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Abstract:Theoryisveryimportantfortheresearchofsociology.Butsomesociolo2gyresearchpayslessattentiontotheoryandsimplytreatssociologyasanempiricalsci2ence.Theresearcherssubconsciouslygiveuppursuingtheory,caringfortheory,orex2ploringtheory.Sociologyresearchersmustinsistonconsciousattentiontotheory,andconstructsociologyasascienceofself-criticizing,self-reflectingandcontinuouslyin2novating.

Keywords:sociology;theorypremise;theoryconsciousness;reflexivesociology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作者：秦 珊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在许多国家的大百科全书中，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不尽相同。如1976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被描述为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的一种科学研究，或对人群的研究。《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探索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原因及其结果。《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这一完整体系以及论述与整个社会有关的各种社会法规过程和人群的科学。另外，现代年代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定义和理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一些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社会的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有其余的学术领域；第三种观点主张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关社会制度的科学。”

国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中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学研究的历程，由于社会学源于国外，因此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直接移植过来，并没有开始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之初，主要是将中国的人口、婚姻家庭以及农村等具体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

1979年至1985年的对象建构。自1979年社会学重归学术界以来，各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一致没有间断过。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于光远等人认为，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社会群”。该主张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杜任之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及其规律性，范围十分广泛。杨心恒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指出，社会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1985年至今的对象建构。1985年至今是社会学重建之后的第二阶段，此时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基本上趋于一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思路更加开阔，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构成了应用社会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抽象形成了理论社会学。第二，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以及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第三，陈颐认为，制度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上是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主要观点，此外还有其他界定，如：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行为、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等等，这里不详细阐述。从国内以上学者们的表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社会学家对于研究对象建构各不相同，也看到了其中一致的成分：第一，建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围绕着“社会”；第二，该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国外学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国外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建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创立至今的不同阶段对此进行梳理。

初创时期社会学的研究。孔德于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正式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相互联系、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科学系统的最后一环，前几环依次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由于社会学和以上学科共处一个科学体系，且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学在本质上应当和这些学科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方法论，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孔德创立的社会物理学“是指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它本着和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同样的精神来考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制约，揭示这些规律是社会物理学所研究的特定目标”。这段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社会现象。第二，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稳定的规律。第三，这些规律是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原则来研究。当时，孔德的社会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不能与我们目前理解的社会学完全划等号。此外，孔德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以及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历史法。综上所述，创立时期的社会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寻求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特有的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并不处在同等地位上，而是具有指导意义式学科。

形成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史上，一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社会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即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时需要新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从19世纪40年代产生到19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中，社会学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一直没能在大学或学院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席位。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从产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对象，因此，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首先是从了解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开始的，现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进行讨论。关键词：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社会学家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学家应首推涂尔干和韦伯。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一个特别重要且意义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全面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代之以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和时展要求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构成了整个经济改革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焦点问题。改革实践推动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理论研究的发展，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又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着理论背景与指导。

一、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及分歧

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的研究，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基本一致，并伴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推进而发展。目前讨论的热点如下：

1.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改革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会保障制度？中国需不需要建设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学术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客观上存在着分歧。不过，绝大多数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持肯定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国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从事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宋晓梧、冯兰瑞、郑功成、何平、胡鞍钢等多数专家、学者均主张中国应当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亦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也有陈平等人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短视国策”。

在赞成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前提下，不同学者的具体看法亦不尽一致。刘福垣主张大一统论，即以国家财政为基础，提出应尽快统一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将农民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宋晓梧是城乡有别论，他将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列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冯兰瑞主张尽快通过实现省级统筹来过渡到全国统一；何平坚持长期持续发展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0-50年”郑功成则是渐进统一论，他认为需要在化解养老保险历史债务、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强化国家财政与劳动者个人的责任并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条件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在探讨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时，必然涉及到对社会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问题。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大社会保障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等各种保障国民生活系统的总称，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以后成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为理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一是大社会福利论，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不应当纳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这一观点主要是窦玉沛、尚晓援等的新主张；郑功成在赞同大社会保障制度论的同时，则提出应当分理论与制度层面来展开讨论，即在理论上探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差别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层面上尊重已经约定俗成的界定并无问题。上述讨论并非纯学术探讨，而是隐含着重新界定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及框架之争。

2.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优先考虑的领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全方位改革，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客观上不可能全方位推进，因此，优先考虑哪些制度变革是改革进程中必须抉择的问题，理论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表明在这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由于城镇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事业的重心所在，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亦成为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它反映在理论学术界就是绝大多数论著均着眼于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承办的书报资料复印杂志《社会保障制度》的备选文章中，研究社会保险改革的论文约占总数的60%以上。在众多研究者的论著中，社会保险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这种倾向与国家近十多年来对社会保险改革的特别重视及社会保险改革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地位基本一致。

一、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学术生涯及其《宫廷社会》的出版

1933年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一篇名《宫廷人物：宫廷社会学、宫廷社会和专制君主的构建》的职称论文，使他获得了在德国大学任教的资格。但因纳粹上台而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是逃到法国，随后奔赴英国。1954年他成为英国莱斯特大学讲师，在其57岁高龄时才开始其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1962~1964年，在他正式退休后，他到西非成为加纳大学社会学教授，在此期间他收集了大量非洲艺术品。在1960年代中期，他在德国和荷兰担任客座教授。1978年到1984年他成为德国比勒费尔德跨学科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1990年死于阿姆斯特丹，享年93岁。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职称论文最初写的并不是关于宫廷社会的题目，而是在阿尔弗雷德•韦伯指导下写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谱系》。这篇论文的写作提纲是在他死后在阿尔弗雷德的文件中发现的，主要探讨的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着力尤多。在他以后关于知识、科学和艺术的著述中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但这篇论文却并未完成。在1930年他成为卡尔•曼海曼的助手时，他中断了与阿尔弗雷德职称论文的合作计划，改变了他的研究主题，转而开始写作关于宫廷社会的职称论文。他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了这篇关于宫廷社会的论文后便开始了流亡生涯，因此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60年代他退休后他才发现了这篇论文的打印稿，并在此稿基础上于1969年出版了德文版《宫廷社会》一书。那篇德文的职称论文现已遗失，它与该书的异同难以考究，不过该书的第一章《社会学与历史学》是为1969年出版该书而专门写的；关于散见书中的对社会学的批判和附录1等内容都是后来才写的。

二、诺贝特•埃利亚斯主要的社会学观点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宫廷社会》一书中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反映了他在后来的一些著述中表达的社会学观点，即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和长时段的历史观。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集中在《个体的社会》一书中，在书中他将个体的人置于社会与历史中来认识，认为人是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产物。他认为“单个的人，从他出生之日起就被置于某种具有完全特定结构的职能序列中，他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个职能序列，根据它来塑造自己，并且以它为出发点适时地发展自己”，而否定“天地初开，惟有一人，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已成年之人”，这样，人的本质便是社会关系的构成和历史的构成。埃利亚斯不同于同时代多数社会学家，他主张在长时段中考察社会发展，反对社会的静态研究；同时又反对社会发展的目的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很大，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的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存在着某种规律，人的自然特性决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对此，埃利亚斯一方面采取了社会进化论的长时段研究传统，反对静态的社会研究，例如他反对他的主要竞争理论帕森斯的共时功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社会进化论的目的论和决定论，强调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社会发展是能够走向倒退的。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其长时段历史观使他提出了“构型”的概念，并在分析宫廷社会时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埃利亚斯的“构型”，是指“彼此相互依赖的个人之间的网络，网络之中的权力均衡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非均衡状态。”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强调人是处于相互依赖的网络，即社会关系之中的，网络由人构成，一旦形成便无法离开它；其次，强调了网络内部的不稳定性、变化性，因此网络或社会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动的结构，需要对此进行动态和历史的研究。这样，“构型”这个概念便整合了他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学观点。他在《宫廷社会》一书中最早应用了这个概念来研究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宫廷社会。

三、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比较诺贝特•埃利亚斯

在《宫廷社会》中对宫廷社会的论述首先是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比开始的。作为社会学家的他研究的宫廷社会并不是他所处时代的宫廷社会，而是旧制度下尤其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宫廷社会，因此他的研究既是社会学的研究，也是历史学的考察，两者区别明显却也密不可分。他首先认识到了社会学研究的不足。他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并非像普通社会学家那样对其作横切面的研究，而是将其放入较长历史时段中来考察，“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考察如果离开许多国家宫廷社会的长期发展将是无任何意义的，”惟有如此才能解释“在构型中相互依赖的人们如何使统治者在少数人帮助下维持他们对压倒多数臣民的长期统治”这个问题。历史学的研究对此的解释是诸如路易十四之类的君主采取某些策略而维持了自己的权位，社会学的研究则将君主和臣民置于某种相互关联的网络中来考察，认为他们的地位是由某种社会结构决定的，但这种社会结构却正是个别君主策略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样，离开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是目光短浅的、狭隘的。他对历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认为历史学研究通常更强调事件的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传统历史学（实证历史学）的研究将孤立的不可复制的资料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缺乏系统的或可作证的架构。”即历史学的个别研究不能说明问题，而只是资料的堆积。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反问：“文献之类的原始资料难道就是历史的本质？”对他来说，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历史人物是很难评判的，只有将人物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理解他们的价值和意义，这才是历史的本质。即缺乏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研究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因此，他认为对宫廷社会的研究必须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即用“构型”理论来解释宫廷社会。他认为，“宫廷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于构建它的个人之外的现象；个人一旦构造了它，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人都不能独立于他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之外。”因此法国宫廷社会这个“构型”由路易十四等君主构建后，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维持着稳定，少数人长期维持着对多数人的统治。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看来，个人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构型却是可以复制的，这就是构型形成后个人不能脱离它的原因。但构型并不是一个永远稳定的结构，其内部力量对比常有变化，一旦内部力量对比失衡构型便被打破；法国宫廷社会的终结便是构型内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

四、宫廷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

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后，诺贝特•埃利亚斯接着论述了宫廷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他指出，宫廷社会的这个“构型”是由国王、官员、仆人、顾问、侍从等人构成，国王自认为自己是以绝对权力统治着其他的人，国王是这些人等级、经济和职务升降的决定者，他们之间以某种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宫廷社会的前身和范例是教会的显贵，阿维农教廷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宫廷，而与之相竞争的则是意大利的各个王公的宫廷。但对宫廷的历史最为重要的则是法国宫廷的出现，因为在16世纪末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它一直是各国宫廷的楷模。关于宫廷的社会地位，他指出宫廷在17、18世纪的西欧国家是社会的代表和中心，正如近日城市和市民一样。由于在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国王和宫廷，便妨碍了我们对宫廷社会地位的认识。革命中革命者对宫廷批评最多的是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以此否定宫廷的社会价值，但在他看来宫廷并不是一种多余的东西，而是一种社会的自我认同。宫廷的社会中心地位是与国王的绝对统治相联系的。在旧制度下，宫廷只不过是法国国王家庭的扩大版而已，而国王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旧制度的本质就是家天下，法王路易十四将国家视为他个人的财产，而宫廷就代表着他本人，宫廷是国王与臣民的媒介，是上传下达的必经之路。宫廷的社会学即是君主的社会学。在宫廷中国王的行为国家化，在宫廷之外国家的行为国王化。接着，诺贝特•埃利亚斯探讨了旧制度下法国宫廷社会的形成。他认为，法国的国王和大贵族从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着既斗争又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国王与贵族展开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都是贵族阶层，都希望能维持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到了17世纪，这两种倾向终于结合到了一起。由于旧贵族的衰落，国王便趁机将宫廷作为既保护又驯服贵族的工具。旧贵族只有进入宫廷依靠国王的庇护才能继续过着贵族式的生活，这样，宫廷贵族就取代了旧贵族；而国王只有将贵族赶进宫廷才能驯服，以保障自己的绝对权力。法国国王，尤其是路易十四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宫廷礼仪，来确定国王和宫廷贵族的这种新的社会地位。这样，就出现了宫廷社会。在宫廷社会中，无论是国王还是贵族，长期以来都在有意和无意中一直严守宫廷礼仪，原因就在于宫廷礼仪是对其权力关系的认同，是将他们联结为宫廷社会的纽带，他们已经无法离开这个社会。宫廷社会的构型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无论是国王还是仆从，都必须遵从宫廷礼仪，以维持自己在构型中的特定地位。即在某种程度上人的行为不具有自主性，社会构型和人们的地位决定了人们的行为。

一、空间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

1.经典社会学的空间论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三卷中集中探讨了地理空间之于法律制度的影响，他认为法律和所在地理空间的气候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相关性是通过气候本身对人们性格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精力，冷淡，他们的立法者往往乐于迎接挑战，但是民众却因为长期冷静培养下来的理性达到自我约束。生活在炎热地带的人们精神萎靡，但是却充满，故而南方往往恪守传统法律千年不变。他同时探讨了土壤和法律制度的关系。孟德斯鸠重视地理空间对于人文社会的影响。齐美尔比较系统的论述了空间的特征，他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可分性、固定化以及可以构成人们生活关系外在关系的第四种类型，他探讨了划分空间界限的方式，确定了研究空间的思路，他认为空间是社会形式的一个类型，从繁杂社会事务中可以抽离出来进行分析的对象。

2.芝加哥学派对于空间的阐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创立了人文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将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引入城市空间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生态学上的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共生是群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间内部表现为功能互补的机构分布在临近的位置。而竞争机制是由于空间的资源的有限以及个人或人群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彼此争夺的关系。竞争和共生构成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机制，芝加哥学派用了浓缩、离散、隔离、侵入、接替五个过程来描述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会学的观点新城市社会学对芝加哥学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芝加哥学派忽视了政府和经济的原因。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引入城市空间分析，重点关注资本的积累，权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尔、哈维和雷克斯。卡斯特尔认为，城市的空间是社会结构的体现，社会结构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系统，城市空间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集中的场所，是资本产生和消费的场所，因此城市空间内部存在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政府管理者对城市资本生产的介入将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哈维赞同卡斯特尔对于城市的分析，认为城市的空间布局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常常在租金、补贴政策和土地开发表现出来，富有阶级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认为城市中空间内部住宅的集中和隔离现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和科层制综合运作过程的产物。他通过国家具体制度的制定和运作过程来分析空间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争取住宅过程中产生的阶级斗争需要政府的调节。

二、空间研究的方法和现实意义

1.空间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体的空间研究层面，可以将空间研究本身区分为两种，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空间研究和以空间作为分析视野的研究。将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和资源，也包括空间布局本身，这两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把空间内部的自然物及资源纳入社会学的考察范围内，即是研究内容物如道路，桥梁，以及公共场所对人们生活行为的影响，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型塑，目前社会学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建筑设计方向对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将空间作为对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对比的思路，可以在时间上进行纵向对比，在地域内进行横向对比。如城郊间的道路修建，在时间的向度上可以通过对比修建前后郊区对人们通勤上班的影响来得出结论，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无城郊道路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对于空间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较多见，芝加哥学派对于城市空间的分析，城市地理学对于城市居住区隔的研究，在国内，这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编著的《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中，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宏观层面，建立了中国城市化体系的空间格局，通过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统计分析，得出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空间重组与生活方式变迁》中，以大连市为例，深入研究了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的重组，针对传统“单位”社会职住结合的居住空间在现生的转变进行探讨，认为现代的社会空间重组一方面减少了职住结合的居住区，另一方面带来了城市居民多样的通勤移动和消费移动的空间模式。

2.这些研究首先绘制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地图，然后结合动态的对比过程，观察空间布局的变革以及变革背后的原因。在空间布局的研究的分析过程中，要掌握动态的分析方法和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动态的分析方法是为了更加清楚地明确空间布局形成的机制而采取历史的分析方法。从时间流的单向流动中紧抓空间格局的变化。城市空间区域的格局变迁经历了个缓慢的过程，搜集整理这些缓慢过程中的格局变动的时间点，并且通过对与研究目的相关的因素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这些点上开展横向的分析，探讨社会因素对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然后将其置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空间格局的形成以及格局本身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空间制图的分析方法直观了然，是通过对城市社会进行社会统计调查处理后对数据进行综合处理的过程，可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软件，建立空间分析的指标系统，将空间分析整合在地理信息的图表之上。运用空间制图可以清晰展现城市区域内的空间格局的社会指标的变迁和变化，有利于进一步对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空间研究结论的展示。

3.空间研究的现实意义空间对社会互动和社会行为的影响是深刻的。对社会空间进行研究，可以丰富社会事实的解释范式，完善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走向客观和科学。基于空间影响的研究成果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空间研究即研究空间布局和社会事实相互间的影响，空间布局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但布局形成本身受到很多制度性的约束，甚至很多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成是制度性的结果如城市规划中对于商业区，居住区，公共生活区的划分。那么对于那些社会问题，是由于空间布局导致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空间布局影响的，如贫民区亚文化导致的社会越轨，居住隔离导致的社会冷漠，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上的设置进行调整，西方国家对居住隔离问题进行制度上干预，使得贫富交叉居住，有效的打破了贫富隔离的状态。所以对城市进行空间区域研究，可以得出更加具备操作化的结果，给政府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提出有力和具体实用的建议。总之，从空间的概念入手，社会学的研究应紧紧抓住主客观融合论的空间观念，在空间研究中充分考虑到空间和个体的互动性。空间是通过以下的方式对社会发展产生意义的:空间是社会行动的载体;空间具有相对有限性;空间的属性影响着人类的行为。

一、引言

近年来，社会文化理论逐渐成为西方二语习得①研究领域的显学。该理论是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Vygotsky和他的学生、同事，如Leontiev,Luria和Galperin在其文化历史心理学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世界其他心理学家、教育家，如Piaget和Dewey等人的理论、观点发展起来的。活动（activity）、调节（mediation）和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及其学习与发展的关系乃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还涉及语言内化（innerspeech）、动态评价（dynamicassessment）、支架教学（scaffolding）以及工具和符号的使用等相关理论。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文化理论这个庞大的心理学、教育学理论框架，由于Vygotsky的英年早逝，部分理论系其同事或学生沿着Vygotsky的构想向前推进的，时至今日亦是有待完善的开放理论。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学观已深入人心，部分西方学者将生态学的元素加入到社会文化理论中使该理论逐渐发展成为生态语言教学观，以更好地理解和指导外语教学（VanLier，2000）。

二、传统二语习得理论

1计算机模式理论

上图即为大家熟悉的信息传递（sender）—接收（receiver）语言学习模式。A发出并传递信息，B收到信息（相当于计算机的input）并作出反馈（output），最后A接收反馈。A发出的信息起源于思维，然后通过编码形成语言传递给B，B通过解码达到思维的共鸣，这样就完成了把A的观点、想法传递给B的活动，整个过程好似计算机的操作过程。如此反复进行便可以习得语言。正如电脑一样，人脑也通过运行程序来处理输入、输出的语言材料，并将其陌生的材料与已有概念或图式联系起来，使新接受的信息同化为自己熟悉的材料并组成语言，促进语言的习得。该语言学习模式深受计算机“信息处理”理论的影响，其主要关注大脑接收、处理和输出信息等之类的东西，这些很多是不可控制甚至是虚无缥缈的。对于大脑本身的机制问题，它被认为是天生拥有的，例如，大脑的硬接线知识（hardwiredinthebrain），好比电脑的程序和芯片一样（VanLier,2004）。

2中介语理论

美国语言学家Selinker于1969年提出中介语（interlanguage，也有人译为“过渡语”或“语际语”）的概念，用来指语言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己形成的一种独立于母语和二语之外的一种语言体系。一般而言，中介语有两层含义：一指语言学习者在某个阶段形成的自己的语言体系，即一种中介语；二指语言学习者在外语习得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整个中介语体系,即中介语连续体（潘尔艳，2004）。在当时，中介语这个概念的提出及研究，使得二语习得领域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方向，标志着二语习得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VanLier，2004），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Nemser针对中介语提出了3个基本假说：（1）学习者在某特定时间的中介语是一个语言系统的产物（La），它不同于Ls（母语）也不同于Lt(目标语)，而是在内部建构的；（2）La不断发展变化,从La1…Lan,越到后面越接近Lt；（3）同一阶段中,学习者的La的熟练程度与学习经历中的主要差别基本吻合（同上）。根据假说，可以把中介语概念理解成所有的学习者都要经历的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连续过程，在此过程的任何一点,中介语都是系统的，即有规律的。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尽管很少与目标语系统完全相同，但逐渐接近目标语言。Corder（1967）曾研究证实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中的中介语具有相对的规律性。

3输入假说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的发生学意义入手，对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能否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梳理，认为儒学中虽然存在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因素，但不能将其与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等量齐观。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内容提要：网络及信息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媒介的结构，也导致我们的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同时改变着我们的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网络的社会影响问题可以定位在媒介的社会宏观效果研究上，但传播学并没有形成一个宏观效果研究的完整的成熟的框架，更没有对网络研究的积淀。本文从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等几个视角来审视和思考网络的社会影响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网络的社会影响研究打开信息社会的神秘之门。

关键词：网络、信息社会、社会结构、虚拟社会

影响社会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信息的传播。这种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传播的内容，不如说是传播媒介本身。由于网络带来的强烈冲击，各国学者都在对网络出现以后的社会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探讨。

媒介的社会影响研究“网络”与“信息社会”是两个时髦而又神奇的概念。“信息社会”的概念产生在二、三十年以前，而“网络”则是近几年的新概念。网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或平台，网络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把越来越多的媒介联系在一起、整合到一起，整出了一个网络时代。信息社会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60年代末提出。这一概念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也发生了几次变化。90年代的“信息社会”则意味着媒介的融合和网络的发展。

关于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传统的传播效果研究理论总有些捉襟见肘。从60年代起，西方传播学家就在探索一条更宏观的综合社会研究的道路。这当中，勒纳等人的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研究等值得重视，这些研究又被称为“发展传播学”。这个课题的提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战后美国推行了“马歇尔计划”即全球发展计划和一系列援外协定。这是一项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丹尼尔·勒纳在其《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1958），施拉姆在其《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书中，他们都提出了基本的理论观点。

这类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新的突破进展，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泰尔。他给网络下的定义是：“网络就是一组相互联结的结点，结点到底是什么，要依赖于具体的网络而言。比如，在全球金融网络中，他们是股票交易所和其附属的高级服务中心。网络是一个开放结构，能无限扩展，所有的结点，只要他们共享信息就能联系。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不影响其平衡的情况下更易于创新”[i]。卡斯泰尔还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主要功能和方法均是围绕网络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源泉。

日本的信息科学研究把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和社会信息科学整合到一起的综合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独树一帜，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络的出现使一直玄玄乎乎的信息社会概念好象一下子找到了定位，似乎网络就是信息社会，一时间“网络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虚拟社会”等等等等，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那么，我们究竟面对的和即将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下面我们从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等几个视角来审视和思考这一问题。

一

“公民社会”及其研究在西方有历史渊源，但是，九十年代“公民社会”（又称之“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研究自从西方掀起热潮后，迅速在东方国家引起了反响，东方国家的学术界也出现了探讨公民社会的热潮。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对东方国家影响所致。固然这是一个理由，但还不是根本的原因。文化交流可能会引起异地学术界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但不可能形成热潮。某种文化或研究热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公民社会研究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大范围的尤其在东方国家热起来，与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无关系。笔者以为，公民社会形成是有条件的（公民社会形成的趋势是公民社会研究的前提），一是经济条件，一是文化条件，①两者缺一不可。其中经济条件是根本的，仅有文化上的理念，公民社会是无论如何建立不起来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具备了经济条件，而缺乏文化条件或文化资源支持不充分的话，那么，公民社会或许也会缓慢地推进，然而，不仅进度缓慢，而且可能出现畸形发展的情况。其实，公民社会研究的目的，也正是试图从文化上对其发展作理性的合理引导。这一论点可以从历史和现实得以证实。

“公民”概念在西方出现比较早。公民一词最先用于西方的古希腊，古希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民这个概念？在古代希腊，公民与当时的城邦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城邦是古希腊一种比较特殊的国家形式：国家主要以城市为基础而建立起来，因而有城市国家之外称，这是产生公民的环境条件；但是“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尤其在于其公民的身份、地位和作用。”[1]（p29）作为奴隶制国家，希腊城邦存在大量的奴隶，除了奴隶以外，就是自由人。自由人不同于奴隶，在人格上他们是独立自由的，然而并非所有自由人都拥有政治权利。只有公民才获有政治权利，其他如外邦人、妇女等自由人则没有政治权利。可见，公民体现的是一种政治身份，表明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在希腊文中，“公民”(polite)一词由“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意为“属于城邦的人”。[1]（p32）城邦因公民而存在，同样，公民因城邦而存在。其中，城是地域概念，邦是公民团体概念。强调公民与城邦的紧密联系，更能看出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公民既然是城邦的主人，那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权利，并且所有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共同决策城邦的重大事务。城邦公民除了政治权利以外，还拥有土地的权利，当然与这些权利对等的是公民要承担保卫城邦的义务。

但是，古代希腊尽管有公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邦政治制度，但却没有公民社会。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制度可以看作是政治文化，其中合理的因素如公民所具有的自由权、政治权，和公民内部的平等权成为后人所追求的普遍权利，被延续下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则把它奉为革命的口号和资产阶级建国的思想基础，意为城邦的“polite”（公民）在英文的“burgher”、“citizen”里则包含着公民内在的自由、平等的涵义。古代希腊的公民政治之所以没有形成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是因为古希腊的公民仅是一小部分人，整个社会的本质还是奴隶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社会，不具有公民社会形成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古希腊有关于公民政治乃至公民道德的论述，但没有公民社会的理论。

在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史上，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有两次高潮。这两次讨论也能折射出西方公民社会发展的两大高潮。一次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其理论形态表现的是资本主义原初状态时的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国家观念而提出的社会理论，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推进资本主义经济，进而维护和推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公民社会讨论的客观依据是西欧公民社会产生的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且公民社会正悄然形成。追溯历史，城市的崛起以及市民阶层的形成无疑是公民社会产生的条件，“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2]（p60）市民阶级的出现是公民社会形成的主体条件，而市民队伍的扩大与城市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所有这一切却都是大工业市场扩张的结果。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有西欧近代意义的公民社会，当然也产生不了以英国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思想，和以德国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学说。而他们的理论则不仅在于反映发展中的公民社会，更在于引导公民社会朝他们设想的理想方向发展。

另一次讨论高潮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公民社会的讨论。前已述及，这一次讨论与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发展而引发的政治社会的激烈变化直接相关。与前一次不同的是，参与公民社会讨论的主体远远超出了欧洲地域而带有世界性，讨论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刻、概念之新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提出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3]（p124）然而，虽然这次讨论带有全球性（意味着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但各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发展的内涵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对现代化后发的东方国家，其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不够现代化的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公民文化资源欠缺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其制胕的副作用更大。

以西方国家为主的两次公民社会的讨论都证明了现代化与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公民社会形成的物质条件，各个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差异根本上就是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任何国家公民社会发展的进度都将受制于其经济现代化的水平。

二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占总人口约70%的人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其中的关键内容之一。随着老龄化浪潮汹涌而来，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为了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我国政府从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性地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有1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2年，为试点阶段。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沙洲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地开农村展社会保障工作。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首批试点地区[1]。

第二阶段：1992年—1998年，为推广阶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决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公布实施[2]。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3]。

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4]。官方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5]。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并不成功的。在理论上，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在目前这一政策面临转折时，对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能使我们全面地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在大量查阅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必要性基本上没有异议。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它还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农民养老难以落实[6]。

更多的研究从微观经济个体的养老需求与供给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向城市，老年农民社会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储蓄和农民自身的养老能力都难以担负起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