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范文精选

《决策》：铜陵转型发展的美好蓝图已经绘就，但若想达成蓝图，产业、城市、社会三大转型无疑需要同步推进。对于资源型工业城市来说，产业转型将是其中的核心难点，铜陵如何应对？

侯淅珉：推动产业转型最重要的就是突出多元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则是多元发展的第一步，铜陵围绕建设全国最大的铜冶炼基地、铜拆解基地、铜深加工基地和铜商品交易中心，加快推进铜产业节点项目建设，着力发展铜产品交易、研发、检测等涉铜领域服务业，推动铜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同时坚决淘汰落后产能。第二步则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铜陵目前已确定发展铜基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现代物流和文化创意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将重点打造的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铜基新材料产业。第三步，铜陵围绕打造皖中南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目标，依托全国区域交通枢纽的优势，将大力发展物流、商贸等现代服务业。

产业转型也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平台支撑，铜陵为抓住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正着力加快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铜陵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与此同时，铜陵还在积极谋划推动铜陵综合保税区、有色金属期货交割仓库和“圈区管理”三大产业平台建设。

循环经济是铜陵推进产业转型的另一法宝。铜陵以创建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市为抓手，推动循环经济从企业到园区再到社会的不断延伸，目前铜陵已基本形成了以铜、硫、石灰石资源为核心的三大循环产业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明显。

《决策》：环境保护也是资源型城市面对的普遍问题，铜陵曾提出把“工业强市”和“环境立市”作为考核发展的两把尺子。推进城市转型不仅是转型发展的一部分，更与建设幸福铜陵息息相关。铜陵是如何推进城市转型的？

侯淅珉：铜陵的城市转型，首先按照“一主两副、一城三区”的思路拉开框架，全面推进西湖新区和东南部新区建设，并在建设新城的同时完善城市功能。目前铜陵主导实施了“中心城区畅通、滨江区域整治、美丽山水重建”等工程，解决城区历史欠账问题。

城市转型的第二个抓手是美好乡村建设。铜陵高标准推进中心镇和村庄整治工程，启动了示范村建设，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同时，开展农村土地整治，促进土地流转，引导土地向规模集中、人口向集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

生态建设已成为下一轮城市竞争的焦点，也是推进城市转型的另一个抓手。铜陵充分利用自然山水禀赋优势，做生态“增量”文章，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契机，深入实施生态强市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十万亩森林增长和绿化提升工程，将长江、天井湖、翠湖、西湖和东湖湿地联线成串，努力打造“中国古铜都·生态山水城”。

摘 要：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呈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表现在社会正义层面是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不公日趋严重、社会权利与资源

>> 转型期中国社会信仰建设探析 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化解的理念与机制探索 中国社会分层新考 经济转型期中国社会性管制中的问责研究 浅析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维稳机制 论转型期中国社会价值观重塑的意义 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协商民主之管见 转型期中国社会心态失衡现象评析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执政党建设 中国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 多元社会\公共协商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和谐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秩序的缺失与重构 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思考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冲突与调控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 转型期中国“社会诚信”问题及对策探源 社会资本与转型期中国公共伦理建设 社会转型期中国电视购物的现状与出路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5]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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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6.

【摘 要】随着近年我国城市化的迅猛推进，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社会公民的政治心理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而过渡型社区，这类既包含城市社区空间形态的特点，又延续着一定农村社区属性的特殊社区中，居民的政治心理在朝着成熟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迷茫，怀疑，失衡等心态，如何把握居民的政治心理，针对性地引导居民的政治行为，对于现实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转型社会；过渡型社区；政治心理；居民

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关于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土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化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主要表现为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利益格局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此时，新旧矛盾同在，政治的不稳定的可能性加大。而城市化则是转型时期的重要表现。作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苏州市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将市区周边大量农村集体土地收归国有划为工业园区以振兴工业，于此同时大量安置失地农民的动迁居民社区随之应运而生，形成独具特色的过渡型社区。

“过渡型社区”，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介于城市成熟型社区和农村社区之间的社区，这类社区既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也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类正在演变中的社区。而过渡型社区居民，这类由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的特殊群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虽然在地域范围上搬迁至城市，但在心理角色上，却没能及时做好范式转换。他们既不同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又不同于那些目前仍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他们的政治心理有其特殊之处。如果上述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群体无法得到良好的安置，那么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频发的今天，一旦发生，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引爆冲突的炸药。正是基于对过渡型社区居民心理的独特特性，以及过渡型社区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对于居民安居和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认识和理解，笔者选择了苏州市工业园区较为典型的三个过渡型社区（金益新村，莲花新村和淞泽家园）的社区居民作为调研对象，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探究这类特殊人群的政治心理特征。

一、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会心理特征

（一）参与意识逐步提升，权利意识日益增强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以往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居民那种单纯依靠权威的依附心理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居民选择自主表达利益诉求，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使居民获得了强烈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在以往农民时期对公共事务缺乏敏感度，而如今入住小区，随着公共物品多样化，小区事务复杂化，居民开始关注这些与自己利益切实相关的公共事务，例如在小区公共空间的使用上，小区健身设施的布点、小区道路的维护，垃圾的处理，小区治安等问题收到居民的关注，同时，居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受访的居民大都表示对于乱丢垃圾、在草坪种植蔬菜、在公共空间养殖家禽、折断栅栏当进出口、公共空间堆放杂物、树上拉绳索晾晒衣物以及车库出租或住人等行为的反对。居委会也成了居民表达意见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如今网络时代的到来，新一代过渡型社区居民开始利用网络平台，积极参与到小区以及城市的公共事务中。这种参与意识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正是通过这种意识的培养，促进公民对国家社会事务的关心，从而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这也正是我们在民主化进程中希望看到的。

（二）信任感与归属感相对缺乏

摘要：

当代社会心理学立足于时代特点，从社会认知、社会关系以及群体、民族冲突等角度出发，对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本文从转型时期社会特点、社会学与个体社会学的发展轨迹以及社会心理学的成长角度讨论了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特点，提出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心理优化建议。

关键词：

转型社会；社会心理；研究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

作为受到世界社会科学界高度关注的中国化的社会转型，与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采用符合中国特色的转型路径，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科学学者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需要结合过去与现在进行分析，将问题放置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转变层面上。强调关注转型社会过程中人们社会心理的变化。中国有学者指出，研究社会转型最常使用的范式是私有化、世俗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而中国喜欢将转型视角用来进行研究。然而，我国社会转型研究却很少有人对社会心理学进行研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多接触学习的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把美国心理学体系看作普世化良药，并没有结合我国现状提出符合国情的问题，对概念进行提炼，对理论进行拓展等。类似这样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化心理学之外。莫斯科学者维奇曾指出，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主题和理论内容是结合自身紧急的社会问题存在的，并没有真正在实证的研究以及理论的构建方面取得进展。美国的社会化心理学取得的成绩除了在方法技术上，还有就是被当作科学探索对象的社会化心理学语言。所以，如果我们抱着研究美国社会问题的心情查看美国的文献，只是抽象化地解决美国的问题，将自己限制在狭窄的科学领域研究中，脱离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真实环境。对社会心理研究较少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主流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总是乐于将研究停留在群体或个体的层面，缺乏对宏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奥尔波特曾指出，社会心理学试图对他人如何从情景暗示、实际情况、想象情景等方面对个体行为、思想和感情的影响进行解释。也有学者指出，个体心理学包含了在整体意义上和本质上的群体心理学。莫斯科学者维奇认为，大多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否定了存在的社会心理学，而是将其视为个体的相加，应当排除社会放置在行为中的想法。他用社会科学囊括社会化心理学，但大多数研究者却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个体表现的行为来研究，并将其视为行为科学。阿布拉姆斯和豪格曾提出，形成社会化心理学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是，还原主义者将个体心理视为社会心理。由此，对于转型社会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应当从社会现状着手。

二、社会学与个体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学起源之初就存在整体和个体两种社会学，前者是对于社会整体的关注，后者是对于社会个体的关注。马克思、孔德、斯宾塞等人对社会的运行规则、社会有机体、社会系统性质方面进行研究；米德、韦伯、帕累托等人对社会集体中行动的差别、社会成员、社会运行规则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双重范式”的转变之路导致两种社会学的行动产生，一种主要强调态度、动机和意图的心理理论社会；一种主要强调符号、惯例、规范和价值的文化理论社会。利用行动文化面对社会群体、行动群体等形塑、改变和建构联系进行理解并能解释。由于这样综合文化的性质很难进行明了解释，用语言和经验难于表达清楚，因此常被称作社会化的厌倦、不适应、情绪、气候、乐观主义等。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

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恪的问题。目前我们看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当年也是由不发达国家转变而来的。

西方社会转型有哪些特征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历程，国外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发表过很多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亨延顿撰写的《变革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等。在这些论著中，他们通过量化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一些国家的社会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现象，概括起来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当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二是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都想挤入家庭现代化的第―班车，谁也不甘落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纷争；三是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四是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明显的腐败现象，动用手中的权力搞寻祖活动。但是西方学者还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也就是说当多数人的家庭初步实现现代化后，情况会逐步好转：如骚动不安的社会有所缓和，社会成员的心态也开始平和，社会犯罪率开始有所下降，官员自我约束的行为也有所加强等。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使更多的人实现家庭现代化。

中国社会转型有哪些特殊性

从200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有些问题甚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转型，至少有三个特殊的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的过程。所谓“双转”交织，就是指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即中国同时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使命；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的。而且这种“双转”来得快，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缺少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实际上成为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根源，如社会道德底线一个一个被击穿等。再加上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加复杂。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对农民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剥夺。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一方面，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但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圈地化，没有使农民比较公平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从而引发了大量的。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背离，尽管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但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摘要】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的分野，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环往复中前进。法治建设与社会转型的错位造成社会“断裂和失衡”，导致价值混乱、法律冲突和社会不稳定。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的变迁，需要我们在分析社会新形势、新特点前提下，寻求法治建设与转型社会的契合。

【关键词】社会转型；法治变迁；权利本位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社会经历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政治变革、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迫切要求法治建设作出回应，即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悖离及其根源来重构新时期法治建设

一、法治建设与社会转型的悖离

中国的改革一直以政府推动市场、政策推动法律为主角，目标是寻求短预期性和效率公平的关系。虽然保证了改革在一条平缓、灵活、追求立竿见影、机会主义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道路上发展，但也阻碍了“依法治国”和普遍性的游戏规则的施行。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更替必然发生一种“传统”与“现代”两种体制并存和交织的二元社会结构，法治与人治的深层次矛盾变得更加明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通过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实现的。充分发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形成一个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与引导下的各省市区竞争发展，从而推动全国大发展的格局。两条路径反映了两种动因，一个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要求，一个是经济实体的利益驱动。

首先，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深层次的是利益的调整。新的利益主体和新的利益结构期盼法律规则合理、可行，执法公正、权威。然而，法治建设的话语权又往往倾向于对既得利益的认同和保障，加之，法治变迁中，既有的法律制度与价值观念难免被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而新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念又尚未被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尚不具有引导、调节和约束的力量，从而出现私权遭侵、公权扩张、价值混乱、法律冲突、人治大于法治现象时有发生。

其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个人的利益得到尊重与张扬，允许和鼓励人们在法定范围内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追求最大化的合法利益，同时市民社会的本质天然的要求民主和权利保障，排斥政治国家的限制与约束。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但法治建设的特点决定了法律与市场的不同步性，法律制度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错位，导致法律内在价值对市场经济的保障效用降低。市场出现道德下滑、恶性竞争、急功近利等弊端。

摘要：社会转型是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大学生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社会转型对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化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来看，主要体现在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大众媒介三个方面；从微观社会环境的变化来看。主要体现在家庭、高校和同辈群体三个方面。在社会加速转型的时期，农村大学的继续社会化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时空伸延和时空压缩；二是积极适应于社会化困境。三是社会角色多元与角色失调。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化环境；继续社会化；农村大学生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的急剧变迁，正处于加速转型时期。一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一个社会化的整体性变动，即由传统的、整合型社会向现代化的分化型社会化转变。从社会转型的含义，我们可以认识到，由于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人，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社会转型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结构不断优化，这种优化所实现的态势是促进传统的、农业的、封闭的、贫穷的社会化走向现代化的、工业的、开放的、富裕的、民主社会的过程。因此社会转型是一种有着各个方面和各层次内容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当代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是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大学生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一、社会转型与农村大学生社会化环境

个人社会化的完成是通过其所处的环境对个体的思想观念、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提供背景和刺激作为来实现的。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两种。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发生改变，对农村大学生社会化无疑会产生比较影响和冲击。

(一)社会宏观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

1、社会结构转型。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同时呈现出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步伐加快，社会分层加剧、城乡不平等日益突出，等等。社会结构转型对农村大学生社会化影响最大的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农民阶层处于社会的下层。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在高校最直接的反应便是快速繁衍了高校的“三六九等”，形成了高校学生中泾渭分明的等级层面。曾经对中下层提升社会化地位发挥重要作用高等教育，却正在发挥着维持和消除社会遗传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社会职能。首先，对于较低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或者阶层，教育实际上是维护了阶层的“社会遗传”；其次，对于处于较低文化层次的群体或阶层，通过高水平的教育，他们在努力地去阻断阶层的“社会遗传”。但是，总体上，这种维持和阻断的努力相互抵消，使得中国社会化阶层不平等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而保持了一种动态的稳定。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不平等，对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民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形成障碍。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入学机会、教育过程和职业选择等各个层面。

2、社会文化转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传统性的消解与现代性的生成是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特征。在不同时代，社会都会为个人社会化提供特定的文化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统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二是供以模仿的令人敬佩的榜样或社会权威形象。当一个社会处于持续发展阶段时，可以为个体社会化提供较为恒定的时代条件。当社会处于政治、经济变革的转型时期，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旧的观念开始瓦解，新的观念尚未确立，必然造成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在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使对各种社会规范缺乏理性分析和选择能力的年轻的社会个体，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依据社会规范指导自己行为时陷入困境，表现为角色冲突和自我认同混乱。其次，当社会化供以模仿的榜样或权威形象由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共同创造时，由于各自的评判标准不一致，榜样的形象分裂而不统一，它对个体心理影响和行为约束力失去作用，无法转化为个体的信念和行为方式。

摘 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与当代视觉文化的异军突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社会转型催生了视觉文化，另一方面视觉文化又反作用于社会转型。本文以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为视角，提出一种以视觉文化的中国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力图从研究路径、基本问题和相关层面来探究如何深化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研究。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视觉文化；中国问题；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随之而来的是本土视觉文化的崛起。视觉文化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地形图，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行为和观念。有理由认为，社会转型催生了中国当代视觉文化，视觉文化反过来作用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兴起既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它又是助推这一转型的动力。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研究，有必要置于社会转型的语境中加以解析，这是把握视觉文化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有效路径。

一、研究范式与路径

视觉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等直接作用于社会转型的制度实践，视觉文化对社会转型的作用体现在对社会的视觉建构和对视觉的社会建构上。晚近视觉文化研究尤其关注这一问题，并把这一建构看作是视觉文化研究的焦点。米歇尔指出：“视觉文化研究的是社会的视觉建构，不只是视觉的社会建构。因而视觉特性问题就成为核心的和不可避免的问题。”①米歇尔强调的是，视觉特性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某种对社会的视觉建构。换言之，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实际上是通过复杂的视觉活动而建构起来的。较之于听觉等其他感觉，视觉的建构功能更为重要。具体说来，可以把社会的视觉建构区分为四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视觉表意实践对形象的建构，其次是通过形象对视觉文化主体的建构，再次是基于图像——主体的互动关系来实现对文化的建构，最终以视觉文化对当代社会转型产生作用。这里的关键环节是所谓视觉文化的表意实践，它所构成的四个层面环环相扣、依次扩展并彼此互动。那么，如何探究这四层依次拓展的建构关系呢？能否建立一个相关概念的结构模式来具体分析中国当代视觉文化问题呢？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一个以九个相关概念为结构图式的研究路径，用以探究当代视觉文化的中国问题。

这个结构图形是一个以表征概念（representation）为中心的十字——环形结构。表征之所以是一个枢纽式的核心概念，是因为视觉文化的要义就在于它是一种以符号为载体的表意实践。从学理上看，表征是一个从实在事物到概念再到符号的连续转换过程，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霍尔曾具体分析了表征的三概念和两过程。他写道：

文化中的意义过程的核心，存在着两个相关的“表征系统”。通过在各种事物（人、物、事、抽象概念等等）与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图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价物，第一个系统使我们能赋予世界以意义。第二个系统依靠的是在我们的概念图与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的一系列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种语言中。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生产的实质之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为“表征”的东西。②

前言：新世纪条件下，人类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亦即后现代社会。在这一战略机遇期，尤其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改革攻坚、社会转型等风险和机遇并存；如何在这一关键时期规避风险、把握机遇乃是社会管理主体亟待思考的问题。文章在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社会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转型理论等）的基础上，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要适当把握发展机遇，特别是当下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发的阶段，如何选择一个合理双赢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建立健全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平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是各治理主体特别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理论简析

1.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兹提议的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并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同时于1952年创办了在国际社会学界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组织，因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学术圈子，这就为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现代化理论所针对的主要是西方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即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提出来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将现代化理论概括为三点。第一，“传统—现代”二分法。即按照特定的标准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或现在世界存在的国家划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类型。第二，社会发展的内因论。即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因。第三，现代化趋同的假设。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且越来越多地具有当今现代社会的特征。[1]

2.发展理论

然而，随着现代化理论越来越陷入遭到尖锐批评的困境，立足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该理论主要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所构成。埃及的阿明、德国的弗兰克等著名的依附理论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的研究设计，并以此激烈抨击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基于以下假设：第一，不应当单独地分析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从世界系统里考察问题；第二，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2]

代依附理论而起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二者有紧密的联系，其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依附理论的依赖是单向的，而世界体系理论的依赖是双向的；第二，世界体系理论避免了依附理论的“两分法”倾向；第三，世界体系理论强调这个世界体系是变动的。[3]

【摘要】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其蕴含的社会风险。伴随中国社会风险的逐步凸显,社会志愿服务以其独特功能日益成为社会风险减压的“安全阀”,社会志愿服务必须从体制上、架构上和机制上进行转型,以拓展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风险社会 志愿服务 “安全阀” 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问题成为社会理论关注的焦点。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前,“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许多社会学家共同的看法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中国也正处在融入“世界风险社会”的整体转型之中。而社会志愿服务秉承风险、友爱、互助、进步的宗旨和理念,是风险社会自我控制之中一道重要的“安全阀”,在构建风险社会安全网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问题

社会风险是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与社会自身的发展同步发展的。因此,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社会风险的增长也是必然的。目前,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空前的速度和效率,政治经济和谐有序,整体发展势头迅猛。然而,伴随着这种发展势头的是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并且,由于一些社会痼疾得不到及时解决,又与新问题交叉影响,使得社会风险在不断累积。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的,如果纵容其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交叉影响社会的稳定性,这种可能性被称为社会危机。

同时,鉴于中国社会目前还面临着社会制度的转型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社会风险的强度在加大。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各项主要的分配制度都已建立。由于新的分配体制尚未完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导致了贫富差距加深、腐败现象严重、诚信理念丧失、市场不稳定等现象,形成了潜在的社会风险,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与进行国际活动的过程中,国际间利益裂变的压力也加速了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西方已经驱动了全球化的日程表,以发展中世界的代价确保它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程度不同,有些国家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权力的不对称性,使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更强,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风险或遭遇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这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直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

社会志愿服务:风险社会的“安全阀”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一旦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塞是社会冲突论的代表。他认为,社会冲突具有“安全阀”的功能。笔者认为,社会志愿服务也可以称为现代风险社会的“安全阀”,不论其宗旨目的或方法手段如何,都对控制社会风险、化解社会危机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