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章学诚是我国清代伟大的史学理论家，他的史学思想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得到体现：他倡导研究历史一定要有一种通感；评论文章要做到“临文必敬，论古必恕”；在刘知几史学创作“三才”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史德”的概念；他提倡要克服古文十弊，教会史学工作者如何进行史学研究和史学创作。

关键词：文史通义；章学诚；史学创作；史德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67-02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心血的结晶，它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认识，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最高阶段。[1] （P.304）

一、研究历史一定要有通感

先谈谈《书教下》《释通》《申郑》《横通》诸篇，主题都和一个“通”字有关。在《书教下》篇中，章学诚系统地论述了古代史书的体例变化。我们从中领会到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史书，关键在其义，形式一定要服从于内容”。也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在写史书的时候不要为体例成规所束缚，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写史书要因事命题，因事布局。作者赞扬了《尚书》《春秋》《史记》《汉书》《通鉴纪事本末》等史书，因为他们都是史学体例的开山之作，后世无法超越，只有模仿。这几位史学家都有一定的思想，他们能够大胆创新，不为常规所束缚。作者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加以肯定的观点尤为值得注意。在作者看来，袁枢此书只是化腐朽为神奇，体圆而用神，深明《尚书》之义，与那些被成规所缚之书相比，实为史学精神之复活。袁枢的精神境界要比一般的史学家要高出许多。在整篇中，作者在向我们传达一种主题思想，那就是史学家在写史书的时候，一定要融会贯通，达到随心所欲之境界，不为俗规所限，要领会史之精义。就像孔子写《春秋》一样，义是自己的，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史学的经典之作。

在《释通》与《申郑》篇中，章学诚对通史性的史学著作进行了肯定，一个史学家一定要对历史有一种通感。一个史学家在精的基础上一定要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在《释通》篇中，章学诚对通史的优缺点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无标目”。[2]章学诚认为写通史可以成一家之言，避免重复，体例统一，避免矛盾，另外还可以把邻国的事情进行详细的记载，评判是非有一个统一的观点。而缺点主要是越写越长。总体来看章学诚对通史是持肯定态度的，八优三劣，由此可见作者褒贬之态，不说自现。在《申郑》篇中，章学诚针对一些学者鄙视郑樵的做法予以批判。在章学诚看来，郑樵以一介布衣之身，修成史学鸿篇巨著已属不易。更重要的是郑樵意在振史之纲鸿，培养史之通感，其修史之精神与动机尤为值得称赞。虽然《通志》在个别的地方存在一些小的错误，在考据学方面做得不是十分完善。但是其立意甚高，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仅凭二十略足以不朽。所以我们对郑樵要加以肯定，在作史方面，一定要大气，有高屋建瓴之势，不必为细枝末节所束缚。

在《横通》篇中，章学诚对横通这类人加以批判，这里的横通与史学通才有很大的区别。用通俗的话讲，横通是那些一瓶不满半瓶晃荡之人。他们腹内空空却又到处显摆，本身是“琴工碑匠”却不甘寂寞，到处沽名钓誉、胡乱吹嘘，以至于贻笑于大方之家。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横通本身无可厚非，他们只要安于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甘于当好自己的角色。如果自己是横通之才就不要勉为其难，做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他们应该好好地搞一点文化普及类的工作还是可以的，千万不可去充什么专家做一些沽名钓誉之事。总之横通并不是毫无用处，关键在于有自知之明。

1初中历史教学中人文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历史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其具有极强的人文素养教育功能，这门课程不仅涵盖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对道德教育、学生民主观念的建立、法制观念的建立以及合作、竞争、创新等积极精神的培养都有所涉及。初中历史教育中加入人文主义思想教育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两方面基础上开展的，结合历史课程本身的特征和初中生自身的身心发展特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仅能够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能引导学生进一步正确地自我认识，启发学生对自我个性的充分发展，从而更加积极理性地实现自我价值，建立健全初中生独立、完善的人格。

2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主义思想教育

第一，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要注重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效结合。当前的初中教育中对于历史科目的重视度还不够，很多学校偏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对于历史这样人文知识为重点的教学科目有所忽略。但是，通过素质教育的改革，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认识到，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过硬的知识素养，还应该有健全的人格思想，因此，重视初中历史教育实际上就是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发挥其共同的积极作用。初中历史教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因此历史课程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包含了深刻的人文性。所以在初中历史课程的人文主义思想教学中不仅要体现历史知识的科学性，还要体现历史学科的人文性。

第二，更新初中历史教学观念，广泛挖掘教材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当前的初中历史课程因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在进行人文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主要还是要依靠已有的初中历史教材。历史教师要善于在学科教材中广泛挖掘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将其贯穿在历史人文教学中。通过对人类文明创造史的进一步了解，学生很快能够建立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风貌，这是历史人文教育在陶冶学生情操、解放学生思想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新时期的初中历史教师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全方位素质的人才，他们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详尽的了解，还应该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提取无价的人文精神，这样才能督促学生建立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精神。

第三，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探索精神。马克思在对于人的本质问题上曾做出过这样的论述：“活动是人的特性，自由自在的活动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从马克思的论述中说明人的存在其基本方式是具体的、现实的、自由自在的，而人的发展是以活动为中介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才能在活动中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建立丰富的个性。这一道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是同样适用的。初中历史教学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课堂中纸上谈兵，更多的是要在实践中出真知。根据当前历史课程的特点和人文思想教育的特殊性，初中历史教师要充分引导学生在课外探索历史学科的奥妙，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对历史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历史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给学生提供历史实践活动的课题，鼓励学生在课外探索和挖掘课题涉及的人文思想，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展人文思想的自我开发和学习能力，这对初中历史人文教育往往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可见，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应该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结合起来，进一步有效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探索精神。

作者：邓静

摘要：表达的历史(重写的历史)和表达历史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历史总是“今天的历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现代的分析历史哲学，即现实的批判的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历史地形式化为中国文化，因此它是“历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质就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历史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实现了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因而达到了与中国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互补的境界。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摘要：赋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唐初基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创作体系。然而唐初由于受文体和资料零散的限制，学界对于唐初的赋学探讨和研究也就不为深入，大多持避而不谈的态度。本文试从唐初史家和文人所持有的赋学思想来对赋进行探微，得出唐初史家与文人多是站在儒家经世教化的诗教角度，要求辞赋归于雅正，归于实际。

关键词：唐初；史家；文人；赋学思想

唐代可谓是我国文学史上较为灿烂的时期，特别是唐诗更是被推举到很高的位置。后代的文人学者一提到唐代，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唐代文学中最为璀璨的诗歌。诚然，唐诗可以称为唐代文学的标志。但作为辞赋文学，经过其长期的发展，到了唐代其影响也已不亚于唐诗，正如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可见唐赋在整个文学长廊中处于与唐诗并肩的位置。赋在唐代的繁盛与发展，相应的对赋的评论也是较为丰富。本文试从初唐史家与文人对赋的评价，希冀从史家论赋与文人论赋的角度，来发掘其论赋的立足点和持有的赋学思想。

一、史家的赋论观

初唐文学是从批评齐梁时期的文风开始的，唐代的赋论也沿着同样的路径。齐梁时期，强调文学的美感特质，提出“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使得文学从儒家诗教的传统束缚中脱离出来，文学更为彰显作家的个性。然而他们那种“情灵摇荡”的个性追求，却易造成其文学创作内容的狭窄，以致大多以宫廷苑囿和女性为描写对象。加上追求词藻的华美，音律的和谐，以及对偶的工整，从而形成了轻靡绮丽的文风。这股文风到了初唐还得以延续，而此时唐王朝刚刚建立，唐初史家对于前代绮靡的文风则大多持斥责的态度，认为是“雅道浸废”，也认为国家的兴亡与当时的文学风气有一定的联系。所以，唐初的史学家们首先扛起了对前代辞赋文学批判的大旗。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传论》里云：

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俭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1]744

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亦云：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并吞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2]1730

论文关键词：太学与辟雍的关系　思想观念　大学教育

论文摘要：有关西汉太学设立的时间，自古及今争讼纷纭。本文认为，东汉以降太学、辟雍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纠缠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东汉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虽在目的、功能上有部分重叠，但地点上分离，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以辟雍指称太学。此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是教育日益显示其独立性的表现。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太学作为阐明五经要义、培养行政后备人员、实现儒家教化社会的重要机构，在两汉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古往今来前圣先贤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从晋朝尚书郎晋灼在其《汉书集注》中根据天子在曲台行射礼而下了“西京无太学”的论断之后，围绕太学创建时间的问题聚讼纷纭，直到现代，学者们依然在此问题上纠缠不休，不能达成共识。姜维公博士在《汉代学制》一书中对此问题的古今争讼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争论的共同点是将有没有独立校舍作为汉代太学创建的重要标志。既然太学的设立有明确的标志，每种观点的论者都引经据典地论证，但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学者殚思竭虑、严密论证依然没有定论?西汉有无太学的问题。在两汉时期并没有引起过任何的疑问，为什么后代反而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分歧?笔者认为：东汉以降，拥有各自独立地位的辟雍与太学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混淆并以辟雍指称太学，是晋灼作出论断以及古今聚讼的根本原因。

一、两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辟雍与太学

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根据武帝的诏书，提出建设太学的具体计划：“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汉武帝接受建议，西汉太学建立。西汉中后期，太学的规模和影响呈日益扩大之势。辟雍是周代的大学教育机构，作为追寻周代精神而起的机构是在西汉后期儒学全面向政治渗透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成帝时“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结果因成帝驾崩未能成行。平帝时王莽，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汉很快被王莽所篡，新朝国祚短暂，辟雍在西汉存在的时间很短。

东汉建立后，儒学在皇权的支持下落实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太学、辟雍很快在洛阳修建起来“建五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太学和辟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电子版《后汉书》中查询到辟雍出现69次，太学出现109次。我们知道，周的文化精神虽是汉政府效仿的对象，但是建立在家国合一，宗法血缘之上的礼乐制度已经消失在春秋战国的战火硝烟之中。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代文化建设虽重视礼乐文化传统，但内容和形态上都与周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汉代的大学“太学”与周代的大学“辟雍”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实际的运作中两者地点分离，两者各自具彼此不能替代的功能。

1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建筑。“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这则史料明确地表明了在东汉。太学和辟雍是作为两个机构存在，各自有各自的建筑。太学先建成，辟雍后建，但是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汉书·明帝纪》注释中引用《续汉志》的资料讲到在举行养老礼时的程序：三老、五更“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太学和辟雍拥有各自的建筑，太学的标志建筑是讲堂，辟雍是礼殿，两者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不会太远。考古的遗址发掘也证明了两者是互不统属的建筑：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中绘制的东汉都城平面图上，两者在都城外东南方向，相临而建，辟雍在太学南。考古报告指出：“太学的遗址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周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明堂和辟雍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在平城门和开阳门外约1000米处，辟雍在东，明堂在西，相距约150米”。

2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功能。三国魏国名臣王朗谈到汉代历史说：“辟雍所以修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襟所以祈休祥”；晋朝纪瞻也有基本相同的看法：“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东汉时，辟雍主要的功能是举行养老礼和大射礼。《汉官仪》记载“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人。三月、九月，皆于中行乡射礼”。《后汉书》中记载的明帝、和帝、顺帝在辟雍中的活动是举行飨射札、养老礼。《白虎通·辟雍》：“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九云：“案乡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为乡射之宫者，乡与飨通，即诗大雅灵台孔疏引韩诗说所为春射秋飨也，依其说，则辟雍为天子大射之宫”。辟雍中的典礼仪式一方面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同时作为皇帝施政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建制的一部分，它通过象征性的仪式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上面引用《续汉志》的资料中三老、五更到辟雍后：“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馈，执爵而醑。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在整个程序中，皇帝处于尊位，从象征尊位的阼阶进礼殿；象征社会生活中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只能从宾阶进入礼殿。之后的讲经更是耐人寻味：“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皇帝正坐讲经，意味着皇帝即是君又是师拥有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力，经学大师只能如弟子一样听讲问难，丝毫没有一点为君师的特权。

本文认为，中国哲学的基元范畴“五行”、“阴阳”、“气”、“道”和儒、释、道三家的形上学，不是西方前现代哲学的实体主义的，而是非实体主义的。

实体（Substance），又译为本体，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其含义一般指一个本质上独立自存和同一不变的存有，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物本原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是独立存在的东西，是不需要用来表述其他事物而又不存在于其他事物之中的东西。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第一实体，它在逻辑判断中永远是主词，而其他的东西，如性质、关系、数量等均依附于实体，处于宾词的地位。亚氏认为，实体的主要特征是：它是“这个”而不是“如此”，是独立的，可以分离存在的；实体在保持自身不变的同时，允许“由于自身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性质；但变中不变的东西是实体，它是生成变化的基础。理想的、绝对的实体是不能有变化、不能与其他存有或实体有任何内在的关联的东西，是没有活动作用可言的存有，例如巴门尼德的“有”与柏拉图的“理念”。亚氏认为最高的实体是永恒不动的、无生无灭的，是万物运动的最后动因，即第一推动者——神。作为基元概念和基本思想，亚氏的实体观在中世纪和近代西方哲学中颇有影响。

一、从中国哲学的原型观念谈起

反观中国哲学，大体上没有上述的“实体”概念。我们不妨讨论中国哲学的几个基元范畴。

第一，“五行”。“五行”学说起源甚早，《史记·历书》说黄帝“建立五行”。公元前22世纪的禹也说到“五行”。这一范畴在文字上初见于公元前20世纪的《夏书·甘誓》，阐发于公元前12世纪末武王克商后，箕子对武王所讲的著名的《洪范》这篇文章，又遍见于《左传》、《国语》、《墨子》、《孙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春秋繁露》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1]近世以来，“五行”被人们解释为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元素（水、火、木、金、土），这其实是一种西方化或泛西方化的解释。

“五行”之“五”，与上古社会的数术观念有关，与原始宗教、巫术、占卜、天文、历算有关。这种数术观追求一种神圣而和谐、天地人相通、世间万物各安其位、完美有序的原则[2]。亦有多于五数的，如《左传》引《夏书》“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亦有少于五数的，如秦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汉有“仁、义、礼、智”“四行”之说。

“五行”之“行”，从字源学上来说，许慎《说文》解释为“人之步趋也”，即如人步行、趋走一样，一徐一疾。这里形象地表达了一种活动，一种行为。其实“五行”是相互作用的五种力量、五种能力、五种活动、五种动因，及彼此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秩序和过程。冯友兰先生说：“我们切不可将它们看做静态的，而应当看做五种动态的互相作用的力。汉语的‘行’字，意指toact（行动），或to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agents（五种动因）。五行又叫‘五德’，意指fivepowers（五种能力）。”[3]先民并不把“五行”视作静态的五种原质，反而非常重视这具有水性、火性、木性、金性、土性的五种力量、动势的功能和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所以“五行”不是本质上独立自存、同一不变的五种实体，起初曾被指代为五种神祗或五种星宿，然最常见的特别指“五气”和“五德”（即五常，仁义礼智圣）。

我们祖先所重视的是“五气”的性质、作用，与阴阳、四季、五方、五味、万物生长收藏的关系，及其相互促进（相生）的原理；推衍到王朝的兴替、政治的治乱，则重视数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相胜、相克）；运用于人的身体，则强调五气的相生相克、协调、平衡，并以此解释生理、病理。[4]五行学说曾被广泛地应用于天文、人事、生理及精神等各方面。“五行”学说的重点不是用来解释世界的构成，而是用来说明世界的生息变化,指出自然、社会、人身的现实存在和未来趋势是由显现或隐态的、性状各异的“动势”、“能量”之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并随着多重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变化。它不是以静态构成论的方式说明宇宙，而是以动态的机体论、关系论和过程论的视域观照世界；它不甚关心世界的原质和规定世界的终极、绝对、永恒不变、无生无灭的本体，而是肯定事物内外力量、功能的多样性、流动性及能量、信息相生相克的网络系统和秩序，转化的契机、过程，并预卜它的前景，促进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德终始”诸命题的要旨。董仲舒《春秋繁露》讲“比相生而间相胜”，指出事物生息变化过程受到两种相互制约的力量的作用，即五行中相邻者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间者相胜（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我们这里且不去评论五行学说及其具体运用，但不难看出古代人把自然、社会、人生（包括人身与人心）都看做是连续的、流变的，关注隐伏其间的多重活动、能量及其相互关系。

一、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的不完善

在历史教学中能够学到许多其它课本上学习不到的内容，它是增长学生见识最好的学科，学生在历史中能够真切的体会到一种巨大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因此，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最好的教材。运用历史教学的真实历史事件中的一些爱国人物和爱国事迹来具体对学生的思想进行一个良好的促进，通过感人的历史故事激发出学生的爱国情感，从而做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让他们在学习历史教学中潜移默化中提升自身的爱国情结和素养。虽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感染学生的爱情情操，但是在中专现实教学中由于学生需要凭历史课升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教学往往只是一些事件和时间的背记，根本没有散发性的思想模块。很多教师在讲解的时候注重学生考试的得分情况，往往对历史的琐碎内容重复的讲解，一些自身看法和思想散发环节只是一笔带过，使学生对历史内容进行长时间的背记，这根本无法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内容真正的理解和一些深刻的思考，思想教育根本没有融入到教学中去。中国开设历史课程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英雄人物来提升其思想观念和自身素质，最终使自身得到个人价值，然而，在实际学习当中，历史教学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在实施的过程中严重的脱离轨道。

二、历史教学融入思想教育的途径

第一，提高教师的素质，创新思维教师作为教学中的引导者和教学环节设计者，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学生进行知识吸收和心灵培养的重要导师。历史教学中把思想教育融入其中这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融入的过程中，教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自身首先要具备基本的素养和历史理论知识的专业性。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只有对历史理论知识掌握的非常透彻才能富有感彩的进行讲授，这样才有感染力，能够从思想上启发学生的心智，让学生跟着历史故事的节奏走，达到教学的目的。教师还要对学生在教学中的疑问进行给予解惑，对学生的思想观念进行完善。第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和现代的教学方法相结合，让学生完全的参与到教学中，参与到和教师的解释和对话当中去，丢掉那些传统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听课积极性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样不但能够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所以，历史教学有必要进行改革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完全的参与到对历史知识的讨论和探究中去，通过对历史资料进行详细的收集来锻炼学生自身的动手实践能力，对历史事件的分析，结合自身收集的资料，真正意义上进行总结，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不但能够锻炼自身的动手能力，而且，还能够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激发出学生内心的情感。第三，考试体制的突破历史教学不能把记忆力当做考核的标准，那样就失去了历史教学的意义。一定要丢到历史教学传统式的考试体制，对传统式的死记硬背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主要是以学生对历史的基本掌握和思想教育为主。传统历史课考试体制完全没有把思想教育列入其中，只注重大量的记背内容，这样从长远来看起不到任何的激励效果。因此，要在原有考试体制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教育模式对历史考试体制进行合理的评价标准。

三、结束语

我国在进行历史教学的时候需要通过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来进行讲解和引导学生，使其在历史人物身上找到一种人生的价值，让学生得到很好的收获。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在提高自身素养的前提下通过历史人物中的典型事迹，来完善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有更好的精神和动力继续前进。历史教学呈现出的是阶段性,在此需要对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很好的培养，培养他们有秩序和有逻辑对待一切，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好品德。学生从历史教学中学习思想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对学生讲述一些历史事件来正面积极的引导学生学习历史人物的光荣事迹，让学生从历史人物中吸取营养，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和正义之感，对未来产生远大的抱负。让学生从历史思想教育中学习到人除了做正直的事情之外，还要有自己的伟大的理想，以国家的需要为基础。

作者：朱恒芬 单位：包头财经信息职业学校

从长时段看，人文学术的历史发展，似乎亦遵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大势。一学科的发展，其肇端常是整体性的宏观把握，勾画其轮廓，建立其框架，之后随解决具体问题之需要而渐次分化，日趋精细，此固学术发展之大势也，亦颇合于托马斯·库恩对科学史之演进的论述。然而，人类的精神生活原是各方面紧密相联的完整体，学者们依研究需要而各自“裂土为王”，对于研究具体问题虽然颇为便利，但时日一久，终难免将本是完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割裂得七零八碎，最后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绝境。于是乎，新的综合就会成为学术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需要。此著所创“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实在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研究的一次提升，意味着一次新的综合。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同样符合这个历史大势。中国文论思想史的研究原本脱胎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考察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1904年）、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实已涉及诸多后来文艺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的研究开展起来，就进入了分工研究阶段。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理论家从整体上关注中国文艺思想，如宗白华等人，开始探索中国各门类艺术背后共通的美学意蕴，但无论如何，分工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文艺思想史的主流研究方式。而在诸艺术门类的思想史研究中，文学思想史（或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成果最丰，无疑是整个文艺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主体。然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前进，尤其是以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为标志的研究高峰的出现，也给学界带来了一系列的疑问：此后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的研究该往何处走？应该沿此范式继续在故纸堆中发掘前人未曾道及其实却没有多少新见的三流文学批评家的观点，还是应该另辟新路？其实在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的大作出版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尝试开拓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罗宗强先生。罗宗强先生有感于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模式常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割裂开来研究的弊端，遂提倡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先是主张“不仅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情况”（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页），后来更是把视野扩展到对古代文学创作主体即士人的心态变化与文学思想之关系进行研究，拓宽了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路径。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以研究中国美学史为主业的学者，如李泽厚、敏泽、叶朗等人，开始尝试以文学理论思想史为主线构建综合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为一体的中国美学史，致力于开掘中国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背后所隐藏的共有的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李春青先生主编的这部《先秦文艺思想史》理所当然不能独超于学术发展史之外，它完全可以视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研究趋向于综合的一次新的尝试。之所以说是“新的尝试”，是因为此书相比以往中国古代文论史书写更具理论思辨色彩，相比以往的中国美学史书写则更注重对艺术经验演变的观照。可以说，此书是从历史维度重新对中国文艺思想源头所进行的一次完整建构。一部百余万言的著作，其特色是难以尽数的，以下只举两点大者略作讨论。

一、以艺术精神为轴线构建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内在脉络

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史状况，因为年代久远，文献缺乏，历来缺乏深入的研究，留给读者的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较早的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类的著作，一般都是以传世文献为材料，径从春秋时期写起，将之作为中国文艺思想的开端。1987年，敏泽著《中国美学思想史》始辟若干章结合出土文物略述史前时代至商周时期审美意识的发展，此后的同类著作，如杨安仑、程俊著《先秦美学思想史略》（1992年）、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2007年）、于民编著《中国美学思想史》（2010年）皆有一定篇幅讨论史前时代审美意识的发展，而对先秦审美意识做了最完整的研究的著作当属朱志荣著《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2009年）。这些著作有一共同点，即都以“审美意识”作为讨论史前时代至商周时代审美现象的基点，这对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勾勒当然是很重要的。而李春青教授主编的这部《先秦文艺思想史》则另拈出“艺术精神”作为构建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轴线，作者致力于发掘史前文物、神话传说、礼乐制度、贵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文化产物中所蕴涵的“艺术精神”，借此展示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状态。按作者的界定，书中“艺术精神”一语是指“那些具有实用目的的器物、神话传说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具有普遍性的、超越于实用目的之上的审美之维”。（第5页）可见，“艺术精神”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即普遍性、超越性和审美性，其内涵要比审美意识更加丰富。由于先秦时期，尤其是周代之前，缺乏成形的文艺思想，所以以“艺术精神”为轴线构建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史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艺术精神”这个独特视角的引领下，本书对史前文物、神话传说、礼乐制度、贵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文化产物展开深入的考察，发掘出此前许多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类的著作未曾关注的内容，对许多文化产物蕴涵的艺术精神做了深入的剖析。例如，此前学者对半坡彩陶、红山玉龙、饕餮纹饰等著名的出土文物所蕴涵的审美意义都有所论述，而本著除了讨论这些文物的艺术精神外，还尝试勾勒蕴涵在文物中的艺术精神的演变脉络，则是他著所不及的。例如，作者还注意到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体出现的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水平，并结合《国语》《礼记》《吕氏春秋》《史记》等典籍中关于音乐文化的记载，讨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时令、度量衡等的确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揭示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其观点是相当深刻的。（第34—35页）而本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从理论上探讨了先秦神话所体现的原始思维对艺术的启示，也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对我们深入理解先秦艺术精神提供了更多的运思路径。

二、以文化语境为基石展现先秦文艺思想的生成理路

显然，《先秦文艺思想史》的主要目标是致力于发掘湮没在时间中的历史残余物所蕴涵的艺术精神；而此书所采用的思路也是别具一格的。李春青教授近年来十分注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建构，标举“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力图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此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体上亦遵循李春青教授所提倡的“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其核心之点是立足于文化历史语境阐释先秦艺术精神。例如，本书将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置于周代礼乐文化变迁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可谓一大卓识。周秦之际，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汉书·艺文志》），其学说各具特色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十分强调诸子学说之间的差异，对其共性却不够重视，文艺思想研究领域尤其如此。该书著者远绍刘歆、班固，从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转变的文化历史语境，指出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诸子之学实际上皆是先秦乱世中的士人阶层精神的表征，是士人阶层自救与救世的策略，因此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实质上是由意识形态向乌托邦转变的过程，所以诸子的文艺思想在差异纷呈的背后实有共通的一面。[参见李春青：《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转折》，（《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论子学与“周文”之关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本书对诸子的文艺思想的研究即秉持这一思路。作者不是简单地介绍孔子、孟子、荀子等各有哪些关于文艺的言论，而是将孔子、孟子、荀子等关于文艺的看法置入时代巨变的文化语境中，对诸子的文艺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尽绵密的考察，让文艺思想的演进轨迹自动浮现在读者眼前，其中对“赋诗”“引诗”“诗亡然后《春秋》作”等文化现象与文艺思想之关系的阐释尤多发覆之论。可以说，正是在将周代礼乐文化作为周代文艺思想诞生的文化语境的基础上，作者比以往的同类著作更加系统地更加详尽地解释了周代文艺思想得以生成的内在理路，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周代文艺思想对后世文艺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总之，《先秦文艺思想史》一书以其鲜明的方法意识，对先秦艺术精神的演进轨迹和文艺思想的生成过程做了完整的描绘和深入的阐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方法的运用方面，和几乎所有成于众人之手的著作一样，作者所标举的方法，在此书中也并未得到完全的落实。

“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热点之一，许多研究者参与了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讨论，但当前尚未出现针对讨论现象本身的学术史回顾，正因为如此，本文拟从“现象的描述”“讨论的背景”“问题的核心”三个方面，对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问题进行考察，以便在准确介绍“思想史”转向现象的基础上，系统归纳“思想史”转向问题的源起，梳理学术界就“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达成的共识与造成的分歧。

一、“转向”现象的描述

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1984年，国内就曾刊发日本学者矶贝英夫的《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译文，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1963年《日本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看法：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大抵依赖于思想史研究；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活跃局面，但文学史理论研究却给人停滞不前的印象{1}；相比文学史对思想史的依赖，思想史对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依赖。《论文学史和思想史》这篇译文并未引发反响，这说明当时学术界还不存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像“艺术审美”“向内转”“主体性”这些说法就得到过相当多的认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内部研究”“艺术形式”“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则是“新左/自由”“文化研究”“文学边缘化”“现代性”“民族国家”等。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研究关键词体现出来的“政治性”差异已经预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讨论的必要。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研究者呼吁关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笔者在CNKI文献库以“文学史”和“思想史”为“篇名”进行检索（2016-6-20），结果只有陶东风的《文学史与思想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和韩毓海的《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两篇文章。前者是介绍勃兰兑斯文学史哲学，文章对丹纳和勃兰兑斯基于社会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有加{2}；后者系作者在重印专著《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时撰写的感言，作者毫不避讳将文学当成“意识形态”进行分析{3}。两篇文章都不是针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而撰，而是在评论他人或者本人著述过程中，介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只是说，这两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文学研究者对思想史问题的强烈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中华读书报》率先发起的专题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话题。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章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不仅研究者更倾向于谈论思想、哲学、文化话题，而且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向“思想史”靠拢。在温儒敏教授看来，“思想”和“文学”当然可以互为背景和相互诠释，但大致的领域还是比较清楚的，“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所以“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要脱离文学。11月28日，《中华读书报》又刊登了南京大学赵教授的呼应文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文章认为这种“跨界”和“越位”研究现象不仅存在，而且会因此消解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的存在。《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与《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两篇文章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趋势。

公允地说，《中华读书报》专题文章取得的社会反响不大，但它引发了学术界对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兴趣。2002年1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与会者就“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对文学史发展及特征的影响”“具体的学术思潮与断代各体文学的关系”“思想家对文学家的影响”展开了讨论{4}。会议召开之后，《文学遗产》《中州学刊》《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了会议综述或者会议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会议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标题似乎暗示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史与思想史存在密切关联，只有少部分学者强调保持文学研究主体的意义。这说明以思想史为导向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颇为盛行，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可思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作用。

上述推断能够得到证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贺照田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文学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转向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还是为了对复杂的文学问题展开思考{5}。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将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去解决复杂的文学问题。2006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开辟了“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讨论专栏，专栏刊载了张宝明的《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林岗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这些文章的考察侧重、内容体例、行文风格不尽相同，有的讨论理论问题，有的分析研究现象，但就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来说，除了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对“转向”现象表示担忧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转向”讨论的背景

列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所著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201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首次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思想的开创性著作，其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观点

以往学术界认为中国近代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没有理论创见，不应该纳入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该书从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全面阐述了中同近代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认为许多成果不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些成果甚至对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如在货币理论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崛起，货币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的主要手段，实行货币政策首先必须明确货币的定义及确定货币供应量，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定期存款不是货币。中国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十193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第27卷第1期发表了两篇论文，全面阐述了定期存款是货币的观点，其结论后来成为货币理论的定论。该书许多见解或首次提出，或厘清、修正前人成说，填补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空白，如该书第一次考证了中国首位在欧洲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的生平及其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

（责任辑：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