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精选

摘要：新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利的保障方面有了较大修改，特别是增加了律师申请回避的权利。本文从律师申请回避权角度，简要介绍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概况和存在价值，并重点分析了增加律师申请回避权对于完善回避制度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律师申请回避权；回避制度；刑事诉讼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修完成，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在总结以往多年刑事诉讼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律师刑事辩护权利的保障和人权保障方面的规定和修改取得了较大突破。特别是增加了律师申请回避的权利，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刑事诉讼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三大诉讼法的基本制度之一，它的建立依据了西方的“自然公正原则”。现代意义上的审判是将纠纷交给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方加以裁决，为此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应当保证第三方的绝对中立地位，如此才能使纠纷当事人信任第三方，从而有利于维护审判的权威性。

刑事诉讼法回避，指的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同案件有法定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的，不得参与该案件诉讼活动的一种诉讼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并在刑事诉讼立法实践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回避制度，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权，树立司法权威。

二.刑诉回避制度的价值

刑事诉讼回避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修改实施的刑诉法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侦查措施和审判程序等进行了大幅的修改，对检察监督权的运用具有深刻的影响。控申工作也发生了由“转”到“办”的重大转变，工作量和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监督制约职能进一步增强，控申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检察机关控申部门应及时转变观念、加强学习，从思想、认识、工作上为新刑诉法的贯彻实施做好充分准备。

一、刑诉法修改后对控申工作做出了新的规定

归纳起来，新刑诉法直接涉及控申工作的新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首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救济渠道，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

（二）首次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刑事诉讼法第115条：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首次将程序违法纳入再审程序，细化、补充了案件重新审判的条件

摘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国际上是保证刑事案件程序和实体合法的重要手段。

本文作者结合多年从事刑事检察工作来分析检察机关运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探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合理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据和方法，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 化解社会矛盾

审查，是刑事诉讼承上启下的关键，承担着打击犯罪、保障权利、维护法治的重要职能。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离不开检察职能，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司法部于1994年正式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05年下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了法律援助制度，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2013年2月4日新修订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均确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提出到明确到正式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探索近二十年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审查阶段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不突出，这与之前缺乏法律规定和缺少推进该制度的方式、方法有关。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进行了扩展，对适用对象进行了扩大。根据以上规定各级检察机关针对不同适用对象分别制定出适用的方式、方法，通过审查案件，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明显提高。

一、审查阶段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据主要体现在新法对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的扩展

笔者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平等、人权和正义三个方面作为理论基础，从而确立和形成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理由和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1]而法律援助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将刑事法律援助适用时间进行了扩展。

在审查阶段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意义。刑事诉讼中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符合规定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人，符合规定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摘 要：本文在指出了原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之后，对新刑诉法中构建的新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研究，对其在扩大申请人范围 扩大可获得援助的案件范围以改革申请援助的模式和程序等方面做了一些探讨，指出新制度充分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此外，笔者还讨论了新制度仍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新刑事诉讼法；人权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念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公民各项权利的实现，对需要法律救济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及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本文所要讨论的刑事法律援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刑事法律援助与个人、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行为不同，它主要是一种国家的行为，其实施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部门；第二，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包括一般援助对象和特殊援助对象，一般援助对象是指经济困难而无法支付相关费用的公民，特殊援助对象是指身体残障人员，包括盲人 聋哑人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极刑的被告人；第三，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主要是减免法律费用。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基础

法律援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公民有权利得到法律援助，同时国家有义务为之提供法律援助。而本文要讨论的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论基础就是为了使社会弱势群体在面对国家强大的公权力面前能够获得应有的利益和人权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摘 要：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准备性权利，为律师权的核心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实施情况却是难以令人满意，辩护律师取证几乎无证据可查，调查取证权实为空说。为突破以上瓶颈，新《律师法》作出新规定，目的是落实辩护律师的核心权利，实现控辩双方权益均衡，但或种种因素，辩护律师调查取证仍存在大量问题，调查取证权难以落实。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对策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身份；增设取证时的录音、录像权，强化被调查人、证人的配合义务；补充申请调查取证的救济程序。

关键词：新《律师法》；刑事诉讼；律师调查取证权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09-02

一、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基本含义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准备性权利，为律师权的核心权利。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理论，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向有关单位或个人（包括证人、被害人、被害人的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进行调查，了解案件情况，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材料的权利。其目的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维护其合法权益。

新《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也就是说，除该条第一款规定的辩护律师有申请相关司法机关进行取证的权利外，律师亦可在未获被调查人或者单位的同意前,单凭律师执业证书与律师事务所证明即可行使调查取证权。结合该法第33条可知，从侦查阶段开始，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辩护律师即可自行开展调查。

二、刑事诉讼中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与问题

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申请办案机关进行调查取证，或辩护律师自己搜集证据两种取证途径。但这却与《刑诉》相关条文产生以下冲突：一是调查取证权获得时间，按照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可在刑事诉讼任一阶段调查收集与案相关证据和材料，而《刑诉》却认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只能是其成为辩护人之后才获有该权利。二是调查取证权的权限：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在行使调查取证权并不需征得任何人、任何机关的同意或准许。但《刑诉》在否定律师有自行行使该权利的同时，将调查取证权利的权限按调查对象细分为两种情况：即辩护律师若是向一般证人、单位调查取证的，必须经对方许可；倘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对象为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必须经过调查对象与检查机关或人民法院许可。

【摘 要】新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上针对律师主要诉讼权利的变化很引人关注，但作为其“核心权利”的阅卷权和取证权两项，无论是从制度设计本身还是实践现状运作来看，新法的有关规制仍存在局限及实施障碍，距离理性的现代化刑事辩护制度尚存在提升的空间。

【关键词】律师；阅卷权；取证权

一、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律师阅卷权和取证权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亮点之一就是在律师辩护制度上的改变与创设，例如提升律师在侦查阶段地位，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得以实现；又如辩护人的责任体现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辩护范围得以扩大等。在涉及律师的阅卷权与取证权方面主要是：其一，律师阅卷的内容范围扩展，阅卷权行使效果可待增强。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可见，新刑诉法在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后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和审判阶段，都可以查阅、摘抄以及复制案件的材料，内容上也不再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这种“全案阅卷”和“双重阅卷”的规定不但把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犯罪事实材料的阶段提前至审查阶段，从而有利于律师及早了解指控所依托的证据体系，有更充分时间去应对，而且还扩大了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的范围，直接增强了阅卷工作的实效性。其二，律师可申请调取证据，取证权得以被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正视”。新刑诉法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检察院机关或法院予以调取。同时，新刑诉法还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一点可以理解为是从另一侧面肯定了律师有自行取证的权利。

综上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则有重大改进：阅卷权行使的时间提前、范围扩大使得律师辩护的针对性提高了，这在相当程度上为律师辩护提供了正向的推动力。然而不得不承认新刑诉法背景下的律师辩护制度距离理性的状态和良好的预期尚存在差距，例如辩护律师的强制取证权这样本可增设的制度并未被正面认可等。

二、新刑诉法背景下律师辩护阅卷权与取证权的实施障碍

新刑事诉讼法在有关律师诉讼权利整体上有制度性缺失，突出表现为缺少对律师主动调查取证权的直接确认。新刑诉法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从事的行为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进行申诉、控告或者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以及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这是以列举的方式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进行了规定，显然其中没有明确涉及“取证权”。如果把“法律帮助”理解为包含调查取证似乎也不为过，但将这样一项事关辩护成败的基础性权利涵盖在那样一种略显牵强的理解中实在是不适宜的。另一方面，新增制度缺少细化规范，可操作性受到牵制。就律师的阅卷权而言，律师阅卷权行使的具体方式例如地点、时间、次数、手续，以及阅卷时可为和不可为行为的范围，乃至其阅卷权受到不当限制时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向哪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寻求救济等等，都欠缺详尽和实际化的规范。

除了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之外，现实之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制约着律师阅卷权和取证权的有效实现。所谓现实不利因素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基于制度设计缺陷而产生并积存下来的一些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形成了一种“负能量”，反过来制约着新制度的显效。一方面，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积习难改的做法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加之不同机关之间由于诉讼职能和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不一样，就难免在同一制度的执行上发生冲突，或者基于本机构的职能需要而做出利己的理解和操作。

一、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介入诉讼履行辩护职责。此规定因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过于仓促而致种种弊端，久为人诟病。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可以做什么，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即没有明确规定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哪一种，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论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观点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有人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有的观点称之为“法律帮助人”，有的的观点则认为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律师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辅佐人”身份很相似，因而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有的观点认为辩护人可以分为广义辩护人和狭义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审查和审判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辩护人属于狭义辩护人，即正规意义上的辩护人；与此相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则属于广义辩护人。还有的观点根据上述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反推得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结论。等等。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有必要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法律帮助人”， 既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性。刑事诉讼是一种要式法律活动，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均有相应的明确称谓，其称谓与其诉讼权利义务呈对应关系。查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并无上述称谓之记载，足见其缺乏法律依据。就科学性而言，因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定为委托关系，因此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难以揭示该委托关系与其他委托关系在质的规定性上的区别。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法律帮助人”，同样在种属关系上存在混淆。就律师的所有业务活动而言，其目的均为向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因此该观点亦难凸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就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的观点而言，根据律师法第26条的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聘请人的合法权益。查律师法第25条之规定，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与律师刑事诉讼业务为并列关系，因此，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内容本身不包括刑事诉讼业务。因此把侦查阶段的接受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亦非妥当。

其次，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被告人的法定人、保护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随时担任辅佐人。”“辅佐人以不违反被告人明示的意思为限，可以进行被告人可以进行的诉讼行为。”就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辅佐人而言，“辅佐人，乃于后在法院陈述意见，而辅助被告或自诉人为诉讼行为之人，其用意与辩护相似，系为保护被告或自诉人之利益而设。惟辅佐人，重在充实被告或自诉人事实上攻击或防御能力；而辩护人，则重在补充被告之法律上防御能力。”根据有关规定，可以充任辅佐人的有被告或自诉人的配偶、直系或者三等亲内旁系血亲或家长家属，或被告的法定人。“得为辅佐人之人，欲为被告或自诉人之辅佐人时，得于后向法院以书状或于审判期日以言辞陈明之。一经陈明，即取得辅佐人之地位，与辩护人应经被告或有选任权之人之选任，或由审判长之指定者不同，亦非由于委任。”可见，上述二立法例所规定的辅佐人均在审判阶段参加刑事诉讼，在得充任辅佐人的人员范围上亦有定规，且就功能而言辅佐人制度与辩护人制度乃互补关系。而上述论者所言的我国律师系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其必须为律师方可，这几方面的差异均说明不能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与上述二立法例的辅佐人具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法律辅佐人。

第三，将辩护人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也是不科学的。这种区分的依据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审判阶段律师权利的配置差异，即所谓狭义的辩护人可以根据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独立地发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而侦查阶段的律师，因为他只能进行申诉、控告、会见等活动。后者的性质属于接受委托后，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因此与前者存在区别，因此可称之为属于广义的辩护人。笔者认为，这种划分采用了双重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在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在其他权利方面亦不乏类似显著差别。这些差别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两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统称为辩护律师。因此，以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审查和审判阶段律师的权利配置存在差异为由而把辩护律师的身份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是不科学的。辩护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配置应当与每个诉讼阶段的性质、任务相适应，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即在具 体权利方面不尽相同。然而，尽管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后两个阶段律师的权利存在量上的差别，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此外，上述把辩护律师区分为广义辩护人与狭义辩护人的观点，也不利于正确认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作用。这种观点强调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活动是在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从而忽视了辩护职能在侦查阶段的独立作用，体现的仍然是诉讼阶段划分上的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认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前奏和准备阶段，强调侦查阶段的目的就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人，并将犯罪人交付审判，绳之以法，从而忽视了侦查阶段保护人权的诉讼目的。从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来看，侦查阶段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侦查阶段除了要重视打击犯罪以外，还要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有重视把无辜的人及时从诉讼当中解脱出来。这些工作并不能包容在为审判作准备这样的狭隘观念之内。因此把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称为广义辩护人不免有强调打击，忽视保护之嫌。实践中认为律师分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的观点也同样反映了忽视刑事诉讼各阶段独立性的倾向。

第四，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观点，采取了回避的方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地解决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是“诉讼人”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仅仅属于一般的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的性质；为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都是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侦查阶段的律师可以称为“诉讼人”。首先，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本身在于指导犯罪嫌疑人正确行使辩护权，本身就是一种防御行为；其次，刑事诉讼中诉讼人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所聘请的人。就公诉案件而言，立法并没有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刑事部分可以聘请诉讼人；第三，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这种行为不同于再审申诉。1、这种申诉、控告的目的具有防御性，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事中救济，而再审申诉则是一种事后救济；2、这种申诉、控告在内容上具有直接对抗性，针对的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滥用，而再审申诉的对抗性只能是间接的；3、这种申诉、控告的对象是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而再审申诉的对象则是生效判决、裁定。因此，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的这种诉讼职能是为辩护职能而配置的。这种对与本案有关的侦查机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该申诉、控告行为是总的辩护职能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辩护职能和控诉职能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控诉活动是可以为辩护职能服务的。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所进行的申诉、控告活动仍然是辩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就是辩护人。只有把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对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的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立法的字面含义，而应当从诉讼职能的高度全面、系统地予以考察。

二、必须正确认识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上述关于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律师的身份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是否承认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的问题。易言之，涉及到的实质上是是否承认侦查中的抗辩观的问题。

必须充分肯定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的大修改中，把“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写入了刑事诉讼法典。但是，对诉讼的各个环节如何进行监督，监督职能与诉讼职能的关系如何，却显得原则和粗糙。这次刑诉法的修改，进一步总结和巩固司法改革的成果，针对诉讼中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和司法改革的要求，运用了大量的条款规定了法律监督的具体内容，使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从抽象步入具体，把诉讼中权力的配置、组合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之更加民主，更加科学。

一、新刑诉法对诉讼监督的完善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要求，检察机关既是刑事诉讼的参与者，又是司法公正的法律监督者，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责任，对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对诉讼监督职能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完善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刑事立案监督、刑事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事执行监督。新刑诉法为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扩展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范围，增添了诉讼监督的内容。例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又如，增设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由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新刑诉法还在现行监督的范围中新增了诉讼监督的内容。例如，为了贯彻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的比例原则，控制和减少审前羁押，立法修改在保留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职权外，赋予检察机关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再如，对于新增设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为了保证此种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等。另外，此次立法修改，还注意将刑事执行活动全面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并且以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的监督为重点，增添了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内容，健全了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制度。

（二）对诉讼监督职能的手段和效力进行完善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时，因缺乏监督手段或者监督效力不明确而影响监督的实效。新刑诉法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适当增加了诉讼监督的手段，明确了诉讼监督的效力。如：为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发现违法行为是纠正违法行为的前提，要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首先要保证检察机关的知情权和调查权，因此授权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同时，为了改变实践中监督滞后的情况，也是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以便适时开展监督，立法明确规定有关机关在采取某种诉讼行为或者作出诉讼决定时，要将相关行为或者决定同时告知检察机关。

一、法律援助机构与检察机关的合作与探索

第一，值班律师需要驻所检察官协助以充分实现其职能。在法律援助律师试点工作中，驻所检察官的职能逐步得到加强，带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首先，驻所检察官可以比较方便见到被羁押人，而值班律师在这方面限制较多。通过与驻所检察官合作，值班律师可以开展更多样的咨询工作，例如让更多被羁押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且借助检察官发放和回收咨询资料，进行书面法律咨询。此外，对于被羁押人向值班律师提出一些申诉内容，值班律师可以转发给驻所检察官，推动检察机关查明情况，纠正错误，维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第二，值班律师可以协助检察机关完成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职能。《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16条指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公安机关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2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值班律师可以作为中立一方，帮助被羁押人及其家属处理与检察院、公安机关的互动关系。由值班律师协助处理相关申诉工作，不仅可以缓解驻所检察官的工作压力，也可以提升值班律师的影响力。在试点中，将值班律师办公室设立在驻所检察官办公室旁边，不只是形式上的规整好看，还意味着法律援助机构与检察机关强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未来合作。因此，我们在通过政法部门协调的过程中，确定值班律师的工作模式时，也将值班律师与驻所检察官以及检察院沟通、协调的机制以明文规定下来。

二、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为了进一步拓展值班律师在看守所开展工作的平台，在今后与检察机关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应该突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检察院方面有关完善羁押场所监督职能的试点工作，例如关于羁押期限的“一证通”制度等，从中找出值班律师参与其中的契合点，扩大值班律师参与看守所管理和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范围。二是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渠道，收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需求方面的数据，比如被羁押人提出申诉的数量、内容，以及获得辩护的比率等。以这些实证数据为基础，司法行政机构可以更好地设计相关的法律援助工作方案，以及争取更多来自政府、社会的资源支持。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近三年全国法院一审生效刑事判决每年判处的罪犯，其中农民、农民工、无业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所占比例为87%，这些人大部分经济困难，但实际能够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还不到一半。还有实证研究表明，被判处轻缓刑的农民工曾经被大量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除此以外，监禁刑罚适用率为79.13%，农民工非监禁刑罚适用率低于全国整体水平。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当前刑事法律援助的一大挑战在于，被羁押人及其家属很少知道可以申请刑事法律援助。其次，就算他们想申请，在羁押期间，依据目前的看守所管理规范和机构设置，也几乎不可能将这一诉求传递到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近年来，司法部正力图在全国各地推行“看守所值班律师”试点方案，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的法律援助经费在飞速增长，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应该争取将这些增长的资源分配给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这其中的挑战在于，为刑事案件中的农民工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是有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办案补贴有限，而办案成本较高，有限的人力多做刑事法律援助，就意味着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少去更多，会减少总体的案件数量。另一方面，基层老百姓乃至政府官员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给坏人打官司”的看法，削减了对这一领域的投入。因此，设立值班律师办公室，还需要争取地方政府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投入，通过深入的法制宣传来改变落后的刑事司法观念，才能够契合法治发展趋势，落实新《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部《规定》的要求，推动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刑事法律援助领域的重大突破，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效果，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公安、检察机关如何落实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告知和通知义务？如何安排值班律师与被羁押人的会见？值班律师办公室如何收集数据和反馈，评估被羁押人对这项工作的需求，以及值班律师制度的实际效果等？需要在试点的过程中，在多方的尝试中，集思广益，总结最佳做法。一是注重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共同探索看守所值班律师等试点方案，合作推进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积极落实《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所提出的要求。二是通过探索出一套可负担、可持续的看守所值班律师工作模式，争取地方政府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和经费支持。三是争取更多相关方的参与，包括与当地法学院校、社会团体合作，组织小型的工作坊、培训班，共同开展被羁押人需求评估，借鉴国内其他试点地方的经验，设计因地制宜的值班流程，为值班律师提供持续的能力建设和指导，以及通过地方人大、政协提出对试点方案的建议和倡导等。把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刑事法律援助领域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效果。

作者：孔焰 丁鹏 单位：湖北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处 武汉大学法学院

一、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介入诉讼履行辩护职责。此规定因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过于仓促而致种种弊端，久为人诟病。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可以做什么，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即没有明确规定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哪一种，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论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观点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有人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有的观点称之为“法律帮助人”，有的的观点则认为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律师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辅佐人”身份很相似，因而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有的观点认为辩护人可以分为广义辩护人和狭义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审查和审判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辩护人属于狭义辩护人，即正规意义上的辩护人；与此相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则属于广义辩护人。还有的观点根据上述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反推得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结论。等等。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有必要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法律帮助人”， 既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性。刑事诉讼是一种要式法律活动，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均有相应的明确称谓，其称谓与其诉讼权利义务呈对应关系。查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并无上述称谓之记载，足见其缺乏法律依据。就科学性而言，因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定为委托关系，因此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难以揭示该委托关系与其他委托关系在质的规定性上的区别。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法律帮助人”，同样在种属关系上存在混淆。就律师的所有业务活动而言，其目的均为向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因此该观点亦难凸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就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的观点而言，根据律师法第26条的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聘请人的合法权益。查律师法第25条之规定，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与律师刑事诉讼业务为并列关系，因此，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内容本身不包括刑事诉讼业务。因此把侦查阶段的接受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亦非妥当。

其次，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被告人的法定人、保护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随时担任辅佐人。”“辅佐人以不违反被告人明示的意思为限，可以进行被告人可以进行的诉讼行为。”就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辅佐人而言，“辅佐人，乃于后在法院陈述意见，而辅助被告或自诉人为诉讼行为之人，其用意与辩护相似，系为保护被告或自诉人之利益而设。惟辅佐人，重在充实被告或自诉人事实上攻击或防御能力；而辩护人，则重在补充被告之法律上防御能力。”根据有关规定，可以充任辅佐人的有被告或自诉人的配偶、直系或者三等亲内旁系血亲或家长家属，或被告的法定人。“得为辅佐人之人，欲为被告或自诉人之辅佐人时，得于后向法院以书状或于审判期日以言辞陈明之。一经陈明，即取得辅佐人之地位，与辩护人应经被告或有选任权之人之选任，或由审判长之指定者不同，亦非由于委任。”可见，上述二立法例所规定的辅佐人均在审判阶段参加刑事诉讼，在得充任辅佐人的人员范围上亦有定规，且就功能而言辅佐人制度与辩护人制度乃互补关系。而上述论者所言的我国律师系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其必须为律师方可，这几方面的差异均说明不能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与上述二立法例的辅佐人具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法律辅佐人。

第三，将辩护人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也是不科学的。这种区分的依据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审判阶段律师权利的配置差异，即所谓狭义的辩护人可以根据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独立地发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而侦查阶段的律师，因为他只能进行申诉、控告、会见等活动。后者的性质属于接受委托后，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因此与前者存在区别，因此可称之为属于广义的辩护人。笔者认为，这种划分采用了双重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在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在其他权利方面亦不乏类似显著差别。这些差别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两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统称为辩护律师。因此，以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审查和审判阶段律师的权利配置存在差异为由而把辩护律师的身份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是不科学的。辩护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配置应当与每个诉讼阶段的性质、任务相适应，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即在具体权利方面不尽相同。然而，尽管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后两个阶段律师的权利存在量上的差别，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此外，上述把辩护律师区分为广义辩护人与狭义辩护人的观点，也不利于正确认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作用。这种观点强调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活动是在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从而忽视了辩护职能在侦查阶段的独立作用，体现的仍然是诉讼阶段划分上的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认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前奏和准备阶段，强调侦查阶段的目的就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人，并将犯罪人交付审判，绳之以法，从而忽视了侦查阶段保护人权的诉讼目的。从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来看，侦查阶段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侦查阶段除了要重视打击犯罪以外，还要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有重视把无辜的人及时从诉讼当中解脱出来。这些工作并不能包容在为审判作准备这样的狭隘观念之内。因此把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称为广义辩护人不免有强调打击，忽视保护之嫌。实践中认为律师分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的观点也同样反映了忽视刑事诉讼各阶段独立性的倾向。

第四，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观点，采取了回避的方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地解决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是“诉讼人”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仅仅属于一般的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的性质；为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都是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侦查阶段的律师可以称为“诉讼人”。首先，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本身在于指导犯罪嫌疑人正确行使辩护权，本身就是一种防御行为；其次，刑事诉讼中诉讼人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所聘请的人。就公诉案件而言，立法并没有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刑事部分可以聘请诉讼人；第三，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这种行为不同于再审申诉。1、这种申诉、控告的目的具有防御性，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事中救济，而再审申诉则是一种事后救济；2、这种申诉、控告在内容上具有直接对抗性，针对的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滥用，而再审申诉的对抗性只能是间接的；3、这种申诉、控告的对象是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而再审申诉的对象则是生效判决、裁定。因此，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的这种诉讼职能是为辩护职能而配置的。这种对与本案有关的侦查机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该申诉、控告行为是总的辩护职能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辩护职能和控诉职能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控诉活动是可以为辩护职能服务的。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所进行的申诉、控告活动仍然是辩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就是辩护人。只有把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对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的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立法的字面含义，而应当从诉讼职能的高度全面、系统地予以考察。

二、必须正确认识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上述关于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律师的身份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是否承认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的问题。易言之，涉及到的实质上是是否承认侦查中的抗辩观的问题。

必须充分肯定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