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职称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璀璨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作为制度文化重要内容的职官制度，以其丰富的内容、多姿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民族职官制度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不仅对以后的中国职官制度，而且对历朝历代的民族职官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先秦两汉；职官制度；特点

一

“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这里的“预备条件”自然是对我国文化的了解和熟悉。我们在阅读古籍当中，经常会遇到职官方面的问题，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这样几句诗：“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埃ㄗ蓿幽谑罚?（贵）维趋马。（举）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卿士、司徒、宰、膳夫、内史、趋马、师氏都是职官的名称。又如《新唐书・柳宗元传》：“柳宗元……第进士、博学宏词科，授秘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擢礼部员外郎。……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秘书郎、蓝田尉等等都属于职官的范围。

所谓职官，是指在国家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这里面有职官的名称、职权范围和品级地位等几方面的内容。社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出现了。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团结的方法是靠血缘，这一时期重要的组织就是氏族，对内的治理，对外的防御都靠着它。此后，古代社会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国家要达到政治目的必须要有人实行上级作出的决策、命令，这些实行之人就是官。

二

相鳎在尧、舜、禹做部落联盟首领的原始氏族社会晚期，曾设有“百官”，例如尧曾以四岳为部落酋长，以羲和管历法，舜以“八元”管教化、“八恺”管土地等等，这些“百官”也都是氏族社会的各种管理者。与后来的“官”不同，这些是组合部落首领仅为“社会公仆”。职官的设置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

夏代已具备国家雏型，但尚无文字可考。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发现许多官名，如“臣正”、“宰”、“士”、“吏”、“尹”、“史”等等。例如伊尹就曾担任过商汤的辅弼之官――“尹”（称阿衡、保衡）。宰原为奴隶主贵族的家务总管（最早由厨师发展而来），后来也参与一些政事。商代后期还有“父师”、“少师”之官，由王族长老（如箕子、比干等）担任，负责对国王进行辅佐、警诫和指导。武职的最高统帅虽由商王担任，但军队中也开始有武官的设置。如从事戍守的武官曰“戊”，从事保卫的武官曰“卫”，掌管弓箭手的武官曰“射”、“多射”，奉命领兵征伐的武官曰“亚”等。

据《周礼•天官》对宰夫职能的相关记载：宰夫“掌治——以考百官府群都具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意思是说宰夫按照规定，考核百官府群都具鄙的政绩，计算复核他们的财用收支，凡是那些造成财物损失，伪造作假的，应按照法规由冢宰对其严格处罚，而对于那些财政充足，善于管理财物者则给予奖赏。这些叙述具有典型的审计意义，表明了宰夫一职是一个具有审计性质的职位。虽然当时审计工作只是宰夫具体职务的一部分，还要监察业务，审计与监察没有分离开来，那么宰夫其实并不是独立意义上的国家审计官员，但是这个时期的宰夫是独立于会计部门的，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宰夫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虽然级别地位较低，只是一位下大夫，但是却可以对中大夫的司会进行审计监督，一旦发现司会存在差错和舞弊，应上报大宰由大宰加以处理，这就是审计监督行为。因此，我国大多学者认为，宰夫执行的工作是我国国家审计的萌芽状态，宰夫一职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国家审计的起源也影响着后世审计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周礼》所记载的西周社会，对我们研究西周官制，进而发现国家审计的起源，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关于国家审计是否起源于西周的争论也就出在对于《周礼》的相关争论上。

第一是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的争论，20世纪上半期，多数学者在研究《周礼》的成书时代时，首先依据的就是传统经学所认为的周公作《周礼》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周礼》是周公制礼作乐时创作的典籍，因此《周礼》反映的就应该是西周时期的职官与制度。还有就是标题中的“周”字，以及开篇中的“王”，因为周天子是称王的，所以就认为《周礼》成书年代是周朝。但是，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质疑》当中指出，从金文中选取了卿事寮，大史寮，诸侯诸监等二十项官职，并与《周官》（即《周礼》）中的官职做了比较，结论是这二十项官职虽然和《周官》中的官职略有相同之处，但是其骨干却是截然不同的，因此，郭沫若先生否认了《周礼》是由周公所创作的观点。另外，郭沫若还指出，春秋末期以来才有私人著书之事。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周礼》不可能出于春秋以前。因此就不能依据《周礼》所记录的官职就推断出国家审计起源于西周。

第二是《周礼》所反映的西周社会情况的可信程度的争论，《周礼》是在西汉初期被发现，直到王莽时期才公诸于世，这是多数学者认为王莽篡汉改制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历史上有学者认为《周礼》是王莽为改制而使人编造的。另外，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辞官后隐退期间曾整理《尚书》，秦汉期间，流传于世的《尚书》只有二十几篇，被称为《今文尚书》，到汉武帝末期时，鲁共王为扩建宫殿，在拆除孔子老宅是在其墙壁中发现古字《尚书》，被称为《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将其整理后收录于《十三经注疏》，其中包括《周官》一文，而在《今文尚书》中无《周官》一文，因此，历史上也就有人将《周官》称为伪作。再有，《左氏春秋》又名《左传》是由春秋末期鲁国左丘明所著，书中也出现了一些官职的名称，其中包括宰夫，也就是我们认为的审计的起源。比如在《左传-宣公二年》中出现的“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肠熊蹯不熟，杀之”意思是宰夫烹饪熊掌不熟，而被晋灵公杀了，此外还有两次出现“宰夫”，都是表达的类似于一个厨师的职务，而不是我们在《周礼》中认为的类似于审计的官员职务，西周初期与春秋时期相隔大约400年，虽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同一官职称号的职责与地位等发生变化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果“宰夫”在西周初年为下大夫官职，而到了春秋时期却变成对下人厨师的称呼了，这也是很难理解的，《左传》的可信度较高，那么《周礼》的真实性就要更加受到怀疑了，进而影响到我们对国家审计起源的追溯。

综上，虽然现有资料不能证明《周礼》就是周朝官制的真实反映，却对我们追溯审计起源起了重要作用。历史史实是凝固的、静止的，而历史研究却是波动的、前进的。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关键是要看研究的成果能否贴近历史的原貌，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审计起源问题，笔者有这样几点认识：（1）要正确把握古代审计和现代审计之间的前后沿袭承继关系以及古代审计起源与古代会计起源、古代监察起源、古代财政监督起源的关系等。（2）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进行对国家审计起源的分析和研究，必须在充分掌握切实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来研究，要使用第一手资料来说明史实，不能人云亦云。（3）要注意把握审计的萌芽、雏形和带有审计性质的活动与完整形态审计产生之间的联系，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审计起源研究。

作者：郝莉莉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史官在中国古代，主要从事记录历史、编写史书工作。商周时期，史官的作用以及地位均十分突出。西周王朝的史官建制，由于可靠的文献记载不多且很零散，虽《周礼》一书有较详尽记载，但其终为后人所作，并不全是西周历史真实的反映，故需求之于西周铜器铭文资料，这是我们研究西周史官建制的前提。

依据金文资料，西周王朝的史官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为主外的太史类史官，另一类是主内的以尹氏为首的内史官类史官。需要指出的是，东汉郑玄在《周礼・春官宗伯・太史》下注云：“太史，史官之长。”即以太史为所有史官之长，而内史既然亦为史官，按其说，自然亦属太史统辖，然《周礼》将内史、太史分置，且太史秩次仅为下大夫，而内史却为中大夫，内史岂能在太史之下，归太史统辖?郑玄的说法明显与《周礼》相违背。而证之于文献与金文资料，太史和内史明显是相区分的，并没有谁统辖谁的意思。如《尚书・酒诰》说：“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太史友、内史友相分列，“友”为僚属、下属之义，如《师奎父鼎》铭云：“用司乃父官友”(《集成》2813)，就是管理其父之僚属的意思：又如《师訇簋》铭云：“师以乃友，捍吾王身”(《集成》4342)，就是王命师訇率其部属以护卫周王之义，故而太史友、内史友就是太史的僚属、内史的僚属的意思，二者明显是相互并列而独立的史官群体。又再如《鬲比盈》铭云：“令小臣成友逆旅口、内史无够、太史旗曰……”(《集成》4466)，内史、太史相并列，且内史被列于太史之前，地位反较太史为高，内史自然不会是太史属员，内史与太史当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史官群体，共同构成了西周王朝的史官体系。

另外，金文中常出现单称“史”的情况，如史年、史颂等。徐宗元先生以为，“金文之史，盖即太史之简称，或为诸史之简称。”(徐宗元：《金文中所见官名考》，《福建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57年第2期)而具体如何简称，其言未详。按《蔡簋》铭文中有“史先”，《谏簋》铭文作“内史先”，而《扬簋》铭文作“内史史先”，其皆为一人，是知所谓的“内史某”，全称为“内史史某”，简称或通称则为“史某”。而内史掌册命，是知出现在册命金文中执册或宣册的史官“史某”者，当为内史某之省称，或为内史类史官之通称。不过在其他一些非册命金文中，亦常见有称“史某”的史官，其中当有太史之属，故不可一概而论。

太史，金文作大史，如《太史》铭云：“太史作尊彝。”(《集成》9809)太史一职亦见于殷卜辞，如《卜辞通纂》778片甲文有“大史”，大史既以“大”名之，是以示其与普通史官相别，当为非内史类史官之长，故地位尊崇，西周金文中有公大史之称，即公太史，如《作册(鬼+虎)卣》铭云：“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集成》5432)，“公”作为生称，当是对王朝执政卿士或德高望重的长老的尊称，太史前冠以尊称“公”字，固然突显卣铭中这位太史当是王朝长老级人物，但也同时反映出太史为崇职，绝非一般官吏。太史一职，许兆昌先生证说：“由于制定历法的需要，太史应主要居于丰京从事观测天象的事务。”(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而制定历法，颁行朔政，正是太史的主外之责。另外祭祀、会盟、出师、丧事等，太史皆要亲临，同时，太史作为史官，还须记录历史，管理文字，并从事一定的占卜活动等，这些也都是太史的主外之责，而这也与主掌册命事宜的内史类史官相区别。太史之属，当为非内史类史官，依据西周铭文载，当有史、御史、中史、省史、书史、绥史等。

内史一职，最早见于康王时的《井侯簋》，于殷卜辞中不见，是知其当为西周所置，内史之长称内史尹或内史尹氏，或单称尹氏，亦或简称为“尹”。如《膳夫克盈》铭云：“王令尹氏友史趋典膳夫克田人”(《集成》4465)，“友”为部属、僚属之义，而内史类官员可通称为史某，史(走+金)即为尹氏之友，自当为其下属。又如《史兽鼎》铭云：“尹令史兽立功于成周，十又一月癸未，史兽献功于尹”(《集成》2778)，尹即尹氏，铭文中尹对史兽命令自当为其长。而《甲组兴钟》铭文则云：“兴日：丕显高祖、亚祖、文考，克明(氏+十)心，胥尹叙(氏+十)威仪，用辟先王，兴不敢弗帅型祖考，秉明德，恪夙夕佐尹氏。”(《集成》247)前文的尹即后文的尹氏，兴乃微氏家族之后，于周世为史官，其先祖中就有微史、作册折、史墙明确为史官，由“胥尹”、“佐尹氏”之言可知，尹氏为其长，而尹氏一职又常出现在册命金文中，如《师察簋》：“王呼尹氏册命师察”(《集成》4254)，是知尹氏为内史类史官之长。内史类史官主掌册命，这在金文中是十分常见的：

如称尹氏者，《克鼎》：“王呼尹氏册命膳夫克”(《集成》2836)；

或称尹者，《申簋盖》：“王命尹册命申”(《集成》4267)；

或称命尹者，《伊簋》：“王呼命尹封册命伊”(《集成》4287)；

【摘 要】传统观念多将《尚书》之残佚径直归咎于秦焚书，学者多有考辨，认为秦代官藏之《书》不焚，今对秦焚书令别行解读，并对伏生《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之流传再加论辩，认同秦中秘与博士官所藏之《书》不焚，而以《书》之残佚为一历史动态过程，始于焚书而成于后世兵燹战火。此种罪秦观念受汉代政治宣传、《书大序》之流传及后世想象之影响，是为“宣传的历史”与“观念的历史”。

【关键词】《尚书》；焚书；秦官藏；《书大序》；罪秦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法家思想为治，上古典籍与诸子百家之书多有亡佚，传统历史观念多径自将其归咎于秦焚书之事，甚或有夸大之嫌，学界对此多有所辩，如陈梦家先生《尧典为秦官本尚书考》1等所论，夫《尧典》（《尚书》之《尧典》与《舜典》分合问题，陈氏依伏生《今文尚书》“慎徽五典”以下皆属《尧典》而指称，本文从之）虽未必为秦代改造，然其“立官藏而去私藏，尊官学而禁私学”之说可从。今以《书》（汉代始有《尚书》之称，故本文于《书》之统称或秦代之《书》皆称《书》，于汉代今古文本称《尚书》）为例，对秦焚书令与汉代伏生《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之流传等问题再加审度考辨。

一、秦焚书令与秦官藏之《书》不焚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2

今观之，凡私家所藏非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皆见烧，此举确为先秦古籍之流传造成莫大损害，然前人已论非举国之书尽焚，有如下几种书不烧：一，秦记，即秦国至秦代之史书；二，博士官所职守之《诗》、《书》、百家语；三，所有医药卜筮种树等日常实用书籍；四，法律法令之书，此由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秦代简牍所涉大量法律、法令、文书等可见。

翰林制度是从唐至清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 史、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之名汉代已有，本指文学之 林，是文翰荟萃所在。唐代开始作为官及官署名，最初的性质是“天 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唐会要》卷57“翰林院”），文 学、经术、僧道、书画、琴棋、阴阳等各色人士以其专长听候君主召 见，称“翰林待诏”。唐玄宗时，较多地选用文学士人，称“翰林供 奉”，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翰林院 之南另建学士院，专门负责掌管“内制”。原有翰林院自此一分为二： 一为翰林学士院；一为翰林院，人称旧翰林院。二者虽皆有“翰林” 之名，但性质却很不相同，前者专以待文学之士，是在禁中起草诏命、 参预机务的枢要部门；后者则杂处各种技能之人，是在内廷供奉君主 的普通机构。唐朝后期，政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藩镇割据形势出 现，宦官专权局面严重，皇帝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 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政局下，号称“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得 以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先是起草内制、参谋顾问，侵夺了中书 的权力；继而参预机密，权力趋于鼎盛。德宗时有“内相”之称。宪 宗时从翰林学士中进一步发展出“专受专对”的学士承旨，表明翰林 学士参与中枢决策的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旧翰林院一直保存， 其官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翰林待制，后又有翰林天文、翰林图画 等等，不设学士，也不参与制诏的起草，始终只是一个主要供君主消 遣的侍从机构。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低的变化：宋朝和 明初高，五代、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落，政治 上的作用相当有限。后晋还一度废除翰林学士，其职并归中书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继承唐、五代的趋势，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 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分为书艺、图 画、天文、医官诸局；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 设在宫禁之内，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其二，翰林学士院 组织结构严整，官员设置从高到低依次为承旨、学士、直院、权直， 不再是随意性很强的内侍群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机构。与之相适 应的选任、降黜、员额、俸禄等各项制度日趋完备。其三，翰林制度 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由此推进了宋代文人 政治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它们程 度不同地学习汉王朝的统治体制，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唐宋的翰林制度， 以此标榜文治，笼络与安置汉族知识分子。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 功能不尽相同：辽称翰林院，体制与唐旧翰林院相似，院内人员、职 事繁杂不一；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开了国史、翰林合 二为一的先河。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职能与宋时相似。元立翰林 国史院，其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 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 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 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 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 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 文秘机构。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质不再有大的变化。院中无承旨，亦无学 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学士为专官”（《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掌院学士之外，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 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和国史馆三机构。翰林院的主要职 能是编修书籍，撰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以及充当科举考官等， 与政治了然无涉，属于职清事简的文人闲职。清朝末年，实行政治改 革，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翰林院日渐衰落。 1911年，清朝灭亡，沿续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终退出历史舞 台。

无论其身份是“天子私人”还是朝廷命官，也无论其职能是参与 政事为主还是掌管文辞为主，对于中国古代的翰林来说，有一点是千 年不变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明清以后， 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为人熟知的历 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 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 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 响。

翰林制度是从唐至清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之名汉代已有，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所在。唐代开始作为官及官署名，最初的性质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唐会要》卷57“翰林院”），文学、经术、僧道、书画、琴棋、阴阳等各色人士以其专长听候君主召见，称“翰林待诏”。唐玄宗时，较多地选用文学士人，称“翰林供奉”，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翰林院之南另建学士院，专门负责掌管“内制”。原有翰林院自此一分为二：一为翰林学士院；一为翰林院，人称旧翰林院。二者虽皆有“翰林”之名，但性质却很不相同，前者专以待文学之士，是在禁中起草诏命、参预机务的枢要部门；后者则杂处各种技能之人，是在内廷供奉君主的普通机构。唐朝后期，政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藩镇割据形势出现，宦官专权局面严重，皇帝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政局下，号称“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得以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先是起草内制、参谋顾问，侵夺了中书的权力；继而参预机密，权力趋于鼎盛。德宗时有“内相”之称。宪宗时从翰林学士中进一步发展出“专受专对”的学士承旨，表明翰林学士参与中枢决策的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旧翰林院一直保存，其官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翰林待制，后又有翰林天文、翰林图画等等，不设学士，也不参与制诏的起草，始终只是一个主要供君主消遣的侍从机构。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低的变化：宋朝和明初高，五代、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落，政治上的作用相当有限。后晋还一度废除翰林学士，其职并归中书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继承唐、五代的趋势，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分为书艺、图画、天文、医官诸局；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设在宫禁之内，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其二，翰林学士院组织结构严整，官员设置从高到低依次为承旨、学士、直院、权直，不再是随意性很强的内侍群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机构。与之相适应的选任、降黜、员额、俸禄等各项制度日趋完备。其三，翰林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由此推进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它们程度不同地学习汉王朝的统治体制，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唐宋的翰林制度，以此标榜文治，笼络与安置汉族知识分子。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功能不尽相同：辽称翰林院，体制与唐旧翰林院相似，院内人员、职事繁杂不一；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开了国史、翰林合二为一的先河。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职能与宋时相似。元立翰林国史院，其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文秘机构。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质不再有大的变化。院中无承旨，亦无学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学士为专官”（《清史稿》卷115“职官二”），掌院学士之外，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和国史馆三机构。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是编修书籍，撰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以及充当科举考官等，与政治了然无涉，属于职清事简的文人闲职。清朝末年，实行政治改革，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翰林院日渐衰落。1911年，清朝灭亡，沿续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其身份是“天子私人”还是朝廷命官，也无论其职能是参与政事为主还是掌管文辞为主，对于中国古代的翰林来说，有一点是千年不变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明清以后，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为人熟知的历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摘要】《鸿门宴》是我国的经典历史故事，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其中涉及到的姓氏称谓和职官文化非常值得考辩，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的姓氏、称谓和官爵等充分反映了秦汉时代的审美取向和社会风尚，本文对其中涉及到的姓氏称谓和职官文化进行考辩，希望具有研究意义。

【关键词】鸿门宴；姓氏称谓；职官文化；考辩

《鸿门宴》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不仅反映了楚汉时期的历史面貌，而且其中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形象，这是对我国古代丰富的历史文化的一种写照，本文对其中姓氏、称谓和职官三个部分进行研究，对其中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进行赏析。

一、姓氏字号文化内涵

在先秦时期，人物的姓氏和名字具有不同的概念，其所蕴含的功能和意义都截然不同，姓代表着一种族号，氏代表着姓的分支，鸿门宴中的人物很多，其中的姓氏字号也非常丰富，作者司马迁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例如楚霸王项羽的“项”其实是氏，因为项羽的祖先项燕等在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楚王将项这个地方封给了他们，所以项氏祖先就把项当做自己的姓氏，战国之后，人们对传统的宗法制度进行了改正，姓氏开始融为一体，在汉朝时期人们便难以对其进行区分了。根据《广韵》记载，楚国贵族燕被封在项地，被齐国灭亡之后，他们就以国为姓，燕本是楚国的贵族，芈姓，所以项氏出于芈。不仅如此，古人的姓还可以随意更改，例如项伯在鸿门宴中为刘邦立了功劳，所以刘邦称帝后改其姓为刘，除了姓氏之外，古人还对自己的字号非常重视，名字具有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区分的重要作用，秦汉时期，古人为自己命名都带有一种质朴的风格，而且名字也带有一定的寓意，体现了一种审美取向，如《鸿门宴》中涉及到的人物：范增、良、陈平、曹无伤、靳强，名字的含义主要是对于民众幸福的企盼，例如夏侯婴、秦君子婴等，对“婴”的使用表达了父母对子女的珍惜爱护之情。如项庄、纪信就表达了对道德人格的追求，因为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风俗的影响，这时候的取字大多属于单字，有些取双字的例如子婴其实也是单名，“子”在当时是一种附加的成分，并没有实际意义。其实在秦汉时期，我国家出现了避讳，对神明和君王的字号都要避讳，认为二名非礼，除了名之外还有字，古代男子在到了加冠的时候会被取字，例如项羽，羽不是名而是字，籍才是项羽的名，字是古代男子成年之后在社会交际中所用的正式名字，只有长辈才有权利称名，而同辈之间只能称字，如果随意称对方的名是一种没有礼貌的行为，如果到了五十岁并且地位尊贵的话，可以称呼为“伯、仲”，因为这种习俗，项伯作为项羽最小的叔叔，却被缠字“伯”。

二、称谓语的文化内涵

称谓语在当时是一种因为身份、职业、社会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名称，其主要是滋生在复杂的文化观念中，在《鸿门宴》中，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会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对对方的称呼，来表现两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亲疏等，体现了先秦的礼仪文化，在《鸿门宴》中称谓语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普通社会称谓、职务性称谓和亲属称谓。而普通称谓又可以更具情感程度分为褒义、贬义和中性三种。褒义主要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张良在当面时称刘邦为大王，在背后就称其为沛公，王和公是古人对尊者的敬称。例如刘邦与张良交谈时，称张良为君，君在战国时期是一种爵名，表达了对身份尊贵的人的称呼。另外有一些社会约定俗称的称谓，如项羽称樊哙为壮士，属于一种社会称谓。而贬义称谓是对对方一种贬称的称谓，一种是真性贬义另一种是开玩笑，真性贬义是处于轻视和厌恶，例如刘邦与张良对话中的“鲰生”，鲰是小鱼的意思，“鲰生”其实是表达对随意出歪主意的书呆子的憎恶。范增在劝说项羽谋杀刘邦不成的时候说的“竖子”其实是对项羽失望的一种表现。而假性贬义称谓虽然表面上是贬义，实际上是谦称。如刘邦在项羽面前谦称自己为“臣”臣本是男隶，后来用作自称，表达下属的自谦。除此之外，因为深受封建地位贵贱有别的影响，还存在着职务性称谓，如“怀王、大王、将军”等，用官职来称呼对方表达一种尊敬，其中秦王是国名加王名，而怀王是谥号加王名。

三、职官爵位中的文化内涵

【摘要】 从2007 年开始，高考文综卷中开始出现对历史文化常识的考查试题。这类考题，源于历史教科书，但又不集中和显眼，有时还渗透在其它学科知识中，这给学生学习带来一定的难处。

【关键词】 高考 历史常识题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72（2013）10-024-01

一、高考文综卷中历史文化常识题举例

从2007 年开始，高考文综卷中开始出现对历史文化常识的考查试题。

例如（2007年全国卷12题）帝王谥号主要依据其生前行为而定。下列各项中属于谥号的是（ ） .

A. 秦始皇 B. 汉武帝 C. 唐太宗 D. 清康熙帝

（2008年全国卷12题）中国古代地名中的“阴”“阳”往往体现了该地与相邻山、水的关系。以下都表“阴” 的方位是（ ）.

摘要：我国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广泛重视，与此同时，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也从原本的零散不全的资料整理，逐渐拓展到专项研究的领域，开始有序的研究进程，本文就是对我国职业教育史研究的基本现状以及相关文章的综述，对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史研究的主题、争论问题、研究方法、研究趋势进行分析和简单的述评，为职业技术教育史的进一步发展寻求更为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职业教育；实业教育；教育史；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质改革的不断深入，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和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快速发展，先后有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张正身和郝炳军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王萍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刘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闻友信和杨金梅的《职业教育史》、周谈辉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以及米靖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相继问世。

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一书，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与专题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在系统地挖掘整理丰富的史料基础上，首先归纳了从古代到近现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规律。随后，已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主要线索，依照其逐步建立的一整套以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在普通学校中兼施职业教育、农村改进及职业指导等几个环节相互衔接的职业教育结构，先后分章节进行著述。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一文是刘桂林的博士论文。该书把近代职业教育思想运动分成三个部分：实业教育思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民国初年，形成我国近代实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思潮，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为形成标志，以导向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确立为主要目的的；30年代的职业教育思潮，以1932年《职业学校法》的颁布为界。该书以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生、发展的历程作为研究对象，论述前后三次思潮的演变，阐明他们的共同点是实用精神的张扬，还着力展示职业教育思潮与职业教育实践存在的密切联系，提出近代职业教育思潮的演变是努力探索职业教育中国化的过程。著作观点独特新颖，论据充分。

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一书，全书较为全面的介绍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状况，从实业教育的引入制度的确立为出发点，深入的展示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并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关键做用的人物进行了深入介绍，利用较多的篇幅对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核心人物进行剖析，并对其观点进行深入比较。该书相对完善的阐明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

对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在一些职业技术教育学书籍中也有专门章节形式出现，或散落在诸如中国教育史等一类的教科书和一般著述之中。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毛礼锐的《中国教育史简编》、郝新生和袁吉林等主编的《比较职业教育》、石伟平的《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奇的《职业教育概论》、周明星的《职业教育学通论》。这些书籍中所涉及的职业技术教育史，多以描述史实为主要形式出现，篇幅较短，内容简洁，通常不是作为专题史来研究，其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

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起源及发展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就有职业技术教育，历史久远，可称之为“古代职教说”，国内部分学者持此观点。如米靖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一书就采取的这种观点，米靖老师的观点则认为“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古代的学校教育则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其核心内容为经史之学，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承载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表现在当时专门以技艺为业的有农家、兵家、技家等，他们重视生产、劳动等应用型的教育，由此观之，认定中国古代缺少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偏颇之处，另一种观点认为，到了近代机器的工业的工业时期，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可称之为“近代职教说”。谢长法的《中国职业教育史》就采取的这样的观点，谢长法老师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头在于清朝末年的实业教育的发展，包括实业教育制度的引入以及确立，以及职业教育理念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生产方式主要是自然经济，技艺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学徒制，当时的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也都与机器工业生产无关，因此古代所谓的教育都不能被认为是职业教育，应该算是专业教育。由此看出，这些是对职业技术教育界定的标准，内涵和特征认识上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同观点。

高中历史教师的专业素质是高中历史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以及搞得过教育改革的深化，提高高中历史教师的综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教育发展已成为历史教育的关键工作。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是教师个体职业化和社会化的具体过程，也是教师把教学当作专业学科的一个认知过程[1]。因而，基于学科教学知识背景，探讨高中历史教师成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学科教学知识的概述

1.1学科教学知识的概念学科教学知识的定义是：教师在开展具体教学内容的教学时，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规律及兴趣爱好等，把学科知识进行优化、重组及展现来完成教学的知识[2]。其属于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及表征知识的有机融合，其中学科知识是基础，教学表征知识是核心，而教学法知识将两者科学的结合起来，这是属于教师所独有的一种知识类型。

1.2高中历史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当前，基于学科教学知识的高中历史教师应具备这些知识：（1）教育理论相关知识，主要有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一般性教学方法、教育心理学、职业道德、教育相关的法律政策等知识。（2）历史课程知识，一是课程知识，也就是对课程的认知，比如课程研究法、相关理论等；二是编入课程的具体教学内容，这是课程探讨的主要内容。（3）历史学科知识，包括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历史学理论及方法知识，以及其他与历史相关的知识，比如古汉语、历史地理等知识。（4）教学法知识，也就是应用教育理论及知识方法，充分掌握历史教学规律，有效开展教学的知识。（5）教学情境知识，任何学科的教学均不能脱离情境开展，通常包括三种情境，即真实情境、想象情境及暗含情境。（6）学生评价知识，根据标准的差异，历史教育的评价方式有多种，包括个体内在差异评价、自我评价、相对评价等。

2.基于学科教学知识的高中历史教师成长存在的问题

2.1专业发展规划意识不强专业发展意向是教师素质的核心，是实现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3]。但是，从学科教学知识层面看，高中历史教师在成长中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是成长和发展动机不明确，一些高中历史教师的观点，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是职称的评定，如距离职称评定时间较远或者已经获得所需职称后，就往往不再有强烈的提高自身学科教学知识和强化专业技能的动力。二是专业发展规划意识不强，很多高中历史教师认为，教师这一职业是固定化、专业化的，对专业规划不够重视，尤其新入职教师，专业发展目标不明确，对学科教学知识的学习缺乏科学、明确的安排，在教学工作中无法合理有效地安排时间。三是专业发展规划的范围过于狭窄，一些历史教师把个人专业发展仅规划为每天备好课、上好课，而不关注其他。

2.2在职培训针对性不强教师专业化成长需要进行长期的的教育和培训。职前教育仅仅是教师专业成长的起步阶段，最为关键的是在职培训和教育。当前，高中历史教师在职培训的针对性不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训内容难以满足教师成长需要，大部分高中历史教师能够认清自身在教学中的不足，希望通过培训和再教育来提升自己的学科专业知识和专业素质。二是培训方式无法调动受训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尊重受训教师的主体地位，使得他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另外，培训安排不合理，缺乏连贯性，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培训的效果，进而不利于高中历史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提升，影响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2.3产生一定的职业倦怠高中历史教师在成长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而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和学科教学知识的提升。具体表现在：一些高中历史教师，特别是新入职教师在走上岗位时具有很高的热情和信念，但是一旦遇到挫折则会其怀疑自身的能力，会让他们不安、苦恼，使得激情逐步消退；也有一些教师因任职时间较长，受工作压力、生活不如意等因素影响，使得他们从内心和体力上产生倦怠心理，不愿意去学习新的知识，也不愿意去掌握新的的教学方法，而影响导致自身的成长；此外高中历史目前在高考制度中作用定位的模糊也容易使教师因感觉地位不重要而产生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