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制度范文精选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中国经济现象，其中使用了制度资本和制度成本的概念。按他的解释，“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机制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们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陈志武是从宏观角度看一个国家，我想也可以从微观角度用同样的道理去看一个产业和一个企业。互联网产业和国内其他产业相比，在制度层面上有什么性质上的差别？如果有，这些差别在增加互联网业的制度资本或减少制度成本上起了什么作用？更具体地问，那些比较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和那些不怎么成功甚至失败的企业相比，在基本公司制度上的根本差别在哪里？我想，至少以下几点是值得思考的。

互联网企业普遍实行了与国内其他行业不同的现代高科技企业制度。说来好像是因祸得福，因为国内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没有设计外资进入后的退出机制，而新创业的网络公司无法得到国内的风险投资和银行贷款（至少早期如此），所以，所有得到外国风险投资的网络公司不得不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司制度，在海外注册，再通过错综复杂的合法机制安排，从而可以既在国内经营，又可海外上市，风险投资在理论上有了退出机制。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下来，互联网业竟形成了国内其他行业所没有的行规，积累了别人所没有的制度资本。

这种制度突出承认和保护了无形资产的价值和作用，企业未来成长和获利的能力的价值，以及员工在企业未来成长中的价值和作用，并确认了创始人、投资者和经营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确认了董事会、经营团队和员工的责任和分工，也就确认了企业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

与传统制度下大股东、资本方强势垄断一切相比，这种制度加强了CEO 和经营团队在公司战略制定和执行中的角色和地位，使利益各方的作用相对平衡，能够各自发挥所长。

这种制度的特色还有一些，但我印象深刻的主要就是以上几条。综合起来看，它回避和克服了国内现有企业制度的部分弊病，突出了无形资产在网络企业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将企业参与者各方的权利、责任和相互监督机制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固定下来，这就使得公司内部各方利益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不必先是语焉不详，然后是无休止地博弈内斗，提高了合约权益实现的可能性。大家都有各自明确有限可靠的权益和实现机制，剩下的就是如何通过长期艰苦的劳动去把它们实现了。

虽然业内大家都承认和采用了这种制度，但在公司成长过程中对待它的态度、执行程度和坚持性是不一样的。真正优秀的公司通过十年左右的努力，已经把公司制度和公司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血肉相连的公司基石，并在成长中不断加以完善。曾经优秀过但近年表现一般的公司，故事可以不同，但说到底都是违背了公司基本制度，回归传统了。还有大量的未能起飞或者起飞了却飞得歪歪斜斜，弄不好又坠落了的公司，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执行公司基本制度上阳奉阴违，缩水掺假，似做非做，形似而神不似，因此导致人才流失，士气不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缺乏创新和执行力不强。至于那些其他产业中试图转战网络的资本和人物，十个有九个对互联网业的基本制度不熟悉、不承认、不接受，或者只是接过旗帜，实际上还是搞传统的那一套。本来就不懂网络，又是后来者，再缺乏制度资本，无法吸引一流人才，无论资本如何雄厚，其他资源如何丰富，来头如何显赫，实战结果无一例外的只有失败。

所以，在我心目中，互联网业游戏规则的第一条就是：接受并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实行现代高科技企业制度。

（选自作者新书《为什么中国没出FACEBOOK》,有删减）

在确立制度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后，理论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制度给出一个本体论的解释。这一问题最一般的表达就是：制度是什么？但关于制度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制度分析史上也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或是共同认可的答案。

“制度”一词，在中国思想史上久已有之。《商君书》中就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1]。按《辞海》解，制度的第一含义便是指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汉语中“制”有节制、限制的意思，“度”有尺度、标准的意思。这两个字结合起来，表明制度是节制人们行为的尺度。[2]在英文中，“system” 与“institution”两个词都可以理解为制度，但二者在词义上又存在一些差别，如“system” 有系统、体系、体制、秩序、规律、方法等含义；而“institution”则有公共机构、协会、学院等含义。一般认为system 侧重于宏观的、有关社会整体的或抽象意义的制度体系，而“institution” 则指相对微观的、具体的制度。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都使用“institution”，而不用“system”，制度经济学在西方世界也被称为“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韦森教授在近几年的制度研究中，对『什么是英文的（实际上是均质欧洲语，即“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3]中所共有的）“institution”？什么是中文的“制度”？是否均质欧洲语中的“institution”和汉语中的“制度”是涵义等价的两个概念？[4]等问题做过详细的探讨。但他发现，单从对“institution”概念的理解和实际使用中，西方一些当代思想家所指的往往是不同东西，而且各人在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时涵义也差异甚大。此外，他通过考察“institution”一词在我国经济学、哲学、翻译学、语言学等领域的不同译法[5]，认为“institution”一词在中国学术各界中被翻译得很乱。因此，他呼吁制度研究者们重新反思西方当代著名哲学家曼海姆的话。曼海姆（K. Mannheim，1960, p. 245）在其名著《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指出：“我们应当首先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同一术语或同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境势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就我个人看来，韦森教授的呼吁是值得重视的。但我不打算在这里就这一问题展开自己的讨论，我认为对不同语言中词语涵义的考察，本质上是个语言学的问题，尽管我们主要从事的是经济学的分析，但这并不说明这一问题不应当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正如我在本文最后要指出的那样，在“基于人脑进化的个体认知论”和哈耶克所呼吁的“关于制度的知识理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介质——语言。但对于语言的研究我不打算在本文中涉及，而是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单独的做出说明。因此，我在论文中暂时（也是不得已的）去除了对“介于个体认知论和知识理论之间的语言媒介”的考察，而简化的将认知论和知识理论视为同义。为了贯彻这种方法，我们暂且搁置中文中的“制度”一词与英文中“institution”一词的区别，而将它们视为等价物。

概括而言，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制度就是行为的规则或方式。尽管他们对制度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总体来讲，制度是指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更通俗地讲，制度就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或共同认可的模式。就一个社会而言，其中任何个人、组织、社团，甚至包括政府都生存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中，受其束缚，受其制约。从制度存在的形式来看，制度包括可辨别的正式制度和难以辨识的非正式制度。前者主要指现实中人们较易识别的、一般是与人们的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种正式的、成文的、微观的制度，而后者则指各种不成文的、非正式的各种习俗、惯例和规约等。简言之，制度即行为的模式。它可以是正式的、成文性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并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没有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

制度是直接的人与人的契约关系，它间接地规定和体现了人与物的关系。制度作为规则和规范，同时也属于观念、意识的范畴，因此制度从抽象角度将是一种“共识知识的契约形式”。现实中，不是所有的观念、意识都是制度，它更主要的是指那些基于共同知识和认知模式的契约。从根本上说，制度是由特定社会共同体的经济实践决定的，而且，归根到底是由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特定的制度在马克思的意义上都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契约表现。因此，制度作为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概言之，制度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契约体现，它直接的规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内涵了人与人在社会行为中的权利和界限，也间接的规定了人与物的关系，但归根到底，制度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的手段或工具。由于制度作为分析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制度定义的分歧，以下简要罗列一些较有代表性的制度定义供读者参考[6]。

（1）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制度的理解

台湾学者中，白秀雄认为：制度是“社会关系的组织体系，包括某些共同价值和秩序，以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所谓共同价值，是指共有的观念和目标；所谓共同秩序，是指团体标准化的行为模式；所谓关系体系，是指角色与地位的结合，透过这种结合，行为目标得以实现”[7]。袁亚愚等则把制度看作是“社会结构中的‘软件’”，他们认为制度像计算机中的线路设计和计算程序一样，将社会中的各种因素、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联结和组织成一个整体，保证社会生活有秩序地、正常地进行[8]。国内学者郑杭生认为：“社会制度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围绕着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9]。略有不同，陈颐认为“制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和创造出来的决定人们行为的文化现象。”显然，陈颐在这里所说的制度，比一般社会学著作中讲的制度或仅仅作为行为规范的“制度性文化”的层次更高，内涵更丰富。他指出制度除了包括法律规章形态的制度外，还包括诸如风俗、习惯、道德等在内的非法律规章形态的规范[10]。

机关效能建设

被效能告诫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服效能告诫，可在接到效能告诫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效能告诫决定的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申请复核，复核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

什么是诫勉教育

诫勉教育是指对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机关效能建设的有关规定，情节轻微，不够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机关效能投诉中心给予的一种通报教育手段，被教育者应写一份书面检查，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项。

什么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即一切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责，一切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接受法律监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对违法失职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办事权限合法；二是办事程序合法。

什么是失职追究制

机关工作人员由于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国家、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损失或造成不良影响的，必须追究其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

养老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财务可持续性，应以社保降费为抓手，全面改革养老金制度，把参保人的积极性彻底调动起来。

去年末，中央政府作出了降低社保费率的决策，以期为企业“减负”。目前，上海、广东、北京、天津等十余省市已宣布下调社保缴费费率。

地方政府更多是在生育、失业和工伤三项保险上进行调整。“五险一金”中体量最大的养老保险是最难“动刀子”的一项。

中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比如：可持续性压力巨大，一些省份出现了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统筹层次低，造成基金利用效率低，地方利益固化，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等等 。

新近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多项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比如“完善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以及“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等等。

制度已经百病丛生，宏观经济减速又要求“降费率”，养老金改革何去何从？

为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人社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郑秉文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详细解读了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下一步。

最大问题是财务可持续性

【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应坚定不移地遵循城乡互动开放之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国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走阶梯式道路，发达农村地区率先进行试点改革，然后逐步小范围直至全国范围推广，全面实现农村改革成功。

【关键词】城乡互动开放 农村改革 制度突破口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三十多年来的农村改革，逐步打破了城市对农村的“闭合状态”，形成了城市对农村开放的格局。在新的时期，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农村的改革也正拉开序幕。随着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开放发展的理念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城乡一体化的开放发展在思想上进一步形成全国共识。因此，在新时期，推动我国农村改革，全面实现城乡一体化，就要坚持走城乡互动开放的新道路。

深入农村改革必须坚持城乡互动开放

随着我国改革步伐不断前进，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而农村发展相对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软肋，城乡二元化格局不断扩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深化农村改革再次被提上重要日程，这也为我国农村深化改革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近几年，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化，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对农村开放格局的发展，有利于农村的要素资源流向城市。我国将统筹推进城乡就业作为主要工作内容，促进了全国超过2亿的农民进城务工。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实施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制度，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的策略，有力推动了农村人口市民化。

但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主要还是局限在城市对农村开放，而农村对城市开放，更多地只是农村资源要素单向地流入到城市，农村对城市的实际开放程度明显偏低。客观来讲，我国农村对城市的开放远弱于城市对农村的开放，远弱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居民能到农村就业、居住的少之又少。我国单一的城乡开放，也]有逃出城乡要素分割的束缚，这直接导致农村资源要素仅可能单向流入城市，或者直接被低价划归城市，城乡之间的要素交换与共享远远不足。这种情况可能引发两种负面结果：一是农村无法共享城市发展取得的成果，从而不能顺利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繁荣；二是导致城市的优良资源要素无法投入到能够更好发挥功能的领域，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既然国家提出要缩小城乡差距，根本就在于缩小城乡发展能力差距。而当前城市资源要素无法充分流向农村，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发展能力提升，进而导致城乡差距迟迟无法缩小。如果过度实行城市单向对农村开放，则会引起“反城乡一体化”，导致农村资源要素过度向城市转移。

所以，要避免“反城乡一体化”，加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要加快扭转城乡单向开放的局面，向城乡双向互动开放进军。经验显示，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受到工业化的带动，农村资源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随后城市不断向农村拓展。可见，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集聚和扩散是相互协同的，它们共同推动城乡的不断发展。显然，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就是一个实现城市和农村之间资源要素相互流动和融合的过程，即城乡一体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走向城乡互动开放的过程。

开栏语

这里有最知名的学者，最具吸引力的话题，最系统而亲切的讲座，最深度的交流……《新人力》杂志从2012年9月刊开始将开设必修课栏目，我们将邀请人力资源管理相关领域最权威学者对读者朋友们感兴趣的学科、困惑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解析。这里将成为不多见的平面媒体“讲坛”——名家荟萃的大讲堂和HR自己的知识沙龙。同时，希望广大读者针对您关心的问题以微博的形式与我们联系。

【编者按】

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你能准确向员工解释工薪条上有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扣除”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企业要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这些往往是企业HR的工作。因此，“五险二金”（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是HR必备的业务知识。本刊从第342期（2012年9月刊）开始，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潘锦棠教授系统讲解“五险二金”知识。

一、养老保险简史

人类历史上可能存在弃老行为，为了节省极度匮乏的生存资源，子女将老人丢弃在荒山野岭之中让其随风而逝。流经中国湖北郧县的汉江，其两岸悬崖石壁上有大量年代不详的低矮山洞，门栓在外，人工修凿痕迹明显，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曾经的“弃老洞”或“寄死窑”；日本、韩国、印度也有“弃老山”和“弃老国”的传说。

养老，应该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是人类特有的行为。乌鸦反哺，羔羊跪乳都只是人类移情想象。养老最初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老人，代代相继。工业革命以后，各行各业兴起，劳动力流动频繁，子女远离父母，原来农业社会常见的大家庭让位于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出生率下降，家庭养老不再完全可靠，其他养老形式应运而生。欧洲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现代养老保险也是从欧洲大陆起源的，开始先有行业发放的养老金，比如1889年以前就有法国为老年海员发放养老金，奥地利与比利时为老年矿工发放养老金；同时，商业人寿保险也开展起来，在此基础上，政府出面建立养老保险制度。

德国是第一个建立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1889年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的《老年、残疾、死亡保险法》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从此以后，养老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接连出现，从欧洲、澳洲、美洲一直蔓延至全世界，目前约有170个国家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制度创新、机制转换。制度创新，就是把过去福利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改为社会化管理的医疗保险制度。机制转换，就是要建立新型的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机制、支出制约机制和医疗保险基金监管机制。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新的筹资机制，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二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三是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和服务实现社会化、属地化。四是健全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机制。五是强化医疗服务管理，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六是妥善解决离退休人员、老红军、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国家公务员、下岗职工等有关人员的医疗待遇。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是什么?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所谓“低水平”，就是说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必须与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充分考虑财政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只能根据可能而不能根据需要来确定医疗保险的水平，只能提供财政和企业能够承受的基本医疗保障。所谓“广覆盖”，就是要尽可能使所有单位和职工参加进来，这是社会保险大数法则的要求，更是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没有一定的覆盖范围，就实现不了互助共济、均衡负担、统筹调剂、分散风险的功能。所谓“双方负担”，就是基本医疗保险费由职工和用人单位共同交纳。这既有利于扩大医疗保险基金来源，又有利于增强职工自我保障意识和节约费用意识。所谓“统账结合”，就是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发挥个人医疗账户的积累作用，又可以发挥社会统筹基金的互济作用，化解单位和职工大额医疗风险。

按照这个思路，国家有关部门明确了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四项原则：一是基本医疗保险水平要与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二是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和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三是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负担；四是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为什么所有单位和职工都要参加医疗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涵盖所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及职工。按照各类企业的划分，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为扩大覆盖面，也可将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纳入进来。中央和省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职工都要参加所在地的基本医疗保险，执行当地统一政策和标准。

【摘要】首先我不能不承认的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比重的提升和位次的前移，是必然的结果。但是，这并不代表制造业水平的同步提高，更不代表“制造大国”就是“制造强国”。

【关键词】制造大国；制造强国；发展水平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49-01

众所周知，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的高低，不仅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不仅要看产量，更要看结构。但是我国在各个方面总会有不足。从数量上看，有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份额已达到15.6%，超过了日本的15.4%。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环球通视也有一份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为1.608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18.6%，低于美国的1.71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据该机构预测，中国制造的产值在未来几年内有望赶超美国。但是，从质量来看，中国的制造业更多的还处于低端水平，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底部。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更多的还是在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做嫁衣，中国的产业工人更多的还是在为发达国家创造利润。而从产量来看，中国制造业虽然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尤其是钢铁、水泥等行业，早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也接近或超过一半以上。从结构来看，中国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服务型制造业的比重明显偏低。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服务型制造企业占所有制造企业的58%，而中国只有2.2%。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我过国的制造业正处于“大而不强”的尴尬位置。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有我国缺乏核心型技术，在中国制造的许多领域里，尤其是一些重大装备制造领域，核心技术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依赖进口。核心技术的缺乏使得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产业分工中处于下游，利润也比较薄。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资源和环境负荷较高，当前，我国正处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的阶段。在中国缺乏大企业集团，缺少世界品牌，缺少高附加值产品，缺少核心技术，制造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又怎么会是“制造强国”呢？

一、怎样做才能成为制造强国

（一）路径之一：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

最大限度的发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与世界制造业强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相结合，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具有更为明显的比较优势，这包括：1.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政府支持。中国政府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法律、税收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支持，解决了外来投资者的后顾之忧。2.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3.廉价的劳动力。由于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劳动力素质近年来有了大幅提高。具备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设施。近几年各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而且整个工业体系也日趋完整。

（二）路径之二：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印刷企业的管理比较复杂，专业性强、环节多、产品周期短、流水速度快、印刷品的质量要求高。在这种复杂的生产运作中不理顺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就不能保证整个生产有序进行。印刷企业要达到有序运行，关键在管理，管理的依据则在制度。

许多印刷企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有了管理就有了人才，有了管理就有了市场，有了管理就有了发展。大多数印企，特别是民营印企始于家族创业，管理靠感情、工作凭自觉，公司做大后，各种问题可能就出来了。创业时大家同心协力，可以共苦，但不一定能同甘。兄弟各持己见，最终不得不无奈分家。造成这种局面，问题大多出在制度建设上，没有制度，或制度形同虚设，执行力度不够。

企业管理最终体现在规章制度建设上，最终结果表现在制度执行上。管理企业靠制度，制度落实靠执行力。只有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企业的发展才有保证。

建立健全内部管控制度

企业要生存，制度应建立；企业要发展，制度应更新。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以及思想活跃、敢于尝试的“80后”、“90后”新生力量，造就了新形势下的现代印刷企业管理与传统印刷企业管理不同的特点。与时俱进，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是现代印刷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如果说管理是树木，制度就是滋养万物的土壤。只有肥沃的土壤，才能培育出茂盛的植物；只有健全、完善、合理的制度，才能使企业实现规范、有效的管理。制度是实现管理目的的手段，是推进管理流程的基本工具，是规范、有效管理的前提。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是一只潜伏于整个企业组织运行体系中隐形的手，左右着这个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决定着其实力的强弱。没有科学合理、顺应潮流的制度，或者没有坚持按制度办事，就会在管人、管钱、管物、管事等方面出现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现象，或者是发生合情不合理、合规不合法的问题。任何一个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套符合实际、合法合规的制度，订立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做到各项经济行为有章可循，明确各方关系人的权利和责任，使每个科室、车间员工的行为都处在企业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之中，避免出现控制的真空地带或控制盲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依靠制度来防范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使企业管理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已成为各企业共识。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的目标。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制度的价值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如果不去执行，也会形同虚设，沦为一纸空文。因此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只有一视同仁，以严格执行制度为核心，才能推动企业的良性发展。

坚持责任和权利相对等的制度理念

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对此，应如何理解？

答：这一论断强调了制度建设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

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说的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困难群体得到有效救助，全体人民在各尽所能、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包括发展经济，增强物质基础；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形成诚信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发展社会事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等。但是，这些方面的成果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才能够转化为社会成员具体的权利和利益，从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体现出公平正义。因为制度是“规矩”，具有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以及激励、约束、协调、整合等功能，它为人们的行为提供遵循的准则。有了科学合理的制度，就可以约束不公平和非正义的行为，促进公平正义理念的树立和公平正义环境的形成；就可以整合社会力量，维护和巩固社会公平正义的成果，引导人们依法、有序、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比较协调、稳定、和谐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不公现象和问题，大都与制度不健全、不规范、不科学、不落实紧密相联。因此，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体系并使之得到贯彻执行，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长期而紧迫的重要任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决定》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强调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决定》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和部署，明确了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任务，即：完善民利保障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逐步增加国家财政投资规模，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通过切实加强制度建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