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治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关注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的培养活动。文章主要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培养大学生绿色发展理念的途径，通过绿色发展理念的培养，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使大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大学生；绿色发展理念；培养途径

中图分类号：G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29-0005-02收稿日期：2016-07-25

“绿色”一词被明确表达为“十三五”期间的发展理念，代表勃勃生机，而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他们的健康发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促进大学生的绿色发展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培养目标。

一、绿色发展理念概述1绿色发展理念内涵

“绿色发展理念”是在“十三五”期间提出的，“绿色”首先是一种生态颜色，具有多元化，并不是简单的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理念”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从内涵看，绿色发展是一种创新模式，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大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是要促进大学生的心灵绿色发展，让他们的生命价值得以体现。大学生的绿色发展，包括绿色环境意识、绿色较高的道德素质、绿色行为、绿色心灵、绿色的健康人格，实际上是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约束自身的行为，实现知识、意识、情感和行为的统一。

2大学生培养绿色发展理念的必要性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绿色政治”在欧洲风靡开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这股“绿色的旋风”吹进了中国。文章以绿色政治为中心，具体阐述了绿色政治的含义及其起源，分析论证了我国发展中国化绿色政治道路的必然性以及途径。

【关键词】绿色政治；生态政府；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67-02

一、绿色政治思潮及其兴起

（一）绿色政治的含义与主张

绿色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最先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一种新兴的政治思潮，它从生态主义的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出发，批判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审视自然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经济发展方式、政治架构和生活方式，主张以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为中心，实行生态民主、绿色管理和绿色生活方式，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生态文明。

（二）绿色政治的兴起与发展

绿色政治思潮的兴起、是特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从根本来说，是人类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思在政治理论和政治行为上的体现。生态社会主义者正确地揭示了生态环境危机根本原因在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由于规模不大，对环境资源破坏的后果不明显。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发展追求经济增长而不顾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了环境恶化和资源浪费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危害了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引发了全球生态抗议运动。

4月6日，由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交学院、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济南大学、山东工商大学、吉林中医药学院等国内高校和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江西省社科院《鄱阳湖学刊》编辑部、国家环保部《绿叶》杂志社等研究机构的代表40余人出席了会议。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学术流派研究”是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2年度重点项目，而本次会议也是该课题的项目开题与启动会。他首先阐释了“生态文化理论”概念的意涵，认为可以将其界定为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某一层面的生态理性化描述、批判和超越，依此可以按照“深绿”（侧重于个体价值观的激进转变）、“红绿”（侧重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激进变革）和“浅绿”（侧重于经济技术与政策管理的渐进改变）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国内外的生态文化重大理论及其学术流派作系统性梳理，并就它们对于现代文明生态化转型的变革潜能及其影响路径加以考察。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针对上述发言，卢风教授（清华大学）就生态文化理论和科技主义批判的关系，张云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就不同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准确概括，曹孟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就如何在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开展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的批评性研究，方世南教授（苏州大学）就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雷毅教授（清华大学）和张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就深生态学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黄娟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就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关系，王学东教授（中山大学）和任丙强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就环境全球管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作了评论性发言，并就各子课题承担人的研究设想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郇庆治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深绿”、“红绿”、“浅绿”的三维构架只是提供了一个分析国内外生态文化理论及其学术流派的观察视角。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最新英文资料阅读与整理的基础上对各个主流流派作出一种绿色变革视角下的“自主性阐释”，揭示它们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的文明与社会绿色变革意蕴。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阐明上述三大阵营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联系，真正的问题不是比较谁更激进（绿）、谁更保守，而是它们何以以及如何协同构成人类文明已然开始的漫长而艰难的绿色变革征程中的基础性智力资源与支撑。

[作者简介：徐 越（1985―），男，山东莱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

提 要 文章基于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应，证明了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经济正效应；其次，文章将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将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与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在28个省份中处于中低位置，需要加大投入。进一步探讨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为生态江西建设提供可行建议意义重大。

关键词 绿色公共投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比较分析

一、引言

绿色公共投资，亦被称为自然资源环境公共投资，是与绿色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投资中有关于绿色项目建设的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投资。在公共投资及其效率方面， Aschauer（1985）提出的生产函数法把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加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从而分析公共投资存量是否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投资研究上，国外学者Douglas Trevor Kuzmiak 1995？雪在其文章中提到现在发展的环境问题，探讨重视环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研究美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是其影响力和方向探讨。对于绿色公共投资，国外系统研究较少。

对于公共投资及其效应、绿色投资及其效应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做了不少的努力。马拴友2000？雪把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加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从而分析公共投资存量是否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于长革（2006）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并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检验得出结果公共投资与产出正相关；并且，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出我国当前政府公共投资的最优规模。殷强2007？雪实证分析了我国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率、配置效率、微观X效率，并用制度变迁、制度分析来诠释我国公共投资宏微观效率的损失。孟耀、张启阳（2005）在解析了绿色投资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绿色投资与循环经济的关系，提出了绿色投资的方向和发展思路，以及构建绿色投资制度，发展绿色投资，实现循环经济的建议。邢秀凤、刘颖宇（2006）选取1988-2002年的山东省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蔡珞珈、黄蔚（2006）选取 1985-2004年湖北省的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人均 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证明了湖北省的环境曲线不符合典型的 EKC特征，而呈显著的三次曲线特点。肖蓉蓉（2007）利用湖南省 1988-2004年的数据，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证明了受众多因素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 U型只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一种。对于绿色公共投资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很少，较为完备的是郭涛、朱永杰的相关研究。郭涛、朱永杰（2010）研究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宏观效率，实证分析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并对宏观效率缺失情况和增减变化做出初步评价。

目前，国内外对于公共投资及其效应的研究比较多，都较为系统、全面的阐述了公共投资的宏观效率、规模效率、结构效率等。但是，对于绿色公共投资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还很少。我国学者还没有集中突出对绿色公共投资领域研究，没有聚焦绿色公共投资的核心问题——绿色公共投资的效率，还缺乏对该理论框架的系统和专门的论述。

本文将基于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自治区的特殊情况，故不作考虑）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特别是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分析政府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应；其次，本文将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将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与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和绝对量进行对比分析。

二、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效应实证分析

一方面，必须承认，作为一组分析性（而不是规范性）概念，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所阐发的“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的确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欧美国家所引领的“绿色潮流”的经济政治本质，以及正在处于政治战略与力量重组过程中的新左翼或“绿色左翼”的时代特征，换句话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然进入一个“绿色资本主义”“气候资本主义”或“低碳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国际社会反对或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需要一种向“转型左翼”或“绿色左翼”的时代转变。

并非巧合的是，笔者在环境政治学视角下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得出一种相似的结论。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把“生态资本主义”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那么，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性环境政治流派，它在促成绿色的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作用的话。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承担着创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绿色经济增长”和“绿色政治合法性”的新机遇的使命。生态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方面是明确肯定和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组合以“资本”的（尤其是货币的）价值，并力图在商品化的经济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成本核算和技术革新），来体现与实现这些“生态资本”的价值。但就像生态资本主义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前提（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一样，它也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追问与批评。换句话说，它所看重的是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现实的切实性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励那些集体（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的相关性行动的背后动机。甚至，它可以大方地承认，人们之所以从事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恰恰最可能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或需求。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可以想见，“生态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广泛的政治信奉与支持者，尽管它们可能未必都愿意公开接受这样一个称谓。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较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是一种资本主义接纳生态向度，而不是生态主义掌控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又要承认“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和“环境全球管治”等理念与战略可能带来的积极性影响。

另一方面，这一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与语境下完全可以有一种全新的表达与阐释，而这其中的关键性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与生态学（可持续性）的一种有机结合，并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历史性替代。

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学意蕴已经有较为充分的阐述。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希望将新型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和传统生态智慧与实践复活等方面要素实现历史性综合的意蕴或志向――“十”报告关于“五位一体”的概括正是这样一种认知与思路的经典性表达。也就是说，无论是就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程度而言，还是就我们所拥有的生态文化资源与思维传统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将是一种综合性或立体性的“绿色化”。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尚讨论不够充分，甚至多少有些有意无意的无视或回避。许多学者会认为，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天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笔者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欧美国家“绿色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出现与扩展――正如布兰德教授所揭示的，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很可能长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国内学者中对于欧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模式与理念笃信不疑的并不在少数（而这正是“先污染、后治理”理念难以根除的现实性成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构想和价值观的生态学意涵，需要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去不断地阐发，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实践。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欧美“绿色左翼”学者更多致力于“绿色资本主义”话语与实践批判基础上的“社会生态转型”努力――这当然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那么，当今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则应着力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论阐发与实践推动。那样的话，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融入国际新左翼或“绿色左翼”话语与战略，而且可以为一个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全球未来贡献中国的智慧与力量。

[作者简介：郇庆治（1965― ），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政治研究（北京 100871）。]

1996年，清华大学钱易院士和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井文涌教授向学校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构想，拉开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的实施序幕。2001年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叔子在“中外中小学校长论坛”上，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题发言，进一步阐述了“绿色教育”这一理念，至此，全国“绿色教育”创建活动高潮迭起，呈现出“绿色教育”蓬勃的生机。思想政治课课堂是教师开展教书育人的主阵地，让思想政治课教学早日充满绿色的生机，焕发绿色课堂的生命，是我们思想政治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树立“绿色教学”理念，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前提

在高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喜欢纯净的“绿色”，吃“绿色食品”，用“绿色产品”。什么是“绿”？杨叔子院士说：“：绿者，自然也。第一，‘顺’人、事、物本身之自然，‘扬’此自然的积极方面，不为违背自然之事；第二，‘和’人、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协调而共同发展，不为不‘和’之事。显然，对人的教育不‘绿’，对人脑的开发不‘绿’，那人同他人、同社会、同自然的关系又怎么能‘绿’？”绿，是生命之色，生命之源，也是教育之色，教育之源。“绿色”代表生命代表未来。“科学求真，人文求善，现代教育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而形成一体的‘绿色’教育！”实施“绿色教育”，其基本目标是要向社会播种“绿色”的种子，让学生和周围的人，维护和关爱生命之色、生命之源。所以“绿色教育”，实质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在“绿色教育”理念指导下，我们的课堂也应该进行“绿色革命”，提倡“绿色教学”。什么是“绿色教学”？那些流淌着生命活水，注重情智生态平衡，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定基础的教学，就是“绿色教学”。绿色教学的本意，应该是顺着学生自然的天性，发掘学生的内在潜力，使学生愉快地学习、接受知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要求政治教师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的自然天性，明确学生一生发展中真正需要什么知识、能力、情感等。只有尊重学生现实的特点和未来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才会真正有生机和活力。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开展教育教学，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新型师生关系，是实现思想政治课“绿色教学”的基础

互相尊重、坦诚相待的新型师生关系，有利于提高课堂学习的实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情商，有利于学生开展健康的人际交往，因而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新型的师生关系，是尊重学生天性的需要，是构建思想政治课“绿色课堂”的基础。

要赢得学生的尊重，先要学会尊重学生。要想成为受学生尊重和喜欢的教师，首先要学会尊重和喜欢自己的学生，学会尊重学生自然的天性。思想政治课教师所带的班级多，接触的学生多，因而与学生个体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这就需要政治教师更要深入了解学生。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们也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提供展示个性的平台，允许学生说说自己，谈谈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当学生在老师面前真正说心里话，谈真实想法，教育教学就已成功了大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学生认识到老师在说真话，在真关心自己。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是难 使教师走进学生中间的。学会与学生一起学习，学会向学生学习，让学生感到老师离自己很近，教师就是一个真正指引自己不断成长的朋友。当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能记得与老师一起学习、一起探讨的情景，懂得运用所学的知识造福于社会，这样的教学才富有绿色的生命力。

[摘 要]“生态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不同于或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合生态性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及其元素。依此，我们可以从“绿色文化升华”（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并将其大致理解为通常所指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科）的简称。相应地，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个由“深绿”、“红绿”、“浅绿”组成的三维框架下描述国内外主要生态文化理论及其代表性流派，而且可以对它们在人类现代文明绿色转向过程中的促动潜能作出大致判断。

[关键词]生态文化理论；绿色变革；“深绿”；“红绿”；“浅绿”

[中图分类号]D0-07；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21-14

[作者简介]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政治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不同于或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合生态性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及其元素，而就其现实相关性来说，尤其是指对不断全球化扩展着的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生态化超越的智力展现及其实践成果。依此，我们可以从“绿色文化升华”（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①并将其大致理解为通常所指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科）的代称。为了简化讨论，在本文中笔者将“生态文化理论”限定为“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浅绿”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与环境公共管治理论等主要代表性流派，并着重分析这些国内外生态文化理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绿色变革的合理想象或实践路径。

一、“深绿”生态文化理论与学术流派

“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是以个体生态价值观的生态（物）中心主义转变为核心/基点的代表性生态文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坚持认为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生态中心主义改变，即明确承认和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独特价值，是所有绿色变革得以实现的根本或前提。

摘 要：当今中国正站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只有教育得到绿色发展，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才能得到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对于如何营造“育人”的“绿色”环境，杨叔子说，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因材施教。转变学习方式，促进绿色发展；打造高效课堂，促成绿色发展；提升学科素养，推进绿色发展；创新评价机制，实现绿色发展。

关键词：转变方式；政治教学；绿色发展

在当前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二五规划首次以绿色发展为主题，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规划”，标志中国进入“绿色发展时代”。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发展的核心是以学生发展为本。教育绿色发展的实质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最早提出绿色教育理论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提出的。他在一次中小学校长论坛上作了题为《现代教育：绿色・人文・科学》的主题发言，提出了“绿色教育”这一新理念。他指出“以‘绿’育人，而非其他。”杨叔子说：“人是有感情、思维能力、精神境界与个性的，或者说是有‘灵魂’的。‘育人’主要是开发人脑，化育‘灵魂’，而绝不能加以污染与破坏。”

应“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因材施教。作为教育者，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学生成绩是绿色的吗？学生成绩的“单位能耗”是多少？我们的教育发展是否也存在“三高两低”的现象？如果存在，那我们教育“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又是什么？作为一名从教二十年的政治教师，应顺应时展的趋势，及时转变政治教学方式，推进教育绿色发展。那么怎样转变政治教学方式，从而促进教育绿色发展呢？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转变学习方式，促成绿色发展

教师要转变教学方式，学生首先必须得转变学习方式，从死记硬背到灵活运用，从“逼着我学”到“我要自主学”，比如，在讲必修一《经济生活》时候，可以让学生去参观本地的中小企业，讲必修二《政治生活》时可以让学生组建社会团，比如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访问身边的人大代表，观看视频“明星参政议政”等等诸如此类活动，在高一、高二都可以展开，这样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和老师的教学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学习方式的转变既是丰富了学习内容，更是转变了学习方式，促进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促成了教育的绿色发展。

二、打造高效课堂，促进绿色发展

《投资研究杂志》2015年第九期

一、引言

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绿色产业和绿色技术的发展要求也在提高。对企业而言，绿色企业是未来企业的发展趋势，企业投资绿色活动可以满足人们对绿色生活的需要和绿色消费的向往。企业绿色投资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升级、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创新投资，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达到企业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三方共赢的绿色常态化管理模式。在绿色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环境承载力已趋极限，通过绿色投资成为绿色企业是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那么，企业是否可以通过创新的绿色投资行为，达到提升美誉度而增加绿色消费，最终提升企业绩效？还是绿色投资由于消耗了企业的资源，会造成投入产出失衡而降低企业绩效？这是关系到企业绿色投资行为是否应该深入开展，以及研究绿色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绿色企业的投资行为与企业的产权性质高度相关，可能会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承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按照产权理论，可以将我国企业简单划分为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在此基础上，以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动机为出发点，揭示不同动机对企业绿色活动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从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动机出发，以2010-2014年中国绿公司百强榜单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对企业绿色效率进行整体评价。在选择变量时，充分考虑到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特征与传统企业效率评价存在的差异。其次是对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程度进行整体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的关联度进行假设检验，最终得出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对绿色效率产生的具体影响效应。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进展

根据Schwartz和Carrol（l2003），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具有多种动机，这些动机既来自于企业内部，也来自于社会环境等企业外部。他将企业进行绿色活动的动机归纳为经济、制度、道德三个方面，并指出同时满足经济、道德、制度动机的状态是理想状态。根据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的动机特征，可以按照上述观点主要划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出于价值导向的经济效益动机，第二种是企业高层管理者面对问题而采取的利己行动动机，第三种则是规避制度风险所产生的寻求政治保护的政治关联动机（苏蕊芯等，2014）。首先，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往往由政府部门委派，其利用企业资源实现个人政治抱负、职务提升、积累个人财富和实现在职消费等意愿较为强烈。受此影响，国有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绿色投资时多考虑个人因素，迎合上级领导意志，由此产生的问题相对严重，且企业通过绿色投资行为实现经济效益的动机较弱。此外，国有企业是作为政府参与经济、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存在的，其先天特性决定了国有企业不需要寻求太多的政治保护。其次，私营企业更加偏好通过多种形式的绿色投资行为建立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关联，寻求最大程度的政治保护，这往往属于对制度风险的被动防范，作为其对产权保护不力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一种替代。最后，外资企业市场竞争意识、融入本地文化和责任意识更强，更加注重绿色投资行为给企业带来的良好声誉和品牌认可，从而可以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外资企业通过绿色投资行为实现经济效益的意愿相对较强。

近年来有关绿色企业研究在我国逐渐开展，其中包括分析企业绿色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对研究提高企业绿色管理水平并提供借鉴进行了综述。（胡美琴等，2007；郝祖涛等，2014）。张钢等（2014）从战略角度出发研究企业绿色创新战略，认为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重要途径，应加强引导和管制，从而促进企业转向绿色生产方式。李怡娜等（2011）以珠三角地区148家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绿色环保创新实践的实施效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绿色环保实践对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经济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但会通过环境绩效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经济绩效。张钢和张小军（2011）以制造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实证检验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根据Vilan-nova等（2009），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包含五个方面，分别是企业财务绩效、产品质量、企业效率和生产率、创新能力、企业形象等。因此，绿色效率是企业效率的一种新型衡量方式，也是企业绩效的新型表述，是可持续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和显著代表。考虑到产权性质不同企业绿色投资的各种动机和行为特征与传统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且影响效应通过绿色效率衡量可以得到更好的体现，故本文选取绿色效率作为衡量绿色投资行为影响效应的评价指标，与以往研究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

综上可知，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由于绿色投资行为的动机不同，因而对绿色效率的影响效应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受问题影响较大，其绿色投资行为的经济效益动机相对较弱，与绿色效率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私营企业绿色投资行为寻求政治保护的动机也以规避制度风险和提升经济价值为根本目的，也可能会提升企业绿色效率。外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虽然可能增加企业的投入，耗费一定的资源，但外资企业更看重由此产生的声誉机制而给经济效益带来的提升。综上，提出假说如下：H1：国有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H2：私营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H3：外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与绿色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三、变量测算与模型构建

【摘要】 21世纪以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关注，保护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企业发生的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事项不断增加，然而传统会计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核算。绿色会计作为专门核算环境问题的会计学科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在分析我国绿色会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阶段绿色会计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绿色会计；现状；建议

一、引言

伴随人类经济发展，水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环境问题接踵而来，使我们不得不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谋求一条“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多的环保工作者、政府、国际组织投入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污染的防治工作中。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绿色政治、绿色经济、绿色管理、绿色消费”等为主体的“绿色主义”浪潮。随着“绿色主义”席卷全球，它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影响也日渐加深。会计作为企业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绿色主义”理念的冲击。现行会计如何适应这场“绿色化”浪潮，中国又怎样在变革中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绿色会计体系？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绿色会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为我国绿色会计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及建议。

二、我国绿色会计发展现状

（一）我国绿色会计相关的政策法规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项长期国策，从1979年我国首部《环境保护法》开始，我国已陆续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同时，《刑法》和地方性、区域性环境监督制度也设立了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共同形成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体系。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实施以绿色经济、绿色消费和绿色能源为内容的绿色战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可见，我国与绿色会计相关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比较完善，针对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与投入力度也在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二）绿色会计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