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论文范文精选

引论

在黑格尔对形而上学与科学进行综合的企图失败之后，欧洲哲学开始为纯粹理性寻找其他的出路。这种寻找构成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或者也可以说，构成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开端并且成为它所包含的一个贯穿要素，从而使十九世纪以后的哲学以新的面貌突出近代哲学。

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这种寻找的结果已在以下几个方面上罗为明显的表露出来：后期的谢林与叔本华试图为逻辑理性设定界限；而尼采哲学则甚而宣告论证理性的终结；基尔凯戈尔与马克思力图直接从生存和实践的层面出发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孔德和米勒则希望用经验实证的方法来解决纯粹理性的难题；此外，绝对不应忽略的是，威廉·封·洪堡此时已处在理性向语言的过渡之中。而威廉·狄尔仄——这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课题所在——则努力在历史主义和解释学之间找到一种历史理性的立足点。

随着“历史理性”内涵的展开，狄尔仄或迟或早会面临一个理论上或方法上的两难处境。形成这个处境的最终根源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张力，或者说，在体系要求与历史发生之间的张力。本文试图追索这个线索并且试图追问，狄尔仄是如何对待这个张力的；他是否能够缓解乃至克服这个张力。

由于狄尔泰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欧洲哲学在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基本思考趋向和态度，因而对此努力的考察或许不仅有助于对这个过渡阶段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对这个过渡的两端的理解，即对近代和现代之基本性质的理解。

1．狄尔泰的哲学观念

狄尔泰燕不是一个严格、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他自己所说的“精神科学家”。他一方面认为，“如果不是缓慢的、不可阻止地发展出了历史意识，如果没有构成一种与自射意识处在完全另一种关系之中的精神科学，如果对改造的希望没收有带来对哲学本真功能的有力证实，那么哲学已经处在丧失其使命的危险之中了”。另一方面，哲学只被狄尔泰看做是诸多世界观形式和生活观形式中的一种。由于“每一种世界观都取决于历史条件，历而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每一个世界观都是真实的。但每一个世界观都是片面的”（Ⅷ，2240。换言之，狄尔泰是把哲学当做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研究，或者说，把哲学当做人类精神活动历史的产物来研究。无论狄尔泰本人是否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哲学的历史发生性受到弘扬，而它的超时有效性则受到抑制。在这个意义上，为黑格尔以思辨的方式所化解的真理的有效性和真理的历史性之矛盾，到狄尔泰这里则必定要成为他一生所须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表现在狄尔泰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中。在其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著述中，狄尔仄都曾一再地谈到“哲学的本质”。他对哲学的理解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摘要：表达的历史(重写的历史)和表达历史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历史总是“今天的历史”，它的最高反思形式是现代的分析历史哲学，即现实的批判的历史思想；中国历史是历史自身的同一性超越，它历史地形式化为中国文化，因此它是“历史的今天”，它的最高本质就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中国思想。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历史在人的思想中实现的历史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实现了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因而达到了与中国思想在历史问题上互补的境界。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作者：王晴 单位：山西大学管理学院

信息哲学产生的历史性

随着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信息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重要资源，甚至最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在这种社会变革和信息论理的复杂融合过程中，信息哲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仍然没有得到哲学界的承认，或者说，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相应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交流平台。此时，信息哲学只能在两大领域之间徘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哲学不再被视为费解的、跨学科的或与哲学研究主题无关的领域了，这是值得关注的。1985年《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伦理学》的专号，1998年，出版了《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4年后又出版了《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的专刊。APA－PAC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errellWardBynum)和摩尔(JamesH．Moor)对哲学发展史上三次重要的活动起到了直接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意大利哲学家、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建立和推动信息哲学的发展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当代国际哲学界研究信息哲学的积极倡导者。国内学者邬焜在其发表的《中国信息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2011)一文中，指出中国信息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探索与创立期，20世纪90年代的退潮和深化研究期;21世纪10年来的成熟发展和被再度关注期［7］。(二)信息哲学诞生的标志国内学者刘钢认为，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正式诞生主要标志是以下三篇颇具代表性的典型论文。其一是，弗洛里迪2002年发表在《元哲学》上的《什么是信息哲学》的开创性文章，这是一篇对树立信息哲学学科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的开山之作，更是基础性工作。纵观2002年后的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摘取了它的内核。其二是，根据弗洛里迪2001年8月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所做的演讲整理成的重要论文，以原题目《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刊登在2004年7月号的《元哲学》上，在这次演讲中，弗洛里迪原创性地为信息哲学提出了需要解决的4个方面5大组别18个问题①。其三是，著名期刊《思维与机器》在2003－2004年内连续两期出版的以信息哲学为主题的专刊，与此同时，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首次将哲学萌生的新领域定义为信息哲学。邬焜认为中国信息哲学创立的标志是其的一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哲学信息论要略》(《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哲学信息论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而他创立的信息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是其独撰的一本长达70万字的著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8］。(三)信息哲学的内涵为了便于理解信息哲学的内涵，我们可以用个函数的形式来引入需要说明的内容②:PI=f(a，b)，其中，(a)涉及信息的本质和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b)包含了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美国数学家维纳(N．Weiner)超越了申农(C．E．Shan-non)狭义信息论的技术界域，提出了经典命题，即“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这与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的“三个世界”的哲学理论形成了哲学思维上的碰撞。波普尔认为，“客观知识”因具有自律性，可形成“一个世界”。进而，他把物质世界称为“世界1”，把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称为“世界2”，把客观知识世界称为“世界3”。虽然这种信息本质问题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的阐释，但信息概念还是得到了广泛应用［9］。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信息哲学的内涵。一方面是，信息哲学的信息学内涵，信息范畴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科学范畴，人们对诸如生命、意识、规律等哲学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评价。信息理论的渗透力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过程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信息哲学的哲学内涵，在西方哲学研究背景中已经发生了几次大的“转向”，即“存在”转向“知识”的认识论转向，以及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探讨从“知识”转向“意义”的语言转向，信息革命的浪潮把信息哲学推上了前台，预示着新的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层面，即从信息的认知体系转向信息的本体实在的基础性地位的研究［10］。

信息哲学的研究现状

从弗洛里迪首次提出信息哲学概念，就受到更多学者的注意，到目前，国外的研究热潮方兴未艾，学者们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信息哲学这一突破了传统制度化哲学的全新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结出了累累硕果。国内的信息哲学研究，从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国际哲学界信息哲学研究的动态。从发表的时间(杂志或期刊的收稿日期)先后，国内最先翻译弗洛里迪信息哲学思想并引入国内哲学界的是刘钢，国内第一位将信息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相联系的学者是张福学，他指出:“图书情报学应用了信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去解决特定的实践性问题和现象”［11］。黄小寒认为，信息科学已经把全人类带入了一个新时代，有哲学已经从信息本质的探讨发展到对虚拟哲学的思考，关于信息问题的哲学研究也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她认为，当前的信息哲学是对信息科学中反射出的哲学问题的反思［12］。这与弗洛里迪所倡导的信息哲学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反馈，有内涵上的契合。刘钢认为我国关于信息哲学的研究工作始于1994年由刘吉主持、金吾伦参与并承担主要任务的《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课题，但研究其结题成果，事实上并未对信息作出新生的、深层次的，甚至是挑战性的突破，即关于信息的哲学创新问题，更多探讨的是我国的信息化建设，直到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才设立《信息哲学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此时才掀开了信息哲学研究的序幕。2004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大会，明确提出信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新范式［13］。康兰波认为哲学界现阶段存在两种信息哲学研究范式，一是弗洛里迪提出的信息哲学研究范式，带有很强烈的分析哲学意蕴和后现代主义气息;另一个是邬焜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信息哲学，它是信息科学化的时代全新综合哲学的一种具体形式［14］。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内学者邬焜［15］经过近30年持续不断的拓展和深化研究，他所提出并建立的信息哲学体系日臻全面和完善，已发表100余篇与信息哲学领域相关的学术论文。他坚持认为:“信息哲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首先由中国学者提出并系统建立，弗洛里迪先生在20世纪末2002年所作的相关研究并不具有建立新学科的首创性意义和价值，并且尚未达到已有相关研究的层次和高度”，他认为，弗洛里迪的信息哲学纲领是“随意拼凑的，不具有一般抽象性”。他指出，信息哲学是“对传统哲学所具有的全方位、根本性改造和全新突破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与弗洛里迪的研究纲领有相融之处。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2010年，霍有光［16］在其发表的《对邬焜的先生“信息哲学”的再批评》一文中认为邬焜在推理论证中离开“客观不实在信息”范畴的原意，所构建出的“自然演化的全息境界”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同年，邬焜以“与信息哲学相关的几个问题的讨论”为题对质疑进行了回应。

信息哲学的学科体系

对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立场具有普遍的有效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它不可能使哲学与时俱进。正统哲学的力量是内在的和否定的，当它面临一场具备替代性的概念创新的挑战时，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就在这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较量中诞生，它要成为一个边界清晰的，特征鲜明的独立学科，必须具备四个条件:首先，新领域要想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of)，不仅要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明晰的解释，还要对经典的“tiesti”问题作出交代，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17］。现象学方式和元理论方式是哲学介入“tiesti”问题的两个基本方式，信息哲学自从问世，便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它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其次，新领域必须富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吸引大量的人财物等资源。再次，新领域要有足够的影响力，实际上这是强大生命力的延伸，即表现出聚拢资源的合力。最后，新领域要提供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既要有高素质的研究队伍，还要兼顾教学的需要，以及应用领域的合理配置［18］。信息哲学要想在哲学范畴内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独立分支，首先要完善它的学科体系，明确它的研究框架，定位它的科学目标。有学者［19］认为，信息哲学的学科体系可以由认识维、方法维和存在维三个维度架构而成。信息哲学的研究框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为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二是为科学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而这一概念既包括信息理论又包括信息技术［20］。信息哲学的科学目标也有两个:一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这是它的经典目标，需要解释的是“信息是什么”;二是以创新为核心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学术院(BritishAcademy)的协议，旅英著名学者、当代国际信息哲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始人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教授，应邀于2008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国进行了访问，共做了五场系列学术讲演［21］。9月28日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室做了讲座:“信息哲学:概览”(ThePhilosophyofInformation:anOutline)。讲座之后，弗洛里迪教授与该校邬焜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座谈，座谈中邬焜教授向弗洛里迪教授介绍了中国信息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历史，弗洛里迪教授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两位教授还对共同感兴趣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对话和交流。正如弗洛里迪所总结的，哲学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并且不同意见总有可能。哲学还是一种动态空间，当外在文化环境发生改变，哲学就要追随这些改变而实现自身的“进化(evolve)”。尤为重要的是，此次中西方信息哲学研究带头人之间实现了历史性的对话，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信息哲学问题的思考、理论建构和独到见解，对促进中国信息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迈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22］。六、结语信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应用范围广泛且影响深远，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新的思路。信息的科学研究给哲学带来了原创性的新方法，而信息的哲学反思又为哲学独立分支提供了新的理论体系，这是一种顺应时代的哲学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信息哲学并非一种被贴上各类时尚标签的短暂的哲学时髦，而是一个创新的哲学范式，是一门工具驱动的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是第一哲学。为了推进我国信息哲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促进我们积极吸收和利用国际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机构应主动搭建一个与国际著名学者对话和交流的互动平台。

[摘要]李凯尔特，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李凯尔特对于的历史哲学理论的贡献在国内外的经验科学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所以国内外的学者对其理论的研究从未冷落，研究的角度多种多样，目的有所不同，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本文主要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李凯尔特;历史观;研究情况

在西方国家里，成体系的历史哲学是18世纪以后产生的，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是与其产生的时代紧密相关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亦是如此，它也是经历了对社会历史基础沉淀的过程而产生，近代的工业的超级繁荣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往的社会结构一去不复返，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和作用的日益深远，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发生的新的变化。

西方的的历史哲学像一棵令人欣喜的树苗，到了19世纪开始向两个方向分枝发展，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了思想家们研究历史哲学的旗帜性经典。黑格尔是以他的“绝对精神”阐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必然性的认识。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对于历史哲学的必然性认识是普遍的，而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的就是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了，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主要得意于分析的哲学日渐成熟，它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分析的哲学为历史哲学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基石，它们狠狠地批判了以往思辨的哲学方式，他将历史哲学的眼光从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引到了对于历史知识的探讨上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地位得到了突显的提升，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是人对于人类发展过程的理解，认为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解释历史本身，而应该是解释历史知识，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实证主义的出现对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功不可没，当实证主义将历史当成和自然科学同样的一门学科的时候，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哲学的土壤里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份养料，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承受不了自然科学的攻击日渐式微，但历史并没有被自然科学湮灭，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独立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正是这种努力产生的结果。

文德尔班在其著作《精神科学引论》中曾指出自然研究的是物质，而人文科学则是研究的人的精神，他最早提出了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虽然这只是分析和批判历史哲学的开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时间证明，他的理论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为主流，但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是从科学分类的角度出发，也有的是从历史认识具有特殊性这一角度出发的，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是以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的，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方面成绩斐然。他的思想与他的老师文德尔班如出一辙，二人都努力想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展露手脚，李凯尔特将文德尔班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理解，使之更加系统和完整。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分类是其思想的核心，“一般性”是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而历史哲学则是“个别性”知识。记录的都是特殊的事件和知识，的都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对立起来，强调其不同，在他的哲学里，历史就是只出现一次的，不重复的或偶然重复的个别事件，是不能构成科学规律的，这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因此也是形成自然科学的界限，自然科学才是规律性的科学。那么，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这个在西方历史哲学上被问了千万遍的问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呢？如果在卷帙浩繁的哲学资料中寻找答案，无非就是两种对立的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正是代表了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理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新康德主义对于历史的“个别”论，如果抛开其合理性与否暂不去讨论，它的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理论的特殊意义和贡献，国内外对于其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下面主要介绍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其整体哲学思想的研究报告只作简要概括，以求重点内容的集中和统一。

如：美国布法罗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历史观》中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进行了讨论，在此书的第六章“历史主义的危机”中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了哲学批判，提出了作者对弗赖堡学派特别是对李凯尔特历史观的认识。并发出了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的感叹。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涂纪亮在翻译了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对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在《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批判》中曾指出“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所负的社会使命”。他的理论为国内李凯尔特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摘要]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该是建立在哲学史家时“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思之上。近代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往往表现出这一点。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当前，我们注意到一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就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仍然习惯于采用19世纪发展出来的那种实在论“历史”观，以获取客观的哲学史为其宗旨，这的确有失哲学家作为反思者的身份。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

[关键词]哲学　历史　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042－04

“哲学史”作为一个概念。对“哲学”和“历史”这个两个观念的理解无疑要成为我们认识“哲学史”的基石。如果说“哲学”和“历史”在过去数千年间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与表现。那么要撰写一部好的哲学史。除了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哲学”研究什么，更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来充当哲学史写作的前提。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科，但现阶段我们常常看到，哲学史家在撰写哲学史这类作品时，通常认为自己是一名哲学家，而忽略了对“历史”的反思。

劳思光先生在论及哲学史时说道：“一部哲学史，虽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叙述事实是史学的工作，解释理论则必须有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而这种基础与方法就是写哲学史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写出来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是‘哲学史’。”在劳思光的眼中，一部好的哲学史应该是事实加解释的综合，反过来可以推导出，好的哲学史在提供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解释之外，必定还是一种对事实的叙述。不过，这样一种说明也表现出，劳思光认为史学的职能在于叙述事实，它与解释是可以相对分离的。当前，持这种看法的哲学家不在少数，哲学家们在写作哲学史的时候，“哲学”是其灵魂，因而对它的关注远远要胜于对“历史”的关注。然而，若是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哲学家有关历史叙述、历史表现研究的新进展，劳思光对于“历史”的认识，无疑还停留在19世纪晚期以来实证主义的认识阶段，保持着一种实在论和符合论的历史真理观。

关于欧洲哲学史研究的产生，我国哲学家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解释，“在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使哲学从神学附庸一跃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并由此开始了欧洲哲学史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到了黑格尔那里才实现了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欧洲哲学史。”我并不在意这种解释遵循了哪种历史分期法而做出如此判断，至少，长期以来，类似的哲学史家忽略了一点：欧洲哲学史研究的产生，有赖于近代欧洲历史意识的形成，并以历史学的职业化作为其前提。

“历史”在哲学史写作中绝不会把自身局限于充当一种纯粹的事实记录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这就如同有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念，也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是一样的。 “哲学”和“历史”观念的蕴涵及其历史性，将对哲学史写作产生深刻影响。仅就“历史”观念的变化而论。如果有哲学家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话，那么“历史”观念的演变对于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就更值得哲学史家们尽心关注了。

将哲学史之“史”看成是事实记录法，这并不是欧洲哲学史研究中从来就有的隐含之义。

【摘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科学哲学强调对科学本性、理性结构、检验标准和形成要素等作“横向”共时分析，科学史强调对科学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和事件作“纵向”的历时分析。本文将从两者的概念、历史演变、关系现状以及相互作用等方面出发，深入探讨二者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旨在形成较为系统的梳理性资料，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哲学；科学史；关系

美国科学哲学家劳丹说：“只有当联合起来研究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才会有意义。”相反，在科学史家当中普遍盛行的观点，大致是说应该迅速地把“提出联姻”的“哲学求婚者”打发走。这种情况表明，从科学史家的角度来看，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之间是隔着一道鸿沟的。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概念辨析

科学史是指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理论。科学史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各个事实和现象、实验室数据和理论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阶段加以分析；科学哲学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对有关科学的诸方面作哲学分析的学科，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把科学的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重点考察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思想论断之出的根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发展的再探索、再发现、再认识。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史

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分析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

摘要：历史哲学中的文化形态是一种人文哲学观，作为文化的存在性的思想就是与西方文化的自然哲学相对应的文化哲学，中国文化的文化性就是文化存在性，在中国哲学的视域中，自然、历史、人类、社会与人性是文化的一致。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提供了文化研究的特殊视角，“历史共时性” 概念表达了这个哲学思想，作为元学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就是文化哲学即人的哲学，可以提供科学与人文的统一视域，在中国文化的境域中，中西文化是互补的。

1. 哲学与文化

2. 人类的文化存在

3. 历史哲学与文化形态

4. 景观与观相

5. 文化与文明

6. 文化形态与历史共时性

7. 中国文化的文化性

摘要：历史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学科有其特定含义和意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历史哲学为名对古今中外历史中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同西方历史哲学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着具有浓郁醇厚的自身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通过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导致他们各自对哲学与历史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展现出迥异的价值取向，从而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历史哲学；中国传统思想

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6006209

历史哲学是近代以来在西方逐步建立发展并传布到世界各地的一门学科，到如今已经形成了所谓“思辩的（Speculative）”历史哲学和“批判的（Critical）”与“分析的（Analytical）”历史哲学两大思想体系。一般而言，历史哲学研究就是按照这一现代西方学科的标准进行的。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在此之前，中西诸多思想家的思想中已经闪烁着丰富深刻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光芒。不少思想家突破了只言片语的论断情形，在他们的思想中已有成熟的历史思想理论之论述。因此，历史哲学思想不能仅以西方历史哲学学科为纲来做研究，而应当充分考虑到中西思想传统中种种复杂的情形，对中西历史哲学思想之异同进行梳理，进而揭示其各自发展的独特道路。

一、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涵义

在西方，一般认为，正如丁 ・蒂森在《历史哲学史》中所表述的，“历史哲学这个名称出自伏尔泰，但这个学科却出自维柯”[1]12。虽然“历史哲学”这一术语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65年出版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一书的导论中首先使用的，但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历史哲学之父”是比伏尔泰稍早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维柯于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被公认为历史哲学的真正开端。

一般而言，历史哲学主要有两种含义：就其广义而言，它是一种历史生成普遍存在的思想形态，无论古今中外，一切关于人类历史及其认识的学问，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哲学。在狭义上，它是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一门专门以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知识性质和历史解释方法等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指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各派哲学家都应该承认历史哲学乃是一门真正学术探索的名称”[2]7。在西方，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由于兴趣和视野的不同，历史哲学家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研究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分歧。然而，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历史哲学超越了追求历史人物、事件的具体性、个别性的历史学，它对人类历史做总体性的反思，探讨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及其限制性的规律。历史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是历史的意义、人类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命运等问题。他们思考历史是否发展、如何发展、动力何在、有无变动模型以及历史如何解释、有无客观性，历史认识的目的、方法和判断在于什么等等问题。历史哲学从本质上说，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进行思辩的而不是经验的研究，完全依赖于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而不是对事实的观察”[3]1。

何谓历史哲学？顾名思义，就是对历史的哲学解读和反思。历史哲学解读反思的对象是历史。而人所共知，“历史”一词在西方语言里是模棱两可的。它包含了至少两种含义，一种是人类过去各种活动的全体，哲学家称之为“历史的本体”；另一种是人们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来叙述和说明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我过去生活的一种认识，用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历史的认识”。历史的双重含义在历史哲学中的运用，导致了西方历史哲学在两个领域发展的可能。对“历史的本体”的反思，可称之为“历史的哲学”；对“历史的认识”的反思，可称之为“历史学的哲学”。用英国哲学家C・D・布劳德尔（Broadl，1887―1971）的术语来说，前者属于“思辩的学科（Speculative discipline）”，后者属于“批判的学科（Critical discipline）”。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上，以客观历史整体的形而上研究为目的的历史哲学，被称为“思辩的历史哲学”；而以历史知识或历史认识的研究为目的的历史哲学，则称之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

[摘 要]英国哲学家沃尔什（William H.Walsh）所提出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走向成熟。在其之后，很少有历史哲学家不讨论历史学认识的特点而直接去讨论历史本身的规律的。但是沃尔什的目的并非是要“拒斥”“思辨的历史哲学”，本文试图从分析沃尔什在历史哲学中何种程度上继续了康德的批判哲学，来说明沃尔什的历史哲学的意义。

[关键词]分析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哲学

一、“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提出

在很多语言中，“历史”（History）都有着两种含义，在《历史哲学――导论》里，沃尔什首先明确了“历史”一词的这种双重意义：即它可以指（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也可以指（2）我们现在用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前者的研究涉及到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后者则关注历史思维的过程，这种词义的模糊性，给历史哲学“同时打开了两个可能领域。”沃尔什由此正式将历史哲学做了系统而明确的区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哲学，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所研究的是历史事件过程本身，而后者研究人们对于历史的思维过程。

二战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势头日盛，逐步占据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势力范围，成为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显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分界过于绝对。但事实上，这并非沃尔什提出这一划分的本意。

二、把“纯粹理性批判”引入历史哲学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采用了康德哲学的思路。比如在讨论关于历史学的解释时，沃尔什提出的历史的知识是“综合”的知识，即历史知识的产生是在“适当的概念”下，通过历史学家的“综合”，把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成一个连贯的有意义可循的整体。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综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康德认为构成知识的起点不是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所强调的概念，而是判断。形成判断就是综合的过程，所以康德对一切对象的先天知识，都经过了纯粹直观杂多的给予，经过想象力的综合，再由知性范畴给综合提供知识所必要的统一性，才形成知识。而沃尔什很明显是借用了这种构成观点来处理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的。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是相互独立的，如果历史学仅停留在编年史的阶段，那我们看到的就只是毫无关联性的流水账，这就像是被感性直观接受处理的经验杂多一样，本身不构成知识，必须依靠知性的综合才能形成知识，这个过程在历史学研究里就是历史学家对编年史的处理，使之具有可理解性和统一性。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程在我国各个学校教学中所占据的位置与学生的接受程度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其中具体体现在，在课堂上教师耐心的讲解，学生在下面昏昏欲睡，很多学生认为对这门课程的学习不用太费心，只要在考试的时候能及格就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中学生利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来记住理论知识，导致学生对马哲课程失去了学习兴趣，最终影响了马哲教学的整体效果。

【关键词】历史知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教学意义

学生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能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知识结合起来，能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开拓视野，获得更多的学习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知识的联系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其实是历史学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都融入了许多历史知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知识有着必然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非常强，内容是非常枯燥的，然而历史则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们是发生在以前的真实事情。所以，哲学和历史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具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中引用一些历史知识，能够有利于强化马哲原理的准确性，这样不仅仅能使教学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关键在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然而很多的历史材料都能够为马哲教学提供一些信息资源，如何将这些历史信息资源运用到马哲教学中，对提高教学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二、历史知识在马哲教学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