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诗歌范文精选

初冬的鲁迅文学院，春意在诗人们脸上荡漾。全国第六次青创会结束不久，《诗刊》就与鲁迅文学院联合组织青年作家班的诗人以“现代艺术与诗歌的文化背景”为题举行座谈会，诗人们有感而发，畅所欲言，妙语连珠。

首先是几位西北诗人作了精彩发言。来自宁夏西海固的单永珍近年创作势头强劲，诗歌创作中渗透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在谈到河西走廊和西海固时，他动情地比喻说：有人说西海固像一把锥子一样扎进甘肃腹部，依次在诗中喊“疼”的是李老乡、叶舟、古马……他谈到他的文字和西海固这个杂糅着藏文化、蒙文化和黄土高原文化的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喜欢独行，在花儿、信天游和谣曲中汲取诗歌的营养。在贴近大地和民间的过程中，自己“诗歌的骨头”发生了变化，在向下的行进中完成想像的还原。来自甘肃的叶舟近年在小说创作中收获颇丰，但对诗歌还是有着更亲切的情感。他说一个诗人的作品必定是有来历的，诗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张隐秘的地图，诗歌精神的罗盘指引着诗人的回乡之路，每个诗人的创作都不应该是无本之木和空穴来风，它应该是不会被复制的精品。它来自你的生活、你的呼吸、你饮水的那口井……来自新疆的王族说，文化背景可能是具体的，更多的是抽象和潜移默化的东西。边地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浩大广袤的新疆构成了自己的文学背景。他谈到了自己对一座红山的感悟，红色的山石里保存了火焰的颜色和形体提示他应该保持对地域文化的敏感。而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郁笛则谈到了写作和故乡、背景的距离，在区别中找到更内在的关系。

马立军、李木马和丽人来自产业系统，他们多年在石油、铁路、煤炭系统工作，对工业题材创作有不少自己的切身感受。马立军在荒凉和孤独中找寻自己辽阔的精神背景。他从自己的诗《看大雁向南飞》《初恋》谈到在旷阔的诗歌背景中和在自然和工业意象的观照中找到石油人更动人的东西。李木马准备的发言题目是《在铁中找铁》，他注重在现代工业时代的背景下找到诗歌新的切入点，在礼赞中保持警醒和审视，在弘扬“绿色工业”精神中发现坚硬具象之物的抽象和柔软，他要在精神的“铁”中找到诗的骨气和钙……丽人就自己的诗《煤海沐浴》谈了煤文化的特殊魅力。她说在千米地下，那树木枝柯一样伸展的巷道展开了自己的诗歌地图，乌金般闪光的煤沉淀着自己深厚的诗歌情感，煤化石中的年轮、花草会让我们懂得沧桑和岁月的真正含义。发光、发热是煤和诗歌的共同属性。

瓦当和林森来自山东和海南，他们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更年轻一代诗人。林森说写诗最重要的“背景”是应该保持自己的童心，而当下保持一颗童心很难。他说，他的诗歌有三个“传统”：本土传承、外来营养、个人生活。瓦当说，虽然现在以小说创作为主，但发自内心地感谢诗歌，诗歌是让人谦虚的事情。是诗歌奠定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背景。经过了诗歌的训练，使自己对语言变得挑剔，是诗歌提升了自己语言的境界。是诗歌让他保持敏感，不被固化。

女诗人宋晓杰和李小洛来自辽宁盘锦和陕西安康，巧合的是她俩都在写作之余喜欢绘画。宋晓杰说，诗情画意是形容精神美好最通用的词语。诗人们与其它艺术门类有一个大的相通的文化背景，她谈到去宋庄画家村的情景，谈到在朋友的家里看到诗歌刊物的惊喜，谈到在画家朋友的家里谈诗，还谈到欣赏大解的诗歌《百年之后》的体会。有着“新世纪十佳女诗人”、“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得者和“青春诗会”参加者、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几顶“桂冠”的李小洛可谓是近年诗坛的一位“黑衣侠女”，刚刚结束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访学就来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并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全国青创会，谈起诗歌有不少心得。她从诗人路也的一首诗《木梳》谈起，欣赏分析了诗中空灵洁白的背景。她主张从容沉静地写作，把诗当做日记来用心写。

诗人、《诗刊》编辑部主任林莽主持座谈会。他说，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有了一个大的进展，显著标志就是一批起点高、创作自觉、具有语言天赋和扎实努力的青年诗人走上诗坛，为发展中的中国新诗贡献了很多精品力作。中国诗歌历来是讲究精神气质和学养浸润的，每个真正的诗人必定在创作中折射出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是不会一样的，衡量诗歌不能以一把尺子。诗人、《诗刊》编辑蓝野和唐力也就自己的创作和编辑体会和大家交流心得。蓝野认为，诗人应该是拥有爱心和诚心、丰富而有趣的人，当下的一些诗人的作品中看不到有趣的东西，是因为他们丢掉了自己身上本真有趣的东西，不好玩、不性情了，作品中也就体现不出丰富的趣味来。唐力说，创作姿态不论向上还是向下，文学最终还是人学。要像博尔赫斯所言，具有“创造父辈”的能力，即从现实经验出发，用思想和想像恢复我们自己的血脉和传承。

其他与会的诗人、作家也交流了自己的体会和看法。谢建平、罗勇、遥远、范晓波、黄春华、余同友、半夏、刘园园、盛琼、李莹、颜歌、喻红等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员参加了座谈会。

【设计理念】

诗歌教学要将朗读放在重要的地位，要引导学生在朗朗的读书声中，体会诗歌凝练的语言与丰富的内涵。

【教学目标】

1.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诗歌，通过朗读理解诗歌深刻的内涵，了解诗歌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体会这种用法的好处。

2.在反复朗读中，增强学生的爱憎情感，懂得为人民的人将获得永生，与人民为敌的人必然死亡的道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明白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教学时间】

一课时。

【教学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诗歌曾经长期居于文坛中心地位，作为文学正宗而存在，因此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歌大国，同时也具有丰富的诗歌理论。“诗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诗力”一词尽管古已有之，但是其内涵一直处于动态流变之中，因此有厘清的必要。

一

在中国古代，诗力常常用来表示作者的诗歌功力。东汉王充曾在《论衡・效力》中写道：“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王充所谓的“笔力”指的就是文章有功力。人们对文学特点的认识是随着历史逐步发展的，在先秦时期，“文学”一词指整个文化学术，含义非常广泛；在两汉时期，“文章”的概念包括了辞赋和其他作品，文学概念逐渐明确；到六朝时期，文学理论家们更注重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于是“文”和“笔”概念的分野逐渐明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①王充所谓的“笔力”，固然不同于有韵的诗歌的“诗力”，但是它们之间确实具有潜在联系。

作为诗歌功力概念的“诗力”，在后来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得到了广泛使用。唐代诗人郑谷“暮年诗力在，新句更幽微”（《寄题方干处士》），宋代诗人方岳“老去极知诗力退，只将日历记山川”（《入闽》），宋元间诗人陈允平“病怜诗力减，老觉世缘轻”（《寄模上人》），元代诗人戴表元“流落谁相忆，山林蔚讲师。玄机魂梦接，诗力鬓毛知”（《次韵蔚上人见寄》）等，都使用了“诗力”这一术语，但是其含义无一例外都是指作家写诗的功夫、水平和能力。

“诗力”的形成，与个人先天气质有关，但是后天的学养也不可忽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②，才能写出有功力的作品。反之，“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③要写出富有功力的作品，则不大可能。

二

诗歌功力意义上的“诗力”，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诗歌美学范畴。作为诗歌美学范畴意义上的“诗力”，最早是刘勰提出来的。在《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刘勰指出：“故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子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建，圭璋乃聘。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刘勰所谓的“风骨之力”，指的是作品所具有的力量，也是作品内在的审美特点。所谓“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指文学作品感动人的气势和力量。所谓“骨”，是指文章对构辞的要求，“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有了“骨”，文辞才有了结构上的依附，才能立得起来，否则“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对柔靡无力的诗作，刘勰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梳理后指出：“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④生活在崇尚辞藻雕彩的时代，刘勰却能摆脱习见，看到当时诗歌骨力的柔弱，激发起对“直而不野”、“慷慨任气”诗歌的追求，这是刘勰的过人之处。

延续了这种“诗力”概念，并加以发展的是钟嵘。在《诗品》中，钟嵘多次用“力”来指代诗歌所具有的力量和审美特点。在《诗品・序》中，钟嵘写道：“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有赋、比、兴三义，而“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具体品评陶潜的诗歌时又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不但分析了陶潜诗歌的渊源，同时也指出了其所具有的艺术特征。所谓“建安风力”，指的是建安诗歌在继承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反映社会动荡和民生疾苦，表现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时，所呈现出来的遒劲刚健、悲凉慷慨、感情炽烈充沛的文风。所谓“左思风力”，指的是左思诗歌中蕴涵的独特的审美特征。左思的《咏史》诗，借古讽今，名为咏史，实则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表达了庶族寒士对门阀士族制度的不平和反抗。诗歌情调高亢，笔力矫健，气势昂扬，是对“建安风力”的继承与发扬。钟嵘认为陶潜“又协左思风力”，指的是陶潜融化和吸收了左思诗歌的特点，具有和左思诗歌相近的审美特征。

一、现代文学选材，广泛且多样

在鲁迅先生以农民作为题材的小说里，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以现实主义来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深刻的挖掘出了民众的复杂性和麻木性，表现出对农民贫困与苦痛的深切同情，他用笔尖锐乃至刻薄，饱含对国民和国事的悲悯，希望以此改变国民精神。在他的小说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则和农民阶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非常具有代表性。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其代表性的作品是《故事新编》，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二、现代文学语言，白话并简洁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现对语言进行改革，鲁迅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在语言表述方面，鲁迅的文学作品也颇具研究价值，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鲁迅擅长用平白如话的语言阐释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性特点，通俗点讲，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呈现上体现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特点。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主张，在他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的涌人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人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人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和利用，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

三、现代文学体裁，新诗应创新

关于文学体裁，鲁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设性论述，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且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但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方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他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鲁迅先生对新诗的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情感进行的表达，他对新诗的择选和对新诗诗人的评价，要求用真实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一首好的诗歌应是内容和形式俱佳的，诗歌对其语言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有利于精炼文字，使诗歌富有韵律。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作诗，对新诗进行创新。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贵在创新。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这里的创新是指题材内容的创新，语言与手法的创新。

四、结语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进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的过程中，应深究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学题材、语言、体裁方面的主张，通过研究鲁迅的人生选择与创作道路，促进现代文学的发展。

摘要：胡适是新诗的积极提倡者，也是积极创作者；但是他对于诗歌的贡献，多数人都定位于“但开风气不为师”，因为他的诗歌通俗浅白。他的诗歌理念从他的创作和他对诗歌理论中看出。

关键词：胡适；新诗；通俗浅白

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32-01

一

胡适对于新诗，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讲求诗歌的浅白，是他创作时和评价诗歌所追求和提倡的。我们可以通过胡适的白话诗作品和对当时白话诗的评价，窥见胡适的新诗理念。

精通某门学问或者知识才能发现这门学问或者知识的缺陷。对于胡适也是这样的，因为熟稔中国传统文学，他才能发现中国文学的弊端和改革的方法。这样也决定胡适在改革初期的文学创作也是有所变化的。胡适留学期间曾写下大量的文言诗，后来为了表示白话也能作诗，便将自己的文言旧诗结集为《去国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的《尝试集》是白话诗歌创作的实验之作品，这些作品艺术形式也是变化的。按照胡适对自己诗歌的分期，可以分为

第一期，刷洗过的旧诗，其中《蝴蝶》、《他》为例外。至于《赠朱经农》、《中秋》、《江上》、《沁园春》、《生查子》等诗词，多只是字句为白话而已，形式则沿用旧调，毫无更改。

第二期，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这时期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音节，当然《老鸦》与《老洛伯》是两个例外。

鲁迅对现代文学发展贡献的再认识

1、鲁迅先生对现代文学题材和语言的贡献

鲁迅先生认为新文学应该对人们各式各样的生活进行描写，所以说文学题材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强调文学题材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多样化，所以他特别的鼓励作家要对自己的生活天地进行扩大，并且逐渐的开拓新的文学创作题材领域。鲁迅先生在对台静农的小说进行评论的时候，就特别对题材新颖进行了强调，他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给了文艺； 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季节，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1]可见，他对台静农所采用的新颖题材的赞赏；对于萧红的《生死场》进行评价的时候说：“自然这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众多学者和文学家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鲁迅先生也不例外。语言是进行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并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它当成进行文学创作的载体。文学创作中一旦把语言形成一种特定的关系，那么这些文学语言就会和文学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和文学思想共同形成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说要想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先对语言进行改革，在一定的情况下，实行文学语言改革还有可能会成成是进行文学思想变革的先导力量[2]。在这一观点中，鲁迅先生的认识非常的明确。他曾经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的主张，另外在自己的杂文中还对那些但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把他们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甚至还曾经刻毒的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文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罪恶的心，应该坠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足以可以看到他进行语言改革的决心。

2、鲁迅先生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论述

关于文学题材，那么鲁迅先生就有很多建设性地论述了，他的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当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甚至鲁迅自己都说：“我其实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旧诗…?”所以鲁迅先生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他自己也一直强调自己是新诗的“外行”，没有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如果对鲁迅先生对于新诗所进行的一些论述，那么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对新诗的理论建设所进行的一些努力。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感情进行的表达，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他在《诗歌之敌》中曾关于道学先生对恋爱诗十分厌恶的情况进行了评论：“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其惭惶。”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在《摩罗诗力学》中，鲁迅先生就把“摩罗”诗人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自《诗经》以来诗歌中“思无邪”的传统进行了打破；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鲁迅先生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之中思想内容的欣赏，同时这种欣赏也让他对诗歌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一种少有的不屑态度；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做诗。鲁迅先生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

鲁迅先生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可是巨大的，甚至超过了他同一时期的胡适。首先鲁迅先生是我国古典文学和理论的整理者、继承者。他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可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通史，之中的论述相当的精当，考订足够的严密，体系也相当的严谨，就连评判中的科学性也足够的强，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学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他对《红楼梦》进行评价的时候说：《红楼梦》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把人进行了真实的描写，打破了之前小说中的好人没有一点坏处，坏人没有一点好的传统思想和写法。对于《三国演义》，鲁迅先生则持批判思想：“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准确的分析了《三国演义》所存在的缺陷；另外鲁迅先生还是“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他的目的就是借助小说的力量，来对社会中的不良思想进行改良，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主意”。然后，鲁迅先生对于当时的小说创作也进行了批评和指导，特别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莽原社、未名社以及狂飙社等众多作家的小说作品进行了批评，同时整理总结了“乡土文学”以及社团流派等的概念理论，积极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健康发展。

对于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学题材、语言、体裁方面的主张已基本明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初期，鲁迅先生不但对文学创作的题材实行了大解放，扩大的文学创作题材，使之更接近于人们的实际生活，而且加大的文学语言的多样性，对新文学的题材样式进行了拓宽，是现代文学呈现多样化发展。

人们在改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精神生活的需求，特别是世界观、人生观正处在形成时期的中小学生。中小学生的行动范围相对狭窄，他们接触社会较多的途径是阅读课本和课外书籍，因而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对他们的精神发展、人格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什么样的著作才称得上是经典著作？什么样的经典著作才适合作为中小学的读物？经典阅读在语文教学中如何进行？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一线语文教师，同时也备受学生家长的关注。钱理群所著的《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一书分为四辑：经典阅读与教学、鲁迅作品教学、诗歌教学、教学文本解读。全书旨在让读者能于经典阅读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体味“文”与“心”交融的境界。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钱先生的《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第一辑“经典阅读与教学”和第三辑“诗歌教学”阐述了“文”与“心”交融的两个基本前提，解决不知何为经典和怎样的经典才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问题；第二辑“鲁迅作品教学”和第四辑“教学文本解读”以实例分析的形式解决了经典阅读在语文教学中如何进行的问题。钱先生一方面从理论上分析了经典阅读对中小学生教育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从实践上对经典阅读篇目进行教学分析，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很好地解决了语文教师面临的实际困境。

“经典阅读与教学”一辑阐明了“文”与“心”交融的前提之一：经典阅读。钱先生所谓的经典阅读是一种具有精神深度的个性化阅读，它让人心沉静，沉潜到历史的深处、文明的深处、生活的深处、人性的深处，从而获得生命之重。经典都是思想、文化的经典与语言文字的经典相统一的，所代表的是人类和民族文化的精粹与高峰。同时，钱先生肯定了经典阅读的必要性：学生阅读经典名篇，不仅从小就占据思想高地，而且在经典语言的熏陶下，会逐渐养成纯正的语言感觉、趣味、习惯和能力，这是一条学习语言的堂堂正路。钱先生除了在书中详细解析萧红、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巴金、老舍、叶圣陶、冰心、丰子恺、朱自清等名家的经典著作外，还特别呼吁将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其文风正适合矫正日趋华而不实、话说不清楚的当下语言现状。

诗歌教学是阅读教学的一部分，钱先生在“诗歌教学”一辑阐明了“文”与“心”交融的另一前提：经典阅读要与学生的身心发展保持一致。以诗歌教学为例，小学阶段的诗歌选文应该突出“儿童的思维、情感、生活、智慧与德行”，其功能为培育童心、童趣、童思、性情、智力、品德的全面发展；初中阶段的诗歌选文应该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和丰盛、无羁的想象，并且充满着生命的亮色，展现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他人、社会以及历史的关系，这样才适合感觉敏锐、情感丰富、想象活跃、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中学生的成长特点；高中阶段的诗歌教学应以现代诗的阅读与鉴赏为中心，展示现代诗的多义性、多样性、结构和层次，因为少年逐步走向青年，思想、情感都趋于复杂，这是接触现代诗的最佳时期。遵从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选取适合不同对象的诗歌作为阅读篇目，这样学生才能够与诗人所表达的情感产生共鸣。

“鲁迅作品教学”一辑讨论了如何认识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意义和地位，以及如何教学鲁迅作品的问题。钱先生是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资深学者，他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同时钱先生也是一位语文教育改革的参与者，他倡导“以语文的方式读鲁迅”是鲁迅作品与语文教学的完美结合。钱先生通过对90后中学生（包括大陆和台湾）“读鲁迅”的个案研究，认为鲁迅教学在语文教学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指出鲁迅教学关注的不仅仅是鲁迅的精神意识，鲁迅语言的特点、文学色彩也都是语文教学中极其重要的内容。鲁迅作品如何教？对于这一问题，许多中小学教师都感到非常棘手。钱先生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分析解读得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具体地分析和把握鲁迅每一篇作品“文”和“心”的契合点。

“教学文本解读”一辑钱先生通过《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多篇经典著作的阅读和教学分析阐明了阅读教学的两个基本点。一是阅读教学的任务，必须首先教学生读出作者的感受，进而“以心契心”，与之交流对话，加入情感意义更深刻、更美妙的审美创造过程。二是从形式（“文”）入手，以到达形式（“文”）和内容（“心”）的统一，即阅读教学、文本解读，必须从“怎么写”入手看“写什么”，由文见心，循文而会意。钱先生列举了大量的课堂教学实例来说明这两个基本点。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特别之处就是要抓住鲁迅先生的神来之笔——“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我的”蟋蟀、覆盆子、木莲，而且还是“们”，还夹杂着德语，这样的神来之笔是必须抓住的。我们的阅读与教学不妨以此为出发点，提出问题引发读者的好奇心：为什么要对蟋蟀等以“们”相称？为什么不舍得离开百草园？以此为纲引导学生进行阅读，以达到“文”与“心”的交融。

钱理群是著名的学者，亦是语文教育改革的积极参与者，身兼思想者与实践者双重身份。此书是钱先生作为“教育的实践者”所做的具体教学实验的总结，全书由“最为用心，投入、花费精力最多”的一篇篇教学文本解读组成，是作者身体力行为语文教学改革所做的重要实事，充满了深刻的锐见与平易的交流，既为一线教师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际帮助，也能找到改变当下语文教育困境的突破口。

一、对民歌的收集与整理

(一)重视采风活动我国周人已有“采风”制度。古人将民间音乐称为“风”，因为它与“民风”有关。在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岁月中，他多次深入民间进行音乐采风活动，并记录了许多流传于浙江一带的山歌、童谣等等。鲁迅先生从小对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就有着特别的兴趣和爱好。我国民间丰富的戏曲艺术传统，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这里有许多劳动人民创造的艺术形象。鲁迅在少年时代，广泛地接触了这些民间艺术，他热爱它们，受到艺术上的感染，思想上的启发。①在他踏上文坛走上专业文学创作道路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向社会表达自己对民歌的独特意见，在走上文学创作之后更是不遗余力。在他的小说《社戏》中，就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民间戏曲演出的盛况以及戏曲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劳动大众心中的重要地位，比如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少年时鲁迅因厌倦戏中老旦那冗长的唱段而产生的不满情绪等。②即使到了民国初年，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工作，但他充分利用在乡下工作的弟弟在搜集、整理基础上撰写的有关儿歌方面的研究论文，一方面学习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多次将这些论文交给《教育部编审处月刊》予以发表，为当时中国文人对民间音乐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和参考。1931年2月，在教育部供职的先生特意撰写了一篇《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在最后一章第三节《研究事物》中第二项《国民文述》中指出:“设立国民文述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③不过很可惜，先生的这项具有远见的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响应，只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北大日刊》先后刊载了百余首歌谣。(二)重视对民间歌曲的挖掘、搜集与整理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生活中，鲁迅先生都极为重视对中国传统民歌的搜集与整理。在先生看来，文学创作需要有营养源，而大量散见于民间的歌曲、小调、童谣等等则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营养源泉之一，因为这些歌曲、小调、童谣等等都是中国几千年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哲理，因此作家需要重视对民间歌曲的挖掘、搜集与整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歌采集、整理活动④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时至今日，这一活动仍然在进行之中。这一活动的主要特征是音乐家的广泛直接参与，其基本手段是对民歌的词曲及歌唱背景作全面的记录整理。但在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无论是作家还是文艺工作者对这项工作都未有足够重视。在实践工作中，有时候鲁迅先生还亲自将自己听来的儿歌进行整理、抄录，以备传承，如先生收集的北京童谣:“羊，羊，跳花墙。花墙破，驴推磨。猪挑柴，狗弄火。小猫上炕捏饽饽。”又如“小轿车，白马拉。稀哩哗啦回娘家。”再如“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这里藏?庙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二郎你看家，锅台后头有一个大西瓜。”⑤此外还有先生收集的江西南昌、安徽等地的童谣等。正是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为后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歌收集与整理活动奠定了基础，他们的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民歌等古老文化艺术才得以源远流长。

二、鲁迅先生的音乐贡献

(一)对民歌的继承与创新与民歌休戚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音乐的起源。虽然古今中外的学者们曾孜孜不倦地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研究，但至今在学界仍无定论，而其中重要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劳动起源说、模仿说、异性求爱说、巫术说、游戏说、信号说、“太一”说⑥、潜意识(无意识)说、情感表达说等⑦。在先生看来，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了音乐，而且就文学作品发生的次序，先生也认为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先生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先生这一观点与音乐的有关起源学说不谋而合。在先生看来，民歌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积淀，这些音乐文化符号，不仅记录着时代的脉搏，并具有“刚健、清新”的有生命的文学作品最基本的特点，流传至今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同时，也为后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滋养。⑧这一观点在先生对中国古老的民歌集《诗经》⑨的态度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对《诗经》的学习。《诗经·国风》中有大量采集而来的各诸侯国的民间歌曲的歌词，从这些歌词看，周代民歌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题材涉及面广:有反映痛恨剥削阶级的，如魏风《伐檀》;有思念亲人的，如王风《君子于役》;有表达爱情的，如邶风《静女》、鄘风《桑中》等等。各种各样的题材，反映出周代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与习俗。⑩《诗经》中题材丰富形象各异的内容对鲁迅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在先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无论是从方法到实践都在不断赞扬《诗经》、歌颂《诗经》。在漫长的中国音乐文化史中，民歌作为民众艺术的一种普遍体裁，曾经有过辉煌的记录。在对待民歌发展与创新的问题上，鲁迅先生态度非常鲜明。尽管自《诗经》出现之后，发展与创新一直在历代文人的队伍中进行，但先生认为:“在对民歌的继承创新方面是很不够的，而批判地继承更是欠缺。”因为古往今来中国的文人往往习惯于“拿来主义”。先生非常反对那些“拿来主义”文人，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文学家，是颇有些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的就两样。一面是‘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一面却是‘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瑡瑏(二)厘清民歌与文学创作的共融关系中国传统民歌因其朴实、自然的艺术形式深受鲁迅先生的赞赏。他在论述文学起源时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都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瑏瑢先生文中所说的“杭育杭育”的文学，就是我们汉族民歌中重要的一类———劳动号子。它产生于体力劳动过程中，直接为生产劳动服务，真实地反映劳动状况和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其音乐形象粗犷豪迈、坚实有力，是某些体力劳动中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号子具有发出号令、组织劳动、调节精力、鼓舞劳动情绪的实用。同时号子的音乐抒发了劳动者的感情，表现了人的喜怒哀乐，也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的感受，这是号子的表现。号子的实用和表现有机地联系于一体，既矛盾又统一，成为劳动号子独具的特征。瑏瑣号子在民歌中有重要地位，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内容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自然地，号子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文学创作的重要养料源泉。(三)对待民间音乐严谨严肃的态度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希望尽最大可能保持其原生状态上。在先生看来，“刚健、清新”是文学创作的生命，也是民歌的最基本的特点。有鉴于此，民歌自然就成了先生文学创作重要的养料源泉之一。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不同，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鲁迅先生非常反对民歌失去本来面貌之后却又以民歌的形式出现，因为在很多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见到那些经过文人雕琢却冠以民歌的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他在《门外文谈》中写道:“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杨柳枝》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流传下来的。这一润色，流传固然流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瑏瑤其实这涉及到在民族民间音乐搜集与整理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问题:即搜集整理者是否可以适度进行二度创作的问题。用今天学界流行的时髦语就是音乐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有关此类问题的争议和讨论，近代以来影响比较大的有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的著作权问题等。在先生看来，“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瑏瑥不可否认，主观上，我们有很多研究者为了能让我们的传统民族音乐发扬光大，在搜集整理民族音乐如民歌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主观创作因素，毫无疑问，这会让我们民间的很多音乐失去本来面貌。是以，鲁迅先生对待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态度对建国后我们民间音乐采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体现在我们的音乐家基于客观、真实的原则进行采风活动，使我们很多民族民间音乐的本真面貌得以流传。(四)先进的音乐教育思想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从民间文学艺术中吸取思想营养和艺术营养，这是孕育他们作品的民族风格的源泉，也是他们的作品赢得人民喜闻乐见的原因。瑦瑏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遗产，鲁迅先生的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批判地继承。他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指出:“当立中国古乐研究会，令勿中绝，并择其善者，布之国中。”瑏瑧而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大家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先生还建议“当就公园或公地，设立奏乐之处，定日演奏新乐，不更参以旧乐;惟必先以小书说明，俾听者咸能领会。”瑨瑏鲁迅先生写《儗播布美术意见书》的目的在于阐述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背景下，音乐应该如何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使音乐得到广泛的普及。基于这一目的，先生还创想出推行美育的设计方案，更显得难能可贵。而关于音乐的教化功能古今中外皆有论述，如我国孔子的礼乐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是其审美教育思想的系统展示，并且从乐教实践的角度，将艺术活动同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人结合起来;而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在音乐美学的研究中肯定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在古希腊人的教育体系中，音乐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古希腊人认为音乐对人类的性格有一种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古希腊人看来，音乐是人和诸神之间相互取悦的工具和媒介。而与鲁迅先生同时代的一位音乐伟人———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王光祈先生，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可能更具有时代意义。王光祈先生认为:“音乐的价值，在现代堕落的中国人看来，似乎已经等于零了，没有一顾的资格。但是我们细察中国历史又觉得世界上重视音乐的民族，却又当首推中国”，“我们中国古代的法度文物，以及精神思想，几乎无一不是建筑于音乐基础之上”。瑏瑩作为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所倡导并为之践行的“国乐”思想，主张凡是“国乐”须同时满足“代表民族特性”、“发挥民族美德”、“畅抒瑐瑠民族感情”瑡瑐三个标准。而为了创造“国乐”，王光祈先生指出，我们首先须“将古代音乐整理清楚”，然后“再将民间谣乐收集起来”，第三步是“利用西洋音乐科学方法，把他制成一种国乐”。这与鲁迅先生朴素的音乐教育思想不谋而合。与对音乐一般的了解和爱好不同，鲁迅先生可以说已经具有了非常扎实深厚的音乐素养，只不过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限制，他没能对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但先生根据音乐本身的特点所提出的推行美育的设计方案这一意见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意义。(五)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弘扬音乐文化作为文化中的一个门类，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之间有着多方面的联系。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明成果积淀，但是在近代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影响之下，对外文化交流极少，更多的是外来文化的入侵。但饶是如此，鲁迅先生依然义无反顾地扛起了积极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民族音乐文化的大旗，并积极向国外介绍中国民歌。如他通过俄国大文学家高尔基寄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几首中国民歌，因为高尔基的推介，这几首民歌被刊登在1961年《苏联妇女·中文版》第二期上。瑐瑢与此同时，鲁迅先生对欧洲尤其是俄国等国的外来歌曲也十分感兴趣。他在《华德保粹优劣论》中针对世界名曲《跳蚤之歌》写道:“这是大家知道的世界名曲《跳蚤之歌》的一节，可是在德国已被禁止了。当然，这决不是为了尊敬跳蚤，乃是因为它讽刺大官;但也不是为了讽刺是‘前世纪的老人的呓语’，却是为着这歌曲是‘非德意志的’。”瑐瑣。虽然这样的范例并不多见，但已足以说明鲁迅先生对外来艺术的包容与接纳。一个“走出去”一个“请进来”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三、小结

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在时间中发展，因而通过音乐我们可以接近某种历史。瑐瑤鲁迅先生作为文学巨匠，他一生的重要工作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领域，音乐甚至算不上是他的副业，顶多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业余爱好，让作为音乐研究“他者”的鲁迅，在对中国传统民歌的收集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民歌的继承与创新、厘清民歌与文学创作的共融关系、对待民间音乐严谨严肃的态度、先进的音乐教育思想以及对民族音乐文化的弘扬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鲁迅先生的一生，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回国创作、执教，我们很少能发现他从事过与音乐相关的活动，甚至对他家乡民间音乐的采录也大多是通过他弟弟来开展，而他更像是一个推介者———无论是在国内有关杂志推介民间音乐还是适时将这部分音乐推介至国外。是什么原因让鲁迅先生在深刻领悟音乐文化的特殊功用之后却依然执着于他的文学创作事业呢?这中间可能与音乐与文学在各自特性与功用方面所体现出的差异有关。鲁迅先生很少或者说基本不涉及、不谈论音乐，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兴趣问题，而是他人生选择与艺术追求的一种必然结果。瑐瑥相较于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形象的具体性、审美的生动性、语言的准确性等特征，音乐艺术由于其音响构成的艺术形象的非具体性以及表意的模糊性等，导致它的受众必然远远少于文学艺术。而在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下，作为旗帜人物的鲁迅，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自然导致他的人生选择倾向于文学创作。但即使这样，鲁迅先生在他繁忙的文学创作工作之余，依然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音乐文化遗产。这当中，既有理念及方法论的指导，同时也有诸多实践范例，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者：任红军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辞旧迎新之际，文坛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回顾与展望。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无疑是其中不可跳过的一章。在此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审中，田禾的诗集《喊故乡》、林雪的《大地葵花》、荣荣的《看见》、黄亚洲的《行吟长征路》和于坚的《只有大海苍茫如幕》五部作品在该奖项评委会投票中位居前五，荣膺奖项。几位诗歌奖评委向记者表示，从此届参选及获奖作品情况来看，所评出的作品基本反映了中国诗歌的创作状况，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中国诗坛创作整体上“好作品仍然不多”，新诗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获奖作品体现出中国当代诗歌的健康方向和创作水平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评委会主任委员谢冕表示，这次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出的五部诗集基本反映了中国诗歌的创作状况。从五本获奖诗集来看，有关心重大题材的，如黄亚洲的《行吟长征路》；有关心农民命运的，如田禾的《喊故乡》；两位女诗人荣荣和林雪创作很活跃，写出了特色；而于坚是口语化写作的代表。这五位诗人都表现了对现实的关怀，都通过诗歌去触摸中国的现实，他们的整体艺术水平比较整齐。黄亚洲的获奖作品既是表现主旋律，又把自己放在长征路上，诗写得灵动而有激情，在重大题材方面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荣荣的《看见》看世界的角度很独特，关心普通人的状态。谢冕一直关心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说到中国当下的诗歌，谢冕说，中国诗歌当前的创作很活跃，人们对当前诗歌的评价整体是好的，但好作品不多，这也是事实。

评委包明德告诉记者，这五部获奖诗集体现出中国当代诗歌的健康方向和创作水平，他为这些诗作的神思、匠心与韵致所感动，所启迪。包明德说，这五部诗集来源于祖国山河，感奋于时代生活，传承于民族文学。它们是心灵的诗，灵魂的歌，生命的火，而没有任何诡谲莫测或矫情造作。人们大都见过农村田野或山坡上的丛丛鲜花，田禾的诗章像他的姓名、书名一样，是从农村那一汪清水、一缕清风、一片秧苗、一粒谷子中喊出来的，是那样的真诚、质朴和清新；林雪和荣荣的作品，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她们的诗或许就是从一个伤口或笑口中涌出的。林雪的诗激励读者在琐碎繁杂中，不可失去诗意和耐心，要努力超越肤浅的满足，驻扎在记忆久久萦回的地方。同样，人们也可以在荣荣的诗作中看得见诗人的意志与信心，她对生活委婉的体验与表达，感受到磨损的光亮与飞腾的灵魂。荣荣有句话说，能丢弃的，肯定就是多余的。这种生命体验与审美取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解读荣荣的作品；在抗击非典，在抗洪抢险，在下农村走军营风潮中，很多诗人写出了有震撼力的诗作。黄亚洲积极参与“重走长征路，讴歌新时代”的活动，用切身感受，以时代精神和崭新情韵奋力构筑和讴歌了长征精神。于坚写了很多诗，有的并不使人喜欢，但他这次参评的诗集是个“洁本”。他是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的诗人。“生活求真善，人间要好诗。人们永不满足，永远期待。”

作品关注时代和底层百姓，走向成熟和大气

诗歌奖评委之一吕进分析了这届获奖诗歌的特点，“他们在言大和言小的处理上显示了一定的功力，前三者都以日常生活，底层的弱势群体为关注对象，但从平凡的一面升华到精神的高度。而黄亚洲的诗作虽然从大题材着手却没有假大空的概念，充满了诗人个体的情怀。”他认为，中国诗坛目前的主要问题往往是诗人沉溺于自言自语，甚至充斥着自恋，鲁迅文学奖提倡导向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希望这五部诗集在导向方面起到好的作用。“近年来，在边缘化中的中国新诗有所反思，许多诗人逐渐走出自恋，走向成熟与大气。获奖的诗人和作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生、对底层百姓的关注。”

诗歌创作出现和谐发展、和谐共生的状态

中国诗歌现在的状况到底如何？诗歌奖评委会副主任、《诗刊》主编叶延滨认为，总的来讲，中国诗歌在稳步发展，诗歌发展的大环境非常好。改革开放之前，诗歌受到约束。现在诗歌也出现和谐发展、和谐共生的状态。诗歌的各种流派和谐共生，因为一首诗受到批评的事没有了。诗人通过个人的方式写作，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各种阵地并存。

鲁迅大辞典

林默涵主编，《鲁迅大辞典》编委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009年12月出版的《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中有“纪念附册”，其中“鲁迅著作的外国译本”(按国家分类，按出版年代编排)下“英译本”列出一种：

《无声的中国——鲁迅作品选》(英文本)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戴乃迭译。32开平装本。封面上有录鲁迅《戌年初夏偶作》手迹。正文前译者写了一篇序言，详细介绍鲁迅生平及作品。本书虽以鲁迅《三闲集》中一篇杂文《无声的中国》为书名，但收入的作品除了杂文、随笔十三篇以外还有选自《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的小说五篇，选自《朝花夕拾》的回忆散文四篇、《南腔北调集》等的散文诗和杂文十二篇，是一本综合性的选集。(第1204—1205页)

又“美译本”列出四种，全文如下：

鲁迅诗选(英文本)美国亚利桑那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8年出版。陈颖译。选鲁迅诗六十八首。

狂人日记及其他故事(英文本)美国夏威夷大学1990年出版。威廉·莱尔译。

中国小说史略(英文本)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海泼里翁出版社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