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同其他知识形式的发展一样，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也是连续性与间断性、逻辑连贯性与社会制约性的统一。但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逻辑连贯性有自己的强度和特点。在这一问题上，既要克服把思想史看成理性自身运作的过程这一传统理性主义的弊端，又不能将社会对思想的制约等同于机械的因果决定。对社会分工、群体利益、历史环境诸因素的作用都应做开放式的具体理解，而不能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说明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连续性/间断性/传统理性主义/思想资料

【正文】

人文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都要受社会实践的制约。但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受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交往活动的直接制约，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也要受到社会物质生产状况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制约，但它主要表现为受人们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的直接制约。因此，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受社会制约的方式、程度和条件上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一、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非独立性

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非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31页。）因此，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

当然，任何理论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理论和人文社会理论的发展都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但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比，人文社会理论发展的间断性要显得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人文社会理论不仅在其形成和发展上，而且在成果上都要受社会状况的高度制约。因此，思想史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思想本身的发展，而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到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去寻找根本原因。前苏联学者托尔斯特赫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力图把意识看成客观进行的过程，即在自身运动中不是由个别人（乃至天才人物）的主观心理观点，而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的普遍机制来调节的过程。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克服以往哲学家认为这个过程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性的外观’。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不止一次强调的那样，这种外观对以往一切哲学都抱有空想，这不单纯是哲学家们的主观谬误，错误判断的结果，而是哲学（一般地说，也是任何形式的意识）客观状况在社会分工和劳动与人的异化系统中有意识的表现。”（注：托尔斯特赫等《精神生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88年版，第135～136页。）

唯心主义者把思想史看成理论自我演变的历史，认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只是纯理论、纯逻辑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因此，在克服思想史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理解，打破思想理论发展的独立性的外观，就必须看到理论以外的因素在理论发展中的作用。这样，传统理性主义的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把思想史看成理性自身运作的过程，看成与人的社会生活无关的这样一种方法是应予以抛弃的。这种方法同传统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是一致的，它解释不了这样的事实，即为什么两个人用同样的逻辑规则来看待同一个问题，仍然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实际上，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只能到思想领域以外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

一、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

1.可以有效增加外汇收入

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的综合产业。通过发展冰雪体育旅游业和冰雪体育竞赛表演业，可以吸引大量的国外旅游者和运动员到黑龙江省赏冰滑雪和参加冰雪体育比赛，外国运动员和旅游观光游客在黑龙江停留期间，可以通过各种文化、体育等的交流活动，让他们参与其中，流连忘返，使它们在黑龙江省消费，把黑龙江省的丰富地方特产和具有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带回国家，进行有效的宣传，使更多的外国人，喜欢黑龙江，渴望到黑龙江旅游观光，使黑龙江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走向世界，并吸引国际投资者，投资黑龙江的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有效增加外汇收入，从而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喜欢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到中国旅游，促进了我国

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外汇收入节节攀升，黑龙江省冰雪体育旅游外汇收入，近几年也都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

2.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性冰雪体育竞赛的承办，使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冰雪体育运动场地、交通、住宿等等基础设施进行大力度的改造升级，对冰雪赛事和冰雪知识的广泛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冰雪，是他们成为冰雪运动的参与者和宣传者。这些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便利的交通，良好的住宿环境，必将吸引大批的国内居民到滑雪场滑雪，到冰雪大世界赏冰。随着我国小康社会的快速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习惯也正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人们更加注重健康、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家庭收入中用于健身娱乐消费的比重日益上升。据资料显示，黑龙江省近几年参与冰雪体育旅游的人数和旅游收入，每年都以30%—40%的速度快速增长，冬季滑雪和洗寒地温泉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3.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

冰雪体育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他的生存和发展与其他行业密切相关，他们可以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开发冰雪体育文化产业就需要优质的冰雪体育运动场地和器材，要有便利的交通，要有舒适的住宿条件，要有独具特色的饮食和购物场所，要有畅通的通信保障，要有完善的金融服务等等。因此，冰雪体育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有效地带动体育用品、交通运输、食宿服务、商业服务、邮电通讯、建筑、金融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摘要：本文选取两个角度以透析国外学二十年来的。在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任务，解释主义取代了主义，“黑箱”的教育社会学被打开了，学校——学校中的知识、课堂、标准与评价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第二个追问是“研究者是谁？”，人被身居不同立场的人所取代，立场中被压迫者的声音开启着研究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后理论蔚然兴起。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现论），人回到了教育社会学的中心。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一、学科开拓期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可以被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开拓时期。除原有的三大领域外，社会语言学又开拓了其它领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言语接触等领域的研究发展最快。

1．互动社会语言学互动社会语言学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初。甘柏兹的《话语策略》［4］的出版，标志着互动社会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的一个分支正式建立。互动社会语言学重在研究如何用语言学的知识解释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其理论的核心是“互动”，认为具有交际功能的言语互动才是语言的本质所在，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之中，通过言语互动产生交际效果的语言形式才是语言事实。甘柏兹在他的论著中提出了会话策略、语境提示、会话推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会话策略是指会话参与者能够维持会话继续、增进双方相互理解的能力。会话推断即话语理解的情景化或语境化过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评估交际参与者双方目的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语境化提示即提示有关交际知识，尤其是语境的语言信号，包括语码转换、超新段标记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际互动中引导指示话语、预测行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Goff-man进一步补充完善了Gumperz的语境推理，强调社会互动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响力的礼貌原则;Tannen则将研究中心转向异性之间的言语互动，特别强调谈话的节奏性。

2．言语社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不同说话人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的语言使用状况，因而对这个群体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会语言学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语互动观［6］，摒弃结构主义的“理想”同质状态，朝着“真实”的言语社区的方向不断前进。Hockett、Lyons认为言语社区具有单语性，即某一语言社区内只流通某一特定语言(方言)。甘柏兹对言语社区单语性的论断提出质疑，提出言语社区也可以是多语的，为避免“以语定区”带来的单语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和“共知的社会规范”作为言语社区的两条主要标准，整合了共同准则的变异遵守等观点，指出言语社区是由共同规范和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人的多样化的系统，进而强调了言语社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随着言语社区界定的不断深化，言语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越来越明确，并占据主流。此外，个人认同在言语社区的界定中同样备受关注。LePage指出言语社区中个人认同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是许多不同言语社区的成员，在不同的情况下认同不同的言语社区。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对个人认同问题作了研究。

3．语言接触19世纪史密斯、特鲁别茨柯依对施莱格尔“谱系树”理论的“同构”和“对应”提出质疑之后，语言接触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早期语言接触研究主要从语言内部结构因素的角度研究语言接触，直至Kipar-sky提出社会因素决定语言接触深度的观点，语言接触的研究才逐渐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此后，这一观点被大批学者认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语言材料及观点。语言接触研究可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分为语言结构的研究和语言使用的研究。语言结构的研究，即以接触中一种语言为基本视角，研究其在词汇、语音、语法三个层面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情况，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借用和语言干扰。语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主要关注语言转用、语言混合和语码转换。语言接触可以导致社会双语的形成，而社会双语现象又可分为稳定和竞争两种情况。对于稳定的社会双语现象的理论研究，主要归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双言制”理论，认为不同的语言变体有着严格的社会分工;同时，提出“语域”理论，用以分析语言变体在缺乏社会规范时的使用情况［9］。

二、国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一)引进期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传入中国。直至80年代末，国内语言学界才开始接触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此时以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引进为主，尚未展开结合汉语实际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理论译作和通论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为社会语言学的引进期。理论译介方面，大批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通过翻译的形式被引入国内语言学界。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通论性著作有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社会语言学》(1983)，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

(二)模仿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仍在继续。较上一时期而言，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及方法解决中国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已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流，故而将这一时期称为模仿时期，即模仿西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时期。专题研究成果集中在语言变异、语言接触、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理论等几个领域。1．语言变异研究研究内容涉及语言变异的重要性、具体语用中的语言变异、语音词汇句法变异、特定地区语言变异等。具体语用中的语言变异居多，包括广告中语言的变异现象、教学及词典编纂领域的语言变异现象、网络语言中的变异现象等。学者对语音、词汇、语法的语言变异研究都有涉猎。语音变异方面，以个体音变研究为主。赵一农［10］从语音变异研究出发，论述语言的自我调节机制。词汇变异方面，王立、程祥徽、苏金智等研究的是人体动作词语、新词、词语差异方面的词汇变异;苏金智则从词汇变异角度研究语言变异与多样文化的关系。句法变异方面的研究较少。2．语言接触研究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已涉及语言接触的多个领域。赵杰从语言接触引发语音干扰的角度，研究北京话受满语和旗人话影响所产生的“融合式音变”现象。苏金智从语言接触引发借词的角度，研究汉语借词，提出借词演变的基本模式。吴雅萍从语言接触导致语法渗透的角度，研究汉语语序对少数民族语言语言的同化作用。罗美珍从语言接触导致语言替换、语言影响、语言混合和融合三种现象出发，对五色话、白话、五屯话、干河滩保安语的语言质变进行考察。综上所述，国内的语言接触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仍处在具体例证阶段，即运用西方语言接触理论及方法，例证中国的语言接触问题。3．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是国内言语交际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外，具有较大影响的还有姚亚平的《人际关系语言学》和刘焕辉、陈建民主编的《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等。20世纪末，孙维张、吕明臣的《社会交际语言学》着重理论阐述，强调言语交际的社会性，试图从宏观角度建立交际语言学的基本框架。岑运强从人类学史、语言学史及言语语言学的视角，追溯言语交际语言学在东西方的源头，首次从结构上分出说服学、回答学、语境学、语言变异学，从功能上分出一般社交学、演讲学、辩论学、谈判学、推销学、广告学。4．言语社区研究言语社区理论是近年来刚刚引入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新理论，郑海翠、张迈增、张红燕简要探讨了言语社区的相关理论。杨晓黎对构成言语社区的基本要素问题展开讨论，对言语社区理论中的“设施”要素提出了质疑［15］。夏历依据在京农民工的资料，质疑言语社区的“地域”要素［16］。但言语社区方面较有影响力的重要理论尚未建立，仍处在萌芽阶段。国内学者的关注点仍集中在运用此理论的实证性调查方面周刚对海外华人、校园、网络等社区内的群体言语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17］。

1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环境友好型社会概念目前学术界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定义尚未统一，论文根据简新华的研究，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各种活动中尽量减少废物排放，有效防止环境污染，不断保护和优化自然生态环境的社会，也就是人与环境和谐的社会，及人类保护改善优化环境、环境能够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1．2评价指标体系在借鉴简新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并遵循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客观性、可比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等五个原则和参考以往学者对相关具体指标的选择，文中从影响区域环境影响总量、环境影响发展和环境保护潜力等3方面，构建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3数据来源与处理文中的数据资料，来自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11年《中国城市能源统计年鉴》等，部分数据是整理计算后得出的结果。

1．4评价方法文中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省级行政区域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因子分析在SPSS17．0软件环境下进行。其次，在因子分析的结果基础上，对各省市区域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采用HierarchicalCluster的聚类方法，运用离差平方和法(Ward＇smethod)计算类与类之间距离，选择欧式距离的平方(SquaredEuclideanDistance)进行聚类，最终得出聚类分析结果，并用Arc-GIS9．2软件呈现空间差异。

2结果与分析

2．1因子分析通过对评价对象的3个二级指标下的23个三级指标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程度综合评价。

2．2聚类分析与空间分异在因子分析基础上，进行样本聚类分析，并利用ArcGIS9．2软件显示量化分类结果的空间分异特征。聚类方法选择Ward法，距离测试采用欧氏距离平方法，利用SPSS的系统聚类法进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结果，可以将31个省市区域划分为3－8类如果划分太少的类别(如分为3类或4类)，则无法考察类别之间的具体差异，如果选择较细的类别划分(如分为7类或8类)，则某一类别中含有的省份过少，更多地表达了特殊性。为了体现类型之间的差异性，又保证不同类型包含省份的均匀性，本课题将31个省份分为5类，并用ArcGIS9．2软件分析得出空间差异

1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为了使围场的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必须本着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土和自然资源的原则，结合当前农村产业化建设和企业改革的有利时机，制定一个全面、系统、科学的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相应地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科技、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也要编制行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切实做到统一规划，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各行各业协调发展，避免单打一，孤军作战。尤其是对较大的新上的建设项目，必须进行全面的勘查设计，开展必要的可行性研究，召集有关方面的权威人士进行全面的科学论证。对于举足轻重的重大项目，完全有必要进行全县范围的在讨论，听取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进行全面论证，尽量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无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影响生态平衡的工程项目，更不能搞边呈报、边审批、边设计、边施工的“四边工程”。并根据社会、经济、自然和市场需求，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合理利用物质流、信息流、科技流、妥善调整处理好农、林、牧、工、商、贸、科技等诸业之间的比例和发展重点，挖掘农业发展潜力。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情况下，调整产业结构，深化企业和涉农企业的改革，推行普及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地提高农业和民营企业的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当前侧重发展林业，以林草促进农牧业的发展。如果在既无草又缺肥缺水的情况下，盲目追求牲畜数量，必须出现夏恢复、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俗话说的好：草肥水美则牛羊壮。所以，大力发展林业是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林草发展了才能为牧业提供充足的饲草和水源；林业牧业发展了，也就为发展农业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农业、林业、牧业的发展，也就为发展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条件，进而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促进全县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2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不断推进经济知识化、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知识化、产业化、市场化转化的变革时期。围场地处塞外，曾是清代著名的皇家猎苑，开围较晚，科学文化水平比较落后，围场的农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计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地建立生态户，生态示范园区、生态农林场、生态村、生态乡、生态镇、最后把整个围场建设成生态县。在产业化方面，应在玉米、土豆制种、时差蔬菜、水稻、麦菜两茬等高产高效产业、小杂粮、山野菜、时差菜、林业及林副产品、山野味、土豆加工、牛、羊、兔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大做文章。在市场建设方面，依托棋盘山大牲畜市场和四合永、腰站蔬菜批发市场，加快市场建设步伐，特别在畜产品较多的西三区建立牛、羊、马、驴、骡综合交易市场，同时市场所在地乡镇政府、乡镇经委要与工商部门密切合作，加强对外宣传，在国际国内增强围场农产品、畜产品、土特产品的知名度。通过县外贸部门和赵海楼、刘景文等养殖大户强化出口，将围场农产品、土特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3林水结合，强化林业与水利的基础产业地位

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山区，它不仅为人民生产生活提供原料，还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的、防汛固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等功能。同时还能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场所。人类的愚智，在绿色植物面前分得十分清楚，你掠夺它、毁灭它、大自然就会对你和你的子孙后代进行无情的报复：你管护它，珍惜它，它就让人们和你的子孙后代受益。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把绿化和保持水土放在重要地位。林业与水利的有机结合，是振兴围场经济的基础条件，林业水利上去了，围场经济也就充满了生机与希望。水利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水与人类息息相关。水利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全县8.1万公顷耕地中公有1.4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6.9%，83.1%的耕地仍然是望天收。因此，水是制约围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发展围场的水利事业，必须大力开发利用围场水资源，为农业业和国民经济服务。重点建设三种类型的水库；一是森林水库。利用林草涵养蓄积水源，进而平衡河川迳流量，变季节性河流为常年性河流。二是工程水库。通过修建小塘坝、中小型水库拦蓄大气降水，以满足工农业业生产的需要。三是土壤水库。通过修水池、水窖、鱼鳞坑、水平沟、梯田、条田、台田储蓄雨水和不失时机的进行引洪淤灌、春灌冬灌，尽可能的让土壤多储存水份，以提高土壤的抗旱能力，如今围场每年约有0.7-1万公顷土地利用冬季固体水库蓄水进行冬春灌，效果非常好。

4深化畜牧业改革，推进畜牧产业化进程

围场的畜牧业，一直是沿袭着传统的经营方式，长期以来在草场建设上重使用，轻建设；在养殖上重数量，轻质量；在经营上重发展，轻管理，忽视了对草场的保护与建设。围场草场产草率和承载率均比较低，每公顷草场年出肉率公11.25公斤。而一些先进国家，每公顷产肉率最高450公斤，最低的也是220公斤，是围场每公顷产肉率的20-40倍。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科技含量太低。所以必须普及和推广适用的养殖技术，强化提高饲养管理水平，调整优化好畜群结构，引进和改良牲畜品种，进而提高围场畜牧业的经济效益。

一、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重建的重要性

1.教育秩序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教育合作与教育竞争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教育合作与教育竞争，在教育合作方面来看，无论是人类教育事业还是社会个体的发展都需要依靠于人类之间的合作，只有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资源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才能够最大化的推动教育的发展。但是如果社会环境中的教育秩序处于失序状态，则会产生教育活动开展混乱的情况，在这种混乱的教育中，教育活动的实施者在合作方面不能得到良好的引导，无论是教育的价值还是社会个体所具有的抱负都将难以得到实现，因此，教育合作的实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教育秩序之上;从教育竞争方面来看，合理的竞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过程以及学生学习过程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对这种竞争做出良好的制约，那么教育活动中的参与主体容易将理性的竞争发展为非理性的竞争，从而导致教育本身以及教育活动的参与者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如在高职院校中，分数是对学生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学生开展竞争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欠缺教育秩序的制约，那么就会产生个别学生为了获取较高成绩而进行舞弊的行为，这种行为完全不能够推动学生的发展以及教育的发展，并且会对教育活动的开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教育竞争合理性的实现同样需要建立于良好的教育秩序基础之上。综上所述，高职教育中需要与时俱进的教育秩序，只有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才能够对教育活动中的行为做出引导与制约，从而使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表现达到预期。

2.教育秩序能够保障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职能得到发挥，教育职能的发挥则需要教育活动中的各个要素能够得到协调，而教育秩序则能够在教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发挥这种作用。在高职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教育秩序能够通过教育规章制度的形式来对教育活动参与者所具有的权利以及所承担的义务作出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做出规范和联系，因此，教育秩序是否得到良好的构建，不仅直接影响着高职教育活动中的教育成效和教育效率，而且直接决定着教育活动中学生能否得到全面的发展。另外，教育秩序在确保教育活动得以有序开展的同时，能够满足高职教师以及高职学习参与学习活动的需求。从教育需求和教育秩序的关系来看，由于教育秩序经常被当做对教育需求的制约，所以教育需求和教育秩序也经常被对立起来，但是事实上，这种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事实上，教育秩序不仅不会制约人们本身所具有的教育需求，同时能够确保人们所具有的教育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教育实践表明，在高职教育中只有具备良好的教育秩序，才能够构建科学的规章制度、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推动高职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师生教育需求的满足。因此，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院校应当将教育秩序的重建放在重要的地位并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通过校际合作、经验借鉴、教师交流与研讨来探索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路径。

二、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

1.构建具有稳定性与预见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教育秩序的稳定性决定着教育活动和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在高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成效的凸显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重建之后的教育秩序需要具备稳定性的特点，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高职教育的顺利实施。另外，教育秩序只有具有稳定性，才能够让高职教育的参与主体对教育制度等内容做出深入的了解。因此，高职院校在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对教育秩序所做出的重建工作，需要以社会发展特点以及高职教育发展需求为依据，从而确保教育秩序对高职教育的适应性。同时教育秩序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是相对于可以预见的高职教育发展趋势而言的，这种前瞻性能够避免教育秩序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变化。

2.构建具有调控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在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调控作用，这种秩序的存在是为了推动高职教育以及受教育者的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高职教育秩序在重建过程中确保教育秩序能够对高职教育中各类因素做出有效的协调。事实上，高职教育领域涉及到许多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这些教育部门与教育团体在工作任务与工作职责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使不同的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规则的制定中体现出了不同，因此，不同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需要面临着制度差异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为了实现各个教育单位之间的协作，教育秩序的重建需要对各个部门的教育资源做出调整与整合。通过这种协调作用的发挥，教育秩序可以对高职教育各个主体以及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从而形成具有权威性的高职教育体系，并为高职教育以及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构建具有开放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高职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工作者需要承认学生知识水平和技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且开放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所具有的不完善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弥补，从而实现学生的发展。同时高职教育的主要教育目标为培养优秀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而这些人才自身专业素质的提升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优秀的专业素养，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因此，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有必要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即推动封闭式教育向开放式教育的转变，在此方面，高职院校需要对学生的学习环境做出优化，从而为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展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与开放性的教育秩序相对应的是，高职院校还需要从教育制度方面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即利用制度规章来推动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同时要重视社会企业在高职教育工作中的参与，从而使高职教育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社会企业对高职人才培养所提出的需求。

4.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重建过程中教育秩序的可操作性关系着教育秩序价值能否得到实现。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教育秩序首先应当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发展现状相适应，并且不能仅仅将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仅仅停留于理论阶段。具体而言，教育秩序的重建不能对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同样会产生不适应性问题，从而导致难以在教育秩序引导下获得良好的高职教育成效。同时教育秩序的重建更不能止步不前。教育秩序在具备稳定性特点的同时，也要以创新和发展的眼光对细节内容做出不断的改善与优化;其次，教育秩序可以对高职教育行为进行规范，这种规范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高职教育参与主体了解相关规范的基础之上，其中教育规章制度作为教育秩序中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必须克服变更频繁以及含糊用词的问题，同时要做到严谨简明、易懂明确，从而使高职教育参与者对教育规章制度做出认知，并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和违规后果。

一、中外规划的功能

规划功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从规划史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指令性、指导性等类型。指令性计(规)划是以行政命令来调控所有的经济活动，起到经济运行中枢的作用。指导性计(规)划的功能较弱，主要是担当信息、协调、调控职能。信息功能是指规划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政府调控意向等信息。协调功能是指规划编制过程中，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形成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规划方案；还包括为达到规划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调控功能是指通过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主体进行约束和引导，促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符合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控功能一度被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一些采用规划方式调控经济的国家初期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如1951～1979年法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9％，日本则在5％以上，超过了原联邦德国(4.7％)、美国(3.6％)和英国(2.6％)。但20世纪80年代后，法、日、韩等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规划的功能是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单项的刺激经济增长。

规划的调控功能是规划功能体系的核心，也是关系到规划存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调控功能强，转型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控功能相对弱；发达国家规划调控作用较强，而发展中国家调控作用较弱。

规划的调控功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方式。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规划的调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规划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绩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使规划内容选择不科学，许多本应由市场实现的内容，却被政府强加干预，目标因此落空。再比如，尽管各级政府在改革绩效考核方面有较大进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

要实现好、完善好我国规划调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包括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目标明确和切实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经济运行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调控功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规划的内容

各国规划内容具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各国规划内容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同。20世纪50、60年代，各国普遍以经济增长为规划目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规划开始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重视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的目标和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划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第二，规划的内容涵盖领域不同。发达国家的规划一般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特点较为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往往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外交等各领域，“总体”规划特征明显，但重点又放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偏少。第三，规划内容的组织方式不同。规划目标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标与政策措施的组合方式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较为成功的规划一般都是由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机组合而成。如，韩国的新五年计划纲要(1993～1997)对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标都有清晰的界定，这些目标辅以对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严密。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够明确，五年规划中的目标多没有具体分解，各年度实现的目标不清楚，而年度计划又较少关注五年规划的目标；而且我国规划采取了“目标、战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政策措施，这带来了各类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的问题；政策措施较为宽泛，许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实践中难以遵照执行；一些支撑政策如投资政策等，与目标间的关系论证不充分，各种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规划目标的需要。

我国发展规划内容应“有进有退”，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政府可调控的领域内进行内容选择，减少经济等领域的内容，增加公共服务领域内容的比重，增加相应的对策措施。规划内容应实现“虚实结合”，即一方面将总体规划作为阐述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遵照发展战略确定规划目标，体现规划的战略导向性。另一方面，还应包含具体工程项目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与具体工程项目性质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规划的“实体内容”，各项政策是保证规划和内容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规划内容与政策的组合优劣是关系规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应逐步推广“规划目标+配套政策”的规划模式，保证各规划目标都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总体框架和近期具体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策对规划内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一、职业教育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似乎非常重视“科学”人才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我国曾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科学”人才。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压力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今年，这一问题的现实性与挑战性凸显。对于学生和家长，尤其是城乡中低收入阶层而言，要不要读高职已成为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然而，另一方面：“技工荒现象”。2005年的《中国教育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浙江一家企业以年薪73万元聘请精通模具制造的高级技工，在国内遍寻无果，最后却是在日找到了中意的对象；上海一家私企也是在遍无果的情况下，从日本引进了一名退休高级工。有资料表明：在北京，高级技师岗位与人才的比例是7.3：1，在西安甚至达到43：1，一个比电荒、油荒、煤荒、水荒、地荒等更为严重的技工荒、技能人才荒，在各行各业迅速蔓延开来。从现实需要来看，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是解决就业总量矛盾、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最有效的举措。未来二、三十年，我国劳动力规模都保持在8亿人以上，就业总量压力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愈加凸显。”

二、存在问题

我国政府始终坚持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主张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建立了发达的、学校形态的公共职业教育体系，并把它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来发展，除了收取相对高额的学费外，并没有把职业教育体系的运作完全市场化。因此只能通过收取高额学费的方式，把发展职业教育的一部分责任转移到学生及其家长身上。这样，职业教育的高额学费和预期并不高的办学质量形成了鲜明对照，挫伤了学生、家长选择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多数企业发展的动力仍然在“市场”，而不在人力资源开发。许多企业并没有体会到人力资源开发对其发展的重要价值，劳动力的高流动率也是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存在较大风险，致使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非常有限。而且企业实行的仍然是管理者、专业人员与一线工人严格分离的两级管理模式，生产仍然是批量生产，个性化生产在我国并没有得到普遍推广。这种错位最终制约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导致目前劳动力紧缺的局面，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严重短缺，从而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社会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评价，加大宣传职业教育力度。通过多渠道向社会宣传当前人才市场上紧缺技能型人才的实际情况，让家长等认识到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教育，是就业、致富的路子。相关教育部门也应该加大对职业学校的重视，在统计升学人数时将升入中等职业院校的学生也计入学校或教师的考核成绩，从多方面鼓励学生填报职业学校的积极性。这样，各地的招生秩序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保证，同时，也有利于学校之间的正常竞争和良性发展，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学校。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实现“双向挂职”，让专业教师去企业定岗工作学习，最重要的是一定制定合理的考试办法，督促教师真正在企业学到对教学有用的知识，使老师真正成为理论上的讲师，实际操作上的技师。聘请企业技术人员到学校当兼职老师，实现真正的优势互补。尤其是对于校企合作的企业，在学生上学期间应该进行技术指导，尽量不留保留的让学生掌握先进技术。并且资源配置与企业工作现场对接。实践教学设备基本与企业同步；专业课程全部按照小班教学，帮助学生尽早适应未来职场上的组织规模；学院考核采用全员5S考核和师生末位淘汰制度，激发师生的学习热情、自主管理能力和进取意识。

（三）地方政府部门加大对升入职业院校的学生的优惠力度。首先，凡是升入职业院校的学生政府给给予一定的学费补助，减轻困难家庭的负担。其次，提供提供就业保证，当毕业的学生回到生源地时，政府给予工作，让家长、学生打消就业难顾虑，真正实现“用得好，留得住”大学生；或者鼓励其创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这样不但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而且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

[摘要]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社会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但社会发展并不具有先验的自明性和自足性，并不自然地导向社会和谐；它必须被“合理性”所规定、所限定，才能实现与社会和谐的统一性；“整体”性发展、“选择”性发展、“适度”性发展是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方式。

[关键词]社会发展；社会和谐；发展方式

一、社会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在哲学视域中，“发展”是指以多样性为基础，事物因相互作用而沿某一方向的螺旋式上升运动。社会发展。一般而言，就是指人类及其社会追求价值目标并付诸实践的创造性活动，是人通过主体性活动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它以人的需要的满足和目的的实现为趋向，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完善及人类生活的健康、幸福、文明联系在一起，它必须有助于社会持续、稳定、完善和人类生活健康、幸福、文明。社会发展是有限度的，它在一定条件集的基础上进行。条件集就是限度，个体行为受规则系统限制，经济发展受政治、文化系统限制，人类社会受生态环境系统限制，超越条件集单方面的狂飙突进，是为畸变，而在限度以内活动，社会发展则显现出负反馈或“循环”的特征。条件当然可以改变，限度也不是不能超越，但一则限度依然存在，即超越后会形成新的限度；二则超越必须在条件集允许的基础上进行，且超越后的条件集必须是平衡的，即一种条件的改变，能够带动其他条件的改变，或如“帕累托最优”所言，至少不损害其他所需条件。社会发展中贻害无穷的做法是，某些条件改变而另一些条件不变，甚至以牺牲另一些条件的存在为代价。

“和谐”，最一般地说，就是事物之间的一种有序协调的秩序，其基础是事物的多样性。(1)和谐是以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为前提的，即是说，没有差异，没有独立，就无所谓和谐。只有一种声音就谈不上音乐，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纹彩，只有一种味道就不成其美味。和谐不是单一、均质的状态。只是同一，这样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而是大一统的社会。(2)既然存在差异，和谐就不等于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恰恰相反，由于差异和独立的存在，矛盾和冲突必然是和谐社会中不可回避的现象。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不是和谐的社会，而是一个超强控制的社会。(3)和谐社会允许矛盾和冲突的表达，但并不等于是无序的，和谐包含着规范，包含着秩序，矛盾和冲突一定是在某种规范和秩序下表达出来的。(4)和谐是有条件的，是一种动态的和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打破旧的和谐，再解决不和谐，建立新的和谐，永无止境。(5)和谐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也可以体现在同一种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每种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和谐”社会。将哲学范畴的“和谐”引入到政治领域，就产生了“和谐社会”的理想，进而成为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所谓和谐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各种关系相互协调、彼此包容、和睦共处、共同发展、安定有序的协调平衡状态。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是有差别的两个范畴。(1)社会发展主要是一个关于社会向前运动的展开状态的描述性范畴，是相对于停滞、倒退而言的有方向的运动状态；而社会和谐既是状态的描述，也是以某种标准对某状态的评价，是状态描述性范畴与结果评价性范畴的统一。(2)社会发展更多地表征社会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和某一层次的向上运动，因而有所谓“发展不平衡”问题；而社会和谐则主要标示社会整体领域、整体方面和整体层次的积极运动。(3)社会发展具有多向性和多样性，既有社会客观的运行方向或内生方向，也有通过人的自主设计所谋求的方向。由于自然的或社会的原因，社会发展往往具有多种方向同时生成的性质，比如能源的使用与资源耗费或污染等同时生成，财富的聚集与财富的转移同时生成。因此，社会发展与发展代价相伴而生，如果发展代价超过一定程度，则这种发展的结果往往是不和谐。(4)社会发展是人性的实现方式，但是在某种条件下，却往往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造成对于人性的开放性、创造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等品质的压抑。呈现社会发展与人性的背反。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性发展是直接同一的。(5)社会发展主要是手段意义的范畴，而社会和谐直接就是目的，如果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而忽略自身的价值旨归，则有可能形成“发展崇拜”，至于手段背后的真正目的则可能被遮蔽。

虽然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是有差别的两个范畴，但它们又不是相互割裂的。一方面，发展创造和谐，“和谐”是在发展中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以实现。和谐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发展中并被发展所决定。没有以多样性为标志的发展：“和谐”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问题不解决，和谐就会成为乌托邦。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发展。古往今来，贫困是社会不和谐最主要的根源，而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特别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社会分工就会混乱，社会差异就会转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可以说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有关。如果生产力老是上不去，连社会主义制度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和谐社会呢?!“发展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并不具有先验的自明性和自足性，并不自然地导向社会和谐。它必须被“合理性”所规定、所限定，才能实现与社会和谐的统一性。社会的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如果背离了规律性或目的性，如果没有对于发展过程中所关涉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目的与手段、事实与价值、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复杂关系的辩证把握，则又阻碍社会和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都已说明：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一定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只有合理性的发展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的发展常常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当然，社会发展也需要外在的和谐作条件，诸如政治条件、自然和社会环境、道德和心理素质等等。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外在条件也是由发展本身所决定的，也必须从发展本身出发去创立。因而，当这些条件能真正适合发展而创造出来，它们也就从外在转化为内在，与发展形成一种有机统一的系统。因为所谓外在的条件，也是在相对意义上，就其实质而言，它们也在发展之中，而非在发展之外。

二、社会合理发展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