面，说明该学科正朝着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又有思辨化，脱离实际的倾向。只是，当代文论所表现出来的哲学化倾向，在包含了上述两重意思的同时，对于后者表现出更突出的倾斜。在这个倾斜的影响下，文论日益成为自系统，在思维中兜圈子。久而久之，必然走向贵族化，走向枯竭。

如果说由于文论哲学化造成的文论边缘化还部分地是由于文论自身思维特征的局限，那么，因文论操作方式导致的文论边缘化又提醒我们要检讨一下文论家们的文论操作实践。

论文关键词:文化研究　批判话语　大众文化

内容提要:文化研究理论自从它兴起之日起就以其理论反思与批判性介入等特点备受关注，并日渐发展成为今日西方学术的主流。本文对文化研究这一批判性话语进行讨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本质以及文化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语境化问题。

世纪之交，文化研究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各类研讨会和国际学术会议所讨论的热门话题。关于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在其发源地欧美学术界已蔚为壮观。9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社会一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不仅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而且对包括电视传媒、大众文化、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90年代中国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研究)之所以呈现许多新观点，文化研究理论与新的文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是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如何定义文化研究的问题，根据笔者所见资料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是试图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做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厘定其主要理论概念①;其二是对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 )、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指涉上做概念上的澄清。然而，无论是在文化研究颇为盛行的西方理论界或是在文化研究初见端倪的中国都没有对文化研究的定位达成共识。因为，在确立某一学科地位时，传统上依据的条件是:明确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研究发展史。西方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看来并不同时具备以上的条件，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分野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论相似，文化研究以跨学科(超学科)概念为理论武器，广纳百家.为其所用。换言之，文化研究并不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批判话语”。澳洲文化研究学者西蒙·丢林说:“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的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领域。在论及上述问题时，我国学者王宁做了如下论述:

除去其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外，文化研究还受惠于另几种文化哲学理论或方法论: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文化研究得以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当代社会生活和大众文化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文化研究者得以从语言的层面切入探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俗以及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语言层次分析;富科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则使论者们得以析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权力的主导作用.以及话语在知识与权力之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而文化唯物主义等人类学理论则使研究者得以探讨艺术的起源和文化资源的开发等问题。这几大理论源头汇集到一起就使得当代文化研究在西方蔚为大观。

因此，有人把文化研究说成是无所不包的当代文化的研究，也有人把文化研究称为“文化社会学”或研究文化。詹姆逊指出，“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也属志同道合的学科，关系十分密切，二者之间很难进行任何转换’。其他西方文化理论家的见解也不无启发。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约翰逊把文化研究描绘成一种动态过程，即“一种能够产生出明达知识的炼金术，若对其进行理论上或学科上的规范则势必束缚了它的手脚”。另一位文化批评家约翰·费斯克把文化研究的文化概念理解为既不是美学意义上也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内涵，而是强调其政治倾向性。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研究的对象并不是“高尚的”文化艺术品，或是启人心智，提高其精神文明程度的文化“经典之作”，而是如威廉姆斯所说的，文化即“人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群中的某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关注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大众文化。在这里，大众文化尤为重要，纳尔逊说，“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的人将不会真正理解文化研究的宏图大业”。文化研究经典理论家霍尔评论说，文化研究的标新立异之处就在于它的文化政治倾向或政治文化特征，这是文化研究的核心。

就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而言，文化研究理论均源自马克思主义学说，其政治旨趣与批判意识不言而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说他们的理论装备均来自马克思主义，不管他们把自己标榜成正宗的马克思主义(crude marxism)、后马克思主义还是话语马克思主义(rhetorical marxism)—即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语辞和模式而并不完全认同其理论诉求。英国文化研究理论的杰出代表伯明翰学派“最初是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它与英国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保持密切的思想联系……它将社会理论(特别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于文学的历史研究(雷蒙德·威廉姆斯是核心人物)”订霍尔认为，文化领域是意识形态较量的场所，在这里，“合作”与“反抗”并存，“文化霸权”时消时涨，文化研究并不是内部统一、浑然一体的理论系统，这一理论依然是尚未完全展现其全貌的话语世界(an unfolding discourse)。它的变数随着历史、政治和社会发展而会显现出来。在其理论层面则充满着争论、分歧和变化。他指出:

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由变化不定的形构组成的系统。它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执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争论中。

【摘要】法律文化理论是由梁治平提出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流行于中国法学界的一种法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这两本书中。但这一理论随后便沉寂了，本文将通过对于这一理论的介绍来分析评价其可取之处以及其缺陷，从而揭示这一理论衰落的原因，以及对于我们今后研究问题所带来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法律文化理论；传统法律文化；文化多样性

一、法律文化理论概述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界定

法律文化理论是由梁治平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法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流行的一种法学理论。正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梁治平的观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其具体内容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二阶段的主要观点见于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一书。这两个阶段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这两个阶段都是在对文化类型的分析比较这一共同的研究进路统领下的。

在这两个阶段之中，梁在第二阶段的研究没有第一阶段那么细致和深入，其整体内容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完整；同时，梁第二阶段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一阶段的研究相矛盾。综合以上两点，笔者认为：梁第一阶段的研究更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即法律文化理论。所以笔者在介绍法律文化理论时，只介绍第一阶段的内容。

这一理论最为经典的表述来自于梁治平在为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的中文版作序时所提到的一句话：“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因此，法律文化理论实质上来说是一种比较法律文化研究。

（二）研究法律文化理论的意义

一、语言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塑造文学作品的躯体，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离开彼此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的基础工具就是英语，其可以极具象征性及表达性地传达文学创造者的思维活动。通过文学创作者对英语进行提炼与加工之后，就能够表现出简洁、高雅、通俗、华丽等文体风格。由此可见，英语是一种极富独特性以及表现力的语言，能够在文学创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将其独特的思想内涵表现出来。但是，英语会因为地域环境、历史发展以及等因素，存在一些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的原因。二者在很多方面都表现除了一定的差异，例如在特有的俗语、谚语、典故等方面。

而这些不同所包含的深刻内涵是除了母语国家之外所不能贯彻理解和掌握的。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所以英式英语往往会因为文化传承以及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而表现出一定的“正宗”优势，但是这也同时会导致文学评论家们在使用英式英语的时候不能够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当然，这种在文化传承下形成的限制也是一种对传统尊敬，将英式英语久经历史沉淀的庄严与稳重完整的表现了出来。

虽然美式英语一定程度的将英式英语的大体继承了下来，但是也会因为地域、文化、制度等的影响造成美式英语变得更加具有革新性和叛逆性。还可能是因为美式英语的历史背景比较单薄，没有那么多思想上的限制，而且美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们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又表现的异常极端创新，尤其是在1930年之后，涌现出了各个流派的作家，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奖，使得美国文学体呈现出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同时影响了文学评论者们在英语应用时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正因为如此，美国文学评论相较于英国文学评论来说显得更加自由、创新。除此之外，美国文学评论极易激发文学创作者们的创作激情，使文学思潮得到进一步的开化，这就是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坛上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

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与美国文学评论不同的是，英国文学评论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挣脱之间挣扎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评论的创作手法从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转变到具有荒诞的特征，这都充分说明了在这个时期英国文学评论都是一直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打破间纠结与抗争的。但是，自20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家们开始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思考与审视，这就造成了英国文学评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界除了伊格尔顿TerryEagleto之外，再也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文学论家。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文学理论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文学思想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趋势是向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的方向进行的。并且英国文学评论与英国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和变化是与英国时代的变迁分不开的。

正因为有了文学的产生，才有了文学评论，所以说美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是与美国文学研究分不开的。并且美国文学受到其他文学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是殖民地国家。而其中对美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尽管美国文学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也具有其独特的个性。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在美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且最终结出了新的果实，不可避免的是其有着部分的“遗传基因”，但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极具特色的个体。当然，美国文学评论也和美国文学具有同样的特征，美国文学评论也受到了欧洲大陆文学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受到英国文学和印第安文学的影响，但是美国文学评论也在其中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总结

一、问题的由来

近些年来，有关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现象“失语”乃至面临“应用危机”问题的讨论抑或争论颇具广泛性。一时间众声喧哗，异声四起，种种不同的见解与阐释纷纷涌进这一研究领域，时下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

2004年9月，作家刘斯奋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是否还需要文学理论》的文章，可视为引起这一问题讨论乃至争论的一个重要背景。刘斯奋深感传统的文论体系对现时的文学创作已经“失语”，也就是说传统的文论体系对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已不能加以解释和发挥作用，作家们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已基本脱离了传统文论体系的规范，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且复杂多变的发展趋势，甚至受到市场经济的驱动或制约，这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实。刘斯奋认为：“市场经济已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并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产品生产领域，文学的核心价值――审美价值已经边缘化，代之膨胀起来的是媒体操作、网络文化及其视像形式表达。”①如此种种，便导致文学价值失范以及文学评论对创作实践的“失语”乃至传统文论体系濒临“应用危机”等问题的凸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拿来主义”甚嚣尘上，使大量的、有益和无益的、能用和不能用的西方文论全盘席卷而来，成为左右中国文论研究及文学创作走向的“巨无霸”。正鉴于这种思考和忧虑，所以，刘斯奋在认为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的同时，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现全新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文论体系，这个文论体系将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观念、方法、范畴和术语体系，从而重新发挥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②

刘斯奋的思考及其提出的问题，继而在文学界乃至学界较大范围内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或争论。在这场讨论和争论中，有关专家、学者虽然对刘斯奋所谓传统文论体系已经“瓦解”的说法不予苟同，甚至认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等，但对刘斯奋提出的建立一个新的文论体系的主张还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於可训认为：“‘瓦解’说过于言重了，但传统文论面对挑战是事实。当下的文学创作活动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外来理论的冲击也的确很嚣张。现有的文论体系作为一种历史形态还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许多陈旧、僵化的命题的确需要调整和更新。”③张志忠也认为：“如果说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某些文学命题已经“瓦解”倒可以接受，但不能说现行的所有的文论体系都‘瓦解’了，只能说一些僵化的、简陋的、庸俗的社会学的话语已被扬弃，但有的命题诸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问题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建立新的文论体系也的确势在必行，但要对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加以全面的总结和吸收，并要与其他相关学科保持互动关系。”④刘春青的看法与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多元化的文学创作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文论体系，建立这种文论体系既要全面吸收新的理论资源，又要全面总结新的文学经验，并加以透视，使之提升为新的理论形态。”⑤

2005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又集中刊登了钱钟文、钱竞、李春青等著名学者探讨文论问题的文章。钱钟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并认为“前苏联体系”的确已经“解体”，也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文论体系。可以说，诸如此类的争论此起彼伏，“莫衷一是”，一度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乃至“话语狂欢”的局面。尽管如此，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现行的文论体系受到怀疑乃至否定越来越具有广泛性，“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理论”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了文论研究领域的前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如何建立一个“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问题已迫在眉捷。虽然各种见解与阐释都有各自的理由，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论重建及其文学创作、高校文论教学等实际应用问题，目前仍然处于论争与探索之中。虽然有权威立言、有行政干预，却也于事无补。文论重建及其若干相关命题的研究，不能迷信权威及其依赖惯性思维，更反对行政干预，而重在尊重客观实际及其这一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要讲究科学性和实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蜕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以及传统观念及其具体命题需要注入什么样的新鲜血液乃至如何进行创新尝试等问题日益突出，所以进行文论重建及其若干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开拓，就显得尤为迫切。否则，现行的文论体系与当下呈复杂多元的文学创作现象严重脱节的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如此，不仅会影响文学的健康发展与繁荣，而且还会影响到研究领域乃至高校文科范畴这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教学方面的效果等。

二、“中国化”文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路径

探讨如何解决文论重建之“中国化”问题，不是一个简单乃至浅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同时也属于一个深度学术层面的问题。简单地说，构建一个“中国化”的文论体系，首先就要体现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根性以及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需要，也就是说能真正指导规范乃至解决当下中国化文学创作实践及其应用问题。所谓“中国化”的文论体系，就是要区别于那种“西方化”“外来化”和“唯马是瞻”的文论体系，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文情（文学创作实情）、学情（高校文论教学实情）诸因素来重建富有本民族文化特性、本民族精神特征以及中国当下文学创作应用所需的文论体系。显然，这种文论体系之所以要冠以“中国化”这个关键词，其用心就在于凸现对“中国化”文化元素的渗透与追求，同时也需要注入一定的“中国化”的哲学、美学、汉语言文学（文字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佐料”和谐匹配，尤其要深层次地体现本土化文化特征；既要符合中国文学创作实际，又要符合文论学科建设及其高校文论学科研究与教学实际，使之真正成为“国产”的文论体系，为我所用。因此强调“中国化”就是为了抵御那种过多非中国化文化元素的外来文论体系的“入侵”，使中国作家群体及其文学创作实践动辄处在一种非驴非马的超语境下的“信马由缰”。笔者不仅反对那种“唯马是瞻”的文论重建理念，而且坚决反对那种习性日益膨胀以致唯西方至上，动不动搬来一些吓唬人的东西作为看家本领的做法。

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对于“中国化”文论体系构成的资源的开发与探索。当下，有人认为文论重建的资源主要来自以下三个途径：一是全面总结和整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全新的文学创作经验和全新的、富有参照价值的文论研究成果；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中那些仍然富有生命力的、现代性的经典加以改造和继承；三是要有选择甚或有所批判地从西方文论中吸收某些具有全球语境效应的“全球通”文论精华。然而，就构建“中国化”文论体系而言，这三个资源开掘的途径或方向，也基本涵盖了“中国化”文论元素所在。三大资源的重中之重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的问题。尽管对于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问题的讨论已经比较热烈，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已屡见不鲜。但大多都属于一般性的讨论或论证，并没有给出能够实际实施的“工程图纸”或具体的明细表。不久前，笔者曾看到台湾学者黄维诺囊黄题为《以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文章，不禁为之击节叫好！黄维旁谡馄文章里所阐释的学术发现或学术观点，对我们构建“中国化”的文论体系之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他认为：“《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绝对是中国文论的经典。它论‘文’或文学之起源（‘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之作用（‘经纬区宇，弥纶彝宪’）、‘文’之分为情与采（相当于内容与形式）、‘文’之各种体裁和风格，它论‘比兴’，以至论批评之难以不偏不倚，论知音之难觅，如此等等，都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议题。一直到今天，仍历久而弥补。其体系性、恒久性，显而易见。”⑥当然，《文心雕龙》只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但《文心雕龙》应该是整个古代文论中的核心之核心，经典之经典，重新整合、转换《文心雕龙》，实现现代化抑或当下化，不会造成以偏概全、坐井观天的效果。还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黄维诺墓鄣阋踩匀皇粲谘术探讨，并非具有一锤定音的“中国化”效应。否则，当下一切文论重建方面“中国化”问题的探讨都是多余的了。有关《文心雕龙》与“中国化”文论体系构建的渊源以及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诸多问题，笔者有意另作选题加以表述，这里从略。

【摘要】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形态。与侧重于对具体文学现象进行解释、分析和评价的其它文学研究不同，文学理论所进行的文学研究是侧重于宏观性地对于文学的基本原理、文学研究的范畴、文学独立原则以及文学研究方法进行探究。不过，由于二十世纪平面文化的发展和文学含义的文化拓展，文学理论也逐步超越以形而上的理性思辨进行概念演绎和逻辑推导的学理价值追求；更多地着眼于从具体鲜活的文学活动中总结出一般性理论，并将之应用于文学研究、书写、欣赏等维度的实例分析中，从而体现出理论的实用品格。

【关键词】文学理论 学科 实用 品格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某种理性的论说[1]p29。由于文学活动是人的一种情感化、形象化的文化活动，而体现出人文活动的特点，作为对这种人文活动的研究，文学理论是对人自身的阅读心理机制、文学审美需求和诗性情感生活的透视与揭示，自然归属于人文学科。可是，对于文学的人文本性进行研究的学问不只是有文学理论，还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三者都是按照理论思维的规律来研究文学问题。因此，要充分认识文学理论的品格，就需要在这三者的关联和区别中去把握。

一、文学研究的三种理论样式

文学是最为集中地体现出人文性的文化现象。不同于普通读者对文学的阅读、欣赏，文学研究者们对于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展开，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维度，但主要可以概括为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三种理论形态。例如，对于法国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腐尸》而言，在诗歌欣赏的阅读视野里，普通读者多是感受一对恋人追忆他俩曾经遭遇一具腐烂尸体的情形：“爱人，想想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在凉夏的美丽的早晨：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恶的腐尸，在铺石子的床上横陈。” 这只是停留在文学感性经验的阅读事实层面。但是，在话语情境的文学批评中，读者超越生物性的视角所捕捉到的尸体镜像本身，综合运用理性思维的法则，洞察到人们对毫无现实功用的尸体的文化强迫和功能设定，即所谓“被……”。因此，能够获知“躲在岩石后面、露出愤怒的眼光望着我们的焦急的狗，它在等待机会，要从尸骸的身上再攫取一块剩下的肉”，就是使得尸体“被美食”。可见，审视《恶之花・腐尸》令人作呕的文学字面内容，显然不同于欣赏“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的颇具审美愉悦的感性画面，欣赏者们多是望其“恶”而出现审美感知障碍。文学感性欣赏的困难之处，正是对文学进行理性批评的场阈。文学批评家们从波德莱尔的人生阅历、书写经验、作品系列的内在关联中，分析、阐释和评判无限广阔丰富的、流动不居的文学新现象的实践中，解析@种新鲜的文学经验事实所表征的文学宝藏的秘密。可以说，这种所谓文学批评就是借助某种理论的引导和支持，开展一次前程未果的精神之旅，发挥审美想象力，运用理论原则来发掘文学新知。当然，文学批评是一种带有特殊性的科学活动，不同的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批评方法各不相同，形成了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学批评的方法自觉与追求。但是，他们总是从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信息中探寻一种普遍适用的批评话语，将文学欣赏的感性经验借助知性的形式传达出来，从而形成文学研究的理论样式之一。也有的研究者将波德莱尔的文学写作，与整个法国文学的传统甚至欧洲文学的历史传统进行对比，运用理论所提供的范畴、方法和评价标准来审视这些文学现象，以此来认识某个特定的文学秩序中的“波德莱尔现象”，总结出新的创造性的文学经验，提供蕴涵理论因子的批评成果，为引申、建构新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学理论提供现实依据和推动力。我们把对文学的这种研究称为文学史，这是文学研究的另一种理论样式。也有的文学研究者将他人对波德莱尔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上述两种理论经验，也就是将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本质特征、内在构成、功能机制、评价标准、发展趋势的理论抽象和概括，汇集为一种普适性的合理的逻辑体系，从而形成一种专门性的具有解释的有效性和理论的前瞻性的知识和学问，我们称之为文学理论，这是文学研究的第三种理论样式。文学是文化载体呈现出的人类所独具的想象、比拟、沉思、赋形的心智对象，是人类文化的智慧结晶。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正是由这种智慧文化而生发出来的三种典型的理论形态。

二、以性质分析判别文学研究

作为文学研究的三种理论形态，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在文学发展的古典时期出现过形态交叠而边界不清晰、理论发展而学科不独立、话语繁缛而体系不健全的情形。随着十九世纪以来学科自律化发展的趋势，对这三种理论形态进行区分也越来越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区分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性质分析。作为人文科学的性质分析，是指从质的方面分析人文对象。作为对文学研究之理论形态的性质分析，就是要准确地陈述每一种理论的知识话语，正确地把握每一种理论样式的特质。这就是要运用访问、观察和文献法收集资料，并依据主观的理解和定性分析进行研究，定性研究就是要将每一种文学研究都视为平等价值的意义行为，文学研究理论的构建都是在以文学为客体对象从而赋予文化意义的基础上共同展开研究的。所有文学研究的规则或知识及其产生过程，都是立足于鲜活而丰满的文化现象，而只是在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时；在对各种文学材料进行理论加工的过程中，所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论权重不同，但最终都能达到认识文学的文化本性、揭示文学内在规律的理论目标。

因此，要充分认识文学理论，就需要对其进行性质分析。这里所谓性质就是指文学理论区别于其它文学研究的特性，也就是文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与其他文学研究不同的根本属性。虽然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都要求把历史的、现实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和逻辑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文学史重在对在一定时间限度内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文学批评则不断地收集新的素材、新的经验，文学理论是依据美学的法则而建立的系统性的整体研究。

一、当代论证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2013年11月16日至 1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转型年代、青年与中国故事”在北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副院长吕品田、贾磊磊，《光明日报》副总编沈卫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陈飞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邵燕君，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常务副主任郭春林，《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复生，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海南、西安、哈尔滨、济南、重庆、宁夏等地的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批评家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的记者共计 70余人参加了论坛开幕式。开幕式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主持。

王能宪在致辞中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和王文章院长向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论坛的朋友们表示欢迎。他指出，文艺评论是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之间的中介与结合，青年文艺论坛的青年学者以他们深厚的学科基础和知识结构，介入对当前文艺作品与现象的评论，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方式。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这个全国性论坛能够持续举办下去，希望一代青年评论家能够在这里成长起来。接下来，沈卫星、白烨、陈飞龙、刘复生分别致辞。

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是在“青年文艺论坛”的基础上筹备、举办的。 2011年 6月，在王文章院长及院领导班子的鼎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组建了当代文艺批评中心，试图把理论与批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此后，马文所每月举办一期青年文艺论坛，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在京高校和文化学术机构的青年批评家与学者为主体，采用“专题发言 +圆桌讨论”的形式，对当前文艺领域带有时代症候性的新作品、新现象、新问题进行研讨，到2013年10月共计已举办 29期，赢得了评论界、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并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形成了一支文艺批评的青年队伍。

在开幕式之后的第一单元“新视野中的当代文艺批评”中，吕品田、贾磊磊、张颐武、邵燕君、陈福民、吴文科、陈剑澜、陈东捷等多名资深专家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我们应当建立文化自信，站在自身的文化立场上形成一套自己的话语。当前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现在文艺作品所表征出的问题，用原有的理论框架已经分析不了。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如果评论家按照原有的阐释框架对作品进行分析，这样的批评肯定是失效的。新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他们特别提出，希望青年文艺论坛能够建立一种真正的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体现中国自身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从而为中国文艺评论的发展和繁荣留下新的一页。

在接下来的一天半里，来自北京及其他各地的青年评论家和学者先后围绕“三十年中国故事新解读”和“文艺前沿与未来生长点”两个分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互动交流。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复生指出，评论家对社会生活要有一种“远景”，才能对当下的生活进行判断，支持文学写作的深层动力之一是作家所崇尚的社会理想；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乔焕江认为，文学媒体的网络化与数字化已经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我们需要对网络文学及其对文学生态的影响深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丽军着重分析了 “70后”作家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突围的方向；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副所长牛学智指出，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应该结合正在变化的时代问题，探索一种新的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方式；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图书评论》主编周志强主要分析了新世纪以来文艺作品中的伦理关系，探讨伦理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上的变化；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周展安和文化研究系的朱善杰，分别结合思想界及现实中的具体事件，探讨文艺与它们的联系以及 “公共性”问题；我院青年学者李云雷、孙佳山、王磊、崔柯、杨娟、关莉丽、张慧瑜、陈均、李雷、徐刚、李修建、李松睿等，也都在论坛上做了发言。

在闭幕式上，郭春林和祝东力做了总结发言。他们指出，这次论坛的总议题包含三个关键词“转型年代”、“青年”、“中国故事”，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转型年代指中国与世界正在面临的大变局，中国故事是对这个变局所做的主观叙述，而青年一代正是这个变局的亲历者，即将承担着历史主体的变革者的角色，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叙述的主体。

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预计今后将同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每年举办一届，逐步将之打造成全国青年文艺评论的常设机制和平台。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研究所所长

理论建设常常是在对理论自身的反思中艰难前行的。要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文艺理论，倡导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应成为学理创新和学术自觉的前提。因而，直面缺憾、认准坐标、建构学理便构成当代文论话语的三维空间。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不论是对于西方理论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当下文艺问题的热切关注，或者是古代文论的研究，2011年的文艺学研究都呈现出了新突破，表现出更加缜密的理性思考与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刻，研究的方法更为多元化，提出的观点也颇多创新与突破。本文试择取其中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逢建党九十周年，不论是学术会议还是论文报告，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予以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者特别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价值的挖掘。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而近期研究则侧重于挖掘英国文化批评与美国文化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如冯巍《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纬度》［1］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历史维度是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

李春青《中国文论中“文统”观念的文化渊源》［28］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趣味”的观点，从“贵族趣味”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统”生成的历史轨迹进行探讨。论文指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贵族趣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表现为身份意识与荣誉感，而精神层面表现为对“文”与“和”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与审美产生了直接的关联，为文统形成奠定基础，对于中国文艺思想史发展演变起着重要作用。洪越《结构分析:解读唐诗本事故事的一种方法》［29］采用研究口头文学时常用的结构分析，选取中晚唐诗本事故事中为数众多的“三角情”(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分析个案。认为唐本事故事主要以口头方式传播，真实性存在很大问题，不完全能够作为了解一个诗人性格和写作具体情景的史料。但这些故事却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晚唐，‘文化’有可能是或被想象是一种能够与政治权力对峙的资源。而这个‘文化资本’，既包括写诗和运用诗的能力，也包括人的情感能力”。本文从一个极小的研究点出发，进行细致而具体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八股文之价值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重视，研究也相对较多。如，陈才训《清代小说与八股文关系三论》［30］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八股文教育对于清代小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论文先是枚举了文康、李绿园、蒲松龄等清代小说家坚持“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以及小说所呈现出的“间杂以经史掌故话头”的语言特色，接着详细分析了小说家如何以八股思维与写作技法来创作小说。此外以徐述夔为例指出小说家除借诗词、小说以炫耀才学外，还存在着以八股自炫的心态。对清代小说与八股文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论析，揭示了八股文对小说文体的多维渗透。黄霖《＜西厢＞名句为题之八股文的文论价值》［31］深入挖掘了中国文论史上少有的八股“句论”(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作品中某一单句作专门的分析和批评)，这些对《西厢记》中一些名句进行解读的八股文章，对《西厢记》的写情主旨、情景创造等进行细致而精彩的论述，不仅文辞优美动人，而且分析细腻而有创见，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整体上看，一方面，2011年度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多元化，其视阈更加宽阔，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古今中外的融合会通;另一方面，创新性有所提升，不少论著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发展，不论是具体篇章的解读还是思想的阐发，都有了可喜的推进。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如何解决学科过度分化、学科壁垒森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已经成为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文艺学也在文化研究冲击下，不断打破学科分化，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冯黎明《文学研究如何走向体制化》［32］着重探讨了文学研究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分解式理性的作用下，从古典知识的整一性结构走向现代学科化知识，进而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获得了一个合法化地位。就英语世界来看，在古典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侧重于审美教育;在近代研究型大学时代，文学研究倡导“文学性”;而在现代multiversity时代，文学研究力主文化理论。

可以说文学研究至今没能够形成稳定的知识依据、思想资源、价值准则和阐释技术。就中国而言，则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癸卯学制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之路，上一世纪20、30年代大学课程设置确立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术方式，50年代院系调整文学研究成为政治伦理的一部分，失掉了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价值，80年代文学主体性讨论，在追求政治解放的情况下寻求文学的独立自主，90年代学术体制化，在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同时削弱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力。而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因其跨学科性才能大行其道。姚文放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33］中提出文化政治虽然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但却从来没有在学术理论中缺席，虽与社会政治一样关注权力问题，却侧重于文化方面。文化政治作为一种微观政治，更为关注具体、局部、感性的东西，而这正与文学理论不谋而合。由于文化政治的介入，晚近以来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后现代转折:从对总体性、全局性的“元问题”的思辨转向众多微细理论的交织;从逻辑性结构转向各种零散、示例性概念的集结;更为关注文学批评和文学解读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由此认为文学向文化政治转移是恰当的。文学理论的人文理想和终极关怀正是文化政治所追求的，而文化政治始终保持着一个文学的支点。关于文艺学研究的走向问题我们认为，文艺学研究不应该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材料堆积，跨学科只能将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将文化变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如何在“文学”与“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有效地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和考虑的理论问题，更是具体的研究实践问题。顾祖钊《文化诗学三题》提倡以文化诗学来应对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冲击。文化研究的盛行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但文化研究的“反诗意”性却只把文学作品当作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例子，因而兼顾文化与诗意批评的文化诗学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童庆炳《当前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35］一文以罗钢集十余年之力完成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学案研究为例，指出“学说的神话”必须破除，研究的方法必须革新，真正的学者需要一种持久坚韧的研究精神。在童庆炳看来，文艺学研究陷入了危机状态，摆脱危机的办法有两种，第一是密切文学理论与当下创作实际的联系;第二是静下心来，反思百年来文学理论走过的路。他认为，文案研究、学案研究是反思百年现代文学理论的结节点，现在进行这种研究正当其时，是目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趋势。对于日益凌空蹈虚的文艺学研究，这的确是一剂良方。文案研究、学案研究将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经验中汲取新的营养，使一些常谈常新的话题产生新的活力，使文艺理论研究切实地建筑在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之上，做到不浮躁、不大言欺人、不贩卖移植，真正具备“接地”或“及物”的理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