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翻译生态学

首先，翻译生态学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跨学科应用。在达尔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理论指导下，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是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体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的解释的翻译理论范式。在生态学上，我们把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从一个地方移植或者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时，被移植或迁徙的物种只有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够得以生存。类似的道理，翻译也是将一种文化下的文化产物一直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如果能够做到很好的融合，能够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并且被其所接受，那么这就是一次成功的翻译。其次，翻译生态学还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好的译者，要实现翻译材料从原语文化成功“移植”到译语文化中，这就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根据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特点，结合自身对原语文本及译语读者的先验判断和体会，实现成功的翻译文化。翻译中，译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还应该更充分考虑译语的受众，努力做到思想信息的有效“移植”，避免过度尊重或者尊重不足，由此实现真正翻译的“原汁原味”。

二、教学启示

1.关注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能否翻译出优秀的译文，关键是看译者是否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是否考虑到了译文的受众。因此，在培养学生时，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学生的“翻译生态环境”意识。授课时教师要注意把翻译教学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教学重点由基于语法的分项讲解转向面向实践的整体关联，培养学生充分考虑译语国家的文化、社会等情况，建立由此文化向彼文化的相互关联，从而实现译文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使译文适应新的“环境”。

2.注重词汇、修辞等的区别

要想译出一篇好的译文要求译者能够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及其在词汇、语法和修辞等方面的差异。这一点上，除了平时多注重词汇的积累，还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源语文章掌握语言表达技巧。一般来讲，学生比较难于掌握的像俚语，如果没有事前阅读过相关内容，单纯靠上下文联系去猜测是很难译出准确的译文。

3.时时更新社会信息

一、生态翻译学概论

继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之后，近年来翻译界悄然兴起了一种比较新的理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它是在翻译学跨学科研究和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论为基础，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的理论范式，把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人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生态翻译学的概念，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体性研究，它的特征之一是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同时以“生态学”和“翻译学”为理论基础，是具有跨学科特征的交叉研究。他提出“翻译过程是一个适应选择的过程，译作需符合其所在的生态环境，即语言本身，语言的文化背景及交际的需要如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和翻译任务发出者的要求”，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将翻译方法简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其原则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译评标准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生态翻译学是从全新的视角对当代翻译学理论进行研究，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其理论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翻译学界的重视。

二、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

(一)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语言维适应性转换

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进行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翻译工作者在进行民俗文化翻译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所以他们首先要做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在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后。再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从而对译文进行转换。例如：原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会。园区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动漫、冰雪演出、冰上杂技、冰雕展览等项目为一体，将科技、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乐园。从20O0年起，已逐渐形成了南有三亚、北有哈尔滨的中国旅游新格局。译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龙江民俗翻译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转换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思维、表达方式、民俗、美学、心理学等诸方面的差异，就使得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传播到另一种文化时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侧重于关注黑龙江民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因此，译者在翻译黑龙江民俗文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保留原语中的文化传统和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文化，使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异和异域特色，实现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汉族传统民间民俗舞蹈。9o年代成为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健身活动。”译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娱乐运动，在我们境内游客的生态环境中耳熟能详，但对于一些外国游客和读者而言却深感晦涩难懂，为了避免他们对此产生歪曲和误解，我们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们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种民间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龙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丰富和发展目的语文化，扩大外国游客和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三)黑龙江民俗文化翻译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摘要： 胡庚申教授在2003年首次提出的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问题的研究，是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研究说明的，尤其是他提出的"翻译适应选择伦"，可以从适应和选择的角度解释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翻译活动和过程。本文尝试利用这种理论，对文学翻译一典型活动--重译，进行考察，从“适者生存”的生态角度出发，分析文学典籍重译的动因及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还进一步提出对原译本和重译本进行科学翻译批评的新向导。

Professor Hu Gengshen created the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in 2

一、生态翻译学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必然受文化活动和意识形态影响的过程。也正是因为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翻译”与“自然界”的关联才得以建立。胡庚申教授将这样一条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链条称为“关联序链”。他在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03 年的第四期中，图示了这条序链。

埃文·佐哈尔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指出，“对于人类交流的研究，例如文化、语言、文学，不应把这许多因素当成独立个体，而是应该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研究”（Even-Zohar 1979： 287），这也最好地说明了翻译生态环境的研究策略，那就是像张从益提出的那样，“致力于从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关注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互动，努力探寻译学亚牛综观和整合的途径，从而构成翻译和合系统的有机整体”（张从益 2009：94-95）。胡庚申自己也对此进行了总结，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 2008：91）。因此，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领域广，翻译活动中的各个要素及其行为，包括原著作者‘译者’读者等具有主观意念的研究对象。这些复杂多变的研究对象构成了一个永动多样的翻译生态环境。

显然，胡庚申的这条序链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让过去仅仅局限在文化领域的翻译研究，从生态自然的角度重视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体现出翻译领域研究多元化的趋势和意识。“翻译生态环境”的研究也因此对翻译活动和过程的深入探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意味着翻译过程更加强调环境中各个因素的各自协调与平衡。这就要求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对涉及这一文化活动的各类要素进行考察，筛选并运用。这个理论侧重翻译主体与其他主体的沟通和互动以及整体环境对译者和译本的影响，这也是为何它能够解释重译本虽然在专业的文化角度无法企及第一本译文，却可以生存并取得广阔的市场空间。生态翻译学，无论在译者面对翻译环境选择翻译策略上，在对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同一文学作品不同译作批评上，都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二、翻译生态环境与重译

在整个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将源语言文字转换为目的语文字只不过是实践的一个部分，生态翻译学明确指出了译者需要对生态环境中各个子系统和主要元素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洞察，若译者无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下的源语文本，那么这一文本和出版集团也定然不会选择这一生态环境下的译者。这种“适应、选择”的学说，是胡庚申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主要观点在翻译理论上的借用和创新型学说。译者怎么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或者出版商如何选择译者人选都对译本的质量和它将来的市场接受度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种适应和选择的理论决定了译者本位的翻译活动必须根据生态环境中各个要素的变化，创作出当代所能接受的译本。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源语文本，也在不断进行着选择，选择能够为它带来新生命的译者。这种生态翻译学中适应和选择的过程推动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再创活动，也就是鲁迅眼里不可缺少的一项文化繁荣事业——重译。

摘要：译者的主体性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而生态翻译学的出现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将译者置于翻译活动的中心和主导位置。本文从两方面出发，探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然后总结如何能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从而产生优秀的翻译作品。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表现形式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0-0033-01

清华大学胡庚生教授2004年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的论文，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旨在为"译有所为"寻找理论依据。本文将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出发，对译者主体性及其表现形式进行探讨。

1.生态翻译学理论

近年来，人们追求"有机食品""环保居所""生态旅游""绿色工程"等的同时，生态意识在学术界也越来越浓厚。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新的翻译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

翻译的生态学研究是将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翻译研究，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翻译的问题，试图创建新的译学理论系统，是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的综合性研究。翻译生态学最早是由爱尔兰的Michael Cronin提出的。胡庚生教授2004年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008年，他又提出生态翻译学解读，旨在实现翻译研究的转向、超越和回归。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所谓"实指"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发展研究。

胡庚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生，2008，P90），他认为"译者为中心；最佳翻译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和适应性的累积结果；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对于译文，适者生存、生效。"（胡庚生，2004，P179）

摘 要：翻译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生态学的观点对翻译进行新的解读，并对翻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翻译生态学理论指导下，我们对商务英语翻译的教学产生了新的思考，得到教学启示。

关键词：翻译生态学；译者；商务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5-0157-02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热门的研究方法之一。交叉的方法、理论的借鉴，使得各学科的研究结出累累硕果。翻译生态学理论的提出，是翻译学者在借鉴生态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结合了翻译学及生态学，对翻译学研究意义重大。而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翻译教学，尤其是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的种种思考。

一、翻译生态学

1.翻译生态学的提出

“翻译生态”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皮特・纽马克（P.A.Newmark）于1988年在其出版的教材中最早使用“翻译生态”这个概念，提出整个翻译活动表现出明显的生态学特征。后来，戴维・卡坦（David Katan）和罗森纳・沃伦等人有进一步阐述和充实了翻译生态的概念，提出翻译时应考虑的“生态环境”包括物理环境、政治环境、气候、空间、及工作环境等。翻译过来的作品必须要“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生存和延续，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就像动物的迁徙或植物的移植。翻译生态学（ Translation Ecology） 的概念首先由Michael Cronin 于2003 年在《翻译与全球化》（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一书中提出，强调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应该保持“健康平衡”。从此，翻译生态学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生态学这一自然学科中的概念开始为翻译学这一社会学科的研究者所广泛应用。

2.翻译生态学的含义

摘 要：对于译者地位及其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始终是译界的永恒话题，对此，生态翻译学开创性地提出了生态翻译环境下的“译者中心”理念。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论与译界常提及的译者主体性虽然都是专门针对译者所发挥的作用及地位的研究，但前者在翻译层次、翻译行为阶段及侧重点等方面都与译者主体性都有很大区别，也有其独到的见解，极大地拓宽了对译者问题的研究视角和层次。本文旨在对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进行深入探究，探索其与传统译论中译者主体性的不同之处， 并针对人们对生态翻译学中“译者中心”的各种担心和质疑作简要的分析和总结。

关键词：译者中心;翻译行为阶段;生态翻译环境;译者制约机制;译者责任

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理念研究的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译者中心”，是“从‘翻译链’的角度看，是‘译事中’的翻译行为阶段”。本文将从“译者中心”所涉及的翻译阶段、译者制约机制、平衡与解构功能、译者责任等方面对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做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一、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的首创者胡庚申教授在探究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发挥的作用及所处地位的过程中并未沿用传统译者主体性的术语，而使用了“译者中心”这一新的表述，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所侧重的翻译行为阶段与译者主体性中探究的翻译行为阶段有很大不同。

译者中心是指在翻译行为过程中，译者占据中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而译者主体性会涉及翻译前的准备阶段和翻译后的效果阶段，即会涉及主体间性的问题。译者中心只会涉及“‘译事中’的翻译行为问题”。此外，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主体性，但是译者主体性并不代表译者就能处于中心地位，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存在很多差异。提到“译者中心”，往往还会有两个小的误区：

一是人们还往往会联想到人类中心主义，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与生态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两码事，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涵和背景”;二是会误认为“译者中心”论会导致只重视译者而不重视文本，生态翻译学认为，重视译者本身，就是重视文本，译作质量的高低与译者能力的大小和责任感的高低紧密相连，译者的中心地位是以高质量的译作文本质量为前提的。

二、译者制约机制

摘 要：生态翻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生态学与翻译学。生态翻译学有其一系列的核心理念。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译者的主体性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中被颠覆、译者的主体作用被限制和译者的角色有了新的定位，但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主体性；消解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1-0030-02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的产生有其全球性背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与环境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于是在思想界和哲学界就出现了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观的转变。1973年，挪威著名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他的关于“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将生态学扩展到哲学与伦理学领域。1995年，美国生态哲学家戴 维？格里芬提出了他的关于“生态存在”的理念，生态存在论哲学正式问世。在这种哲学转向的引领下，各学科也纷纷与生态结缘，具有生态学性质的各类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生态批评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神学、生态哲学等等。在这股思潮的带动下，从事翻译研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从生态的视角来审视翻译活动，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智慧也为生态翻译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教导人们要顺其自然，要遵循自然规律，不应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儒家的“中庸之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处世原则。

二、生态翻译学及其核心理念

1.生态翻译学简介

【摘 要】译者主体性研究是目前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译者的地位逐渐成为不同翻译理论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的内在讨论，而是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在生态翻译学的视域下，译者主体性的思想得到不断地发展与升华，从译者边缘化到译者主体，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再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生态翻译

0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翻译发生文化转向之后，学者开始真正研究译者及其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研究也是目前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综观译者主体性的发展，译者主导作用的探讨经历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阶段：语言学阶段中学者对翻译的态度是主观的，并强调审美经验的对等性；结构主义阶段中译者对翻译的态度是客观的；后结构主义阶段中源文本的权威性受到动摇（胡庚申2004：45）。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发展，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的内在讨论，而是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新的、广阔的领域。学者们逐渐聚焦目标文本和目标文化，译者的主体性再次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译者的地位逐渐成为不同翻译理论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视域，从译者边缘化到译者主体，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再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的嬗变揭示译者主体性思想，这种嬗变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思想转换，昭示了翻译研究与时俱进的变革性。

1 从译者边缘化到译者主体

后结构主义以来，译者主体性的后殖民主义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主张回归译者本身，张扬译者的主体性。然而，目前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性与全面性，一个以译者主体性为讨论中心的理论框架尚未建立。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我们在承认翻译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对翻译文化的创造者――译者却评价甚低，译者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并没有获得他们应有的文化地位，而出现了译者文化地位边缘化现象（查明建、田雨2003）。学者们大多将译者作为交际者，译者的主体性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导致了译者主体性的边缘化。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关于译者主体性的讨论，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译者主体”这一思想指的是：译者为翻译过程中的主体，翻译的原文和译文为客体，译者既需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也需要依靠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译者的地位和价值开始得到普遍关注。

2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通过仔细研读以往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译者主体性仍旧依附于原文或译文，翻译思想并没有真正回归到“译者”本身，也就没有建构属于“译者”的家园。国内翻译家胡庚申教授绕开“译者主体”的模糊性与争议性，将其界定为具有中心地位与主导作用的“译者中心”，在翻译界具有重大意义，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指出了一条走出译者主体研究困境的重要出路。胡庚申（2004）认为“译者主体”这一说法并不表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处于“中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在讨论译者主体性、不可避免地会引出翻译的“主体间性”这一理论问题的时候，如当突出原文作者、或在强调译文读者的时候，译者就又可能会置于“边缘”的位置、又不起“主导”作用了。对此，胡庚申（2013：207-208）明确指出，“译者中心”既不是“译事前”的翻译准备阶段，也不是“译事后”的翻译效果阶段，而是“译事中”的翻译行为阶段，因此它的取向是“翻译过程”与“翻译操作”，它指的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基于此，胡庚申把译者置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广阔视域中，竭力主张打破“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在翻译研究过程中的统治地位，大力倡导建立一种既能见静态的“文本”又能见动态的“译者”，促使译者与生态环境、源文本、目标文本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从译者所具有的中心地位与主导作用角度来论述翻译，超越了“原文中心”与“译文中心”的传统，最终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平衡的、系统的翻译观。

摘要：作为跨文化旅游中语言交流的重要媒介，旅游文化翻译本质上是依托语言，实现旅游文化信息的转化、阐释与传播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本文依据生态翻译学的奠基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探析在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如何在多维动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作出“自然”优化选择，以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关键词：跨文化旅游；翻译适应选择论；旅游文化翻译；译者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146-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翻译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国内许多学者对旅游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通过收集近20年国内发表的相关论文，发现大多数文章多限于随感式或经验式的总结，往往是从中英文化差异入手，探讨旅游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及相应的翻译策略，因而研究角度总体比较单一，重复研究的现象严重，且这些研究忽视了作为翻译要素之一的译者的主体性。针对这一研究现状及在全球语境下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研究热潮的背景下,笔者首次提出了旅游文化翻译这一概念。同时笔者认为应加强结合最新翻译学或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来探讨旅游文化翻译，为旅游文化翻译找寻理论依据，实现旅游文化翻译的真正突破。正如朱纯深所言：“在有些课题的研究中，换一个观察角度，便可以带来新发现新见解。”［1］

作为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重大突破，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提出受到译界的普遍关注。然而，任何理论的价值和意义都在于它解释和指导实际的程度。本文拟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生态翻译视角阐述汉英旅游文化翻译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以期在旅游翻译研究方面作出全新的探讨。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旅游文化翻译

1.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摘 要】科技英语以传递信息为目的，其译文注重严谨、精确。但科技英语翻译中不乏很多在语言层面上失“信”的译例，这似乎违背了科技英语翻译的宗旨。但笔者认为，如果一味求“信”而不考虑英汉语的文体差异，势必造成译文生硬，且传递错误信息。本文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科技英语翻译如何实现功能对等。生态翻译学理论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选择的过程，译文则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结果。

【关键词】失“信”；科技英语；生态翻译学

1.引言

科技英语的特点是内容精确、结构严谨、概念清晰、表述达意，因此“信”是科技英语翻译的首要要求。从事科技英语翻译，必须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忠实再现原作的思想和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英语翻译遵循“信”的理念，是指对原文整句内容和原文思想的忠实，而不是对每个单字的刻意忠实。由于受到读者期待水平、译者所处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译者需要做出诸如舍弃原文句式来保持原文语言层面“信”度的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就是对原作、读者期待、读者文化语境进行多维度综合考量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总是在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使翻译选择遵循翻译生态的动态变化规律，以此求得原文与译文、译者与读者、译者与作者、译文与译语文化以及译者自身的“平和”与“平衡”。为了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协调，译者需要运用不同的翻译理论和各种各样的翻译策略与技巧，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做出最佳的适应和优化的选择，使译者个人的身心融于翻译生态环境中[1]。

2.科技英语翻译概述

实用文本（pragmatic text）的翻译在翻译领域越来越受重视，因为它在国际交流中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加拿大著名学者Jean Delisle 认为翻译不仅仅是文学翻译，更重要的是实用文本翻译。实用文本翻译与文学文本翻译不同，焦点不是作者的主观感受，而是客观事实。他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中有90%的翻译属于实用文本翻译（some 90% of the translations created in the world today can be classified as pragmatic texts）[2]。德国功能目的论创始人Katharine Reiss将实用文本分为重形式、重内容、重呼吁的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纽马克把实用文本划分为三大范畴：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和号召型文本（vocative text）[3]。在信息型实用文本翻译中，最典型的要属科技英语翻译，特点是忠实传达原文的信息。

科技英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信息性，由于其表达客观具体的特点，所以科技英语的翻译要求准确严谨，明确简练，不能修饰润色，切忌随意应性。但是由于英汉语的风格与文体的差异，读者的接受性与审美观不同，译者必须遵循译入语的语言形式与结构，在保持原文生态的基础上，在文化文体语言上做出适应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