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范文精选

一、基本原理研究：构建“世界文学”体系

作为一门历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长中的学科，比较文学尚有许多原理性的“疑难杂症”，如定义、根本属性、可比性和中国学派等未获有效解释。比较文学家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专长，择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较文学界以来，胡良桂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进行了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关注，只不过他侧重于另一个原理性问题的探索：“世界文学”。199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1]，拉开了追问“世界文学”奥秘的序幕。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文艺理论》同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6期转摘。这些热烈的反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廓清“世界文学”概念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胡良桂继续用系列论文和42万言的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从“何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等角度，构建起一个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学”为中心和起点，通过建构“世界文学”体系来建设他的比较文学理论，较为符合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发现”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何谓世界文学”？它通常有三种含义：①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②超越族界、时代，广为流传的世界名著、经典。③世界各国文学将成为一统的时代，各国文学融为一体。胡良桂认为，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显然指第三种理解，即静态、孤立、封闭的世界各国文学，以世界名著、经典为代表和载体，通过相互的交流、互识、互补，构建起一个动态、联系和开放的“世界文学”。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来，这一观念的提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以世界市场为市场，以世界资源为资源，它的侵略性和开拓型客观上推动了文化、文学的交流，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身居德国的歌德才有机会阅读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玉娇梨》、《花笺记》和《风月好逑传》等小说，从而领略了另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和文化，这也引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畅想。歌德发现了“世界文学”，实际上也为后人设置了一个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世界文学”固然呈现出一种趋势，但是趋势不等于现实。首先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即“国别（民族）文学”是丰富而庞杂的，如何认识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其次，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时还只能读到三部三流的中国小说，对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学还一无所知；再次，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歌德那样形成了“世界文学意识”，大部分人恐怕还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视野。所以说，“世界文学”不仅对歌德来说是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人来说，也将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提出毫无意义。对于人类而言，理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希望，而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理念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何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倔强的人类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发出邀请，“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就算“世界文学”在事实上不可能来临，那么，我们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逼近这个境界，就像人类无法成为上帝，但至少应该朝着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样。这样，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别文学”如何通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提出正是后人响应歌德的号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是国别（民族）文学，因此，要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从“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呢？“比较文学”便“与时俱进”地诞生了。为此，胡良桂撰文《比较文学是横向沟通的形式》[3]，清晰阐明了“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国别文学”通向“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桥梁。这样，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性质也随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沟通。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国别文学”之间很容易产生冲撞和摩擦。比较文学张扬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学，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学，可以引导国别文学在相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敬重、取长补短。比较文学需要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是由它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4]，简洁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认为，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5]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语义上的重叠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国家，但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属于“美国文化”。其次，“跨语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光法定语言就有十六种，但印度的十六种语言不等于十六种独立的文化。再次，“跨国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韩国和朝鲜是两个国家，但他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最后，“跨学科”则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容易让比较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视为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作为个体的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语言、身份、学识等方面的局限，无法跨越所有的异质文化，但如果每个学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语境，跨越两种或以上的文化，那么，无数个体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国别（民族）文学”也就面向“世界文学”的方向，遥望、爬行、最后有节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寻“世界文学”的路途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胡良桂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思路：第一，“民族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完全丢弃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单纯指民族文学认识、学习他人，也指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被他人所认识和学习。第二，世界文学既是民族文学的目标，也是民族文学自我完善的动力。“民族文学”的演进有纵向的动力源，它来自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还有横向的动力源，它源于异质文学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两种动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即通过民族文学的相互参照，揭示民族文学的共通因素，这些共通因素也就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特殊规律。#p#分页标题#e#

二、“平行—贯通”法：超越“X比Y”模式

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是胡良桂致力于探索的一个领域。为此，他发表了《世界文学中的20世纪意识》[6]、《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及其与民族性、时代性的关系》[7]、《异化：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8]等论文，并在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中设置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人类关怀”、“全球化：世界文学的总体形成”、“世界总体文学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世界文学共同体的形式选择模式”等章节。这些总体性的探索显然不是“X比Y”式的两项或两极对比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项、多极的旁征博引的比较研究才能承担。在比较文学提供的研究方法中，平行研究运用最广，由于它常常只涉及两种异质文学之间的比较，因此被称为“X比Y”模式。不少比较文学专家对这种模式批评多于认同。比如季羡林就认为：“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9]钱钟书对平行比较也充满担忧：“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得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10]平行研究之所以饱受诟病，并不是比较文学不需要这种研究方法，而是因为人们由于视野和能力的局限，常常将平行研究机械化、简单化成为两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的简单比附，缺乏问题意识和深度挖掘。至于多国、多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自然让这种“X比Y”模式无能为力，而世界文学的共通规律和特殊规律则更让它束手无策了。钱钟书不仅在语言上揶揄这种平行比较，他更是用实际行动为超越这种“X比Y”模式作出了表率。王向远正是以他的《管锥编》为范本，提炼出一种完善版的平行研究：“平行—贯通”法。[11]

王向远发现，《管锥编》在论及古今中外的文学时，很少使用直接的、表面的比较，它们更多是把多种文学现象连缀在一起，不做过多的展开和发挥，给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比较”类似于修辞学上的“排比”，即用一连串相关和类似的材料来反复强化和凸显同一主题、同一观点或同一结论。这些材料本身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一般没有事实联系，但一旦在特定的议题下把它们摆在一起，它们就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各条例证材料之间就能相互显发，有了密切关联。通常的“平行比较”常常流于“X比Y”式的两相比较，而《管锥编》运用的则是“X1∶X2∶X3∶X4∶X5……”这样的多项式“排比”；一般的“X比Y”式“平行比较”只是说明被比较双方的“异”和“同”，而钱钟书先生的多项式“排比”却不是简单地求同存异，而是发现和呈现隐含于这些材料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在材料例证的连缀和排比中，古今中外就被“打通”了。一般的“比较”常常缺乏可比性，未必能有“打通”之效，不免穿凿附会，流于皮相之见，而钱钟书的将古今中外汇而通之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打通”，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上下贯穿、左右相连的“平行贯通”。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材料，在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上竟如此相似和相通，就不由地使读者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认同感，而作者的观点也就自然呈现，有时无需多费一词，便有很强的说服力。[12]在《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后记中，胡良桂表达了对《管锥编》的敬意，“原计划这是一部百多万字的多卷本，很想写成像钱钟书《管锥编》那样———古今中外囊括于中———探索人类文学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皇皇巨册。”[13]虽然该著作的规模离《管锥编》还有一些差距，但在某些方面确实深得《管锥编》的神髓，比如在寻找世界文学的规律时，它同样将“平行—贯通”法运用得自然和充分。不过，钱钟书偏爱于静态的案例类比，不喜做理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胡良桂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谈到《管锥编》、《谈艺录》中的比较方法时，他认为“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法基本上是线性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随着参照系的变换，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14]

为了避免静态类比的不足，胡良桂不仅继承了《管锥编》的“平行—贯通”法，而且通过大量的案例，从学理上对多种世界性文学现象做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不妨以他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变轨迹与基本特点”的探索为例[15]，从中可以看出胡良桂确实拥有宏阔的视野、丰富的学识和出众的理论建构能力。胡良桂首先提出了“20世纪世界文学观”，即从宏观上来关照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其次，他从这种“世界文学观”出发，通过审视拉丁美洲文学、日本文学、法国文学、苏联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多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寻求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化轨迹。第三，从多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中，他再次提炼出20世纪文学的基本特征：主观内倾化、非人化、理性化、没落化、分析综合化、方法的变革与艺术上的发明。最后，他理性思索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局限和问题。尽管钱钟书惯用的浑然天成的“平行—贯通”法远比一般的“X比Y”模式优良很多，但长时间以来，鲜有比较文学理论家发现它。王向远虽然发现并且推介了这种方法，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此“X比Y”模式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成为平行研究的主流。其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很多“比较文学学者”缺乏足够的“世界眼光”，也缺乏横跨和驾驭多国文学的能力。所以说，胡良桂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把握，尽管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但显然是比较成功的，其“比较方法”不露痕迹的运用，更是一种境界。#p#分页标题#e#

摘 要：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学科，其发展受到了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共同影响。在建立比较文学观时，需要放眼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两方面。对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形成、发展等特征进行探讨，从而建立起能够与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发展相适应的比较文学观。本文对世界文化发展的特征与当今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

关键词：世界文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观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文化正在向世界文化发展，各个民族在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发生融合，形成了具有统一性的世界文化。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逐渐从民族主义文学的壁垒中走出，形成了更加广阔的文学意识，而比较文学也应运而生。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并成为了比较文学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为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与手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1、文化形态呈多元化并存融合状态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越来越频繁，使世界文化形态出现多元化融合并存的特征。从目前世界文化现状可以看出，现代东方文化已经与传统东方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化，融合了西方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而现代西方文化与古典西方文化也大有不同，其中渗透了大量的东方文化元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受古代东方技术的启发而发展，同时东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又反过来借鉴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西方现代诗从我国汤匙中得到启发，改变了英式诗歌的句法与诗法，开创了西方意象派诗篇，而我国的现代诗歌又受西方影响。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一直处于多元化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2、民族文化意识加强并建立起全球文化意识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逐渐从欧洲中心逐渐向世界多中心发展，建立起了全球文化意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逐渐融为一体。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文化正在向世界文化发展,各个民族在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发生融合,形成了具有统一性的世界文化。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逐渐从民族主义文学的壁垒中走出,形成了更加广阔的文学意识,而比较文学也应运而生。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发展促进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并成为了比较文学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观的建立,为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与手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1、文化形态呈多元化并存融合状态

随着世界各国交流越来越频繁,使世界文化形态出现多元化融合并存的特征。从目前世界文化现状可以看出,现代东方文化已经与传统东方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化,融合了西方文化中的诸多元素;而现代西方文化与古典西方文化也大有不同,其中渗透了大量的东方文化元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受古代东方技术的启发而发展,同时东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又反过来借鉴了西方的先进文明。西方现代诗从我国汤匙中得到启发,改变了英式诗歌的句法与诗法,开创了西方意象派诗篇,而我国的现代诗歌又受西方影响。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一直处于多元化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2、民族文化意识加强并建立起全球文化意识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逐渐从欧洲中心逐渐向世界多中心发展,建立起了全球文化意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逐渐融为一体。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3、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世界文化的多元并存特点以及全球化意识的建立,使得东西方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交流与碰撞,使世界文化向着新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研究逐渐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人类的历史文化研究开始向着宏观总和的方向发展。

内容摘要：

世界文学囊括了世界各民族文学，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的产物。诗歌作为其中的分支，在世界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关雎》和《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天》这两首具有代表性的爱情诗歌来对比中西方诗歌表达的异同，从而反映出世界文学的多样性。

关键词：

世界文学；诗歌世界；《关雎》；《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天》

1.世界文学与诗歌的世界

世界文学是什么？歌德认为世界文学是各民族文学的融合，是各族人民长期交流的产物。歌德曾多次提到“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概念。歌德把它看作“thecirculationofideas,themesandformsbe-tweentheliteratiof,infirstinstance,Europe,andpossiblybeyond.”那么诗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本质上说诗歌表现的是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情感需求。但是由于地域、种族、语言、宗教的不同，出现了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文化和文学上的差异性，这正是世界文学的价值所在。本文以中西方的爱情诗来阐述其中的异同之处。笔者选取了《诗经》第一篇《关雎》和莎士比亚的《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天》两首诗歌进行鉴赏和比较。它们都是在描写爱情，它跨越种族、时空和国界，是人类共同的向往。但由于中、英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所以其表现手法和感情程度都有很大的不同。

2.《关雎》与《我能否把你比作夏天》

《关雎》诗意地描绘了外在美和心灵美的审美过程。诗在开头就描绘了美丽图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爱情常始于被对方的形体（窕）吸引，而后才会了解对方的心灵（窈）。爱情双方是感同身受的关系，它虽然从异性形体美的感受开始，但却具有对异性形体美的超越性感受。少年男子初遇女子时关注女子的形体美，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情绪上的波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女子不确定的态度引发了他无尽相思。

筱敏的散文是哲学散文，但每一篇又都只像一块哲学的碎片。她并不信仰任何一种哲学，于是掰开克罗齐表现主义的一角，截下柏格森生命之流的一段，或者沉浸在弗洛伊德潜意识的睡梦里，或者干脆栖居在海德格尔的诗意中……而在这些残折的哲学边沿，分明涌簇着崭新的思考之芽，吐露着顽强的粘着之力，抱合成一种立体的、抽象的、个性的哲学。筱敏的散文本非探究哲学的，但又产生着一种能使人默许的终极意义的力量，无意中又令人会意，怀疑的坐标正指向答案，在沉重的忏悔中获得释怀。

我们总抱怨说现在的生活太累，于是拒绝有分量的东西――比如思考的文字。但我们所累的却不是沉重，而是忙碌于拥挤；不是思考，而是轻浮与烦躁。我们不愿思考似乎无解的问题，比如谁在奴役我们；我们不愿正视曾经遭受的苦难，比如谁发动了战争；我们不愿计算一生到底有多少需求；我们不愿宽恕他人的过失……筱敏的散文先是用温柔的文字轻轻扳过我们扭到一边的头，说：“看哪，你看哪，这就是你自己！”然后又用铿锵的词章沉沉叩问我们麻木的心灵：“来吧，开始做，现在就开始做！”先自省，再改过。思考吧，哪怕没有答案；前行吧，哪怕没有道路；行动吧，哪怕没有终点……

我相信最坚韧的人应该到用文字谱写生命的人中去找，因为他们用来面对世界的工具是最脆弱无力的东西。筱敏知道文字本身什么也不能做，但她对自己的文字苛刻到残忍。在她笔下，舒展的美景中，生命痛苦地缩成一团；喧闹的人群里，心灵孤独地死寂一片；个体遭遇的是清醒，群体面对的是混沌；英雄的宿命是死亡，懦夫的皈依是安乐。她是如此善造古希腊的悲剧，她让最美丽最柔弱最纯洁最崇高的灵物被摧残被被玷污被践踏；她是如此善于在生命的高音区，在那根最细最紧的弦上风疾电掣般拨动华美的乐章！她是个用反色来彩绘世界，用落差来寻找平衡的人，她达到了：她写《捕蝶者》，用死亡来呼唤对生命的敬畏；她写《人牲》，用祭坛上的血污清洗的心灵更纯澈，她用疼痛让人们恢复知觉，她用黑暗让人们发现光亮，她用冷风让人们回忆温暖，但她又总是优雅而忧郁的。虽然文章的骨骼里有一股丈夫的魄力，但精韵中还是散发着独属女子的悲悯。这悲悯，是对人类生存的宽容，如大地一般继续贡献着她的肌体与乳汁，等待着人类觉醒那个无期的许诺。康德在乎的是心灵与星空，而与女子相牵连的应该是心灵与大地吧。

也许每一个写作的人对自己的文字都不能有太多期待，这是一生的致力和执著与最终效果的悖论。但每个读过筱敏的散文的人，至少可以记得被我们自己空洞的目光遗漏的角落中的弱者，譬如乞人、鞋匠、搬运工……下次见到他们不再鄙夷，最好还能微笑一下，他们会感到很温暖。于是世上的温暖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积存下来了，世界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变得温馨了。

1.大海的家吴思梦

2.我家的第五口杨川皓

3.夜缪靖宁

4.琴声·心跳·星星林滢錾

5.我真希望永远『油荒李绎钒

6.黄豆芽生长记刘语涵

7.吹泡泡孙焕

8."花粉"和"诺贝尔奖"朱识宇

蝉蜕:从新移民到老金山,从乡愁到“亦东亦西”——旅美散文家刘荒田访谈录

当代美国文学一瞥

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特色西方文学新形态建设研究

人物与地理环境的相互映衬——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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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解读《雷雨》与《蝴蝶君》中的男女

世界上有无数关闭着的“门”也正是在这一扇又一扇的“门”中有一扇自人类文明诞生就饱受世人关注的“门”，它的名字叫文学。

文学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古今中外无数的英雄豪杰和文人墨客都曾踏入这片领域，他们融入了这个文学的世界，并在其中陶冶性情，增长学识，而当他们跨出这扇大门，这个文学世界时，则无一不学富五车，通晓古今，文学给予了他们足以享用终生的财富。

文学是一个培育人才，造就社会的世界，从古代的唐太宗到近代的康熙，文学为中国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从四大文明古国到东方礼仪之邦，文学又造就了东方值以炫耀的国度。文学支撑着文明，支撑着这个世界。

文学又是人类心灵中不可获缺的世界。曾经沸腾意一时的大学生杀人犯马家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惊人地道出这样一个秘密：“我不曾阅读过太多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一直感到内心的空虚与寂寞。”最终，马家爵拒绝任何律师的无偿辩护，而是一心待在牢中以求一死。一个即将成材的大学生，一个精通数、理、化的大学生，一个人穷志坚的大学生，仅仅因为内心缺少了文学的充实与补给，缺少了文学的滋润与安慰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也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明白了，因此才会做出那样的抉择。文学充实着一个人的心灵。

文学是一个人的心灵、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不可获缺的精神支柱。它创造着文明，见证着历史，它将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创建出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与成就。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著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作者：马荣单位：北京大学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