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立法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其研究中“冷”与“热”的分析,发现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困境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式,没有鲜明而得到认同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因此,发展民族经济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逻辑起点;核心概念

【作 者】王建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08博士,北京,100000

【中图分类】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 Thinking of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Ethnoeconomic 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ethno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it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ethnoeconomics roo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 essential reasons are those that there are no research model, no widely accepted distinctiv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Therefore, the basic approach of developing ethnoeconomics lies i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and then the form of its own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ethnoeconomics; research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摘要：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其研究对象尚未达成共识，其发展面临着官方不认可为经济学分支学科和主流经济学不认同学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双重尴尬境地。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规定有着很大的差别。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 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 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提要]本文总结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和当前困境，提出从宏观世界民族经济和微观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两个层次架构本学科，并在学科研究方法和发展重点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学科架构；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7月26日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历史

20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为主要任务，在1979年施正一教授首次提出了建立民族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20世纪八十年代为民族经济学初创期，这段时期研究主题主要是民族地区如何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为民族经济学的徘徊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学者也对民族经济学开始了经济学的探索；21世纪开始为民族经济学的困惑期，民族经济学由于理论多年还处在探索阶段，逐渐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

二、民族经济学当前困境

（一）学科困境。在民族经济学内部“自娱自乐”，无论是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还是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问题是其学科属性是法学还是经济学不清晰，研究方法有的研究以数理研究为主，属于经济学方法加“民族地区”数据，有的研究以演绎法为主，只是停留在我国民族经济理论关系及概况介绍上，由此出现了官方不认可，主流经济学界也不承认的学科困境。

[摘要]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80年代以后，其理论框架不断完善，方法论基础逐步确定，并以其独到的视角对相关学科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在于：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摘要：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其研究对象尚未达成共识，其发展面临着官方不认可为经济学分支学科和主流经济学不认同学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双重尴尬境地。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规定有着很大的差别。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摘 要】 宗教民族学是广义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是对广义民族学的延伸和补充，既增加了研究内涵，也扩大了理论范畴。回顾宗教学的理论，探析宗教民族学的新发展，这无疑是对该有着交叉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的再次认识和巩固。学科的发展规律是具有一般性的，分析宗教民族学的学科发展经验和教训，会对民族经济学起到有价值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宗教 民族学 发展 经济学

一、广义民族学理论的产生

针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广义民族学在施正一先生的倡导下提出，应对的是跨学科的宗教民族问题，更好的、全方位的解释现实问题是宗教民族学的根本目的。广义民族学的并非来自虚无的理论，它有着现实的坚实基础，也并非毫无逻辑，也保有自己的独特方法论。它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指导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方法论的建立，是一个学科建立的基本要素，也是该学科独立于其他学科的基本要素。方法论是理论指导现实的具体操作步骤，是使得现实问题得以理论化的手段措施，把握住广义民族学的方法论才可以有效的将其应用于现实问题中，给予现实问题最恰当、合理的解释。

广义民族学是民族学的延伸和发展，而广义民族学自身的分支学科建设亦是其本身的发展。在施先生的《广义民族学》中设定了十四个分支学科。当然，施先生未“框死”广义民族学分支学科的发展，也赞同适当时机可以增加“政治民族学”、“都市民族学”等。这就足以说明两点，广义民族的内涵是丰富的，局限在某个人或者某个时代是无法囊括讲清其内涵的；另外，广义民族学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和研究领域都要进行改变，这是学科的灵活性。

因此，无论是从现实需要，还是研究方法上，还是研究对象上看，我们都可以说明广义民族学建立的意义。首先，通过学习和研究广义民族学可以帮助了解什么是民族或者民族共同体。其次，通过对广义民族学的学习，可以增加有关民族学方面的知识，不仅能够了解国内有哪些民族，他们大体是如何一般样子。第三，可以全面的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区分民族问题与非民族问题的界限，区分不同民族的不同性质，从而能够正确的按照有关法律去处理好不同的民族问题。第四，通过学习广义民族学可以充分的了解民族因素的重要地位，可以了解民族因素在国际社会交往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五，通过学习广义民族学，还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民族学自身的发展史，了解国家主要民族著作、主要民族学理论与主要民族学理论流派。

二、何谓宗教学及宗教民族学

关于宗教的定义，几千年来争论不休，一直未形成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宗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它即使不是和人世一样古老，至少也和我们所知的人世一样古老。宗教一般的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物质生活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的宗教已经不再神秘，已经逐渐的走向了沙龙社会，成为人们思考文化现象的重要热点和视点。从如今的生活需要可知，研究宗教不仅成为了一种必要，而且是一种必然。

摘 要：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经历了30年的发展，在这30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本学科的方法论。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既包含了民族学的思想，也包含了经济学的方法。本文重点探讨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方法在民族经济学中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方法论;实证分析;规范分析

一、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发展历程

实证分析是指超越一切价值判断，从某个可以证实的前提出发，来分析人的经济活动。是对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加入价值判断。实证分析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是指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某些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规范分析就是对经济现象做出自己的评价，加入了价值判断，它研究“事物的本质应该是什么”。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

关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论述的第一人是大卫・休谟，他在《人性论》中写道，“人们从‘是’推断出‘应该’的命题。”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问题，他认为事实领域与评价领域两者之间存在着合乎逻辑的区别。而西尼尔则从经济学家职责的角度阐述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差别。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争论一直存在，两者也在争论中不断发展完善。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写道，“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可取性的标准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作为实证分析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实证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出“理论”或假说，“理论应该它对其希望‘解释’的一系列的预测能力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而且他认为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都属于实证分析。而规范分析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托伦斯・哈奇森发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定》，他认为经济学也必须“用经验总结来检验理论”。事实上，如马克思、凯恩斯等很多经济学家一直坚持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二者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邹东涛说：“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从未截然分开过。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在民族经济学中的体现

民族经济作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即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在其主体确定之后，对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矛盾、概念和现象进行的描述和解释，这属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分析。

【摘要】习惯法作为民族地区文明的一种规范形式，是少数民族千百年来文化的传承和积淀的体现。文章从习惯法的定义及存在的原因入手，指出完善习惯法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习惯法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必须要重视习惯法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并加强和引导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建设。

【关键词】习惯法 现代化 公平 效率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习惯法的现代化进程研究不仅是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完善和健全民族地区的民族法制体系，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加以完善和系统的需要，更是推动并促进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一种迫切需要。

习惯法概述

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它是依据某种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高其才简略地论述了习惯与习惯法的关系：习惯法来源于习惯，离开了习惯，习惯法就无从产生。

民族习俗和习惯法被视为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其生产和劳动过程中总结的成果。首先，习惯法具有保护一定区域内族群或是人群和谐相处的作用，以本民族或是一定区域内的族群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宗旨。其次，习惯法也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沟通和协调的依据，为保护和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族地区广泛地存在着习惯法，一方面源于少数民族独有的历史文化，有着流传已久的习惯和禁忌，另一方面其也是现代社会各种有效规范和秩序的源泉。习惯法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的体现，也是民族地区文明的一种规范形式。习惯法的产生和发展，是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的需要。从我国的法律体系上看，虽然习惯法和国家法属于不同的序列和体系，二者的价值取向和强制力不尽相同。但是，习惯法也是一种在民族地区十分有效的一种社会规范，能够建立和维持有效的秩序，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法律法规的立法来源，弥补国家法律和法规的空白，可以帮助民族地区的民众从内心上去认同国家的立法，更加细致地规范人的行为，更加全面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一、中华民族传统与文化发展动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 发展 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 时代 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 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 历史 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 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