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礼”和“乐”这一对文化形态最早源于古代的祭祀仪式，其文化内涵的拓展基于先哲对人性的认识。将“礼”和“乐”这一对互不相同而又互有联系的文化符号系统组成一种调适人性的文化手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这正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所理想的一种“治世”的社会风貌。礼乐文化在夏商周得到了确立，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肇始的时代，也为中国古代美学萌芽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对后来先秦两汉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夏商周；礼乐文化；中国美学；先秦两汉美学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乐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唐代孔颖达指出：“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夏商周三代又是礼乐文化形成并且走向成熟的时期，礼乐文化于殷商特别是周代之盛行可谓广，影响可谓深。礼乐文化作为先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遵循的一种文化，必影响其所处时代的审美风尚。

一、礼乐文化释义及礼乐文化的渊源

礼乐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礼仪、礼乐和礼器。礼仪包括礼义和礼制，礼义即“礼”之本体，周代以“德”为礼之本体，后世有“变礼”之说，就是对礼的本体进行重新阐释；礼制就是“礼”的规范制度，这里的规范制度指的是“礼”的践行方面的内容。

礼乐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土壤中，它形成于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主要分为礼和乐。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上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早在原始社会，初民生活中已有礼的萌芽；礼乐并不是三代才开始有的，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

二、夏商周礼乐文化的嬗变历程

礼乐文化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分为礼和乐。礼作为古代政府统治的手段，主要通过音乐的节拍、韵律，舞蹈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乐主要通过文化思想控制、引导人的内心，使政府的统治能够稳定。作为有文字可考的华夏文明的源头，史学家们深入研究夏、商、周三代，试图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们生活的基本方式。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而《周礼》则是集其大成者。孔子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传统最终得以定型和成熟。

摘要：文化是民族的命脉，文化通过影响财务管理使命、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人员三个方面来影响财务管理。三秦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多元化的文化特点对三秦地区的诸多方面产生直接影响。文章在分析三秦文化的特征和其对财务管理影响的基础上，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了三秦文化对金花股份的影响，以期为同一地区企业财务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指明方向，为企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三秦文化 财务管理 金花股份

一、引言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圆满闭幕，会中指出，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政党的精神旗帜，作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文化能够提高民族凝聚力、整合力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时，文化影响财务，财务需要文化，优秀的文化是财务的灵魂，更是财务生存、发展、壮大、强盛的支柱；落后的文化则是导致财务管理缺乏科学和有效的管理机制的原因之一。

文化作为一个总和，延伸到中国文化按地域划分又各不相同，不同的地区文化又对企业造成了相对的影响。例如齐鲁文化，齐国文化崇尚功利，鲁国文化注重伦理；齐国文化讲求革故鼎新，鲁国文化尊重一脉相承。而文化对人造成的影响，映射到人建立公司，间接又对公司造成影响。三秦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化，研究其特征和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三秦文化特征分析

三秦地区最早是指陕西省关中地区和陕北的南边地区，如今是指包括关中、陕北和陕南在内的陕西全省。三秦文化发源于楚汉相争及分立三秦之时，形成于周秦时代，成熟于唐代。经过历史的沉淀，三秦文化极具特色，其典型的地域特征包括：

（一）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的精神

【内容摘要】早期音乐声响已无法再现，但文献与出土文物所流露的蛛丝马迹，仍能对2000多年前的音乐面貌提供想象空间。文章从区域空间入手，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成为诸侯国后的疆域进行整体音乐文化声响的建构。文章整合16部古典文献与考古出土文物资料，试图架构起秦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音乐面貌。

【关键词】秦国音乐 春秋战国音乐 多元音乐文化 赋诗言志 女乐

李斯《谏逐客书》中“夫击翁、叩缶、弹筝、搏髀，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①，是学者论及秦国音乐时所必提及的。这种地域性与本土性的真秦声，在100多年后的西汉《汉书・杨恽传》中，仍见有“仰天拊缶而呼乌乌”②。除此之外，《诗经・秦风》中还有10首质朴、俚俗、不事雕琢的秦地歌谣。《列子・汤问》中的“薛谭学讴”一事，所呈现秦的声乐艺术表现以及民间声乐的教与学，也反映出秦国多样的艺术表现。而《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百里奚逝世后，秦人以停止平日里不间断的歌唱行为来表达对贤相的哀思，反映了秦人歌唱行为的全民性。

与此同时，秦国这片土地也拥有诸多乐器，可归为节奏乐器与旋律乐器两类。节奏性乐器有《谏逐客书》中所提及的瓮、缶、髀（人身乐器），以及《史记・商君列传》所记载的相；旋律性乐器有《谏逐客书》以及之后《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所提及的筝。“对于中国人而言，旋律乐器的地位一向高于节奏乐器”③，而偏多的节奏乐器，显现出在秦国节奏乐器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则高于旋律乐器，反映着秦国本土音乐的简朴与俚俗。

但除了以上内容，秦国音乐再未有被学者论及。在秦国这片土地上，难道仅有真秦声这一种本土音乐声响？事实不然，经过考证，秦国除了本土音乐文化之外，还存在着来自各地的多元音乐文化。

秦对他国音乐文化抱有开放性态度。对多元音乐文化的汇集，可见于周王室雅乐、赋诗言志、器乐与舞蹈、女乐郑声、神仙音乐和音乐理论各方面。

在对周王室雅乐的移植取用方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季札在鲁国听乐工歌《秦》时，有“此之谓夏声。……其周之旧乎”④之感，杜预对此句的注释是“秦本在西戎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耳”⑤，都显示出自西周时期的秦仲开始，秦国便移植了“车马礼乐”，开始使用周王室雅乐。

出土乐器实物方面，综合王子初总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王子初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及方建军的《音乐考古与音乐史》，目前已经出土于秦国的礼乐乐器有甘肃礼县秦子、秦编钟、秦编磬；陕西宝鸡秦公、秦公钟；凤翔直柄钮钟、凤翔钮钟；陕西咸阳塔尔坡于；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编磬等。乐器形制方面，“以著名的西周晚期克与秦子、秦武公相比较，可以看出秦国早期编的形制，实际上是沿袭西周晚期的传统”⑥。音阶排列方面，针对秦公钟、秦编钟及秦编磬这3件目前无残缺、断裂，且做好测音工作的文物进行分析后，可知秦国雅乐呈现着无商音的四声音阶形式，佐证了其对周王室雅乐的移植。

在科技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中国戏曲在老百姓的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一般民众所有的一些历史智识，以及此种智识所维持着的一些民族的意识，是全部从说书先生、从大鼓书、从游方的戏剧班子得来的，而戏班子的贡献尤其是来得大。”①因为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农村，戏曲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公共娱乐，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都将看戏当作娱乐，每逢村里的婚丧喜事，农闲节日，看戏是最好的消遣。生活在中国戏曲文化氛围中的作家，必然会受其影响。其实现代许多作家创作都与传统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鲁迅与绍兴戏，张爱玲、叶广芩与京戏，赵树理与山西上党梆子，白先勇与昆曲等。谈到陕西作家实，必然要涉及西北和三秦大地最为繁盛的民间艺术――秦腔。

一 、关中民俗与秦腔情结

作为地方戏曲之一的秦腔，是以秦地的方言土语为语言基础而形成的。因此，秦腔与其他戏曲剧种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域因素和人文特点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精神气质的迥异形成的音乐唱腔和表现题材的不同，即美学风格的差异。”②清朝焦循认为秦腔“其曲文俚质”，“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③由此可以看出，秦腔的最大特点是自然畅快、深沉浑厚，慷慨激越。三秦大地上的农民之所以视秦腔如生命，是因为他们能从秦腔里寻找到慰藉心灵的良药，这就是血浓于水的秦腔情结。因而在秦地形成了“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的民俗景观。

秦腔属于民俗文化中的精神民俗，它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秦腔明清之后在西北五省尤其是在关中风行，它的演出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甚至认为:“听了秦腔，酒肉不香”。秦腔在关中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根基。“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④关中三千多万秦人沉醉在秦腔中，把它当作超越苦难生活的“圣歌”，秦人在“吼秦腔”的酣畅淋漓的喊叫和宣泄中，使他们贫瘠艰苦的生活得以为继。

秦腔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陕西作家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陕西作家大都有秦腔情结，无论是建国后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还是新时期的实、路遥、贾平凹，都难以割断与秦腔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关中自古就发达的秦腔给了实沁入骨髓的文化熏染。1942年，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个典型的关中“愣娃”。他说：“如以时间而论，秦腔是我平生所看到的所有剧种中的第一个剧种，如就选择论，几十年过去，新老剧种或多或少都见识过一些，最后归根性的选择还是秦腔，或者说秦腔在我的关于戏剧欣赏的选择里，是不可动摇的。”⑤实在创作之余，消遣的方式就是抽雪茄、吃泡馍、听秦腔、看球赛，他的小说《白鹿原》就是他听着秦腔写出来的。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承认对秦腔的着迷已难以中断，在他写《白鹿原》需要歇息时，便端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到前院，听那些百听不厌的堪称经典的秦腔名角演唱的唱段。“有一位评论家在谈及《白》的语言时，说他在文字里能读出秦腔的旋律和节奏。我不知此话是否当真，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却是我当年听秦腔时完全没有料想得到的意外补益。”⑥

二、秦腔与实小说的现代转换

在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长辈教育儿孙的内容，大多都来源于戏曲。戏曲甚至超过了正宗的历史典籍，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秦人的很多关于人生处世的教育都是通过秦腔来完成的。此外，秦腔不仅与八百里秦川浑厚莽阔的地理环境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陕西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审美需要，所以秦腔一直深受陕西作家的青睐。作为民俗文化一部分的秦腔在作家的成长中已经润物无声地进入他们的血脉。秦腔水融地渗透到实小说中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醇美和厚重。还有实小说中自觉的乡土意识，自尊和自强的文化精神，对关中儒家正统思想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秦腔的馈赠。汪曾祺说：“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⑦实小说和秦腔可以说是完成了文学和戏曲的“复婚”。在某种程度上，秦腔也影响了实的文化心态以及小说的美学风格。

中国戏曲的曲目，集中表现的是“仁”、“义”两字，以戏文建立和传承的“仁”、“义”，成为浸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点上，秦腔也不例外，秦腔的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由此可见，秦腔在三秦大地填补甚至虚拟了“典籍历史”，很多人甚至在“比附”着秦腔中的人物生活。“秦中自古帝王都”，关中地区自古就有一套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生活习俗，而且从宋代起明显地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儒家正统思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走向没落，实利用小说《白鹿原》在追问，儒家文化有过那么辉煌的历史，怎么就不由分说地没落了。小说《白鹿原》是作家对时代、传统文化、现代性本身进程的合理性反思。这种反思体现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塑造。

当历史大事件随着时间的久远堙灭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让当代人再次抚摸惊天动地的历史真实。我们牢记着，华夏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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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当历史大事件随着时间的久远堙灭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撩开历史的面纱，让当代人再次抚摸惊天动地的历史真实。我们牢记着，华夏灿烂的文明史里巍巍矗立在国人心里的万里长城，清泉潺潺、渔歌泛夜的京杭大运河，神勇雄威的兵马俑…… 然而，诉说千古文明、曾荡起猎猎狼烟的雄关漫道――秦直道，已仰躺在苍凉黄沙、幽凄戈壁、垒垒丘陵，或坎坎沟壑或草莽丛生的墚塬2000年，好似被遗忘了。秦直道果真要成为华夏文明的沉隐者吗? 让我们走进秦直道，走近抢救、发掘、修缮、保护秦直道文化的工作者和专家、研究人员当中，聆听来自民族瑰宝――秦直道的声音，了解一个真实的秦直道。

秦直道，华夏文明史里的旷世奇迹

有关秦直道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中：“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蒙恬列传》曾记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为洋细的记录说明，历史上对秦直道的记载和研究少之又少。 1975年，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时，写有《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为秦直道研究开拓了新领域。1987年，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办曾组织史志工作者考察过，此外，再没有人对秦直道做过全面的研究。历史到了2005年7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了“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这是我国第一次集中进行秦直道研究的专门会议，来自北京、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的1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加强对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研究与保护的建议书》，及《关于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的评价意见书》两项成果，明确了秦直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列秦直道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翻开了秦直道历史新篇章。 据考古专家论证，秦直道是为了快速抵御和反击北方匈奴侵扰的结果。公元前212年至210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和太子扶苏率30万大军，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筑起一条通衢大路，这条路北起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孟家湾)，途经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城梁古城、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乌审旗，进人鄂尔多斯草原，直达陕西省定边县南，经海拔1600米的子午岭东侧，直通秦都咸阳军事要地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全长700多公里，其路面平整，适合大队人马快速驰援，又因南北贯通，故称“直道”。秦直道似一长驱直入的巨龙，一头苍茫的大野，卧守在戈壁墚塬，给北方匈奴以震慑，给沿线居民及沿途的商贾带来一派安宁。

穿越历史时空，讲述华夏文明

谈起秦直道及其历史意义和价值，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教授说：“秦始皇修造秦直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与北方的联系，快速驰援北方，抗击匈奴的侵略。秦直道作为军事防御体系，为拓展祖国疆域提供了有力保障。秦直道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如同开凿京杭大运河，秦直道为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直道更是再现了中华民族辉煌历史和民族史上长治久安的民族团结，是一道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走廊，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刘庆柱说：“一般来说，活态遗产比静态遗产有更多、更复杂的功能，如秦直道沿线的地理、地貌植被、土表、土层、村、镇等，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2000年的文化，是无价的。秦直道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保护秦直道文化意义更大。”专家建议，保护和利用秦直道文化应同步进行。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讲道：秦直道宽阔平坦，秦军在直道上三天三夜行军，可从秦都到达九原，为此达到了修秦直道运送军队、物资等目的。这在整个古代史上也是少有的，它比兴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建造的罗马大道还早200年，可谓千古奇迹。我们深知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中华民族文化可分为黄河流域文化、江淮稻作文化及北方游牧文化。从民族文化层面上讲，秦直道促进了多民族融合，也就是南北文化大融合。秦直道对我国民族大团结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大漠文化、蒙古族文化、陕北文化、草原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特殊的民族文化效应，它是民族多元文化的荟萃，更促进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说到秦直道的保护、利用及生成的文化产业，中国文物研究所葛川讲：“保护和建设秦直道文化的目的，直白地说，就是阻止文明的消失。”秦直道的保护原则：首先是总体层次规划保护；其次是路段层次保护；第三是节点层次的规划与保护。另外涉及地表遗产、地下遗产、自然景观的价值鉴识和保护原则。秦直道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对鄂尔多斯的发展作用更大，应充分利用秦直道文化的内涵发展文化产业，同时也带动旅游业发展，拉动一批新型文化产业脱颖而出。秦直道文化有世界唯一的特殊性，厚重的秦直道文化风格就是其文化产业的支撑点，树秦直道品牌文化，促进了鄂尔多斯东胜区“五个一”的开展和实施。秦直道文化催生了秦直道博物馆的建设、电视剧的投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形成。正如广告词中常说的“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现在广告词改成了“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葛川还说：“保护历史的完整，将一个要消失的文化‘活化’，将其传承下去，用文化公益事业和文化产业再反哺秦直道的保护。请一批专家，考证、研究，出台一套科学的保护与利用措施。” 对于秦直道的保护规划和未来发展空间，北京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与研究院副院长戴俭讲：“古代文明的发生、成长、积淀等成因以及作为重大历史时刻及事件的见证等因素，促成了文化的影响力。鄂尔多斯的秦直道保护最完整，应着力保护和利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政府恰到好处追求了‘哑铃’式的保护与利用原理，秦直道原址在哑铃的一端(东胜区西端)，而城市在哑铃的另一端(东端)，相距23公里。秦直道文化产业园区建于两者的中部，起到了连接的作用，既保证了遗址的保护，又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开发。”

精心规划，合理谋篇布局， 打造秦直道文化“五个一”工程

贾谊的《过秦论》以它那磅礴雄骏的言辞、映衬对比的技巧、波澜起伏的构思、凭史论政的方法在说理文中别具特色，尤其是通篇铺叙史实、结句论断、卒章显志的写法更为人称道。但是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关乎文章主旨句的理解，历来争论不一，常见的有以下三种理解：

第一，因为秦始皇不施行“仁义”，所以才使攻守之势起了变化，由攻势转为守势。

第二，秦国攻守之势已发生了变化，可是秦始皇却不施行“仁义”。

第三，由于秦始皇不施行“仁义”，才使陈涉转为攻势，秦始皇变为守势。

这三种理解熟优熟劣，笔者以为必须从文章结构、文章内容及作者创作意图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全文结构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文章的枢纽。文章紧扣“攻守”二字，其思路是：起笔写秦人崛起，接着节节胜利；再以六国谋臣如云、名将如雨反衬秦人逆取的实力；旋又写秦人宰割天下称霸诸侯；复又渲染始皇以破竹之势而君临天下。文章至此把秦人善攻铺叙得真实而详尽，这可以看成是文章的第一大层。以下笔锋一转，“于是废先王之道”进入第二大层。本层先叙述秦始皇沿用攻取天下时的暴力政策，继而叙述其据险关要隘，陈利兵精甲，以此妄想保万世之业。之后，转写陈涉出身低微，势单力薄，并与九国相比，却能一举灭秦，从而更加充分地展现了秦之不善守成，揭示了秦在守成治国方面的失败。文章写到“且夫天下非小弱也”一语而转入第三层，作者回应前文鲜明对比，至“何也”的设问把秦人自孝公起至胡亥子婴被杀的盛衰兴亡归结于秦人守成统治不能成功这一点上。最后，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句做论断，使全文寓议于叙的构思很圆满。

从全文内容看，“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文章主旨所在。众所周知，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能通过武力兼并六国攻取天下，但在实行“仁义”、守成治国、巩固政权方面却有失败教训。而《过秦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总结这个教训，通篇明言秦之善攻，其实暗抑其不善守，有力地反衬出秦的守成乏术；明写秦统治失道，“牧民”无方，进而以发难者亡秦之易突出其守势之脆弱。故而作者在文后叙述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结局之后，用一设问，高度凝练地表述了作者的精辟见解：当你攻取天下而天下已定后，应该用施行“仁义”的策略来守成事业，巩固政权。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贾谊作为汉王朝的政治家，对汉朝的统治能否巩固十分关切。而汉朝是在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得到了政权的汉朝同样面临着如何守成、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汉朝能否避免前车之覆，以秦朝在守成上的失败教训为鉴，贾谊写《过秦论》正是基于这一政治需要而试图为汉朝的巩固出谋献策。“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秦之教训认识的结晶，也是从思想的高度告诫汉王朝既然攻取了政权就要学会守成。

一、课标内容：

1.知道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2.了解秦兼并六国和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史实，探讨统一国家建立的意义。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知识：秦灭六国及其意义 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书同文，车同轨 统一货币、度量衡 焚书坑儒 修筑万里长城 秦朝的疆域

能力：（1）通过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归纳秦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综合概括能力和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2）通过指导学生自己设计或制作秦朝疆域的简便口诀或图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文作者：解诚诚 单位：秦皇岛市文化艺术研究所

近年来，秦皇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艺术创作工作，以地域性特色为抓手，不断激发全市文化艺术创作人员的创作热情，打造出了诸如《海誓•南戴河》、《家住长城头》、《天下风云出我辈之旌旗裂》等不同门类的精品，其中有的作品在市内外甚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或者荣膺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这些令人欣喜的成就使秦皇岛市的文化艺术创作走在了全省各兄弟市的前列，为提升秦皇岛市城市文化内涵增添了绚烂色彩，更为文化强市打下了良好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毋庸置疑，秦皇岛市“文化艺术创作地域性”这张牌打得比较成功，符合科学发展观，也符合艺术创作整体规律，是睿智之举。笔者作为长期工作在艺术创作一线之一员，在对此盛赞有加的同时，特意对“文化艺术创作地域性”这一命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调研，提出下面两点新解，以求教于方家。

新解之一：秦皇岛市地域性文化须“杀出重围”

不可否认，全国唯一以皇帝名号命名的城市秦皇岛市物华天宝、山灵水秀，长期的历史文化积累造就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在此笔者不做过多阐述），这确实值得引以为豪。但是，我们在为此深感愉悦的同时，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不论从地理位置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来讲，秦皇岛市其实处在了一个“文化包围圈”之中，对此，我们稍加分析即可得出如上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可能不属于“主流”，也有可能不尽如人意。北京市、天津市、唐山市、承德市、东三省这些秦皇岛市周边的城市或者省份各自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传承。北京市是全国文化中心，“国粹”京剧响誉世界，同时“京味文化”独树一帜。天津市是我国著名曲艺发祥地之一，文化底蕴厚重程度仅次于北京。唐山市有皮影、评剧、乐亭大鼓“京东文艺三枝花”（唐山市乐亭县2010年被国家授予“中国曲艺之乡”，全县能够登台表演乐亭大鼓的艺人数以百计）。承德市有得天独厚的“皇家文化”。东三省有名噪全国的二人转。以上随意列举的这些重点或者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堪称华光闪烁，使相应的城市特色鲜明（仅在文化层面上）。和上述这些城市或省份比起来，秦皇岛市很明显陷入在“包围”当中，最起码城市文化特色不十分明显。尽管秦皇岛市有“山海文化”、“长城文化”，有“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有“昌黎三歌”（地秧歌、吹歌、民歌）等可圈可点的艺术形式，但从在全国整体影响力上来说还是很难和北京、天津、东三省的文化传承相提并论，甚至和唐山市都难以比肩。因此，我们在树立自身文化信心的同时，也应该正视自身的不足，不能沾沾自喜于“山海文化”、“长城文化”，更不能陶醉于此间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否则，对于自身地域性艺术创作的发展极为不利，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短视之举。只有像良医诊病那样摸准症结所在，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实现秦皇岛市文化艺术创作地域性的高标准性（思想艺术方面）、密集性（数量及题材方面）、优质性（水平质量方面），从而进一步提升秦皇岛市城市文化内涵，“杀出重围”，冲向全国，形成更加厚重、深邃的“秦皇岛地域文化”。

新解之二“：本土化”名家也是文化地域性的重要体现

某种程度上，文化艺术创作题材“本土化”就是文化地域性的一个直接或者重要的标签，也就是说，创作者只有创作属于自己所在区域的题材才算是地域性文化艺术创作。本文开篇列举的三部颇具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就全部取材于秦皇岛市的历史、人物、景观，是典型的地域性艺术创作。这当然无可厚非，也应该提倡。但笔者窃以为，如果仅仅局限于题材，是对地域性文化艺术创作内涵的曲解，最起码不是完整和真正的解读。近年来，秦皇岛市一些作者几乎同时瞄准了“本土化”题材，创作了一批作品。尽管作者的出发点和积极性都很好，作品的艺术性也不可抹杀，但是题材重复、深度不够甚至急功近利等弊端却是事实。从这个层面来说，地域性文化艺术创作反倒成了整体推进文化艺术创作的羁绊，值得深思。笔者认为，文化艺术创作的地域性不应该囿于“本土化”题材这一根常青藤上，理应和“本土化”名家并重。

众所皆知，名人效应也是地域性的一个特征之一，换言之，名人是其所在地方的特殊名片。因此，培养秦皇岛市本土名文化艺术创作人员（艺术家）应该尽快纳入到重要日程上来。尽管近年来秦皇岛市委、市政府在艺术创作名家（文化名家）的培养方面下过功夫，但客观来讲还是缺少“大手笔”，无论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创作环境都没有给文化艺术创作人员以相应的提高，名艺术家培养上自然也就难以尽如人意了。秦皇岛市应该建立健全名艺术家培养机制，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多鼓励艺术创作人员把创作的触角伸到“本土化”题材之外，创作同样能反映时代风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品，同时多渠道帮助他们在外地发表、演出、出版，扩大作品和作者的社会知名度，努力推荐他们参与全国性大奖评比活动。要下大力气培养属于秦皇岛市的“本土化”名作家、名画家、名声乐家、名舞蹈家。

摘 要：牛士颖为陇上名士，所著《陇上优伶志》一书，对甘肃秦腔名家列传，为戏曲史的书写提供了大量详实可信的依据。尤其重要的是，在该著里他提出的明分陕甘、重视作派、重视科传承、重演员知书有德的独特的秦腔审美标准，为甘肃秦腔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审美依据。

关键词：牛士颖；秦腔；陇上优伶志；审美标准

中图分类号：J8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048-02

清代甘肃秦腔艺术已经十分成熟，据名角三元官回忆，康熙年间秦腔班社的“记夫子”即为前明饱学之士担任①，发展至咸同年间，陇上名角辈出，绝活不断，令甘肃戏迷大饱眼福。与此同时，以牛士颖为代表的甘肃秦腔研究者，也形成了自己对秦腔的审美标准。牛士颖（1882-1942），字锐卿，号芮青，系陇上名士，通渭望族。其人没有单独的秦腔理论著作，对秦腔的见解，散见于《陇上优伶志》一书。他对秦腔的审美标准足以代表甘肃戏曲的特质以及发展盛况。具体而言，《陇上优伶志》反映出的牛士颖对秦腔的审美标准，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分陕甘。“陇上梆子，亦称秦腔，但与陕西稍异。陕西秦腔以往称为南秦腔或关中梆子，吾甘秦腔称为西秦腔或陇南梆子。”②陕甘秦腔，历来有别。据此，则在士颖乃至晚清人们心中，陕甘秦腔是截然有别的，故人们按照表演风格的不同，称陕西秦腔为南秦腔，而称甘肃秦腔为西秦腔。这种审美意识贯穿于此书之始终。在“牛宝山”条下，作者再一次申述陕甘秦腔的差异，“陇上秦腔原称西秦腔，与陕西秦腔不尽相同。”③并且指出差异所在，“陇上秦腔用皋兰音韵，陕西秦腔用关中音韵。陇上秦腔注重传统，陕西秦腔颇多改革。至剧情、唱词，更多差异。”陕甘秦腔的差别，④在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首先，甘肃秦腔是以皋兰音系为标准的，而陕西秦腔是以关中方言为基础的。音系不同，则演唱时声、韵、调自然有异，甚至词汇亦有差别。笔者曾采访鸿盛社著名演员七龄童马筱云、郗派再传展学昌，其云黄致中、周正俗诸人仍袭兰州方言，并现场为笔者模拟，不仅声韵调不同，而且拖腔亦不相同，拖腔尤长。其次，体现在演出剧情、唱词的不同。戏谚云：“十戏九不同”，《陕西秦腔传统剧目汇编・秦腔》第三十三集，载有清乾隆三十八年手抄本《回府刺字》，《陇上优伶志》“桑旦”条下亦载有甘肃演法。相比之下，陕西该剧的演法比较粗糙，岳母在刺字时唱“祖先堂前与儿背后刺四字，忠孝报国忠孝心，将字刺在儿身后，（“夹白“起去”）免去为娘一重心。”而桑旦演出时，先问岳飞“为娘如此，我儿得毋害痛耶？”岳飞则答，“儿是娘心一块肉，娘刺字儿是不痛的。”岳母又问“当真不痛？果然不痛！”凄惨一笑，双泪涌出。可以看出，该剧甘肃与陕西虽剧名相似，然演出绝不雷同。天水鸿盛社所编列国大戏今已失传，但是据马筱云回忆，与陕西单演的却绝不相同。

第二，重视作派。《陇上优伶志》谓：“学梆子，首以作派为主，一举手一投足，皆须跟定锣鼓线索之板眼，不能任意出入。” ④陕甘秦腔虽然唱、念、做、打皆其基本功，但是各有侧重。概而言之，陕西秦腔重唱工，甘肃秦腔重功架做工，至今犹然。《秦腔纪闻》载刘丰收为“同光间金玉班之须生台柱……声似钢铃，喉如铁笛”，⑥二楼子“为玉盛班之须生台柱……白口清晰，一气呵成”。⑦所以嗓子不好，或没有一腔之妙的演员在陕西是很难在陕西获得殊荣的。《秦腔纪闻》载平定儿，本为二楼子之高足，但“惟嗓音不清，未能使人十分满足。”但对于学艺较迟，不善靠把的刘立杰，则赞曰“每字出口，如珠断索。”《陇上优伶志》载甘肃秦腔时对做工和功架描写的地方则十分多。名伶三元官在演靠把戏时，没有唱念，唯出场时搬朝天蹬，入场时“手中械凡做三势”⑧台下观众掌声雷动。三者，《拆书》伍之三尻子、《潞安州》陆澄之三杆子、《老君堂》程咬金之三斧子、《火焰驹》艾谦之三鞭子之类。可以看出，这些绝活在三元官时即深受甘肃观众喜欢。另外如三元官的眼工、福庆子的膝步，桑旦之八种步态，陈明德之使械等，俱为一时绝技，做派在甘肃戏迷中十分崇尚。

第三，重科班师承。“凡自投师者，谓之科班。纵其人戏不能佳，而一举一动皆有一定之规模，望而知为内行。而未经师授，半途入班者，无论如何难断脱白气。”⑨《陇上优伶志》所记演员，基本上都有师承，而且可以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传承线。该书叙述的首位演员三元官（约1805―约1880年）虽没有明确说明师承，但是据《通渭县志》则柱官传艺于孝官，孝官传艺于元官，元官传艺于桑旦、黄毛子、福庆子、十娃子，福庆子传艺于陈明德。又王宝童传艺于牛宝山。魏香主教戏于高毛娃。当时戏为贱业，所以除了穷苦百姓出身的人，是不愿沦落为“戏子”的。福庆子小时候家里十分贫穷，他经常替别人放羊；高毛娃因为关中大饥，从陕西逃入甘肃；张长龙幼时家里十分贫穷，不能自给。由于唱戏的多为贫苦农民，戏曲也是一门卑贱的职业，所以一般民众虽然爱看戏，但是看不起戏子。但是入科班学艺者，幼有师承，苦练基本功，所以演出较未经名师传授，或半途下海者高出一筹。科班传承亦可保持一定时期内流派的稳定性，对于戏曲发展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所以士颖十分注重科班师承。

第四，重知书有德。戏曲敷演忠孝节义题材，起高台教化的功效，只有对历史及剧本十分熟悉，有高尚的德行方能对人物理解较深，在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由于秦腔艺人多为贫家子弟，自幼学戏，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常常靠老师口传心授，耳闻目染来学戏。社会地位较低，牛士颖称张长龙幼时，“贫不自给，学为仆于富室，不成，入班学戏。”可见艺人的地位连仆人都不如，偶而有一二知书的艺人，戏曲评论家和观众则十分喜欢。三元官由于其知书，天水名士任士言、张霭堂“待之入友，不复以伶工目之”。王宝童“于汉唐历史诸说部皆能贯通”，所以牛士颖更其名为“宝童”，并且因为宝童知书而无自制服装为憾。韩鸭子“知诗文，通音律，品人论事，颇有见解”，所以牛毓卿与其促膝长谈。《陇上优伶志》中立传的秦腔艺人，大约分为三类，一为技艺特别高超者，如福庆子、赵二。一为知书者，如三元官，王宝童、韩鸭子。一为有德行者，桑旦、牛顺不恃宠而骄，陈明德对师傅执礼甚恭，高毛娃，牛宝山、张长龙事亲至孝，牛士颖称赞“非仅志其艺，且亦志其德。”“其事亲之孝，历久不渝，有非缙绅之士所能及者。”

摘 要：秦序先生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8年生于四川璧山，1982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师从李纯一先生，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史。1984年毕业后任教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秦序先生致力于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南方高山、佤、苗等族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民族乐器口弦初探》，此外还有专著《中国音乐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1月）、《中华文化通志·乐舞志》（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等，还参与编撰国家重大项目《中华艺术通史》，译著有日本岸边成雄《唐俗乐二十八调的成立年代》、《唐代的乐器》等共约20余万字。秦序先生的研究多涉及学科焦点问题。而存在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秦序先生提出的一些观点与看法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开拓思路，能够让人以全新的角度去认识问题。

关键词：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读后感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267-02

一、研究成果

秦序先生有部分研究成果收集于《一苇凌波》，书名来自坡《前赤壁赋》的“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个题目其实体现了秦序先生的研究理念和研究心得，是秦序先生多年研究后感受的表达。

《一苇凌波》收集了秦序先生20篇文章，秦序先生自己将这些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收集六篇文章，主要是乐器相关问题的讨论，讨论的内容涉及乐器起源、乐器测音、乐器发音规律等方面，最早的一篇是发表于1981年的《民族乐器口弦初探》，最晚的一篇是1995年发表的《音乐考古测音研究的误区——铜鼓“双音”及其“生律法倾向”、“律制”研究评析》，这些文章发表的时段为1981—1995年，可以说在这十五年中，秦序先生一直关注乐器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二部分收集的九篇文章，主要是关于唐代音乐历史以及这一时段历史人物的研究，涉及的方面有唐代音乐著作讨论、唐代音乐作品研究、唐代音乐思想研究等等，最早的一篇是1983年发表的《〈霓裳羽衣曲〉的段数及变迁》，最晚的一篇是2001年发表的《崇雅与爱俗的矛盾组合——多层面的白居易音乐美学观及其变化发展》，可知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秦序先生对于唐代音乐发展变化、以及在当时背景下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关系关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