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精选

摘要：《我的安东尼娅》是凯瑟的代表作，也是美国经典文学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之一。而当时的生态批评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学领域逐渐被挖掘，生态女权主义批评也应运而生。本文首先介绍了生态女权主义的由来，并通过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我的安东尼娅》这篇著作进行分析，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展示凯瑟作品中妇女与自然和谐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更多的读者重新理解这部作品以及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权主义精神。

关键词：《我的安东尼娅》;生态女权主义;自然

生态女权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在其创造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中首次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破坏自然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而在1974年时，法国作家费朗索・德・埃奥博尼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态女权主义逐渐渗入到了美国的文学界当中，生态女权主义者将人类对自然和对女性的态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认为自然与女性是当时时代的牺牲品。生态女权者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统一，要与当时的父权主义相对等。所以当美国作家凯瑟写出《我的安东尼娅》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大多数人歌颂，因为凯瑟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与对女性的态度是一样的，而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凯瑟对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也在这篇著作中运用。

一、薇拉・凯瑟与她笔下的安东尼娅

《我的安东尼娅》以第三方视角为读者展示了安东尼娅在拓荒移民中的艰辛与自身自强不息的精神。安东尼娅年幼时家境十分窘迫，她的父亲迫于现实的压力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年幼的安东尼娅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并去镇上打工来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而后来不幸的婚姻、在怀孕后被人抛弃等等一系列恶劣的事件并没有让我们的女主人公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反倒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坚强，并不断战胜磨难，最终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结局。

这是作者以自身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及对父权主义的批判，也让作者追求女性与自然能够和谐公平。

二、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下《我的安东尼娅》解读

（一）主人公与自然的和谐美好

一、引言 生态问题是现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1962年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的问世被认为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张艳梅，2007：1）。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英国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张艳梅，2007：4）因此，生态文学旨在以文学的形式唤醒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引导人们形成内心的生态信仰。生态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思考和关注，并把这种危机展现在了作品中。随着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席卷英国，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没有了房子、工作，也丢掉了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而工业化进程对自然则有着更为强大的冲击，很多原有的田园乡村被铁路、城镇所取代。哈代作为这些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把工业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融入他的作品中。哈代的小说以他所生长生活的英格兰西南部地区为背景，富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哈代的小说中，尤其是在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系列，对环境和自然的描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且，自然在他的小说中不是简单的人物活动的背景，更多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读者可以感觉到社会文明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忽视。哈代对工业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弊端表达了深刻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他的生态主义思想。以下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从自然、人类和动物三个方面，分析哈代的生态主义思想。 二、自然的角色 在小说中，自然环境提供了故事发展的自然背景。哈代对人物活动的周围环境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比如，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哈代描绘了黑原谷的自然景观，这是苔丝的出生地，是尚未被工业革命吞噬的一块净土。在哈代眼中，黑原谷里的大气是“懒洋洋的，泛一片浓浓的蔚蓝”，远处的天际是“深重浓郁的紫兰”，一眼望去几乎到处是“绿草和树木，丰美芊绵，覆盖着高山大壑之间的这片丘陵小谷”（哈代，1993：9—10）。首先，哈代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幽静安详，却又生机勃勃。这里之所以这么静谧和美好，是因为它还未被工业化的浪潮污染，是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相融的地方。作者选择了“懒洋洋”这个词来描写这个地方的大气，而很显然，这个词大多数时间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状态的。另外，不同的颜色，“蔚蓝”，“深重浓郁的紫兰”等表达帮助读者在大脑中构建出一幅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画面。作者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喜爱反映在了这些文字里，也从反面暗示了对于工业化对自然的破坏这种现象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代的小说中，自然并不是简单地被角色感知的景观，它不仅仅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所，事实上，自然也以某种形式参与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因此可以把自然看做是人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例如，自然界的冬去春来给了遭受生活苦难的女主人公的活力和追求新生活的动力。另外，女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也会受到周围自然景观的影响，得到回应或强化。劳伦斯认为，在哈代的小说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很关键也很生动，甚至比在这个背景下活动的人物还要重要（Lawrence，2001：503）。在小说《苔丝》中，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其组成的部分，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和个性（Howe，1985：22）。哈下的自然环境是独立于人类意愿之外的实体。正如一些生态批评者们所认为的，自然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也会被我们影响的实体，如果我们一味地破坏自然，那么自然对我们的影响有可能是致命的（Barry，2002：252）。这就意味着只有人类尊重自然，才能和自然和谐共处，否则的话，如果自然被不断打扰甚至威胁，它就会反过来对人类施加影响。哈代小说中自然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反映了他积极的生态意识。在小说里，不仅有黑原谷这样的和谐画面，而且有工业化发展对自然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机器耕种对人性的摧残。 三、机器对人性的摧残 在该小说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然和文明发展的冲突。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英国在经济、工业、艺术及政治领域都发展得非常快。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高级的生产工具出现了，并且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大大就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大范围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思维敏锐的作家，哈代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繁荣，他强烈地感觉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随着现代化机器的出现，人类被迫和自然及土地分离。原本和自然有着紧密联系的农民和工人，和自然分离以后，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机器的奴隶。虽然现代化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它也使劳动本身失去了乐趣，因为机器作业要求的是劳动者一味地重复相同枯燥的动作。而在此之前，人们是用一种原始和古老的方式进行耕作，这样的劳动方式使他们和土地更为紧密。通过辛勤劳动，他们从自然力获取必要的生存的物品，人和自然保持着平衡、协调的关系。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平衡，原本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失去了，人们只能服务于机器。小说中脱粒机的描写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它被称作“天不饱的大肚魔王”（哈代，1993：364），使人们“投入了一种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境界，一双手脱离了意识的支配，只是机械地工作着”（哈代，1993：364）。除了剥夺劳动者劳动的快乐外，现代化机器也同样无视人的尊严，使人们成为工作的奴隶。以下描述司机的句子就能够让读者认识到机器生产对人们的危害有多严重。“他那份与众不同的神气和颜色简直像是个来自托斐特的生灵，偶然闯入了这个只有黄色的麦子、白色的土壤、清明的空气、却没有黑色烟雾的地区。他跟这里毫无共同之处，只是让当地的乡下人感到惊讶和惶恐”（哈代，1993：355）。很明显，机器耕作把劳动者变成了简单、枯燥的生产工具。这里的司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身份，完全沦为发动机的奴隶。他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木乃伊，看不出任何思想和活力。从这个角色读者可以了解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人造成的伤害。另外，这个司机身上沾满了烟灰，也间接地揭示了机器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对于哈代来说，传统耕作被工业化所吞噬表明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死亡，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是以剥削利用为基础，而是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紧密联系为基础。对于大多数哈代同时代的人来说，他们从工业化看到的是繁荣，高效，以及财富的迅速累积，而哈代看到的却是对人性的忽略。#p#分页标题#e# 四、动物的命运 动物的悲惨命运更明显地揭示了文明和自然的冲突。哈代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在了他对动物的关注。从孩童时代，哈代就展现出了对动物的喜爱（Howe，1985：6）。在小说《苔丝》中，哈代同样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多次描写到了动物所面临的悲惨境地。收割机工作时给动物带来的恐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大耗子，小耗子，大野兔，小野兔，还有蛇，纷纷后撤，好像躲进了城堡，并不懂得它们的避难所也寿命有限，也不懂得毁灭正等待着它们。到了下午它们的藏身之地便会缩小到越来越可怖的程度。那时它们便只好敌友不分地挤在一起，直到连最后几码地上的直立的小麦也在那分毫不爽的收割机的牙齿之下倒下时为止，这时它们便一一被收割人的棍子和石头砸死（哈代，1993：95）。这些文字描写了作为工业化的产物之一的收割机强大的破坏力。首先，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哈代对这些无助的小动物的同情和关注。它们原本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但这种平静被现代化工具打破了。由此读者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是如何打扰，甚至威胁到了自然的和谐。另外一个类似的场景是捉老鼠。老鼠把麦垛作为最后的避难说，当麦垛逐渐被脱粒机加工完之后，老鼠在空地上四处乱跑，引起“乌烟瘴气的混乱”（哈代，1993：365）。从表面来看，是机器带来了动物的不幸遭遇。而机器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此，这些动物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残忍和不负责任。生态学提倡的是物种平等和自然的和谐，很明显这种残忍态度是有悖这一生态原则的。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哈代对自然的态度。由于工业化的蔓延，人类和动物不得不和自然分离。对此，哈代表达了深切的思考和关注。对于物质财富的累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哈代没有给予肯定和赞许，因为这一切是以破坏自然的和谐和摧残人性为代价的。而他提倡的是尊重自然的独立性，保护自然界的动物，以此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并保持人类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哈代作品中体现的生态主义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作家对自然和人类前景的深深忧虑。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生态主义思想，通过阅读该小说，读者可以“开始想象另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的方式”（张艳梅，2007：4）。

【摘 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阐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统一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就是使其在理论上深刻理解生态文明观，在实践中自觉践行生态文明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在实践中还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与方式，当前做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三个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为中介，在批判旧哲学抽象自然观的基础上，通过强调自然、人、社会的相互交织及其互动，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首要内容。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1]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具有演化先在性。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前提性和制约性。因此，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共同发展，是生态过程及其关系存在的前提。

第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1]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劳动，通过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建立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彼此联系，相互作用于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和社会活动中，形成了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有机结合的生态经济关系。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必须积极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进行。

第三，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其中自然属性是实现人发展的基本方面，人要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需要使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相互协调、相互强化。建设生态文明不只是技术问题、项目问题、经济政策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人的灵魂问题。

一、没有永远的朋友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摘 要：生态主义文化观是一种以平等、互补与和谐的态度来对待不同文化的观点。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进行大学外语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和推动大学外语教学改革有重要意义。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来进行大学外语教学，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同文化间的互补和尊重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则。

关键词：生态主义文化观；大学外语教学；文化导入原则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2-0049-02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日趋活跃，外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所以外语教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语教师持一种怎样的文化观，这是一个关乎其微观教学活动的宏观理念的问题。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黄色的农业文明和黑色的工业文明之后，绿色生态文明时代正呼之欲出。在生态主义文化观的视阈下，生态主义思想不仅体现在保护自然和防止污染等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中各不同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大学生肩负着传播先进思想、担当公民表率的社会责任，教育大学生树立起具有生态价值取向的价值观，无论对于大学生个体还是对于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生态主义文化观概述

生态主义思潮是在现实的逼迫下应运而生的，从产生之日起，它就背负着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使命。生态主义思想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看问题的方法和原则。在当下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大背景之下，生态主义文化观可以说是一种颇有忧患意识的文化观，同时它也兼具包容和超越狭隘的品格。它倡导平等，反对霸权；提倡对话，反对封闭；高扬和谐，反对冲突。著名生态学者雷切尔？卡森就主张，人们应该用“生态整体观”来看待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这种生态整体主义同样也适用于人类文化生态系统。具体地说，就是应将世界上各种同质或异质的文化看做是地位平等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的成员。然而，在对生态主义文化进行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的时候，有专家和学者注意到，单纯的理论研究枯燥而乏味，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使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方法论被束之高阁，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而也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主义文化观与外语教学的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就扭转了前述理论研究日趋学院化、晦涩化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

二、生态主义文化观对推动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意义

一、没有永远的朋友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概述

作为一种新兴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求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它打破了传统的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为西方文学批评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在这种自然和女性的眼光下，传统的文化、文艺观、价值观以及批评尺度等受到质疑，文学作品将面临重新定位和评价。

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

(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一、蕴含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的两性战略伙伴关系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两个支点，一个是生态世界，另一个就是男权社会里的女性，这两个支点紧紧地支撑着这一理论核心。不从生态自然的角度去研究，就会重新回到女性主义批评的框架下;若是撇开女性独有的视角，就成了生态批评研究。所以在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时，双视角才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完美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一则，可以从两性视角着眼，着重研究女性作家在文学文本中的生态话语表现及批评特征，以此突出女性群体生态作品的优越性;再则，可以将文学作品中的生态环境与女性描写或与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相联系，加以分析和阐释，从而进一步深入或多角度研究作品内在主题。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是对生态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优化组合，是顺应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学发展的“双赢”策略。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一直都潜伏在社会各个层面，渗透在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由于其覆盖范围之广，扎根时间之长，是生态女性主义者从始至终不得不攻克的两大难题，所以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两种思想的结合势在必行。一方面它弥补了以男权思想为基调的人类中心主义为前提的生态主义批评理论中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完善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使其不再单一从两性角度解构男权思想，而是联合自然生态世界这一“同盟军”，来共同找到受压迫、受破坏的根源，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拯救”。女性与自然环境之间微妙的闺蜜关系，不仅仅表现在女性与生态环境本身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表现在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奴役之间的相似性。两者“既需要本我的动力也需要超我的指引，但只有当超我和本我之间达到平衡点时，才能成为一个社会自我存在体而快乐生活。”但对女性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应该看到虽然女性与自然环境有相似的遭遇，共同的使命，但不能把妇女和环境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不能把女性单纯地理解为身体，也不可以把女性自身所具有的能力纯粹地解读为一种自然本性。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理论浩瀚星河里中一颗小小的“新星”，前方研究之路也一定会遇到困难和阻碍，漫长而艰辛，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研究的未来之路是乐观光明的。引导世界区分妇女和环境被压迫和奴役的共性，找出合理有效地保护两者的途径，使女性和自然脱离被欺压的“苦海”，让女性与男性、环境和社会相互之间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生态女性主义者从独特的女性角度去探寻破坏环境和奴役自然的生态危机根源，不仅为解放妇女和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开辟了解决生态危机和男权统治的新理念，而且强调女性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和举足重轻的地位，这些都对人类社会进步和自然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中，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还将做出许多贡献。”人类社会的春天会鸟语花香，妇女将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也一定会朝着可持续发展模式不断地前进。

作者：徐锐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摘 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提出的新的要求，因此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利用文本分析和文献研究的办法，提出并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态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新内容？这个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否适用？客观论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吸取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道德；生态危机；福斯特；奥康纳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32-02

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绿色运动思潮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是由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创造、发展的，并引起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切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快速传播为各个国家探索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态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新内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否有借鉴意义？本文意在从以上几个方面把握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为党的十以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历史上争论不断。有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相关思想或者直接论述，据此认为马克思不是生态主义者；另一些西方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两派的观点再加以考察，以便厘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英国著名的生态学者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于生态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强调的是人类如何改变自然并贬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和自然经济的规律”[1]89马克思所在的年代是19世纪中叶，大量的工厂兴起，资本家雇佣大批的劳工生产大量的产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马克思看到的都是带着血的钞票、肮脏的交易和裸的剥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如何使工人从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正如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留下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地位”[2]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无法从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出关于生态学的明晰的文本。

尽管马克思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直接文本，但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3]3。当代所指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并没有发生生态危机，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人们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和感恩。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改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世界观和有效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学方面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立场和目的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和“补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

摘 要：以时间为线索，以文学接受为重点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文化和文学领域的流传。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接受 中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3-0087-04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接受，为其在文学领域的接受提供了理论准备。韦清琦和罗婷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都引到了文化方面的论文，将其作为立论的依据，如《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一文被文学批评家反复引证。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接受先锋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罗婷教授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一书中给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席之地，辟专节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1988年，张敏生等翻译的《自然女性》不仅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著作，而且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杰作。“在写作上，《自然女性》是一本不合常规的书。格里芬别出心裁地将论断以想象推理的方式通过模仿的声音表达出来，而尽力再现这些声音的形象与语调，并在这个由男人、女人和作者本人声音交织的大合唱里，既各有特色又浑然一体。此外，这虽是学术性著作，但作者摒弃了学究式的论述方法，而采用富有诗意、充满激情的散文风格写作。”[1] （P.83 ）虽然《寂静的春天》科学报告的味道过浓，而文学趣味性不足，但是卡森的《海风下》《海的边缘》倒是纯美的文学作品，只是尚待学者将其译介过来。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了阿特伍德的《浮现》《羚羊与秧鸡》等系列作品。

如果说荒林在《时间感，或存在的承担与言说》[2] （PP.59-66 ）一文中，对王小妮的母性以思维方式的贯彻、体现为对万物存在的体恤和尊重是否受过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还存在疑问的话，那么在马兰1996年的作品《双向街》[3]中则清晰可见作者受《自然女性》一书的影响。文中不但直接引用了《自然女性》中的妙语，而且其“据说”的句式，一句成段的风格，自言自语的言说方式，诗性的语言，无不再现了《自然女性》的风范。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前期接受很隐蔽，基本上是在生态批评中附带予以介绍的，不具备独立的身份。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将其视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被看作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有潜力的批评”。陈还提到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 Soper）和西苏（Helene 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主张。韦清琦在《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前景相当乐观”，他以劳伦斯和美国女作家裘威特的作品为批评实践的文本，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