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权范文精选

建立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建立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践与思考税收执法权是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最主要的权力，正确行使和运用税收执法权，是推进依法治税的重要内容。那么，怎样才能确保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正确行使运用税收执法权呢？我们认为，除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其规范执法的自觉性外，还必须建立起对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可以说，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确保税收执法权正确行使和规范运作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县地税局在建立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机制方面，着力狠抓了以下几点：一、示权，强化社会监督力度。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只有将税收执法权置于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才能使权力的行使和运作趋于规范，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推行公开办税，实施“阳光作业”，还监督权于纳税人和人民群众。基于此，近年来，*县地税局投入五万余元，在县局和各基层单位设立了板面、公示栏、政策宣传栏、监督台，还在县电视台开办了《税苑之光》宣传栏目，公开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公开办税窗口职责范围和纳税人办理各项涉税事务的时限、步骤和方法；公开纳税人投诉部门和监督电话；公开“双定户”的定额标准、缴纳及违章处罚情况。同时，还将负责征收的税种范围、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服务的标准、时限，票证工本费收取标准、税务检查工作规范，税收政策法规咨询热线等进行公开，极大地增强了税收工作的透明度，从而把税收执法权行使和运行的全过程真正置于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让纳税人对执法依据、执法规程、执法结果了然于胸，杜绝了税收执法时的暗箱操作，使纳税人在缴“放心税”“明白税”的同时，也增强了税干执法时不越轨，不出格，不跨线的自律意识。此外，*县地税局还在社会各界聘请义务监督员，向人大、政协汇报工作情况，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查指导工作，把税收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外部监督体系。二、分权，强化内部制衡力度。针对以往征管过程中权力过于集中，容易滋生腐败的状况，*县地税局在税收执法权的分解和制衡上狠下功夫。一是深化征管改革，建立起分权制约的运行机制。按照建立征管新模式的要求，大力推行专业化管理，实行征、管、查“三分离”，推行稽查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使权力得到合理分解配置。同时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步伐，在各股室和各基层单位配备微机，用机器管税，靠计算机管人，使执法中的人为因素明显减少。二是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对每个岗位的执法权限、程序、要求及责任等依法进行严格界定和明确分解，做到分工到岗，责任到人，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职权范围十分清楚，对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监督什么，怎样监督，做到具体明确。三是进一步完善规范征管规程，要求税干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和规定程序，并处理好各个环节的衔接，使每个人、每个部门既明确整体工作的运行过程，也明确自己所涉及的具体程序，既明确本人、本部门承担的责任，也明确整体工作的衔接。经过努力，*县地税局使税收执法权得到有效分解，形成了权力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上下衔接、首尾贯通的运行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税务人员执法的随意性。三、制权，强化惩戒震慑力度。首先大力开展税收执法检查。一年来，*县局开展了全面执法检查、专项执法检查、专案执法检查、日常执法检查六次，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法偏差23起；其次进行执法监察，组织监察人员通过明查暗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发现的3起以税谋私、等问题进行了查处；第三，认真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绛县局班子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责罚相当、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不隐瞒、不护短，不包癖的态度，切实做到了真抓实干，真追实究，究责到位，对变通税收政策、违反规程、执法不到位和的税务人员共追究20余人次，经济追究1000余元，给予行政记过处分1人，从而有力地震慑了违纪者，保证了公正执法和严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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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45条对税收优先权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税收优先权制度是系统性很强的法律制度，《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过于简单，而且相关法律尚不完善，因而导致在实务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本文将针对实务中最易出现纷争的税收债权征管位序问题予以讨论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税收；税收优先权；《税收征管法》；受偿位序

当今社会，税收不仅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充当着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经济基础这一角色，重要的是它在调节收入分配、合理配置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等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离开了税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均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各国均重视对税务的征收和管理。然而，税款的征收意味着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剥夺，因而课税决不能由政府任意而为，必须以法律严格规范。

“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征税的权力，而不是限于同意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的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为了保证稳定、充足、高效的征税，各国税法设计了诸多法律制度，税收优先权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税收优先权是指当税收与其它债权同时存在时，且纳税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相关债务时，征税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按照法律规定排除某些债权，使税收优先受到清偿的权利。优先权是作为私法主体内容的民法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因此，税收优先权制度是具有浓厚公法色彩的税法向民法借鉴的结果。现大多学者认同“税收法律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公法之债，税收优先权是形成权”这一观点。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税收优先权效力的规定

（一）、《税收征管法》对税收债权受偿位序的规定

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的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税收征管法》对税收优先权有三个方面的规定：

1、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的债权。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同时对他人负有无担保的债务以及税收债务时，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的债权；但法律同时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也就意味着，在特殊情形下，被规定的债权即使未设担保，也可能优先于税收债权。如根据我国《海商法》第21条、22条的规定，海事请求债权即使未设定担保，就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有优先于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所欠税收优先受偿之权利。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确立了税收优先权，为税收优先权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的同时，也对国家税收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但是，有关税收优先权的法律规定，无论从法理上还是实际应用上都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针对我国法律设定税收优先权，根据现行法律对税收优先权的保障方式、存在的漏洞、法律冲突及其解决思路作简要的探讨，以期对进一步完善税收优先权法律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 税收优先权 法律保障 法律冲突 解决方式

一、税收优先权概述

（一）税收优先权的含义

所谓税收优先权，是指纳税人未缴纳的税款与其他债务同时存在，且其剩余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税收可以排除其他债权而优先受清偿的权利。一般情况下，税收优先仅仅是指优先于普通债权，如果税收优先权与其他同样可以优先受偿的权利同时存在时，清偿顺序则须有所区别。

（二）税收优先权的性质及其种类

1.税收优先权的性质。税收优先权的性质是先取特权，它是指法律赋予特种债权比一般债权甚至担保物权，先予从债务人的财产中取得清偿的权利。这种优先债权不能由当事人随意设定，必须由法律在有充分的令人信服的理由下规定，这就决定了先取特权必须是一种法定的债权上的优先权。《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税收优先权具有先取特权的特征，即税收优先权是附属于税收债之上的，它是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税收优先权的设立是为了保证税收之债的受偿，它以纳税人的全部财产为担保。

税收优先权具有物权性。税收在实质上是一种债权，其优先权应当是法定优先权；就标的物而言，民法之抵押权是以特定不动产和动产为客体，而法定优先权系存于债务人特定财产或全部财产之上，两者皆优先于一般债权，故具有对世效力，具有物权性，是一种独立的权利。

摘要：随着我国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问题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从公共经济学视角出发，对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存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探讨完善纳税人权利保护体系的对策。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 纳税人 权利保护

一、前言

随着经济发展，各国开始对纳税人权利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而纳税人合法权利保护也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虽然纳税人权利保护研究较多，但是很多研究者只进行了定性研究，却未对纳税人保护权利进行经济学分析。本文将从公共经济学角度出来，对现阶段纳税人权利保护进行深入研究。

二、公共经济学下纳税人权利保护存在问题

（一）税收立法方面

首先，从现阶段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立法来看，其立法中虽明确规定纳税承担着缴税义务，但纳税人权利保护相关的法律提及也较少。其次，在纳税人权益保护过程中，由于纳税人长期在分配理论与纳税义务影响下，导致纳税人在权利保护立法中的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高。再者，在税收立法中，纳税人未能真正参与其中。主要是受到分配理论与税收权利观念影响，导致纳税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义务纳税思想，而立法者则认为税收是一种分配形式，纳税人无需参与税收立法。

（二）税款征收方面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在税收之债的制度构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基于租税法律主义的要求，税捐债务在税法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即告发生。因此，只有满足税捐构成要件，才会发生税捐债务，此即所谓“构成要件合致性原则”。[1]由于税法侵权法的特性，必然要求税收构成要件必须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以使“国民对国家之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并可以预测”。[2]因此，有必要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加以考察。

一、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重新解读

（一）税收要素的传统学说的不足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学界亦称为税收要素或课税要素，是在实体的税收规范中，所规定产生税捐债务的各种抽象前提要件的整体而属于一项总括的概念。[3]它所解决的是税收之债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具体形成问题。学界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4]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税捐主体、税捐客体、税捐客体的归属、税基、税率。[5]此外，我国学者则提出了税法主体、征税客体、税目与计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环节、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税收要素。[6]

从税收之债的成立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对税收要素的概括仍有所不足。具体说来，纳税人仅仅代表了税收之债的一方当事人，即承担税款给付义务的税收之债的债务人，作为享有税款受领权利的税收之债的债权人则并未予以反应。尽管以税捐主体取代纳税人，足以弥补上述缺失，但由于征税客体仅仅表明税收之债所依存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或者可以作为各个税种相互区别的标志，却很难表征税收之债成立与否。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以商品和劳务为其征税对象，但单纯的商品或劳务的存在本身并不会产生增值税的税收债务，而仅仅在商品经销售或劳务经提供之后，税收债务才会现实的发生。税法上所规定的征税客体，仅仅限定了税收之债所指向的对象，而该对象只有与税收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相联系，才能现实的导致税收之债的发生。我国学者对税收要素的总结几乎囊括了对税收之债产生影响的所有要素。但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纳税环节所涉及的仅是征纳的程序问题，即如何以及何时履行债务的问题，并不影响实体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另外亦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措施也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7].但税收优惠措施仅在个别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存在，并非一般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而是特殊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税务争议本身即是针对税收债权债务发生的争议，并不最终决定税收之债的成立与消灭。而税收法律责任是在税收之债未被完全履行时由相关义务人所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是在税收之债成立之后发生的，也不会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二）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

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是否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进而成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之一，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与税收权力关系理论存在较大的分歧。基于税收权力关系说，认为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的满足并不成立税收债务，只有在税务机关具体核定税收之债的数额时，税收债务才现实的发生。这以奥托﹒梅耶为代表。基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之债于课税要件满足时成立。征税机关核定税额的行政处分，只是在于确定已成立的税收债务的具体金额，使得税收债务人能够现实的履行其义务。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只影响税收债权的行使而不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德国租税通则》第81条即认为税收债务在法律规定的租税要件充分时成立。为确保租税债务而必须确定税额的情形，不得阻隔该税收债务的成立。税收债务不以行政权的介入为前提。即为此说的代表。

两种学说争议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的介入是否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基于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债务的成立与否，只与法律的明文规定有关，而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以稽征机关的核课作为债务成立的前提，则稽征机关是否核课，何时核课都不可避免的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法律保留”即只是具文。更何况稽征机关的有限理性，更不可能于任何满足课税要件的事件发生时及时予以评价。税法要求“对相同的经济事实应以相同的评价”[8]，在评价时点的差异上亦必会影响各个债务人期限利益的取得。在课税处分被变更或暂时被撤消时，其债务的成立时间亦难以确定。[9]此外，纳税申报作为债务的履行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采用时，税额通过申报即可予以确定，过分强调税务机关的核定处分是没有意义的。核定处分和纳税申报只在于宣示已存在的债务数额，而非创立新的债务。因此，为确保成立税捐债权债务的法律效果对于一切税捐义务人均适用相同的基准时，而不受不同的税捐核定的时点的影响，应以法定的课税要素满足时为准[10].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不应成为税收要素的构成要件之一。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在税收之债的制度构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基于租税法律主义的要求，税捐债务在税法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即告发生。因此，只有满足税捐构成要件，才会发生税捐债务，此即所谓“构成要件合致性原则”。[1]由于税法侵权法的特性，必然要求税收构成要件必须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以使“国民对国家之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并可以预测”。[2]因此，有必要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加以考察。

一、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重新解读

（一）税收要素的传统学说的不足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学界亦称为税收要素或课税要素，是在实体的税收规范中，所规定产生税捐债务的各种抽象前提要件的整体而属于一项总括的概念。[3]它所解决的是税收之债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具体形成问题。学界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4]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税捐主体、税捐客体、税捐客体的归属、税基、税率。[5]此外，我国学者则提出了税法主体、征税客体、税目与计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环节、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税收要素。[6]

从税收之债的成立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对税收要素的概括仍有所不足。具体说来，纳税人仅仅代表了税收之债的一方当事人，即承担税款给付义务的税收之债的债务人，作为享有税款受领权利的税收之债的债权人则并未予以反应。尽管以税捐主体取代纳税人，足以弥补上述缺失，但由于征税客体仅仅表明税收之债所依存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或者可以作为各个税种相互区别的标志，却很难表征税收之债成立与否。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以商品和劳务为其征税对象，但单纯的商品或劳务的存在本身并不会产生增值税的税收债务，而仅仅在商品经销售或劳务经提供之后，税收债务才会现实的发生。税法上所规定的征税客体，仅仅限定了税收之债所指向的对象，而该对象只有与税收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相联系，才能现实的导致税收之债的发生。我国学者对税收要素的总结几乎囊括了对税收之债产生影响的所有要素。但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纳税环节所涉及的仅是征纳的程序问题，即如何以及何时履行债务的问题，并不影响实体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另外亦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措施也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7].但税收优惠措施仅在个别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存在，并非一般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而是特殊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税务争议本身即是针对税收债权债务发生的争议，并不最终决定税收之债的成立与消灭。而税收法律责任是在税收之债未被完全履行时由相关义务人所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是在税收之债成立之后发生的，也不会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二）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

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是否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进而成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之一，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与税收权力关系理论存在较大的分歧。基于税收权力关系说，认为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的满足并不成立税收债务，只有在税务机关具体核定税收之债的数额时，税收债务才现实的发生。这以奥托﹒梅耶为代表。基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之债于课税要件满足时成立。征税机关核定税额的行政处分，只是在于确定已成立的税收债务的具体金额，使得税收债务人能够现实的履行其义务。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只影响税收债权的行使而不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德国租税通则》第81条即认为税收债务在法律规定的租税要件充分时成立。为确保租税债务而必须确定税额的情形，不得阻隔该税收债务的成立。税收债务不以行政权的介入为前提。即为此说的代表。

两种学说争议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的介入是否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基于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债务的成立与否，只与法律的明文规定有关，而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以稽征机关的核课作为债务成立的前提，则稽征机关是否核课，何时核课都不可避免的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法律保留”即只是具文。更何况稽征机关的有限理性，更不可能于任何满足课税要件的事件发生时及时予以评价。税法要求“对相同的经济事实应以相同的评价”[8]，在评价时点的差异上亦必会影响各个债务人期限利益的取得。在课税处分被变更或暂时被撤消时，其债务的成立时间亦难以确定。[9]此外，纳税申报作为债务的履行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采用时，税额通过申报即可予以确定，过分强调税务机关的核定处分是没有意义的。核定处分和纳税申报只在于宣示已存在的债务数额，而非创立新的债务。因此，为确保成立税捐债权债务的法律效果对于一切税捐义务人均适用相同的基准时，而不受不同的税捐核定的时点的影响，应以法定的课税要素满足时为准[10].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不应成为税收要素的构成要件之一。

摘要：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在税收征纳活动中拥有的专属权力，是税法的基本范畴和核心内容。本文对征税职权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探讨了征税职权的十项内容；论述了征税优益权这一征税职权的保障条件；在对征税权限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征税权限的类型、征税权限争议及其解决，并就完善我国征税权限制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征税职权、税权、税法、建议

征税职权是税法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税法上的很多概念和范畴，如征税主体、征税行为、税收法律责任等都与征税职权密切相关。税法的一个基本使命就在于规范和保障征税主体合法、理性地行使征税职权，以使实体税收债务法的规定得到正确有效实施。

一、征税职权的界定与分析

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依法拥有的执行税法，对税收征纳事务进行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是国家征税权的转化形式，是征税机关在税收征纳过程中行使的“个案”征税权。征税职权在性质上属于税权范畴，是税权的下位概念，并且与税权的多义性和异质性相比较，征税职权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比较容易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征税职权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1.法定性。征税职权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征税主体行使征税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税收法定主义中依法稽征原则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征税职权的设定、调整、取消及其行使规则，都要由法律来规范，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28条、第29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2.权力服从性。征税职权虽然是由具体的征税主体来行使的，但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征税职权的行使具有命令与服从的隶属性质，征税决定由征税主体单方作出，不以纳税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3.专属性。一方面，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的一项公权力，纳税主体不享有。另一方面，征税职权的主体在根本上为国家，但国家不直接行使，而是由法律规定的专门的征税机关等来具体行使征税职权，即征税职权是征税主体专属的职务权限，不拥有法定征税职能的其他国家机关也不得行使征税职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税制改革逐渐兴起，我国的税制也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改革，对税务机关进行重新定位，建立了新的征纳关系。但由于“国家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义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税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已成为极富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本文通过我国纳税人权利概念的提出、发展现状、国内外纳税人权利的对比分析以及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

纳税人权利发展现状国内外对比分析意义

一、我国纳税人权利的提出

（一）纳税人权利的概念

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官网的定义，纳税人的权利是指纳税人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时，由法律确认、保障与尊重的权利和利益，以及当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纳税人所应获得的救助与补偿权利。按照我国现行税法规定，纳税人以及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主要包括十四项：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

（二）纳税人权利提出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税收法治的进展是否良好，国家财政收支的运行是否稳健，与纳税人的权利是否获得有效的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次是长期以来，中国在税收实践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纳税人只有纳税义务"的税收观念，严重地制约了中国依法治税的进程。最后，纳税人权利是税收法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纳税人权利已引起税收立法者日益广泛的关注。

（三）纳税人权利在我国的发展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在税收之债的制度构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基于租税法律主义的要求，税捐债务在税法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即告发生。因此，只有满足税捐构成要件，才会发生税捐债务，此即所谓“构成要件合致性原则”。[1]由于税法侵权法的特性，必然要求税收构成要件必须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以使“国民对国家之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并可以预测”。[2]因此，有必要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加以考察。

一、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重新解读

（一）税收要素的传统学说的不足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学界亦称为税收要素或课税要素，是在实体的税收规范中，所规定产生税捐债务的各种抽象前提要件的整体而属于一项总括的概念。[3]它所解决的是税收之债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具体形成问题。学界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4]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税捐主体、税捐客体、税捐客体的归属、税基、税率。[5]此外，我国学者则提出了税法主体、征税客体、税目与计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环节、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税收要素。[6]

从税收之债的成立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对税收要素的概括仍有所不足。具体说来，纳税人仅仅代表了税收之债的一方当事人，即承担税款给付义务的税收之债的债务人，作为享有税款受领权利的税收之债的债权人则并未予以反应。尽管以税捐主体取代纳税人，足以弥补上述缺失，但由于征税客体仅仅表明税收之债所依存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或者可以作为各个税种相互区别的标志，却很难表征税收之债成立与否。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以商品和劳务为其征税对象，但单纯的商品或劳务的存在本身并不会产生增值税的税收债务，而仅仅在商品经销售或劳务经提供之后，税收债务才会现实的发生。税法上所规定的征税客体，仅仅限定了税收之债所指向的对象，而该对象只有与税收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相联系，才能现实的导致税收之债的发生。我国学者对税收要素的总结几乎囊括了对税收之债产生影响的所有要素。但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纳税环节所涉及的仅是征纳的程序问题，即如何以及何时履行债务的问题，并不影响实体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另外亦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措施也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7].但税收优惠措施仅在个别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存在，并非一般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而是特殊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税务争议本身即是针对税收债权债务发生的争议，并不最终决定税收之债的成立与消灭。而税收法律责任是在税收之债未被完全履行时由相关义务人所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是在税收之债成立之后发生的，也不会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二）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

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是否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进而成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之一，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与税收权力关系理论存在较大的分歧。基于税收权力关系说，认为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的满足并不成立税收债务，只有在税务机关具体核定税收之债的数额时，税收债务才现实的发生。这以奥托﹒梅耶为代表。基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认为，税收之债于课税要件满足时成立。征税机关核定税额的行政处分，只是在于确定已成立的税收债务的具体金额，使得税收债务人能够现实的履行其义务。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只影响税收债权的行使而不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德国租税通则》第81条即认为税收债务在法律规定的租税要件充分时成立。为确保租税债务而必须确定税额的情形，不得阻隔该税收债务的成立。税收债务不以行政权的介入为前提。即为此说的代表。

两种学说争议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的介入是否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基于税收法律主义，税收债务的成立与否，只与法律的明文规定有关，而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以稽征机关的核课作为债务成立的前提，则稽征机关是否核课，何时核课都不可避免的影响税收债务的成立。“法律保留”即只是具文。更何况稽征机关的有限理性，更不可能于任何满足课税要件的事件发生时及时予以评价。税法要求“对相同的经济事实应以相同的评价”[8]，在评价时点的差异上亦必会影响各个债务人期限利益的取得。在课税处分被变更或暂时被撤消时，其债务的成立时间亦难以确定。[9]此外，纳税申报作为债务的履行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采用时，税额通过申报即可予以确定，过分强调税务机关的核定处分是没有意义的。核定处分和纳税申报只在于宣示已存在的债务数额，而非创立新的债务。因此，为确保成立税捐债权债务的法律效果对于一切税捐义务人均适用相同的基准时，而不受不同的税捐核定的时点的影响，应以法定的课税要素满足时为准[10].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不应成为税收要素的构成要件之一。

[摘 要] 税收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一般为人民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国家司法权，按照税收法律规定的程序，依职权处理与税收有关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行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着税收司法制度与世界标准接轨的问题，虽然税收司法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妨碍了中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 税收司法 独立性 税收司法保障

司法，本质上是一种法的适用行为，一般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和程序，行使国家司法权，具体的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各种案件的活动。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法律权威，落实立法意图和目的，排除法律运行中存在的障碍。按照我国司法机制对于司法机关职能分工的划分规定，刑事司法权的国家机构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司法机关包括行使国家审判权、检查及法律监督权利和司法行政管理权力的国家机构，即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狭义的司法机关仅指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由于税收司法的本身特性，本文中的司法机关采狭义概念，即司法权仅限于国家审判权，司法机关也仅指人民法院。

世贸组织原则上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建立起健全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增加税收征管与稽查的透明度，同时对我国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能力和普通民众纳税意识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如果不对中国现有的税收司法运作机制进行改革，中国的税收司法现状必然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在WTO协议框架内非但不能起到促进中国改革与开放的作用，反而会妨碍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情况，中国应当从建立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入手，首先,规范行政机关的税收执法行为，转变税务机关的执法理念，深化整个税务征管体制的改革。其次，要努力培养大众的纳税意识，尊重普通民众的纳税知情权，提高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的程度，保证国家税收的稳定增加，为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战略提供财政上的有力支持。

综合考察我国税收司法多年的运行情况，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司法缺乏独立性，税收司法机关受制约程度过高

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是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手段干扰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国的国有企业人员多，摊子大，经营效率比较低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同时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和运转对于地方政府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很多牵涉到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偷漏税案件上，各级行政机关往往会以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重，生存能力差，需要“特殊保护”作为理由替偷漏税国有企业向法院说情。

二、税收行政权力过大，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序和范围存在诸多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