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范文精选
历史学家范文第1篇
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而在读到“Levi's的公司历史学家”一文之前（刊于《周末画报》），说实话，我对这一职位确实一无所知。
这篇文章称：在美国，凡历史悠久的公司，如可口可乐、迪士尼、福特、哈雷？戴维斯都设有公司历史学家这一职位。而Levi's的公司历史学家，专注其历史研究已达24年之久。
这不禁让我感到好奇：老美也太能“整”了！设个CIO啥的也就算了，还弄出个专职的“公司历史学家”，真以为自己的历史有多重要啊！
更令我好奇的是，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公司是个以赚钱为目的的组织，设个销售、研发之类的职位是应该的，但这个“历史学家”――它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继续阅读“Levi's的公司历史学家”一文。发现这个叫做琳恩？唐尼的公司历史学家，还真给Levi's带来了不菲的价值。
首先，如果不是因为“公司历史学家”这一概念，我不会对Levi's感兴趣，也不会知道它是做牛仔裤的（恕我孤陋寡闻，但如我一样的人，肯定不只十位八位）。不信，如果如国内企业一般，一条“Levi's推出新款牛仔裤”的新闻，看看是否能吸引如我一样孤陋寡闻人的眼球！（要知道，类似的新闻数不胜数。）扩展一点讲，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公司历史学家”有“卖点”，就如同“谷歌的食堂”一样，虽然不构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但却是能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而故事潜移默化的作用，相信大家已心知肚明。
当然，如果设“公司历史学家”职位的作用仅限于此，那Levi's找个差不多的人兼任也就行了，犯不着专门请一位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与信息科学专业的硕士生。据称，琳恩？唐尼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作为公司品牌历史的发言人。比如，她几经辗转，找到了公司最早的牛仔裤，并带着它们踏上了世界巡展之旅――想象一下，在大漠孤烟的背景下，再现一下牛仔的日常装束，现代与历史的融合及反差，对品牌的凸显作用不言而喻。琳恩？唐尼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管理公司的档案室与博物馆，每当员工培训或者新CEO上任，博物馆就成了公司文化的教育基地。
历史学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史料；客观；考证
胡适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尽管我们不可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客观的反映，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真实的历史情况进行最大化、最真实的、客观的复原。这本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历史有什么用”布洛克在书中没有直接说历史有什么作用，而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比来说明即使是那些根基坚实的学科也跟历史学一样，历史学的处境未必太差，他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存在的科学性。布洛克的书中没有复杂的、晦涩难懂的理论体系，而是运用一些简单通俗易懂的案例，将史学的方法阐释的通俗易懂。
一、个人对布洛克书中史学方法的解读与对历史研究的相关看法
在与卡尔的《历史是什么》相对比，布洛克的这本书中的语言、例子更容易让我们理解，这也许是因为卡尔的书偏理论，布洛克的书偏方法的原因。布洛克作为年鉴派史学的一代宗师写出的这本所谓的“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对年鉴学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历史的考察和考证是核心内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对过去留下的实物、史料去间接的了解过去。然而，即便对发生在当今我们身边的事件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或是报纸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通过别人的记录去了解到的，他们的记录就一定是全面客观的吗？当然不是，他们的记录总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历史学家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全面的收集相关史料，这样也许才能更加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史实。这也就要求我们对历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史料要进行甄别。布洛克这本书中把史料分为“有意史料”“无意史料”两部分，但是布洛克显然重视“无意史料”，他认为“有意史料”在写作的初衷时便带有一定的目的去写，这样的写史违背了治史的客观性，自然这样的史料价值不会太高。无意史料某种程度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一些史实情况，因为无意史料是不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像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一些天文历法社会史学的作品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医疗现状，社会情况，各地的风土人情等。古时的史学家要想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是很难的，他们会受到过去的信念和禁忌、传统思想、世俗的偏见的影响，当然，无意史料也会有作伪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对史料进行全面的辩证分析。所考察的史料能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能否客观真实的向我们反映一些全面详尽的信息至关重要。梁启超曾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说过“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辩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布洛克认为考据是一种使史学发展的有力方法，他提到“学校没有考据学一席之地，实在可耻。”这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明历史学是具有存在的意义，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并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在第三小节考据方法的逻辑中，其核心内容便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发现问题，这也就是“比较是考证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证据，从中发现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差异会为我们提供问题，傅斯年曾在《史料论略及其他》指出“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在第二章中，文章就对历史研究的程序即先有史料再去找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看史料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布洛克认为后者是合理可取的，这也是符合年鉴学派的思想，他认为“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同时，他还提到“对一个新手的劝告最糟糕的莫过于教他耐心等待，劝他从文献中寻找灵感。这种行为使本来设想不错的研究陷入僵局或绝境。”这些都体现了他对重视带着问题读史料的观点。
在第四章第一节里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我们对历史不要太多的去评判，而要结合当时具体情况去理解去分析，现如今的书目中对袁世凯的形象大都是持有贬义的看法，认为袁世凯是个卖国贼，窃取了革命的果实，但是在当时环境下，大清朝是那样的腐朽落后，这样的时局必须有一位能人去担当拯救国家的大任，试想一下，当时除了袁世凯有这个能力，谁又能担当此重任？如果每个人在面对权利的诱惑下，试问有多少人能承受担当得起？我们要对袁世凯运用理解的方式去解读他一生的功与过，而不是一味的去批判他的过错，倘若我们如果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去理解他，我们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了。在当时，袁世凯的告密在一定程度上是尊君的体现，他的吃穿，俸禄都是大清给的，他只不过是履行一个臣子应尽的职责，怎么能算得上是告密？
第五章历史的因果中，布洛克认为“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究错综复杂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全面的发现其发生的原因。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提到“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我们要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予以一定的重视，因为“历史是要把过去的事情整顿成为有先后顺序的因果关系。”只有搞清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对历史事件有一个客观真实全面的解读。当然，书中一些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比如采用倒溯研究的方法，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要从整体出发，从一定角度出发这也就是年鉴学派核心思想在布洛克本书的体现。
二、浅谈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不足之处
在本书中有很多的说法以及下的结论太过绝对，在文中布洛克过分强调考据学的作用，为了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在与其他学科的对比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谬解，比如“在学校的课程里，居然没有考据学一席之地，这实在是可耻”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难道有了考据学就一定能够对历史有一个完美的解读考证吗？“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这一句话明显太过绝对，“肯定”、“都是”、“绝不会”这些词的运用使得人觉得历史学的研究具有功利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下一个必然的结论，毕竟还有偶然事件存在着。
同时在很多有关历史学这一学科不足的地方，布洛克总是以历史学还处在萌芽阶段这一说法来逃避。此外，本书中对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讲述不如卡尔描述的详尽，也许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艰难的环境没法让他深入的分析。还有尽管本书中的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但是还是没能尽可能多的去写出有关治史的方法，也许正如作者所说“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当然要想掌握一种适用于一切的历史学方法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倘若作者能够尽可能全面的把治史的方略写出，必然是一部旷世之作。
布洛克对治史程序，即先读史料从史料发现问题，还是带着问题去读史料，布洛克认为带着问题去读史料更好，我认为有些不妥，如今学术界很大部分学者都已经不怎么读原始的史料，写东西时引用二手资料和别人文章引用的文献，这样我们的历史学发展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试问一下当今有多少学者完全的通读过原版的二十五史？历史是我们依靠史料或实物去对过去的一个复原，假如我们单单只是带着问题去读史料，会不会使人感觉到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感觉，我们只有多看史料才会发现问题，不看史料哪来的问题，哪能更好的复原历史。（作者单位：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2] 梁启超，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历史学家范文第3篇
葛兆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葛兆光教授选编近30年的读书日记集为《且借纸遁》近日问世，让人大吃一惊。按照从前的规矩，札记、日记、书信之类的东西，似乎都在作者故世后才有机会读到。但也没有一定而不易。葛教授此举，除了挑战我们的成见，还不避贤者之讥，不惧露出破绽，将读书日记、札记作为西人所谓“思想的草稿”予以公布，实有意以金针度人。譬如内中对思想史与精神史、观念史不同研究取向的关注，对日本东洋史学的熟稔，对欧美汉学的如数家珍，对当代中国社会诸问题的念兹在兹，无论专业读者，还是一般关心人文学术进展、好读书的普通读者，自当受益匪浅。
进入作者的阅读世界，大量的中外文专业著作使读者如行山阴之中，应接不暇，不少如陈子善所谓“非专业阅读”（如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亦可导夫先路。但以文学而言，仅只三种。一是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除了收录当年为《剑桥中华民国史》所撰写的文学史长论，还有诸多精深专文；其余两种一为近人诗集，一为今人小说，皆系可圈可点之作，因此能进入作者的阅读视野，不足为奇。其读《沈曾植诗集》而提问沈缘何在近代学术史、文学史中湮没无闻，然沈并非籍籍无名之辈，岂能湮没无闻？早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本（1936）中，已为沈留下位置，此后任访秋、严家炎等主纂文学史著，评价越变越高；再读陈冠中《盛世》此一“逆写”当代中国“盛世主义”的政治小说而遥想8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亦可谓“盛世的平庸”），忧心忡忡地提出：今人是否更善于遗忘历史、削减记忆？何时才能实现真的民主、自由？至于读《现代性的追求》而摘录西人关于“中心与边缘”的理论思考，进而别具只眼，认为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划分远不如族群、知识、哲学、宗教之划分重要，也是一得之见。
历史学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家史调查 高中历史 研究性学习
历史悠久的虎门，不仅有林则徐“虎门硝烟”的驰名遐迩的光荣历史，而且连续多年财税收入名列全国乡镇之首，获得了“中国财政之星”、“全国创汇十强镇”称号。从改革开放以来，虎门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得到了飞跃性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当代高中学生，如何让他们感受这种历史变革，以及他们是如何思索和感受的？开展家史调查是一种有效而且简单易行的好形式。我们将它作为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课题。
让学生接近生活、接近社会，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和延伸，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大舞台。研究性学习是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学习为基础，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主要以个人或小组组合的方式进行。通过亲身实践获取直接经验，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提高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开展历史课外研究性学习，2007年我们虎门中学组织高中二年级学生进行了一次“家庭历史调查活动”。下面谈谈这次活动的目标、展开过程和教育意义。
一、活动的目标
1.让学生了解自己家庭过去、现在的生活状况的变化，探究其原因。
2.让学生了解邻居、亲戚或其他朋友的过去、现在的生活状况以及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
3.指导学生学习撰写家谱的方法，弄清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家族之间的关系，作一次寻根访谈调查。
4.让学生学会开展社会与家庭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学会撰写小型调查报告，撰写历史小论文，制作多媒体调查报告的方法。
二、活动过程
1.向学生讲清活动目的、活动调查要求，学生根据活动主题，自主制订调查计划，拟订访谈提纲或设计调查问卷。
2.依据访谈提纲，对被访对象进行调查，做好记录，汇集成资料。
3.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归纳，撰写调查报告，得出自己的结论。
4.活动总结。班级组织进行调查成果交流，分成几个小组进行讨论。
5.对活动的影响作跟踪调查。教师对此次活动成果进行认定，特别是在活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学生，作长期观察，以了解活动对他们的影响程度。
三、活动的教育意义
“我的家庭历史”调查活动从2007年暑假开始，到11月中旬完成。在历史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积极参与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共收到530份调查报告，其中53份制成多媒体软盘。这些调查报告内容丰富，其中不乏好作品。纵观整个活动过程及成果，我觉得活动的教育意义很大，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增强了学生对家庭、祖国的亲近感、认同感和责任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学生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学生通过写家史，了解到前人的身世和人生经历，也了解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从学生写的家史看，每个学生的家庭随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欧淑君同学在《我的家史》中写道：“爷爷奶奶那个年代，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三代，……住的瓦房经常漏水，……孩子们经常饿肚子，都不上学，在田里干活。1978年改革开放后，爸爸洗脚上田，做起了生意来，家里很快富裕起来，住上了几层高的新楼房，现代家具一应俱全，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就连交通工具也换了两代，由单车到摩托车再到汽车……”又如沈晓春同学在《过去，现在》中写道：“父亲在十五岁生日那天，为庆祝他的生日，奶奶把家中唯一的老母鸡宰了，但那煮熟的鸡被人偷了。后来只好以咸菜代替，……而改革开放后，家里富裕了，现代家具、电脑、汽车、洋楼都有了。而且父母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知道了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还积极学英语呢！……”从家庭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中，他们更深刻地理解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和爱家、爱国的感情。
2.增进了学生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和理解。
对于经济发达的虎门，不少学生的父母忙于工作或生意。他们没有较多的时间同自己的孩子交流，甚至无暇关心他们的教育，所以不少学生在写家史之前很少与父母沟通。在写家史的过程中，学生了解了长辈们在成长、学习、事业等方面的各种经历，并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这样学生同父母的沟通增加了，消除了以往对父母的偏见，使学生与父母的情感加深了，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赖晓川同学写道：“以前我有点瞧不起父母，觉得他们没文化、没见识，不愿意与他们交谈。自从我了解到父母过去的历史后，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我越来越爱父母了。从那以后，我与父母的沟通越来越多，我觉得他们既是长辈，又是朋友。”
3.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索的热情和学习的兴趣
通过写家史，培养了学生参与社会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体验学习、探索学习和解决问题融为一体，这正是研究性学习要达到的目的。通过活动的开展，学生增长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使学生对学习历史更有兴趣。因为他们感到历史的真实，感到学习历史是有用的，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比如，有些在事业上的成功家长发出感叹说：“我们这一代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没有学到文化，要创业很艰难，现在很多事都是边干边学，压力很大。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学好文化。”诸如此类的话语让很多学生感触颇深。一位学生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老师，我现在越来越爱动脑筋和动手了，我觉得学习历史越来越过瘾了。”
4.促进了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
现在的中学生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从小到大衣食无忧，从来没有体会过贫困，也没有体会过生活和创业的艰辛和不易。他们在家史调查中更加懂得了我国的许多古语在现实中的真正含义：“创业难、守业更难”；“业精于勤，荒于嬉”。通过写家史，他们更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意义，更好地理解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加深了对八荣八耻的理解，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自己的理想和前途采取更加客观的态度，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前途充满自信和乐观。正如杜福弟同学在《人生的痕迹》中最后写道：“从我的祖辈、父辈身上，我看到了我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我的家庭历史变化中，我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变化。今后，为了我的家，为了振兴我们的民族，为了祖国的前途，我要认真学习，努力拼搏，毕业后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
总之，中国自古就有记家谱、写家史的传统，我们应该发场光大。指导学生写家史是中学历史教师的重要责任。我们的实践证明，写家史这种研究性学习活动对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霍益萍，查尔明，陈百尧.让教师走进研究性学习――江苏太仓高级中学研究性学习实验报告.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计划（试验修订稿）.2000年1月教育部颁布.
历史学家范文第5篇
问题是，先秦儒家经典主要讲了些什么？经学历史大概如何？经学中蕴含有怎样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现代社会中，儒家经学有哪些可供汲取的资源，或者说，经学能厘清我们传统思想的根源，但能否指引我们的未来？
一
先秦《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经学的源头，后来的十三经则是将《春秋》分为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将《礼》分为三礼（《仪礼》《礼记》《周礼》），还加入了《论语》《孟子》《孝经》，以及一部专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在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对经典的诠释也越来越丰富。因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分别简要介绍一下先秦五经的基本内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305篇诗大约成篇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从其内容来看，《毛诗序》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按，风的意思是土风、风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十三经注疏》）。在功能上，《汉书?艺文志》认为周天子采诗的目的主要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所谓诗言志，《诗经》中有美有刺，美是赞美，刺即讽刺，采诗官搜集之后，以此为当政者提供信息，使知民情之所在。
《书》即《尚书》，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十三经注疏》）。《汉书?艺文志》有“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之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虽有记事之篇章，但以记言为主。从性质上看，《尚书》大致可分为六类：典、谟、训、诰、誓、命。典，指为后人推崇的记载，如《尧典》所记载尧舜的言论事迹。谟，意为谋议，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谋议政事。训，意为教导，记载有资历的大臣教导商王之言。诰，意为宣告，记载宣告王命之言，如《大诰》《康王之诰》。誓，就是誓辞，记载军队出征誓师之辞，如《甘誓》《牧誓》。命，指王命，天子加诸诸侯的命辞，如《文侯之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尚书》的种种记述中，透露出了当时政治、军事、伦理、法律、宗教等思想，如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根源。
礼起源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礼被确立为社会制度，成为社会秩序的保证。作为先秦五经之一的《礼》，指的是《仪礼》。《仪礼》又称《士礼》，其中主要记载了士阶层以上的贵族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仪节，从冠、婚礼到国君宴请他国使臣之礼，叙述十分详尽，在一定程度上向后人展现了春秋时期贵族的生活状况。后世流传的关于礼的经典有三种，除了《仪礼》，还有《礼记》和《周礼》。人们一般将《礼记》视为对《仪礼》的解释和补充，是战国到汉代早期的礼学资料的汇编，其中有对礼的性质、意义的论述的内容，对于后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礼制思想、宗法制度及相关的社会状态，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而《周礼》又名《周官》，《周礼》以六官为名分为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官为六官之长，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礼，夏官掌军政，秋官掌狱讼，《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考工记》记载的是周代晚期的各种营造工艺，可见冬官执掌的大约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各种营建之事。相较其他两部礼学经典，从现存记载看，《周礼》出现得最晚，在西汉末年出现，然而其内容却是记载的西周的官制，以及与各官执掌相应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还规定了某些行为规范和仪式。
历史学家范文第6篇
与科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大多主动选择学习经济学以求拯救世界。与他们不同，科斯当年并未选择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高中时最喜欢的科目是历史，如果依照自己的意愿，科斯可能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由于上高中晚了一年，科斯未能学习拉丁文。而他得知，没有高中的拉丁文课程基础，在大学里是不能主修历史的。化学也是他喜欢的科目，但要想主修化学专业，就需要学习微积分，但科斯对其毫无兴趣。结果，科斯最终获得了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1929年至1931年）的商业学位。
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是第一位让科斯接触到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老师，普兰特师从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作为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同时代的人，坎南如今以其编辑1904年版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而著称。坎南继承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用于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的常用方法，并将其教授给了普兰特，而普兰特又传授给了科斯。在普兰特的讲座上，科斯第一次知道了“看不见的手” 这个概念，并立刻被深深吸引。作为一名商科学生，科斯之前没有学习过经济学课程。在普兰特指出正确方向的同时，科斯主要通过自学以及与其伦敦经济学院同学讨论来学习经济学。
对于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如何运行，科斯一向兴趣浓厚（他的兴趣几乎也仅限于此）。当经济学变得愈加趋向于理论驱动，并且日益脱离现实时，科斯不惮于逆势而动。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的使命是改变和拯救经济学。在他人生的黄金时期（ 1964年至1982年 ），科斯致力于编辑《法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作为主编，科斯积极寻觅自己有兴趣出版的文章。他出席研讨会、讲座和各种会议，与那些他认为其文章有前景的作者们交谈。在许多场合下，科斯会向同事和朋友们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他与作者进行深入沟通，并对其文章给出详细的意见和建议。他很少采用同行评议，采用时也主要出于技术性原因。他十分欣慰地看到，《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法律经济学成为一个成功的研究子域。
历史学家范文第7篇
若换个角度稍加比较，严耕望在这批史语所同仁中，似乎又是比较特殊的成员。
(一)毛遂自荐加入史语所1944年春，严耕望自成都赴任安徽学院，因战事影响滞留重庆。此时的他抑郁不得志，“生活不安，无缘常亲书册，诚恐一切理想均成幻影”卷三227。无奈之下，严氏于1945年7月毛遂自荐，向傅斯年寄交了申请书信及三篇学术论文，欲入史语所读书研究。未想竟不出一个月即得傅氏同意，其回信中云:“大著匆匆拜赞，甚佩。敝所近年亦甚凋零，辱承不弃，何幸如之!……以大著论，自当为助理研究员，然若毕业未满两年，亦只可为助理员，……大著已寄李庄开会审查，当可通过。”此种情况在当时及之前均非常例。
从现存的史语所及傅斯年档案获悉，在此前的1936年，郭绍虞亦曾向傅氏写信自荐欲进史语所，并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果却以“不在本所研究范围之内”被回绝。同样，傅氏也拒绝了由罗文干和汪兆铭推荐的吴廷燮加入史语所。另外诸如马衡、钟凤年、王世襄、蔡哲夫、薛砺若等亦被傅氏以“本所限于经费”、“一时无法借重”等托词而拒之门外。而严耕望之所以能入史语所，除了此前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推荐，更主要的则是因为严氏论著所反映出的治学路数与风格，包括其运用史料的观点以及其他诸如在工具、方法与治学心态等方面，均与傅斯年所提倡的新学术标准相接近。同样，我们也可从其他受傅氏赏识而被招入史语所的陈述、周一良、王利器等情况看出:“这些他所垂青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在史料考证方面显示出相当的功力和才华”，“更确切些说，其所钟情和肯定的乃是科学实证一派的治学路向，顺之者纳，异之者拒。”这一拒一纳之间，体现的正是傅斯年在史语所创立之初定下的用人原则:“当确定旨趣，以为新向，以当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古人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趣相投，故引为同道;相反，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了。
(二)傅斯年之青睐
严耕望加入史语所之后，亦颇受傅斯年青睐。严氏在第一次与傅斯年见面时即做出了不服从领导安排的选择，素有家长制作风的傅斯年却并不以为忤。1946年史语所复员南京。随这次搬迁的还有大批史语所新旧藏善本书库(包括三万多份的珍贵石刻拓本)。傅斯年对此极为重视，向来指派极可信任的中下级人员去保管这批尚未登记的宝贝。此次即把重任委派给入所仅逾一年，资历尚浅的严耕望。获如此得天独厚的工作机会，对其自身学术功力的增长无疑帮助甚大，同时也意味着对他的信任与栽培。严氏论著特色之一即大量引用石碑刻材料，还曾一度得到傅斯年此方面的指导。严氏大量利用史语所收藏的各种碑刻拓本，作为自己考证制度的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依据，以此解决了制度史上诸多关键问题，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发前人未发之覆。故有史语所同事甚至半开玩笑说严氏已成傅斯年面前的红人。
傅斯年对严耕望的关切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诸如傅斯年得知严氏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时，即把自己为教育部审查论文的钱送给了他，以解燃眉之急。傅斯年又主动帮助严氏妻子安排工作。1949年史语所迁台时，傅斯年更是亲自通知严氏随所准备，并破例安排其岳母一并同行。来台后，傅斯年仍不时关心严氏生活，对其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赞赏有加。严耕望对傅斯年此知遇之恩念兹在兹，以实际学术贡献作为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回报。
(三)“钱穆背景”与“史语所风格”兼而有之
在严耕望的学术道路上，钱穆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从某种程度而言，钱、严师徒关系可追溯至1941年春天钱穆应邀至武汉大学讲学之初那场“历史学的两只脚”之经典开场白，由此决定了严氏一生的学术路向。严氏自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追随钱穆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朝夕相处问学三年。之后师徒俩虽各自奔波，以至港、台相隔，但仍时有会晤，书信更是不断，彼此互相讨论，交流学术与生活。例如，钱穆曾就严氏一时犹豫于史籍考订与人文地理研究而不得，点拨云:“但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心得，这样较为灵活有意义”，又指示道:“从地理背景写历史文化，此是一大题目，非弟功夫，殆难胜任。如能著手撰述，实深盼望。际兹学殖荒落之世，吾侪筚路蓝缕以开山林，只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凿险待之后来继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尽求精备也。”第作为钱穆最得意的弟子，严氏在问学期间，屡受其教导立志要远大，治学须向大处、远处看，争做第一流学者，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切忌近视，规模不宜太小，不能仅专守一隅，甘居二流。
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学派，因治学观念及学术见解等原因，与钱穆存有难以调和的分歧，故双方不合由来已久，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严氏即曾多次提及“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余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旧，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遭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傅斯年在史语所创办之初，即以追求客观的历史研究和训练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为中心。他认为“现在中央研究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非取抱残守缺，发挥其所谓国学，实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异之材料，借自然科学付与之工具而从事之，以期新知识之获得”，宣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主张作专题式的断代史研究，反对疏通与综合总体的通史撰写，拒绝主观含糊的理论和高阔通论。故在傅氏看来，钱穆的通论性文字充其“只是一个好教书匠的著作”。
但是从另一史学层面而言，傅斯年倡导的史语所风格，却与时代关怀(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尽管其学术成果已达国际一流水准，但在新旧学术交替嬗变之际，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史语所同人专注于细小、繁琐、无用学问，沉溺于与现实社会毫无联系的具体事件，崇尚知识学问与道德、社会无关。这些自然受到旧式传统史家如柳诒、钱穆等以及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嘲讽和讥评，认为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钱穆看来，“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状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而史语所为首的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挽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毕竟，学术与政治，或具体说是史家(史学)的社会功能(角色)，以及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张合关系自古即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正是史语所学派历来受人诟病最多之处。#p#分页标题#e#
尽管两派壁垒森严，作为学生辈的严耕望，却是“学问不可无宗主，必不可有门户”，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史学取向熏陶下，取长补短，左右而逢源。他在进入史语所之前受过一段通识性训练，看问题总从大处、广阔处着眼，故所写论文与史语所一般同人终不大相同，既有史料学派所极力提倡的注重史料的严谨态度，更有钱穆所推崇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内在理解与通盘认识。可谓绵花针的考证功夫与开山斧的宏观史识兼而有之。严氏自言:“在我求学过程中，……得到宾四师长期的琢磨，虽然始终自觉才气不够，但总想朝大处、远处、高处看，可谓‘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最后有幸进入史语所。在当时，这是历史考证学的中心，在意趣与方法论上，虽与李钱两师所揭橥者不同，但正可长短互济，而且少年时代数学训练的基础正可大派用场。所以此后我的学术论著，可谓是前次的训练与史语所的传统两种不同的取向，糅合熔铸而成。基本上，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综观严氏的治学历程可谓极为幸运。尤其是得到钱穆长期亲切的鼓励与教诲。同时又在“旧域维新的史语所”二十年潜心研读———此间图书丰富，工作自由，生活安定。李济对此即感慨严氏是充分利用了史语所的优良环境!
余论
严耕望一生学术工作，均为少涉抽象性的具体研究。而“对于任何一位专业研究者而言，深密的专题唯有建立在作者宽广的架构上，方才容易显示其意义”，讲究断代、专题等细密研究，其实更需要具有通达的背景，才能显现通盘的意义。严氏治学能出入于两者之间，对专深精证与博通致远均有体验，在他人环境及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即时把握住宝贵机会，沉着冷静，不为外物所牵，不为权位名利所役。在史语所工作期间，他坚持“三不”原则，除专心全力做自己研究工作外，所外之请一概推辞，既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活动)，连学术会议也不主动参加，甚至极少出外兼课，“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钱穆即曾感言:“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惟老弟能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
严氏生前特别推许“前一辈”中国史学界的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四位大家。就严氏治学途辙观之，诚如余英时所言，“其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近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正是秉着对学术近乎宗教性的奉献精神，严氏早年著述，重点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其于制度史的论著，规模浩大，笼罩全面，考订论证细密而周详，将文献与考古资料融为一体，穷尽史料，无孔不入。其《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作为“民国初年以来秦汉史学界四本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著之一”，被视为“20世纪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成为“学习秦汉史必须研读的书籍”。至其后半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唐代人文地理方面，尤其是唐代交通地理考证。所出成果《唐代交通图考》，体例便利，史料宏富，考订精细，有缝必弥，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成就与影响早已响彻学林。
历史学家范文第8篇
关键词:书法不隐;实录;史家三长;史德;史权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44-02
一 ､“书法不隐”与“实录”
“直书”精神是中国史学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首先，了解一下先秦､秦汉时期对“直书”问题的认识。《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又《左传》襄公十四年载，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杀三人而书者踵至。”后世史家遂将“直书”传统之渊源追溯至“书法不隐”，将齐太史､南史氏和董狐奉为秉笔直书的楷模。然而，“书法不隐”作为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其内涵与“直书”有着深刻差异，同时又具有内在联系。从“书法不隐”到“直书”变化，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求真”原则的自觉与形成。这也应该是史家在认识历史的“真”与“不真”之间的首次权衡。
“书法不隐”是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其内涵是由先秦“国史”及其“书法”的性质与功能所决定的。先秦史官在记录史事时，遵奉着他们看来是国之“大本”､“大经”的“礼法”为基本标准，“君举必书”，在陈述史事的同时，“寓褒贬义”，“明善恶”，向人们表示一定的行为准则，以维护邦国､家族的安宁长久。这种“书法”便是当时的价值评价标准。
秦汉时期，班氏父子对《史记》得失评论时，提出“实录”观念，随着修史过程中“直书”与“曲笔”激烈斗争，“直书”､“实录”成为衡评史家､史著的主要标准，被历代史家强调和论述。班固在论赞中引用其父班彪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说:“然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吏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直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可见，实录的标准在于文直，即史文“质直”的表述史事。“不虚美，不隐恶”，即是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两汉以后，史官修史日益制度化，成为皇朝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荀悦就提出要建立完备的史官制度:“(上古史官)君举必书，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弥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之史官，掌其典文，记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2]记言载事之史家遂被赋予特殊而崇高的政治职能，即通过善恶必书，而惩恶劝善，对现实政治加以监督､规范和制约。
二 ､“史家三长”与“史德”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思想领域的变化，都在史学的发展中有所反映。这时期由于门阀政治兴盛，促使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和姓氏之学的兴盛，谱牒之学成为该时期史学活动的时尚。“自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3]。唐代，随着史馆正式设立，这种官修史书的弊病更加突显。刘知几曾对这种“权门干预､十羊九牧”发出“头白可欺，而汗青无日”[4]的感慨。中国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史通》就在此时产生。
刘知几还就史家修养提出独到见解。在《旧唐书・刘子玄传》论述道: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也。尤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是骄主贼臣所以知其俱，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叼居史任，自古以来，能赢见斯目者，罕见其人。”[5]
这段叙述，“刘知几明确提出才､学､识的三个史学理论范畴，阐述了三者之间关系，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标准。把史家素养问题提到更加自觉地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作用。”[6]
到清代，章学诚对史家修养问题提出更高要求。他认为史学只讲才､学､识是不够的，还当讲史义与史德。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即史学家的思想修养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为著述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于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呼可哉![7]
在章的论述中，“天人之际”指的是历史著述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天”指客观历史。“尽其天”是要求历史著述符合史实，“人”指人的主观意识，“不益于人”是要求人们对客观历史不掺杂主观偏见。
刘知几和章学诚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上做出很大贡献，构成了史学上两座高峰，对史家修养､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述。
三､史权的提出及其意义
无论是“书法不隐”､“实录”思想，还是刘知几的“史家三长”､章学诚的“史德”观，也无论是《文心雕龙》中“素心”说，还是王应麟的“公心”说，都是对史家修养的阐释。虽然他们的认识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他们还是站在时代前头，为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些史家将史学撰述中“曲”与“直”的原因归结为“史权”。他们认为之所以一些史家“曲笔”､歪曲历史史实，是因为根本没有真正拥有实权，或没有正确的对待“史权”。
最早提出“史权”概念的是清代王鸣盛。他认为史学的天职在彰善瘅恶，史家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的品德记载历史。他说“若非良史，则为善者惧，为恶者劝，史权不亦重哉!”[8]在这里，王鸣盛指出史权的重要性，要求史家应该彰善瘅恶､据事直书，但他并没有对史权做进一步阐述。
与其同时代的章学诚在论修志时，因为没有能够获得足够参考资料而发感慨，希望能够“张史权之监察”。章学诚的“史权”属于狭义认识，仅希望能够拥有获得史籍的权力。清末民初的陈黻宸的论述更加深刻､充分。他在《独史》中论述了独识､独例､独力，而后论述了独权。“独权”，就是要求史权的独立。他认为董狐､南史氏之所以能够直书，在于他们不仅自己据事直书，而且他们生于那个时代，身处高位，“史权特重”。“夫使董狐､南史之辈，生秦汉以降，吾又安知其得保首领以殁于地”。[9]若使二位直书的典范放于秦汉，连自己的性命可能就不能保住。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未能尽做史之才，在于汉武时期“史职扫地无余”，史家没有实权。他还为班固辩护，“班固之史，权不足也，后世之过诋固者非矣。”[10]他还认为自班固以后，“史有监修，变本加厉，明实两歧，直笔之司，奚事监为?以监为名，罪同桎梏”。[11]说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后，随着史馆修史制度的日臻完善，史家已不可能真正的拥有史权。
围绕史权，陈黻宸对史馆以及史官修史做了详细论说，最终把监督权力还原于民众。这种不仅对史权做出限制，而且归权于民众，应该说是认识理论上的巨大进步。
与陈黻宸相比，近代柳诒对史权论述更为全面深刻。他在著作《国史要义》中有关于“史权”的专章论述。就修史问题，他从周官建制，一直分析到明清以降。认为“上下两千年，或以史制相，或以相领史。及史变为相，后别置史，而史又变为相。故两千年中之政治史之政治也，两千年中之史亦即政治之史也。子母相生，最可玩味，而其利弊得失，亦复循环相因。”[12]柳氏论述了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深刻分析了两千年来，为何“史”不能真正独立的原因。
柳氏对中国史权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所给予总的概括是“吾国史权最隆之时，乃职权混合之时。至其区分，则行政､监察､著述，各席其权而分途]进，不得为史权之没落。惟不综观官制及著作之渊源，乃不能得其条理､脉络之所在耳。”[13]他是充分受了进化论影响才得出这种结论的。
谈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梁启超先生，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两界:客观者为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为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14]指出了历史研究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求得其历史发展规律，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由此，历史认识又达到了另一高度。
先秦时期孔子所赞誉的“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班氏父子推崇“实录”精神，重在强调史家的记事原则和直书精神;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和章学诚的“史德”，重在强调史家修养;章学诚的“慎辨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和“史权”重在显示史家在认识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梁启超的“公理公例”，提出了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历史学家在继承优良史学传统基础上，对史书撰述的要求也在不断反思，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史家自身修养问题;其二为史家如何对待史权问题。这两个方面并非毫无联系，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作为一名史家既要加强自身修养，又要拥有史权､正确运用史权。
参考文献:
[1] 《汉书・司马迁传》.
[2] 荀悦.《申鉴》卷二.
[3] 郑樵.《通志.氏族略》“正史”小序.
[4] 刘知几.《史通.忤时》卷二十.第十三.[清] 浦起龙 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五十二.《刘子玄传》.
[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7]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卷四.《说林》[M].中华书局，1985.
[8] 《十七史商榷》卷六.
[9][10][11]陈德溥.陈黻宸选集・独史[M].中华书局，1995
历史学家范文第9篇
摘要：农村中学历史教学任重而道远。巧用家谱激发学生兴趣，发挥家谱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是我们农村中学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关键词： 家谱 历史教学 作用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目前，农村初中历史教学现状令人担忧：
1、历史教师不专业。班主任往往为了保住课时，占着历史课不放；对于在优化组合中差课的教师或者一些年龄较大的教师，学校就照顾他们上历史课；一些虽然年轻但教学能力差的教师，学校就只能安排让他们教历史；一些学校富余人员，尽管他们并非历史专业，学校考虑到他们无事可干，就调整几节历史课让他们干；更有甚者，一些体育专业的教师也来上历史。
2、教师上课简单粗糙、敷衍马虎。历史教师的不专业决定了这些教师上岗后照本宣科、课本搬家，缺乏对教材的加工处理、缺乏对课程内容的取舍整合，没有对学生实际情况的分析，没有对教法和学法的预设，完全是依照自己的理解和兴趣，信口开河，信马由疆。尤为可笑的是，个别教师连一些生僻字都不认识，课堂上闹了不少笑话。
3、历史就是副课，它的地位和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学不学无所谓，平时老师、家长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语、数、英、理、化。这种轻史气氛和环境已经在学生心中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不重要的历史课，上课听一下，考前背一下，就有可能得高分。
4、轻史观念造成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时间投入严重不足，当然学习资料、学习用具的投入也更少得可怜，必然造成学生“课上是上了，但什么都忘了”的局面。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一节中讲到：“充分开发利用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乡土教材和社区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历史学习和历史感悟大有裨益。还应随时随地发现和利用社区中丰富的人力资源，如历史见证人、历史专家学者、历史教育专家、阅历丰富的长者等，他们能够在不同层面，从多种角度为学生提供历史素材和历史见解。家庭也是历史学习的一种资源，家谱、不同时代的照片、图片、实物，以及长辈对往事的回忆和记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
因此，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应对家谱予以足够的重视。学生是否能够自觉学习，兴趣是关键。教育学要求教师根据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进行有规律的启发诱导，促使他们自觉学习，其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农村中学应主要从家谱着手，发挥家谱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巧用家谱，加深学生对教材主干知识的理解。
尽管当前使用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民版）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选取的材料多是有关全局性的，而涉及局部性的材料，总是有详有略，有所侧重，又不是等量齐观的。且教材中的材料多是有关主干知识的，能够反映历史发展脉络的。但是，有时缺乏细节支撑的历史课程，必然变得枯燥、乏味与难懂，极大影响了历史学科的生动性、形象性，丧失了历史学科应有的魅力。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想将重要知识点讲深、讲透、讲得生动、有味，有时离不开家谱的补充。大的历史感觉离学生太遥远了，特别是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对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件，他们往往很少有兴趣感。他们关注更多的无疑是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因此，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我在这一方面开始了尝试。记得在讲七年级上册第三课《华夏之祖》时，我事先布置学生带着问题“我们的祖先是谁”回家读家谱。课堂上我问学生：“我们的祖先是谁？”。姓黄的学生当即回答 “黄云”， 姓张的学生回答“张挥”， 姓朱的学生回答“颛顼”， 姓何的学生回答“黄帝”……我总结道：“不管是黄云、张挥还是颛顼……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学生愕然，我马上将事先摘录的各姓家谱幻灯片打出：“黄云，陆终氏之季子，轩辕黄帝七世孙也，受国于有熊……我黄氏本陆终氏之后。所以称为黄云者，帝封其国是曰黄云，现于南极帝国，喜而拜于黄云，赐姓曰黄姓，国曰黄国。此黄氏得姓之始也”——《黄氏家谱》。“张姓出自黄帝之后代挥，得姓始祖：张挥。黄帝少昊青阳氏第五子”——《张氏家谱-滇黔南峯宗支》。“我何氏根深叶茂，源远流长。肇自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因居于姬水，故又姓姬。所以，何姓最初实为姬姓”——《何氏家谱》。 “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帝也”——《朱氏家谱》。然后导入课题《华夏之祖》，效果颇佳。
二、巧用家谱，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一个国家不知道历史，将会一片茫然。同样，一个家族不知道过去的经历，也会一片茫然。不知根底的家族，如飘浮在天空的云朵。看前面，一片空白，看后面，不知路在何方。读了家谱，会使自己变得充实起来。
家谱作为历史的功能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吸取先人或亲人的经验教训。家谱里记载了许多优秀人物品格和行为，这对读者是很好的引导和启迪。这些优秀的人物形象，是照亮后人的灯火。虽然，古人修谱有“为亲者讳”的原则，将不美好的一面不记载到家谱中来，但读者仍然从人物行为特征之中了解到长与短，这里面也有教训可吸取。如《张氏家谱-滇黔南峯宗支》中的“南峯西征”“激战白石江”“平定乌撒”等。
三、巧用家谱，拓展学生视野
家庭与学生血脉相连。我们要巧用家谱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了解、研究家庭的历史。家谱是家庭生生不息、代代相承的历史记录，研究家谱不仅是学生了解自己家族历史的良好机会，也能够尝试使用历史学家常用的研究工具。家谱在历史教学中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资料，学生通过它了解祖先的业绩，回顾家庭走过的历程，学会从微观层面研究历史。
家谱还是综合性很强的文本。里面关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文艺、体育等各个方面，人们生产、生活的全部内容，家谱里几乎都有记载。里面集中了哲学、历史、地理、礼仪、风俗等多方面的知识。是其它任何文本都无法达到的和无法取代的。因而家谱是研究社会发展、进步和研究过去社会状态、生活情景的资料。这一点，国史和地方志等文本是不可比的。
总之，作为农村中学历史教师，要善于挖掘发挥家谱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历史学科的教学就有可能取得显著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山海经》.
[2]《史记》 .
[3]《黄氏家谱》.
[4]《张氏家谱-滇黔南峯宗支》.
历史学家范文第10篇
历史学对现实社会的意义，或许是历史学有没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而学者讲述历史的方式也是纠缠史学界很久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接受了《小康》记者的专访。
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到了《百家讲坛》去讲唐史，现在讲了两个系列，对我来讲这是很新鲜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历史学对现实社会到底有没有意义?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在我们学术界轻易不说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过去我们经过“”，那个时候的历史学走入一种畸形，表现出很不好的倾向，因此现在不怎么说了。第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历史学转化成现在的生产力、变成经济效益这一点很困难，所以历史学的老师也不便于直截了当跟同学讲历史学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只要有历史学，它的意义追问肯定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学科对现实生活没有意义，那它应该被抹去，不应该存在。
历史学在中国是很发达的学科，而且有很多专业从业人员，有很多专家，它的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大概有几个方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是什么，历史的真实是什么。第二，我们怎么样认识真实的历史。第三，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观。其实历史既然是本民族、本社会经历的故事，是一种知识、经验和珍贵记忆，它就不归研究者所独有，我觉得历史学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历史是属于全民所有，它是一种宝藏，是一个矿藏，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开矿，但是把这个矿开出来了并不是自己享用，因为所有权属于全社会，应该把它传播出去。向社会大众传播历史知识、传播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传播比较正确的历史观，是历史学家或者专业从业人员的一个社会责任，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至于用什么样的媒体，用电视还是用广播，还是用什么媒体，那只不过是手段，最主要的还是要传播内容的准确。
如何使得内容更准确，知识更准确，方法更可取，观念更正确，从我做了《贞观之治》这个电视剧，还有这次《百家讲坛》的演讲，我感觉到两点。一个是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在社会上是有需要的，它可以部分地转化成某种生产力。有一些栏目，比如像天涯有一个“煮酒论史”，一群唐史爱好者有一个网站叫“沉醉唐风”，他们都是业余爱好者，但是他们的专业性和认真精神使我看了以后很感动，这更证明了我们的历史研究是有价值的。要把这种传播坚持下去，不仅要选择更好更有责任的媒体，更重要的是自己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以后还会做类似的工作，但是有一些基本观念还是要保持的。不管最后做成什么样，讲了多少历史，专业的信念不能改，我们还是以专家的身份在讲史，应该有历史学家应有的本分。第二，即使讲史占用很多时间，也应该不能脱离历史研究本身。第三，这种讲座和这类活动应该有自身的专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