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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族院校　汉语文课程改革　课程资源　开发利用

论文摘要:目前，民族院校汉语文教学存在诸多不足与并端，改变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教师必须改变教学行为，垮强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意识，多梁遗开发和利用汉语文课程资源，寻找一切有可能进入汉语文课程，能与汉语文教学活动相联系的资源。改变单一的以课本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倡导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汉语文实践活动，拓展汉语文学习空间，提高汉语文教学质贵，促进民族学生的汉语文学习能力。

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出的新目标，其目的是要改变学校课程过于注重书本知识传授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并要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一、民族院校汉语文教学的现状及弊端

长期以来，民族院校汉语文教学未能十分有效地针对教学对象为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现实实施教学，而是采用普通学校语文教材，沿用普通学校陈旧、老化的语文教学模式，强调记忆、阅读、写作，忽视学生的口头表达及交际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听说能力的训练几乎是空白，考试偏重于对特定汉语知识的记忆，学生对知识缺乏理解，只能生吞活剥、死记硬背，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对汉语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笔者在近几年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发现:许多母语非汉语的藏族学生无法按普通话的发音规律吐字发音，念白字、不识字的现象普遍存在;“说话”时应试学生往往把一个话题提前写成一篇短文或选择中小学生作文选中的文章死记硬背，这样在应试时就变成了“背稿子”，根本达不到口语化的要求。同时，民族院校课程资源的结构单一，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淡薄，把教材作为唯一的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主体、内容、条件、方法等方面未能形成有机的整体。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传统“三中心”依然盛行，造成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十几年的汉语文，最终连基本的口头、书面表达都不能顺畅、流利。

二、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是指课程设计、编制、实施和评价等整个课程发展过程中可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自然的总和据研究，课程资源按照功能特点来分，可以分为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两大类。前者包括知识、技能、经验、活动方式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的因素;后者包括直接决定课程实施范围和水平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场地、媒介、设备设施和环境以及对于课程的认识状况等因素。按照课程资源的空间分布来分，可以分为校内课程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凡是学校范围之内的课程资源就是校内课程资源，超出学校范围的课程资源就是校外课程资源。校内课程资源可以包括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校外课程资源也同样可以包括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就利用的经常性和便捷性来讲，校内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占主要地位，校外课程资源则更多地起到一种辅助作用。

目前，民族地区需要较大经济投人的条件性课程资源严重不足，但同时由于课程资源意识淡薄，缺乏课程资源对于教学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及对课程资源的识别、开发和应用能力，导致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带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素材性课程资源被埋没，不能及时地被加工、转化和进人实际的中小学课程，造成许多有价值的课程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很多中小学甚至把教科书当成唯一的课程资源，对课程资源的理解十分狭隘，使中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学习动力，学习效果低下。

摘要：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民族学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上位学科。因此，分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着力辨别其不同之处，进而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研究状况相映照，能够清晰的判定，Ethnomusicology所对应学科的中文名称是音乐人类学，即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民族学所替代，其学科位置为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

关键词：音乐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7.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14

自1980年Ethnomusicology被引入中国并被翻译成“民族音乐学”以来，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本文中，在未明确音乐人类学名称前，均用“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来指称Ethnomusicology所对应的中文翻译，以避免先入为主的误解）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1]，但是仍有诸多重大问题尚未得到最终共识，其中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问题位居前列。30多年来，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出发，围绕着究竟是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或者其他学科名称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甚至是繁琐的讨论，这些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毫无疑问，学科名称的不确定势必极大的影响该学科的发展，目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现状正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仅在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更是极大的影响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2]，众多研究者一直以来也在不断呼吁甚至提出批评，要求尽快明确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

作为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无疑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原因，音乐学界许多研究者将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人类学的替代名称使用，排除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存在，混淆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学的关系。可见，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名称之争，归根到底，是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的字面翻译、及其与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理论研究和实践相对应的问题，其实质在于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状况出发，判定本学科究竟是人类学理论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还是民族学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由于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而民族学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上位学科，因此，本文尝试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关系这一在以往研究中从未出现的全新角度，来分析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以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确定作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

人类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叶启晓在对多种人类学定义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给出人类学的定义为：人类学是“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以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两个视角，从个体、群体和整体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类起源和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体质、文化和社会 “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相互关系的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演进、特征与规律性及人类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综合性实证科学”[3]。与人类学相类似，民族学的定义也很多，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民族学学定义为：民族学是“以民族和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份、起源、分布及相互关系，比较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探索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4]。

摘 要：本文系作者多年开展山地民族农业认知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根据2007年在贵州黎平黄岗村等侗寨调研糯稻命名和分类系统过程中获得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语言人类学和农业生物认知的角度对侗族香禾糯品种系列名称及其分类体系进行了初步分析，旨在透视侗族关于香禾糯遗传资源的语言命名分类系统在侗族农业认知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与侗族传统农业实践之间的“结构化”关系。

关键词：侗族；香禾糯品系； 农业遗传资源； 命名制度； 分类系统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91-08

命名与分类是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事物的重要切入点。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将原始分类视为人类认知的源头和普世基础。如他们所说：“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1]这一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语言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研究中。美国人类学家布鲁席（S. B. Brush）在《农夫的功德》一书前言中指出：“对于人类学者或体验异文化的旅行家而言，作物多样性就象是不同生命的护照。作物品系的命名与分类开启通向农村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门，如环境知识，人地之间的联系，与大地抗争的艰辛生计，针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技术，等等。”[2]这一点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以往的很多山地民族农业研究正是由于无视当地农民对其本土作物品种的命名和分类系统，而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知识系统，只能用武断的“科学主义”价值判断和对“他者”的贬斥来掩盖自己对土著农业智慧的无知。为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重新投放到最基础的原点，根据我们2007年实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过程中在贵州黎平黄岗侗寨等地所获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命名和分类出发探讨侗族的传统农业智慧。

侗族是一个主要栖息于山地近水小坝子地形带的稻作民族，在传统上，其稻作农业以特有糯稻品系——香禾糯为主，在香禾糯品系的命名与分类上创造和传承了一套独特的农业认知系统，从而成为侗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精髓之一[3]。这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泰勒在其1969年主编的《认知人类学》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任何民族的文化，虽然不一定是物质现象，但却都是通过认知对物质现象的组织，即通过对物质现象的命名和分类而得到的认知模式；人类进行分类是认知的需要，世上万物纷杂，变化万千，令人眼花缭乱，命名和分类使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世界缩小成为我们能把握的规模[4]3。不过，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其新著《语言人类学》中对泰勒的不足之处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批评，传统知识系统中的命名和分类不仅有文化表达的意义，而且也有实践的价值，“知识涉及对生产和生活的有意识的组织，它们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可知、可见的实践中去。同时，社会实践活动……反过来又再生产或者改造原有结构”[5] 。这一点似乎也很适合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认知案例，因为据初步调查所知，侗族关于本土水稻品系的语言认知系统与其传统农业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即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不断的“结构化”过程[6]。因而可以说，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研究，对于认识侗族等山地民族中的传统低山地水稻农业的深层内涵和实践特点具有特殊的多重意义。

一、香禾糯的历史背景

香禾糯是我国湘黔桂三省毗邻山区的侗族人民千百年来在当地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下选育出来的特有水稻品种，属于民间所说的“大糯”品系[7]，是国内外学界所称的“特种稻”中最具民族地域特色的品系之一[8]。全球著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社亚太分社主编石磊（Richard Stone）撰文论及香禾糯时，将其译为“Kam Sweet Rice”（意为侗家香糯稻）[9]，可谓十分准确到位。香禾糯虽然在历史上是侗区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但近百年来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目前仅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三县和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侗族南部方言区还有一定规模种植，而黎平县双江乡的“黄岗”（侗语Wangc Kgangl的音译）寨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坚持大面积种植香禾糯的典型侗寨，因此我们当年将项目点选在这里。

香禾糯历史起源的具体年代已难以追溯，但侗族稻作源远流长却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侗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这已被史学界所公认。而百越民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集团之一，这也是学术界越来越倾向或同意的观点，特别是得到了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证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实中的和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大量地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语言材料对文化起源、传播和演进的研究，解决文化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游汝杰和周振鹤以侗台语材料为证据，结合野生稻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推测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以及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1011]，而侗族的历史分布区则正好属于这个地域范围。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等著作，结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白保罗（Paul Benedict）的澳泰语假说，在全方位地收集壮侗语族有关稻作的词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古音构拟，进一步证明了“壮侗语诸族的先民百越最早种植水稻”并形成“‘饭稻羹鱼’稻作文化”等历史问题，考证侗台—南岛语先民古越人最早发展稻作文化，年代应当在6000年以前 [1213] 。

【关键词】湖湘文化；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R-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7—8517（2012）10—0023—02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着“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誉的湖南，在湖湘医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对湖湘医家医著、湖湘中医文化、湖湘道地药材和湖湘民族医药等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湖湘医学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民族地理学是一门跨界于民族学与地理学的边缘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地理学的研究空间还相当广阔。管彦波研究员多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新著《民族地理学》(入选《国家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即他所完成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创新之处，主要在以下方面：

1.全面阐述民族地理学学科的地位。作者在论述民族地理学学科资料积累和发展源流的基础上，对民族地理学进行学术定位，指出民族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序列，又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序列，同时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结构。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在研究系列上应包括民族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论性质的民族地理研究、区域民族地理研究、断代民族地理研究、单一民族地理研究和部门民族地理研究等六个重要的环节。民族地理学横向内容的展开，具体又包括民族人口地理、民族历史地理、民族经济地理、民族聚落地理、民族文化地理等重要方面。民族地理学在研究这些重要内容时，与民族历史学、民族人口学、民族经济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许多学科，不仅在研究资料、方法与手段上会形成密切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学科依存关系，而且在某些具体的研究内容上还有可能建立共同的或者说是重叠的研究领域。总之，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实现学科间的整合，在交叉中求突破，在交融中求发展，是这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的显著特点。

2.体系结构上的精心构思。民族地理学内涵丰富，如何在有限篇幅中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地对此加以论述，很能考验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写作水平。作者在总体上采用了一种三元式体系结构：首先从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视角，将民族地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研究对象、内容、概念、方法、意义及学科体系等做了整体性的论述。突出了学科地位的研究；继而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分化与空间变动”、“民族与自然：人地关系上的民族生态观”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三个方面对民族地理学所关联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最后分别对“世界民族地理”和“中国民族地理”进行具体审视，旨在从“世界”与“中国”的视阈中考察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区域民族构成的历史地理背景，将纷繁复杂的民族人文地理现象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这种三元式体系结构，从涵盖面来说，几乎囊括了民族地理学所有的研究内容，使古今中外各种民族地理知识尽纳其中。仅从这点来说，该书既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体系结构，又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体系结构，称其为民族地理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不为过。

3.论述观点上的创新。主要有：第一，地理环境对种族、民族体质特征和民族性格及心理素质具有重要的影响。书中以五个典型的个案材料为主，深入地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作者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是深邃而辩证的，他指出：“地理环境确实对一个地区或国家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愈是民族发展的早期愈是明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形成民族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地理环境只能是一个基本因素，而且这个基本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主要是作为生产力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起核心作用的是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有力地批驳了某些西方学者所鼓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第二，在对“民族生境”、“民族生态位”等概念具体阐释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民族环境取向的两个基本向度――垂直空间向度和水平空间向度，民族生存和发展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关于居住地周围小环境的认知。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理论，具体分析了各民族对生态过程的理解、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中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生态观念，以及各民族社会传承有序的环境乡土知识对民族生态的维护作用。第三，探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揭示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差异，是民族地理学在考察民族文化地理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内容。书中重点分析了饮食、服饰、丧葬的地域性差异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论述了各种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民族聚落的影响，考察了民族聚落的地理类型与空间分布形态。“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这部分的一个研究重点，书中既分析了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考察了各种自然地理条件对宗教分布、传播和扩散的影响，又对各种宗教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逐一进行揭示，探讨了宗教的生态关怀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作用。通过对民族文化地理的分类考察、综合归纳，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不同民族共同体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一般都有着较为稳定的空间属性或区位地域的植根性、依附性，并且在不同的时空序列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第四，书中关于民族地理现象中地名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颖独到。作者认为：地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不同地域、不同层次民族语地名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基础和文化背景，每一个地名作为民族文化的镜像，它都或多或少地记录着诸如民族兴衰、文化变迁、经济生产、军事活动等纷繁的历史事件，隐藏着大量的具有本源意义的文化信息。在对地名进行民族地理学的解读中，既注重探讨地名对民族地理环境的客观再现及其生态意义，又详细地考察了源于氏族部落或民族名称的大量地名，具体分析了区域民族历史变迁、民族聚居与杂散居分布状况、民族迁徙与跨境民族分布在地名上的反映。

《民族地理学》一书，还有两个值得称道的特色。一是善于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紧紧把握住学术前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学术研究总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继续攀登，一方面要博采众长，起到综合集成和再创新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个人的理论思索和原创，力求新的突破。本书对此体现鲜明。从书后所附“参考文献”目录来看，作者所参考的有关论著多达700余种，可见其涉猎之广。二是书中附有大量地图和示意图。作为一部有关地理学的著作，文字表述当中所加图表的作用相当重要，这可以给读者以直观的感觉，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由于本书所涉及的问题纷繁复杂，作者在对这些相对宽泛的思考加以归拢和提炼时往往比较困难，致使书中个别之处阐述尚欠深入，笔力不够集中。作为一部论题繁多的专著，书后也应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然而瑕不掩瑜，该书不失为一部富有价值的力作，堪称是我国民族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我们期冀作者在今后的科研工作中，进一步丰富与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有所创获，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一、“民族文化先例现象”的理论内涵

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语言学领域发生了一场科技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人类中心论范式。这种新的范式与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否定以往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只是提出了新的原则与研究目的。在人类中心论框架下，认知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成了语言学研究领域中新的热门领域。根据В．З．Демьянкова和Е．С．Кубряковой的定义，“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作为认知机制的、用于对信息进行译码和编码的语言（Краткийсловарькогнитивныхтерминов1996：53－55）。按照Н．Н．Болдырева对认知语言学的评价可认为，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研究最现代、最具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因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与不同的思维结构、不同的进程之间相互作用中的语言，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人们提出了民族文化先例问题，并首先对语言学中对专有名词的民族文化先例语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民族文化先例语义是对先例现象研究进程范畴化、观念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对民族世界图景现实性的一种评价。语言文化学———是语言学与文化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表现，以及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表现。正如俄罗斯学者В．Н．Телия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文化学主要研究“语言中人的、确切点说是‘语言中的文化要素’和‘人中的语言要素’。这就是说，语言文化学是关于人的人类中心论科学的特殊财富，而这一人类中心论最有引力的中心便是‘文化现象’”（Телия1996：222）。其中的民族文化先例现象便是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与民族价值和民族传统密切相关。先例现象体系是民族文化记忆代代相传的重要手段之一。民族文化先例现象作为一种道德标准记载着对该民族的现实评价。可见，语言中存在的大量民族文化先例现象是语言民族特色的最大表现，也是民族存在条件、民族文化、民族语言及民族精神相互关系的最大表现形式。正是以人类中心论科学为基础，结合认知语言学及语言文化学理论，人们开始对民族文化先例现象展开研究。俄罗斯学者Ю．Н．Караулов首先对民族文化先例现象理论中的“先例文本”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所谓的“先例文本”（прецедентныйтекст－ПТ）是指对某一民族语言个性在其认识和情感方面具有其独特文化认知含义的文本；该文本是具有超个性性质的（сверхличностныйхарактер）、是该民族大众广为熟知的文本；是在该民族语言个性话语中多次被重复出现的文本（Ю．Н．Караулов，1987：216）。先例文本是民族文化先例现象中最典型的一种先例。语言文化学中，大量的民族文化先例现象不仅仅源于文艺作品，还可以以神话、传说、口头诗歌、圣经（библейскиетексты）以及口头民间创作等形式存在于民族语言文化之中。此外，以俄罗斯语言学家В．В．Красных为代表的许多俄罗斯语言学者也对“先例文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将民族文化先例现象理论置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和语言文化学理论视角下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他们认为，先例文本也可以是语言外形态的，是与人们的民族文化认知密切先关的，应该从认知视角和民族文化视角不断拓宽对先例现象理论的研究。后来，俄罗斯学者Д．Б．Кудков、И．В．Захаренко、Д．В．Багаева，通过研究也对“先例文本”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并强调民族语言文化中的“先例文本”应该是独立完整的言语思维活动的产物，当这些先例文本，也包括先例语句、先例符号、先例名、先例情景在该民族文化交际过程中不断被该民族大众重复时，这就是先例现象。（Д．Б．Кудковидр．1997：107）。总之，通过对学者研究成果的归纳，目前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先例现象”体系。该民族文化先例现象体系中主要包括：先例文本（прецедентныйтекст－ПТ）、先例语句（прецедентноевысказывание－ПВ）、先例情景（прецедентнаяситуация－ПС）和先例名（прецедентноеимя－ПИ）等。其表现形式有口头先例现象和非口头的先例现象。例如，在民族语言中、文化交际中使用的具有民族文化认知的各种不同的口语单位及文本等言语行为通常被视为口头民族先例现象；而民族文明化认知中的一些美术作品、建筑、音乐作品等通常被认为是非口头民族文化先例现象。（В．В．Красных2002：46）此外，民族文化先例现象也可被概括为是该民族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实际存在的、在社会民族语言文化中为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所熟知的、具有超个体性质的文本、语句、名称、情景等，而且这些具有超个体性质的文本、语句、名称、情景在某民族语言文化共同体成员话语中经常被复现，是一种民族文化先例现象。

二、民族文化先例现象的种类及功能

（一）民族文化先例现象的种类

根据Д．Б．Гудков等学者的观点，文化先例现象的种类包括先例文本（прецедентныйтекст，ПТ）、先例语句（прецедентноевысказывание，ПВ）、先例情景（прецедентнаяситуация，ПС）、先例名（прецедентноеимя，ПИ）等。1．先例文本：是指民族文化语言中完整并独立的言语思维认知活动产物，是复杂的文化认知符号，其成分意义（значение）之和与其文化内涵（смысл）并不完全相对称；此外，先例文本应该为该语言文化共体的每一个成员所熟知，并在交际中通过与该文本相关联的语句和象征能够多次得以复现。例如，русскиесамоцветы商店有这样一则广告“Островсокровищждётвас！”。此广告中“Островсокровищ”是作家Р．Л．Стивенсон的著名小说的名字，意思是“金银岛”。广告的创意人将这个先例文本引用到广告中，指出本商店的珠宝就像“金银岛”上一样，款式新颖、种类繁多。该文本指的是称名类的先例文本，多用于指出某种事物典型的特征及合乎某一标准的特征。2．先例语句：是指民族文化语言中再现的言语思维活动产品是，完整和独立的具有或不具有述谓性的单位（句子或词组）及复杂的文化复杂的符号，其成分意义之和与其含义不相对称。属于先例语句的有各种性质的引文———包括引文本身（文本片段）、作品名称、谚语以及一个或若干语句的完整复制。Чтопосеешь，тоипожнеш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Частерпеть，авекжить．忍得一时忿，终身无烦闷。这种文化先例语句广泛应用于俄罗斯民族文化日常交往中。3．先例情景：是指民族文化语言中由先例语句或先例名引发并具有某种文化伴随意义、标准和理想的情景。Вобщениис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финансовыми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истранамиСемеркиРоссийско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ведётсебя，какдетишкинаВоеннойГрузинскойдороге，которыекричалиО．БендеруиИ．Воробьянинову：《Дэнгидавай！Давайдэнги！》（Изв．，1998）（这段话的汉语意思是俄罗斯在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七国交往中表现得就像在战争时期格鲁吉亚路上的孩子向О．БендеруиИ．Воробьянинову讨钱一样：给点钱吧）在该段话语中，作者利用小说中一些孩子向ОстапБендер索要买路钱这一情景，目的是借作品人物之口，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俄罗斯政府因面临的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向西方七国伸手的窘境。文中出现的“先例情景”无疑对读者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从而收到借古讽今的效果。4．先例名：是指民族文化语言中与先例情景、先例文本的名称相关的个体名，其中包括人名、地名、事物名、民族名等。例如：революция（革命），марксизм（马克思主义），Владллен—ВладимирИличЛенин（列宁），одинадцатоесентября（9．11）等。

（二）民族文化先例现象的功能

对先例现象理论进行研究的语言学家对先例文本的功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例如，俄罗斯学者Г．Г．Слышкин把出先例现象的功能分为四种：包括劝诱功能（персуазивнаяфункция）；•称名（指称）功能（номинативнаяфункция）；•语言游戏功能（людическая／игроваяфункция）和•编码功能（парольнаяфункция）。（Г．Г．Слышкин1999：15）一般来讲，作者在引用先例文本时，先例文本就实现了劝诱功能，目的在于借用别人的文本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文本本身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权威性。而所谓的编码功能，也被称为交际功能。为了针对具体的交际对象，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特意使用某些特定的文化先例现象，而且交际对象一定能够理解交际者的用意，并能了解先例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背景内容。在这一交际过程中，文化先例文本扮演了暗号的角色，只要交际双方具备了同样的文化背景知识就能顺利地进行交际。通常情况下，大众传媒、广告、电影、标语和口号中使用的先例句子都具备这种所谓的文化编码功能。此外，学者Н．А．Фатеева的文学语篇研究中提出了先例现象的意思构建功能（смыслообразующаяфункция）。Ж．Е．Фомичева提出了引入先例（引言）的两种相互补充的功能，即建立联系和对话的功能。而先例现象理论研究的权威专家В．Б．Гудков则认为文化先例现象具有表达、评价和编码的功能。（В．Б．Гудков2003：157－158）总之，通过总结以上各家之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先例现象大致具有如下主要功能：（1）评价功能（оценочнаяфункция）；（2）艺术创作功能（поэтическаяфункция）；（3）编码、识别功能（парольнаяиопознавательнаяфункция）；（4）称名功能（номинативнаяфункция）；（5）交际功能（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функция）；（6）语用功能（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аяфункция）。而且，先例现象的功能在不同的语篇中所表现的又有所不同：（1）科技语篇中：文化先例现象具有一定的鉴定、评价、礼貌（этикетная）和观赏性（декоративная）的功能。（Михайлова1999：11）（2）政论语篇中：文化先例现象具有一定的认知、美学、参照、表现力、评价、交际和语用功能。（Филинский2002：53；Базылев2005：14－16）（3）广告语篇中：文化先例现象具有语用功能，即先例现象对信息接收者产生语用方面的影响。

三、民族文化先例现象的特性

摘 要：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大至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建立以前，本土地名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时期；以及民国建立后，受西方地名学学术影响而发展的近现代地名学科研究时期。当代地名学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且将之运用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上由于文化差别、资料记载缺乏、跨学科研究等原因，导致研究成果甚少，还有待深入挖掘。

关键词：地名学；少数民族地名

地名的记载与研究在我国早有所查。最早关于地名的确切记载，可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其保留下来的今天可理解的地名达几百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中最早出现了“地名”一词。此后，有关地名记载及其命名原则、沿革变迁等记载和研究日益增多，沿革地理成为历史资料中常见的内容。由此可见，地名作为人类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随着我国文字的出现以及国家制度的完善，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经过三千多年的积淀，我国地名学的发展越发迅速，地名研究俨然成为地区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我国地名学的发展

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本土地名研究的起源和研究时期、民国建立以后受西方地名学学术影响的近现代地名学科研究、发展这两个时期。

我国古代对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名的记载、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地名沿革的研究以及地名渊源解释等等。早期的重要著作有先秦时期的《山海经》、《禹贡》等，其贡献主要是对地名的记载，书中记载的许多地理名称沿用至今。到汉朝时，《汉书・地理志》记载地名已多达四千五百多个，并对四十多个地名作了地名渊源和沿革解释，由此我国对地名的记载和研究有了较为系统的方法。《汉书・地理志》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地名学研究的开始。

东汉《集解汉书》、《十三州志》和《地理风俗记》等，其解释地名渊源的方法、内容有所创新。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对地名的收录和解释有所拓展。汉代之后，在地理学者中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日渐增多起来，其代表是《华阳国志》。晋代，我国出现了第一部地名辞典，这就是京相的《春秋土地名》。南北朝时期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地名多达两万左右，解释地名达两千四百处，该书是当时地名渊源及地名沿革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标志着以解释地名渊源为主的地名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地名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其表现在：地名解释数量增加，地名解释内容扩展（记述别名），地名渊源的记述和进一步总结，地名读音和书写规范化问题的探索。

唐代以后，我国的地名学研究主要以总结为主，出现了很多全国性总志。有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等。其地名记载数量和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但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仍然停留在唐代水准之上。整个古代时期，中国地名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地名渊源与沿革的研究方面，所记载地名及其渊源解释虽多，但无论在地名研究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并没有太大新建树，只是依附于历史学门类，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中国地名学的研究成果，大都从地名学领域出发进行本体研究。从语言、文化两个角度对地名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目前可见的有李如龙先生的《汉语地名学论稿》、《地名与语言学论集》、盛爱萍《温州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等少数专著。而壮语地名的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各类论著中。系统梳理和讨论壮语地名的研究成果，就笔者管见，当推覃凤余、林亦两位教授的新著《壮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以下简称《壮语地名》)。全书共分七章，集地名语言及文化研究于一体，材料丰富，既填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系统研究的空白，又推动了汉壮语接触研究、壮族文化研究的进程，可谓二十一世纪中国地名学研究领域结出的一枝奇葩。

一、《壮语地名》的特点

综观全书，笔者以为，《壮语地名》一书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框架合理，重点突出。全书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壮语地名的分类”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的第三章“壮语地名命名法的特点”、第四章“壮语地名中的壮语与汉语”、第五章“壮语地名汉壮对译的对音价值”、第六章“壮语地名中的汉借词”是全书的主体。上述四章内容集中对壮语地名中所反映的语言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着意挖掘壮语地名中所蕴涵的壮族文化。第七章“规范化与民族文化”从“定音”、“定义”、“定形”三个角度为壮语地名的规范化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二)材料丰赡，数据可靠。《壮语地名》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普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24个县、市出版或未出版的地名资料，建立了自然村屯多达37926条壮语地名的资料数据库。前期资料工作可谓细致入微，材料丰富，避免了以往此项研究材料的零散性。全书在在数据库的基础上，整理出《22县市的通名及常见专名的汉字使用情况表》，此表为学术界提供了壮语地名详尽的语言资料，做了一件大好事。另一方面，此表也奠定了全书工作的基础。书中主要观点的阐发基本都在定量分析的前提下进行，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三)方法科学，言之有据。《壮语地名》自始至终都以地名学、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同时参以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无论是在宏观地名分类还是微观分析具体地名时，都言之有据，令人信从。

二、《壮语地名》的亮点

粗粗读来，《壮语地名》可圈可点甚多。

Ethnomusicology这个词从最初在欧洲出现至今已有50多年，自上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并被广泛使用也已近30年的时间，但学术界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概念和中文译名一直未能统一，这给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为了弄清各学科名称之间的关系，本文力图从Ethnomusicology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现状入手，对这些学科的学术概念、学科内涵、研究角度、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得出Ethnomusicology的概念已经泛化并分化成不同学科的结论，同时对Ethnomusicology的释义和译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Ethnomusicology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和翻译，有称“民族音乐学”的，有称“音乐人类学”的，还有称“音乐文化学”的。对此，大家在著书立说时往往不加区分，各取所好，混为一谈，窃以为，这种现象在其他学科是比较罕见的。

学科名称通常反映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视域范围和研究方法等。Ethnomusicology多名称混用的状况使得大家对该学科的内容、范围和研究方法等产生了模糊认识。一方面，多数学者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同起来，视为同一学科；另一方面，少数高校同时招收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专业方向的学生，这委实令人颇为费解。那么，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区别；有无区分或统一的必要；如要区分，又当如何进行？本文主要就这几个方面问题与业内同行进行探讨。

一、Ethnomusicology的出现及多名称并存现状

众所周知，“Ethnomusicology”一词源自于荷兰学者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的个人创造。1950年，吉卜•孔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著作《民族音乐学》，该书将“Ethno”（氏族、种族、民族，或泛指人）与“musicology”（音乐学）进行组合，创造了Ethnomusicology一词，并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毫无疑问，“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译名当为“民族音乐学”（也有人译为“人类音乐学”）。但由于音乐界对是否该用“Ethnomusicology”这个词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致使大家在对该学科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音乐界就出现了Vergleichende Musikwikwissenschaft（比较音乐学）、musical folklore（音乐民俗学）、Anthropology 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Cultural musicology（文化音乐学）等诸多名称。然而随着该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变得更为宽泛，学科命名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准确地界定该学科名称，成了当前世界音乐领域的一大难题。在当今中国就有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学等多个名称。

回顾历史，中国最早接触、学习、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是王光祈先生，其时为“比较音乐学”。自上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率先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到1980年“南京会议”①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确立，国内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名称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至今没有统一。

在我国最早将Ethnomusicology一词译为“民族音乐学”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南京会议”之后，这一名称逐渐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流传开来。如，伍国栋将其论著定名为“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有本书叫《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但这一名称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相当一批学者的反对。管建华经常使用的是音乐人类学，出版有《音乐人类学导引》、《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等，并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杨沐，杨沐在《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一文中明确将“‘音乐人类学’作为本学科的中文名称”②。而蒲亨建等人使用的是“音乐文化学”。同时，蒲亨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等“均名异而实同”③，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中国音乐理论界的普遍看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多民族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文学在内的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皆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各民族的文学在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各民族文学异彩交辉、相融并进,使得中国文学具有了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族蕴涵好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特色。”[1]古代文学如此,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历史的规律。

在21世纪的今天,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探索梳理多民族文学融汇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文学健康发展,走向未来,繁荣昌盛,增进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协力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文学史存在的现状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文学史

自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体制逐渐形成,中国文学史成为各高等院校中文(或国文)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林传甲诸人在北京大学讲授该课,相关的教材、讲义、专著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然而,传统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史,却普遍存在两个方面的严重缺憾:一是介绍内容基本上是正统的书面文体,即所谓诗文词赋,以及小说戏曲之类,而对于数量十分广泛的民间口传文学则几乎不予理会。第二,除个别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的汉字文献作品之外,主要内容皆为汉族作家文学,多民族文学作品几成空白。这就使得《中国文学史》多为名不副实,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汉字书面文学史”,与中国多民族文学实际情况不符,未能全面的反应其文学成就。

这种情形的产生,当然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简单归纳大概有这样两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国传统的问题等级观念,以诗文为正宗,予以特别重视,其余文体则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其后,词曲小说之类方在大多数学者眼里占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元曲长期以来遭受的境遇,亦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元曲如此,其他民间俗文学为论者所不屑一顾更是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客观条件问题,主要是语言障碍,由于汉民族数量众多,汉语影响力强大,成为境内乃至东亚地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和范围都有较大局限。因此,除了少量翻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或者少数民族作家直接用汉语创作的作品得以较广地流传之外,各民族丰富的文学成就多限于在本民族内部传播,大多不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学者们这种因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知识结构缺陷,是造成学术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书写不可回避的客观障碍。

此外,由于前面两种原因的结合,即客观障碍所造成的对民族文学成就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征差异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及对不同文学体裁艺术表现手法的喜好程度等,都会形成对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各种非主体文学样式有意无意的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