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范文精选

人口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人口运动和经济运动的对立统一运动,构成了人口经济运动及相应的人口经济/:请记住我站域名/关系,人口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口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人口运动和经济运动的对立统一运动，构成了人口经济运动及相应的人口经济关系，人口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口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一、个人简介

俞宪忠（1956.12-），男，山东滕州市人，管理学博士。现为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岗教授，研究生导师，济南大学劳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获得聊城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和河海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人力资源方向）。曾在山东科技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和济南大学等高校任教，主讲过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等专业课及基础课，并于2000年晋升为经济学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是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首席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交通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社科规划办专家库成员，山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新浪网财经和凤凰网财经频道“经济学人”专栏作者等。

二、研究领域

俞宪忠教授主研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主要是从制度变迁与人口转变的理论视角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一是制度变迁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作为市场经济制度核心构件的产权制度，尤其是自由选择性质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二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市民化和劳动者自由选择问题，致力于表达国民大众的主体发展诉求；三是劳动就业制度研究，在此领域主要研究农业、乡镇、国企和政府四大充分就业陷阱，并致力于寻求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制度创新路径问题等。俞宪忠教授的主要研究特色是主张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竞争等学术理性，并坚定不移地认为作为思想现代化、人口现代化、就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包括政府现代化）的“新四化”，远比作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老四化”而更加重要，“老四化”只能是“新四化”的发展函数。“新四化”对各种发展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俞宪忠教授的职业精神：做一个独立而有良知的经济学人。

三、研究成果

俞宪忠教授先后共出版经济学著作与教材13部。在《人民日报》、《经济学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人口年鉴》、《文史哲》等重要报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CSSCI和全中文核心期刊70余篇，98%以上的文章均为个人独立撰写。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口年鉴》等转载20余篇次。独立主持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骨干参研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子课题主持人和一般项目执行人）。先后共获得全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1990、2008、2012、2014）、山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2014）、山东省第6届精品工程奖（2001）和山东省软科学优秀成果奖（2014）等学术奖项10余项。

四、主要论著

1、现代市场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摘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自出现以来,发展非常迅速。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一、当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统一,且很少体现出经济学的特色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类: (1)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或者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总之是将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2)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述关系中将经济纳入相互关系的研究中。

2.学科体系不严谨且缺乏整体性

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教材和著作来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由于在上述基本问题上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在其研究内容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不同,以及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学科对象的认识不统一,因此在研究体系构建上差异极大。

3.缺乏应有的基础理论支持

摘要：中国经济减速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与国际出口需求减少共同作用的结果。对马尔萨斯经济增长阶段、刘易斯转折点、新古典经济的索罗时代经济增长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外经济学家思考中国经济的视角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短缺基础上的，未结合中国人口结构的实际情况，导致对亚洲国家经济研判的错误。指出从2010年始，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扶养比提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能靠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而拉动，应该接受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现实，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建议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词：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红利；扶养比；户籍制度改革；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124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摘 要：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挑战了我国男女平等和计划生育两项基本国策，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不加以治理，将给社会带来复杂、长远的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众对男孩的性别偏好。性别偏好本质上反映了两性地位的不平等，有其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解决性别偏好问题，必须从性别经济学角度入手，实施社会性别主流战略，实行社会性别预算，并建立专门的政府工作机构。

关键词：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女平等；性别偏好；性别经济学；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4-0036-05

一、引言

出生人口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 SRB）是指在一定人口规模下平均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

根据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人口的经验数值，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之间波动，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应该对应出生103-107名男婴。这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年龄男性的死亡率都会略高于女性。出生时男婴数量略多，之后每个年龄男性的死亡也略多，这样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就达到了1：1的比例。相比较正常取值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果超过107就被称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刘爽（2009）利用《联合国人口年鉴》“出生统计专辑”，对所提供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数据可获得并被统计的62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103-107的范围内，它们占到全部被统计国家和地区总数的约92%。其中，又以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5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占到总数的46.8% 。偏离103-107的只是极个别国家。并且这种偏离也是有高有低。[2]宋健、金益基（2009）进一步分析了本世纪初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好为105的国家和地区占所有国家和地区总数的比例2000年为48.0%，2002年为45.2%，2003年为47.1%，2005年为42.6%。世界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2000年、2002年和2003年均为105，2005年为106。仅有个别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如位于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2000年和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86、位于北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94；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10的国家也不多，仅有位于亚洲的中国、韩国和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等寥寥几个国家和地区。[3]

从时间上看，我国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为108.4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6.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高达118.06（详见表1）。从空间上看，1982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正常，基本维持在103-109之间，只有4个省份高于110；2000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有17个省份在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于121以上；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有15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5以上（详见表2）。从城乡分布上看，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失衡，农村高于城市。根据国务院组织开展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4]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5]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男孩性别偏好

摘要： 文章主要是梳理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口流动理论模型，在简单介绍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的托达罗模型、本斯温格和斯密的模型以及卡林顿等人的模型，并探讨了模型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含义。

关键词： 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内涵；政策含义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它是相对土地密集型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劳动，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工业活动。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对分散的空间范围进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区域空间内进行，但是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品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需要人口流动模型来理解这种结构转型。

刘易斯、费景汉和托尼斯、乔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假设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达罗为首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城市失业问题，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人口流动模型来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收益是潜在迁移者选择迁移的重要动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迁移的动机就越强烈。1997年，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逆向选择的简单模型，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诱发人口流动、城市失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来使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卡林顿等人则考虑到早期迁移的人口对尚未迁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研究潜在移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做出移民决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过程中的选择性等问题。

二、主要的人口流动模型

1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摘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单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在学术界就有着很多的学术观点。本文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入手，阐述了二元价值论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但是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和成熟的意见，目前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理论需要抽象，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第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范围，广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再生产、狭义经济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三位一体的广义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2]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没有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表面现象抽象出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不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科学的演绎，形成其学科体系，而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2）没有形成一条研究的主线，在内容安排上存在或然性，明显存在切蛋糕式研究的缺陷。（3）没有按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即不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和问题，而是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问题，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充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才有可能有所进步， 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二、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要素开始的，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人人都可以享有，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的物品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行深层的追问，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 人类劳动为什么必须是有偿的？ 合理的报偿是多少？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事实上，自然力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进行，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就是无偿的；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这时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总量必然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之时，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避免由于资源耗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摘要：自古以来，人口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如果人口问题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势必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本文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开发扶贫，首先肯定了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从三个方面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人口经济学；开发扶贫；启示

前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有人参与，人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处于主体地位，缺少了人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充分肯定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需要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已经存在，经济活动的动因同样来自于人。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分析，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生存和消费的客观需要，也正是这种生存与消费的需求，使经济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人的高级活动。

一、人口增长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影响

第一，经济活动的开展要以人口作为基础，同时，人口既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又是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种观点可以从市场规模方面进行理解，当人口规模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时，市场需求也就被固定了下来，市场的总体需求对经济活动有着重要的刺激作用，缺乏需求刺激，导致经济活动的发展动力不足。而当人口规模符合经济活动发展的客观要求时，使得市场需求也随之变化，市场需求的增长，导致经济活动不得不朝着更高层次发展，这样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是规模经营的方式。

第二，人口的增长保证了经济活动充足的劳动力。最初的规模较大的经济活动是从人类早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转变而来的，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包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范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人口的增长恰恰为此类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人口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人口的增长有进一步提高了市场需求，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人类又不得不通过创新来提高经济活动的价值。

二、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人口的过快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确实对经济活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当人口的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就会对经济活动的发展造成相应的阻碍。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市场需求的激增，而为了能够满足人口的生存与消费需求，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必须扩大，才能够适应逐渐增长的市场需求。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扩大就会带来对资源更多的开采和利用，从而造成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过度的开采是森林植被的面积逐年减少，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大面积水土流失，导致人类的生存空间变得危机四伏。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摘要 由于工业化发生的时间、背景、速度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人口问题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从人口学角度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缩短、人口红利泡沫、人口红利期与实际抚养系数大的矛盾交织等。发展中国家具有的压缩性特征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出现了新特征，其中分析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对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认为引起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是：①现代化的产业结构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不相适应；②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③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创造“一百英镑技术”型经济模式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中间技术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35-05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失业与环保、社会稳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以张坤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压缩型”特征［1］，这种特点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1］。压缩型经济社会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复杂。

1．1 工业实行“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

工业的快速崛起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工业突然而快速地替代农业，与“非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过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开始，到 21世纪仍处于工业信息化阶段，而工业后进国［2］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9％上升到47．3％，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