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先公示报告范文精选

面对卖方机构一年的4万篇报告，投资者常常难以卒读。此时，除了关注明星分析师的经典报告，根据对2006-2010年整个分析师群体的近24万篇个股研究报告与所涉股票关系的研究，跟随优秀团队，投资那些领先报告推荐的股票，或许有助于提高收益。

研究报告是卖方分析师向投资者“卖思想”的核心载体。随着A股市场的发展，卖方分析师研究报告数量从2006年至今以每年30%的速度激增。面对浩如烟海的报告，当篇篇精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当简单地将卖方分析师的结论应用于投资难以获得满意的效果时，如何迅速、高效地吸收卖方分析师的研究成果来指导投资，成为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

海量研报：投资者无以承受之多?

从2005年起，中国资本市场飞速发展，上市公司数量激增，尤其是2009年IPO重启后，新股上市速度明显加快：2009年7月到年底上市99家，2010年上市354家，2011年截至11月30日共上市264家。投资标的的增多，自然使卖方所能提供的报告，包括调研报告、点评报告、深度报告等越来越多。2010年，卖方机构共39281篇上市公司报告，较2006年增长217%（表1），2011年前两个月的报告数同比增速为34.21%。

2010年的近4万篇卖方报告中，信息含量较低的点评报告数量最多，达20667篇。剔除点评报告和新股报告后仍有14222篇，以2010年全年242个交易日估算，平均每天的报告数约为58篇。在报告数最多的8月，每天平均报告数为91篇。这还没有计入行业、宏观、策略及点评报告和新股询价定价报告。这样一个密度使得买方无法覆盖所有报告，只能重点关注几个研究员。

伴随报告数量的增长，被卖方覆盖的上市公司也更多，年均增速达19.24%。这除了上市公司数量增长的原因，更由于2009-2010年的小盘股行情促使买卖双方机构在中小市值股票的基本面分析调研中投入更大的精力，试图从中挖掘出经济转型期和新兴产业战略大背景下收益最大的股票，预计这种趋势几年内都不会改变。

分析师作为价值的发现者，他们的报告无疑会对市场的资金流向起到引导作用。在报告如此之多的现状下，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多和明星分析师沟通，研究经典报告字里行间隐含的观点；另一方面，从量化分析的角度入手，把各家卖方机构的分析师作为一个整体，分析他们的行为与股票未来相对强弱的关系，对于投资或许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分析师偏好覆盖大市值、低估值公司

2011年7月25日，《价值发现之旅2010――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在北京。这是企业社会责任咨询机构商道纵横连续第四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和质量继续提升，数量增长较往年趋于平稳。报告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接近报告总数的八成；上市公司超过七成；全国所有的省份都有企业了报告。

报告评估发现，多数报告已具备完整的框架，但报告质量有待提高，实质性信息的缺失仍使多数报告的作用被局限于公关的层面，未能有效发挥和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与往年的评估结果相比，2010年披露社会战略和管理信息的报告数量在提升，且已有部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报告促管理的目的。

食品行业CSR报告数量少，质量不高，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不足

《价值发现之旅2010》的结果显示：只有少数食品企业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且质量不高，信息缺失较多，极少数报告披露了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有关的内容；信息平衡性差，没有报告就出现的事故和问题等负面进行说明}报告普遍未充分披露和食品安全有关的信息，且披露的信息大多是概括式的陈述，内容空洞。

银行业CSR报告整体得分位列前茅

评估显示，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得分在行业中位列前位，特别是对公司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管理方面的信息披露较好，可供参考和借鉴。“绿色信贷”的执行情况是银行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中重点被关注的议题。不足的是，报告中对绿色信贷发放情况的数据披露情况稍弱，样本中只有61％的报告披露了具体的数据。

中国公司开始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但极少有直接披露二氧化碳排放量

近年来，随着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社会责任报告的行列。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简称“外资企业”)作为中国社会责任报告的先行者，对于培育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意识具有启蒙作用，是中国社会责任报告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

本文在分析2002年以来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概况的基础上，依据“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估体系2010”(简称GBEE-CRAS 2010)，对2011年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全面的评估和分析，总结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现状

(一)数量

在华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近年明显增长，但占中国报告比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表1显示，自2002年朝日啤酒集团《与环境对话书》(中文版)以来，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呈持续增长趋势。201 1年前10个月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为77份，接近2010年全年报告的数量。在外资企业报告数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外资企业报告占中国报告的比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在2004之前，外资企业报告占中国报告的比率均在50％以上，之后不断下降，自2009年以来在10％上下浮动。

(二)评估样本概况

本次研究样本选取原则为在华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综合性披露企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信息的报告。最终符合要求并纳入评估范围的报告共有43份，作为本次研究的评估样本。

7月26日上午，“2014中国工业经济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会暨首届中国工业企业履责星级榜仪式”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推提质增效升级”。期间，主办方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首次了《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从依法诚信经营、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科技创新与信息化等多个维度对我国工业企业的履责实践情况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的社会责任重点议题剖析、发掘领先企业典型案例，为国内工业企业深化社会责任管理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一方面，通过开展社会责任管理，创新了企业管理方式和工作方式，促进了管理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社会责任实践，提升了外部社会形象”，《报告》认为，中国工业企业正在稳步推进社会责任管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报告》也分析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工业企业转型升级、公众权益意识提升、重大环境污染日益突出、工业企业“走出去”等带给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报告并且指出了发展趋势，如从被动回应到主动承担，从分散探索到系统推进，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从个别企业实践到行业全面实施，从遵循国际标准到建立中国标准等。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经联会长李毅中表示，“提质增效升级成为工业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路径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突出任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是促进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抓手。”

《报告》还介绍了“2014首届中国工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星级评价”（以下简称星级评价）的基本情况、评价方法、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

根据评价结果，包括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在内的39家工业企业被评为首届“中国工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五星级企业”。该星级评价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2014年3月共同发起。

据了解，来自全国17个省区市的92家企业在本届会议上集中了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数量为历届最多，涉及煤炭、机械、钢铁、石化等19个行业。其中，中央企业35家、地方国有企业33家、民营企业17家、外资企业7家，50家企业为2013年中国500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还特别编写了报告概览，全景式展现92份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摘要：文章首次基于自愿性内控信息披露主体及载体的不同，从投资者市场反应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披露行为信号价值的差异。基于投资者市场反应（CAR值）的结论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内控自评行为不能彰显自身价值，而鉴证报告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国有企业的自评报告可以彰显公司质量，而鉴证报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果。

关键词：内部控制；披露；信号价值；市场反应

一、 引言

证监会于本世纪初最早对金融类及IPO公司提出单独性内控信息披露的要求，自2007年开始，这一要求开始全面化实施。监管者促进内控信息披露的初衷，在于规范上市公司治理行为，向投资者传递相关信息并提升投资者保护。就实际实施效果而言，内控信息披露的形式意义要大于其实质意义。也就是说，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目的不是说明其存在的缺陷，而是表明其质量优良。由于缺乏实质性的信息，投资者是否认为这种"形式上的内控信息披露"具有信息价值，就需要基于市场交易的角度加以检验。

实际上，不同自愿性内控信息披露所蕴含的价值很有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众多研究都表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制度及行为差异，而且内控自评报告与鉴证报告在成本及保证程度上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在理论上披露行为所彰显的信号价值就存在区别。如果这种理论上的区别能够在实践中被投资者甄别并认可，则不但证明理论上的分析是有意义的，最重要的是，投资者的反应可以为各披露主体提供反馈与借鉴。

二、 假设提出及研究设计

1 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就已有研究而言，检验内控信息披露市场反应的研究较少且不全面。杨清香等（2012）分析了沪市2006年～2009年披露内控信息后的市场CAR值情况，其控制部分年报信息的多元回归结论表明，内控信息披露较好的公司其窗口期的CAR值也更高。陈宋生等（2011）采用配对研究的方式，以打分的形式将2007年沪市年报中自愿性内控信息披露差别化，其结论也认同披露质量与CAR值成正比，而且强制披露公司的CAR值更高。陈共荣（2007）则分析了2006年沪市披露程度与超额回报之间的相关性，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详细披露与CAR值具有一定的正向关系。

但以上的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以上这些研究并非专门针对内部控制评估报告；其次，这些研究并非专门针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样本同时包含了强制披露的公司。

2002年美国政府签署了要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一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进入强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阶段。2006年9月深交所颁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要求企业应当首先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并且需要按相关的规定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2008年5月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规定企业应根据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内部监督、信息与沟通5大要素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且要求企业针对每个要素进行信息披露。2009年10月，创业板正式在深交所成立，基于其风险较大的特点，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需要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本文从年度财务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两个方面分析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

一、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1、研究方法与样本选取（1）研究方法简介。本文在创业板市场中403家上市公司内进行样本选择，将研究对象定为2012年-2014年三年年报中的内部控制信息，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概况、年报中的披露位置以及披露详细程度研究三个方面，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我国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现状进行分析。其中披露概况是指在所有样本中有多少家企业年报中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年报中披露的位置就是指企业在年报中的哪些板块，比如董事会报告等这些板块中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而披露详细程度是指企业在披露内部控制相关信息方面是否只是简单提及内部控制还是详细地披露了内部控制的信息。（2）样本选取。本文在样本的选取上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按行业分层，样本总数为403家，在每个行业中任意选取50%的公司进行描述性统计，总共选取200家上市公司，各行业选取的公司数如下表1.1。

2、统计分析（1）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概况。在统计中，只要公司年报中任何一方面提及内部控制信息，不论是简单地提到健全内部控制信息还是详细地阐述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都认为该公司的年报中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否则便认为该公司该年年报中未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如表1.2所示，2012年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所占百分比高于2013年，但2014年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较2013年与2012年都有所提高，并且2014年未披露公司数所占的比率是三年中最低的，2014年被统计的公司总数为200家，其中在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187家，占公司总数的93.50%，未披露的公司数为13家，占公司总数的6.5%；2013年被统计公司总数185家，其中在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148家，占公司总数的79.45%，未披露的公司数为38家，占公司总数的20.54%；2012年公司总数为154家，其中在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134家，占公司总数的87.01%，未在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20家，占公司总数的12.99%。（2）内部控制信息在年报中披露的位置。在统计的过程中发现，企业的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位置主要有董事会报告、公司治理结构和监事会报告。由于被统计企业2014年与2013年的监事会报告没有包括在年报中，所以本文没有对监事会报告的披露情况做统计，只对包括在年报内的董事会报告和公司治理结构做了统计。统计结果如表1.3所示，可以看出2014年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所占比率是三年中最高的，2014年在公司治理中几乎所有公司都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2014年被统计公司数为200家，其中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142家，占公司总数的71%，在公司治理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199家，占公司总数的99.5%；2013年被统计公司总数为185家，其中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96家，占公司总数的52%，在公司治理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113家，占公司总数的61.08%；2012年被统计公司总数为154家，其中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88家，占公司总数的57.14，在公司治理中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数为92家，占公司总数的59.74%。（3）公司治理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详细程度。董事会报告不是内部控制信息的主要披露载体，在董事会报告中企业只会简单的提及内部控制，不会说明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情况。例如，在董事会报告中，提到内部控制信息的用语为“进一步以增强企业文化影响力为导向优化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制度建设方面，公司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健全内部控制体系”等。因此董事会报告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都很简单，所以本文没有对其进行统计。公司治理结构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是有区别的，本文将详细程度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未披露：指完全没有提及内部控制；第二，简单披露：指仅仅简单的提及，例如，只使用“积极推动公司治理工作和内部控制建设”或者在谈到业务延伸导致的管理风险时提到健全内部控制；第三，充分披露：是指详细程度不足深度披露，只披露了深度披露包含的内容中的一个或几个，没有披露出深度披露所有的披露内容；第四，深度披露：指在公司治理中会专门设一节说明公司的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对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情况、重要内部控制活动、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的设立以及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公司治理中对内信息的披露详细程度如表1.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2014年公司治理中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状况为3年最好的，2014年深度披露的公司比率为71.5%，远远超过2013年与2012年，并且充分披露的公司比率也高于前两年。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质量研究

1、研究方法简介信息披露质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本文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质量进行了分析。传统的内容分析法认为传播内容的字数或者页数与信息的质量成正比，也就是披露的字数或者页数越多也就说明信息的质量越高，然而这种方法忽略了在文件中重复信息的存在，在一篇页数很多的文献也有可能有相同信息的冗余，这样对信息的评价就不准确了。为弥补内容分析法的缺陷，更多的研究者采取7级李克特量表对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进行评价。李克特量表是最常用的一种评分总式量表，以被调查者所持态度的相应分数之和表示。该量表由层次不同的态度以及相应的分数组成，例如非常同意记为5分，同意记为4分、不一定记为3分、不同意记为2分、非常不同意记为1分，回答问题的总分即被调查者的态度。本文以7级李克特量表的评分方式为参考，设计了21个指标，对评价报告进行评分。

2、评分指标体系（1）研究设计。本文在建立评分指标体系时参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其规定的5要素为基础，以5要素为一级指标，将一级指标细化最后确定出21个二级指标。建立的指标体系如表2.1所示。（2）评分标准及赋值。完整的评价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即评价指标与评分标准，接下来将确定各指标的评分标准并进行赋值。Holder-Webb，Cohen，Nath和Wood通过建立一个7级李克特量表对披露内容进行分析，将计分的等级分为6级，分别是：0分—相关内容未提及；1分—提及但仅仅是引用了其他的文档或报告；2分—没有细节的描述；3分—对细节进行了讨论但内容不够广泛；4分—描述了细节；5分—超过整篇文档的50%是相关内容的论述；6分—对该内容的讨论占据基本所有篇幅。也有研究者在进行信息披露研究时简单的将计分分为2级，即0分—相关内容没有进行披露；1分—相关内容进行了披露；参考以上的研究成果，本文将计分的等级分为了3级。

3、评分结果对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评分后，得到所选取样本公司的平均分为26.11，评分的结果中的最高分的公司是纳川股份（300198）得分为39分，最低分为爱尔眼科（300015）得分为7分。本文对二级指标与一级指标的平均分进行了计算，由于无法取得每一个指标所占的权重，本文仅计算了平均分。从表2.3中可以看出，平均分最低的二级指标是信息与沟通中的“反舞弊机制”，仅得到了0.24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企业明确的内容有：反舞弊工作的重点领域、反舞弊工作的关键环节以及企业中的有关机构在反舞弊工作中的职责权限，明确舞弊案件发生时的相关工作程序。然而在评分的过程中发现的确有大量的公司会直接写到“本公司的缺陷是没有建立反舞弊机制。”平均分最高的二级指标为“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平均分达到了1.89分。在企业的自我评价报告中，对该二级指标的评价一般会先说明职能部门设置的合理性，例如会写到“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了符合公司业务规模和经营管理需要的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然后会分别说明各职能机构的设置与权责分配情况。如表2.3所示，一级指标的评分中最高分的指标是内部环境，平均分为1.68分，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一级指标中分数最低的指标是控制活动，平均分为0.85分，控制活动是指企业首先对风险进行评估，然后基于评估结果，采取与之相对应的控制措施，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行为，从表2.3可以看出在7项控制活动中除了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外，其余的控制活动平均分都在1分以下，在控制活动中的7项控制活动中，平均分最低的是运营分析控制与绩效考评控制，得分为0.63分。在评分的过程中发现，得分较高的企业，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容全面，结构完整，在报告中对于内部控制的披露，结构上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基本相同，也基本披露了要求披露的内容，其字数约在6000字以上，且最高分的纳川股份字数达到了8000字。而得分较低的企业，其报告结构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相差较大，结构不太完整并且内容也比较简单，字数约在3000字到6000字左右，如得分最低的爱尔眼科报告仅有3000字左右。

从投资者认知角度看，卖方研究在周期变化上领先或同步于市场及宏观指标，分析师群体汇总的判断结果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从证券投资管理的角度看，分析师推荐的股票总体上强于大势，使用分析师预测数据时如果能细分报告类型、盈利预测调整幅度、分析师团队等，可以获得相对显著的效果。从市场发展的角度看，分析师研究促使信息快速传播，提高了市场有效性。来自海外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卖方分析师推荐标的的表现仍明显好于大型买方机构分析师及大量使用买方研究结论的投资组合经理的表现，随着卖方竞争市场的加剧，其表现或许仍然值得期待。

卖方研究有价值吗？

学术界投赞成票

作为证券市场的专业研究人员， 卖方分析师的主要工作是对上市公司进行跟踪分析、给出盈利预测、撰写研究报告，并对研究覆盖的公司进行评级，最终向所在机构的客户提供投资建议和相应的咨询服务。2006年至今，国内卖方机构数量已从71家增至96家，任职其中的分析师们研究覆盖的上市公司数量从924家增至2050家，涵盖了A股市场一大半的上市公司，他们每年的报告从12620份增至近5万份（表1）。

在这些报告中，点评报告和一般报告最多，分别占总报告数量的60.7%和17.1%，其次是调研报告，占11.6%，数量最少的是深度报告，仅占总数的4%（图1）。从各类报告的月度分布看，一般报告和点评报告多是跟踪报告，更倾向于利用上市公司财报信息，因此在3、4、8月和10月的数量远高于其他月份；而深度报告和调研报告倾向于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对上市公司全年业绩做预测，并且依赖于实地调研，因此，春节过后的3、4、5月是这两类报告的集中期，随后报告数量逐月下降（图2）。

从统计中还可以看出，卖方机构给出买入和增持评级的报告占比达到86%，显示卖方分析师倾向于评级偏乐观的报告（表2）。事实上，由于卖方分析师特定的业态环境造成的利益冲突约束、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时效性挑战、市场有效程度变化带来的增值空间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卖方研究能否对市场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能否为客户投资带来增量价值，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术界也不时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梳理近几年国内学界主流杂志针对卖方研究报告的一些代表性文献，可以发现，其研究主题集中于如下几方面：（1）哪些因素影响卖方研究质量？（2）卖方对于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准确性如何？（3）分析师的推荐意见是否能够带来超额收益？（4）卖方研究对于市场的发展是否起到积极的作用？总体上，这些研究对于卖方研究给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表3）。

考虑到学术研究视角及分析思路的独特性，我们还可以运用更丰富的市场数据，从投资者认知、投资管理和市场发展角度，在更加贴近市场的层面上分析卖方研究的增量价值及意义。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鼓励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引导企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施“以质取胜”战略，追求卓越绩效，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2010年）》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品牌大省建设的若干意见》（浙委[20*]43号）、《*市市长质量奖评审管理办法》（绍政发[20*]*号），结合*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县长质量奖是*县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主要授予我县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施卓越绩效质量管理模式，在工业（含农产品加工业）、工程建设、服务等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并取得显著社会经济效益的企业。

第三条县长质量奖的评审遵循科学和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好中选优和宁缺毋滥的原则，在企业自愿提出申请的基础上，每年组织评审一次，获奖企业数每年不超过3家。

第二章组织管理

第四条县政府成立县长质量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由政府有关部门、企业管理专家和质量专家组成。评委会的主要职责是制订县长质量奖评审工作方针政策，批准县长质量奖评审标准，决定拟奖企业名单，处理评审过程中的重大事项。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组织、协调县长质量奖评审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制（修）订县长质量奖评审标准；

2、受理企业申报资料并进行资格审查；

“应到33人，实到28人，20票满意、8票基本满意，常委会对区法院关于本区金融和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报告的满意度测评结果为满意。”在5月21日举行的杨浦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一人一票，对专项工作报告予以测评，测评结果当场公布。

“开展满意度测评是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新尝试。”杨浦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魏伟明主持会议时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开展满意度测评，进一步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职的意识，增强人大工作实效。”

讲规范、微创新：制度出台重调研

提升监督工作实效是杨浦区人大常委会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今年4月，区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关于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办法。

在对以往开展相关工作的程序规范和工作环节进行梳理，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好的做法的基础上，开展具有创新意义的满意度测评工作。办法形成后，常委会党组向区委作了汇报，得到了区委的支持。办公室专门听取了“一府两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征求了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

根据办法，满意度测评结果统计以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数为基准。为保障常委会会议出席率，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会议纪律的规定。

两测评、两公开：审议环节有亮点

“用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明确的定性指标来评价专项工作报告和审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这是一种新的做法。”一名常委会委员表示。

摘要：本文以2012-2013年每周一标准化评级为买入的3 943份报告以及标准化评级为增持的5 283份报告为样本，采用三种不同的收益调整模型和事件研究法，研究了我国分析师推荐评级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发现在整个分析师的推荐报告里占有八成左右的评级维持的报告因为自身的低超额收益降低了分析师推荐报告的整体投资价值，评级上调的买入或增持报告具有一定的短线投资价值，首次评级和评级下调的报告存在显著的推荐后股票价格漂移现象。

关键词：分析师 推荐报告 评级变动 投资价值

一、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近些年来的发展完善和投资咨询规范制度的建立，证券分析师正日益成为证券市场重要的影响力量。证券分析师的推荐报告，对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影响很大，分析师的评级变动往往意味着产生了新的信息。分析师的推荐评级变动对投资者是否有投资价值，投资者又应怎样有效对待分析师的评级报告及其评级变动？先前的国内学者一般都是在有较高知名度和广泛影响的证券媒体上选择有代表性的投资建议作为样本，而且大部分是针对分析师所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价值的研究，关于分析师推荐评级变动的投资价值的研究比较少。目前，得益于数据系统的完善，在新的制度背景和历史环境下，对证券分析师推荐评级变动的投资价值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二、文献回顾

对分析师评级变动的研究始于1985年，Stickel运用事件研究方法发现当价值线公司改变评级时存在显著的公告效应，这意味着价值线公司具有未反映在价格中的信息。Barber等（2001）研究了如何根据证券分析师的推荐构建投资策略。他们发现，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买入那些评价最高的主流推荐股票并卖空那些评价最低的主流推荐股票，同时根据推荐变化进行投资组合头寸的日调整，将会得到大于4%的年度异常总收益。调整频率的降低或者对调整变化反应的延迟都会消除该收益，而且他们的交易策略会产生高交易成本，扣除成本后他们的投资策略收益并不能显著为正。Zoran Ivkovic和Narasimhan Jegadeesh（2004）研究了分析师的一个季度前的在相对盈余公告日盈余预测修订和推荐修订的信息含量，发现盈余公布前一周的盈余预测和推荐评级向上修订的信息含量快速增长，但对于向下修订并没有发现类似的增长。

林翔（2000）对中国证券咨询机构的预测作了分析，其目的在于检验作为信息中介的证券咨询机构是否具有私有信息。朱宝宪、王怡凯（2001）认为分析师对于短线投资建议的股票累计收益率能够超越大市，而对于中长期投资建议的股票累计收益率则几乎都低于大市。肖峻、王宇熹（2006）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增加至买入评级调整的股票基本上在推荐后三个月内跑赢了大盘，也跑赢了同规模和同行业的股票;对从卖出评级中剔除的股票未来盈余增加的预期存在过度乐观主义，该项评级调整对投资者而言无太大意义;增加到买入和增加到卖出推荐方向上存在显著的推荐后股票价格漂移现象。李雪（2007）研究表明，分析师荐股评级报告具有显著的投资价值，但其评级结果具有时效性，短期显著，长期效应不明显。近些年来，随着股指期货、创业板、融资融券等改革举措不断推出，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革，分析师的推荐评级变动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本文将基于完善的数据系统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