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精选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再生产理论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从简单再生产开始，以商品资本循环公式为基础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
首先，马克思分析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时，是从社会总产品地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入手的。从实物构成上看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类，从而社会生产部门相应地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地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地部类（Ⅱ），当然两个部类地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分为更小地生产部门。从价值构成上看，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c、v、m社会总产品按实物构成分为两大部类和按价值构成分为三个部分，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地基本理论的前提。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做到两个方面，一是要卖得出去，把全部产品卖掉，收回价值，实现价值补偿。二是要买得进来，通过购买，把已消耗掉地各种物质资料买回来，实现物质补偿。
其次，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采用总量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进行了本质地分析，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地原理和分析方法对当前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仍然处于转轨时期，结构性问题是制约市场机制运行地直接因素。我国目前地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体现在对投资品供给巨大和由此引起地消费品供给地连动扩大。生产资料地供给和需求要实现均衡，投资的结构要进行较大地调整，也就是说，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实现。对一些出现过热势头的行业，应压缩投资规模。
最后，在两大部类的增长关系方面，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其基本内容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即构成将不断提高，这意味着社会总资本中不变资本的比例逐渐增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缩小，因而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的更快。从实物形式来看，就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比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增长的更快。虽然生产资料要优先较快增长，但其增长最终必须依赖消费资料成产的增长。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要科学处理几大产业的关系，合理促成产业的演变和转型。
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在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发展的自我内在张力，以及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处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如何有效地利用市场无形之手和国家调控的有形之手，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何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如何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等等问题都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均衡性和协调性。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揭示了产业之间的关联和所存在的比例关系，保持产业之间发展的合理比例，才能充分实现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效率。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必须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合理干预。
其次，有助于形成我国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业结构的指导思想。虽然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所关注的是物质生产部门两大部类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两大产业的划分与现代经济中三次产业的划分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无论是对两大产业还是三次产业，都是对国民经济总体产业的研究，都是要加强产业之间发展的协调，促进产业的合理化与运行的高效化。这一理论思想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有助于我们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产业，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同时，在发展现代产业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降低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效率损失，保持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高效。
再次，有助于指导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资本表现出自我扩张的冲动和能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表现出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诱惑下不断扩大自身的生产规模。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也是一种扩大再生产，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就是这一扩大再生产发展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和鼓励这一资本内在的扩张动力，可以使我国经济充满活力，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合理指引下，我国经济一定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最后，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步实现管理现代化。企业资金循环、周转速度的快慢，除取决于生产中的物质技术条件外，又同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密切相关。在自然条件和物质技术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经营管理上的差别，企业资金的循环周转速度和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极不相同的。为了从管理中找效益，我们要力求做到：企业根据本身的技术构成情况和市场情况，合理地安排好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商品资金三部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协调关系，建立和健全财务、生产、供销等职能机构，使生产设备、原材燃料和劳动力实现最佳的结合，使供、产、销三个环节相互衔接好和配合好；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减少流通环节，从而缩短流通时间；不仅搞产品经营，而且搞资产经营，更有效地提高企业总资金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朱方明,张衔.政治经济学（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一、社会学角度影响价格的因素分析
社会学方面，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网络的制约。社会网络制约价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市场规模影响价格。当产品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后，市场规模逐渐会形成市场网络，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比如，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往往在销量和品牌上占据优势，价格是对外公开且恒定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价格，避免销售者设定欺诈性价格。二是可以制止欺诈性定价。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创始人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网络一般通过终止未来交易制约欺诈性定价。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很好理解，即第一个购买者被欺诈后会通过社会关系传播，形成阻止被第二次欺诈的朋友圈，并不断扩大，防止商人长期欺诈消费者。这在当前信息网络共享时代，该特征表现的非常突出。三是关系影响。主要可以从嵌入关系和距离关系两方面分析，前者对产品价格有着副作用，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信息共享，从而使后来者按照前一个的交易价格进行交易，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后者则是市场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已经公开的信息了解价格。一般来讲，两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当前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年代。综上所述，社会网络的形成能够有效制约商品价格，保证公平公正的等价交换。
二、经济学角度的价格与社会学的关系
（一）价格来源于社会学
从社会建构角度来看，价格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首先，价格的形成和体系与社会统治阶级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当前市场经济中，政府介入的越来越少，但从历史渊源来看，权力始终是决定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价格体系是人与人斗争的产物，是利益争斗中的计算工具。”的确，在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中可以看出，政府往往会通过补贴来压低商品价格，或者通过直接通过市场手段影响价格，这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一个企业的内容，商品价格的定价也是由企业权力层决定，比如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定位等等，都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其次，价格的定价体系是社会资源动员的结果。众所周知，商品的定价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则是由人组成的，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因此，社会资源动员可以直接决定一项商品的定价。比如，对于某品牌的手机，在刚刚上市时往往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大量宣传，从而形成社会效应，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源。当然有很多人都会认为商品的定价是在社会资源形成之前，但忽视了商品的价格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形成，小米手机销售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比如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在我国电力、水、天然气等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产品则是一个恒定的价格，但通过社会资源的动员，通过听证等方式可以对价格进行调整，从而满足需求。另外，各地的出租车罢工事件也是社会资源动员直接影响价格的范例。再者，社会竞争影响价格。良性的社会竞争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恶性的社会竞争可以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灾难。在市场中，商品的生产者不仅仅只有一家，否则是垄断，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的。而就是因为这样，投资者再聚集一定社会资本后，就会利用银行、中介或媒体等社会资源与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抗衡，而抗衡的基础则是商品的价格。社会竞争有利于制约价格定位，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此外，社会竞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投机泡沫，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中早已定位，但通过投资者的投机取巧可以将某商品企业的社会价值估值超过合理范围，从而形成泡沫，导致有人获利、有人亏损。
（二）价格作用于社会学
什么是价格？从商品交换开始，用物品A衡量另一个物品B则可称为以A物品为基数的价格。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商品交换越来越多，从而产生由社会稀有物品金、银、铜等构成的中间交换媒介，并又发展成由国家意志力掌控和保障的纸币替代物。简单来讲，价格是用来判断一个商品的价值的。由于衡量商品价格需要由市场因素决定，也会导致真实价格与公布价格的区分，前者是指商品制造花费的人力、物力以及其在市场中的价值体现，后者则受销售者意志力控制，结合销售市场确定的价格。我们作为消费者一般得到的都是公布价格，但无法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衡量价格，从而要求我们消费者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何理解价格的含义？最好的选择是选择历史文物或艺术家的艺术品进行解释。对于一般人而讲，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价值非常昂贵，但懂得欣赏的人会愿意拿更多的钱抬高价格，不懂的人则不会赋予其很高的价格。从经济学理论方面分析，艺术品的价格体现出了艺术价值，历史文物的价格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解价值的体现。因此，在每一件古董或艺术品价格的背后，价格还能体现收藏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促进社会部分商人成为历史和艺术的保护者，这也是价格在社会学中的作用。
三、结束语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马克思从根本上回答了商品怎样、为什么和通过什么成为货币的等问题，提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全面地论证了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从而制定了科学的货币理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货币的职能、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论。
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商品交换是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对立统一运动，只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运动达到统一，交换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在104页指出：“同一过程不可能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这样，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分离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成了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固定在某种商品上，货币便产生了。在历史上，贝壳等都曾做过货币材料，但相比于贵金属，它们的属性优势相对较小。于是，货币形式就日益转到那些最适合的贵金属身上。金银终于成了执行货币职能特殊商品而成了货币。所以，货币是固定起一般作用的特殊商品。
货币的本质表现在它的职能上，而货币的职能体现在它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个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就明确了价值尺度的功能是怎样产生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就是实现价格，通过实现价格，把商品所有权转让给买方，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二个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正是这两个基本职能的统一。货币贮藏的对象的金银或者金银饰品，货币贮藏职能在货币流通中自发地起着一种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支付手段职能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上产生的，它包括了二个方面：一是现金交易，一是赊账交易。最后，当商品流通领域越过国家的界限产生了世界贸易时，货币就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作为世界货币，它直接就是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价值的绝对存在，是财富的绝对体现。
二、货币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作为资本家的剥削工具，作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存在的，货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的存在形态。但是，货币属于商品经济范畴，是商品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12页指出：“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一切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中都是适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也不例外。
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是社会主义资金。资金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财富的代表，资金量的增长速度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金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关系。货币转化为资金，因而是货币更高阶段的实现，是货币体现亲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在。
三、运用货币理论发挥人民币的作用
我国现行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纸币是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产生的，它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当作为金银的货币是流通手段或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它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国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也是象征性的。”
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首先，人民币是信用货币，它的流通量必须和商品流通相适应，才能促使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顺畅。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我国，商品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当人民币的流通量适应商品流通需要时，市场物价平稳，币值也稳定。如果人民币的投放量超过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量，物价就会上涨。因此，保持物价总水平和币值的稳定，固然要控制人民币的流通量。这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我国控制人民币投放量的基本启发。
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形式是货币管理。依据和运用货币理论中的价值规律，首先就是运用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计量社会劳动总量，并以货币指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配。在我国，货币价值尺度职能是由人民币象征性地执行的。人民币既是反映价值关系的经济范畴，又是计量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计量价值的符号。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资金，最终都要表现为用人民币计算的货币资金。只要以人民币表现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那么财政信贷在总体上也会是平衡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根本标志，也是宏观经济控制好的根本标志。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基于“利己人性”的“自利经济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基于“利己利他双重人性”的“道德经济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对于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道德经济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构建 范式
每一种经济理论都有它的假设前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是“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特殊形态，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且是生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自身的假设前提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内涵及特征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内涵
从主体性角度，利益分为利己和利他。给主体自身带来某种需要的满足即是利己；给他人（包括集体、社会、自然、人类）带来某种需要的满足即是利他。因此，从利益角度人性可分为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利己性是人们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本能，它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群体发展的前提之一。利他性是人们为他人和人类群体谋取利益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本能，它是人类整体得以共同进步的另一个前提。利己人性与利他人性作为同一个行为主体的两个人性侧面，相辅相成，共处同一个行为主体之中。也就是说，人具有利己利他双重人性。
人虽然具有利己和利他两方面人性，但利己性和利他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一些学者研究后所说：“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交互性的内在机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程恩富，200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利己利他两方面人性在现实中的行为表现及其相互关系如何，这里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现实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周诚，2008），详见表1。
首先，“利己人性”的行为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利人利己”型行为―通过利人的方式而达到利己的目的，这是最常见、最普遍的类型；但它本身是中性的―既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二是“损人利己”型行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而利己，即“恶”性利己。三是“封闭利己”型行为―与他人无关之利己行为，属于与社会不发生关联的私生活。
其次，“利他人性”的行为表现也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利己利他”型行为―即以利己为出发点而进行的利他行为，或者称为“互惠利他”型行为、“表面利他”型行为。此种行为的客观效果是利他，对他人有利，对于整个社会也有利。它与上面所说的“利人利己”型行为，其实是同一类型，只不过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其二是“舍己利他”型行为―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型行为或称“纯粹利他”型行为。其具体表现是，其利人的行为，会在不同程度上牺牲自己的财力、精力甚至健康、生命，而不图任何回报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回报（如匿名慈善捐款，舍己救人而不事张扬，为正义事业而奉献财力、精力乃至生命等等）。其三是“亲缘利他”型行为，即在家庭成员及亲属之间发生的利他行为。
由上分析可知，“利己人性”的行为表现与“利他人性”的行为表现具有相通性和共同点，即无论是主观利他还是客观利他，都具有“利己利他（人）”（或称“互利互惠”）的行为倾向，说明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是能够并存能够同时兼顾的。
基于利己人性的人性假设就是“经济人”；基于利他人性的人性假设就是“道德人”；兼具“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就是“道德经济人”。准确地说，“道德经济人”就是基于利己利他本性，奉行互利主义行为准则，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支配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人。
“道德经济人”兼顾利己和利他来实现自身目的，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最为普遍的经济行为人。根据经济学“实然”的人性假设，“道德经济人”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人性假设。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 是指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首先，在经济领域中，“道德经济人”的逐利性是激励经济主体的原动力。其次，“道德经济人”是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道德经济人”不仅包括有逐利行为的个人，还包括企业等经济单位，由于它们同样具备“道德经济人”逐利这一基本特征，所以也被概括进“道德经济人”范畴当中。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最终目的是利己，但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利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经济人”（包括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等经济主体）具有一般市场经济中 “经济人”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自利，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注重实现自利的途径即利他来达到目的。首先，“以利己为目的”是人性化的表现，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同时，又尊重了整个经济发展规律，即通过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自利的行为，来实现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经济目标。其次，“通过利他途径实现经济目的”，即个体为他人和整体的公利做出了贡献，创造了价值，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利他”，同时他人和整体又会给他以回报，实现了个体利己的目的，并且整体再把公利通过国家职能造福所有人，实现所有人的利益，如此循环，推动社会进步。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行为选择状态，即双重理性。出自于人的利己行为动机，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两种行为选择状态下，“道德经济人”的行为过程始终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要是指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充分地精明地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和计算。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源自于人的利己本性，从利己动机出发，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理性被称为经济理性（利己理性）。同时，作为社会中的行为人还要从社会性利他动机出发，对自己经济行为的正当性进行理性判断和评价，不能损害他人利益。这里的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个别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等。这里的理性是指道德理性，也就是基于利他性道德的理性。这里的正当性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合法，亦即经济行为合乎现实的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违法。另一个是合德，亦即经济行为合乎现代文明的公共道德规则（这里的道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道德，而是人类遵守的公共准则，是指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不能违背它。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经济人”行为的互利主义结果：即经济主体行为结果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经济主体的行为活动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实现行为结果的互利性。首先，他律指“看不见的手”（市场竞争机制）和“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干预和调节）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行为人的市场经济活动服从于“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是牟利动机实现的最终手段，竞争则是市场经济实现的主要途径。竞争需要各种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体现并维持有序竞争的公正、道德和伦理，体现道义、信念和牟利动机的并存。另一方面，“看得见的手”（政府）也对行为人的市场经济活动起到约束作用。政府的手段一般分为两种，或是命令式的，或是非命令式的。前者通过法规、政策等手段去规定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形式，这带有强制性和统一性。后者是政府通过传播信息或运用它掌握的经济资源及手段来创造一种经济环境，对经济行为人的活动给予劝告、推动。其次，自律指经济行为人的利他性道德自律，源自于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人格。
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主体的求利行为就能够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既利己又利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主体的行为只具有正外部性的效果，能够避免负外部性。这样，个体的正外部性经济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增加，必然会引起作为个体利益之和的社会利益的相应增加。也就是说，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其行为结果具有互利性。这也是“道德经济人”假设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核心命题，也可称为“道德经济人”的灵魂。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可行性
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形式，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经济人”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手段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人”行为的逐利性提供了激励市场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动力机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性，能够合理地配置并能够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趋向合理，从而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经济人”思想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相适应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和分配形式实现了多元化，人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和多层次性；人们不仅重视精神需求的满足， 更重视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和趋利行为，与个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具有一致性，是合理合法的，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而且还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第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三个特殊性，我们可以分析出在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所具备的主要特征（张伟超、廖鸣，2007）。
（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利已行为不会排斥利他行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的利己行为不会排斥利他行为。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互惠互利等价值规律决定了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必须尊重和满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隐含了利己与利他的双重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自利与利他的结合体。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与私有经济不同，它更多地强调为集体或社会谋利益，强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损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二）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对经济理性的重视不会排斥道德理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对经济理性的重视不会排斥道德理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既存在经济理性，也存在道德理性，在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冲突时强调道德理性。公有经济的基点是寻求集体利益最大化或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下，已经取得相对最大化的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同时要公平地分配到每个人（按劳分配），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身上体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一致性。
（三）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展开经济行为，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能够引导经济主体更好地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鼓励经济主体有意识地、主动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防范经济主体的自利心膨胀，出现单纯追求私利的伦理危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据1996年及相关年份的《世界发展报告》显示：新加坡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3%；中国香港地区实现了连续33年的经济增长（1961-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1%；日本实现了连续12年的经济增长（1961-1973年），年均增长率为9.8%；韩国实现了连续11年的经济增长（1983-1994年），年均增长率为8.8%。一些学者研究了如此骄人的经济增长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原因，结论是，西方理性精神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东亚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而且顺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潮流。显然，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从整体上说，已经是东西文化的结合体了，经过改造和创新后的儒家伦理文化，不仅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还能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获得新生（郑爱文、李敏，2006）。“道德经济人”就是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儒家文化信奉“道德人”的价值理念，市场经济一般强调“经济人”特性，二者的有效融合就是“道德经济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影响，每一个生长在中国环境下的经济主体都有意或无意地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也是“经济人”，但绝不是“自利经济人”，而是“道德经济人”。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道德经济人”范式的现实意义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些现象、问题。因此，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本性的认识 ，总结出符合这种人性的人性假设范式―“道德经济人”，对于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经济人”范式，有助于解决经济活动的动力问题。“道德经济人”范式承认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追逐经济利益的利己行为的现实必要性和合伦理性，承认了经济利益原则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能有效调动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次，“道德经济人”范式可以使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共同增长，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强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道德经济人”范式不仅承认利益主体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且坚决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只顾自己甚至损人利己的行径，强调在主观目的上，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考虑与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所有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行为上，不能依靠损人而利己，要做到互利互惠，共谋发展，通过利他而利己；在客观效果上，要做到“双赢”、“各有所获”，使自我利益、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都得到保护和发展；在实现方式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和结合，不仅要通过“看得见的手” 的国家宏观调控来实现，而且还要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来实现，使公有制得以巩固（马姗伊、王辉，2006）。
再次，“道德经济人”范式为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提供了统一的理论依据，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有利于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的缓和，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经济主体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作贡献，实施利他行为，社会则依据劳动贡献向经济主体分配消费品，实现着对等的双边互利关系。同样，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中，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生产要素，为社会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并承担风险，同时他有权按提供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参与分配，并获得风险收入，也实现着这种对等的利己利他双边关系。
最后，“道德经济人”范式反对两极分化，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道德经济人”范式反对损人而利己，就是要反对剥削，反对两极分化。“道德经济人”范式坚持既利己又利他，让各方面都获得利益，获得发展，其本意即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上，一方面是根据互利主义原则，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从而承认和鼓励能更多更好地利他的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也强调人们不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不得坑蒙拐骗，必须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依靠更多更好的利他而致富。在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上，“道德经济人”范式主张通过榜样示范、资金技术扶持、资源共同开发利用等利他或互利方式实现共同富裕（欧阳超，2003）。
参考文献：
1.程恩富.新“经济人”论：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J].教学与研究，2003（11）
2.周诚.“双重经济秉性人”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
3.张伟超，廖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新探[J].经济师，2007（4）
4.郑爱文，李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之我见[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3）
5.马姗伊，王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范式[J].当代经济研究，2006（9）
6.欧阳超.试论互利主义[J].天府新论，2003（6）
作者简介：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经济法；社会性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参考文献：
[1]周长城，吴淑凤.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与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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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庭芳，汪炜.经济法概论[M].湖北：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6篇
一、人力资源会计与传统会计的理论冲突
1、会计假设方面的理论冲突
会计假设是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人力资源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在接受传统会计假设的同时，又兼具了一些特殊的前提假设。①人是人力资源的载体；②人力资源是有价值的组织资源；③人力资源效用的发挥在不同的管理方式下产生不同的经济价值，也即其价值受组织管理方式的影响；④人力资源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⑤信息重要性假设。因此，传统会计假设应当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以便推进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创新。
2、会计目的与对象方面的理论冲突
不同的会计假设使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目的与传统会计产生了差异。人力资源会计具体目的，一是为企业管理者提供管理人力资源的信息，例如人员的编制数量、雇佣渠道以及企业人力资源应具备的“质”与“量”等，这是传统会计无法解决的。二是为投资者，债权人提供正确的决策信息。三是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建立人力资源会计，发展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合理开发与利用人力资源，在企业内形成一种爱才、重才、惜才的良好氛围，可激发职工的活力和热情，调动工作积极性。四是向社会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会计信息。企业在实现经营目标——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又占有使用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肩负着履行社会责任的职责。人力资源会计的基本目的在于用人力资源的创造能力来反映组织现有人力资源的质量状况，提供详实的人力资源数据，为企业管理当局和外部利害关系者提供完整的决策信息。由此可见，人力资源会计目的突破了传统会计目的的限定，构成了其独特的目的。
而传统会计提供的只是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的状况和变动情况，核算目标是为企业管理当局和外部利害关系者提供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对象是人力资源会计中人力资源的价值运动，包括作为价值运动起点的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和作为价值运动终点的与投入相对应的人力资源的产出两方面。传统会计则以企业的物流，资金和信息为会计研究对象，将人力资源投资计入当期费用，这不仅违背了权责发生制原则，而且将人力资源支出费用化，必然使各期盈亏报告不实，导致决策失误。因而，人力资源会计弥补了传统会计关于会计对象不完整的缺陷。
3、会计核算原则的理论冲突
人力资源既具有商品的共性，又具有商品的特殊性。将人力资源列为会计核算的对象，在核算过程中除了遵循会计的一般原则外，又赋予了一般核算原则新的内涵，同时还兼有特殊性的核算原则。
（1）权责发生制原则。人力资源会计需正确反映人力资源投资支出及其受益情况并为决策者提供有用信息。对于支出情况应按其受益期合理摊销，属当期或以后各期应予以确认或采取其他方式在受益期确认，以此避免信息失真。
（2）谨慎性原则。为了有效规避风险，对人力资源评估处理时，不能少计可能发生的费用与损失，置换正在使用的职工所估算的支出，在适当范围内可多计，但不得多计可能实现的收入，使企业能够有一定的备抵准备，减少职工因突然离职而带来的损失。
（3）效益成本原则。在使用人力资源过程中，不仅能实现自身价值，而且能实现价值增殖。基于效益成本考虑，在核算时对决策意义不大且核算成本较高的项目可不予以揭示。
（4）有形资产核算原则。作为人力资源的载体的人是有形的，人的劳动也是有形的，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是通过对人实施提高生活质量、医疗保健、健身娱乐等维护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应遵循有形资产核算原则。
（5）原始价值核算原则。人力资源原始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取得的招聘费、教育费等一次性费用支出；二是使用过程中支付的维护支出。
（6）成本区分核算原则。人力资源成本构成，一是平均成本与个别成本，将人力资源的一次性投资作为平均成本，分期投资作为个别成本；二是人力资源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政策保障性成本和人为损失性成本。
4、会计报告方面的理论冲突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有80％-90％来源于知识及经济创新的贡献，因此，作为对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源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人力资源会计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主流。人力资源会计报告所要解决的是企业如何将有关人力资源的信息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供他们作出相关决策。但传统会计报告既不反映人力资源信息，又不反映人力资产的价值，也不反映人力资本，忽视了劳动者对企业的经济贡献，低估了企业资产价值，歪曲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显然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二、人力资源会计理论体系完善的对策建议
1、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会计理论体系
现阶段，我国尚未就人力资源核算制定相应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法规，实务中也没得到广泛应用，其关键问题就在于人力资源会计赖以构建的基本理论缺乏足够的支持。因此，迫切需要有关部门结合人力资源自身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源会计准则，利用“企业理论”的最新成果来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寻求理论支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加强理论研究，对当前理论上存在争议的方面加以修正、补充，并借鉴、吸收西方先进的会计理论来发展、完善我国的会计理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会计理论体系。
2、建立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会计计量模式
将人力资源的计量属性与计量单位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会计计量模式。人力资源的计量单位，主要是用货币或其他非货币量度单位计算与反映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会计计量属性，可以分为人力资源成本计量和人力资源价值计量，前者是企业根据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支出即为了取得、开发和保全人力资源使用价值所付出代价作为人力资源成本的依据，后者是以产出价值对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所进行的会计核算工作。
由于人力资源会计确认、计量中带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一方面可将上述两种计量模式结合使用，相互弥补不足，力求完善；另一方面，也可参照西方在此问题上的解决方法，如职工持股计划或干股的方法。从现行的所有者权益中让出一定的比例，供劳动者分享，员工可参与分利。
3、修正权益理论，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本参与剩余收益分配的模式
传统会计理论将决定知识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排除在会计核算之外，但在完全意义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才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因为正是由于富有一定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参与，非人力资本的增值才呈现几何增长，成为现实。所以，最先进的知识载体——人力资本所有者也应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一样成为企业剩余权益的索取者。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忽略人力资本，突出财务资本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应纳入权益理论”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从法律上保障人力资源权益并加以确认，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本参与剩余收益分配的模式。在人力资本获取一定固定收入的基础上，将净利润扣除财务资本必要报酬后的余额在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同时，修正权益理论，将人力资源这一因素包含在权益理论当中。为此，权益理论应该拓展为“财务资产+人力资产=财务负债+人力负债+财务资本所有者权益+人力资本所有者权益。”
4、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规范财务报告
人力资源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产，因此，人力资源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都是财务会计的重要内容。将人力资源纳入传统的财务会计系统，将财务对象由财务资源扩大到能够导致企业价值增值的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将人力资源资产及其有关的权益和负债在现行资产负债表上予以充分揭示和披露。在利润表中将“未分配利润”分为“未分配职工利润”和“未分配投资者利润”两个明细科目，利润表将增设“人力资源成本费用”项目，反映未资本化的人力资源的其他费用及人力资产的摊销。在利润分配表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项目下增设“应付人力资本所有者收益”项目，由此反映人力资本投资者对企业利润的分享情况。在现金流量表中，对为取得、开发、培训人力资源而发生的现金流出和企业人力资源带来的现金流入，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下单独列项反映。
如财务报告上揭示人力资源的信息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时，还可附加报告：人力资产投资报告、人力资源结构及变动情况报告、人力资源效能报告等。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阿拜经济思想哈萨克族意义价值
阿拜(AbayIbrahimQunanbayuli)（1845-1904），哈萨克民族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启蒙家和诗人。阿拜的思想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经济、伦理、风俗等诸多方面，影响和塑造了哈萨克民族的精神，是哈萨克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阿拜精深的思想和为民族振兴的执著精神，不仅受到本民族人们的景仰，阿拜精深的思想和为民族振兴的执著精神，不仅受到本民族人们的景仰，在世界人民中也有崇高的声望。
阿拜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诗歌和箴言），其中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改变19-20世纪哈萨克族落后氏族封建社会面貌曾经发挥了积极的精神支柱作用。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高度评价了阿拜创作中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认为：“阿拜是向哈萨克人民提出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的第一人”。（努尔苏坦·那扎尔巴耶夫，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文），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305页）。在当今时代重新审视阿拜创作中的社会经济思想，对我国哈萨克族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为全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方面也将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具有良好的现实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阿拜的社会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阿拜的知识经济思想。
一、阿拜的物质资料生产思想
阿拜提出了自然界所存在的的一切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并强调了都是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第三十八篇：“大地以其孕育的棉花，大蒜，水果，矿产，鲜花；飞禽以其羽绒，肉，蛋；动物以其肉，奶，力气，美观，皮毛；水里的鱼，鱼之鱼籽；甚至蜜蜂所产的密，蜂蜡；蚕吐的丝等，一切均为人类所需创造，没有任何一物能够言明这些是它的，一切皆属人类取之不尽的给养。”
阿拜深刻理解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创造物质财富在人作为人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物质资料生产，经济生活状况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艺术甚至全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阿拜指出人只有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才能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政治等等。他提出：“首先的是生存，然后才是了解阿拉伯与波斯语。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何谈理智和荣辱，更无心思求学进取。饥饿与贫穷往往导致亲人不知，邪恶滋生，盗贼蜂起；人们相互恃强凌弱，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只有衣食足，知荣辱，人们才会有求知的欲望，才会有心思不但自己去学，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求学。”他认为精神的信仰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第三十八篇：“倘若人人修行是为了圣贤，个个都逃遁现实世界，狂热地投入到教门中去，世界亦将毁于一旦。这样一来，谁来放牧，谁来御敌，谁来织布，谁来种粮，谁来寻找真主为世人创造的宝藏。”归根到底他理解了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该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二、阿拜的改革开放思想
阿拜创作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社会经济改革思想，阿拜强调了发展多种社会分工，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生活，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科学，依法治国，与其他民族实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把有学问的，文化素质高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等等。阿拜的这些社会经济改革思想不仅过去还是现在在哈萨克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第二篇:他认为只有实行多种多样的社会劳动分工才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在《阿拜箴言录》第三篇中他提到：“这些都是因为人们只顾去多养牲畜而别无心思的缘故，如果他们也去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就不会沦到这一步。”
阿拜不仅强调了发展农业、商业、科学，同时还强调了发展手工业生产。他认为靠诚实劳动生存的手工业者是哈萨克人中的最好的人（神人）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手工业生产。阿拜在三十三篇：“要想致富，就得学点手艺。财富会用尽，手艺却永无止境。不靠偷工减料，而靠扎扎实实的活计谋生的手艺人，当是哈萨克中的人杰。”他认识到了知识密集性高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族青年到手工业场所去从事手工业生产。
阿拜强调了社会劳动在人们伦理道德方面的培育的作用，并号召了哈萨克人务农、经商、习艺、钻研科学等等。在四十二篇：“哈萨克人恶习不改的原因在于——无所事事。倘若他们或去务农，或去经商，哪里还会有闲暇？”阿拜号召哈萨克人不要懒惰、盗窃、骗人、讨饭，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诚实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在四篇：“诡计多端，招摇撞骗，摇尾乞怜，那只不过是没出息的无赖们的造化……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大地决不会辜负那些付出诚实和辛勤劳动的人。”阿拜深刻理解了劳动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并要求青年们积极地主动地参加社会劳动。在三十七篇：“凭着鸿运超群的帝王，不如凭着智慧超群的庶民；倚老卖老的长者，不如自食其力的少年。富足的乞丐——鬼精，没有行动的信徒——阴险。”
三、阿拜的市场经济思想
阿拜创作中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浓厚的市场经济思想.他高度评价了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了商业在打破封建封锁，改善区域间社会经济联系方面的推动作用。他揭示了作为社会财富象征的金子在当时哈萨克族社会生活中的统治。阿拜发现并批判了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竞争及其哈萨克族草原上的表现形式。阿拜从伦理道德角度分析了市场竞争，但没有注意到竞争的经济根源。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经济意识淡薄，心胸狭义，消费意识的落后性。阿拜还发现了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中的调节作用。
阿拜批判了当时哈萨克人在归还赊账时不讲信用的现象，并强调要培育市场经济特有的诚信经济观念，还要拥有一种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比如在第十六篇：“犹如商人们前来讨集赊账时，不是常友人赖账云：‘就这些了，要拿你便拿去，你不拿莫非让我掘地现找难为我不成’。”批判了当时哈萨克族牧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成熟的制约作用。
阿拜强调指出，为了丰富物质财富，必须进行多种社会分工，而且不能仅仅局限于发展畜牧业。第三篇：“那些厚道人家的孩子也不远走他乡，另谋出路，更不会去务农经商。”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8篇
一、社会管理在我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进行了具有社会管理性质的工作，但并未形成与之相应的理论。解放初期，为稳定全国社会生活秩序，我国政府结合社会的发展曾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调动一切资源完成了工业化体系的建设。1979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促使整个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形成有序的社会管理局面，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从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住房、城乡关系等领域，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管理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管理在我国具体而言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优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的政府“全能”的一种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以前旧中国社会分散的状况；在从业人员管理方面是以国体为单位的经济基础体制；城市人员社会管理是以街道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四基础管理体制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为我国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是，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缺点，一是所有就业社会人员都由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所管理与控制，不利于社会的正常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制度的不断变迁。二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都集中到政府，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巨大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的挑战，为此对于社会管理的研究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重视，社会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正在逐步的发展和完善。
二、社会管理的定义
如对于什么是“社会管理”，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学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学界对上述四个问题进行了不同解答，对社会管理概念形成了不同的定义，总体而言，国内学者主要从三个层面对社会管理做出了界定，第一种界定从国家管理角度看，有学者将社会管理定义为：国家通过自己的权力机关或授权部门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协调、调节、控制等行为，它是政府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管理行为。第二种界定从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内涵，认为它实际上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杜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以上两种对社会管理的定义突出了国家、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地位，但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其定义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首先社会管理涉及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实施社会管理的主体也不应局限于国家和政府层面，其次在这种概念定义下国家作为唯一主体凸显的是国家、政府行政管理式的“硬”管理模式，而忽视了国家及各社会管理主体的引导作用。第三类社会管理的定义区分了广义的社会管理和狭义的社会管理，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较前两种定义，第三种定义中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了社会成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但与前两类定义相同的是，该类定义依然强调社会管理的管理监督方面，而忽视了社会管理中的引导、调节等“软”管理，而且广义和狭义之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实际上，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第三种定义突出价值诉求和管理目标但没有指出社会管理的内容。基于以上对社会管理概念的分析和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现状考量，我们可以把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即规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控制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公正、对应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稳定。这七条既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现阶段社会管理所应包括的主要内容。社会管理的核心是保护、维护群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这是一个价值尺度，没有社会公正，协调利益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就谈不上。没有社会公正，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就难以化解。只有在规范行为、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处理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保持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目的。基于以上考量,我们可以把社会管理界定为：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和规章制度下，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政府、社会、企业和公众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防范社会风险，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管理活动。通过这个界定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管理的概念和范围，二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三是社会管理的目标。
三、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经济管理的概念区分
我国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缺乏相对独立的概念和明确的研究范围，通过上述三种社会管理的概念分析，不难看出其与公共管理的概念是十分相似的，而社会管理未来必将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甚至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这就势必应与其他相似学科进行区分，在现阶段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概念相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公共管理从产生意义上讲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与社会管理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二者的相似性在于：（1）公共管理不仅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而且更强调社会公平，同样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也是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和谐发展。（2）公共管理的主体不只限于政府也包含了各类社会组织，同样社会管理的主体也应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各级政府、各类社会组织也应包含各类民间组织，市民团体等各类组织参与其中。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社会经济理论范文第10篇
首先，西方经济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对象，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作一种先验的存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运行。它并不研究市场经济本身的制度性安排，而是把它当作研究的公理式前提。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正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述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从而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目标模式。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其实无能为力。
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还隐含着另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经济学所阐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一般，而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一般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理论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那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虚置、否定。必须指出，随着西方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苗头已经显示出来。
因此，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本的理论工具。长期以来，流行于经济理论界的基本方法论是兼容论，即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为前提，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兼容论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弄清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待于转变。兼容论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与这种情形相适应，得出的结论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理论思维方面看，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先研究其中的个体和细节。要把它们从与整体的历史的自然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方面逐个地加以研究。这正是兼容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兼容论终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把市场机制看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外生因素，在此前提下考察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一方法论存在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它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人为地划分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两个板块，割裂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它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具体方式方面没有提供客观根据，因而理论界涌现出众多的解释理论和设计方案，理论纷争极大，被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第三，它把市场经济看做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列的经济形态，从而产生了市场经济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兼容论的历史局限性就显示出来，并逐渐失去了对改革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唯一适用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的有机整体，它的运行、变化和发展就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这就决定了研究的方法论只能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整体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黑格尔辩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就是关于整体的方法论。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唯心的。因此，必须把它颠倒过来。合理的辩证法应该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科学的研究过程，即在充分地占有研究材料的前提下，分析各个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科学的理论综合过程，即在前一过程的基础上，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逻辑推演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但这时的具体已经不是一个浑沌的表象，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就如同一个先验的结构展示在我们面前，而这就是思维掌握整体世界的特有的方式。
这样一种方法其实也就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就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经济形态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并作为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这个整体运行、变化和发展的规律，逻辑地把握和在思维中再现这个整体，就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我们就不能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不能把它们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不能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结合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有机整体的两种内在规定性。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没有一个独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的抽象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解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因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含着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同样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因而市场经济内含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两者相互决定、互为前提，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范畴上都表现出来。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出发。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起点，因而也必须是思想和理论的起点。这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说我们必须从现实中抽象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基本的规定性，把它们作为研究的既与前提与起点，并从这些抽象的前提出发，逻辑地发展出市场经济关系，而这些抽象的前提也就在逻辑的进程中获得更具体丰富的规定性。按照这样一种方法，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