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论文范文精选

一、扩大中日贸易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来说都非常重要，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双赢，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也使优化双边贸易结构。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二、中日两国贸易现状

1.双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

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中可知：中日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只有8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073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3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200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了2367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将近增长了12%，连续9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1980以来，中日两边的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开始贸易增长速度有所缓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12.4%、11.9%。这其中不乏因为全球或地区经济动荡、政治关系多变、国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增长曲线中的断点和增长趋势的不连续。

2.中日两国贸易统计上的不平衡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分别对中日贸易额的统计数据表明，中方和日方对中日贸易的统计数据严重不平衡。90年代以来，对日贸易收支除少数年份外都是逆差。而日本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巨额的逆差。例如，2000年中国统计的对日贸易收支为1.4亿美元的顺差，而日本的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247.4亿美元的逆差。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美贸易现状；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一、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二、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一、世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现状分析

产业内贸易是在一个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同一个产业部门的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产业内贸易具有双向性、多样化、消费的互相替代性、要素的投入、生产过程与方法的相似性、同类产品的相互交换等。20世纪中叶以后，第三次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大大促进了使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由产业间和垂直型变化为产业内和水平型，不断促使国际贸易由产业间的贸易转变为产业内贸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工业化国家在产业内贸易中占整个贸易比例呈现增加的态势，如1970—1980间，澳大利亚、美国、法国分别增加了5．4%、1．4%、3．6%;当然，伴随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内贸易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的国家也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制定相关政策，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产业内贸易发展。

(一)世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分析

纵观世界贸易的发展，经历了从产业间贸易，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区域化分工的进一步提升和细化，面对市场的消费需求，在产业内贸易，推进了同质和不同质产品发展，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对于发达国家，在战后不断升级了产业结构，为世界经中心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影响和决定了在产业内贸易中的主导。近年来，在制成品贸易中，据世界银行相关统计，发达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如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图1所示，国外一些发达国家2012年的年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角色中处于边缘地位，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产业政策，大力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从世界产业内贸易纵向时间序列看，一些工业化国家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都呈现增加态势。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不断提高了人民收入水平，积极加强了与国外的联系，增强了对外贸易，也增加了产业内贸易发展，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亚洲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德国、俄国、英国，北美达是美国和加拿大，非洲较少。近年来，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进步，与法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大多是亚洲国家，欧盟、北美较少。在制成品贸易中，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和德国，产业内贸易有一定发展，但未居于主导地位。

(三)产业内贸易动因分析

本文根据研究视角，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收入水平分析产业内贸易动因。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国际贸易、技术转让和国际资本流动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与此同时,国家间、地区间的竞争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的趋势,随着竞争的加剧,战后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的WTO制度本身的缺陷越发明显,尤其是本世纪金融危机以来,各种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应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新贸易保护。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FTA美国337条款社会责任壁垒贸易救济

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经选择,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一对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面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对外竞争时必须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选择经济发展的原则往往取决于多个因素,如一个国家或地区自身的发展水平、自身与外界的相互关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选择往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修正,在竞争中不断升级、完善。

相对于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贸易保护主义更关注外界因素对自身的消极影响,其主要是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作为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上世纪末期,新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保护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商品经济的范畴,通过绿色壁垒、社会责任壁垒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达到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进而保护本国就业,维持本国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既有竞争加剧、经济理论发展的推动,也有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护的相互交织必然贯穿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后危机时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作为自上世纪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延续和升级,一方面保留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一、后危机时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所谓的后危机时代,一方面是区别于暂时已经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反复随时可能出现,因此,此阶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对之前新贸易保护方式的延续和精细化。具体而言,有如下特征:

1.实施主体的全球性和区域性

一方面,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有所变化,世界各国和地区由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着世界各国和地区,通常一国对他国采取保护贸易措施,会引起他国“报复”,这样一来会引发贸易保护“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新贸易保护向双边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纷纷利用双边协调和FTA,区城性经济集团,集团成员国内要素自由流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构筑贸易壁垒,以此保护成员国的市场,提高整体竞争力,共同应对外部国家的报复行为。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区城化的趋势。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中国迄今共加入了9个自贸协定,同时,官方和民间机构也在不断推动更多FTA的构建。

摘要：巴西与中国同为“金砖四国”成员，巴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迅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态势是其成为发展中大国的重要资本。中国和巴西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然而双边贸易发展并不平衡，我国一直呈现贸易逆差。从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包括对贸易结合度指数、商品集中度指数以及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中巴两国进出口商品特点不同，在出口商品种类上中巴双方的互补大于竞争。这为我国发挥自身产品优势，有计划地加大对巴贸易出口提供了可能。我国应在对巴贸易中做出更准确的市场判断，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进出口策略，充分挖掘两国贸易合作的潜力。

关键词：巴西；中巴贸易；贸易结合度；显示性比较优势

一、中巴贸易的快速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和巴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各有特色。从20世纪90年代起，两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稳步发展。巴西成为中国在拉美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于2009年4月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巴于1993年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稳定增长。1993年，双边贸易额仅10.55亿美元，到2000年，双方贸易总额翻番，上升到28.45亿美元；之后又以加速的态势猛增至2008年的48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0中巴间的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平稳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巴西也在逐步摆脱经济危机困扰的情况下，步入经济增长周期。在此背景下，中巴经贸关系不仅持续增长，而且呈现直线上升的增长态势。

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逆差。2001年以来，中对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其原因一是和巴西货币大幅贬值有关，贬值后其出口竞争力增强，进口相应下降；二是反映了中国对巴西产品的需求加大，巴西出口也更加有赖于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三是同巴西的贸易保护较为严重有直接关系，巴西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反倾销措施已成为双边贸易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中巴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分析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巴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一般来讲，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能够反映双方产品供求，尤其是产品需求的状况，而把握这一点对于调整国家对外贸易产品、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进出口策略至关重要。我们将用结合度指数分析中国和巴西进出口贸易的结合紧密程度，用集中度指数分析两国各自出口的重点产品类别，最后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比较中巴两国不同类商品，并得出结论。

1双边贸易结合度分析

本文作者：解春艳朱红根工作单位：江西农业大学

（一）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分析从图1可知，200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为395．22亿美元，随着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该年双边贸易总额增加到547．81亿美元，其后随着2004年实施的“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的《货物贸易协议》以及2007年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2007年达到了2025．33亿美元，但由于受2008年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相比于2008年有所下降。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地位来看，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呈波动性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8．33％上升至2009年的9．65％。图1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统计得到（二）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结构分析从图2可知，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从2000年的173．41亿美元增加至2008年的1143．17亿美元，增长了5．59倍，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2009年有所下降，为1062．57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额占中国对外总出口额的比重呈稳步上升，由2000年的6．96％上升至2009年的8．84％。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来看，2000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仅为221．81亿美元，2008年则增加到1170．03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4．27倍。从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例来看，从2000年的9．85％逐年递增至2003年的11．47％，其后4年呈相对平稳状态，到2008年有所下降。图2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及所占比例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统计得到（三）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区域差异分析从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区域差异来看（见表1），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与中国双边贸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并且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与这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特别是2004年后增加幅度较大。其次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量相对较少。缅甸、柬埔寨、文莱和老挝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量较小，但今后的双边贸易潜力较大。

（一）理论假设基于国内外学者将引力模型应用于贸易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对影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相关因素进行理论假设：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启动以来，经历了十年的发展，在这十年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签署了各项贸易协议，这些贸易协议的实施所带来的关税降低及市场开放等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将长期促进双边贸易。但标志性的贸易协议有3项，分别为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4年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和签订《货物贸易协议》及2007年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本文用这3个标志性贸易协议的签订来度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化程度，并假设每项贸易协议的签订对双边贸易都有正影响。2．经济规模。本文采用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一国的GDP总量反应了该国的经济规模总量以及该国的进口需求能力和出口供给能力，进而影响双边贸易流量，并且GDP越大，贸易流量也越大。本文假设经济规模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3．人口数量。一国的人口数量越多，意味着该国国内的需求越多，当国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则需要从国外进口来弥补无法满足的需求。本文假设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4．地理距离。一般指两国的经济中心或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本文选取的地理距离是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两国之间的距离决定了贸易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时间成本的大小，这些成本从而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增长。本文假设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5．科学技术水平。一国科学技术水平越高，越能促进生产力提高，越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该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国际贸易活动更为活跃。本文采用计算机拥有率作为衡量该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指标，并假设计算机拥有率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正影响。6．文化距离。一般情况下，如果两国的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则意味着两国的文化距离越近，一国出口到另一国的商品越容易被接受，两国间的贸易流量也就越多。本文采用共同语言，即贸易对象国是否使用华语作为衡量两国文化距离的指标，并假设存在共同语言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7．共同边界。如果两国拥有共同边界，一方面可降低运输成本、时间成本等；另一方面意味着两国存在共通的文化区域，相互之间交流更便利，贸易更快捷。本文假设共同边界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8．优惠贸易区。保护性贸易政策是构成国际贸易的巨大壁垒，而当两国同属于一个优惠贸易区时，由于各种壁垒的消除或削弱，区域内各国的贸易能够在一定程度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会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对贸易规模的扩张有积极影响。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同处于亚洲，且同是发展中国家，因此本文采用是否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一共同自由贸易区作为衡量优惠贸易区的虚拟变量，并假设该变量对双边贸易有正影响。（二）模型构建本文基于引力模型中的Linnermann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和修正，建立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变量的扩展的引力模型，其形式可以表示为：1nXijt＝β0＋β11n（YitYjt）＋β21n（PitPjt）＋β31n（Disij）＋β41n（Comjt）＋β5（Lanij）＋β6（Borij）＋β7（APECij）＋β8（Policy1）＋β9（Policy2）＋β10（Pol－icy3）＋μij其中，Xi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双边贸易额；YitYjt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经济规模乘积；PiPj表示在t年i国与j国的人口数量乘积；Disij表示i国与j国首都的直线距离；Comjt表示在t年j国的科学技术水平；Lanij为文化距离变量；Borij为共同边界变量，APECij为优惠贸易区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分别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重要变量。β0是常数，β1、β2、β3、β4、β5、β6、β7、β8、β9、β10是回归系数，μij表示随机误差项。（三）数据来源目前，东盟成员国有10个，其中柬埔寨于1999年最晚加入东盟，因此本文选取2000－2009年中国与东盟10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作为面板数据。双边贸易额数据根据2000－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获得。GDP和人口数量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通过世界城市经纬度查询系统（http：／／www．hjqing．com／find／jingwei／）计算获得。计算机拥有率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Bank）数据库。是否有共同边界可由世界地图查询。各国加入APEC的情况来源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官方网站。是否使用华语、各项协议签署时间和内容均来源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官方网站。模型中各项变量的说明如表2所示。

运用统计软件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首先分别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3个关键事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为了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综合影响，把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事统一纳入模型中回归，得到模型Ⅳ。从表3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模型调整后的R2较大，表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优度。D．W统计值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模型中所有变量基本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分析如下：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对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有重要影响。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3个关键变量Policy1、Policy2、Policy3在全部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正，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说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化的发展，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量不断增长。第一，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双边贸易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原因在于该协议条款中规定，双方要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所有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第二，2004年实施了“早期收获计划”并签订了《货物贸易协议》，根据该项计划及协议，中国与东盟首先削减近600种农副产品关税，紧接着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这大大促进了中国－东盟双边农副产品贸易的发展。第三，2007年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这一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标志着双方合作关系进入了全新领域。2．经济规模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均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与双方的经济规模呈现正相关，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符。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贸易国GDP越高，潜在的进口需求越大，更有利于中国对其贸易出口。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GDP的增加对其供给市场的影响表现为生产能力的提高，出口额加大。随着各国经济规模地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量也会不断增长。3．人口数量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口数量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东盟中的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不高，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人口因素使得国际间的贸易更加活跃，人口数量增加创造的需求效应远远大于国内分工深化作用。4．地理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模型Ⅰ、模型Ⅱ和模型Ⅲ中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对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有负影响，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并且地理距离越远，中国对贸易对象国的双边贸易额越小。但在地理距离变量模型Ⅳ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有待进一步考察。5．科学技术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象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中国与其双边贸易额越大，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一般来说，一国计算机拥有率越高，表示该国科学技术应用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高，对商品的消费能力会越强，因此会带来更多的进口需求。同时，一国科学技术越发达，生产能力就越强，会创造出更多的出口供给。6．文化距离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与同使用华语的贸易对象国进行贸易较之不使用华语的国家，双边贸易量更多，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使用华语的国家华人人口较多，对本国的产品需求较大；另一方面，华语作为该国的官方语言，使得该国居民对中国抱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在人文环境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通点，更容易接受和喜爱中国的产品，对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更容易推广。7．优惠贸易区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全部模型中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当中国与其贸易对象国同属于APEC成员国时，更有利于促进两国间的双边贸易，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一致。因为属于同一贸易区的国家在贸易过程中存在贸易优惠政策，相互之间可以享有关税优惠，技术性贸易壁垒、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其他贸易壁垒都会相对较低，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8．共同边界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四个模型中都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共同边界与双边贸易量负相关，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不符。究其原因，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缅甸、老挝都是贸易小国，经济规模小，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所以贸易流量少，即使存在共同边界的优势，也难以发挥优势来大规模的扩大贸易；而与中国没有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其国家经济规模大，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且同使用华语，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和出口供给都较大，因此就造成了与中国没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较大，而与中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贸易流量反而较小的现象。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对东盟各邻国的贸易还不够发达。

摘要：通过选择美国与中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11国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与美元汇率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收支与美元汇率没有实质性联系。美国逼迫其它货币升值没有也不能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同样，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也不能缓解美中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关键词：贸易收支；贸易逆差；美元汇率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088-08

一、从2006年度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说起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度美国的商品出口总值为10373亿美元，商品进口总值为18554亿美元，商品贸易总规模达到28927亿美元，无论从哪个口径衡量，美国都是当然的全球第一。然而，让美国传媒大肆炒作和部分政客大做文章的并不是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是贸易逆差的扩张。2006年度，在连续多年大幅增长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8181亿美元，再一次创造了历史新高。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成为当代全球贸易失衡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解释变量。

美国也是全球贸易伙伴最多的国家，除美国政府刻意进行贸易制裁的国家外，全球所有其余国家都与美国有贸易往来，都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对当代美国贸易伙伴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份额进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美国的贸易市场集中度相当高：美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在同属北美自由贸易区(NArra)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进行，有三分之二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前10大贸易伙伴，有四分之三的贸易集中在前15大贸易伙伴。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历史上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东亚的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增速迅猛；美国的后院――南美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也在稳步增长，如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国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也有一定的地位。根据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处(CBTD)、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2006年度，美国对前15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1243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3.4％。其中，美国对前15大出口国的出口总额为7552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5.0％；美国从前15大进口国进口的总额为13958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75.2％。由于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中排名靠后的5家份额都在2％以下，对美国贸易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也由于文章篇幅的考量，表1只列举了美国对外贸易总值、美国出口总值和美国进口总值等三个不同口径衡量的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的有关数据。

美国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整体性贸易逆差以来，贸易逆差就一直在高速度扩张，1985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还只有1222亿美元，到2006年增长到8351亿美元，增长了近6倍。不过，美国逆差来源国及地区的集中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美国对最大5个贸易逆差来源国及地区的逆差一直大约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和的三分之二左右。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国及地区的国别结构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则主要来源于中国、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进口和贸易总规模占美国相应的市场份额都在20％左右，美国对加拿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也稳定在美国贸易逆差总和的10％以上。美国和中国的产业差异显著，比较优势明显，两国双边贸易发展快速，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国。尽管由于统计方法、统计口径等的差异，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数值和贸易差额数值差距甚大，但中国能够解释美国20％左右的贸易逆差是可以肯定的。日本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现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仍有10％以上来源于日本。墨西哥是美国的近邻，又有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便利，墨西哥已经长期占据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前三位，它大约也能够解释美国贸易逆差的10％(见图1)。

对比表1和图1，我们发现，2006年的美国对前10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全部是逆差，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全部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及地区。

[摘 要]在确定中国服务贸易的模式下,对标准引力模型进行推导和扩展,从而构建新的引力模型。结果表明经济规模、产业比重、国家规模差异指数、贸易成本都对双边服务贸易量有影响。

[关键词]引力模型 经济规模 产业比重 国家规模差异指数 贸易成本

一、引言

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中国必须要紧跟世界的步伐,通过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本文通过确定中国服务贸易产业模式下,对标准模型进行推导和扩展,寻找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

Tinbergen(1962)和Poyhoten(1963)最早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贸易引力模型。Fukunari Kimura和Hyun-Hoon Lee(2004)使用OECD国家的数据,对双边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标准引力方程分别估计。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和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更好地描述了引力模型。在国内,单文婷、杨捷(2006)引力模型扩展到了WTO成员为代表的基于国际贸易理员方、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华人人口比重、文化因素、FDI以及外交关系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流量的影响,指出语言和华人人口因素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有积极作用。王晔倩和林理升(2006)将引力模型运用服务贸易领域,研究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服务领域内的边界效应问题。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模式分析

产业间贸易建立在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之上,基于要素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两个基本假设;产业内贸易则以产品的差异性和规模经济为基础,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发生。为了后文的引力模型推导和扩展,本文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测算,分析中国服务贸易的主要贸易模型。

G-L指数是衡量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常用指标,有Grubel和Lloyd与1975年第一次提出。计算公式为:

摘要：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东盟十国与中国的往来愈发密切。据此，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根据东盟十国与中国的实际贸易情况建立模型，从定量分析角度分析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贸易情况。在所设定模型的实证分析之下，得出以下结论：经济总量、国家人口规模、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等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十国农产品贸易总量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东盟十国；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5.030

1引言

中国与东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在199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仅有143亿美元，除了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年以及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2008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进出口总额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趋势，截止2015年，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4720亿美元。同时，中国和东盟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国家和地区，在双边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作为双边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农产品贸易，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学界对于两个地区农产品贸易流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因素也早就展开了探讨。王瑞，王丽萍（2012）运用1992年到2009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因素，分析的结论为：国家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加入世贸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正面作用，而贸易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人均收入差异、突发的经济危机等因素会阻碍双边农产品贸易。帅传敏（2009）将引力模型与固定效应假设相结合，重点考察了中美两国之间以及中美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业贸易流量，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加入WTO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机遇，但是相比较而言，美国从中得到了更大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差异性，说明在经济产业结构上，两国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农产品出口方面，中美两国的潜在发展领域和地域特点都存在着差异。耿晔强（2015）将基本的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并且从整体层次以及细分领域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可能影响中国与新兴市场农产品贸易的因素，分析的结果为：从整体层次上来说，经济体量、人口数量对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距离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阻碍作用，各种名目的经济组织所体现的作用也具有差异，从细分领域来看，人口数量这一因素难以确定其λ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方向，而框架内的其他因素与整体层次上的分析结果相同。

[内容提要]本文以1985―2006年中国实际GDP、东盟六国实际GDP和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额数据为基 础, 构建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给予实证分析。结 果表明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协动性,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强度对双边 经济协动有大小一样的积极影响,且二者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关键词] 经济周期 贸易传导机制 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运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估计由此前3月份的3.9%调到3.7 %,调低了0.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大的经济体经济低 迷已经影响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前三季度,从国别看,我对美国出口增长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个百分点;对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地区出口仅增长8.9%,回落12.7个百分点; 8月、9月份对欧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个月累计27.1%分别回落到22%和20.8%。从产品看,部 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8%,玩具增长3.7%, 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个百分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额却还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额196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尽 管有多种原 因可以说明中国与主要经济低迷的贸易伙伴国贸易额增速减少而总体贸易额增速势头良好的 情况,但中国与新兴国家贸易快速增长所起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我国对东盟国家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9%,其中出口增长了20.7%,高于同期对欧盟的19.5%的增长。在 中 国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地位的新兴国家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理 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因此本文拟以东盟六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和泰国)为观察对象,以1985―2006年中国实际GDP、六国实际GDP和中国与六国双边贸 易 额数据为基础,构建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给 予分析。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建构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其扩展。

文献综述

对世界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分析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国或重要的区域经济体内。 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实施,更加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因为换来成员国之间贸易增加的 统一货币的实施是以牺牲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的,这在经济周期波动协动性很差的 成员国表现得更是明显。对什么在决定着这种经济波动协动性的探讨也更多地是从贸易的视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论上分析认为货币统一创造贸易,而贸易反过来又提 高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业国家为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较高的贸易结合度确实导致较高的经济波动协动 。 但是有学者对以工业国家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质疑。早些时候,Krugman( 1991)就认为经济周期协动对贸易结合程度的反应可能取决于不同国家间生产结构的差异等 因素,[2]后来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认为产业内贸 易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协动分别对 工 业国家间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结合程度的不同反应是可以从专业分工模式和双边贸易得到 解释的。[6]

尽管国外关于中国与地区经济体之间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的考察较少,但在临近研究领域内 已有国内学者给予关注,但这是一个逐步切入正题的过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区 域经济周期存在性的同时力图立足于区域体内给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发现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周期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离散的倾向并进而给 出了解释。[7]张兵(2002)考察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归为域 内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等因素。[8]杜群阳等(2005)以东亚十国为样本,利用聚类 分析发现 在1970―2004年间东亚经济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区域经济周期也存在,并发现中国 与东亚经济周期关联度逐渐加强等结论,在分析经济周期存在原因时已把产业内贸易作为一 个因素考虑进去。[9]王悦(2007)则完全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分析东亚经济周期同步 性,不仅 验证了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存在,还证明了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变动对该地区经济周期 同步性有明显的影响。[10]喻旭兰(2008)运用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以1994― 2005年中 国与东盟的GDP季度数据,建立多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后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兰主要是以中国与东盟总量GDP数据来考察协动性,体 现不出中 国与东盟主要成员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情况,更没有考察贸易对这种协动性的影响。因此检索 相关文献发现,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贸易角度实证考察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双边贸易与 双边经济波动协动的分析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有意义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