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管理范文精选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收工作的灵魂。近年来，各级基层国税机关认真贯彻“依法治税，内外并举，重在治内，以内促外”的依法治税方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干部学法用法，建立健全岗责体系，加大评议考核力度，严格执法过错追究，进一步深化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了税收执法行为，大力推进了依法治税进程。但是，与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相比，基层国税在依法治税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热点、难点问题亟待解决，主要有：

一、税收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

不少基层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观念淡薄，法律优位、法律保留、权责统一、程序正当、比例原则等依法行政观念比较缺乏。有的税务执法人员头脑里“官本位”、“税老大”意识作祟，习惯于居高临下、随意执法，对法律上的约束感到不舒服，对依法治税很不情愿；有的受传统的法律是治民工具观的深刻影响，一味强调纳税人要依法纳税，却很少讲执法者也应依法征税，还有的基层国税干部认为凭经验、凭情理执法来得快、来得好，只重实体法，忽视程序法，不按法定程序办事，程序违法不算违法的思想还根深蒂固，个别甚至把执法权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通过这几年来南充国税系统发生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基层国税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告知未告知、执法程序顺序颠倒、引用法律依据错误或不引用法律依据、证据提取不充分、不按规定制作法律文书等执法违法行为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二、依法治税的刚性还不足

虽然新征管法赋予了国税机关较多行政执法手段，例如，税款征收权、税务管理权、税务检查权、行政处罚权、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等，但在实际执法中，执法的刚性还显得不足，不少执法手段形同虚设，依法打击力度不够，处罚执行难以到位。由于程序较为繁琐，基层国税机关为避免执法风险，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在实际中很少得到运用，对于欠税的追缴，眼光只盯着银行帐户上有没有钱，对于征管法赋予的代位权和撤销权还很少有效运用过。

三、行政执法水平和能力还不高

一是重视合法行政，忽视合理行政。这在行政处罚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根据税收征管法等规定，税务机关具有很大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基层国税机关在作出处罚时，通常对纳税人的违法情节、方法和手段、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查处后的认识态度等行政处罚裁量情节考虑较少，错误认为只要合法，处50％罚款还是5倍罚款都一样。此外，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处罚决定书中没有说明理由，不能让纳税人信服，给人的感觉带有明显的主观成分。二是对纳税人的参与权、知情权缺乏充分尊重。就目前而言，国税机关作出有关影响纳税人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基本上还不允许纳税人查阅有关案卷，个别税务执法人员对纳税人的核定税款、稽查补税异议不予以充分重视，或淡然视之，或轻描淡写，对纳税人的参与权、知情权缺乏充分尊重。三是回避权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根据征管法规定，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就目前税收实践来看，除了稽查告知了纳税人的回避权外，对于税款征收环节还很少告知纳税人回避权，纳税人还基本上不知道可以让税款核定人员、行政复议人员回避。四是税收执法缺乏诚实守信。表现在：对纳税人的同一行为，主管国税机关和稽查部门往往意见不一，相互打架，使纳税人难以适从;对于主管国税机关先前已经认可的行为，后来却以纠正错误为名予以，给纳税人出尔反尔的感觉，这种“秋后算帐”通常会给纳税人带来损失，而税务执法人员的责任却很少得到追究，从而影响了国税机关的诚信执法。例如，曾有这样一个真实案例，南充某县国税机关要对一纳税人的违法行为实施罚款行政处罚，纳税人在听证会上辨称，一年前国税机关曾对该违法行为指出过但未提出要罚款，一年后，国税机关决定对该同一违法行为实施罚款。纳税人认为，国税机关不能出尔反尔，应当讲求诚信，对先前的不处罚行为要负一定责任。五是基层执法应作为而不作为等现象普遍存在。当前基层税务分局人员较少，加之执法程序较为繁琐，取证困难，相当一部分税务干部存在畏难情绪，据调查，个别单位长达十年未采取过一项税收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个别分局两三年内无一件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案件。

四、税收执法监督还比较乏力

【内容提要】本文以为，中国税法研究现在仍然处于较低程度倘佯的状态，而底子理论研究珍视不够、研究要领尚显单一、研究职员知识布局差异理，以及缺乏可供发掘的理论资源等是造成这一效果的重要缘故原由。为此，首先应当增强税法学界的研究相助，发挥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的主体作用，议决研讨会、课题协作、创办《税法论丛》的情势促进中国税法研究的前进；其次应当重点作育税法学教学和科研的高级专门人才，珍视底子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为税法学的生长壮大夯实须要的底子；着末应当……

一、中国税法学研究掉队的成因分析

税法在现行执法体系中是一个分外的范畴，它不是按传统的调解对象的尺度分别出的单独部门法，而是一个综合范畴。此中，既有涉及国家底子干系的宪法性执法范例，又有深深浸透宏观调控精神的经济法内容，更包罗着大量的范例办理干系的行政规则；除此之外，税收犯法方面的治罪量刑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税款的掩护步骤还必须警惕民法的具体制度。因此，将税法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加以研究不光完全须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宪法学热衷于研究国家底子政治经济制度而无暇顾及税收举动的合宪性时，当经济法学致力于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而不克不及深入税法的制度筹划时，当行政法学也只注意最一样平常的行政举动、行政步骤、行政帮助原理而难以触及税法的特质时，将全部的与税收干系的执法范例聚集起来举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显得尤其重要。这样可以博采众家之专长，充实警惕干系部门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要领，使税法的体系和内容改正完备和富厚。

然而，当前我国税法学研究的现状是，主攻方向不明确，研究气力疏散，研究要领单一，学术底细不够，理论深度尤显短缺。经济学者只珍视税收制度中对屈从有庞大影响的内容，法学家们也只餍足于对现存端正服务论事的表明，税法在法学体系中底子上属于被人忘记的角落。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历程的深入，依法治税越来越成为人民日益体贴的现实标题。人们不光体贴税收举动的经济效果，更体贴怎样议决周到过细的执法步骤保证本身的正当职权不受侵陵。税法的成果不光在于保障当局正当使用职权，同时也在于以执法的情势对干系主体的举动举行束缚和监视，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运转，不至于侵占百姓的权利和优点。恰恰在后一点上，我国税法学的研究相当单薄。如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税收征管步骤优化筹划，纳税人权利的掩护等，都是我国财税法学研究亟待增强的地方。

所以，总体来说，中国税法学现在仍然在较低程度上倘佯。由于中国税法立法数目多，涉及面广，此中执法范例的内容还有一些与众差异的特性，所以人们委曲还能承袭税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执法部门而存在，不管在位阶上它是属于财政法、经济法抑或行政法；然而，就现状而言，中国税法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的确令人担心。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首先，应该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次，应该形成比力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再次，还应该孕育产生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着末，该学科应该具有富厚的、可待发掘的理论资源和辽阔的生长远景。比力这些要求，我们忸怩地发明，中国的税法学研究的确刚起步，用“稚子”一词举行形貌并不外分。由于历史的缘故原由，中国的法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月以后才进入当代法的再起和生永劫期。而此中税法学的研究更是晚了快要10年，从80年月中期才开始孕育产生和生长。（注：倘仅从时间上看，我国第一本专门的税法学著作应为1985年由时势出书社出书的、刘隆亨编著的《国际税法》，但一样平常以为，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书社出书的、刘隆亨所著：《中国税法概论》一书标志着我国税法学的形成。参见刘剑文：《中国税收立法研究》，载《经济法论丛》（第一卷），执法出书社2000年版，第82页。），不外，这虽然是中国税法学研究滞后的一个客观缘故原由，但是我们以为其并不够以表明全部征象。因历史缘故原由延伸的法学学科并非只有税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传统学科同样难逃恶运，但是它们现在却得到了欣欣向荣的生长。10年来法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范畴是行政法学，它的起步大概比税法学更晚。在20世纪90年月初的时间，行政法学还只是停顿在使用教科书对现行行政法举行表明的阶段，现在行政法学硕果累累，傲然屹立于法学之林。除此之外，还有情况法学等新兴学科的兴起和生长也都分析确历史缘故原由并不是中国税法学研究掉队于时期、掉队于其他学科的最重要缘故原由。我们以为，最重要的缘故原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税法底子理论研究珍视不够。税法学并不是不克不及够从事现行执法范例的表明事情，相反，办理税收立法、执法和执法历程中的现实标题是中国税法学的本分。税法的表明，既有利于执法自身的完满和生长，又有利于税法的普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同时也是每一个国家法制和法学生长史上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税法学者在到场税法运动的各个要害时应该有本身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纷歧定与立法者、执法者和执法者、以致遵法者的视角完全切合，这样才气保证它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价钱和意义。而且总体来说，税法学的视角应该比到场税法运动的其他任何人的视角更能驾御标题的实质。要铸造税法学这种与众差异的视察标题、分析标题息争决标题的思绪和要领，必须有赖于税法学底子理论研究的增强。只有税法学底子理论，才气将税法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光体贴在征纳历程中税款的盘算、税收优惠的水同等具体的标题，更会着意将本身置于整个国家执法体系的大情况中，体贴本身在执法体系的职位地方，体贴本身与别的执法部门怎样调和等；也只有税法底子理论才气够使税法内部生长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看法与看法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畛域明确。可以说，税法底子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税法学能否独顿时成为一门法学学科，也决定了税法学自身研究的希望和步骤。反观中国税法学界，有关底子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税法底子原则、税收底子法方面有一些先容性的叙述（注：这方面的成果重要有：刘隆亨等：《订定我国税收底子法应具备的特性》，《法学杂志》第1997年第1期；刘剑文、熊伟：《也谈税收底子法的订定》，《税务研究》1997年第5期；刘剑文：《西方税法底子原则及其对我国的警惕作用》，《法学品评》1996年第3期；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张宇润：《论税法底子原则的定位》，《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陈学东：《浅论税收底子法的调解对象》，《杨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李刚：《对税收底子法几个标题的相识》，《财经研究》1996年2期；华国庆：《订定我国税收底子法刍议》，《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郭勇平：《关于我国税收底子法中税收执法体系的立法思考》，《杨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徐志：《我国税收底子法之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1期。），税收执法干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注：这方面的成果重要有：刘剑文、李刚：《税收执法干系新论》，《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张登炎、侯绪庆：《论税收执法干系的组成要素》，《湖南税专学报》1995年第1期；何小平：《税收执法体系论要》，《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贺玉平：《论税收执法干系》，《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王玉成：《论税收执法干系主体之间执法职位地方的不屈等性》，《中心政法办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税法与别的执法部门的互动研究也只是在警惕民法债权制度方面有一些开端成果。（注：这方面的成果重要有：首闻：《略论纳税人的退还恳求权》，《法学品评》1997年第6期；张守文：《论税收的一样平常优先权》，《中外法学》1997年第5期；杨小强、彭明：《论税法与民法的交集》，《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杨小强：《论税法与私法的讨论》，《法学品评》1999年第6期；杨小强：《日当地方税法中的民法实用及开发》，《中心政法办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程信和、杨小强：《论税法上的他人责任》，《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费锦红：《试论税收优先权与抵押保证债权》，《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6期。）至于国内现在唯一的一本底子理论方面的专著，也只能当作是有关税收底子法的论文集，其内部的体系还有待完满，且总体来说，说理尚不够透彻，受税收实务部门草拟的《税收底子法（草案）》所定框架的影响过大。（注：参见涂龙力、王鸿邈主编：《税收底子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书社1998年版。）但不管怎样，这些成果终究对中国税法底子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较好的树模作用，有助于中国税法学的理性成熟。（注：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税收经济学者团结本身的专业也在存眷税法学的前进，并取得了令人称许的效果。此中有代表性的这样善达等著：《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书社1997年版；许建国等编著：《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书社1995年版。）

摘要:税收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在借鉴国外经验和保持本土国情的基础上,应尽快解决我国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困境,完成税法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税法,司法化,现代性

一、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困境

税收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1]税收司法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有关税收案件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解决税收利益纷争,给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个人(集体)提供最公正权威的保障和救济现代性理论倡导“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2],它必然体现出对每一个平等的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的切实关怀只有赋关怀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司法运作之中,纳税人才能对此获得真切的体认,并最终形成对税收司法公正的真诚信仰和对税收法治的尊崇

然而,我国税法司法化面临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1.税法司法审判不足,限制了司法权在税法领域作用的发挥因为我国的税收司法活动由公检法部门来完成,缺乏专业的税务司法法庭,办案效率低下;税务部门行政强制执行的时效性和公检法部门强制执行的准确性存在较大的反差:税务部门强制执行比较简便灵活迅速,时效性强;公检法部门由于缺乏专业性,其执法的准确性及时效性相对较差,很难保证税务部门申请的涉税事件得到迅速有效地处理

2.税法司法审查的范围偏小税法的侵权性使其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它要求税款的征收要征得纳税人的同意,由此需要强调税收立法的高层次性,但是我国税收立法的行政化以及限制司法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审查使司法对税收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很难得到发挥

3.纳税人知情权的司法救济力度弱化司法设置了以公力为后盾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税收司法作为纳税人权利的最后救济手段发挥着终局的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纳税人处于弱势地位,征纳双方地位不平等的事实和观念长期存在,使得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往往只停留在理论的理想化状态,这与法的现代性要求相去甚远,因为现代法是权利之法已经是现代各法治国家的共识但我国在义务本位至上的氛围中,只有强化纳税人权利的司法救济力度,才能达到契约精神要求的纳税人权利义务对等

依法治税作为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税收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既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也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如何正确认识、严格坚持和大力推进依法治税，是各级税务机关和广大税务人员应该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践的重大课题。

一、观念为先——着眼于牢固树立依法治税观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进依法治税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着眼于树立依法治税观念。目前，在依法治税工作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从领导层来讲，有些领导干部对依法治税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法治观念淡薄，人治思想严重，仍习惯于传统管理和依“长官意志”办事，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少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权力滥用等问题；有些领导干部对依法治税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面对财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和税收计划任务的左右，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干扰，显得望而却步、裹足不前、不敢作为。从执法者来说，有些人头脑里“官本位”、“税老大”意识作祟，习惯于居高临下、随意执法，对法律上的约束感到不舒服，对依法治税很不情愿；有些人受传统的法律是治民工具观的深刻影响，一味强调纳税人要依法纳税，却很少讲执法者也应依法征税，甚至有的把执法权变为自己随心所欲的工具。就纳税人而言，有些是依法纳税观念不强，受自身利益驱使，千方百计欠、偷、骗、抗税，致使国家税款严重流失；有些人虽然依法纳税观念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意识在不断增强，但由于“后顾之忧”，即使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多数也不敢诉诸法律予以维护。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统一和提高思想认识。从理论上讲，税收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同时也决定了依法治税在税收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从实践来看，依法治税是正确处理征纳矛盾的根本方法和唯一途径。这一主要矛盾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充分表明，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永恒的主题。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指导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统揽税收工作全局的根本指针，也是衡量税收工作的主要标准。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各级税务机关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并主要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在组织收入思想指导下，税务机关任务观念很强，相对法制意识却较淡薄，大都将主要精力放在调剂税收余缺，确保税收的平稳增长上，出现了收入形势好的时期和好的地方有税不收、放宽减免、执法偏松、对偷税逃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收入形势不好的时期和地方挖地三尺、严罚、甚至出现收“过头税”、寅吃卯粮、乱征乱罚的情况。这不仅造成税收执法上的时期性和地域性差异，而且给依法治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确立依法治税中心论，主要用是否做到了依法治税来考核税收工作的绩效。实际上，税务机关只要抓好了依法治税，使纳税人自觉依法纳税、税务人员做到依法征税，税收收入自然会达到及时足额、应收尽收。并且其他各项工作也因找准了努力方向而迎刃而解。税务机关应始终坚持依法治税为本，如果仍一味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无疑将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二、机制为本——致力于建立依法治税的监督制约机制

推进依法治税，根本在于建立科学有效的依法治税运行机制。过去在税收工作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偷逃税现象严重等问题，之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真正相互制衡的、完善的依法治税监督制约机制。

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为基点的。任何一项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其他权力的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就会产生，甚至导致腐败。这些年来，执法随意、执法违法、执法腐败等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其重要原因就是对其缺乏有效的监督，缺少一个全方面、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制约机制。目前，在税务系统内部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并且多是事后监督，这种游离于税收执法过程之外的监督，从机制上讲很不健全，从实践中看也不十分有效。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应当深入到税收执法权行使过程中与其同步运行。为此，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建立税收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进行事前监督

一、当前税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税源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在当前税源管理过程中，单一地以实现税收的多少将纳税人划分为重点税源和非重点税源，工作重心侧重于重点税源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重点户、非重点税源、某些行业、某些区域及工作环节的管理，造成税源管理“头重脚轻”，征管基础薄弱，给一些蓄意偷逃税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传统的税源管理手段相继取消而丧失，而新的信息管理手段又未到位，基层税务干部普遍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有的被动地等待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寄希望于省局为他们提供“一步到位”的办法和手段。虽然近些年加大了信息化的建设，实现了征管业务流程微机管理，但目前税源管理系统只能完成一些基本的统计工作，对税源的状况不能运用大量的信息数据库进行调研、分析和预测。此外，还建立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税源监控网络和管理监控机制，纳税人生产经营信息传递渠道单一、滞后。

问题二：税源管理机构职能“缺位”。在新一论征管改革中，随着征、管、查分离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税务专管员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由“管户”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管事”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情税”和“关系税”，有利于税务系统的廉政建设，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两少一多”现象：税收管理员下户调查研究的少了，对纳税人的经营情况、缴税情况及税收结构进行认真分析的少了，依靠纳税户自行申报来掌握税源、指导征收的多了。如申报不实，出了偷漏税问题则由稽查部门去处理。这样一来，在税源的管理上便出现了“空档”，管事与管户在相当程度上脱了节。由于征、管、查之间始终处于变动磨合的状态，未达到统一和规范，税源管理的职能存在“缺位”现象。办税大厅征收人员不再下户，就表征税，被动接受纳税人的申报资料，并不能主动收集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税源变动情况；基层分局（所）的税收管理员对税源控管乏力，由过去的专管员下厂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变成了远离企业、坐看报表的静态管理，对辖区内的税源底数不清，户籍不明，造成大户管不细、小户漏管多，“疏于管理、责任淡化"的问题凸现。

问题三：部门协调配合不得力。从外部来看，涉及税源管理最紧密的工商、国税、银行、质监、土管、城建、地税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更谈不上信息高度共享。从内部来看，征、管、查三部门、机关科（股）室之间、上级局与下级局之间在强化税源管理方面还存在工作脱节，协调配合不畅，没有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的良性税源管理机制，适应现代税源管理的监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问题四：税源管理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在税源管理过程中，困扰基层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征管力量不足，城乡税源管理人力资源分配不合理，存在基层税源少、人员多，而城区或重点税源单位税收任务重、人员少；机关管理人员多、一线税源管理人员少等不合理现象。基层税源管理人员应付事务性工作繁重，很难集中精力开展税源控管，以致对纳税人的信息掌握不全。同时存在部分地区税收管理员制度落实不到位，税收管理员日常工作存在任务不明、目标不清、考核不到位的问题。税收管理员业务水平参次不齐，适应现代税收征管的工作能力和税收执法水平不高，工作缺乏主动，不能很好地履行工作职责。

问题五：经济出现多元化，增加了税源管理的难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接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主体跨国家、跨地区、跨行业相互渗透，长期并存，使纳税主体呈现多元化；混合经济、网上交易、资产重组等加剧，使征税对象呈现多元化；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多样性，使其收入来源也呈多元化，增加了纳税环节确认难度，税源监管的复杂性与日俱增。而税务机关对这些变化的应对措施相对滞后，使税源管理工作陷于被动。

二、加强税源管理的建议

今年，省局把税源管理作为三大重点工作之一，提得高度可见，重要性之强。要全面提高税源控管水平，必须改变传统的监控思维模式，树立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理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通过人机结合强化对税源的管理和监控。

第一条为了加强中央税收收入的财政监督和管理，规范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对中央税收收入的监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及中编办批复的《财政部驻各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职能配置、机构没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中央税收收入包括中央固定收人中的税收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分享收入中属中央的税收收入。

第三条专员办对中央税收收入实施监督管理，要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对中央税收收入征收、入库、划分、留解、退付等信息的监测和分析，建立对中央税收收入的全过程监控机制。

第四条专员办要加强对中央税收收入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健全制度，明确责任，依法行政、依法监督。

第五条专员办要与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及税务、海关等中央税收征管部门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或每半年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协调工作，沟通情况，研究中央税收收入征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第六条专员办要组织辖区内的中央税收收入征收部门和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开展对账工作。各专员办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制发<中央预算收入对账办法>的通知》[（93）财预字第145号]的规定，结合本单位及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税务部门、海关和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制定本地区中央税收收入对账办法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专员办及各有关部门对收入对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提出建议，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专员办在对账中发现中央税收收入入库级次、科目、入库金额和人库比例错误等问题，要以公函等形式通知出现差错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办理更正；有关部门和单位有异议的，由专员办上报财政部处理。

第八条各省级税务部门每月（季、年）要将有关税收收入完成情况及说明材料抄送当地专员办；各直属海关每月（季、年）要将上报海关总署的有关收入完成情况及说明材料抄送当地专员办；人民银行国库分金库每月（季、年）要将当期中央预算收入汇总报表及辖属各中心支库的中央预算收入报表抄送当地专员办。

近些年来，税收工作虽得到加强，但税收法治还不甚理想。偷、漏、欠税还普遍存在，越权处理税收政策、擅自减免税仍未能制止，抗税、围攻甚至殴打税务干部的情况仍有发生。造成这种不能法治的原因也很多，除众所周知的诸如纳税人法制观念不强，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只顾地方利益以权代法，税法本身还不完善，税务机构的设置和税务干部队伍现状不适应工作需要等外，还有两种不可忽视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超额完成税收收入任务掩盖了不依法纳税的严重问题。许多年来，我们在对一个地区的税收工作作出评价时，往往偏重于完成收入任务，只要完成收入任务就好，至于是不是按税法规定把应收的都收起来，就不去或不愿过问。有的地方甚至只准完成，不让超收，把应收的税想方设法留给企业、留在地方。这种情况的存在，表面上看是个财政体制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即把组织财政收入看作是税收的唯一的职能作用。组织财政收入是税收的基本属性，因此也是基本职能，这是对的。但在现阶段经济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尤为重要。衡量税收工作的好坏，首先要看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看依法治税治的怎样？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削弱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基本职能作用。因为税收的基本职能，主要靠中央在税收立法时，即开征什么税，向谁征、征多少，从宏观上来考虑和发挥。税制本身包括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两个方面作用，调节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依法治税，就同时完成了国家调节经济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任务。

另一种倾向是越权处理税收政策，以权代法。"变通处理"，被认为是反映了执法上的灵活性。由此而提出是"权"大还是"法"大？以法治税有没有灵活性等问题。权大于法是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有它的历史原因，但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由于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在不断发展，情况在不断变化。社会的发展，情况的变化，引起党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是必然的。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要由法定机关按法定程序进行，有一个过程，不可能随着党和国家的政策变化而立即变化。所以，法律的实施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灵活地实施。税法也是这样，应该也必须有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所谓变通也不是某个人说了算。

近年来，不必讳言，确有这样的情况：出于种种原因，税务机关抵制不住当地党政领导对税收的干预，执行税法时左顾右盼。这种执法的不坚定性应当受到指责，但党政领导干预税收影响执法的情况更应制止。中央三令五申，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不得自行下达与税法相抵触的文件和指示，正是为了维护税法的统一性，制止这种随意变通税收政策的行为。但为什么各地变通的事情仍不断发生？禁不能止，总是有它的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上级领导部门对这种做法所持的否定态度，仅限于软弱无力的指责，致使变通的做法流行起来，被说成是执法的灵活性，这对依法治税的破坏性很大。由于我们的新税制尚不十分完备，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有利于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或解决纳税人的临时困难，税收上给予一定的照顾是需要的，但这种照顾仍然要以税法为依据。因为税法中规定了税收管理权限，必须在权限内行事。只有拥有税法赋予这种管理权力的机关才能有这种灵活性。离开管理权限讲灵活，超越权限作变通，应被认为是一种违犯税法的行为。要不然，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宽严不一，税负不平，税法的统一性、严肃性被破坏，还谈什么以法治税，又怎能有效地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二

税收和物质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国家需要，与纳税人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即国家与纳税人在征税、纳税上所表现的利益分配的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主要方面，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制订税法，对纳税人进行强制性的征收；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次要方面，则是纳税人必须遵照税法，把应纳的税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家。

税收的矛盾性决定了税收法治的关键在执法的一方，因此，税收法治的重任落在执法的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肩上。执法机关怎样执法，关系着税收能不能法治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执行法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四个方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四个方面，紧密联系，互为作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有法必依，有法必依首先要有法可依。但重要的环节是违法必究。

[论文关键词]税法现代性现代性问题

[论文摘要]这个世纪我国法学界最为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就是法的“现代性”问题。税法的现代性问题也不例外。

一、法的现代性因素

法的现代性具体指法的转型,即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应的、法的现代特征不断增加的过程。对于法的现代性因素，即现代法律的特征，有规范性、普遍性、利导性、强制性等等。博登海默认为现代法具明确性、普遍性、自治性、稳定性、确定性和变动性等特征。上述几个方面的法的现代性因素，其实质是韦伯所指的理性化，即法的现代性就是法的理性化。“形式合理性所描述的是合理化过程的形式，实质合理性附加了一些限制这一过程的固定内容。现代社会剔除了这些固定内容，而留下的则是一个可以仅仅根据其形式加以描述的生活过程。”由此可见，法律的现代性特征表明，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张扬。法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变成自在自为的主体的过程。

二、我国税法的现代性表现

首先，现代税法确立了税法主体的普遍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指制度应“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税法主体的个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辉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简化为“人”这一高度划一的类存在。“他不知道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企业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体，只是人，而且它视这种人为绝对自由的人。”

其次，税法的开放性，让纳税人真实感受到国家征税的“取之与民、用之与民”，同时也便于公众监督。同时，现代税法以自足性惟其制度之现代性表现，自足性是现代社会对制度构成的一个重要诉求。

总起来看，我国税法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税法的现代性因素的生成或注入过程，其推动力来自对社会契约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参考和借鉴，并以此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促使其向现代嬗变、革新，最终完成传统税法向现代税法的转变，全面实现税法的现代性。

一、法定管理是税源管理的法律依据

(一)税收法治是税源管理的法理基础

现代税收发展告诉我们,税收法治是现代税收活动的基本规律之一,有税必有法,法是税收活动得以有效运行的依托。税收法治要求一切税收事宜必须由法律规范和调整,法律在税收活动中具有至高的权威,而且税收法律必须得到正确、完整执行。税源管理作为动态的、综合性税收征管活动,是执行税法的重要活动之一,是把税收法律法规从文本文件转变为实践活动,实现法律规范要求和目的的一系列法律行为和措施,自然要遵循法律法规规定的方法、步骤和时间、顺序。所谓“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就是要把法的精神、法的原则、法的原理、法的要求等贯穿到所有税收活动的始终,把法律规范作为税收活动的依据和衡量税收活动优劣的最高准则。税源管理是税收管理的重要基础,要求税务机关既要把税收法律法规作为管理依据,又要作为评价管理质量和效率的标准。

(二)税源管理是处理征纳关系的重要依托

税务机关与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关系,税收活动的主要内容都包含在这一关系中,而税收征纳关系的产生、变化及其消灭又集中在税源管理活动之中。国家依法授予税务机关一系列税收行政管理职权,也赋予纳税主体保护自己权益的许多权利,并同时要求双方及时、准确地依法履行义务。按照征纳双方在启动这一关系时所起作用的不同,可以将这一关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税务机关依职权启动征纳双方法律关系。税收法律事实一旦存在,税务机关就必须依法行使税收征收管理职权,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纳税主体只能首先服从或履行义务。故把这一层法律关系模式表述为“权力──义务”关系。在这一关系模式中,征纳双方的权力义务是不对等的,实际地位也是不平等的,税务机关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其职权行为一经做出就自然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纳税主体不得自行抗拒或否定,如有异议,也要首先履行,再行救济措施。同时,税务机关也不能不经法定程序就否定自己的职权行为。因为职权是“权力和义务”的合成体,不得随意处置。这是法律根据社会经济管理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是税收法定题中之义。二是纳税主体依权启动的征纳双方法律关系。法律法规赋予纳税主体许多权利,如延期申报权、延期缴纳税款权、减免税申请权、退税申请权、发票申购权、申请行政许可权、申请国家赔偿权、检举权、要求行政听证权,等等。纳税主体根据这些权利,依法申请或要求税务机关履行某种行为,以保护和获得某种权益,从而启动征纳双方法律关系。税务机关依纳税主体的申请或要求作出的法律行为,表面上是应对纳税主体“权利”的“义务”,实质上仍是法律法规授予税务机关的“执法权力”。纳税主体的申请或要求并不必然产生它所希望的法律结果,还要受到税务机关依法审查的制约。因此,我们把这一层法律关系称为“权利──权力”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尽管纳税主体权利的实现要受到税务机关权力的制约,但是纳税主体仍处于主动地位,并与税务机关保持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且也制约和监督着税务机关权力的行使。在征纳双方的这两层关系的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依法治事”与“依法治权”紧密结合的特点,“治事”中有“治权”,“治权”中有“治事”。税务机关要及时、准确依法处理这两层关系,必须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准则,税源管理就是税务机关掌握纳税人依法纳税事实和纳税能力动态的具体手段,是税务机关正确处理征纳关系的平台和依托,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依法正确处理征纳关系中履行法定职责。

(三)税源管理是税务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

职权法定、权责统一是所有行政机关行使公共权力、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是法定的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授权的组织,其权限要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越权无效,而且行使公共权力必须遵循法律程序。因此,行政机关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权责统一。权责统一是权利义务关系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具体体现。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权力,而对国家来说则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也叫职责,即执法权力同时也是执法责任,权力与责任对等。这是权责统一内涵之一。行政机关的职权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在行使和处理时与公民私权不同。公民的权利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国家机关或是法律授权的组织的职权则不同,其实质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和责任,只能依法行使,而不能放弃;放弃职权,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就是不履行义务,就是消极不作为,就是失职乃至渎职,就应依法追究责任。所以,权责统一的另一层涵义就是,国家机关或是法律授权的组织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这是权责统一内涵最直观的表现。法律对行政权力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让违法或不当行政者依法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法律责任,促使行政者坚持依法办事。总之,职权法定、权责统一是行政权力、行政行为、行政责任三者逻辑关系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定机关,必须依法履行税收征收管理职责,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加强税源管理是税务机关实施税收征收管理活动的重要方式和基础,是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必尽的法律义务。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管理员制度》对税源管理的职责进一步确认、细化,理清了税源管理的岗位职责, 明确了税源管理的法律责任,细化了税源管理的方法和措施,为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依法履行税源管理职责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二、税基管理是税源管理的实体依据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只是在一些税种的规定中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保因素。下面拟就环境税立法中的主要问题谈谈我们的几点思考。

一、“环境税”的征税客体和法定名称问题

环境税是旨在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国家税收，环境税应该是我国整个税种体系中一个独立的税种，其法律地位是与流转税、所得税等税种等同的。在环境税法定名称的寻找上，可否作如下考虑：

1.“环境税”：它是以环境中的物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环境税”的内容广泛，可看作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下面还可分为污染物税、环境能源税、环境资源税、环境关税等。而且，每一个名称下面还可再分，如污染物税可分为噪声税、垃圾税、二氧化碳税、硫税、有毒化学品税等。上面提及的环境资源税，也可称为生态环境税。

2.“环境污染税”：它以特定行为为征税对象，任何单位和个人造成环境污染和公害的行为，可以确定为征税客体。这些环境污染行为包括向环境排放废水、废气、废热、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物质等行为。环境污染税的计税依据是所排放污染物的浓度或总量。这个名称还可以有另外的叫法，如称为环境保护税，不过这是从狭义上来解释的，它的课税客体不包括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

3.“环境消费税”：以消耗某种环境资源为征税对象，如美国对消耗臭氧的化学制品征税等。我国现行消费税虽然将鞭炮、焰火、汽油、摩托车和小汽车等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纳入课征范围，而且对小汽车按照排气量大小确定差别税率，这在控制污染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未能对含铅和无铅汽油、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的车辆加以区别，降低了税收对控制污染行为的作用。笔者提议的环境消费税，消耗的环境资源不仅仅包括汽油，还应包括天然气、煤、焦炭、重油、臭氧等等。具体范围可由税法确定。环境消费税在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环节征收。

4.“环境资源税”：它以开发、使用、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作为课税对象。其名下有：“开采税”、“开发税”、“采伐税”、“土壤保护税”等。其纳税主体是开发、利用土地、森林、草地、水、矿产、地热、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计税依据由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的程度共同确定，对不可再生、本国稀缺的自然资源可以课以重税。以行为作为课税对象的环境资源税，可以冠名为生态环境补偿税，或叫生态环境税。

环境资源税也可设计为以物为课税对象，名称包括化学燃料税、水资源税、矿产资源税、森林资源税和草原资源税等，主要体现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