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理论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媒介生态学的起源和发展，对媒介生态系统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界定，提出了媒介生态系统结构的“六界”说。并对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和发展提出提出来一些具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观点。

[关键词]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环境,媒介生态学

Abstract:Thispaperemphasizesontheorigina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anddeeplystudiesanddefinestheconceptsofmediaecosystem,andthenadvancesthe“six-boundary”theoryonmediaecosystemstructure.Thispaperalsoputsforwardseveralenlighteningandforecastingthoughtson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

Keywords:MediaEcology;MediaEcosystem;MediaEnvironment;MediaEcolog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逍遥游》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一、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对自然生态价值的遗忘

在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思想的演进中，我们发现:在中世纪之前，人确立了对除神以外的其他存在者的主体性地位;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体性地位有所扩展，人已确立了对包括神在内的所有存在者的主体性地位。然而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主体性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其统治性地位的确立，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由于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这种哲学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界人为地分为主体和客体:人是绝对的主体，是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统治者;自然界是客体，是为人的存在，是人所支配、处置的对象，它除了具有“消费性价值”之外，在人的眼中不具有诸如“生态价值”、“系统价值”等任何其他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界整体及其自然物如果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存在着的无，它只有依赖于人才能获得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样，在自然界面前，人就成了不需要任何约束的高高在上、狂妄自大、为所欲为的主体，自然成了可以任人统治、践踏、宰割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对象性思维的统治下，自然不断地被征服、被掠夺并正在逐渐地走向终结。

二、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管理是反生态管理

以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为指导，在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只看到了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都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纵观西方管理思想史，各种管理理论几乎概莫能外地聚焦同一中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工作效率，而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经验管理，因此科学管理理论重点解决的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高生产现场的生产效率问题;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问题，以确保效率的提高;行为科学学派试图通过行为科学的研究，掌握人们行为的规律，找出对待工人、职员的新手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新途径;管理科学学派的主导思想是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生产力得到最为合理的组织，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决策理论学派以统计学和行为科学作为基础，力图在管理领域寻找一套科学决策方法，以寻找到实现最佳效益的最佳方案;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认为，组织不仅是一个社会系统，而且也是一个技术系统，只有把二者协调起来，才能解决组织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西方管理思想的终极旨趣都是为了追求本单位经济效益、利润的最大化，而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没有考虑到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平衡问题。这种片面追求效益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的管理是当前迫切需要反思的。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人们皆自觉不自觉地在行为上忽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管理学家指出各行业中管理工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既定目标，通过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进行着任务、资源、职责、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协调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管理实践仅仅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目标，在社会系统内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排除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组织和组织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这就使组织形成了以片面追求效率为核心的功利的、反生态的管理观。这样，西方管理理论对人掠夺自然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客观上放任和加速了这种掠夺的进程，从而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危机，这种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存危机。因此，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用一种新的哲学和管理理论来指导管理实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种新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新的管理理论就是生态管理理论。

三、生态危机时代需要生态哲学指导下的生态管理

哲学具有时代性，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生态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所尊崇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新哲学，是以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为基础的整体论哲学。生态哲学是一种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一般认为，世界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所构成。而社会是人的社会，思维也是人的思维，因此世界就是由自然界和人所构成的世界，世界观就是关于自然和人的总的看法和态度。生态哲学所坚持的生态世界观在对人、自然的态度上坚持整体论、系统论的观点。人作为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一员，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人无论怎样特殊，都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其生存须臾离不开地球生态系统整体平衡所提供的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充足的食物、清洁的饮用水等。目前，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终极原因就在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没有把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统一的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生态管理就是在生态哲学的指导下，合理吸收生态学、系统论、经济学、管理学、现代技术科学等学科知识，反思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在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标上，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可持续生存。生态管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阈进行研究，可以构建出不同的生态管理理论体系。从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看，以“生态管理”为关键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都很少。笔者才疏学浅，暂无力构建系统的生态管理理论。这里，提出几点有关生态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生态管理，要坚持整体论的管理观。

由于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础，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必须更新管理理念，重新审视现代的片面追求利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目标，把维护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当代乃至未来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理念和目标。今天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领导者，必须从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代管理理论中“超拔”出来，充分认识到现代管理理论及其指导的管理实践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危害，认识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类就将走向不归路。

摘 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提出的新的要求，因此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利用文本分析和文献研究的办法，提出并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态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新内容？这个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否适用？客观论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吸取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道德；生态危机；福斯特；奥康纳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32-02

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绿色运动思潮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是由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创造、发展的，并引起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切关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快速传播为各个国家探索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那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关系？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它在生态道德方面有什么样的新内容？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否有借鉴意义？本文意在从以上几个方面把握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为党的十以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借鉴。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历史上争论不断。有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相关思想或者直接论述，据此认为马克思不是生态主义者；另一些西方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生态学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两派的观点再加以考察，以便厘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

英国著名的生态学者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于生态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强调的是人类如何改变自然并贬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和自然经济的规律”[1]89马克思所在的年代是19世纪中叶，大量的工厂兴起，资本家雇佣大批的劳工生产大量的产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困苦，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马克思看到的都是带着血的钞票、肮脏的交易和裸的剥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更关注的是如何使工人从资本家的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正如美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留下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方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地位”[2]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无法从马克思的原著中直接找出关于生态学的明晰的文本。

尽管马克思没有关于生态学的直接文本，但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3]3。当代所指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并没有发生生态危机，因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人们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和感恩。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实际上为我们改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世界观和有效的方法论。因此，我们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学方面的延续和发展，二者的立场和目的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和“补充”。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和延续。

一、蕴含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的两性战略伙伴关系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两个支点，一个是生态世界，另一个就是男权社会里的女性，这两个支点紧紧地支撑着这一理论核心。不从生态自然的角度去研究，就会重新回到女性主义批评的框架下;若是撇开女性独有的视角，就成了生态批评研究。所以在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时，双视角才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完美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一则，可以从两性视角着眼，着重研究女性作家在文学文本中的生态话语表现及批评特征，以此突出女性群体生态作品的优越性;再则，可以将文学作品中的生态环境与女性描写或与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相联系，加以分析和阐释，从而进一步深入或多角度研究作品内在主题。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是对生态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优化组合，是顺应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学发展的“双赢”策略。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一直都潜伏在社会各个层面，渗透在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由于其覆盖范围之广，扎根时间之长，是生态女性主义者从始至终不得不攻克的两大难题，所以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两种思想的结合势在必行。一方面它弥补了以男权思想为基调的人类中心主义为前提的生态主义批评理论中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完善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使其不再单一从两性角度解构男权思想，而是联合自然生态世界这一“同盟军”，来共同找到受压迫、受破坏的根源，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拯救”。女性与自然环境之间微妙的闺蜜关系，不仅仅表现在女性与生态环境本身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表现在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奴役之间的相似性。两者“既需要本我的动力也需要超我的指引，但只有当超我和本我之间达到平衡点时，才能成为一个社会自我存在体而快乐生活。”但对女性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应该看到虽然女性与自然环境有相似的遭遇，共同的使命，但不能把妇女和环境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不能把女性单纯地理解为身体，也不可以把女性自身所具有的能力纯粹地解读为一种自然本性。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理论浩瀚星河里中一颗小小的“新星”，前方研究之路也一定会遇到困难和阻碍，漫长而艰辛，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研究的未来之路是乐观光明的。引导世界区分妇女和环境被压迫和奴役的共性，找出合理有效地保护两者的途径，使女性和自然脱离被欺压的“苦海”，让女性与男性、环境和社会相互之间发展战略合作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光荣而神圣的使命。生态女性主义者从独特的女性角度去探寻破坏环境和奴役自然的生态危机根源，不仅为解放妇女和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开辟了解决生态危机和男权统治的新理念，而且强调女性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和举足重轻的地位，这些都对人类社会进步和自然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中，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还将做出许多贡献。”人类社会的春天会鸟语花香，妇女将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也一定会朝着可持续发展模式不断地前进。

作者：徐锐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一、从人工自然观转向生态自然观

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不是由自然界的演化造成的，而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人的行为又是同人的观念紧密相联的。生态危机是人类的生存危机，也是人类的观念危机;是人类的道德危机，也是人类的自然观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不仅要调整人的道德观念，还要调整人的自然观念。哲学观念的变革，从来都是最深层次的观念变革，没有自然观的根本性转变，就不可能有关于自然界的伦理观念，就不可能有富有哲理的环境伦理学。自然观已经历了天然自然观与人工自然观两个发展阶段。天然自然观是人类自然生存的反映，人工自然观是人类人工(或技术)生存的反映。在前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自然生存。自然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资源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自然生存方式中，人依赖天然自然物生存，自然界提供什么，人就利用和消费什么。人类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去改造自然，更多的是必须被动适应自然界，甚至等待自然的某种“恩赐”。在自然生存中，人本质上与高等动物抑或其他生命体一样生存。因此，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是以人顺从自然为代价获得的。没有这样的原始和谐，人类就难以生存。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的生存方式便从自然生存转向人工生存。人工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工自然物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人工生存方式中，人通过技术的应用，尤其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地制造人工自然物，创造了系统的人工自然界。人工生存也就是技术生存。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已不再是人类等待其提供资源的对象，而是人的技术作用的对象，是人通过技术进行制造和统治的对象。法国的彭加勒说:“今天，我们不再乞求自然，我们支配自然，因为我们发现了她的某些秘密。”①英国的李约瑟说，人们对自然界实行“封建或帝制的统治”②。人在自然界的面前从被动者转化为主动者，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也随之被打破。技术生存引起了自然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自然界能向人类提供些什么，而是人类能把自然界改造成什么样以及由此可以获得些什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工自然观，其出发点必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开始分裂，甚至走向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曲解为君臣、主仆甚至对抗关系。于是，天然自然观就必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观。人类的技术生存和相应的人工自然观的确立，其弊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挥到了极致。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人姿态，使得资本不仅作为殖民者侵入一切非资本主义民族，而且作为殖民者全面侵入自然界，进行疯狂的掠夺和征服。其几百年无节制逐利所欠下的自然界的巨大债务，至今仍然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负。但是，也要承认，对于自然界的这种征服者的态度，并非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也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因此，我国尽管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克服人工自然观片面性认识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人类产生于天然自然界，又创造了一个人工自然界。人类在创造人工自然界的过程中，严重破坏了天然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均衡分布和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种自然碰撞和冲突的结果。然而，人工自然是人创制的产物，人的生存危机是人与他产生于其中的自然相对立的产物。显然，责任在人，而不在自然。近代工业社会使人完成了从自然生存到人工生存的转折，也相应地使人开始了从天然自然观向人工自然观的转折。人类既享受到这一转折的硕果，同样也尝到了它带来的苦果。维纳说:“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这个地步。”①技术生存引起的严重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对人工自然观进行反思，这必然导致自然观的新变革———从人工自然观转向生态自然观。

二、从人工生存转向生态生存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就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从技术生存转向生态生存。因为环境和生态危机是与技术生存相伴而生的，是技术生存的现实导致的恶果。生态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协调发展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生存并不是否定技术生存的作用，它仍保留技术生存的合理内容，也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然而，生态生存所需要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技术，而是绿色的、生态的、环境友好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生存是“新技术生存”，是“绿色技术生存”，是“生态的”技术生存。它同传统的技术生存有本质的区别: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人类不再是在以破坏生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工自然中生存，而是在和谐协调的生态化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即在生态自然中生存。生态生存是自然生存与人工生存的辩证统一，是人工自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在新的自然观念指导下，借助高技术和新技术革命向天然自然的复归。这就要创建生态自然这种新自然形态②。因此，生态生存是人类依赖生态自然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自然是人工自然的生态化，或是天然化的人工自然。在生态自然中，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转化不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的、可逆的，人工自然逐渐融入天然自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双向互动的大系统。生态自然还包括人自身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的均衡发展，它将有利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推动人类向人的生态化方向前进。从人工自然到生态自然，从技术生存到生态生存，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人类只有在这次转折中，才会真正实现对生态危机的超越。生态自然观是一种新的自然观形态，是从自然观的高度对生态自然与人的生态生存的概括。生态自然观对人工自然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利弊进行反思，是对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哲学总结和对未来生态生存模式的设想。生态自然观关注自然对人的价值和自然自身的本体论价值(自然价值)的统一，关注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统一。生态自然观将对自然和技术的本质提出新的理解，是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并重的自然观，是适应自然与超越自然相结合的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有可能从根本上增强人类的生态意识，从而促进生态科技观、生态经济观、生态消费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伦理观及生态思维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等新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三、环境伦理学与生态自然观

传统的经济观仅关注利润、效益、经济增长，往往不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考虑在内，计入成本。实际上，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是以此为代价换来的。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以为GDP增长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等于社会发展。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片面化、极端化。新的经济观研究应与生态自然观研究结合起来，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现状，这种生态经济观应思考新的财富准则。西方的“自觉资本主义”①、绿色GDP、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观等，都体现了这一新视角。传统的科技观也仅关注科技的经济和生产力功能，强调科技为经济服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而科技高速发展并未从根本上带来人类幸福、人性完善、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反，单纯地、急功近利地追求经济增长，使技术成了牺牲生态环境的帮凶。所以生态科技观应努力使这“第一生产力”成为清洁的、绿色的、生态的生产力。所谓的技术创新应从传统的单纯功利的技术创新转向绿色的生态的技术创新。科学技术不仅是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而且也应当成为保护自然的伟大力量。生态发展观强调工业生产、城市建设、居家设计及社会发展、人类生存状况等的生态化，也就是强调生态工业、生态城市、生态家居、生态社会、生态生存，等等。人类的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在许多领域都要求观念的转变，自然观与伦理观同样需要转变。环境伦理学把伦理关注的对象从人推广到环境(也即自然环境)，因此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实质上是自然伦理学，这就同自然观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自然观的角度重新思考自然的本质，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坚实、合理的理论基础。环境伦理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就是自然观问题。显然，作为环境伦理学哲学基础的自然观，就是生态自然观。自然界本身有价值吗?或者说，自然界相对于自然界所有成员(而不仅仅是相对于人)有价值吗?在人工自然观中，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自然的价值只在于它能满足人的需要。正是这种片面的自然价值观(工具价值)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生态自然观告诉我们，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种自然物都有其一定的位置，都对生态系统做出了贡献，因而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界对人的价值，还应当尊重自然界自身的价值。自然界本身具有生存(即存在)的权利吗?在人工自然观中，唯有人才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如果说自然界有什么权利，那只能是被人无偿占有的“权利”，实际上自然界只有义务。从生态自然观可见，自然界不是为了人而存在和演化的，每一种自然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另一种自然物。每一种自然物都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演化相对于整体自然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意义(即价值)。没有一个个具体的自然物，就不可能有自然生态系统。对自然物生存权利的尊重，就是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价值)的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在人工自然观中，平等的概念与自然观无关。人工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有用和可用，甚至是占有与被占有、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自然界也在“占有”“支配”“统治”着人。因而，在生态自然观中，自然界具有层次结构，自然物具有形态的差异。人永远都具有生物性即自然属性，就此而言，人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层次，是自然物的一种形态，不应当具有“自然统治者”的唯一、不变的特殊地位。由此可见，环境伦理学要成为系统的科学理论，就应当从自然观的角度厘清这些问题。所以生态自然观是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传统自然观(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实际上是把人与自然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而生态自然观把自然与人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巨系统。因此，在生态自然观中，人们没有必要纠缠“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一定要找一个“中心”，就会把人们的认识引入误区。同人工自然观相比，生态自然观有了新的出发点。同样，同传统伦理学相比，环境伦理学也有了新的出发点。人工自然观与传统伦理学都只从人的利益出发，而生态自然观与自然伦理学则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就像传统伦理学同人工自然观有内在的联系一样，环境伦理学同生态自然观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生态自然观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落脚点，都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从人工生存或技术生存转向生态生存，即绿色生存，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也是人与人的和谐生存。这是人的全面、均衡的发展之路。

作者：萧玲

1基于生态位理论研究高校学科建设活动评价的可行性

在生态学看来，生物界的生命有机体要想生存都离不开所处的生态环境，而且不管是生物有机体还是非生物有机体相互之间也是存在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有着千丝万缕的竞合关系的。类似的，高校的发展也会受到地理环境、地域经济、科学技术环境、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制度、文化和学术氛围等内部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汇聚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高校生态系统，每一个因素就可以看成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构成因子或者是高校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占据着自己固有的生态位，学科建设就可以看成是整个高校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样同一个地区作为不同生态系统的每个不同的高校肯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竞争和合作，而同一个高校生态系统中的不同的学科子系统之间自然也会出现对资源竞争的局面。而且，高等学校这个生态系统中也和生态系统一样会有投入产出，其投入的是各项资源，产出的是各项学术成果，而产出的成果取决于其竞争占有相关资源的能力。综上可知，可以根据生态位理论将高校学科系统分为“态”和“势”两个属性，其中“态”指的是每个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及其当前的状态；“势”指的是每个学科对环境的适应性及其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就是说，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不同学科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不同，所以为促进学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学科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为实现整个高校学科系统的健康发展，更需要学科之间的协作共生、协同进化。可见在理论上将生态位理论引入学科建设评价是可行的。

2高校学科生态位评价模型的构建

运用生态位理论评价高校学科建设情况，应主要进行两方面的评测：一是高校学科生态位的态与势的测定，二是高校学科建设的综合评价。本文在借鉴生态位理论与测度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高校学科生态位评价模型的构想。

2.1学科生态位态势模型

学科生态位态势模型是整个学科生态位评价模型的基础和前提，包含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两方面。学科生态位宽度表明的是某一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竞争力的强弱，学科生态位重叠度表明的是学科多样性的大小。

2.1.1学科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宽度是从一个生态因子轴的角度研究的，学科生态位表明的是某一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占据的生存和梯度位置，会存在生存、发展和竞争三种状态。学科要生存就要有占有一定的资源和功能要素，要发展就要协调好内部构成要素关系，增加其竞争优势，积极进行管理创新，提升其综合竞争力。通过分析生态位的态势理论可知，学科生存力是一种“态”属性，学科竞争力则是一种“势”属性。要想提升学科的发展力，管理者必须提升其生存力和竞争力。

本文作者：田媛工作单位：山东建筑大学

生态文明下绿色消费模式的倡导

在生态文明的指导下，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对于构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改变以往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意义的消费主义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新型消费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物质生产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水平，是既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绿色消费顺应了人与自然、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趋势，是人类理性选择和道德自律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绿色文明的必然要求。倡导绿色消费，克制不合理的消费欲望，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有利于人类形成可持续发展意识，有利于维护和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制度，最终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种消费模式是对传统消费方式的生态考察和哲学反思，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在当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由于大学生的冲动消费、过度消费带来了能源消耗问题，大学生的消费已不是一个个人或家庭的问题，绿色消费教育是通过分析各种消费心理与行为，针对当前消费观念的变化与冲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在校的大学生们，他们的绿色消费知识和绿色消费能力仍然相对缺乏，因此有必要将绿色消费观教育融入大学教育中去，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和整体性的教育理念，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在高校中进一步加强绿色消费观教育

这就需要教育者们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教育大学生树立生态伦理观意识，明确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和责任，提倡有计划的、合理适度的消费观。需要通过社会各界全方位的努力，推动高校生态伦理观教育、绿色消费观教育，营造绿色消费、环保的氛围，为构建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开展生态伦理观教育绿色消费观是现代生态伦理观的基本内容之一，要有效地解决消费观念的异化，首先应该从源头和本质上对学生的道德观念进行变革。生态伦理观作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强调人际平等、代际公平的同时，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念体现在当下的高校学生教育中，是让他们更多地开始转变自己对自然、对动物、对他人的看法，从而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灵魂深处建立起维护生态和谐的情感意识和世界观，并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改变过去与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新生活。高校应该引进生态伦理教育作为培养正确消费观的辅助内容，在学生中加强博爱万物、简约生活的观念，鼓励他们对自然万物的爱心和对自然的责任，在满足自我生存的同时兼顾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开展绿色消费观念引导只有让大学生充分认识绿色消费的涵义和绿色消费所能带来的好处，才能使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绿色消费模式才能得以实现。因此，高校首先应在日常教育中大力提倡绿色教育，普及绿色消费的基础理论知识教育，了解我们国家对鼓励和提倡绿色消费所出台的政策和举办的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并配合，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于循环经济概念的了解，通过这些措施促使学生对于我国资源与能源利用的基本状况及面临的危机有所掌握，从而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懂得节约资源与能源的重要意义及具体措施，这是大学生认同绿色消费并付诸行动的基础。此外，还要将绿色消费作为学生道德品质的提升教育纳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中去，加强对大学生的消费道德教育。

营造绿色文化氛围良好的学风、校风是校园的主流文化，良好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高校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充分重视并积极营造绿色校园文化，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科技知识、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反对铺张浪费，培养学生的绿色消费意识，使生态道德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爱护环境的良好校风。因此，高校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之余，积极建立和参加与倡导绿色环保、绿色消费、生态道德相关的社团文化，可以通过举办相关的辩论赛、知识讲座、校园消费调查、填写节约倡议书等形式，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学校还应该以举办论坛、聘请客座教授等形式，向广大师生宣传生态环保、绿色消费等理念，积极邀请社会知名环保倡议者等人士为学生们介绍国家的政策以及开展的相关活动，让绿色文化深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开展绿色实践活动人们只有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才能对各种道德观念去伪存真，提高道德认知度，检验自身道德状况，从而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除了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以外，高校还应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在大学生中间开展勤工俭学和科技创业活动，树立自强、自立、自助的消费观念，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实践这一重要的形式，组织学生深入乡村和基层。例如开展对学生的家乡、相关企业进行生态资源现状调查等形式，通过这些课外科技与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接触社会，亲身体验，通过观察社会生态问题，培养他们的资源危机意识，对自身的消费行为进行反思，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展示他们的个性和特长，提高他们参与社会的主动性。从深层意义上说，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即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解除生态危机的途径是从生态伦理层次上转变人们的消费道德观念。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大学生是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大学生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充分了解他们的消费心理，把握他们的消费特点，开展大学生的消费教育，培养大学生科学的消费观，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容提要

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为人们反省全球范围内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总体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态模式”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这一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与现代西方以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图式、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类社会不断“增长”为基本理论特质的文化生态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摘要：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良好生态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本文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结合教学实践，从在文本研习中熏陶、在问题探讨中参悟、在阅读讲练中渗透、在写作训练中深化、在活动体验中感悟等五个方面，对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语文教学；环境教育；生态伦理；生态道德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是我们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不应把它们当做外在的附加任务。”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态伦理道德属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范畴，自然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外在的附加任务”。所以说语文教学在环保教育方面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大有作为，是培养学生良好生态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谈点粗浅看法。

一、在文本研习中熏陶

新课程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出发，编发了不少有关人与自然方面的古今美文。这类美文在为我们提供审美教育的同时，也为我们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如在学习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里的郁达夫名篇《江南的冬景》，我们引导学生一同随作家去欣赏“曝背谈天”、“午后寒郊”、“冬日农村”、“江南雪景”等闲适、温润、和煦的优美意境。阅读当代作家高建群的散文《西地平线上》，一同随作者到西部去看无比壮美的落日、灿烂炫目的火烧云，去感受“雄伟的风景”，去体会“世间有大美”。精读苏轼名作《赤壁赋》，和同学一道感悟他是如何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作用于自然景物，使无生命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成为“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审美对象；一同体味苏子的“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所表现的超然旷达的情怀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细读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和作者一起感受西山给予的“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愉悦，体会“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妙处，从而深切领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至情至理。

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古典诗词中就有大量亲近自然、歌颂自然的名篇佳作，这类诗歌历来就是培养学生健康审美情趣的好材料，当然也是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好素材。如在讲授被闻一多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名篇《春江花月夜》（见苏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赏析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所蕴含哲理时，就可借助于闻一多认为的此诗比《代悲白头翁》（刘希夷）“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的评价入手来引导学生通过美读来品味、感悟诗人对天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张若虚的这几句诗跳出前人一味哀叹“人生几何”的窠臼，展示了生命与宇宙的同一、人生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天人一体同仁”的传统哲学思想。诗人独特的审美体验、邈远的人生感悟、“夐绝的宇宙意识”的确给了我们同学许多深刻的启迪。

一、可持续的发展观

众所周知，资源、人口、环境、发展的难题既是自然科学的，也是社会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协调四者的关系，维系它们的平衡令我们绞尽脑汁而焦头烂额。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人口是可控的，人类居住的环境是可以改变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必然而应该有序的。那么，在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很好地控制人口，改善居住的环境，实现最大的发展的问题上，其实质是一个人类文化走向的问题，即人类未来的发展要朝着一个正能量和进化论的方向前进的，那就是越来越美好。因此，一定意义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美学的问题，即追求人的生命美化的美学，如何为人类未来的前景描绘一幅鸟语花香、莺歌燕舞和鸢飞鱼跃的美景。那么，这个生态学的问题又回归为一个美学问题［3］。如果建立如此的理论体系，站在了这样的理论高度，我们就会发现，不论是文化还是产业，也还是文化产业，要做到可持续发展都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话题。从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管理的角度来看，很多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如何在生态学的视域下，建立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观呢?一是只有做好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做到环境的保护利用。文化建设尽管不像经济建设那样必须依赖自然资源，甚至要靠损耗、耗费，乃至耗尽资源来发展———当然，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乃至恶果就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被破坏。然而，近年来，在打着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和城市规划的旗号下，一些地方随意立项、恶性竞争，破坏性的保护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大量浪费文化资源，像采矿一样滥采或者盲目开发、过度开采，竭泽而渔，不计后果。我们知道，对于文化资源就像对矿产资源一样要利用，要开发，如果不利用就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和经济效益，但滥采是野蛮行为，只能破坏资源的整体价值。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稀缺资源，容不得半点大意，更不能胡乱开采。它们所处的地方也往往是自然风景区或人文环境处，一般而言是无法再生的，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眼前的一丁点利益而断送了子孙后代的发展前途。二是只有调整目前的局部利益才能收到长远的全局效益。由于我们国家文化资源的管理权限，分布在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旅游资源属于旅游局管理，体育资源属于体育局管理，传媒资源在广电局，艺术资源在文化局等，造成政出多门，各个部门都看到的是目前的局部利益。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经济一体化、信息快捷化的时代，所有的文化资源其实都是一个整体。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互相打架，常常有一些单位或部门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相互扯皮、相互拆台、相互争夺各种文化资源，要不就以自我为中心实行地域保护;有些文化开发单位满足于小打小闹，不思进取，浪费文化资源，既缺乏公平竞争意识，又没有相互合作精神，为了蝇头小利可牺牲全局大利。三是只有强化产品的质量意识才能扩大产品的营销数量。质和量的关系在这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定的量变产生质变，对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而是恰恰相反，只有树立了质量意识，具有了竞争优势，形成了品牌效应，才能逐渐扩大规模，举一反三，连锁加盟，实现整体效益的提高［5］。但事实是有些文化企业只片面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把庸俗当好玩，把低级当个性，把搞笑当幽默。如在娱乐节目中，有的主持人扭捏作态，随意调侃，自作多情，缺乏一定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文化产业首先重在产业的文化内涵，必须走以提高质量来换取数量的路子，否则，损害的不仅是眼前的文化产业，而是长远的文化事业。

二、循环式的效能观

“任弱水三千，我一瓢饮之”是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表述，“一滴水反射太阳的光芒”是现代科学的形象性说法。这就是“以少总多”观念，它们共同说明的既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典型理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理想状况。即是说，一次性投入的资源不会随着使用的完毕而成为废物，而是将剩余的物质，或者投入本身产生的成果，再一次作为新的资源继续发挥作用，如此不断地使用，在循环生产的概念中没有传统意义的废物，而是变废为宝。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指我们在生产系统过程中，用最新的循环模式来替代传统的线形模式。这是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循环模式转变，并以尽量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相互和谐。文化产业由于几乎不耗费自然资源，不但可以重复生产，如现代出版印刷、风情歌舞表演、影视艺术播放等，还可以带动其他产业或行业的发展，如广播电视、网络通讯和旅游观光等，因此，它比工业生产更具有循环式的效能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从传统的一次性的单一资源的开发，如历史文物和遗址、自然风光和景色、民间习俗和工艺等，转向多次向和多元化的复合利用，由一种资源衍生出相关的资源，由一种产品演化为更多的产品，形成所谓的有机产业链。在目前的现代服务业中，文化产业是其中的核心产业，起着引领市场的带动作用。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产业服务领域，如数字媒体、手机视频等，加上三网融合，对经济的贡献率大幅提高。目前，在国内著名旅游景区兴起的大型实景歌舞表演，就较好地做到了资源———开发———效益———新的资源的循环式效能。如由杨丽萍任总编导、阿宝任艺术总监的《云南映象》，给我们呈现了生动而丰富多彩的云南民族风情。我们知道，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这些民族能歌善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情，将原生态的民族风情搬上舞台，给我们以艺术享受，不仅带来了审美体验，更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其效果是非常好的:一是实现了杨丽萍个人艺术生命的循环延续———完成了由舞蹈到编导的转变，从而使她的艺术生命得以青春永驻;二是实现了民族风情向艺术表演的循环延续。随着云南旅游的日益火爆，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改变，而这台常年演出的节目，促使这些年轻的民族后生更好地延续自己的传统。这方面，张艺谋策划导演的《印象•刘三姐》，还带来了当地农民产业的转型，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文化产业而扩大至广义的文化经济。

三、和谐性的价值观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幅人与自然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天人合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是一幅人与社会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四海之内皆兄弟”;身泰心宁，顺其自然，这是一幅人与自我其乐融融的图景，名之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就是和谐———人与自然及其环境的和谐，人与社会及其他人的和谐，人与自我及其内心的和谐。赫拉克利特说:“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和谐中的对立不是势不两立的冲突，而是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相同相成。和谐性是在和谐基础上升华而成的辩证性、转化性和恒久性。可以说，和谐与和谐性都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生态学视域下文化产业和谐性发展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化”:一是资源的优化利用。从和谐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源情况、生产要素、资金流动和生产主体产品的完成，再进入流通的环节，最后被消费，其间从决策者的顶层设计到管理者的实施运作，都必须根据市场的需求和生产的需要，进行恰到好处的资源调配，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和谐性的文化产业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荣辱与共，人与自然互相依赖，人与人互相信任，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名人故里之争”，就充分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对文化资源的高度重视和片面理解。很多地方在争夺名人故里，就是经济利益在作怪。其实，名人的出生地只能有一个，而这样无休止地争吵的结果，已失去了对名人的应有尊重，纯粹沦为提高地方知名度的一种炒作。二是市场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其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着独到的魔力。但在一些领域和方面，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调节的盲点，如对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看不见的手”是一根失灵的杠杆，需要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因此，市场不是万能的，这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和微观调配。我们要吸取过去发挥的行政干预文化市场的优势长处，又要避免纯粹的市场经济对文化资源和产品的自然配置，研究与探索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文化市场体制，做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比翼齐飞。还是以“名人故里之争”为例来说明市场的优化配置。关于“夜郎古国”究竟在哪里，先后有湖南、贵州、云南在争夺。其实，古夜郎的核心虽在今贵州黔西南一带，但它东至湖广，西及黔滇，北抵川鄂，南达东南亚各国，地广数千里。与其争夺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地方，不如好好开发本地更好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系统性强、特色鲜明的地方旅游文化市场。三是效益的优化实现。文化经济学的资源优化利用，不仅要看到交易，更要看到效益，不能“只赚吆喝不卖钱”，这个效益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所有参与文化产业活动的人的归属感、成就感、荣耀感。生态学视域下的文化产业经济要着眼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文化企业，不能只看见眼前利益，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的今天。因此，文化企业和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员应该具有全局观念，不能为了部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出发，既不能竭泽而渔，更不能拔苗助长，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可行规划，合理开发，精心布局，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总之，在全国上下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不仅有利于重现山川秀美、人与自然和谐的景象，建设我们美丽家园，更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牢固的重文明、重生态建设的伦理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