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精选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自2001年教育部《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二)颁布以来,据此编写的实验教材在各试验区陆续进行了实验。这些年来教育界对综合课程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的来看关注还是不够,而实际上综合文科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对《历史与社会》综合文科课程设置的国际国内背景、课程实施的前景与困惑及其教学理念对《历史》学科的启示等几个方面加以阐释相当必要。
一、《历史与社会》综合文科课程设置的国际国内背景
《历史与社会》是2001年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中新设立的一门综合文科课程,以实施公民教育为目标,以培养现代合格公民所应有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为宗旨,以整合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知识与技能为内容。
这种综合文科课程,国外称为“社会课”。最初的社会课起源于1916年的美国,肇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爆发激化了社会矛盾,当时的局势迫使人们更加关注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状况及社会热点问题。在人们的教育需求下,在课程整合的理念下,美国的“社会课”①应运而生,正式引入中学课程。
社会课的使命,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帮助学生了解其所处社会的环境;帮助学生成熟其应对社会现实的能力;帮助学生利用所习得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实现个体发展,做个开明的文明人,以此促进国家乃至人类的健全发展。这个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替代的。
作为综合课程的社会课,其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决定了它的教学目标和内容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又因为社会课的内容不是各科内容简单相加的“大拼盘”,而是根据“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的基本要求来整合相关内容,这就给制订课程标准、编写教材、实施教学等教育环节带来一定的挑战。
不过,虽然社会科课程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反复和挫折,但因其综合性强,注重探究,关注实践②,尤其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行动能力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独特作用。因此,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学都开设了本课程,并且一直都在继续探索。
课程采用的基本模式是主题讲授,每一个专题由多学科或多领域的知识整合而成“框架③式结构”,再由这些主题组合成整个课程体系。主题讲授模式具有比其他模式更优越的进行价值观构建的作用。
在我国,“社会课”最早出现在1923年的《新学制小学课程纲要》中。这里把卫生、公民、历史和地理合并为“社会课”,作为一门“启蒙教育”。这样合并的原因是这些课程实际都是在探讨社会环境的状况,都属于人与生存环境的社会事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课”只是把几门学科内容进行合并,并不具备综合性。此后,社会课的范畴几经变更,形式上时而分科,时而综合,但主要内容都包括历史和地理。建国后,有关“社会课”的内容,开设的是分科型的历史课和地理课,没有设置综合的社会课。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教育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我国开始探索综合型的社会课。由于进行公民教育是社会课的课程目标,所以对公民教育概念的探讨就成为探索社会课不可避免的问题。
90年代末,我国学者对公民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探讨。黄崴认为,公民教育就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积极、自主的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的责权主体的过程④。香港著名社会学家曾荣光认为,公民教育是一个社会培养新加入者成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有效能的成员的教育过程⑤。王智认为,所谓公民教育,简言之就是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⑥。李大华认为,国民教育,也就是公民教育,是每一个出生在这个国度里的人都有权接受的教育。如在未成年前接受的义务教育及此后的职业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⑦。
由于研究者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界定的公民教育的概念也就不同。从狭义来看,公民教育的概念可以表述为培养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有效成员所需知识的公民学科,它是一门开设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启动了最新一轮的中学课程改革。这次改革进行了“社会课”的开发与实验的积极探索,增设了探索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社会》课程。同时,由于开设综合型的“社会课”在我国起步较晚,属于新生事物,难度也比较大,故采取平稳的“立而不破”的思路,让它与历史课、地理课等分科课程并存。
二、《历史与社会》综合文科课程的前景
我国“社会课”的设置和发展是顺应时展的进程的。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化、多元化进程不可阻挡,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不仅对公民的科学素质提出了综合化的新要求(针对于此,初级中学也相应设立了理科综合课程《科学》),而且对中国公民的人文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文”一词的涵义极为广泛,现代汉语解释为:“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它还包含着对这些文化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开放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产生了错综复杂的价值观念和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这要求人们必须树立现代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社会行动能力。
《历史与社会》课程的设立,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帮助学生探究多种立场,培养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培养公正和理性商议的精神。在面对一件事情时,能够持公正的态度来让意见各方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以拥有更多的“道理”为准绳,找到最重要的支持或反对的理由,以及选择某一立场将导致的结果。批判与反思精神的培养是这门课的重要内容。在研究和讨论每种立场的过程中,锻炼他们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处理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学会和他人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设立是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公民不但是指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作为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一方权利义务关系主体,包括丰富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内涵。公民意识,既包括独立的人格意识,更包括公民对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及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自我身份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我是一个老百姓”、“我是一介平民”、“我不过是草民一个”等,反映出对自身身份的模糊认识。而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将来的前途和命运。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帮助学生理解社会生活,学习适应社会生活,积极参与建设社会生活,达到较好的公民教育目的的专门课程。而《历史与社会》秉承“学习和领会先进文化”、“提高公民的行动能力”、“满足社会发展要求”、“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四大理念,正弥补了课程设置上这方面的缺失。
在《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中,对人文性做了这样的要求:“以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为学习和探究的领域,关注学生的需要和体验,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尤其强调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与情感教育,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⑧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也认为:该课程“是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铸造民族精神为宗旨”。⑨要求以民族精神铸造为核心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2001年的新课程改革设立《历史与社会》综合文科课程说明了当今社会的需求:这门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现实状况;了解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国际的状况,从小培养社会责任感;促进学生的社会化成长,为今后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们面对的所有社会问题,都需要运用多门学科知识的综合能力。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向高端化发展,其也越来越趋向于运用跨学科、综合化知识来解答难题。既然我们在学生“成人”阶段上对其进行分科教学,而在其今后的人生中必然又要整合、综合各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那么,我们何不让学生从小就接受综合课程教育呢?
综合课程的设置,不仅减少了学科门类,而且进一步充实了人文教育迫切需要的内容,包括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等,向课程综合化、优化发展。这样,课程“少生优生”,学生“幸福一生”,不亦乐乎。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与社会学科网试验区专栏⑩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浙江全省、湖北省武汉市全市、广东省深圳市全市、吉林省东丰县、河北省涿鹿县及湖南省、江苏省部分地区的中学开设了《历史与社会》课程。
另据我搜集的不完全信息,为适应新课程标准创设的综合文科课程,目前也有部分高师开设有《历史与社会》师范专业,如杭州师范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漳州师范学院、渭南师范学院、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历史与社会》课程教研专家和一线教师也一直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是教师之“源”,教管部门、一线教师是教师之“流”。“源”的明天就是就是“流”。“流”取得的经验教训如得以回“源”,必能使“源”越来越好;“源”越来越好又必将促使“流”越来越好。
三、《历史与社会》综合文科课程的困惑
综合文科课程的理念是先进的、优越的,但应该强调的是,如何把各社会学科整合到一门新的课程中,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以便在中小学开设,现在仍是我们探索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我国现有的社会学科研究的方法、手段和所采取的成果来看,要想把历史、地理、社会学等学科知识融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门整合后的综合型课程,是十分困难的。长期以来的单科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学科割据,各个学科之间形成了壁垒,而要综合各个学科的理念和内容时,又必须让其他学科的成员理解本学科的思路。这使得《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在制订课程标准到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虽然努力进行了调适,但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相当的困难和阻力,比如课程标准要求的综合程度高,必然给教材编写提出挑战。{11}而这又势必导致课标和教材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也将碰到一系列问题。尤其我国长期实行统一的中、高考单科评价制度,更为综合课程的全面实施形成“瓶颈”,这也是目前广东省内《历史与社会》课程历经10年却只在深圳全市铺开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段时间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12}进行了《历史与社会》课程实施现状调查。在受调查的1066名学生中,有五成多的学生认为“教材和配套练习都很容易”(参见问卷第3题数据统计,图表一),四成多的学生认为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书本知识跨度大、内容过多”(参见问卷第17题数据统计,图表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材在把握其普适性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同时,知识跨度大、内容过多也让学生不太适应。这和上文所提制订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所遇到的问题是一致的。
《历史与社会》课程设置的基本理念是:1.面向全体学生;2.培养人文素养;3.注重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4.鼓励探究式学习;5.提倡发展性教学评价。
而问卷数据反映出来有八成的学生表示没有实施过综合探究学习活动,教师也表示课时太少,课程内容太多,无暇开展探究性学习。而也许是因为对探究式学习的不了解,大部分学生对探究式学习持中立态度。囿于我国的中、高考制度,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也主要采用纸笔测试,有五成的学生表示采用纸笔测试最能激励他好好学习。对于《历史与社会》课程与高中《历史》课程的衔接问题,大部分老师表示衔接比较困难。据高中教师反映,进行《历史与社会》综合文科课程学习的学生,历史知识匮乏,历史发展线索混乱,历史记忆能力明显不如往届学生。初高中衔接得不是太好。无独有偶,同为《历史与社会》课改试验区的浙江省宁波市也表示存在类似问题。{13}
我们观察外国的“社会课”设置,会发现“历史科”在“社会课”中的地位是十分受重视的。国外的“社会课”由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多学科内容构成,但无论“社会课”如何演变,其中“历史科”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说是核心地位。这是由历史科本身的特点及其在公民教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历史是人们认识以往社会的发展、探讨社会发展规律、指导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门学科,具有联络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用,本身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传统中国历史教育与现代美国的历史教育都十分注重时序{14}。
法国上世纪70年代推进的教育改革――“哈比改革”,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在初中阶段开设一门综合型的人文社会科课程,即把以前分科开设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合并在一起,打破以往的学科体系,围绕主题设计内容。打破历史知识的延续性,年代界标也消失了。80年代当人们考察这一教改结果时,发现很多学生不知道本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常识,没有历史时间概念,混淆时代顺序,模糊基本历史联系,最终不为多数国民所接受。
它留给世人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没有历史,就没有办法从事任何切合实际的政治的、社会的、社会道德问题的调查;没有历史知识和调查,也无法获得过去的信息,不能区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性。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价值。
如何在实施专题教学的综合课程的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时序的历史观念,是综合文科课程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历史与社会》专业教师的缺乏是这门课的另一个困惑所在。《历史与社会》课程因为其要求的初中学生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涉及多个学科、多种视角的整合,当下在高等师范院校没有对应的综合学科设置,相应的师资培养仍在探索之中。
不像其他科目在师范大学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师范专业,《历史与社会》作为一门综合文科课程,目前在我国尚无对应专业。因为历史在这门课当中的重要甚至说是核心地位,在目前开设有本专业的高师中,基本挂靠在历史系。专业教师的缺乏,成为本门课有效实施的难题。《历史与社会》课程的综合性、人文性和时代性决定了教师本身在这门课中的重要作用。“课程就是教师本身”这句话用在历史与社会课上非常贴切。可以说,没有优秀的综合文科课程教师,就没有优秀的综合文科课程。
四、《历史与社会》的教学理念给历史学科教育的启示
当下的历史教育,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处境――历史课就是背书,“除了考试,一无所用”。部分教师也把“教学生学习历史”当作教学目标,走不出“为了考试”的羁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的设置理念,对当前的历史科教育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历史科教学要把落脚点放在“以学习历史实现学生的发展”上。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历史是什么样,而且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对于今天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历史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昨天,现实社会是历史社会的延续,将来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发展。
社会科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把历史的历时性特点和社会的共时性特点整合起来、协调起来。我们也发现,社会科的观念和内容如未来意识{15}、社会史{16}等已经日渐对历史学科产生影响。社会科的主题讲授模式也在我国高中历史新教材的编写和教学中进行了运用。我们也期待着社会科开放、综合、人文等教育理念在将来继续的探索中辐射惠泽到其他学科当中。
注释:
①社会课在综合课程的意义上类似于我国本次课程改革中的《历史与社会》课程。
②进行社区服务是本门课的重要内容之一。
③“框架”(frame)一词,是马文・闵斯基(Minsky,1975)研究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时所提出的概念和新创的词语。闵斯基认为“在一般情形下,当一个人遇到新情况时,会从他脑海中的记忆结构里去搜寻相关的信息。”
④黄崴.公民教育:责权主体的教育.现代教育论丛,1997,(2).
⑤李锦旭.从社会学看公民教育:曾荣光有关研究述评.教育研究双月刊,1998.6.
⑥王智.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1).
⑦李大华.谈公民教育.开放时代。2001,(9).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实验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
⑩www.省略/lsysh/
{11}赵世瑜,杨梅.综合文科课程与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以《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及人教版教材为例.历史教学.2003年第5期。
{12}深圳市南山区自2001年起就率先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历史与社会》实验区,距今已有八年的教研教学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示范性。
{13}翁晓波.搭好初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台阶”.教学月刊(教学参考)(中学版),2008:35-38.
{14}参看马执斌.注重时序是历史学科的特点.中学历史教学,2008.9:4-6.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品德与社会》历史教学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有机会去体味我们国家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以诗词歌赋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就是一个帮助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绝佳机会。诗词歌赋，采用古体语言，将现实与意境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感染力的情境，十分适合熏陶学生人文的情怀和素养。在诗词歌赋的选择上，应注意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古文理解能力，择取通俗易懂的诗词歌赋导入课程教学。例如，在导入《不能忘记的屈辱》（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以著名爱国诗人闻一多所著的《七子之歌》作为这一课的开始，“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让学生在熟悉的韵律中，再次认真体会歌曲的情感，体味旧中国那段厚重而沧桑的历史给当时人民带来的迫切情感，为之后的屈辱历史的教授奠定情感基调，激起学生的爱国情操。
二、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感受历史的沧桑变迁
社会是在历史的基础发展而来，任何一个事物产生、发展、消亡，都有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历史反映是以前社会的状况，与前人生活息息相关，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由前人历史发展而来，具有历史的必然联系，这也是《品德与社会》课堂为什么要加入历史元素的原因。所以以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从现今学生熟悉的事物讲起，再回溯到古代，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迁，感悟历史的强大和社会进步的飞速，在赞叹历史中学习知识。例如，在导入《从古到今话交通》（人教版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有效利用古今对比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其实，我们现今的生活中本身就有古今交通并存的现象，比如距今一千多年的赵州桥，历经百年的江南水乡木桥，到现代感十足的上海钢铁大桥———南浦大桥等，都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将古今大桥的对比作为本课的开端，再合适不过，不仅贴近学生生活，激情引趣，还有利于减少历史的距离感和抽象感，这样的教学导入有利于打造高效的《社会与品德》课堂。
三、以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激发探索历史热情
图文并茂是新课程教材改革的一大方向，《品德与社会》的教学也应该顺应这个改革潮流，利用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充分挖掘教材图画元素，使丰富的教材资源得到充分运用，况且图画是学生喜爱的教材形式，教学增加插画的应用，也能活跃课堂气氛，减少课堂学习的枯燥性，同时激发学生探索历史热情。例如，在导入《吃穿住话古今》（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教学时，就可以将教材插画观察提问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让学生依据教材中一幅描绘远古人类生活场景，进行古代人类生活的描述，包括远古人类吃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食物？远古人类的穿着具有什么特点，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穿？远古人类都住哪，插图中其实包含他们的住所，能找出来么？由一幅远古人类生活图景的插画，促使学生围绕本课主题“吃穿住”，想象并推导出远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之后课程教学的开展大有助力。
四、以多媒体资料学习作为课程教学的开端，直观展望历史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二、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台湾学术界有效开展了对于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的探讨。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 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6]5，《导言》。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所举办的“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类书大全、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吴智和教授带领的明史研究小组探讨明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
台湾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代表作是胡晓真、王鸿泰编的《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本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消费生活取得的进展引人注目，巫仁恕教授《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提出晚明时期已经形成“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是奠基在都市化的基础上的，巫仁恕最新著作《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以明代中叶至清中叶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活动作为研究核心，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的领域，并且由城市空间出发，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二者有一定的共生性，基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其突破点概括起来就是从生活史推究背后的形成逻辑，并思考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王鸿泰先生谈到物质文化消费与大众文化特别是生活关系的研究方法：“从细节上去看，具体地观察各种不同的“物”，到底在什么范围内流传？经历了什么样的流通过程？如何进入个人生活领域？对个人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再考察有哪些人？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个物的世界？同时，推论人与物的互动，可能构成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与人际网络？”[7]352日常生活史研究需要认识“物”，借鉴多学科知识与方法非常有必要。
中国大陆最近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宋书所论明清江南居民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影响意义，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给人印象深刻；周书出自文学研究者之手，论述的对象主要指从事虚文的“词章家”一类，或者说在经济上，不靠制度保障而以文作为谋生工具、自求生路的人，揭示出诗文如何谋生以及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体现的诸色人等是活生生的，借助物质消费才可以进入日常的生活状态，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探讨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三、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历史人类学与日常生活史不可分离。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历史人类学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欧美学术界诸多重要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汉斯·梅迪克撰写的《历史人类学》词条指出：“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独特形象而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史与体验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认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完美无缺的，而应该被理解为‘文化文本’与‘文化建构’。在理解‘历史人类学’时，人们必须在历史进程中研究历史的物质性。”[8]132133这是具有浓烈新文化史色彩的论述。
历史人类学也与地域社会史有不解之缘。明清社会史立足于地域与田野实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处理到日常生活、地域社会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陈春声谈到“走向历史现场”问题时，结合自己在韩江流域的梅州和潮州地区的研究实践，阐明历史人类学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在历史现场中“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提倡“眼光向下”，强调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时候，要把握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在“国家”与“民间”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国家的或精英的“话语”背后，百姓日常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空间观念和地域认同意识，是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9]
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借助民间文献，而理解民间文献离不开对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说：“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10]358就是说，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
可见，历史人类学重视地域、从生活出发的研究取向，是社会史研究十分需要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社会史研究的趋势，或许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是社会空间的扩展，强调研究中把握好社会与村落、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化的关系；其次重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将感觉、日常生活、社会与文化的建构等等纳入视野；最后强调跨学科的视野，这些年历史人类学、艺术社会史、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社会史展示出美好的学术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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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难以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此，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改进历史学科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成为新时期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
历史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中极具传统特色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逐渐与其人才培养的目标脱节：历史学专业的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日渐降低；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待遇低；历史教育教学欠缺生机，鲜有学生热爱，难于学以致用……上述种种尴尬已成为阻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科学化发展的瓶颈，克服这些不足，探索一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改革之路，对今后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发展，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现存不足
纵观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发展现状，其主要不足突出表现在历史学科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这两个方面。
1.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导致“历史无用论”泛滥
任何学科的设置，都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应符合这一标准。然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整个社会对历史学科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需求。这已然不同于传统时代史学人才培养相对独立、重意识形态、强理论积淀的要求。新时期的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不仅要培养出理论知识完备的人才，而且还要求每个史学人才能从社会实际出发，用所学向社会发展提供有益见解，并增加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也就是说，新时期的历史学教育，需要将历史学科摆在一种社会“显学科”的地位，通过人才的培养最终实现社会的直接、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依旧按照传统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培养人才，历史学科教育不但现实应用性差，不占有“显学”学科地位，而且人才的培养也与“服务社会”理念相互脱节，这种明显滞后的教育观念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在传统与实际需求的矛盾中，历史学科的实用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其教化功能，很多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甚至不是出于对历史学科的热爱，他们或者是由于专业调剂，或者是仅仅为一纸文凭，那么，对于本身对历史缺乏兴趣的学生而言，传统的培养模式是无法达到“育人”的目的。于是，历史学科丧失了本身的社会实用价值，“历史无用论”日渐泛滥。
2.历史学科教学方式机械单一，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我国高校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一向宽泛庞杂，面面俱到，授课内容涉及大量的史料和史实。然而高校历史学科的教育方式却与中学历史课无异，即采用机械式“灌输”的方式为主，教师上课一味地将庞杂的知识点讲授给学生，学生则是被动地听课、记笔记。师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课堂教学呆板乏味，偶尔出现一些课堂讨论和学习互动，也多是一些根本无法激发学生创造性的陈旧话题，或者讨论和互动本身就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并不见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简言之，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很难激发出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主动性，更不用说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此外，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历史学科单一的考核评价方式，多以一份试卷、一次考试来考察学生的学业水平，考核内容基本上都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考完试做完试卷之后，那些短期内突击背诵和记忆的知识，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实践应用，基本上就又“还给了书本”。长此以往，学生表面掌握了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实则得到的只是将自己禁锢在有限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中，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二、对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
针对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突出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当前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思路，突出历史学科的社会现实意义，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培养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史学人才。
1.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
当前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不断渗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它要求史学人才不仅具备传统意义培养模式下丰厚的理论积淀，更要求他们能将历史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有益社会发展的见解，同时加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有效互动，从而促进其自身的建设与发展。
在这种学科教育目标的要求下，高校历史学专业既要改善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目标，又必须科学合理地优化历史学专业课程设计，从而为社会输送适应性史学人才。
首先，要从课程理论改革出发。众所周知，历史学科的理论知识抽象程度高，思辨色彩浓厚，又极为驳杂和枯燥。现有的理论专业课程设计，大多是空洞地阐释某一理论，就理论本身来讲解理论；或者就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花大量的时间全方位展开某一门通史或专门史，而忽略学生乃至社会的实际需求。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当前的历史学科教育教学难于联系实际，进而让整个历史理论课程枯燥无味。
对其进行改革，主要是强调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倡通过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审明某一历史理论，结合一些“开放式教学”、“合作式教学”模式，并利用现代化信息化多媒体教学手段，让学生在一种相对自由和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自主地吸收历史理论知识，并运用这些理论知识来分析现实问题，再尝试去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仅能变“乏味”为兴趣，有效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所学转化成了实践应用知识，真正达到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
其次，历史学科专业课程的优化，要以就业导向作为参考，即以学生的社会应用和服务性为参考。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是“人才”的培养，而所谓“历史人才”，就是其历史专业教育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能满足其个体未来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高校里，极少有专业的设置能直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历史学作为一门当下普遍认为“偏冷”的专业，尤为直接地面临同样的尴尬：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待遇不高、专业特色应用能力不明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几乎很少有高中毕业生能主动选择学习历史专业，加之存在“历史无用论”的不良社会认识，学生的历史专业学习兴趣不断降低，教师也随之丧失了历史的教学热情。破解历史专业的就业难题，提高学生历史学习的积极性，是当前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实现的本质需求。一方面，在历史学科的课程设置上要不失传统，在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的前提下，达到历史学科自古以来的教化功能：陶冶学生情操，教会学生做人；另一方面，全面考察社会对历史人才的实际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培养人才，从学生入校起，就帮助其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制定合理的大学发展规划，让学生对择业、考研、考公务员、自主创业等不同的就业发展目标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全方位锻炼学生的专业职业能力，让他们真正看到历史的魅力，能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完成对相关职业的定位和追求，最终使自己达到社会“人才”的标准。
此外，还必须选拔理论功底厚、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教师，担任历史学科的专业教学工作。规范授课，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是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的必要前提。
2.改进历史学科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现代教学理论提倡“以学生为本，自主发展”的教学理念，要求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专业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去”，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研究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这有别于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主导、为权威的知识传播模式，强调教师只扮演“引导者”和“知识推荐者”的角色，而让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具体到历史学科本身，则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这种教学方式的变革。
一是有针对性地改革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历史热情。历史课堂教学内容博大庞杂，但并非全部内容都与现实需求和学生的需要相适应。从“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出发，对当前历史学科教学内容应予以优化，突出重点，合理取舍，做到通史和专门史的相互协调，既不能花费大量时间去细致入微、面面俱到讲通史，又不能把专门史完全交给学生去自主学习。要合理地根据学校的特色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结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合理安排通史与专门史的学习，是二者有机结合，相互搭配，相得益彰。此外，对一些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也要及时组织学生探讨学习，在一种开放式的合作学习中激发学生的历史热情。
二是改变现有的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方式，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历史学科考核评价方式一直难以突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本着“培养综合型人才”的要求出发，对历史学科的考核评价方式，应进行多角度的综合，试卷考试类的考核方式要占有学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要对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情况进行评定：采用研究报告、课程论文、实践调查、小组讨论等形式，达成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考察。
三是让高校历史教学走出教室，走向社会，实现历史学科的社会服务价值。当前历史学科教育旨在培养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见解的人才，那么就要求我们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走向社会，对社会建设发展中具体存在的问题进行史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所需，服务社会全面建设发展。让历史学课程教学走出教室，让学生们深入实地调研，再适时相互交流、开展讨论，并分析整合学习研究成果。这一过程使得历史学科的学习变得更加开放，也更加贴近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让史学专业的学生能直接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有效地加强了学生对自己专业方向的认同，能促进史学专业学生做出有价值，令社会满意的研究成果。
当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发展，针对历史学科的改革也在不断探索和深入，并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改革，是历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也为培养高素质史学人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教育教学改革是一个永不衰老的主题，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唯有通过一定的改革，才会促使一门学科不断发展，才能培养出全方位的高素质人才，使其真正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张雅妮.合作学习模式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科教文汇，2011， (5).
[2]王红信.就业导向与高校历史专业教学改革的思考[j].科技导刊，2010，(7).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区域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27-03
近年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相当突出，而且成为历史学者有意识的追求。历史学最早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即兴起了社会史研究。此后，又有学者主动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入史学，使历史人类学成为继社会史后的又一史学新领域。
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马克・布洛赫非常重视历史人类学。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指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1]且其《国王的触摸》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一、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与理论方法
何谓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人类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2]。而历史学者则认为，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主张应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历史人类学，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潭，“历史人类学”之所以得名，大概在于被历史学抢先注册的缘故，因为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大都是具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相比较而言，人类学者对此略逊一筹[3]。类似的观点早在1978年，法国历史人类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3]在他看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
其实，无论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还是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在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中，历史学与人类学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学有理论眼光，而历史学注重细节和过程，两者有相互补充之处。人类学的历史化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则是借用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4]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和“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取向”，它是试图调和历史学宏大的理论关怀和建构（诸如年鉴学派的中长段理论）和人类学那种“小地方大问题”、“小社区大社会”的微观研究旨趣，借鉴历史学的深厚的文献收集与解读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厚描写”的田野调查方法。
二、历史人类学在近代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应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兴起，历史学的研究也逐渐采用人类学方法。尤其在近代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更具优势。
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主要体现在乡村史、民间宗教史等方面，因为这些领域比较适合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中国本土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江村经济》，就是作者费孝通利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太湖边的名为“开弦弓”的村庄进行实地调查而撰写的里程碑式著作。另有刘志伟、陈春声等人早在80年代就与海外学者科大卫、萧凤霞合作进行区域研究。尤以小区域研究为重。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他与科大卫合作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文则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们对珠江三角洲宗族问题的看法，认为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应该超越“血缘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是宋明理学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除此之外，在珠江三角洲地域社会的历史、里甲赋役制度、民间信仰等方面，刘志伟也较有成就。陈春声的研究聚焦在广东潮州“樟林”小村，以挖掘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为主，探讨地域神三山国王的崇拜，对樟林神庙系统表达的信仰空间和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意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5]。厦门大学傅衣凌先生由于深受人类学家弗雷泽名著《金枝》的影响，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时就相当重视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关注基层社会。他大量使用当时学术界较少关注的佃农经济、租佃斗争、乡族组织等问题进行论述，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旨趣[6]。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与武雅士（Arthur P. Wolf）、庄英章、丁荷生等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社会史。郑振满的专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是国内研究家族组织相当出色的著作，书中在大量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的基础上，揭示了家庭与家族之间的演进过程，并以家族组织的探讨为核心论述了明清福建社会宗法伦理庶民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的变迁趋势。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郑振满对莆田地区的神明信仰也进行了研究，他通过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系统和祭典组织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指出神庙祭祀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制约，祭祀圈不仅仅是台湾汉族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现象[7]。
南开大学、山西大学是研究华北区域社会史的重镇。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他发表的《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率先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不过，冯先生主要致力于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代表作为《清人社会生活》。山西大学乔志强教授也较早地致力于社会史的研究，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一文，提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并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区域社会史兴起之后，乔志强与其弟子行龙联合撰文指出，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需要侧重三种方法，即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多学科渗透法[8]。目前，山西大学主要致力于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等四方面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应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9]。“走在乡土上，才会发现在书斋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却是一个乡村社会的‘常识’。”[10]以行龙为代表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近年来从人口、资源、环境的角度，以“水案”为切入点，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由行龙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是他们阶段性成果的反映。在行龙的影响下，其学生所从事的贱民研究（长子剃头匠）、秧歌研究、乡村给水研究、晋商的研究也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来完成的[11]。南开大学常建华从事风俗史的研究，主张从风俗史研究社会生活，认为注重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特征。他在探讨中国岁时节日的过程中，从有关虚耗鬼等习俗研究了当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体会到长时段对于探讨民俗心态的重要性，尝试利用剪纸等非文本资料[12]。侯杰在研究近代民众宗教意识的过程中，也经常走入“田野”去“发现”史料，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档案、族谱、碑刻、契约、善书，并先后发表了《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国民众意识》等著作和论文。赵世瑜先生研究华北庙会的过程中，运用了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他研究庙会问题的一篇力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该文叙述了庙会的一般情况以及华北庙会的迷信崇拜的基本功能与文化娱乐功能，分析了庙会在经济学及社会学上的意义，并尝试用中心地学说概括庙会发展规律，颇有创意[13]。
除华南、华北之外，在研究江南乡村史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以历史人类学解读历史，张佩国2002年出版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王振忠等人在对徽学的研究中，也逐渐走向田野，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历史人类学将会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以上所列举仅仅是国内部分历史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另外，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过程中，人类学者也开始借助历史学的方法，对人类学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这方面以王铭铭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其代表作有《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就反映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辨证，或过程与文化的辨证”的特点[14]。
三、结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人类学从其滥觞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到20世纪80年代鹊起于世界学术界，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体现学科之间的日益整合，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实践，概括地说就是田野调查、区域取向、底层视角，在乡村史和民间宗教史两个领域中最为集中，以华南地区的研究为代表。当然作为历史研究，我们应坚持历史学科的本位，这是历史人类学在区域社会研究中的根本，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借鉴与吸收的最终目的。相信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展开，它会对历史学的其他的研究同样产生有益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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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4（4）.
〔7〕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J].近代史研究，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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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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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J].历史研究，1992（5）.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以及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壮大，世界历史的编撰体例也从过去的西欧中心论逐步转向全球史观，开始以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撰写历史，本文就全球史观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以求对全球史观这一史学观念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关键词：全球史观 全球史主题 全球史观的优劣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什么是全球史观？
所谓全球史观是以全球视野为考察对象的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史观，他不是将全球各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罗列起来，把各个区域、社会、国家、民族各自的历史做简单的拼凑，而是以具体人群、社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把各种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整体对象，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人民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而展现出来的过程。
二、全球史观的提出及演变
全球史观的兴起时间并不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提出“全球历史观”， 在《当代史主要趋势》一书中，他更明确地将这种看法阐明为“全球史观”， 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认为建立全球史观是当代世界对历史学的客观要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称“它论述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他关注的是所有民族而不仅仅是西方诸民族或非西方诸民族，就仿佛读者正栖身月球俯瞰着我们所在的这颗巨大的行星。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超越了传统以民族、国家便签为分析单位，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并用一体化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体系的演变。
20世纪80年代末，吴于廑教授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及其他相关连的四篇论文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史宏观体系理论“。他强调：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三、全球史观对世界历史的分期
当历史学家用全球史的眼光看待过去，审视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便捷的历史进程时，分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以西方或任一特定文明的经历为基础的分期方案都不能很好地揭示其他社会的发展轨迹。举个例子来说，源自欧洲历史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分期，运用到中国、印度、非洲、伊斯兰世界或西半球时便显得格格不入。
杰里・本特利按照时代特征、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文明间交流的程度和全球化的进展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分为七个阶段：1.早期复杂社会 BC3500前-BC500前，探讨的是人类出现后的早起社会的发展 2.古典社会组织 BC500前-AD500 关注的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社会 3.后古典时期 公元500-1000 是东半球各社会做出重大调整时期。 4.跨文化交流的时代 公元1000-1500 关注游牧民族的影响 5.全球一体化的缘起 公元1500-1800 欧洲人在这一时期兴旺发达起来，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被迫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 6.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 公元1750-1914 关注欧洲人在世界上建立霸权的过程。 7.现代全球重组 公元1914至今 对20世纪的世界史进行描述。
四、全球史的主题
既然称全球史那就一定要以全球为研究单位吗？ 全球史不总是，甚至不经常是，把全球作为其分析单位。倘若是，那么全球史研究就只能停留于不者边际的推论的层面上，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作用将很难得到承认。那么全球史到底应该如何选题？杰里・本特利在《新全球史》一文中评述了全球史的一些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全球史理论、跨文化贸易、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碰撞与交流、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移民和离散社群等等。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在《在互动中构建世界历史》一文中指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全球史研究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 在认真梳理全球史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他指出了全球史学者表达“互动模式”的八种方式：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 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 3.例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 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 5.“地方史全球化” 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 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 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 如果认真思考和理解，这八个方面对世界是真正感兴趣，并有志于全球史研究者来说已经有了足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了。
五、我对全球史观的看法
全球史强调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运动、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能够较清晰地反映世界近代史的构架、格局和运动规律。
我认为全球史观的主要优点在于： 1.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在传统史学中，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是以欧洲的重要历史事件为标尺的。 “90%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25%居民的历史”。 显然，这种“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并不能反映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 2.主张用全球视野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尽力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当然，全球史观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第一，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忽视了社会内部的发展，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是重要的。对这一方面的关注不够，因此便在分析跨文化互动对各个社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时就显得缺乏深度。 第二，虽然很早就有学者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批评，但大多数人仍然把西方当做先进而加以追随。 我认为要真正克服西方中心论，我们非西方国家的学着就必须加强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我们中国学者更应该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充分肯定它在历史上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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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一）历史社会学的特征
斯考契普认为，真正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如下特征：“1.它们明确基于时空维度来解释社会结构与问题；2.强调历史过程的重要性，并着重在瞬时的场景下解释结果；3.大多数的历史分析着重于行动的意义与结构背景的交叉作用，从而清晰地呈现个人生活于社会转型中意图和非意图的结构；4.强调特殊类型的社会结构与变迁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社会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1.跨学科的双重属性。许多历史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倾向于把两门学科融和而不明确区分。如世界体系的形成类型研究，既有历史学色彩，又有社会学背景，却又不能简单化为彼此，只能把它归于历史社会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没有公认的一致领域，而只是社会学和历史学学科间的交叉部分而已。这个跨学科的特性，使这门交叉学科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2.偏重宏观研究，对微观选题也作宏观处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题材大多是较为宏观的，如社区研究、社会流动、社会行动、社会分层等。在充分考虑各种社会因素对微观性选题的制约与影响的基础上，将其放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将宏观性内涵赋予微观性选题。3.注重比较历史研究。吴忠明认为，比较历史研究是指对两个以上历史事物的异同对比以解释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各种规律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人们可以更为深刻、透彻地理解历史社会学的研究。4.开放性。历史社会学有关历史的理论主要来源于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而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的思想基础则是人文主义的社会学。从这一层意义来说，历史社会学本就并不是孤立封闭的，跨学科的属性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开放性。5.强调“理论”普遍性的特点。马克•布洛赫曾经指出史学认识论的基本信条，他讲到：“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在笔者看来，这对于历史社会学也是适用的。因为历史社会学强调从历史研究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而这种结论可以适用于广泛的时空范围。6.强调“以今论古”。历史社会学强调，要综合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和研究历史资料，它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都是落在现代社会的，并且直接服务于现代社会，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探寻具体措施。因此，和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相比，历史社会学更侧重现实社会，面向时代的现实。正如古治所说的“我们只能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去思想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自身的研究内容是较为独特的。丹尼斯•史密斯在其《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一方面，“历史社会学就其精髓而言，是理性的、批判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它追求社会自身得以变化与延续的机制，探求使一些人类抱负受阻，同时又使一些人类抱负得以实现的深层社会结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是它关注的一个焦点。另一方面，“探求人们试图实现或阻碍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观的活动的社会前提条件与社会后果。”是历史社会学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概而言之，当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于一些历史现象———通常指十几年前存在着的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的研究。2.根据社会学的方法与范畴，对于一些既定社会现象的追根溯源，并重点分析这些既定社会现象的形成原因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线索。例如，沃勒斯坦有当代世界体系的分析，即可视为这方面的典型范例。3.描述与分析历史资料并借助对历史发展的社会学分析来揭示社会规律，制定社会学理论。4.利用历史资料来检验社会学理论的正确性并制定相应的派生理论。5.研究现存历史因素对于杜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6.探讨历史元素积淀的形式与规律，这是该学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社会学主要揭示社会历史结构的功能及内在联系，按有关西方学者的观点，它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应用普遍模式解释历史事件，运用概念丰富有意义的历史解释，分析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大体说来，目前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资料聚合分析法。这是历史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法。该方法强调对大量资料数据的聚合分析，通过把历史的和现代的同类资料连接起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基础研究就具有精细化、系统化和社会化等特点。2.历史比较分析法。这是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的有效方法，主要用于探求现存历史因素的根源、规律、存在形式和方式、作用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其与当代社会进步之间的互相关系。斯考克波尔对西方社会学家经常采用的历史比较分析法进行了归纳，主要包括三种：普遍模式的比较，历史概念的比较，因果规律的比较。3.继承—扬弃法。布迪厄曾说，在现代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95%的成分来源于对过去的继承。历史因素本身具有延续性的特点，而现存的历史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只有采用继承—扬弃的方法，才能对历史因素的价值和痈疽下正确的判断。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继承—扬弃法不是具体的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对现存历史元素的精神态度和以社会进步为取向的总则。
二、历史社会学存在的问题
历史社会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妨碍了历史社会学学科的继续发展。
（一）学科属性不明确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历史社会学天然的具有双重学科的优势，但这也导致了一个学科归属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其应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应归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学界颇具争议，各执一词，一直未能达成共识。而且在实际研究中，不少学者还将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混为一谈。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一直不明确。而要推进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这是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
（二）学科规范不成熟
严格说来，历史社会学迄今都没有建立完整的体系，学科规范性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在当前的研究中，人们所使用的概念方法、理论体系纷繁错落，缺乏统一和规范。就拿历史社会学的概念来说，何谓“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就有着多种界定。
三、对中国历史社会学发展的展望
目前，国内在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方面还缺少深入研究。但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现实意义已经逐渐显现。它不仅有益于社会学和历史学两门学科的完善，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也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历史社会学已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如社会学学科发展很快，高校社会学专业及社会学杂志不断发展，对外交流增多，培养了一批社会学人才；历史学学科的发达，可以为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成果和方法；对于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综合研究，为历史社会学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与国际学界交流的需要，对历史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基础理论研究前景
理论认识总是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需要以历史学、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去研究、解释。提高历史社会学理论研究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情况，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回归历史社会学服务于社会的学科根本，借此实现历史社会学的中国化。
（二）应用研究前景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与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学科对社会的贡献。历史社会学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都是落在现代社会的，强调“以今论古”，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服务，本身就是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和优势。随着历史社会学应用性研究的深入，其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生活的影响将与日俱增。对于历史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特别是应用研究功能方面，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学科建设上，历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应更加紧密结合，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在历史社会学理论方面，人文倾向更应进一步增强。
在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博集古今中外思想理论诸家之长，已成为当前理论工作者的关注热点。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和掌握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知识，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发展，把来源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历史社会学理论、概念与本民族、本区域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把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概念、范畴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多元文化背景的比较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课题，亦即当前受到普遍关注的学术“本土化”问题。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校；公共历史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很多在外人看来高校里“高、大、上”的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走上了向社会“布道”之路，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传授对象由学生逐步扩散到社会人士。其中，人文社科专业的历史课程颇受大众的欢迎，百家讲坛的兴起、淘课的流行即是典型，关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网络剧也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公务员考试以及许多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都不乏对历史知识的考查。与全民“历史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的尴尬：学生兴趣的缺乏以及实效性不强。
之所以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列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笔者认为，虽然2007年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一门全新课程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授课对象为所有本科层次学生。该课程从课程性质上看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相关通知文件也界定了该门课程的政治理论课属性。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内容的弱理论性、偏史实性，其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时，为了便于和美国高校本科通识类必修课程美国史教育对应比较，笔者在本文中称其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该课程从性质上分析仍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
一、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普遍问题
首先，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学生历史学习意识缺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大部分学生眼中是一门基础知识学科，有不少学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没有必要，他们认为在高中时已经学习过历史，本科阶段不需要重复学习。更多的学生则认为该课程的学习对日后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帮助。学生没有正确的历史学习意识，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考试拿学分。特别是对理工科学生而言，几节专业课的学习能够让他们学会设计出一个小零件、一个程序，而对历史的学习似乎不能起到这么直接的实际效用，“历史无用论”观点在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龚自珍曾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历史承载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提高学生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认识，培养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透视力。这些都是学生无法主动意识到的，需要教师引导他们树立历史学习意识。
其次，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要求。我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讲授、学生倾听为主。虽然教学手段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教师早已运用多媒体教学，但是教学内容还是一样局限于书本，一些基础的历史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时就已经了解熟悉，到了本科阶段，变动不大的教学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会使大部分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最后，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考核的方式比较单一，需要作出改变。目前大部分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考核还是传统的考试形式。考试试题类型固化，内容固定，对学生的历史理解、思考方面的考查较少。学生学习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记住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英雄人物，更在于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和对现代的启示。对学生历史知识的考查与数学、物理、化学等理工类基础学科不尽相同，记住公式，套用解题不是历史学习所需要的结果。
二、美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启示
美国的高等教育极其重视公共历史教育，美国高校一般把美国史设置为通识类基础课程，要求本科生必修。根据近几年对美国一千多所四年制本科大学的调查，美国史作为公共历史教育课程是美国大学本科中必修比例最高的。一般来说规模大的州立大学，如加州大学体系、马里兰大学体系等，统一把美国史设置为本科必修课程。即使在那些不要求美国史必修的全美顶尖的三十所文理学院，本科必修课的选课目录中依然保有美国史。
事实上，对于这些不必修美国史的全美顶尖学院来说，由于进校学生的素质极高，学生在美国史方面的素养已相当不错，传统的公共历史教育课程――美国史对这些学校和学生来说显然不适合，因而这类学校一般以其他美国史领域的专门课程作为必修课，这种其他课程，很可能是关于美国历史文化或经济、政治方面等更为专门的课程，如清教、天主教、新教等基本的宗教知识以及这些教派对北美殖民地的塑造作用。这些课程需要相当的美国史训练，许多选择该类课程的学生高中时在美国史方面的训练就极其过硬。
美国高校为什么如此重视公共历史教育？从根本上看是以“通识教育” 为根本理念的教育原则和精神决定的，而历史教育是“通识教育”重要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通识教育”，即不管是文科、理工科抑或其他学科，把全面培养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以及思维方式作为主旨，使学生对人类的物质、精神文明有系统和深入的认识理解，养成学生科学与人文兼具的思维方式。美国高校一般不将自己视为培养技术专家的地方，专业技能和技术的教育在美国高校教育中并非首位，美国高校重视的是历史这类人文社科知识的培养在技能与专业学习中的基础地位，本科阶段许多技能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专业一般不设置，必须要等学生在本科阶段打 下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去学习。
另外，由于美国高校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非常注重在公共历史教育中让学生理论结合实际，比如在课程实践环节安排学生到政府、社区、企业等工作单位实习，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了解如何研究材料、编辑报告、收集文献等，这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研究和应用能力，促使学生在专业课的学习研究中锻炼了思维、收获了方法。
三、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改革
第一，明确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是记录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的生活。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教学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了解1840年之后中国一步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又一步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事实，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启发学生习得的历史经验、激发学生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意味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运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观念和要求。现阶段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学生树立历史意识，让青年人能够彰往察来，学会运用历史经验，应对现今社会生活。
第二，教学联系实际，帮助学生实现“学以致用”，提升历史知识的转化率。笔者认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应该注重以下几点：其一，增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其他学科的整合。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科的界限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明显。高校学生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学生，通过接受公共历史教育可以增强其对专业学科的理解。文学专业，需要学生了解相关的文学史，理解特定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历史环境，以理解该文学作品的核心；旅游专业，更是需要学生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知晓当地古迹的历史内涵。学习，本身就是一个各科文化交汇相融的过程，只有弱化历史学科的专业意识，才能帮助学生找到公共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其二，公共历史教育不应该与社会生活、社会工作割裂。公共历史教育作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部分，其主要作用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帮助学生更好地步入社会、接轨社会，为实现“四个全面”战略服务。在公共历史教育中，教师作为引导者，要注重分析历史事件与现代事件发生的关系，探讨其中的历史规律，增强学生对于历史和现实关系的理解。
第三，改变考核形式，让学生从心里接受历史、学懂历史。高校公共历史的教学目标，更多的在于教导学生如何理解历史、运用历史。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考核方式应该以考核学生的能力为主，以考核学生的基础知识为辅。在考核形式中，不仅可以采用试题的方式，还可以采用课题讨论、撰写报告或者论文的方式，多方面考查学生收集资料、整合资料以及撰写报告的能力。考核还应结合平时课堂的表现和作业的完成情况。学生课堂讨论是否积极参与，对于教师每次布置的思考作业是否有独特、新颖的想法，这些都是最终考核结果的重要参考标准。
除此之外，公共历史教育的考核内容应该从一些基础知识点的考查向灵活运用能力的考查上转变。比如，以往考试试题都会考查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和意义问题，现在的试题可以转变成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有何借鉴意义方面的考查上来。单纯的对知识点记忆背诵的考核转变成了对历史知识理解与运用的考核，如果学生对此理解透彻并有着独到的见解，那就真的学“懂”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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