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精选

“中国语言文学”(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指的是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学，它包括中国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设置13大学科门类。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0501)从属于文学门类。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8个二级学科，分别是:文艺学(050101)、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102)、汉语言文字学(050103)、中国古典文献学(050104)、中国古代文学(050105)、中国现当代文学(050106)、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05010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050108)。各高等学校可以在每个二级学科下面分设若干个研究方向。获得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的民族高等学校，大多开办了这8个二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具有广泛性、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等特点，它几乎涵盖了所有与汉语言文字工作有关的学科内容。

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摘 要】后现代语境是由多个流派和多种思想观念组成的话语集体和实践群落，库恩哲学对传统科学哲学的超越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思想及其实践转向均为科学的后现代解读提供了解释学背景，科学的后殖民研究视角存在于人们为克服现代性危机形成的后现代社会化语境中，其反科学的思想倾向无可避免地与后现代相对主义发生纠缠。

【关键词】后殖民 反科学思潮 后现代 科学知识社会学 相对主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0-0033-02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世界多元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带来的现代性危机的凸显，以地方本土文化和被殖民国家为出发点看待西方科学的独特视角——后殖民科学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殖民科学观的兴起和发展基于对科学技术危机进行后现代反思的解释语境，与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异质化综合作用相互关联。

一 人文社会科学的后殖民研究与库恩哲学的后现代启示

后殖民语境形成于传统殖民主义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的硬性传播结束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软性策略及其对自身主导价值的无可怀疑的隐性表征中成为西方知识与权力的现代性文化殖民地，对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后殖民理论研究。最早的后殖民理论由赛义德提出，赛义德思想指出，西方的文化霸权谱系和话语垄断地位建构并模塑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身份、语言知识系统和政治经济体系。以赛义德思想为核心的赛义德现象产生了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合理性、重构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同质性事件，其中不乏对科学的客观真理的中立地位的讨论，从而为后殖民反科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调和话语基础。霍米·巴巴将赛义德在其《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关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复杂文化关系的对位阅读视角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试图对殖民地国家的主体性地位进行再思考和重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殖民研究逐步扩展到元科学研究领域，这是后殖民科学观形成、发展的外在逻辑基底。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殖民研究是科学哲学中后殖民思潮兴起的外在背景，从科学哲学学科内部来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从科学史的视角将社会、心理因素引入科学元勘的研究中，形成关注科学发展外在逻辑的科学哲学观，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兴起具有导向作用。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开放性的多维社会空间，范式的转变“使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个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处于不同范式内的科学理论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则意味着世界观的转变。理论的合法性是针对相应范式而言的，真理具有相对性，而不是揭示实在世界本相的绝对客观真理，这就使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变得难以识别。

可见，在库恩哲学中，科学知识成为科学家整体背景、利益勾连和社会协商的产物，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沿袭并更为激进地讨论了库恩哲学中由范式理论和科学划界问题引起的科学知识的相对性问题，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解构，以往认为的稳定有序的科学知识成为后现代主义审视的对象，科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相对主义的思潮中被逐渐消解。库恩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启示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奠定了研究旨趣上的相似维向，而库恩哲学和SSK对西方科学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分析和对这种产生于西欧的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怀疑，均为以反科学为其思想倾向的后殖民科学观奠定了社会化语境。

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正朝着独立学科的目标前进。

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在民族地区民族院校陆续创办了一批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专业，迎来了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春天。中央民族大学是我国新时期最早创建少数民族新闻专业的高校之一。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设四年制的本科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即以人文科学的通识，汉语言文学基础、新闻学理论基础、新闻学应用知识与技能以及新闻学专业综合实践训练为知识结构与专业功底的新闻人才。培养过程强调学生的人文素质、文字功底、思维方法及为民族地区的服务意识。1989年始招收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跨靠民族学专业。2000年获新闻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新闻专业创立以来，始终把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在教学工作中体现在对有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增新方面，特别是新闻学基础理论类的课程，确立了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这一主要方向，以形成中央民族大学学科特色，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成果就是这个学科建设上的一大收获.

进入21世纪后，几乎所有的民族地区民族院校都创办了新闻传播学专业，少数民族新闻专业办学层次也有所提高。上个世纪，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延边大学招收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进入21世纪，除了这两所大学之外，新疆大学在2003年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也以相关学科为依托培养民族新闻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辟了较为广阔的办学空间。从2008年起，新闻传播学学科进入中央民族大学“211”和“985”工程建设行列。遵循“主流、特色、前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新进展。2011年获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5年教育部下发《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培养任务主要由国家部委所属重点高等学校和有关科研院（所）承担和组织实施，主要面向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生，兼顾享受西部政策待遇的民族自治地方和需要特别支持的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以及内地班，内地新疆高中班，民族院校、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和少数民族硕士基础培训基地的教师和管理人才的培养。 新闻传播方向的人才培养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实施，面向上述地区招收硕士、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还对口支援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不但在硕士和博士招生、教师进修方面给与政策上的倾斜，还派专家学者去这些学校讲学，并在科研方面给予扶植。 [1]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新成果不断问世。去年，我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和谐发展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占领了更大的研究空间，内容也更加丰富” 。并分别就史学、实务、周年纪念著作，文集、传播学、工具书等列举了代表性著作。一年过后，我们又看到几部大作。 其中有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庄晓东教授撰写的《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科学出版社2010），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孙信茹博士撰写的《广告与民族文化产业》（人民出版社2011），中国报业协会少数民族地区报业分会会长、中国报业协会常务理事、湘西团结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刘世树撰写的《走向辉煌——新时期中国民族市州报发展谋略初探》（湘西文艺出版社2011），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志撰写的《人·媒介·社会互动与发展——当代媒介环境下的社会生活与人类传播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等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成果的积累，无疑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建设打下了更加厚实的基础。

纵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新闻学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史”“论”相较，“史学”研究成果最多，种类齐全，有通史、地方史，有专著也有教材，获奖者居多，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理论建设的排头兵。这一学术现象，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诸多社会、经济、文化原因。有论者称，“视野开阔、丰富的理论内涵、着眼于构建学科体系，是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总体特色。”其它诸如体现民族性、资料翔实、客观地总结各个时期新闻传播特点，被誉为“和谐新闻教育读本”等特色。对于这样的评价，我们感到欣慰的同时，又觉得在少数民族新闻学学科建设上存在较大缺憾，即少数民族新闻理论的研究略显滞后。1997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新闻学导论》距今已有15年了。《导论》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起源、发展现状及其传播规律，并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论述民族地区报纸的办报方针、根本任务、特点，对民族新闻采编、副刊、时事报道、广告经营、民族地区新闻队伍建设、民族地区党委如何加强对机关报的领导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填补了一项空白。其主要特点是开创性、系统性和实践性。但是，由于两位作者均来自业界，多从媒体的实践出发总结经验，对理论上的抽象概括尚有欠缺。

最近，中央民族大学王晓英副院长交给我一部由她撰写的书稿《民族新闻传播简论》。《简论》共八章，第一章为引论，由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中国民族问题的新形势迫切需要民族新闻传播学等3节组成；第二章是关于民族新闻概念的探讨，由民族新闻概念的提出及其引发的争论、对已有民族新闻定义的评析、关于民族新闻中“民族新闻特性”的问题、“民族新闻”与“少数民族新闻”等4节组成；第三章为民族新闻的特征：由民族新闻特征的含义、民族新闻的内容特征、民族新闻的形成特征等3节组成；第四章民族新闻的功能与价值，由民族新闻功能与价值的概念及其关系、民族新闻价值判断的特殊性等2节组成；第五章民族新闻报道的规范：由民族新闻报道规范的首要原则是民族平等、我国民族新闻报道规范的相关规定及主要内容、遵守民族新闻报道规范应注意的问题等3节组成；第六章民族新闻理论的建构，由民族新闻理论的基本构成、民族新闻理论的层次与建构、民族新闻理论的学科定位等3节组成；第七章民族新闻事实研究与民族新闻理论研究：由民族新闻理论萌芽、民族新闻事实与民族新闻理论研究的互动关系、我国少数民族事实研究与民族新闻理论研究等4节组成；第八章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由我国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民族问题的新变化迫切需要加强民族新闻传播教育、正确认识民族新闻传播教育的民族化特色问题等3节组成。最后附有《我国西北地区民族院校新闻传播教育调研报告（2011）》、《1992-2012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新闻学方向主要硕士学位论文目录（不含在职研究生）》。《简论》的章节目录，脉络新、思路新、构架也新，可谓耳目一新。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和民族理论为指导的系统研究少数民族新闻理论的著作。理论框架是全新的、资料翔实而新颖，有不少概念也是首次提出来的。《简论》问世，将变一条腿走路为两条腿走路，“史”“论”并进，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找到了新的支撑点。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向着独立学科迈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距独立学科的目标还有多远？朝着独立学科的目标前进，是已故著名中国新闻史学家丁淦林教授所提出的。他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序中写道：“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而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近年来的进展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一是研究材料更多更新，一些很难找到的材料也被‘挖掘’出来了；二是研究的范围更宽更广，从以报刊为主转向各类新闻传媒并重，还兼顾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经营管理以及著名新闻人物评介等；三是研究对象从以汉语文传媒为主逐渐转向少数民族语文传媒与汉语文传媒并重，加强对少数民族语文传媒研究，努力做到客观、真实、全面地描绘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画卷；四是探索建立新的理论架构，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科学的理论架构的确立，标志着独立学科的形成。”“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显然不一样，它有一个新设计的理论架构，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某些历史特点。”“他们正朝着建设成熟的独立学科的目标前进”。[2]

【摘 要】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其研究中“冷”与“热”的分析,发现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困境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式,没有鲜明而得到认同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因此,发展民族经济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逻辑起点;核心概念

【作 者】王建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08博士,北京,100000

【中图分类】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 Thinking of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Ethnoeconomic 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ethno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it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ethnoeconomics roo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 essential reasons are those that there are no research model, no widely accepted distinctiv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Therefore, the basic approach of developing ethnoeconomics lies i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and then the form of its own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ethnoeconomics; research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一、本体性知识:民族教育学建构的逻辑起点

(一)本体观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论文摘要：科学精神是公民文化的基本要素，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它能强化公民的理性意识，能内化为公民的批判与创新精神。科学精神与现代社会的许多价值，如宽容、理解、民主、开放、合作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提倡和促进公民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对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科学精神；公民文化；理性

科学精神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其中包含着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作风诸因素，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进步必然会促进人们的自然观、道德观、宗教观、审美观等各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公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科学精神指适于科学的，或关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精神首先在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1942)一文中出现：“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四种作为惯例的规则——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偏见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论(OrganizedSkeptcism卜被认为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嘲。此后，默顿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科学社会学的一章”(1957)、“科学家的行为模式”(1968)等文章中将创新性和谦逊的价值观念也看作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科学作为探索真理的事业。造就了人格化的气质，并提升、泛化、衍化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家所需要遵守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规范，作为一种独特的规范要求，它约束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必须服从于科学活动的目标要求。科学精神往往首先被科学工作者内化为个人品格，成为其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原则。进而升华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显然，科学精神既包含了科学自身发展的目的，也体现了社会对科学的要求。

科学家在工作中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R·K·默顿提出的“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所谓人与物的关系，指科学家对科研成果的判断标准。所谓人与人的关系，在狭义上指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的交往与联系，在广义上指科学家面对全人类的态度。科学家在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需要遵循不同的价值规范。

1．科学家在处理与科研成果的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时，需要有求实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

［摘要］传统高校民俗学教学方法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以及应用知识能力偏低等缺陷。根据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尝试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教学，在课堂中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同时采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教学活动，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民俗学民俗学教学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黄鹏（1971-），男，广西镇西人，百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民俗学教学和研究。（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7-0157-02

民俗学是一门以记述、研究和阐释民间风俗文化事象为主要目的的人文学科，它研究世界各民族最广泛的民众传承文化事象和生活方式，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广泛的实用价值。高校开设民俗学课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使学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科学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在当代的变化与发展，广泛地吸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财富，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还使学生发扬良俗，革除陋俗，加强自身修养，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使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都能得到发展，培养其创新能力。为了使民俗学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笔者在分析以往教学方法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对民俗学课程教学作了一番尝试。

一、目前民俗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一）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

在过去的民俗学教学模式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老师为主，以知识灌输为主，学生主要学习的是一些抽象的民俗理论知识，到现实社会中体验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对于富有个性的民俗事象，学生只能从教材的字里行间或者老师的讲述当中去想象、理解，无法得到具体而直观的民俗生活感性认识。我们知道，民俗学和其他学科不同，它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兼有文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此，对许多民俗事象的介绍分析理解，往往涉及上述学科的知识。如果仅凭教师讲述介绍，而没有让学生到现实生活中去接触、体会，想要学生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理解是不可能的。

一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人类学领域里的许多著作都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启发下写成的。作为文化功能论学派奠基人的马林诺夫斯基，为长期深入的实地调查开创了先例，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总共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工作，创下了实地调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成为民族学报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该岛居民的民族学资料为背景或依据写成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体”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写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学到的哲学方法对人类学进行全面修正，并从中创造自己的科学预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时代，从德奥哲学体系中学到批判经验主义和民俗心理学，这为他创立以经验和整体观念描述为特点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在英国的人类学训练，使他掌握了人类学的民族探险的基本方法和人类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时代对他的故乡波兰的战争和分裂局势的痛恨，使他力图在异乡寻找稳定、统一而平和的社会模式。而英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来的民族志，强调的自然是社会一体化、人类的需求、经验主义的描写等等“逻辑”。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对自己作为民族志作家所处的背景深有意识，但是为了让自己的雄心壮志得以实现，他压抑了自我意识的表现，而只在学术圈中表现他的科学精神。

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整体民族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三种批评：一是来自英国，主要以阿萨德为代表，他认为人类学对落后民族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来自西方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发明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三是“解释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关系最为密切，吉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职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形式的知识的途径。罗康隆博士依据马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思曼(Dick Cushman)的分析，在其论著《文化人类学论纲》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传统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科学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类学家通过创造文化主人公来佯张自己是客观公正的。其二，传统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论断的权威性，使书中的观点被读者接受。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其三，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当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这股潮流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当做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释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条从注重纪实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阐释的过程。在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和研究观念始终受到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相关理论的影响。民族志研究传统的描写方式过去有重描述甚于阐释、重行为过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倾向，这与人类学中美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关。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要作理论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规律；相反，他们应该在某种文化消失之前，尽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工作上去。他预计，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的话，那么，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关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以往专家们都是把它作为音乐民族志研究报告中有关田野考察对象，音乐活动过程及音乐文化分析结论等方面内容的具体表述方式。由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曾几度引发对学科基本性质的质疑和争论，对于近来的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杨民康教授就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音乐学与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其区别在于‘音乐的写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民族志则是关于人的纪录’。由此可见，虽然一般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志在描写的范围上宽狭有别，但注重描述却是其较基本的传输和表达方法。”在音乐人类学观念下对音乐进行多维阐释的可能性其实来自于人类学科以外的传统学科体系内构建起来的各种理论，而作为主体学科的人类学，其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贡献也正在于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地位是非常合适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对“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是一个包括商人、旅行者、传教±、殖民地官员等撰写的关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会情况的各类文学材料在内的广义文体概念。人类学家们随后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编制了调查写作纲要，将散漫、业余的民族志推进到了专业规范化层次，以帮助所获得的信息能将满足研究所需，其开始获得某种确定的文体规范。后来，民族志就发展成为以规范的田野作业为依托的人类学学术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具有双重内涵――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那么，音乐人类学对作为具体学术实践的规范内容的民族志的讨论，也应在“方法”和“文本”两个层面展开。当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者的方法论研讨，主要是围绕以博厄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观点和以吉尔兹理论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分析展开，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补之处。

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它同音乐人类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和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杨民康指出，它就像音乐人类学家西格所说的：“它并不以学科界限或理论期待来定位，而是定位于音乐的描述，它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的历史。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倡微观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这个学术传统今天由民族志学者保存下来。有关 描述性与阐释性方法结合较好的研究实例，如美国学者卡特林(Amy Catlin)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一种阐释学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学民族音乐系编辑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里，为一批有关上述东南亚国家样傣系族群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所写的导论。这些论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阐释学、符号学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论文采用阐释学方法得到的具体结论之一，是认为“平地老族”从13世纪始由中国南方迁到泰国，其建立的王国与印度、柬埔寨和泰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演奏表现了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所使用的音乐则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掺入阐释性因素，不仅对以往民族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方法论格局造成了冲击，使其不变型。但是，如今音乐人类学中已经使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还是一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家坚持的方向。在音乐人类学研究进程中，音乐人类学家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习惯，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局部的改变。杨民康教授在研究音乐民族志时，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创，又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观”等文化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学者将梅里亚姆视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梅里亚姆的理论同认知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而文化观念又被认为是控制和指导种种文化行为的基础要素。这个理论认识在认知人类学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认知人类学又称民族语义学或民族语言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和埃洛伊德・劳恩斯勃格等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学派，亦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赖以形成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论中，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音乐民族志的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概念中，杨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音乐的符号化活动过程；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个基本环节：本文的建构、模式的拟构、模式的阐解、模式的比较等。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在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辈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指导当时学科的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们大量发表民族志的作品，他们大多数人经受过西方学术体系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十分关注研究方法，保证了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同时，学者们对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产生争论。1984年，杜亚雄提出：“许多搞民族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的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介绍’、‘描写’是人们对民族音乐‘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乔建中1985年指出：“据说有人不以这类‘描述性’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民族音乐学’的格；自然，撰写此文章者也就难以入流。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性质。中国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乐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绍，孰年孰月才能识其真面目呢?”在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博厄斯观点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关注到了“阐释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中包括采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方法在内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语义象征进行进一步的“深描”分析。

摘要：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本文对我国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作用研究做了总结，力求反映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作用的概况，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科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理论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历久不衰，中华文化的链条没有间断。但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世代相传的优秀的文化面临着消亡和被同化的困境。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是如何弘扬、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能使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落伍或者不被抛弃；同时，又吸收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化，甚至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创新，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断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许多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开展研究，成果丰厚。

笔者对近年来的学术期刊和相关的著作进行了目录检索和查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理论、学术活动、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研究的动态变化上，改革开放以前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较少，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研究成果较多，早期也主要是对民族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后期才逐渐将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与国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此的研究也更加理性和全面。本文对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

一、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理论的研究

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龙秀雄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人类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在深刻影响民族文化的外部环境、物质基础和深层结构等，对民族文化主体性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王舒宇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对民族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2]徐延花分析文化与科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3]李忠斌的观点，科技进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着民族文化向更高层次演进。[4]专家学者们在科技进步的宏观内涵下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做出了正面的，客观的判断，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和科技发展相互之间的规律，对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综合全面的分析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

同时，部分学者也在关注着科技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相互作用中，正反面等做了相关的研究，发表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从全面大局方面，梅其君认为“现代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于和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方面有共存现象”[5]。龙秀雄也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和受先进科技影响下，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考验[7]。从正面方面的观点分析，“要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超常规的发展，必须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必须普及科技。可以说，科技能力普及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6]”从反面分析，吕乃基也分析出“21世纪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又有新的特点，在技术领域互联网对民族文化消融所起的影响，比以往的任何平台更大，……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消融民族文化的作用[8]。”

《民族艺术杂志》2014年第三期

1987年我和郭于华作为首批民俗学博士生入学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张紫晨先生之后，民俗学的研究成为我专攻的方向。20余年来，我在民俗学的研究中，主要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和民俗文化的一些专题进行了研究，也部分涉及了比较民俗研究等领域。在民俗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我曾出版了《应用民俗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都市民俗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作为开创性的选题，它们丰富了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开辟了我国民俗学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应用民俗学》包括“概论”、“应用对象论”、“应用功能论”、“应用资源论”、“移风易俗论”、“当代应用概说”、“应用前景论”和“结语”八章，初步建构了应用民俗学的研究体系。该书指出，“应用民俗学是以民俗为教育手段，干预生活、改造社会的学科，同时也是以民俗为开发对象，对其加以勘察、利用、保护及管理的学科”。其理论构架主要是“移风易俗论”、“民俗资源论”和“民俗工程学”。与一般文章提及“应用”就是讲“开发”和“产业”不同，《应用民俗学》在辨析“迷信”与“俗信”的异同时，强调它还有对陋俗加以移易、批判、劝诫的任务。该书还提出，民俗应用的三个要素是“应用者”、“应用源”和“应用场”，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应用的基本建设应包括市场建设、基地建设、社区建设和队伍建设；民俗应用的实质可判断为“文化的选择”、“文化的保护”、“资源的开掘”和“文化的创造”。《中国都市民俗学》系我国第一部有关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著作，它在对中国古代都市民俗的梳理，以及对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和城乡民俗整合趋向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以“主体与时空流动论”、“民俗中心转移论”和“传统与现代磨合论”三个新的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的都市民俗。直到本世纪初，还有人认为，中国民俗在农村，都市里没有民俗，该书以大量古代都市民俗资料和当代都市职能及都市民俗特征的归纳对此做出了回应。该书针对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指出，由于都市与乡村空间分野的客观存在，“田野作业”已不适合作为都市民俗的研究术语，可用“社区作业”或“街区作业”等新词来替代，以符合都市民俗采集的环境特点和研究工作的实际。在民俗文化的专题研究方面，我先后出版了《中国鱼文化》（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祈禳：求福•除殃》（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风俗探幽》（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镇物》（台北东大出版公司1998年）、《中国祥物》（台北东大出版公司2003年）等专著。

《中国鱼文化》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研究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关鱼文化的民俗专题论著。014它以历史上的各类鱼图、鱼物、鱼俗、鱼信、鱼话为研究对象，选取多学科的视角，通过内涵阐释、功能探究、鱼谜揭解和演进分析，以展现鱼的大千世界和人的精神宇宙。作为超学科、多层次的复合研究，它把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学科统合起来，提出重申了一些创见，如金鱼献宝故事的源头在中国，鱼为星精兽体的象征，孟姜女的原型为善哭善织的海人鱼，和合二仙的象征形象来自波斯女神阿娜希塔，河姆渡文化时期鱼与小儿同食的野蛮风俗是中古西南地区杀食头胎为“宜弟”的先型，等等。对我来说，该书的写作开始形成注重理论阐发与实证研究、古籍文献与艺术图像、行为信仰与口承资料互证互补的研究风格。《中国镇物》作为我国第一部镇物文化研究的专著，包括“导论”、“岁时镇物”、“护身镇物”、“家宅镇物”、“路道镇物”、“婚丧镇物”、“御凶镇物”、“结语”等部分。所谓“镇物”，又称作“禳镇物”、“辟邪物”或“压胜物”，它以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在心理与风俗的层面帮助人们面对各种实际的灾害、危险、凶殃、祸患，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克服各种莫名的恐惧与困惑。作为文化象征的产物，镇物以非实验的方式，用加工过的自然物或人工物来建立自然世界与幻想世界的同一；作为巫术信仰的物化，它借取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以图对他人、他物或环境加以控制；作为宗教的通神法物的泛化，随着民间文化选择和长期俗用的结果，它强化了排解种种生活困惑的工具性质；作为风俗探秘的符号，它往往表现为心象与事象的叠合，并在各种装饰性的外观下隐含着风俗生活的秘密，也展现着人类的多彩思维和奇妙创造。对源头悠远、形制庞杂的镇物，我做了“四不”的概括，即：无时不有的文化载体，无处不在的象征符号，无物不用的生成方式，无人不与的民俗情境。在民俗学的专题研究方面，我在国内外发表过论文数十篇，包括《论先秦诸子的鬼神观》、《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祖道軷祭与入山镇物》、《石敢当与山神信仰》、《论佛学的俗用》、《试论乡野道教》、《魂瓶钱树与释道融合》、《南京郊外的傩文化传承》、《中国园林建筑中的民俗观》、《荠菜花与上巳节》、《春节文化符号的释读》等，涉及多个研究领域。在域外民俗和比较民俗的调查研究方面，我出版了《问俗东瀛》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发表了《东方鱼文化三题》、《中日民间信仰研究的历史回顾》、《中韩元夕民俗三题》、《中国纸马与日本绘马略论》、《中在家花祭的文化隐义》等论文。

1996年底我获得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长期项目，于1997年3月至1998年1月在日本东北大学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合作研究，其间我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山形、福岛、岩手、青森等县多次开展民俗调查，后利用搜集到的资料和考察笔记写成《问俗东瀛》一书。该书包括“墓地调查”、“船冈赏樱”、“乡村做客”、“恐山之行”、“山形采风”、“原野探旧”、“仙台节日”、“民俗艺术”八个部分，以田野作业中的所见所感为主，记录了日本的风俗与信仰，以及考察过程，同时对中日的当代墓制、蚕神信仰、七夕民俗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该书指出日本的神异动物河童可能来自中国的猴、马传说，而在寺庙、商店和情人旅馆中常见的狸的塑像，则来自罗马人用以结缘的信仰风俗。这些观点均有创新的意义。2009年我应邀参加了日本的国际研究项目“东亚的祭祀艺能研究”，项目的周期为4年，第一年在日本爱知县东荣町中在家对“花祭”傩仪做实地考察，之后我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发表了《中在家花祭的文化隐义》一文。日本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和考察“花祭”活动，认为它与中、韩文化有联系，但其中很多东西还看不出它的真正意义。我的文章着重对“花祭”中的一些象征元素做出解说，指出与中国文化的承继关系。文章的“结语”作了这样的概括：“日本东荣町中在家的‘花祭’名称与‘花树’相联系，是‘花树’迎神、送神意义的概括。‘花祭’仪式的信仰中心是山神崇拜，‘花祭’中的神鬼都是‘山神’的形象。‘花祭’作为带有巫傩风气的民间信仰活动，其中有宗教哲学的因素，即主要来自中国的两仪五行观。‘花祭’中的日月切纸、庭火与山泉、山神与水神、煮沸的开水等，包涵着‘阴阳两仪’的隐义；而‘金、木、水、火、土’切纸，拜五方，五遍舞歩等，则透露出‘五行’观的哲学影响。”《中日民间信仰研究的历史回顾》系与日本学者铃木岩弓教授合作由我执笔的文章，旨在对百年来中日民间信仰的研究做学术史的总结，并归纳它们之间的异同。文章指出，中日一百年来有关民间信仰的研究具有学术的与社会的双重意义，是近现代文化思潮与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文章归纳中日民间信仰研究有着以汉字作为概念名称、早期都译介并借鉴西方学者相关理论、都以采集整理和理论概括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均以本国的为主等共同点，同时着重指出它们的相异方面：中国将贫弱之根归于“迷信”，视其为“种灭国亡”之祸，而日本视民间信仰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并欲发扬其中潜含的“文化创造的因子”；中国由民间信仰而强调启蒙的任务，并以倡导科学与教育作为革除迷信的手段；日本的民间信仰在国内是为了认知和保护自身的传统，在殖民地则为了对异文化加以把握。

我对民俗艺术的研究经历了从专题探究到理论建构的过程，并逐步从民俗与艺术的交叉研究过渡到对“民俗艺术学”这一学科的建设。我从1999年开始在“艺术学”学科内招收民俗艺术学方向的硕士生，从2003年开始招收民俗艺术学方向的博士生，这一方向目前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仍然是唯一的。至今，我已培养获得学位的民俗艺术学硕士23人，民俗艺术学博士18人，另有专攻这一方向的3名博士后人员出站。我曾发表过《<八宝图>与建筑装饰》、《民间小戏略论》、《中国纸马与佛教艺术》、《祈年礼俗与神马地画》、《虎图虎俗的文化探秘》、《钟鼓•琴•琵琶———中国吉祥乐器摭谈》、《沉醉于民俗艺术的园田》、《灵岩寺泥塑罗汉吉祥衣饰探究》、《切纸•面具•神像———日本民俗艺术三题》、《高淳花台会与乡野戏剧教育》、《论民俗艺术学研究》、《南京高淳水陆画略论》、《山西常家庄园影壁花墙砖雕的文化功能》、《民俗艺术研究的历史回顾》、《论民俗艺术学体系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论民俗艺术传承的要素》、《略谈书法与民俗艺术》、《民俗艺术传承的结构与层次》、《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等研究文章。在民俗艺术研究的著作方面，我出版了《中国纸马》（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江苏纸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民俗艺术学》（南京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

《民俗艺术学》一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的最终成果，由我及我培养的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几位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我制定了全书的写作框架和理论基调，写作了其中的4章，并通改了全稿。作为第一部民俗艺术学理论著作，它构建起学科的理论框架，开辟了艺术学的分支学科。该书包括“绪论”、“民俗艺术学体系论”、“民俗艺术学方法论”、“民俗艺术类型论”、“民俗艺术特征论”、“民俗艺术功能论”、“民俗艺术传承论”、“民俗艺术审美论”、“民俗艺术作品论”、“民俗艺术应用论”、“民俗艺术传播论”“、民俗艺术保护论”共12章。《民俗艺术学》首先进行了概念界定，对“民俗艺术”、“民间艺术”、“民艺”等做了辨析，指出：民俗艺术，系指依存于民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态，作为传承性的下层艺术现象，它又指民间艺术中能融入传统风俗的部分。从主导方面说，“民俗艺术”的概念是以传承性、风俗性对下层社会的艺术创造所做出的文化判断；而“民间艺术”的概念乃基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的分野，强调其下层性的特征；至于“民艺”一词，则出于对某些艺术形态的创作与应用主体所做出的身份认定和类型划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点为“传承论”、“社会论”、“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体系包括民俗艺术志、民俗艺术论、民俗艺术史、民俗艺术批评、民俗艺术应用研究、民俗艺术专题研究等基本范畴，其体系随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化而不断地充实和严整。

该书还对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做了综述和小结，指出其以下阶段性的特点：1.1949年以前，我国的民俗艺术研究以常任侠、岑家梧等为代表，他们主要从艺术史的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出了“民俗艺术”的概念，但对“民俗艺术”、“民间艺术”等又未从理论上加以厘清，概念的混用正反映了民俗艺术研究在初始阶段的学术状况。2.台湾的民俗艺术研究，在30年前基本沿袭常任侠、岑家梧、凌纯声等学者的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在民俗艺术的研究中同时注意田野调查、宗教艺术、山地文化等方面，对“民俗艺术”开始思考并提出“善加保护”和“维护”的问题。近10余年来，台湾开始在高等院校设立民俗艺术的研究机构，注意“以民俗艺术为核心”，汇集众多相关学科，同时强调本地民俗艺术的调查和理论基础的建立。3.近20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俗艺术研究和民俗艺术学教育取得了突出的进展，相关论著的出版、民俗艺术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设立、民俗艺术相应机构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等，都反映了中国民俗艺术研究的拓展和繁荣。四早在20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短文，与青年学生们谈治学的感悟，当时我说了三点，现在我愿在此重提：1.敏而好学，锲而不舍。所谓“敏而好学”，就是要以创造性思维引导自己，善于在学习中总结规律、发现问题，在摄取各类知识的时候，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力求理解、消化，并做出取舍。同时，要广开知识的信息源，培养多种兴趣，在治学中始终保持一个或几个“焦点”，把接受与求索统一起来。所谓“锲而不舍”，主要指恒心与毅力，要经得起失败学界名家的痛苦和成功的欢乐，不因挫折而气馁，也不因一时的成功而固步自封。所选择的课题最好要有系列性或递进性，不满足于“满天星”，而力求“众星拱月”。2.另辟蹊径，独上高楼。治学中应注意选择并调整自己的专攻方向，尽可能走前人没走过的道路，努力开辟新的学术空间。这除了要多阅览，了解学科的研究状况之外，也要有开辟新视角的意识和勇气。治学者在认定开拓路径之后，还要有“独上高楼”的志气，向最高水准进发。尽管并非人人皆做得“一流”，但树立一个较高的目标能成为自己不懈努力的动力。3.博采精研，融会贯通。任何学术成就都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开拓，因此，“另辟蹊径”也要博采众长。同时，知识与真理并非出于书本一途，更应注意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从现实的生产与生活中寻找资料和问题，加以思考和取舍，并力求严谨、扎实。所谓“融会贯通”，除了知识层面的应用外，也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对具体问题的探究不囿于人为的学科分类，可以超学科多层次的复合研究取代单学科的孤立研究。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丰富复杂并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只有多维视角与交叉研究才有助于洞察对象的实际，从而引出科学的结论。

作者：陶思炎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