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精选

【论文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摘 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实践观为基础，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现实问题都离不开实践的科学方法论。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摘 要：《科学基础方法论》有一个比较长的副标题“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显示出他们是在做不同学科的跨界性的研究，并且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这为应对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摘要：默顿在博士论文中以17世纪的英国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及军事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清教）对科学的影响，提出了社会、文化与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是什么的问题[1]。奠定了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为科学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传统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大部分问题都源自于默顿博士论文这一专题研究，只是那时的问题还没有明确化、系统化。在默顿博士论文的字里行间和注释中都能寻找到成熟的默顿学派的一些原型。本文主要论述了默顿博士论文四个方面的贡献：1、奠定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基础;2、开创了科学社会史（或外史）的编史方法；3、默顿命题的提出；4、确立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集体传记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

关键词：默顿博士论文 贡献

中图分类号：C533 文献标识码： A

1938 年，默顿博士论文在刊物 OSIRIS（奥西里斯）上发表。在文中，默顿运用集体传记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了《国民传记辞典》、《科学技术史手册》、《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和《基督教指南》等书刊，十七世纪英格兰的一些科学史实等资料。根据这些书刊和史实资料，默顿阐述了自己关于科学的社会学思想。学术界公认，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从此，科学社会学告别了史前时期。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建立奠定了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为认识科学这一社会系统提供了理论工具。尽管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偏离了默顿理论的发展航向，但默顿博士论文中的预示对默顿后期科学社会学思想产生了的重大影响。默顿也被世人尊称为“科学社会学之父”。可以说，传统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大部分问题都源自于默顿博士论文这一专题研究，只是那时的问题还没有明确化、系统化。在默顿博士论文的字里行间和注释中都能寻找到成熟的默顿学派的一些原型。正如默顿所说：“当一个史学家或传记作家把成熟的默顿主义追溯到《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原来半隐半现的计划时，他必将感到巨大的快乐。”[2]

一、奠定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基础

默顿博士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应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研究了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其如何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与宗教、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体制间的互动关系作了详尽分析, 开启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先河。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科学并非默顿原创, 但默顿的工作把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推向了历史舞台。后来正是在默顿、巴伯等学者的长期不懈努力之下, 唤起了人们对科学社会学

的关注, 才结束了该领域一度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历史。默顿把科学理解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智力活动” [3],“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组织[4]”。对科学的这种理解使默顿得以撇开科学的知识内容而从严格的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这项研究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 这样的科学“同其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之间的互惠关系[5]”, 以及作为社会组织的近代科学的组织化、自主化过程及其与当时其它社会制度(宗教、经济、军事等) 的关系。具体说, 它从探索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入手, 试图说明科学在当时当地开花结果的原因。默顿表明,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出现主要是以新教为标志的特殊价值观念培养的结果。

二、开创了科学社会史（或外史）的编史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摘要：探讨人文社科各学科的合作现状以及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的相关性，对期刊发展与评估、课题立项与研究、学科建设与管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通过研究发现，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中，合作论文某些指标水平确实优于独著论文；在哲学、外国语言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图情档学科中，合作论文的个别指标水平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中，合作论文与独著论文水平基本持平。

关键词：科研合作；差异显著性检验；学术评价；论文质量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46―05

一、研究概述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课题难度不断加大，涉及的学科和领域越来越多，对科研人员之间合作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由从整体分析人文社科合作研究状况，逐渐转向研究某一学科，如管理学、教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合作研究规律，如晏尔伽等①认为图情档学科中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所刊载论文的作者合作率也较高；岳洪江等②认为篇均作者数和基金论文比是影响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人文社科领域关于科研合作现象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且分析角度不外乎以下几种：合作率或合作度分析、作者合作年龄分析、合作者地域分析、国内外合作状况对比或趋势分析、合作率与期刊影响因子的关系等。目前，国内研究作者科研合作与论文质量之间关系的成果还很少见。

探讨科研合作与论文质量的关系，对期刊发展与评估、课题立项与研究、学科建设与管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第一，为期刊编辑审稿提供参考依据：若某学科合作论文水平普遍较高，则编辑应关注合作论文。第二，为学术评价中是否要把“篇均作者数”作为评价指标提供数据支撑。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没有考虑学科特点，把“篇均作者数”作为各学科期刊评价指标，但是通过本文的研究会发现，在某些学科中，合作研究并不能提高论文的学术水平，因此不能通用“篇均作者数”评价此类学科，不同学科评价时需视情况考虑是否采用“篇均作者数”指标。第三，从定量角度描述了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和研究规模，为课题立项时是应偏好于合作研究还是重视个人研究在某些学科的重要性提供依据，同时结合篇均作者数还可以准确地评价各学科完成一项科学研究课题所需的平均人数，从而为学科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将重点分析科研合作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的相关性，从而分析哪些学科需要合作研究才能在规定时间内达到预期目标？哪些学科不需要合作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预期指标？本文中的“论文质量”是指论文在“学术创新程度”、“论证完备程度”、“社会价值”、“难易程度”指标上，经过专家评议后的得分。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科研合作问题前需要作一个理想化假设：即合作须是两个及以上的研究人员参与了研究工作，并在时署名。在实践中，存在着挂名合作（如导师、领导、名人挂名）和不挂名合作（参与了研究工作却未署名）两种“署名不实”的现象③，会使实验数据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我们尽量选择大样本论文来降低个别挂名合作和不挂名合作论文的比例，使结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二、数据准备和研究方法

1985-1987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我国文艺理论界出现了一股“更新文艺学方法”讨论的热潮。一时间，文艺学方法论的革新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然而，在这一片否定新方法的浪潮之中，陆梅林没有随波逐流，他凭借自己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功底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深刻地指出：促成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的原因有多种。其一，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陆梅林指出：“我们的文艺理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这次轮到方法论问题了。”其二，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学派林立，方法繁多，已形成了一种多极化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众多学者纷纷接触到这些思潮，于是，开始从这些新理论、新思潮中汲取一些东西进来，这就必然引发更新文艺学方法论的要求。其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科学的疾速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使科学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多种学科、多种边缘学科不断兴起。陆梅林先生指出：“这些因素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霞交织一处，纠合一起，一旦在精神上形成一种新的‘亲合力’，合成一种特殊的冲撞力，便有力地推动了这次讨论的展开。”

陆先生反对将西方文艺学方法的引进看做“名词术语大换班”一类的说法，依他之见：“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热烈讨论，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理论自觉的表现，说明我们的理论思维正在努力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这既是民族振兴、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文化大趋势的需要。陆梅林的上述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在文艺思想史上，许多有重大贡献的理论家，首先，由于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所以，才能在理论上做出巨大贡献。

陆梅林在充分肯定文艺学方法论讨论意义的同时，还从文艺学方法论基本层次的划分入手，就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关于方法论体系的层次结构，我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陆梅林按照研究方法的概括程度和适用范围，把文艺学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

一般方法论的基本原理适用于一切科学，即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具体地说，一般方法论也就是唯物辩证法，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的三大规律是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在文艺学方法论中，它居于最高层次。社会科学方法论处于中间层次，具体研究方法处于最低层次。一般方法论指导和规范着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文艺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它的原理、规定在中间层次和最低层次上具体地体现出来。

陆梅林所倡导的是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引，并把它放在文艺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中，这在文艺学方法论分层问题上是一个质的飞跃。毋庸置疑，陆先生关于文艺学方法论分层的考察是宏观的、辩证的，他抓住了文艺学方法的特殊性，凸显了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从而为文艺学方法论体系之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然而，当人们充分肯定文学研究新方法论的功绩的时候，又势必要碰到这些新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由于理论准备和知识积累还不太充分，因而，也提出了一些偏颇的观点。如“多元化”理论，“所谓‘多元化’，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百家里的一家，多元里的一元。”陆梅林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无疑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地位。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人民民主。陆先生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方法论放谈》等文中，反复提出“一元论”和“多样化”的原则，反对这种“多元化”的主张。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但在具体研究的方法上要多样化。”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当多样化，以达到多样的综合和统一。

综上所述，陆先生的“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的提出，开辟了一条正确理解文艺学方法论的新道路，在文艺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陆梅林的“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对于我们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首先，“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其次，“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再次，“一元论”与“多样化”原则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多元论”的锐利武器。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家研究》的部分内容，批准号07BZW006。]

参考文献：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学术界在思索拓展新的思维空间和学术新维度的深层问题，但在人文科学长期僵化思想压抑中，已然无法寻绎到新的思想资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无力从人文体系中产生新思维的平台。于是以"科学"的名义，寻找人文科学转型的地基，成为时代的内在焦虑和要求。并进而在科学方法论中，获得人文科学学术思想转型的可能性。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文艺"方法论年"的历史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学术界在思索拓展新的思维空间和学术新维度的深层问题，但在人文科学长期僵化思想压抑中，已然无法寻绎到新的思想资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无力从人文体系中产生新思维的平台。于是以"科学"的名义，寻找人文科学转型的地基，成为时代的内在焦虑和要求。并进而在科学方法论中，获得人文科学学术思想转型的可能性。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研究方法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式中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在该学科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展现，越是那些“习惯性”的问题越有可能在较多的学位论文样本中被发现;而某些存在弊端但得到“普遍认可”的写作模式只有通过与其他学科专业的比较才能甄别。鉴于近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在方法论和研究旨趣上与社会学趋同，而后者的积累要雄厚得多，所以我们选取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作为分析的参照。这一比较研究的思路在理论上面临的质疑主要有2个方面:1)社会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是2个不同层级的学科，按照目前的流行观点，社会学是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而体育人文社会学是教育学门类下的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两者既然不在同一层次，当然也就没有可比性;2)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体育人文社会学涉及了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非社会科学的领域，两者的性质大不相同，放在一起比较不免有“鸡同鸭配”的味道。我们承认，这2种质疑从学科体系的角度而言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本文的关键着眼点不是“学科”，而是“专业”，要比较社会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2个不同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范式，从而为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乃至体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寻求依据。

本文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硕士学位论文，这些论文的写作范式毫无疑问会受到学科领域划分的限制，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也遵循着学科层级化、属地化的主观逻辑。一篇“典型”的硕士学位论文，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要符合该学科、专业认可的“模式”，在研究主题上受“学科”的影响更大;而在研究方法上，跨学科的联系和共性凸显已被大量的研究证实。比如，在“学科性质”上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和运动人体科学，在各自的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学位论文中运用频数最高的前3种研究方法趋同:体育教育训练学论文是调查法、文献法和数理统计法;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是调查法、文献法和数理统计法;运动人体科学论文是文献法、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民族传统体育学论文是调查法、文献法和逻辑分析法。社会调查方法在所有4个专业中均占据了基础性的地位。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正是写作风格、研究方法等，这些内容完全具有跨专业的可比性。另外，比较研究对象的选取首先要服从的是研究主题和实际工作的需要，而非对象自身“标签化”的属性，那些选取了在“学科性质”上看似“不合适”对象的比较研究在学界并非个案，单从中国期刊网检索的结果看，就有成百上千篇。本文从提升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学位论文质量和培养水平的实际工作角度出发，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想法，以学术积累相对雄厚、研究方法较为成熟的社会学作为参照，对社会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样分析，以揭示后者中的问题和不足，这种研究设计有较充分的、合理性依据。

资料搜集方法如下:以中国知网“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为资料来源，检索“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2009—2011年的论文，每年的检索结果按照“下载频次”排序，然后搜集下载频次最高的前100篇论文(下载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篇论文的受关注程度和影响力，下载频次越高的论文写作模式越有可能在学界流传)，3年共搜集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再按照相同方法搜集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300篇，共计搜集600篇硕士学位论文。笔者制定了一份包含30个变量的编码表，在经过反复讨论和试用之后开始正式编码，编码后的信息用SPSS19．0统计软件录入和处理。资料搜集、编码、审核和分析的时间是2012年6月15日—10月15日。在搜集论文中，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来自41家培养单位，社会学论文来自52家培养单位。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指导教师为教授的170篇、副教授的58篇、未标注职称的72篇;社会学论文指导教师为教授的200篇、副教授的61篇、未标注职称的39篇。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是337．92次，社会学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是358．31次，t检验显示无显著性差异。

2结果与分析

2．1论文篇幅比较就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论文而言，篇幅代表了资料的丰富程度和作者的工作量。一定的篇幅是高质量论文的必要条件。在不考虑装订、排版等细节的情况下，用论文正文(从前言到结尾，不包括摘要、目录、致谢、参考文献以及各种附件)页数代表篇幅大小。体育人文社会学论文篇幅的平均值是39．72页，而社会学论文是43．56页，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还发现大量用文献述评和重复琐碎的数据图表“填充”篇幅的现象:有些论文不是从主题出发有针对性地与前人研究对话，而是划分几个小专题，将前人文献(通常是摘要)简单地罗列在文献述评当中，这样就会占据大量篇幅;有些论文提供了数据表后，再附上用相同数据绘出的图，又用文字将有关数据叙述一遍，导致重复。“研究结果与分析”部分应当是论文经验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但是有不少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论文该部分在全文中所占篇幅过少。

2．2研究类型比较若按照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划分研究类型，则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有297篇属于后者，相比之下，社会学论文中只有140篇属于后者(P＜0．01)。体育人文社会学过于偏重应用对策研究的倾向十分明显。这一点与学界已有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认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不仅“现状调查”研究过多、缺乏深度分析，而且证明研究多、反驳性研究少，总结研究多、预测研究少。重应用对策、轻基础理论的问题不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常见，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不少见，导致“对理论的重视不足”“多学科理论选取无原则”“学科隶属不清”“理论引述不合理”“忽视基本理论假设”“不重视理论概念的界定”“缺乏理论框架”“理论回归不足”“欠缺理论升华能力”等问题。在应用对策研究上的热衷表现了对现实和社会需求的重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轻视基础理论研究是不可取的。学位论文研究不同于社会相关部门的课题，后者通常是实用取向的、关注实践操作，而前者必须建立在“学理”的探讨之上，而学理探讨不可能绕开理论“关怀”。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在规定的学士、硕士、博士3个级别学位的学术水平要求中，“基础理论”都被置于首位，而且随着学位级别的提升，对基础理论掌握的要求也从“较好”提升到“坚实”和“坚实宽广”。如果将学位论文作为考核学位申请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应用对策研究则很难体现基础理论掌握情况，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很多应用对策研究只不过是调查报告而已，理论基础十分薄弱。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偏好相适应的是论文中对策内容的突出:在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有241篇有着独立的“对策(或建议)”部分，而社会学论文中只有139篇(P＜0．01)。许多所谓的“对策或建议”就是“引起重视、加强管理、搞好宣传教育、提升自觉性”等空话、套话，并未经过深思熟虑，更未进行任何实践探索和检验，甚至与论文中研究结果严重脱节。

2．3论文结构比较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最流行的结构由如下几个“标准”模块构成:1)前言(用来导入研究问题，说明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等);2)文献综述(用来述评前人相关研究);3)研究对象与方法(用来介绍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有时被硬性地分成“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2个独立部分);4)研究结果与分析(用来描述研究的主要发现，并进行一定的分析探讨);5)结论(对研究发现进行概括);6)对策与建议(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设想和措施，时常和结论并为一个部分);7)声明与致谢(用来向那些对本研究提供帮助的人表示谢意);8)参考文献(有的论文还分成“引用文献”和“参考文献”);9)附件(可能附加一些调查问卷、访谈提纲、访谈记录、数据统计结果和重要文件等)。我们将这种论文结构称为“常规结构”，它明显模仿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报告等文体，具有格式统一、思路明了等优势;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思维自由、理论创造和文学造诣，消解了学科的“人文”特性。在300篇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有295篇是常规结构，社会学论文中则有247篇是常规结构，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