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生态经济伦理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生存的最佳抉择。文章试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生态经济伦理及其藏族传统文化对此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环境危机促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生产、生活和消费的方式产生了怀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环境学家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是指主张自然客体具有自身价值，应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把“价值的焦点定向于自然客体和过程”的一种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危机的忧思，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理性意识的合理性的一种质疑。“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每一系统都对整体的健康存在起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义上评价物种的价值。”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把人类关心的领域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在处理现实世界中两大重要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中心主义反映到立法上则表现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环境学家汪劲认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对自然事物关系认识的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是人类通过立法所拟达到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标。终极目标主要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的是生态利益。这种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因而在环境立法目的上表现出一种超前性。生态中心主义看似理想，但却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对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重视不够，这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三、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可持续发展观源于人类对长期以来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诘问和反思。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的正确诠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将在我国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处理发展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可持续性，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及状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一般被描述为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应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实现他们过较好生活的愿望。这里的公平具有两层含义：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及代际之间的纵向公平。第三，系统性，即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经济的增长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观所追求的是人类之间的融洽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标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生态环境的；不仅包括物质的、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承认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比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指出了隐藏在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扬弃。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对环境法学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观把环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类在同大自然融合过程中得出的珍贵经验，是维护整体生态利益、实现环境正义、构建和谐生态系统的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一、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表现及危害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包括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供给者(开发建设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开发旅游产品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生产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由于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旅游地的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旅游地的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滥砍滥伐行为导致山区森林植被破坏；城市景点和市郊景点空气污染严重；旅游地垃圾污染已成为各风景旅游区的极大公害；它直接影响旅游地的旅游质量，影响旅游地的声誉，对旅游地环境造成极大危害。（2）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经营者盲目建设，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旅游而搞旅游，不注意综合治理，无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造成了景观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等。

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者在从事旅游活动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消费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景点游览过程中产生损坏景区环境和景观质量的行为，如在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乱攀乱爬、乱涂乱刻乱画、随意采摘等。这类不文明行为会导致旅游景区(点)环境污染，景观质量下降并最终造成旅游景区整体吸引力下降，旅游价值降低。（2）当旅游地接待的旅游流量长期达到或超过其合理容量值（即旅游饱和或旅游超载）时，其最直接和直观的后果就是旅游污染（如我国著名旅游风景区黄山、桂林等地，每逢旅游旺季，因旅游饱和与旅游超载所导致的水体污染现象就会趋于严重）或拥挤（旅游地到处充斥着游人，旅游者会感觉拥挤不堪，不能获得应有的旅游气氛，旅游的体验质量大打折扣）.所以说，长期的旅游饱和与超载，将对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消极影响，因此西方有人称之为“旅游摧毁旅游”。[2]

二、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所谓外部性，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1]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某种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旅游活动的结果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经济性(如改善旅游区的交通，受益者不仅仅是旅游业，也是整个旅游地区)；反之，则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如旅游业造成的旅游资源损坏)。

三、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

旅游业发展到21世纪，“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立即采取行动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未来，还是坐等观望，任环境和经济的衰退毁灭其赖以生存的资源。”[3]为了使旅游对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使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制定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4]。进入21世纪，旅游伦理的研究又伴随着生态旅游、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旅游新思维的推进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旅游伦理研究是21世纪旅游学和伦理学共同面临的一个前沿课题，正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旅游组织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我国政府、旅游企业和旅游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爱尔维修曾说过：“利益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行为所下的判断，使我们根据这些行为对于公众有利、有害或无所谓，把他们看成是道德的、罪恶的或可以容许的；这个利益也同样支配着我们对于各种观念所下的判断。”[5]我们知道，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同样，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旅游伦理的基本问题。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这既是18、19世纪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派反复论证的一个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结论。在旅游利益结构中，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多的表现为矛盾运动，特别是在旅游日益普及化、大众化的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及环境利益冲突和社会文化利益冲突，充分反映出了旅游利益矛盾运动的客观性。解决这一系列旅游利益冲突，单凭政治、经济乃至法律手段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发挥旅游伦理的调节功能，尤其需要旅游伦理正确的价值导向。旅游伦理意识要求旅游企业及其相关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到：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要充分发挥旅游的积极作用，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旅游的外部不经济性予以改善和克服。但在实际旅游经济活动中，受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等价值目标的影响，旅游生产者和消费者极力追求自身的最大满足，而不管自己的利己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外部影响。因此，对所有与旅游有关的人员，即旅游业、公共部门、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相关行为准则教育，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伦理观念，特别是树立旅游生态伦理观念，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经。

一、从人工自然观转向生态自然观

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不是由自然界的演化造成的，而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人的行为又是同人的观念紧密相联的。生态危机是人类的生存危机，也是人类的观念危机;是人类的道德危机，也是人类的自然观危机。要解决生态危机，不仅要调整人的道德观念，还要调整人的自然观念。哲学观念的变革，从来都是最深层次的观念变革，没有自然观的根本性转变，就不可能有关于自然界的伦理观念，就不可能有富有哲理的环境伦理学。自然观已经历了天然自然观与人工自然观两个发展阶段。天然自然观是人类自然生存的反映，人工自然观是人类人工(或技术)生存的反映。在前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自然生存。自然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资源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在自然生存方式中，人依赖天然自然物生存，自然界提供什么，人就利用和消费什么。人类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去改造自然，更多的是必须被动适应自然界，甚至等待自然的某种“恩赐”。在自然生存中，人本质上与高等动物抑或其他生命体一样生存。因此，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是以人顺从自然为代价获得的。没有这样的原始和谐，人类就难以生存。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的生存方式便从自然生存转向人工生存。人工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工自然物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在人工生存方式中，人通过技术的应用，尤其通过工业化，大规模地制造人工自然物，创造了系统的人工自然界。人工生存也就是技术生存。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已不再是人类等待其提供资源的对象，而是人的技术作用的对象，是人通过技术进行制造和统治的对象。法国的彭加勒说:“今天，我们不再乞求自然，我们支配自然，因为我们发现了她的某些秘密。”①英国的李约瑟说，人们对自然界实行“封建或帝制的统治”②。人在自然界的面前从被动者转化为主动者，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也随之被打破。技术生存引起了自然观、价值观的根本转变: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自然界能向人类提供些什么，而是人类能把自然界改造成什么样以及由此可以获得些什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工自然观，其出发点必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开始分裂，甚至走向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曲解为君臣、主仆甚至对抗关系。于是，天然自然观就必然转化为人工自然观。人类的技术生存和相应的人工自然观的确立，其弊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挥到了极致。人在自然界面前的主人姿态，使得资本不仅作为殖民者侵入一切非资本主义民族，而且作为殖民者全面侵入自然界，进行疯狂的掠夺和征服。其几百年无节制逐利所欠下的自然界的巨大债务，至今仍然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负。但是，也要承认，对于自然界的这种征服者的态度，并非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产生，也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因此，我国尽管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克服人工自然观片面性认识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人类产生于天然自然界，又创造了一个人工自然界。人类在创造人工自然界的过程中，严重破坏了天然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均衡分布和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种自然碰撞和冲突的结果。然而，人工自然是人创制的产物，人的生存危机是人与他产生于其中的自然相对立的产物。显然，责任在人，而不在自然。近代工业社会使人完成了从自然生存到人工生存的转折，也相应地使人开始了从天然自然观向人工自然观的转折。人类既享受到这一转折的硕果，同样也尝到了它带来的苦果。维纳说:“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这个地步。”①技术生存引起的严重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对人工自然观进行反思，这必然导致自然观的新变革———从人工自然观转向生态自然观。

二、从人工生存转向生态生存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就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从技术生存转向生态生存。因为环境和生态危机是与技术生存相伴而生的，是技术生存的现实导致的恶果。生态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协调发展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生存并不是否定技术生存的作用，它仍保留技术生存的合理内容，也必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然而，生态生存所需要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控制和改造自然的技术，而是绿色的、生态的、环境友好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生存是“新技术生存”，是“绿色技术生存”，是“生态的”技术生存。它同传统的技术生存有本质的区别: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人类不再是在以破坏生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人工自然中生存，而是在和谐协调的生态化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即在生态自然中生存。生态生存是自然生存与人工生存的辩证统一，是人工自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并在新的自然观念指导下，借助高技术和新技术革命向天然自然的复归。这就要创建生态自然这种新自然形态②。因此，生态生存是人类依赖生态自然而生存的一种生存方式。生态自然是人工自然的生态化，或是天然化的人工自然。在生态自然中，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的转化不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的、可逆的，人工自然逐渐融入天然自然，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双向互动的大系统。生态自然还包括人自身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的均衡发展，它将有利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推动人类向人的生态化方向前进。从人工自然到生态自然，从技术生存到生态生存，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人类只有在这次转折中，才会真正实现对生态危机的超越。生态自然观是一种新的自然观形态，是从自然观的高度对生态自然与人的生态生存的概括。生态自然观对人工自然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利弊进行反思，是对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哲学总结和对未来生态生存模式的设想。生态自然观关注自然对人的价值和自然自身的本体论价值(自然价值)的统一，关注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统一。生态自然观将对自然和技术的本质提出新的理解，是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并重的自然观，是适应自然与超越自然相结合的自然观。生态自然观有可能从根本上增强人类的生态意识，从而促进生态科技观、生态经济观、生态消费观、生态发展观、生态伦理观及生态思维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等新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三、环境伦理学与生态自然观

传统的经济观仅关注利润、效益、经济增长，往往不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考虑在内，计入成本。实际上，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是以此为代价换来的。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以为GDP增长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等于社会发展。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片面化、极端化。新的经济观研究应与生态自然观研究结合起来，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现状，这种生态经济观应思考新的财富准则。西方的“自觉资本主义”①、绿色GDP、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观等，都体现了这一新视角。传统的科技观也仅关注科技的经济和生产力功能，强调科技为经济服务，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而科技高速发展并未从根本上带来人类幸福、人性完善、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反，单纯地、急功近利地追求经济增长，使技术成了牺牲生态环境的帮凶。所以生态科技观应努力使这“第一生产力”成为清洁的、绿色的、生态的生产力。所谓的技术创新应从传统的单纯功利的技术创新转向绿色的生态的技术创新。科学技术不仅是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而且也应当成为保护自然的伟大力量。生态发展观强调工业生产、城市建设、居家设计及社会发展、人类生存状况等的生态化，也就是强调生态工业、生态城市、生态家居、生态社会、生态生存，等等。人类的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在许多领域都要求观念的转变，自然观与伦理观同样需要转变。环境伦理学把伦理关注的对象从人推广到环境(也即自然环境)，因此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实质上是自然伦理学，这就同自然观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自然观的角度重新思考自然的本质，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坚实、合理的理论基础。环境伦理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就是自然观问题。显然，作为环境伦理学哲学基础的自然观，就是生态自然观。自然界本身有价值吗?或者说，自然界相对于自然界所有成员(而不仅仅是相对于人)有价值吗?在人工自然观中，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自然的价值只在于它能满足人的需要。正是这种片面的自然价值观(工具价值)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生态自然观告诉我们，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种自然物都有其一定的位置，都对生态系统做出了贡献，因而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界对人的价值，还应当尊重自然界自身的价值。自然界本身具有生存(即存在)的权利吗?在人工自然观中，唯有人才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如果说自然界有什么权利，那只能是被人无偿占有的“权利”，实际上自然界只有义务。从生态自然观可见，自然界不是为了人而存在和演化的，每一种自然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另一种自然物。每一种自然物都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演化相对于整体自然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意义(即价值)。没有一个个具体的自然物，就不可能有自然生态系统。对自然物生存权利的尊重，就是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价值)的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在人工自然观中，平等的概念与自然观无关。人工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有用和可用，甚至是占有与被占有、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自然界也在“占有”“支配”“统治”着人。因而，在生态自然观中，自然界具有层次结构，自然物具有形态的差异。人永远都具有生物性即自然属性，就此而言，人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层次，是自然物的一种形态，不应当具有“自然统治者”的唯一、不变的特殊地位。由此可见，环境伦理学要成为系统的科学理论，就应当从自然观的角度厘清这些问题。所以生态自然观是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传统自然观(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实际上是把人与自然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而生态自然观把自然与人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巨系统。因此，在生态自然观中，人们没有必要纠缠“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一定要找一个“中心”，就会把人们的认识引入误区。同人工自然观相比，生态自然观有了新的出发点。同样，同传统伦理学相比，环境伦理学也有了新的出发点。人工自然观与传统伦理学都只从人的利益出发，而生态自然观与自然伦理学则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就像传统伦理学同人工自然观有内在的联系一样，环境伦理学同生态自然观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生态自然观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落脚点，都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从人工生存或技术生存转向生态生存，即绿色生存，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也是人与人的和谐生存。这是人的全面、均衡的发展之路。

作者：萧玲

1老子生态伦理的基本思想

1．1“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的生态自然发展观

“道”是老子自然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主要源泉。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同时，“道”又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之间最理想、最和谐的发展状态，是人与自然向本真和天性的复归。

1．1．1道生万物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产生“一”，“一”是宇宙万物原始混沌状态。“一”产生“二”，“二”是哲学上阴阳，或说天与地。“二”产生“三”，“三”是阴阳相合而形成的和气，尽管这里对其“一”“二”“三”的具体解读各有说辞。但是，我们在这一段浓缩的言语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老子是在向人们表达一个“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与其有规可循的道理。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等句子中也均是想充分地表达出其“道生万物”和有“道”可循的基本观点。因此，可见，对于老子而言“道”乃“万物之母”“天下之源”。

1．1．2道法自然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四法”之蕴意，可谓是妙义纷呈，博大精深。“人法地”是指：君主、民众均要效法大地，按照大地的规律和法则进行活动。“地法天”：大地要效法上天，日月星辰、斗转星移、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地运行和轮回。“天法道”：天不可违背于道，道，乃德全覆。“道法自然”：道所效法的就是其自我本身，自然而然。所以，这句话从整体上可以理解为在告诫我们：无论是人类自身社会还是自然界，我们都不要刻意地去改变其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相反，使他们顺其自身的进化轨迹，自然而然的发展。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七章曰：“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等篇章均是老子“道法自然”的最好引证。

1．2“万物自化，少私寡欲”的生态社会进步观

摘要：本文从“行为规范”、“精神实质”和“生态智慧”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加以分析和阐述，指出在“行为规范”方面，儒家所主张的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精神实质”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道德理性，而对环境保护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的生态智慧，则是儒家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思想。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一、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价值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

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研究的路径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居所选址讲究地理生态性，结构布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要求，房屋功能表征着政治伦理生态，凝聚着以生命为核心的生态美学意蕴。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梯田耕作是客家人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根植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

一、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构建之意义

（一）生态旅游文化是对图瓦民族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喀纳斯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被纳入国家“人与生物圈”网络，同时还是我国图瓦人的主要聚居区。图瓦人是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被外界关注的族群，是蒙古族的一部分，被称为蒙古图瓦人。图瓦人历来有着保护牧场的强烈意识，形成了环境伦理观中的选择牧场的观点——即把畜牧业的发展限制在自然界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这种传统观念控制了牲畜不断扩张给有限的草场带来压力的状况，也维护了整个喀纳斯生态圈的整体平衡，有利于草场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的背景下，图瓦民族得以顺利开展自己的畜牧业并长久的发展下去。图瓦民族的传统环境伦理思想是现代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础，对保护喀纳斯生态资源，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二）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具有急迫性

据课题组调查:诸多影响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现象反映出喀纳斯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与生态旅游文化教育之间存在现实反差；反映出生态旅游教育普及度和教育深度与喀纳斯生态旅游发展的不相适应，具体反映在旅游开发、管理和宣传等各个方面。据课题组调查：喀纳斯村、禾木村和白哈巴的村居民普遍表达了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分别有86.4%、85.7%和86.5%的居民表示支持旅游业发展，并对旅游培训和就业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但不支持者在原因上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对旅游开发“会”或者“可能会”毁坏他们既有的生态环境的顾虑上。现实说明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的急迫性。

二、环境伦理的演进与现代环境伦理内容的重塑

（一）传统环境伦理概述

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与作为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理论基础的机械自然观相比，它主张世界的有机生成性而非机械组合性，它强调人与自然的血肉相依与和谐统一，而非为了人类的一己之私肆无忌惮地血腥屠戮其他生命物种甚至毁灭生命栖息的生存环境。“天人合一”思想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灵感源泉，它与人文主义精神及后现代生态思想中的科学精神相互补充，给现今的我们在面对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这些问题上给出了很好的启示作用。西方环境伦理学开始于18世纪末。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人们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酿成了灾难。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失衡，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1915年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本质。保尔•泰勒在《尊重大自然》（1986）一书中表达了自然生物都有自己的权益，他提出的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和补偿正义原则成为捍卫西方环境伦理规范的典范。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多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攫取型经济”的生活方式，对自然地依赖性大。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观念看，受信仰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地崇敬，敬畏之情尤为显著。例如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生态伦理观念，其内容可概括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与我们当今贯彻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理念不谋而合。

论文关键词：辽宁生态文学;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主张人不仅时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人还对自然有责任和义务。辽宁生态文学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思想。辽宁生态文学伦理道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人要敬畏生命，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界应该是个平等和谐的大家庭。

生态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初，是针对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一门新兴理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人类不仅对社会有责任，人类对自然也具有责任和义务。伦理学由于受到绿色浪潮的冲击，把道德问题纳人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于是就产生了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提出者法国的史怀泽倡导尊重生命，他认为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是崇拜生命、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也需要人的道德关怀，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用道德的手段来协调。生态伦理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人类的环境。这种生态伦理学观念在辽宁生态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生态文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飞跃。从原始社会到生态文学产生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异己的，其文化观是人文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坏和逐渐退隐为代价的。原始社会的文学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理想的，这一点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仍然是人类征服战胜的对象。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独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新文艺复兴时期，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自居为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工业社会，天地万物都成为工业技术加工的原料和资源。长期以来，人类历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人们一直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生态文学的出现，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把伦理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这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伦理思想，因此，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伦理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确定新的伦理道德尺度，人类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仅包括有意识的生命，还包括无意识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态伦理学拓宽了道德研究范围，把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尊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像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梭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然界。在辽宁生态文学中，道德伦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对自然物具有了人文关怀。鲍尔吉·原野在《人看动物》中主张人文主义的关怀应该加人自然和动物的内容。他在《风吹哪页读哪页》重申人的爱应该扩大到环境、植物、动物:“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二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在《虫鸟侣》中，当“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虫时:“心说，毛虫你快爬吧，这么显眼。那人近了，我赶紧找草棍把它挑到树丛里……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辈子若你为人我为虫，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来想，啥呀，就这么一挑，没准闪断人家腰呢，真是。”作者关爱毛毛虫，自觉地担当了毛毛虫的保护神。

在辽宁的生态文学中，动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伦理。在王秀杰的笔下，松鹤、芦苇也有道德伦理，人文关怀。在《盘锦松鹤，我对你说》中，松鹤是有道德伦理的灵物。松鹤爱盘锦这片芦荡，眷恋盘锦，松鹤充满了爱心，从不计较人类对它的冒犯，松鹤每年都要结伴飞回日夜思念的故乡—盘锦。在《野鹤归来》中，松鹤妈妈教小鹤唱歌跳舞，松鹤爸爸教小鹤起飞降落，小鹤还穿着小鸭子一样的黄褐色花衣裳，这分明是充满伦理关怀的三口之家。在《<松鹤图>遐思》中，王秀杰认为芦苇充满了悲情，是芦苇隐蔽保护了、滋养哺育了丹顶鹤。作者为芦苇打抱不平，哀叹芦苇命运之不幸，作者炽热地热爱芦苇。在《芦苇》诗情中，芦苇荡是鹤的家园，芦苇是鹤的卫护者。在《鹤乡秋芦花秋》中，芦苇充满了对盐碱贫痔的土地不嫌不弃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芦花秋韵》中，“芦花丛是鸟儿们最好的庇护地。当鸟儿们南飞后，芦花把孤独留给了自己。那时，芦花像一只只举起的手，摇摆着、摇摆着，像是在欢送，又像是在企盼。芦花是在陆地上最艰苦条件下绽放的花。沼泽湿地，盐碱海滩，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叶、开花。无论脚下的土地怎样的贫痔，也无论生存的条件如何恶劣，芦花都挺直了腰杆，昂着头去接受”。可见芦花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而且它的处事方式已经蕴含了人的道德伦理。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和人相处的原则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绿绸子衣裳，不穿就不许出门，然后，谦卑地伸出双臂，像献哈达一样，表达对太阳和人群的敬意……草没有存款，它们原本想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太阳、春天和土地上的人们’’。在李松涛的《贫血败血并发症》中，水养育天地万物，是“多义之物”。在李松涛《凋零的葱笼》中，树是仁者的化身，树奋力掩护人类的后代，保护生命的种子，对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权利

摘要：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良好生态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本文以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结合教学实践，从在文本研习中熏陶、在问题探讨中参悟、在阅读讲练中渗透、在写作训练中深化、在活动体验中感悟等五个方面，对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语文教学；环境教育；生态伦理；生态道德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是我们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不应把它们当做外在的附加任务。”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态伦理道德属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范畴，自然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外在的附加任务”。所以说语文教学在环保教育方面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大有作为，是培养学生良好生态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生态伦理道德教育谈点粗浅看法。

一、在文本研习中熏陶

新课程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出发，编发了不少有关人与自然方面的古今美文。这类美文在为我们提供审美教育的同时，也为我们培养学生的环境意识，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生态伦理道德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如在学习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里的郁达夫名篇《江南的冬景》，我们引导学生一同随作家去欣赏“曝背谈天”、“午后寒郊”、“冬日农村”、“江南雪景”等闲适、温润、和煦的优美意境。阅读当代作家高建群的散文《西地平线上》，一同随作者到西部去看无比壮美的落日、灿烂炫目的火烧云，去感受“雄伟的风景”，去体会“世间有大美”。精读苏轼名作《赤壁赋》，和同学一道感悟他是如何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作用于自然景物，使无生命的“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成为“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审美对象；一同体味苏子的“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所表现的超然旷达的情怀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细读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和作者一起感受西山给予的“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愉悦，体会“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妙处，从而深切领会“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至情至理。

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古典诗词中就有大量亲近自然、歌颂自然的名篇佳作，这类诗歌历来就是培养学生健康审美情趣的好材料，当然也是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好素材。如在讲授被闻一多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名篇《春江花月夜》（见苏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赏析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所蕴含哲理时，就可借助于闻一多认为的此诗比《代悲白头翁》（刘希夷）“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的评价入手来引导学生通过美读来品味、感悟诗人对天人关系的深刻认识。张若虚的这几句诗跳出前人一味哀叹“人生几何”的窠臼，展示了生命与宇宙的同一、人生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天人一体同仁”的传统哲学思想。诗人独特的审美体验、邈远的人生感悟、“夐绝的宇宙意识”的确给了我们同学许多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