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投资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是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程序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阶段如何准确、合理的确定项目投资，有效防止和降低投资偏差，以满足项目投资决策的需要。

关键词：项目可行性；投资；合理

一、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项目可行性研究作为国家各级计划综合部门对项目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调控管理，编制发展规划、控制项目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利用资金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作为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程序的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对项目的主要内容和配套条件，如市场需求、建设规模、建设方案、环境影响、资金筹措、盈利能力等，从技术、经济、工程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并对项目建成以后可能取得的财务、经济效益及社会影响进行预测，从而提出该项目是否值得投资和如何进行建设的咨询意见，是为项目决策提供依据的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此外，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还是确定项目是否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是项目是否投资建设最重要的依据文件。

二、项目可研阶段合理确定投资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长期存在着“三超”现象，为了杜绝“三超”现象的发生，把项目投资控制在国家批准的投资范围内，就必须从工程建设程序的源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做起，合理确定项目的投资。

从项目的建设程序上来看，我国的建设项目程序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阶段：项目建议书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设计阶段、施工图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和交付使用阶段。而可行性研究阶段是确定项目是否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是决定项目是否建设的重要阶段。该阶段所确定的投资是控制项目建设的基础和限额。也是有效控制设计阶段建设规模和投资额度、施工阶段合理使用投资的前提和保证。在可行性研究阶段所确定的投资估算是设计阶段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的控制依据、而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又是施工阶段工程结算的控制依据，只有这样，前期控制后期，才能有效的控制项目的投资，从根本上杜绝“三超”现象的发生，使投资方和国家的建设资金得到合理的利用和有效的控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假设1: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与证券投资基金不同，社保基金的保值与增值直接关系到社会保障事业的完善程度，因此容易受到行政的干预，其投资期界较长，注重价值投资。其次，险资(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以及少量证券公司持股)，实行着与证券投资基金不同的管理办法，不用频繁的披露其投资组合，也不用参加年度业绩排名，这会促使他们把资金投向高成长性的行业与企业。最后，众多文献的研究都认为险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文学(2002)［8］认为，保险基金能够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这会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对企业施加直接和间接控制，提高公司内外治理机制的协调性。卢仿先等(2005)认为资本市场成熟后，保险基金必然会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去，这能够通过直接对公司经营者进行监管来降低“道德风险”，使公司的治理效率得到改进。此外，社保基金也最符合Coffee(1991)提出的关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的标准，因此最有可能参与公司治理，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李淑娟，2007)。据此，有假设2。

假设2:险资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不同于境内投资者，QFII较为重视投资对象的公司治理因素与持续经营能力(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3)，高雷和张杰(2008)的研究发现，QFII倾向于投资非国家控股、发达地区、从事政府保护行业和信息披露透明度高的公司。由于对我国的股票市场环境持谨慎的态度，QFII总体上坚持价值投资和长线投资，青睐中小盘股，注重企业的成长性，行为具有长期性(孙立和林丽，2006)以及进攻性、全面性和均衡性的特征(耿志民，2006);而且据交易所的研究报告显示，自QFII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其换手率是所有机构投资者中最低的。虽然QFII总体上也进行惯易，但程度低于境内的投资者(李学峰和张舰等，2008)。最后，与险资等相同，QIFF也不需要频繁披露其投资组合而且也不参加普通基金的排名，这避免了机构间的恶性竞争给企业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在公司治理中会有积极的作用。陈丽萍和郭晓晴(2008)认为，QFII可以作为流通股的代表，监督和约束管理层。陈世剑和王娜(2007)的研究也表明，QFII不仅可以促进经理层遵循信息披露准则进行披露，还可以促进管理者进行自愿性信息的披露。据此，有假设3。

假设3:QFII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企业性质对机构投者治理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影响。首先，国有企业大多关系国计民生，较差的经营业绩会影响整个社会对国有企业的信心，因此国有企业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这不是证券投资基金所能左右的。其次，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机构投资者在国有上市公司中话语权有限。即使机构投者有积极性参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进行监督和限制，向外部投资者发送关于企业的真实信息而推进价值投资，但国企的经营者从这种行为中所获净收益也不会有显著增加。事实上，国有企业在财务、政治及人事任免上受到政府更多的控制，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进而公司业绩并不是决定现任经理是否留任的重要原因，非经济因素在国有企业经理的任命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经理人市场功能的发挥受到诸多限制(国有股减持课题组，2001)［18］。相对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来说，非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则面临更大的市场压力。因此，有假设:假设4:国有企业中机构持股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要弱于民营企业，存在偏负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4—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据来自于WIND资讯数据库外，其他数据则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本文的样本筛选过程如下:(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2)剔除数据不完整和异常的上市公司的数据;(3)剔除S、ST、*ST上市公司的数据。经过以上筛选，最终获得6年共4842个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每年807个样本)。

(二)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目前，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方法主要有:总应计利润法、具体应计利润法、真实盈余管理计量和盈余分步法，其中总体应计利润法应用最为广泛(黄梅，2007)［19］。所谓总应计利润法，是指把总应计利润分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和不可操纵利润两部分，并用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程度的度量。在众多的应计利润计量模型中，修正的Jones模型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市场的方法(Dechowetal，1995;夏立军，2003)［20－21］。另外，Bartovetal.(2000)［22］的研究表明横截面的Jones模型优于时间序列的Jones模型，因此，本文利用修正的横截面Jones模型来估计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这一模型的具体形式为: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各类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用INS表示。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比例用MF表示，险资(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和证券公司)持股比例则记为IC，QFII代表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3.控制变量(1)公司性质(CONT)。本文设置虚拟变量CONT来控制公司性质，CONT=0代表国有企业;否则为非国有企业。(2)公司规模(SIZE)。张兆国等(2009)［23］认为，公司的规模越大，受到外界各方的关注和监督就越多，所以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本文利用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3)偿债能力。企业的管理层为了避免违反债务条款会进行盈余管理，因此，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可能有关(Bartovetal，2000)［21］，本文利用资产负债率(LEV)和流动比率(CUR)来衡量公司的偿债能力。其中，资产负债率等于年末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流动比率等于流动负债除以流动资产。(4)盈利能力(ROA)。(Dechowetal，1995)［20］认为当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与公司业绩相关时，管理层需要利用ROA来控制公司业绩对盈余余管理的影响。本文以净利润除以年末总资产衡量ROA。(5)滞后一期的应计利润(LTA)。上一期的应计利润越高，经理层本期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就越弱。(6)发展能力(MB)。本文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发展能力。(7)审计意见(OPIN)。OPIN为虚拟变量，如果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OPIN=1，否则，OPIN=0。(8)行业控制变量。不同行业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因此其盈余管理水平也有显著的差异。本文借鉴温军等(2012)［24］的做法，用行业资产报酬率、行业财务杠杆和行业M/B来控制行业的特征，在模型中分别用InROA、InLeve和InM/B。

(三)检验模型为了检验假设1和假设2，本文建立如下模型:上式中，i代表企业个体，t代表年份;εit为随机扰动项;β''''X代表控制变量向量与其回归系数的乘积，变量和INSi，t的含义同前文。

一、问题的提出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企业集团取得了一系列的改革成果。然而，当前许多企业集团内部还没有理顺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内部控制权，尤其是那些靠非经济因素和非市场行为等强行组建成的企业集团，从而使国企改革和发展中的资本市场面临许多尴尬的局面，造成了一系列治理上的难题。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由于对子公司（包括子企业，下同）资产运行机制缺乏必要的约束，导致子公司滥用投资职权，严重地损害了集团公司的利益，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地区某集团公司为例，参考其他企业集团存在的问题，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对如何控制子公司投资行为的问题做些探讨，并提出若干对策。

二、问题的分析

1.“多级法人”的存在是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具体地说有以下几方面：

（1）效益良好的孙公司没有向子公司分配股权收益或者分配比例非常少。有9家孙公司由于市场需求大、产品科技含量高，2001年市场销售额平均比上年增长了29%，税后利润达5500万元。然而，2001年的股权收益只有705万元。

（2）子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情况因地域不同而产生了明显不同的经济效益。在121家孙企业中，企业经营场所在本地的有56家，2001年有利润的有15家，破产的0家，撤消和注销的16家，停业的25家；企业经营场所在外地的有65家，2001年有利润的有6家，破产的3家，停业的20家，处于亏损状态的36家。

（3）子公司对经营效益不好的孙公司资产处理持消极态度。45家停业公司中，只有5家通过撤销或破产解决了资产债务问题。其中18家自停业以来就一直搁置着，原先还有价值的设备、原料都因久拖不办而失去了价值，时间拖延最长的已达6年，最短的也有1年多。

2.子公司为孙公司和其它公司的乱担保行为严重，使相当部分子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影响了企业的经济发展。在统计中的34家子公司中，没有对外担保的债务只有3家，有过担保行为但债务已经不存在的有5家，其余26家累积对外担保债务已达7567万元，超过全部注册资本（6500万元）。还债相当困难，已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究其原因，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企业负责人，为与企业毫不相关的债务作担保；二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漏洞导致无法约束这种严重危及企业生存行为的出现。我国《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没有限制董事、经理为其他公司及其法人股东作担保，也没有限制公司本身的担保行为能力。另外，我国《新的担保法司法解释》还在第27条作出如下规定：“保证人对债务人的注册资金提供保证的，债务人的实际投资与注册资金不符，或者抽逃转移注册资金的，保证人在注册资金不足或者抽逃转移注册资金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种现象在实践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投资决策阶段的风险；项目实施阶段的风险；经营管理阶段的风险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不同的阶段各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国家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全局的、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影响房地产商品需求结构变化,决定着房地产业的兴衰、房地产投资绝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而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土地为载体,土地政策的变化势必对房地产业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城市规划布局调整和城区功能调整、交通的变化等来对房地产业带来影响、经济风险包括市场供求风险和通货风险、同地域的房地产开发面临不同的风险因素、房地产投资的实施阶段是指房地产投资计划的具体实现过程、房地产市场状况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错过最佳租售时机、房地产项目开发成本风险源于开发的各个阶段、营销策划是经营管理的核心,它的成败直接影响到成本能否收回、利润能否实现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之一的地位日益巩固,成为当今主要的投资热点。用先进的、科学的、完善的理论作为房地产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对整个房地产全过程的风险进行识别,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风险识别

房地产投资的全过程是指从房地产投资意向的产生到房地产出售、资金回收或报废为止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般可分为投资决策、项目实施和房地产经营管理等阶段。不同的阶段各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投资的失败,投资者必须对各个环节的不确定因素进行识别并加以防范。

一、投资决策阶段的风险

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投资决策阶段最为关键,拥有最大的不确定性与机动性。房地产投资一旦展开进行,很难从项目建设中撤出,否则会付出高昂代价。房地产投资决策阶段风险主要源于政策和经济方面。

1.政策风险

国家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全局的,政策的潜在变化可能给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带来各种形式的经济损失。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尚未完善的条件下,政策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尤为重要。

一、提升流动性管理能力的常规措施

1．构建资金风险的预警机制

流动性管理是项目投资资金运作日常核心工作。依照总量平衡、结构对称、提前预警、适时调节原则，投资者需从风险管理的组织机制、分析机制和处理机制三方面入手，建立包括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现金流量等方面的风险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确定重点监测对象和监测领域，重点关注即将到期债务，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做好应急预案，通过多层安全机制控制，最大限度避免流动性突发事件对正常经营造成的冲击。

2．提高外部信用评级水平，积极拓展多渠道融资，强化投融资能力建设

投融资统一管理是确保项目投资成功的前提条件。投资者和项目本身的信用是获取未来现金流的重要因素之一，为将潜在的信用能力转换成切实的现金流入，从整体上提高项目资产的流动性，必须打通投融资业务链，投资者的外部信用评级可为进一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投资者需要对各融资渠道进行分类管理，汇总整理并定期更新各融资渠道的融资能力、融资规模、期限、融资成本等，综合比较各渠道资金成本、期限、流动性、风险，以确定资金运用优序，未来假设发生极端情形而导致流动性紧张，则投资者将充分发挥外部渠道融资缓冲垫的作用，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融资有效缓解项目资金缺口。

3．日常经营中对流动性管理预留较大空间，以管理机制体制

为流动性风险防控提供有力保证针对项目投资的风险收益特性，投资者应从组织体系、报告规定、处理程序、处理措施、绩效考核等方面做出规定。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流程，增强对流动性风险预测、计量和调控的能力，并确定突发事件的可融资方式及金额，为项目投资和正常运行保驾护航；二是建立授权机制、内控机制、责任机制、报告机制，确保风险管理真正落到实处;三是加强还款周期管理，错开短期和长期融资到期日，平滑资金波动，保持充分的流动性储备，尤其是确保足够的备而待用的短期融资资源。

二、新形势下的流动性管理措施

一、中国上市公司对权益性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

我国上市公司对购入的权益性证券，按照下列投资决策选择投资核算方法：第一，投资权益性证券是否作为剩余资金存放形式，不以控制被投资单位为目的？如果是，则按短期投资核算，取得时按成本计价，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如果否，则考虑投资是否是为了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第二，如果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权益法；如果不是为了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则采用成本法核算。

1、购入的证券作为短期投资时，初始价值按成本计价，每期末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价。

①2002年1月5日取得投资时，借记：短期投资500000，贷记：现金500000.

②2001年12月31日收到股利时，借记：现金120000，贷记：短期投资120000.2002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8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003年12月31日成本（每股5元）低于市价（每股6元），不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③2004年处置此投资时借记：现金600000，贷记：短期投资380000，贷记：投资收益220000.

2、若选用成本法，则进行下列核算：

1双重集聚：风险资本从集聚流向集聚

VC的地理集聚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其集聚性体现为VCF（供应方）和PF（需求方）的双重空间集聚，即风险资本在流向上具有从集聚到集聚的特征。

1.1风险投资机构的地理集聚在很多国家，VCF具有普遍的地理集聚性，大多高度集中于少数产业集群中［5］。从VC的最早起源地———美国来看，很多学者发现美国的VCF大多集中在某些特定地区———金融资源集聚区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区［1］，他们利用数据对这种集聚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和分析。在VC发展的早期，加州（旧金山－硅谷，32．5％）、纽约（20％）和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17．4％）便被认为是美国VCF最为集中的3个地区［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集聚区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仍有超过一半的美国VCF集中于旧金山、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中心）和纽约3个地区［11］。随着美国VC产业的成熟以及其对创新和创业的作用的凸显，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逐渐开始发展VC产业。在美国VCF集聚的背景下，更多学者发现，VCF在欧洲多个国家同样具有高度的集聚性。作为美国之外的VC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以色列的VCF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地区［12］；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的VCF便主要集聚于大伦敦（GreaterLondon及东南地区（SouthEast），尽管90年代后VC产业的快速增长使得这种集聚效应有所减弱，但并未改变这种集聚局面［4］；德国的VCF主要集中在慕尼黑、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杜塞尔多夫5个地区［5］，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德国的金融集聚区；法国的VCF主要集中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可见，从美国到欧洲各国，VCF均高度集聚于少数地区［11］。通常传统的投资企业倾向于集聚在金融资源集聚区。但是，与传统的私募基金（privateequity）偏爱投资成熟企业不同，狭义的VC更倾向于投资那些较为年轻的高新技术类创新企业，从而使得VCF较多集聚于高新技术集聚区［5］。因此，VCF的地理集聚不仅与地区的金融创新发展水平一致，而且与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吻合。而VCF在机构扩张过程中倾向于集中在那些VC较为发达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VCF的地理集聚趋势［13］。

1.2创新企业的地理集聚VCF在选择PF进行投资时对PF所在产业和地区具有明显的偏好，这导致接受VC的PF也具有很高的地理集聚性。Florida和Kenney［1］发现，超过70％的接受VC的PF集聚在其所定义的3个VCF集聚区。近年来的研究同样表明，拥有美国超过一半的VCF的3个地区———旧金山、波士顿和纽约依然吸引了超过49％的PF［11］。这种地区集聚性在风险投资比例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表现得更为明显。Zook［14］通过研究网络产业发现，VC的分布能够影响新建网络公司的区位选择，从而使该产业中接受VC的PF呈现出地理集聚的特点。Chen和Marchioni［15］对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接受VC的生物技术PF高度集中于北加州、波士顿以及圣地亚哥等地区。VC机构所投资的PF呈现出的地理集聚性，实际上反映了VC投资行为的集聚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集聚性有关，因为VC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往往具有集聚的趋势［4］。新创企业的地理集聚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风险资本将集中投资于特定产业的集聚地区［16－17］。纵观欧洲的VC资本流向，不难发现，接受VC的PF在主要的欧洲国家也呈集聚态势。近半数的英国风险资本进入了以伦敦为主的东南地区［4］，接受VC的PF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地理集聚；德国的风险投资更多流向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慕尼黑等地［5］。在丹麦，这些企业主要集聚在哥本哈根地区———即便该地区的R＆D企业比例相对并不高［18］。以色列的PF也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地区。VCF及其投资的PF各自体现出的地理集聚性，揭示了风险资本“从集聚到集聚”的特征。

2地区偏好：本地偏好与集中偏好

通过研究VC的双重集聚，不难发现，VCF的集聚区和PF的集聚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较大的重合。该现象使得一些学者开始考虑，VC的地理集聚是否是因为其投资选择具有一定的地区偏好，而这种地区偏好可能具有本地偏好和集中偏好的特征。

2.1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选择时往往具有本地偏好。这主要是因为地理临近能降低成本、带来更多的信息优势和减少预测误差，从而可能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和退出回报。风险投资过程需要大量的共享信息［1］，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信息主要是软性信息（softinformation）———它区别于能被测度、记录和传播的硬性信息（hardinformation），会影响风险投资机构对目标企业所在区位的选择。文化差异便是一种诱导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的软性信息，这在加州效应（Californiaeffect）研究中颇为明显———不同的办公文化导致的不同契约风格使得硅谷地区的VCF更愿意选择当地的创新企业，因为硅谷的非正式办公文化往往难以被128公路地区的正式办公文化所接受。同时，本地媒体对本地企业信息披露的偏好也会使其提供更多的本地市场信息，从而降低了VCF投资前的扫描成本和投资后的控制成本［20］。而VC有别于一般的风险（risk）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需要参与所投资的PF的管理和控制，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家要相对频繁地造访所投资企业、与其创始人和管理者保持联系，而本地投资则降低了此类访问成本。从国别维度看，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样本均支持VC具有本地偏好的特征。但是，这种本地偏好是否存在于所有的风险投资机构中？是否意味地理临近对所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同样的效应？一些学者从VCF资质的角度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例如，Butler和Goktan认为，资历浅的VCF为了获得更好的信誉和更多的资金来源，经常过早地推动所投资的企业上市，从而实施一种IPO抑价（under－priced）的做秀（grandstanding）行为，由于控制那些物理距离较远的PF需要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资源，因此它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地理临近的本地PF进行这样的投资；而本地的年轻PF也会因为想要获得软性信息而更愿意接受本地资质较浅的VCF的投资，这意味着资质较浅的VCF与年轻的PF之间的投资行为呈现出更强的本地偏好特征。对于资质较深的VCF，Cumming和Dai提供了另一个解释视角，认为拥有更多经验和更广泛网络的VCF具备良好的声誉———这可能帮助它们解决物理距离可能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分阶段投资和专业化投资也可能使VCF进一步放松对本地偏好的依赖。PF所属的产业因素是另一个影响本地偏好的重要因素。例如：Powell、Kopwt和Bowie通过研究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发现，投资于该产业的风险投资行为具有更高的本地偏好，但随着VCF投资经验的增多，这种对本地偏好的依赖会有所降低；Zook则以网络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VCF在对该产业中的PF进行投资时呈现出的本地偏好特征。风险投资在投资对象选择上的本地偏好表明，VCF与其所投资的PF的地理空间临近会对风险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程度也与VCF的经验、联合投资网络结构、PF所处的产业等众多因素有关。随着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空间距离对投资的负面性正被逐渐克服，这种投资的本地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减弱。辛迪克联合投资的方式便是解决本地偏好的一个很好的方法。VCF通过加强与PF所在地的本土VCF的联合投资，建立起紧密的辛迪克投资网络［30－32］，从而克服了空间距离可能给风险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联合投资的方式在跨国风险投资组合中颇为常见，非本土的VCF通过与本土VCF进行联合投资能从契约结构上消除信息不对称［33］。可见，学术界对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特征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不同因素作用下的本地偏好存在一定差别，而未来对本地偏好的放松趋势值得引起更多的重视。

2.2风险投资的集中偏好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投资方式多元化的发展，VC的本地偏好有所弱化，但其在投资地区选择上依然存在一定的集中偏好。Christensen［18］认为，大多数VCF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它们为了在与其他VCF或金融机构的竞争中胜出而往往集中投资于特定的产业或地区，这使得VC的集聚具有较强的集中偏好；只有那些大型的VCF才可能凭借所具备的较为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在投资区位选择上适当放松地理集中而趋于空间多元化。Lerner［11］发现，除非集聚地之外的创新企业能带来更大回报，否则处于VC集聚区域的VCF更倾向于投资同样处于VC集聚区域的PF———即便PF的所在地与该VCF的所在地并不完全重合。集中投资的好处在于：在同一地区进行多次投资，可通过发挥规模效应以降低单个交易的成本（如交通成本等）；同一地区的历史交易经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和制度因素差异的负面影响［11］、提高风险投资的绩效。VCF集中投资于特定地区导致该地区的PF集聚，而PF的自发集聚反过来又会吸引VCF到此进行集中投资。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加剧风险投资集中偏好的催化剂。那些在某些特定产业具有投资经验的VCF会倾向于继续投资该产业，若这些产业的PF集聚于某些地区，那么VCF的投资行为便呈现出集中偏好的特征。辛迪克投资网络的存在也使得更多的VCF选择与网络中其他VCF一起进行集中式投资。而一些风险投资家通常拥有在实体企业从事经营与管理工作的背景，这使得他们往往对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较为熟悉，从而也会加剧其对某一地区进行集中投资的偏好。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加强，风险投资地区偏好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本国市场的局限，开始关注海外市场的风险投资行为。制度环境和法律系统成为影响海外风险投资行为的关键要素，高法律约束的国家能够获得较高的价值回报［10］，这使得海外风险投资往往集中于这些地区，从而呈现出一定的地区专有性和集中偏好。然而，海外投资的地区偏好往往具有分散性集聚（dis－persedconcentration）的特征，国外风险投资的地区集中性要弱于本地投资者。特别是那些辛迪克联合投资中处于非领导位置的VCF，由于它们在联合投资中所占比重较低，因此它们对地理临近和集中投资的偏好相对较弱［35］。不难发现，风险投资的集中偏好与VCF对较高投资绩效的追求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学者们在分析集中投资与投资绩效的关系时产生了一些矛盾的观点：一些正面的观点认为，集中投资能够提高VCF在“投资集中地区”的投资绩效；一些负面的观点则认为，VCF通常对“非投资集中地区”的投资抱有较高的投资预期，这使得实际中其在“非投资集中地区”的投资绩效要好于“投资集中地区”［11］。可见，风险投资的集中投资能否带来较高的投资绩效，还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5］。但不管怎样，学术界对VC集中偏好现象的肯定是普遍一致的，集中偏好导致的集中投资现象也是较为明显的，对VC集中投资与投资绩效间关系的研究也为VC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政策引导思路。对于后发地区来说，更多地从政策层面上采取措施以吸引来自风险投资集聚区的投资机构，或许比一味地在当地鼓励新建或引进VCF更为有效［11］。图2对VC行为的地区偏好进行了形象解释。假设存在2个VC集聚区A和B，VCFAi和VCFBi分别是其中一家风险投资机构，PFAi和PFBi分别是其中一家创新企业。对于VC集聚区A中的风险投资机构VCFAi来讲，它会寄希望投资于本地的创新企业PFAi以期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这体现了其投资行为的本地偏好（VCFBi对PFBi的投资亦如此）；VCFAi投资于VC集聚区B中的创新企业PFBi体现的是为获得高投资回报率的集中偏好特征。不处于这两个集聚区的其他风险投资机构VCF也会因为集中偏好而投资于集聚区中的创新企业（如PFBi）。此外，各VCF会通过联合投资来共享本地投资和集中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益。比如，当VCFAi与VC集聚区B中的VCFBi联合投资于区内的创新企业PFBi时，VCFAi不仅能获得集中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而且会分享到联合投资伙伴VCFBi的本地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从而获得集中偏好和本地偏好带来的双重额外投资收益。

2005年7月29日，财政部为了规范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处理和相关信息的披露，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投资性房地产（征求意见稿）”。我们在认真研读了该征求意见稿后，对稿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表示赞同。但是，对稿中的某些内容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现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归属问题

本稿“第七条：企业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对于固定资产形式的投资性房地产，应当比照《企业会计准则××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处理；对于无形资产形式的投资性房地产，应当比照《企业会计准则××号———无形资产》的相关规定处理。”对此条规定，笔者认为似有不妥。

1、投资性房地产不应该作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处理。首先，投资性房地产不完全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定义。企业会计准则明确指出，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年限超过一年、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而投资性房地产，则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企业以投资为目的而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及房屋建筑物；房地产开发企业出租的开发产品（在此，我们仅以非房地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可见，以赚取租金为目的（出租）投资性房地产可以划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范畴，而以赚取资本增值为目的投资性房地产，则不属于“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范畴。其次，虽然投资性房地产与原来意义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物质形态上是相同的，但企业持有它们的主要目的不同，如果将他们进行统一的核算，明显不符合会计的“明晰性”原则，同时也会引起“折旧、摊销”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同时，从企业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中，绝大部分是以增值为目的。由此可见，投资性房地产不应该作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核算。

2、投资性房地产应该作“类投资”业务处理。从经济业务的内涵看，企业的投资性房地产业务与企业的“投资”业务并无质的区别，两者都是游离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之外的以赚取增值为目的投资行为。但是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所指“投资”仅指对外投资（将资产让渡给其他单位），主要形式为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而投资性房地产业务既不属于股权投资，也不属于债权投资，不属于对外投资的范畴，而是纯粹的对内投资业务。因此它也不完全符合会计准则中的“投资”内涵。如果将其纳入“长期投资”的范围，也似有不妥，但它的投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投资性房地产业务具有明显的投资特性，但与“投资”又不完全吻合。根据投资性房地产的这一特点我们将其定义为类投资业务，即不将其纳入“投资”的范围，但是按“投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所以，在核算上拟采取类似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即借鉴“长期投资”核算原理，设“投资性房地产”账户进行专项核算。

二、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处理方法

（一）“投资性房地产”账户

为了核算投资性房地产业务，需增设“投资性房地产”账户。该账户属于资产类账户，借方记录投资性房地产的取得成本、后续支出及因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产生的增值。贷方记录因出售、转让、转自用及报废或毁损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处置时冲减的账面价值。期末余额在借方，表示企业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该账户按投资性房地产的种类设置明细账户。

摘要：文化投资企业重点关注企业发展战略和财务战略问题，在预算管理方面借鉴质量戴明环管理方法，实施财务精细化管理，提升财务管理策略，强化服务性财务管理，开发财务人力资源，培养财务人员职业素养，对于做好财务管理，增强核心竞争力大有好处。

关键词：文化产业 投资公司 财务管理 策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以来，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各类文化企业蓬勃发展，本文以某企业为例，浅议文化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思路，力求使该类企业的财务管理成为创建一流的工作典范。

一、综合性文化投资企业初创阶段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某文化投资企业经过几年的发展，资产达到100亿元，产业布局已经涵盖了传媒广告、影视演艺、出版发行、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工艺美术、书画艺术、文化产权交易、影视版权交易、电影院线、融资担保、文化基金、小额贷款、文化风投等领域。企业规模不断壮大，投资规模逐年增长，但是成长中的问题也不断出现。一是产业链条长，管理层级多，管理难度增大。二是员工队伍膨胀快，管理成本增加。三是主业不突出，经济效益不佳。伴随而来的财务问题主要有：一是融资结构单一、期限短、财务费用大、还款压力大，且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二是现金流不充裕，资金链面临问题。三是业务不稳定，预算控制难度大。四是财务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与企业多元化、集团化发展的高速发展态势不相适应。素质包括情商、智商，水平指财务管理水平。

基于以上现象企业提出“品牌、质量、效益”发展策略，坚持品牌、项目、资本三轮驱动，放缓发展步伐，夯实基础，既要走的快走的稳，更要走的好。重点开展以利润为导向的精细化管理，就是以利润为导向，开源节流 ，向经营和管理要效益，围绕效益调整融资结构、资本结构、资产结构三个结构。精细化管理既要核算也要监督，财务部门要为此献计献策，首先做好对标工作。

二、综合性文化投资企业初创阶段财务管理的一些策略

（一）做好企业投资研究，重视发展战略和财务战略制定

【摘要】资本成本作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第一概念，在企业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备受瞩目。随着企业对投资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决策的作用日益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讨论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作用的文献数量也急剧膨胀，但目前尚缺少对该类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综述类论文。因此本文力图在这方面进行初步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关键词】资本成本 企业投资 锚定作用

一、引言

投资决策是企业最基本的财务决策，决定了企业未来时期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和成败。对企业而言，投资决策的制定过程就是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进行长远规划的过程，在企业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在诸多影响因素中资本成本作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第一概念，是备受瞩目的决定性因素。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基准性的作用，即锚定作用，且该锚定作用是重要且无可替代的，因此研究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的锚定作用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经济运行质量的不断提高，尤其是企业对投资质量的要求不断上升，资本成本对企业投资决策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讨论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作用的文献数量也急剧膨胀，但目前尚缺少对该类文献进行全面梳理的综述类论文。因此本文力图在这方面进行初步尝试，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为今后的理论探索提供基本线索，力图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Modigliani 和Miller（1958）从资本成本性质的角度，用无套利证明方法，深入探讨了资本成本与资本结构、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开启了现代公司理财学的大门。Modigliani和Miller指出资本投资决策是唯一能决定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企业最佳的投资规模是在净现值（NPV）等于0时的投资规模。随后在1958年～1961年期间，这两位学者又继续针对资本成本的有关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奠定了资本成本在财务决策制定过程中无法比拟的作用―锚定作用。从此，学术界对于资本成本的研究以及基于资本成本所展开的相关研究成为了财务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领域之一。

Solomon（1955）提出资本成本能够作为判断企业资本性支出是否可行的参照标准（企业资本支出的取舍率），这就是资本成本的基本作用。从理论上讲，自此之后，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的限制作用已经得以确认，即资本成本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可以作为参照基准，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具有锚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