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精选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原子论；历史唯物主义；涡旋运动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23-02
一、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在原子论上的重大差异
一直以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都被认为是古希腊最简明，在现在看来也是最科学的一种关于世界构成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开始脱离幼年时期对于“神”的依赖，并逐渐开启了理性的大门。
德谟克利特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充实而不可分的物质微粒，作为万物构成的基本原料；“虚空”是“原子”存在和运动的场所，其性质是“原子”“充实而不可分”性质的对立面—“空虚和疏松”，足以让“原子”的运动完全不受影响。最初“原子”在“虚空”中“不规则地分布”并作着不规则的运动，随着这种不规则运动导致的“原子”间碰撞而逐渐形成了“涡旋运动”。在“涡旋运动”中各种不同的原子按照不同的组合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复合为世间万物。
“原子”、“虚空”、“涡旋运动”都是客观、必然的，那么由“原子”在“虚空”中“涡旋运动”而形成的万物的产生必然都是有原因的。现在看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天才思考“合理地”设定了世界构成的一种形式，但实际上使人类对万物构成有了一种新的思考，而不仅仅将其归结为“神”的主观创造。由于他的世界观是以“必然”为开端的，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在哲学上得出结论：一切事物都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并都受这种因果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制约。德谟克利特在自己的这种思想指导下，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正如他在家乡阿布德拉被以“挥霍财产罪”指控时的自我辩护说言：“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我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我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在我同辈的人当中，勾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没有人能超得过我，就是埃及所为丈量土地得人也未必能超得过我……”
但德谟克利特并没有就“涡旋运动”产生的前提——“原子”的不规则运动做出说明，为何这些性质一致的“原子”不是相安无事地依照着它们所有成员都遵守的规律运动而却有相互之间的碰撞和挤压呢？
很大程度上，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同意西塞罗的观点：“由于伊壁鸠鲁看见了，如果原子通过它们自己的重力被迫往下坠，我们没有力量可以转移它，因为原子的运动是被决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为了逃避必然性，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鲁说，虽然原子由于它们的重量和重力被迫而从上往下坠，不过原子的运动仍然稍微有些偏斜。”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大框架下，以“原子”的不规则运动这一“涡旋运动”的成因为突破口，提出如果一切都是像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被必然规律所支配，那么所有“原子”的存在和运动都应该是无差别的，“原子”没有理由会在一个为规律所支配的宇宙中不规则地分布和运动。从而也没有理由存在“涡旋运动”，更谈不上万物由“原子”通过“涡旋运动”所引发的碰撞和挤压来实现组合。所以，伊壁鸠鲁认为如果原子论要能自圆其说，那么“原子”之间必然需要一些细微的差异，通过这些细微差异导致的运动上的差异，从而实现“原子”间的碰撞以及“涡旋运动”。而这些差异的存在又指向新的问题——这些差异是什么造成的、有差异的“原子”还是“原子”吗？于是，伊壁鸠鲁把“原子”的这些差异归结为其微弱的、自主的意识，从而通过对原子论的“细微”修改消除了在“原子”的“涡旋运动”上的疑点。
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修改虽然看似细小，却指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正因为“原子”在运动时存在着偏向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无法用完全的必然来解释，只能或多或少地归于“原子”的偶然运动），而这种“自由”在其空间观中同样与德谟克利特对“原子”及其运动的“必然”假设一样，都是“终极必然”的——“自由”与“必然”同样是终极的。所以每一事物和认识无论其理性与否，都具有其存在的无上“自由”，因此争论一种观点是否真理是没有意义的，真理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鸣。伊壁鸠鲁在人生的选择上与德谟克利特截然相反，他将享受人生和追求内心快乐正如其名言所说：“作为目标死亡同神一样不足惧，因为死亡只是人的感觉的丧失，当人活着时，死亡还没有到来；当死亡到来时，人已经不存在。因此，死亡与人生不相干，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从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
看似细微的修改却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原本充斥着宿命必然性的原子论变得带有二元论色彩，“原子”得到了自由，由它们构成的万物也有了摆脱宿命的契机。以原子论为起点对比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不同，马克思找到了他们都信仰着原子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追求的原因。
二、“原子”坠落的偏向点拨了意识与规律的关系
相对于德谟克利特朴素唯物主义原子论的崇高地位，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成果则更多地受着批判和讥讽。在马克思创作博士论文的时代，哲学史上大部分人把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相等同，并将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修改认为是随意臆造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类似于西塞罗：“并非伊壁鸠鲁是没有学士的人，而是那些以为到了老年还得学习对少年人来说不知是可耻的东西的人，才是无知的人。”对伊壁鸠鲁及其学说客观评判的声音显得极为弱小。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时空观的重新阐释，实现在哲学史上对伊壁鸠鲁及其自然哲学地位和作用予以正名。正如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闪耀着一元唯物主义的光芒，认为万物皆由虚空中不可分的“原子”在“漩涡运动”和相互排斥和吸引的过程中构成，万物的存在和运动皆由这一规律决定。从这一观点延伸，得出万物的的命运皆由这一形而上的规律所引申出的其他规律所决定。作为“万物”中一部分的人类只能接受规律的控制和安排，德谟克利特自己则以毕生的精力探求着世间无穷无尽的的规律，以期触碰那形而上的真理，“真正讲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潜藏在无底的深渊里”。
但是，这种对宇宙构成规律的规定使得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变得神秘化，其中暗示了人类在万物规律面前被完全掌控的宿命，人类只能不断地去认识各种表象后的因果联系而无法对事物和自身的命运有所作为，“他（德谟克利特）提出把原子的相互排斥和冲击而产生的漩涡作为必然性的实体。可见他在斥力中只注意到物质的方面，即分裂、变化，而没有注意到观念的方面；按照观念方面，在斥力里，一切与他物的关系都被否定了，而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它表现了无神论倾向，但是却把类人的神变成了无情感的规律——神被进一步神化，人的价值依然虚无。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突破了前人普遍批判的藩篱，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继承具有扬弃意义，并超越了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抬高自然规律而忽视人类精神的问题，将人从被规律完全掌控的宿命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的价值和地位拥有了“神性”（或者说将形而上的规律世俗化了）——“所以卢克莱修很正确地断言，偏离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并且像他立即把这个思想应用到意识方面那样，同样，关于原子也可以说，偏离运动实在它的胸怀中的某种东西，这东西是可以对外力作斗争并和它对抗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萌芽显现
马克思并没有通过博士论文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空间观和自然哲学，而是以一种看似折中的方式提出了自然对于世界构成的思考——既沿着前人的道路继续尊重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又突破前人评论的藩篱，给予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修改以客观评价。
通过博士论文了解到马克思的世界观在博士论文的写作时就已具有雏形，并且正是这一雏形最终成长为羽翼丰满的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当然不是简单的：认可在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宿命决定下存在伊壁鸠鲁所谓原子的偏向坠落而有着主观能动性，从而人类能在客观规律确定发展大致方向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做出有限的改变。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X1-0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6-0071-02
2012年10月26日至28日，“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天津举行。该论坛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指导、众多兄弟院校大力支持下，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组织举办。是为中国环境史学科领域首次全国博士生学术聚会。
本次论坛下设“环境问题的多学科关怀”“环境·空间·社会”“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环境·水利·经济”“外国环境史探研”“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等六个主要议题，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来自18个高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60余位博士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论坛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北京大学包茂红、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南开大学鞠美庭、王利华、陈志强、朱彦民、余新忠、付成双等知名教授，及侯深、夏炎、曹志红等新锐学者发表专题]讲或现场评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高国荣研究员还对论坛评奖活动予以了特别协助。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针对中外环境史研究和当代环境问题分别发表了学术观点。论坛安排密集、紧凑，气氛热烈，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简要综述如下：
1.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多学科思考
为推动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学术接口，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从事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的青年学人参加。面对当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现状，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生从专业角度为应对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给出了自己的专业见解和多角度的剖析。兰州大学王兰以青海省河南县为例，提出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更好地保护草场的意义。南开大学王瑜阐明了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环境伦理观。南开大学王舒鸿认为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环境问题的政府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环境效率整体提升。厦门大学周飞考察了新世纪以来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污染防治过程。云南大学和六花通过对云南丽江、大理、楚雄三地传统农耕方式和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的研究，来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中的环境疾病观。
2.关于外国环境史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在环境史理论、方法的引介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与此同时，有关世界环境史的实证研究也正呈现丰富之势。北京师范大学施雱以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其造成的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王玉山认为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的杀狼行为，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也通过传说承续了传统，并制造了英雄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广西师范大学刘榕榕总结了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其影响，认为瘟疫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北京大学乔瑜认为在殖民背景下，“干旱说”被作为关键词写入了澳大利亚的白板论，用以证实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北京师范大学严玉芳以美国资深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为例，认为她的研究在宏观上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性别与环境关系]化的历史脉络。首都师范大学杜宪兵考察了19世纪的印度霍乱，并就其流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3.关于历史上的动植物资源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植物资源，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必不可缺，这方面的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重视。复旦大学黄权生考察了武陵民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北京大学李欣指出秦汉时期社会常规性取材活动可分为薪炭消耗和材木利用，两汉社会频繁的自然灾害亦与此紧密相关。石家庄学院赵九洲考察了明代华北的燃料危机，并就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张蕾认为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资源十分丰富，对宋元文人宅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北京大学罗玮主要针对元明时代中央政府所颁布关于树木保护各项法令政策进行梳理。复旦大学徐文彬考察了明清福建地区的虎患，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4.关于水资源以及相关作物种植、水利设施、水利工程研究
清华大学王炳文对中古时期敦煌吐鲁番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南开大学方万鹏就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时间问题、唐代官方水碾硙政策的转变以及五代、北宋时期水磨发展的新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杜新豪考察了明清畿辅种稻运动的生态背景，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南开大学朱华就隋唐时期关中水资源状况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刘小朦梳理了金元以来张家口坝上地区的盐湖周边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变迁。厦门大学许博考察了清代“石羊河”名及其指向，认为其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复旦大学穆俊研究了1930—1937年间绥远省大黑河水利工程计划。
5.关于居住空间和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南开大学张野认为以贵族为主体的游闲者与以苑囿为中心的游闲空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兴成提出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密东疏特点，此格局与城市地形地貌有关，受风水观念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荣华剖析了“含沙射影”一词从汉到唐词义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汉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聂传平考察了北宋政府在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超建以1757—1795年天山北路东段屯垦为例，探讨了在国家政策下所进行的移民开垦—农耕技术选择—生态环境变迁三者之间的相应机制。上海理工大学刘振华在生态史的视野下考察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衰败的过程。西北师范大学雷兴鹤认为清代几百年间，甘肃陇东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6.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
南开大学连雯从环境角度考察中西传统人天观之差异。南开大学潘明涛评介了加州学派、裴宜理和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中如何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尺度的考量中。南开大学陈林博考察了威廉·克罗农对单向度“自然—文化”观的批判。清华大学张景平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水利两系合作开展的“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相关情况。南开大学曹津永讨论了环境史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以上诸议题在会议探讨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与会人员对于何谓环境史和如何进行环境史研究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作为新兴学术领域的环境史，国内的研究一直受到欧美环境史研究的影响，继续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对海外进行实证研究是当前研究必不可缺的一环。另一方面，如何汲取、融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实情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亦是我们急需解决之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直重视环境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率先在全国高校中成立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2008年先后组织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和生态史圆桌会议。本次论坛旨在给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发现环境史研究优秀青年人才，推动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相信此次论坛的举行，将对环境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尚书》；焚书；秦官藏；《书大序》；罪秦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法家思想为治，上古典籍与诸子百家之书多有亡佚，传统历史观念多径自将其归咎于秦焚书之事，甚或有夸大之嫌，学界对此多有所辩，如陈梦家先生《尧典为秦官本尚书考》1等所论，夫《尧典》（《尚书》之《尧典》与《舜典》分合问题，陈氏依伏生《今文尚书》“慎徽五典”以下皆属《尧典》而指称，本文从之）虽未必为秦代改造，然其“立官藏而去私藏，尊官学而禁私学”之说可从。今以《书》（汉代始有《尚书》之称，故本文于《书》之统称或秦代之《书》皆称《书》，于汉代今古文本称《尚书》）为例，对秦焚书令与汉代伏生《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之流传等问题再加审度考辨。
一、秦焚书令与秦官藏之《书》不焚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2
今观之，凡私家所藏非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皆见烧，此举确为先秦古籍之流传造成莫大损害，然前人已论非举国之书尽焚，有如下几种书不烧：一，秦记，即秦国至秦代之史书；二，博士官所职守之《诗》、《书》、百家语；三，所有医药卜筮种树等日常实用书籍；四，法律法令之书，此由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秦代简牍所涉大量法律、法令、文书等可见。
所焚者实分两种，一为史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一句，专就史书而言，秦记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至秦代之官修史书，类于六国史书，“非秦记”则指史官官藏之《世本》等上古三代牒记与诸国《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六国史书，《竹书纪年》等史书当亦在此列，可见史书无论官藏私藏，尽皆焚之。
二为非博士官所藏百家之书。“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一句以《诗》、《书》、百家语并称，可见仍沿袭《庄子·天运篇》所言“六经”思想3，以《诗》、《书》并称，以为儒家典籍之代表，又以“百家语”涵括除法家外诸子之书，故此句所言之“《诗》、《书》、百家语”仅指诸子百家之书，故此李斯所言之《书》并未以“非秦记”史书视之。
二、伏生《今文尚书》辨
《书》于秦焚书之后第一个流传本为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依王先谦等所主“二十九篇”之论）。有关伏生传《书》之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儒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4今观此载，则殊为矛盾。一者，伏生“故为秦博士”，二者，“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依前所引同为司马迁《史记》所载之焚书令，则博士官所职之《诗》、《书》、百家语不焚，然则伏生既为秦博士，又何故壁藏之？陈梦家先生以伏生《今文尚书》为秦官本而疑之5，现代学者则多以为“伏生很可能是由于躲避楚、汉战争而藏书的，这样比较合情合理一些”6。除此之外，笔者另有二种推测，即：一者，设若司马迁《史记》所载无谬——若将秦末战乱与焚书相淆，则史迁不得谓“其后兵大起”——则或因秦令严苛，天下人人自危，一闻焚书，自保不顾，遂不及深究焚书令之条文，而壁藏之以求免难；二者，中央博士依焚书令，其书得存，而律令传至齐地，地方官吏不及详审，遂连同地方博士之书一并焚之，伏生无何，而壁藏之。
三、孔壁《古文尚书》与梅献本《古文尚书序》辨
有关孔壁出古文经之最早记载，见于《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7未言藏书之事，颜师古注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近之学者如黄怀信先生等已基本论定为孔子八代孙孔鲋所藏8，孔鲋为陈涉博士，而无论孔腾或孔鲋，皆非秦博士，故不得保有其书，遂壁藏之，正合于秦焚书令所言。
至东晋梅赜献题为汉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内有一篇题为汉孔安国所撰之《尚书序》，即《书大序》，曰“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 9云云，其说遂广行于世。自宋代朱熹等始疑其《大禹谟》等二十五篇为伪，至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等定言其二十五篇与《书大序》为后人伪造，今之论《书》者遂一并以为《书大序》所言不确，实则《书大序》虽伪，然其说合于史实，因孔腾或孔鲋非秦博士，而秦代确是严刑峻法，藏书为理所当然之理。夫《书大序》之首当其冲为人所斥者，不在其伪，在于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并波及《诗》、百家语之传说，造成秦尽焚先代典籍之观念，实为后世所形成之“观念的历史”。
综上所言，秦代博士官与秦中秘所藏之《书》未焚，所焚者确仅为民间之《书》。汉代《书》传本之少，一因秦焚书将民间所藏之《诗》、《书》、百家语焚毁，二因秦末战争，秦博士官失其职守，未及保存，仅有伏生等少数人藏之于壁，得以流传，三因萧何入咸阳，仅取秦律令，于《诗》、《书》、百家语不甚关心，而项羽火烧咸阳宫，秦中秘所藏图书遂绝。而汉代《尚书》诸本亡失，实因隋代牛弘所言“书之五厄”10，此外，汉代经学今古文之争致《古文尚书》不受重视当为第六厄，故至“永嘉之乱”遂散亡。而杜林《古文尚书》之郑氏注本亡失，则因唐代以梅献本《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为官本，故不见重视。由此，《书》之散亡为一历史动态过程，秦焚书并非《书》散亡之主要原因。而此种罪秦观念之由来，一为汉代官方与儒生宣传所致，一为梅献本《书大序》流传既广，后世凭想象夸大，当为“宣传的历史”与“观念的历史”，实亦属顾颉刚先生所言“层垒地造成的”历史之性质。
注释：
1 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5-146.
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11月第2版，第255页。
3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5下《外篇·天运第十四》，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2004年1月北京第2版，第531页：“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4 《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11月第2版，第3124页。
5 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第136页。
6 马雍.《尚书》史话[M].中华书局，1982 ：9.
7 《汉书》卷30《艺文志第十》，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6月，第1706页。
8 黄怀信，等.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30-31.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策略
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于博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研究观和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原著阅读的有效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一、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
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以武汉地区某高校2014级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展开研究。该级博士研究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总学时为80学时，在该学期的课程教学总时数中占有比例最大。课程的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其中“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是该级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触此类内容。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基本理论和原理理解的准确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论文三个角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较少
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献曾经阅读过的数量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论》课程开始前，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所列19篇的数量人、人数及占比见下表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80%的学生仅曾经阅读过不超过4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国内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解的准确性不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卷设计了四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七大观点是什么等，对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题内容及统计结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情况，通过该级学生在近五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对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2篇，对其在论文中引用过原著原文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二、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现状的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少、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足、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现象，需要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现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学生对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畏难情绪。从小学到目前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原著基本上没有进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是从图书馆、书店、电视宣传中才能见到厚厚的一本本《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在这种印象条件下，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产生畏难情绪。
2、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对阅读原著有一定影响。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能够保证的一定的学时数，但出于教学对象的特点，还无法在课程较短的教学时间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又要安排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和导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受到本、硕阶段政治理论课程时间的限制。
3、某些社会思潮和国外价值观的输送对学生的影响。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内外各类思潮涌动，在其中不乏有意或无地混杂着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不良思潮和价值观，对于学术视野高、思想活跃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辩证分析的过程中易被其中披着“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论所迷惑，进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甚至于产生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情绪。
三、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策略措施
基于前述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提升博士研究生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和实践观进行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正确运用正确和合适的学术研究方法和逻辑推理方法。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徜徉在博物馆里，我尤其享受一个人在晦暗的灯光下静静凝视着藏品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它们每一件均是历史的目击者，背后都有可能隐藏着丰富而精彩的故事和细节。同时，它们也是沉默的演讲者，在流动的时光中为有心人去讲述各自的传奇。
关于博物馆，《新华字典》上面的解释是搜集、保存、陈列和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机构。不过，在中国的古籍记载里头，其实原本并不存在“博物馆”一说，有的只是 “博物”的概念，大意就是见多博识。
追溯渊源，博物馆（museum）一词，最早起源于希腊语的mouseion，是指供奉掌管艺术、科学的九位缪斯（Muse）女神的神庙。这九位主管科学和文艺的女神们，分别掌管历史、抒情诗、喜剧 （牧歌、田园诗）、悲剧、歌舞、爱情诗、颂歌、天文和史诗。所以，博物馆一词自然就涵盖了人文、艺术、科学、自然各个方面的内容，总括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成就与文明累积。
人类史上的第一座博物馆是建于公元前283年的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它是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古典知识中心，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作用，但并不属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到了17世纪，英国牛津市中心博蒙特街上的阿什莫林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建立，才真正算是标志了西方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诞生。
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建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是由主张实业救国并创办了370多所学校的民族企业家张謇先生创建。张謇在东游考察期间，见识了日本从欧美输入的现代文明后，不仅大受启发，而且深刻体会到博物馆对学校教育和启迪民智的重要作用。于是就在家乡一边平地筑垣，一边收集藏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在我居住的中欧小国瑞士，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如果在瑞士的博物馆分布图上为这里的每一家博物馆都亮起一盏灯，它们一起发出的光芒肯定会让你暗暗一惊。一个面积仅仅如半个重庆大小一样的袖珍小国，却坐拥了高达一千多家大小不一风格各异的博物馆。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像繁星一样密集，也像繁星一样闪烁，一并照亮了整个瑞士博物馆文化的夜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博物馆建设的高度也像一面镜子，能映照这个国家文化的高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建设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按照藏品以及功能的不同，瑞士博物馆协会将本国的博物馆大致归纳成八个类别，分别是考古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主题博物馆、历史自然博物馆、地区博物馆以及技术博物馆。
不过，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展现瑞士近代人文生活形态和民族风俗的博物馆中，有为数不少的博物馆都可以被归纳在双重甚至多重的类别，它们也许从局部上反映一方水土的地方特色，但又从整体上泄露出历史的微妙变化，与整个民族的格局遥相呼应。所以它们既是地区的，也可以是民族的甚至是历史的，同时担当起多重的功能，饰演着并不单一的角色。 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
要是你带着像解谜般的心情来到瑞士，除了雪山与湖泊，手表和奶酪，到这些博物馆来参观采风，一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它们每一个都像一个社会的缩影，既隐藏着历史的玄机，也透露出人文的智慧。一步走进去，就如走进一条条时光的隧道，遇见一个个历史的现场，每一次迈步都是一次深情的回眸，让人在古老的时光里去享受那些品咂不尽的旧时风貌。
在所有的博物馆当中，露天的民俗博物馆是我的首选。了解博物馆历史发展的人也许知道，一百多年前在北欧掀起的露天博物馆热是近代民俗博物馆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标记。189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落成的露天博物馆就是世界上所有露天博物馆的首创。
瑞典的露天博物馆无疑给欧洲诸国包括瑞士都带来了启发。1963年，瑞士联邦委员会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也开始讨论瑞士本国的巴伦伯格（Ballenberg）露天博物馆的承建问题。1968年博物馆进入正式奠基阶段，着手为那些有历史与文物价值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登记入册。十年后的1978年，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在伯尔尼州终于正式落成，开始对外开放。
为了确保带有不同地方特征的旧建筑和老房子能够在全国的海选中被均衡地挑选出来，政府把建设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的整个学术基础都交由专门研究瑞士农舍的本国专业人士进行规划。
在开放的初期阶段，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的规模并不算大，只有16座古旧民居。两年后慢慢递增至25座，到了1985年达到61座。今天，馆区内已经拥有老房子及其他辅助建筑物超过100座。
每一间优秀的博物馆都是对盛世的一种超越。它们承载了无数历史的信息，能让观者一手推开时光殿堂的大门，就会遇到停不下来的惊喜。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就给人这种感觉。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既不是一个微缩景观类型的博物馆，也不是仿古式的重建，而是把各具代表性的瑞士民居与附带建筑物作为人文见证与人类遗产整个移挪，重新辟地集中建立在博物馆区域内66公顷大的专用土地上。
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和挽敬之情甚至体现在每一栋老房子旁边的展牌上，这些图标都认真地标注下老房子的原址，甚至用不同的文字阐述了老房子的历史，务求一砖一瓦都保留下原来的面貌，不让时光或者搬迁销蚀掉任何一个相联的细节。
用心的保护和记录使今天的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能够以一个原汁原味的传统村镇示人，除了房舍、教室、粮仓、店铺、作坊、磨房、畜舍都与过去一样，还有花园、田野、牧场、草地甚至代表整个本国家畜范围的动物多达两百五十只。
不仅如此，馆内还有三十多种手工作坊的制作还原展示，制陶、织布、钩针、打羊毛、做面包、熏香肠、制奶酪……参观者不仅能见到真人示范，还可以自己动手参与劳动，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在这里旧式的理发铺里让老师傅用传统的古旧方法帮你剃个头、刮刮胡子，以鲜活而生动的方式去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
除了露天的民俗博物馆，地区专有的民俗博物馆也是了解当地人文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窗口，能从微观上去发现更多关于传统与民俗的风貌。在瑞士，这种对历史的真诚把一种毫无功利的文化事业推到极致，像呵护祖先的基因不被时间所吞没一样虔诚，让后人永远有参照物去明白自己的进化。
地区性的博物馆在瑞士遍地开花，在这里，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甚至很多乡村都建设有，它们肩负着收藏时光的功能，以卓见的眼光和珍惜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去尽力呵护一个地区所有的人文文明活动痕迹。
在瑞士阿劳州一个叫科里肯的小村庄，我曾经好几次参观过当地的村博物馆。跟大部分瑞士的地区博物馆一样，这座村博物馆原来是一座普通的农舍，房子本身已经拥有超过二百年的历史。由于闲置但房子的面貌和位置还甚好，最后由村民投票赞成改造成村里自己的博物馆，并于1987年正式落成。
与其他的地区博物馆大致一样，科里肯的村博物馆由村政府实行独立管理，包括藏品的收集、整理以及志愿者的工作时间安排。在从普通民居到地区博物馆的转变过程中，这座房子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瑞士的冬天严寒漫长，人们户外活动大量减少。因此，科里肯的村博物馆和很多同类型的小型博物馆一样，在冬天会休馆整整一个冬季。一直待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博物馆才再重新开馆。每一年重新开馆的时候，村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标志一年的开始。
地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都是本地收集，由热心的村民免费捐献。这些藏品包括不同年代的农业用具，如犁田机、割草机、播种机、脱谷机等，还有近代手工业生产工具，覆盖纺线、织布、制烟、修鞋、洗衣等等，甚至有各种透视人民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例如腌制和储存蔬菜过冬的机器和用具，各种酿酒的木桶，甚至细微到根类蔬菜和鲜蛋的传统保存方法等等都有实物展示。
这些传统的用具多是手工的作品。同时，也是时光的作品。它们每一个都是历史的见证，保留了岁月的质感，暗含了时光的颗粒，使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后人在回顾自己祖辈的历史时都不至于含糊其词，更不会让走过的路显得湮灭不清。
在博物馆二楼的生活用品陈列室的楼梯口旁，我见到有从当地收集的旧式捕鼠器将近20个，它们来自不同的家庭，甚至不同的年代。每一个都各具形态，大小也不尽相同。像一个个时光的谜面，还原了一些关于村庄的真实信息。
同时，它们也是自然地理的倒影、历史进化的倒影和人类内心的倒影。尽管已经锈迹斑斑，但那种活泼的生锈不仅为文明留下了前进的轨迹，也正好说明博物馆未必只是珍贵文物或者鼎铛玉石的收容之地。 瑞士埃斯塔瓦耶的青蛙博物馆
和贵重的古董藏品不同，堆放在这些民俗博物馆里面的小玩意儿难免会显得有点卑微，显得脱节，似乎与当下的生活更是毫无关系。 所以我觉得博物馆的故事都是讲述给有心人去听的。 从某种意见上看，它们是历史的边角料。然而依然能够在时光的深处，闪着自己熠熠的光芒。
从大概一百年前开始，出于火灾等因素的顾虑，瑞士绝大部分像这种以干草做房顶的老房子都逐渐转变成木质的屋顶，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改造。而科里肯村博物馆所在的这座农舍，由于原主人对传统的固执，使这座老房子的房顶保留了以干草做房顶的传统面貌，而在今天得以成为建筑文物保存典范中的典范。
除了藏品浩繁的国家大博物馆，露天博物馆和地区性的博物馆，这里还有各种各样奇奇妙妙的博物馆，能招引博物馆迷前往去听故事，过把瘾。它们一般都是小规模，甚至是家庭博物馆。未必是科普类也不一定具有艺术性，而更多是携带独特的趣味或者情感。
例如瑞士埃斯塔瓦耶的青蛙博物馆就是一家古怪而又充满趣味的博物馆。在这间博物馆内，你可以看到108只形态各异的青蛙，有上学的、参军的、剃须的、桌边打牌的、骑松鼠的和上课的各种不同姿式。
这些青蛙都是由拿破仑的守卫军官弗朗索瓦・佩里耶先生在1848年至1860年期间制作。这位怪异的守卫对青蛙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在郊外偷偷收集活青蛙，然后把它们带回家后除去内脏，再往腹中填满沙子。之后，他就把这些青蛙摆成不同的姿势，有时候甚至给其穿上图案诡异的衣服。今天，当我们在青蛙博物馆里观看这些青蛙摆件，就像重现了当时19世纪的日常生活场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记录。
而在瑞士的瓦莱州门德村，少有人知道这里生长着全世界最昂贵的藏红花。村中在1437年创建了藏红花博物馆，是中欧地区唯一的藏红花博物馆。这座小型的建筑物原来是一座谷仓，也是瑞士现存最古老的木制建筑之一。游客可以通过这家博物馆了解到各种各样关于藏红花的百科知识，包括传统的种植方法以及各种食用方法。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如果说，澳门是一个池塘，澳门的一切则是池塘里盛开的莲，它们开出红艳的花朵，芳香四溢，本无意争美，却惊了来澳看莲的人，令人流连。
邢荣发博士也是流连其间的人。在澳门，他生活得乐观而执著，他追求的是平和与淡定，心明如镜。静静守着澳门这一池素色荷莲，看着它们在春天的书页里留下一点墨绿，夏天留下一点红艳，秋天留下一点果实，冬天留下一点回味和对新春的期盼。而他，也在澳门的历史记录中留下了一点墨绿，一点红艳，一点果实，一点回味和对未来的期盼。
邂逅，澳门的美——平和
澳门，一个曾被葡萄牙统治了上百年的殖民地，有人说澳门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澳门不过是一个面积仅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城。有人眼里的澳门是个赌城，大小赌场林立，赌场里烟雾缭绕，喧嚣一片。然而，在邢荣发博士的眼里，澳门却有她独特的美、平和的韵味、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沉淀。邢荣发博士出生历史悠久的柬埔寨，那里文化厚重，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吴哥文化。十岁那年，他来到了澳门，邂逅了澳门的美。
有言道：三十年改革开放看深圳，百年沧桑看上海，五百年历史看西安，千年文化看北京。而澳门呢？邢荣发博士说：“澳门很有趣，了解澳门的历史就会发现，澳门有着十分平和的内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这里没有人去争什麽。但是，我以为，‘不争也许是最大的争。’” 澳门人的不争，却并不代表他们无所事事，他们都有自己的计划、发展方向和定位。正如邢荣发博士所说：“在社会上行走，没有清晰的定位，是很难在某个行业领域里突出。”澳门是一个可以用“小”来形容的城市，每个人能够分到的并不多，只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能有所作为，只有被大家认同了，这个范畴便是你的。
就拿邢荣发博士来说，他对澳门建筑史的研究从读硕士的时候已经开始，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深耕细作，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和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的著作《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他不愿插足于一个新的范畴，不是缺少求知的欲望，而是他明白一个道理：术业有专攻。无论是学术还是业务都是如此。
澳门人的不争，是内心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无论外界竞争多麽热闹，他们只要消除执念，便可寂静安然。
邢荣发博士说：“澳门市民的心态很平和。”澳门，有着“东方赌城”之誉，然而，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有澳门本地人进入赌场赌博。“在改革开放前，公务员有规定，一年中只有农历年三天能够进入赌场，其余时间严禁入内。而在坊间，只有那些有钱人会去赌场娱乐，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多相近，加上澳门地方小，如有谁进了赌场，大家都会很快知道，并能猜想出他下一步将要做什麽，那就是借钱，接着大家都会与他断绝来往。”邢荣发博士说。因为这样的人文环境存在，以及彼此间深藏于内心的监督，阻杀了澳门市民进赌场一夜暴富的念头，给予了大家一个平和的心态。
再评，澳门的文化——厚重
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居住权，经过四百多年欧洲文明的洗礼，东西文化的共存、共融使澳门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
澳门，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于世界的影响却不小。澳门的优势和特色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如何保持澳门的优势和特色？邢荣发博士说：“我想，最重要的是以澳门原来的身份和脉络去发展，也不一定要采用强求的方式，因为澳门本身就是一个被动的地方。”百十年前，澳门与国际接轨，是因为葡萄牙。也许，现今的葡萄牙国在国际上并不突出，然而，在大航海时期，葡萄牙却是第一个探险来到亚洲的国家，在那时，葡萄牙的影响是突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葡萄牙将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带到了澳门，这些东西包括历史和文化。澳门这个城市将这些东西通过磨合，用时数百年，将它们融合在了一起。澳门也因此形成了命运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人为不可改变的，这种特质就是被动。”邢荣发博士说，“就是澳门回归后的旺盛，也是被动的，这种旺盛来自于国家的支持。”
澳门独特的历史成就了独特的澳门。“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没有历史的地方，没有归属感。因没有留下来充分的理由。”邢荣发博士说。他一直在研究澳门的历史，从开埠至今四百多年的历史。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他不断查阅资料，借助图书馆和档案馆，将资料累积。遇到好的东西，他会将其摘录。2007年底，他出版了著作——《澳门历史十五讲》，他在书中说：“澳门在这四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可谓历尽艰辛，同时又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自葡人到此筑室而居时起，就订定了她在未来的坎坷历程，因而炼就了她坚韧的生命力。同时在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污烟瘴气、甚或藏污纳垢的环境中，又造就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澳门历史十五讲》将澳门的历史一一呈现。这本书曾用作澳门理工学院视觉艺术高等学校的文化素养训练，部分内容曾用于教青局主办的澳门中、小学及幼稚园教师培训课程。
2009年，《求存集》经由澳门马交石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让这本书问世，前后历时十年，多次收集读者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在最初的顺口溜说历史的基础上，增加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又修改八次，最终定稿。《求存集（修订版）》介绍了澳门的历史，诗歌乃七言诗歌形式，白话文言简意赅，不作矫饰，直截了当，道明了澳门历史进程中的各个重要阶段。
如今，他正在着手撰写澳门的大街小巷的名字由来，并整理成辑，让世人知晓。这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因为每一条街道都蕴藏着它特有的故事，每一条街道名字的来历都有得一说。邢荣发博士已经洋洋洒洒写下了八千多字，他笑说：“还没有完成。”
手握一支笔，他在将澳门的厚重历史文化用文字述说。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博士论文：做学问；有创见
古人有一句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青年学者要立志创新，并为之努力奋斗，最后才有可能在做学问的道路上登峰造极。
一、怎样才能做到有创见？
先说一说要做到有创见必须具备怎样的学术品格，也就是要做到有创见应有怎样的前提。
（1）博采众长，独树一帜
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年～1867年）是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者，也是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他说过一段话：“自然哲学家应当是这样一种人，他愿意倾听每一种意见，却下定决心自己判断。他应当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对某一种假说有偏爱，不属于任何学派，在学术上不盲从大师。他应该重事不重人。真理应该是他的首要目标。如果有了这些品质，再加勤勉，那么他确实可以有希望走进自然的圣殿。”
这段话非常精彩，我曾经把它作为座右铭，抄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它的意思简要地说就是：做学问要“博采众长，独树一帜”。写博士论文也应该如此。对你所要研究的课题，你必须熟读所有相关的文献，吸取各家的长处。但不要偏爱或盲从某一学派或一家之言，在经过细心的参酌比较，发现问题，反复思考，最后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独立见解。
（2）学成于思毁于随
韩愈《进学解》有一句话：“行成于思毁于随”。我改一字：“学成于思毁于随”。就是说，做学问要善于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因循守旧。赶时髦，追随别人的观点，是不可能写出有创见的博士论文的。例如近年来流行类型学，但如果对类型学没有特别的心得，就不必写类型学论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的第一境界是独自登高远眺，志存高远。第二境界是为既定的志向坚持不懈，努力奋斗。反复追寻，融汇贯通，豁然开朗，最终做成大学问，此为第三境界。做成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也必经历三个阶段。
（3）弟子不必不如师
不必囿于老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韩愈的《师说》里有一句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说得很对。一般来说你的导师学识渊博，对某些领域研究深入，可能处于巅峰状态，但不可能对所有课题都是一流水平。一般来说，博士论文的课题都是非常专门的，也许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有你一人专攻这个课题。对于这个课题，你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你可以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讲出自己的创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会高兴的。
二、有创见的博士论文分类举例
这里仅仅对我自己读过的博士论文，举例说明有创见的博士论文至少有哪些类别。
（1）创立新的学科
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创立新的学科或学派。
拉波夫（W.Labov，1927-）是美国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的创始人。所撰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开创了社会语言学。他的硕士论文The socialmotivation of a sound change（Word 19：273-309）.研究马萨葡萄园央元音变异的社会原因。博士论文《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1964），见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city.（1966）研究音节末尾r音在不同阶层、性别和语体中的变异。拉波夫一派的社会语言学，可以说就是以这两篇论文奠基的。
（2）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唐七元的《汉语方言同源词研究》（2009）在建立语音对应的基础上汇证汉语方言同源词180来个。同源词考证是历史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此前的同源词考证限于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同源词，例如h语与藏语的同源词。此前的方言学只有所谓特征词研究，而无同源词研究。对于汉语方言学来说，同源词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
（3）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贝乐德（W.L.Ballard）在1969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吴语音韵史》（Phonological history ofWu，（吴语音系历史研究）doctori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中，放弃切韵音系，从现代方言推论古方言。即凭借现代方言语音直接构拟古方言。他全面构拟了原始吴语的声韵调系统。构拟的基础是当时已经发表的13个现代吴语地点方言的音系，这13个地点是：苏州、无锡、常州、常熟、海门、上海、嘉定、松江、温州、金华、绍兴、永康、温岭。所拟声母的特点是：有浊音和浊檫音；鼻音和边音只有一套不带音的；没有自成音节的鼻音或边立，没有卷舌声母。所拟韵母分三类，即开尾韵10个、鼻尾韵25个、塞尾韵2个。其特点是有中高元音i；鼻尾韵分n和？两套；塞尾韵分-t和-k两套。所拟声调只分4类，只拟调形，未拟调值。对这篇论文的结论和所采用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对方法的创新性是值得肯定的。
构拟原始语是历史语言学的概念，此前限于构拟某一语系的原始语，例如原始印欧语、原始汉藏语等。构拟中古汉语基本是以切韵音系为基础的；构拟上古汉语则主要依靠《诗经》韵脚和谐声字。此前及以后构拟古代汉语方言语音的方法，仅限于利用古文献来推测古方言个别的语音特征或语音系统。例如利用明代冯梦龙编撰的苏州话民歌集《山歌》，构拟明代苏州话语音系统。
（4）创立新概念、新术语
美国学者司马侃（Michael Sherard），于1979年发表博士论文Shanghaiphonolog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hDDissertation，1972.Syntactic constraints On tone sandhi in 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1979）。在他的博士论文《上海话音系研究》中司马侃提出新的概念或术语“语音词phonological word”。语音词与词汇学上的“词”的概念不同。语音词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大于词的单位，每一个语音词都属于一个变调调式，例如上海话“我是/一个/大学生”。这个概念对于深入研究吴语的音系、韵律、变调有重要的价值。此前的方言研究没有这一概念。
陈宝亚在他的博士论文《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4）中提出的“无界有阶、接触对应、自然接触、非自然接触”等，对于研究语言接触是很有用的。
从一定程度来说，新学科或学科分支是由新概念构成的，概念需要术语来表达，因此新的概念或术语对学术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现有的学科或学科分支也可能不断涌现新的概念，从而使本学科深入发展，长盛不衰。例如语音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20世纪30年代经赵元任完善的“音位”概念，40年代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提出的“区别性特征”，对于语音学的发展可以说都有划时代的贡献。后出的“音位学”和“音系学”也就是以这两个概念为基石的。
（5）采用新观点研究旧材料
历代有关《春秋左传》的注疏、考据文献汗牛充栋，其考释原则和研究方法无非是传统的声训、形训和义训。李瑞的《春秋左传疑义考释》（2016）分类考释《春秋左传》疑义18条，提出从语言本体的系统性出发，依据同时代同结构、语法分布为先，查找同时代书证等考释原则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把历代多有争议的疑义归纳成五大类，加以考释，即句法分布决定断句例、句法位置决定词义例、意义由句法承担例、词性决定句法关系例、字的置换和衍字例。其考释原则和研究方法与传统训诂学大相径庭，颇具新意。
（6）填补空白
汉语的地区方言不少已有较充分的描写，但也留有空白。李连进的《平话音韵研究》（1998）基本上是描写地区方言的论文。作者实地调查、记录、分析17个方言点，列出各地平话3千多字的字音对照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南北平话的语音系统和语音特征，并研究历史层次，以及比较平话和粤语的异同。广西的平话是汉语十大方言之一，但前人并未系统、全面调查、记录和比较，故此课题是有学术价值的，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类似的地区方言还有徽语等。常有人问地点方言的描和研究，可否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笔者认为不应提倡博士论文以调查记录地点方言为题，即使是濒危方言也不适宜。除非这种方言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例如杭州话对于研究中古汉语和方言接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地点方言的描写和研究，或许可以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
（7）文献综述也可以有创见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默顿博士论文 贡献
中图分类号：C533 文献标识码： A
1938 年，默顿博士论文在刊物 OSIRIS（奥西里斯）上发表。在文中，默顿运用集体传记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了《国民传记辞典》、《科学技术史手册》、《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和《基督教指南》等书刊，十七世纪英格兰的一些科学史实等资料。根据这些书刊和史实资料，默顿阐述了自己关于科学的社会学思想。学术界公认，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的诞生。从此，科学社会学告别了史前时期。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建立奠定了对科学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为认识科学这一社会系统提供了理论工具。尽管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偏离了默顿理论的发展航向，但默顿博士论文中的预示对默顿后期科学社会学思想产生了的重大影响。默顿也被世人尊称为“科学社会学之父”。可以说，传统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大部分问题都源自于默顿博士论文这一专题研究，只是那时的问题还没有明确化、系统化。在默顿博士论文的字里行间和注释中都能寻找到成熟的默顿学派的一些原型。正如默顿所说：“当一个史学家或传记作家把成熟的默顿主义追溯到《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原来半隐半现的计划时，他必将感到巨大的快乐。”[2]
一、奠定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基础
默顿博士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应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体制。默顿研究了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其如何受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与宗教、经济以及其他社会体制间的互动关系作了详尽分析, 开启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先河。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科学并非默顿原创, 但默顿的工作把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推向了历史舞台。后来正是在默顿、巴伯等学者的长期不懈努力之下, 唤起了人们对科学社会学
的关注, 才结束了该领域一度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历史。默顿把科学理解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智力活动” [3],“一种正在出现的社会组织[4]”。对科学的这种理解使默顿得以撇开科学的知识内容而从严格的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这项研究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是, 这样的科学“同其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之间的互惠关系[5]”, 以及作为社会组织的近代科学的组织化、自主化过程及其与当时其它社会制度(宗教、经济、军事等) 的关系。具体说, 它从探索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入手, 试图说明科学在当时当地开花结果的原因。默顿表明,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出现主要是以新教为标志的特殊价值观念培养的结果。
二、开创了科学社会史（或外史）的编史方法
默顿博士论文第一次应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科学，集中考察了 17世纪英
格兰出现的近代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史境 , 是一篇国别的、断代的科学社会史研究的论著。默顿在其博士论文中着重考察了经济、军事等其他社会体制对科学发展的作用 , 这在一定
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科学思想史 (或内史 ) 的统治地位 , 开创了一种对科学进行社会史 (或外史 ) 研究的新范式。尽管默顿并没有为科学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个明确的、理论化了
的纲领 , 但他的工作指出了科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向 , 为科学社会史的崛起提供了一个认知模板 , 促进了科学史学科的发展。
三、默顿命题的提出
默顿提出了著名的“清教—科学假说”———清教无意之中刺激了新科学的兴起。这一假说被库恩、科恩等科学史学家称为“默顿命题” 。不少人着眼于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冲突的普遍状况而断然否认清教主义对科学会有什么正面作用。的确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 ,科学和宗教相冲突的事实太多太多 ,它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且不必说伽利略、布鲁诺和塞尔维特等人的冤魂总是萦回在人们的心头不肯散去、描写或评论科学与宗教冲突的著作可谓数不胜数 ,即便是每时每刻发生在眼前的象征着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人物和事件 ,也足以令人目不暇接了。默顿受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影响, 并未囿于宗教和科学相对立的观点,而是从新的视角关注宗教, 默顿所关心的是宗教的社会文化含义, 而不是宗教教义本身, 这就为他进一步探讨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默顿将视野聚焦于17世纪的英格兰, 通过案例分析, 他发现清教与科学在价值观念上的确存在某种相通性或相近性。清教伦理所固有的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禁欲主义等观念和科学的精神气质间有类似的实质性联系。默顿用大量的事实说明, “清教的精神气质所固有的种种社会价值是这样一些价值, 它们(由于基本的、用宗教术语表达并由宗教权威加以促进的功利主义倾向) 导致了对科学的赞许。”[6]科学的体制化需要一定的文化支持, 而宗教是文化价值的一种表现———而且在17世纪的英格兰是一种显然占主导地位的表现, 这种文化价值恰好由清教来担任, 即清教无意识中“通过为科学的合法性提供出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而推动了科学的体制化”[7]。在承认清教主义对科学具有促进作用的前提下, 如何估价这种作用的程度? 这种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吗?默顿指出这是一种最易引起混乱的误解, 历史社会学一向主张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发展对于其他同时或后来发生的发展从来都不可能是不可或缺的。不能认为若无清教主义,就不会有近代科学在17世纪英格兰的集中发展, 清教主义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点提供了主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支持。默顿冲破了长期在人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与科学冲突论”的羁绊, 发现和凸显了宗教对科学的正面促进作用, 他还指出, “宗教对科学的影响必然随着宗教在一定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的控制程度而改变。”[8]默顿论题不仅在整个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而且,对于科学史、科学哲学、宗教学以及一切涉及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此 ,默顿命题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关于这一点 ,默顿曾数次作过申辩。他的基本观点是:从认知的角度看 ,宗教与科学是不相容的;但从文化的角度看 ,二者就有某种共性。其理由也就是《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反复申明的:在文化价值观念上 ,宗教 ,确切地说是17 世纪英国的清教 ,表现出了突出的向善性、功利性和理性等等。而这些 ,恰恰是科学所具有和所需要的价值观念。
四、确立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集体传记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默顿初步确立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以往研究科学的方法,他采用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分析方法,通过对各种证据素材进行统计,把科学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力争使科学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
集体传记方法
集体传记方法的使用源于古代罗马史的研究 ,标志是:1743年 ,尼古拉(C. Necolet) 撰写的《集体传记研究与社会史:罗马及意大利的共和时期》。集体传记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一组人物的生平材料进行分析 ,从而得到一些颇有价值的结论。在 20世纪 30 年代以前 ,这种方法由于在认识方面和制度方面都没有得到认同 ,所以这种对科学家集体传记进行研究的方法无法提供给任何专门的知识领域。在博士论文中,默顿是受惠于高尔顿和康多尔的,用默顿自己的话说,“无论如何,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我显然已经了解了弗朗西斯·高尔顿(英国) 和阿尔方斯·德·康多尔(瑞士) 这些真正的先驱所作的努力,以及后来阿尔弗雷德·
奥丁和哈夫洛克·埃利斯沿着这些路线所做的工作。”[9] 在博士论文中,默顿根据《国
民传记辞典》(简称《辞典》) 传记提供的资料,对科学的兴趣趋向作了分析。然后,默顿又根据《科学技术史手册》(简称《手册》) 、《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简称《汇刊》) 提供的资料对科学的兴趣趋向的可靠性作进一步确证。实际上,这种相互确证的过程是控制群逻辑的一种运用。
在博士论文中 ,集体传记方法的确立主要是通过分析《辞典》来实现的。《辞典》中的统计结果与当时的社会实际: 存在着近似的对应(随后 ,默顿又通过《手册》、《汇刊》等资料对此进行确证) 。这种近似的对应不仅说明了集体传记这种人学研究方法与长期以来社会学家运用和发展的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分析的方法之间 ,有着某种认识上的相似性 ,也说明了集体传记这种人学研究方法已成功地移植入默顿科学社会学。
（二）内容分析方法
内容分析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手段,最早出现在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标志是:1926 年,威利(Malcon Waley) 发表了《乡村报纸》一文。在文中,威利仔细分析了乡村报纸的内容,这就是内容分析方法的肇始。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内容分析的产生与发展却并不限于科学社会学。刘珺珺认为,“从最早的起源说,在宗教研究的领域,对于圣经本文及概念的研究,甚至可以追溯到1744 年。19 世纪的德国学者也运用过某种类似于内容分析的东西。这些可以说是内容分析方法的史前史。”[10]
内容分析作为一种技术性的研究方法，虽已被运用很久，但在默顿之前，却并未走进某项专门的知识领域。默顿指出，“内容分析方式最终从社会学的其他专业转移到科学社会学这个原始的专业的方式，在我看来，这种转移是无计划的，而且几乎是不经意的。”[11]
内容分析不仅是一种半定量的研究方法 ,也是一种规范的实证性的研究方法 它要求研究者根据预先设定的计划按步骤进行 ,所以 ,研究者的主观态度不太容易影响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 ,这表明了内容分析方法有客观的一面 ,但作为一种技术性的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默顿博士论文中 这种局限性尤为明显。在职业兴趣的汇聚与转移理论中 ,默顿将内容分析方法转移并成功地运用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之中 ,这主要是通过对《手册》和《汇刊》进行内容分析来完成的。
参考文献:
[1]黄顺基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P10-11
[2] [3] [4] [5] [6] [7] [英]罗伯特·金·默顿著,范岱年译.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8] [9] (美) 默顿. 科学社会学散忆[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9
[10]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P91
[12]王成海 袁建新 王凯成 ， 默顿博士论文：集体专辑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的确立[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7（3）
[11]卢艳君，简评默顿博士论文对STS研究的启发[J]，科技管理研究2007（8）
个人资料：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谭博士：你说的对！我们中华民族已有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史。古代的先民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各氏族就有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可以说是史书的源泉。据目前的资料看，约在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已经有较完备、较系统的文字，可用以记录史实，并且出现了史官。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史书是公元前5世纪由孔子编撰的《春秋》。《春秋》原是鲁国的国史，经孔子整理成为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全书18000字。以后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实的典籍，如“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等。
小易：中国的书籍种类繁多，浩如烟海，哪些属于“史”类书呢？
谭博士：广义地说，各时代遗留的实物和文字资料，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都可以算是史料。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归入史部的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我们可用这个分类为依据，来界定史学书籍的范围。
小易：所谓“正史”指的是什么？
谭博士：正史是指历代朝廷认可的史书，主要有二十四部，也称“二十四史”。你计数，我背给你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是不是二十四部？
小易：嘿嘿，我数了数，正好二十四部。可我在书店看见过标注着“二十五史”的大部头史书，这是怎么回事？
谭博士：上述的二十四史，再加上一部《清史稿》，就合称“二十五史”了。
小易：《清史稿》与前面的二十四史有区别吗？
谭博士：有区别。《清史稿》是清朝寿终正寝后，1914年由民国特设的清史馆开始编修，至1927年基本完成的一部清史著作。由于该书仓促而成，付印时只是“初稿”，亦称“未定稿”，加之谬误较多，所以一直未能作为正史而得到当时官方的承认。
小易：原来是这样！那些所谓的“正史”都是官方编修的！
谭博士：也不尽然。正史有官修，也有私修，还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等，《史记》也是司马迁个人写成的。
小易：《史记》排在二十四史之首，是不是成书年代最早？
谭博士：《史记》不仅成书年代早，它在史学领域的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迁原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因得罪皇上而受酷刑，于是发愤著述，创作了《史记》。《史记》52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结束于汉武帝刘彻，时间跨度达3000年，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形式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事翔实，文辞流丽，鲁迅先生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小易：随后的《汉书》、《后汉书》等，是不是只记一个朝代的事？
谭博士：你说的对。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形式仍沿袭《史记》的纪传体例，但只记一朝一代的事，像《汉书》就仅记西汉时期的事，因此，又称为断代史。
小易：司马迁早提出过“通古今之变”，如果全是断代史，是不是有它的缺陷性？
谭博士：你说的有道理。历史上有很多史学家就想考察和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著述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最值得关注的要数司马光等人编撰的《资治通鉴》。
小易：是不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
谭博士：正是。司马光学识渊博，尤其精于史学。他觉得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通读遍览，因此想撮取其精要，修一部通史。经过多年努力，在几位学者的协助下，终于编撰出一部堪与《史记》并列的中国史家之绝笔――《资治通鉴》。
小易：为什么要取名《资治通鉴》？
谭博士：鉴，也就是镜子，引申为借鉴，以史为鉴，就是要通过历史这面镜子，吸取经验教训，为治理国家提供帮助。《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自战国初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以政治、军事史实为主线，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的表现，并附有简要贴切的评论，借以引导出历史教训。
小易：听我爷爷说，他以前曾经借阅过咱们县的县志，我们家从前出过一个状元，还记录在内呢。这些县志对研究历史有作用吗？
谭博士：你说的这是方志，也称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和现状的著作。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还有省、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由于地方志的资料保持了很大程度的原始性，因此，其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超过了某些史籍。
小易：史学家们呕心沥血写出如此丰富的史学著作，有什么作用呢？
谭博士：古人云：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史学家们是想通过对史实的“采善贬恶”来警示当代和后人，以便人们从历史上国家的治与乱、民族的兴与衰、百姓的安与危、个人的成与败的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萧国健博士，MH，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皇家亚洲学会名誉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名誉研究员、香港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博物馆专家顾问（本地史/军事史）、香港海防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荣获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颁授嘉许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章。
史书，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至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萧国健博士花时数十年，在资料、档案、出土的文物中找寻历史留下来的蛛丝马，还原一个真实的香港，让世人知晓，为香港的历史传承做出贡献。
教文，是将过去的智慧向後世延续，萧国健博士手握一支笔，心中一片清明，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厚重的历史用文字述说，整理成辑，造福学林，也为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点对过往的了解、回味和对未来的企盼。
翻开历史
探索真实的香港
说起香港，有人说香港曾经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香港曾经只是一条小渔村，有人说香港的文化打下了英国人殖民统治的烙印。翻开香港的历史，其实这些说法不尽然。追忆过往，百年岁月付风雨，真实的香港在历史研究学者萧国健博士的解说下浮出水面，思绪飞扬，随着他的话，回到数百年前的香港。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十二世纪前，南宋时期，邓氏符公宦至宝安岑田（今日新界锦田），是邓氏迁居香港新界的始祖；十三世纪，文氏居於新田，为新田房开基祖；十四世纪，廖氏定居上水；北宋时期，侯氏居於上水地区，其後人後迁居河上乡；北宋末年，彭氏迁居广东东莞，明万历年间，复徙居粉璧岭（即粉岭）。邓、文、廖、候、彭五大家族早期来到香港，在元朗一带建立起很大的生活圈，是香港发展的开辟者，亦是香港文化的开启者。
“港人之国民身份包括土著居民、原居民、新移民。”萧国健博士娓娓道来。明代及以前，中原南迁人士，定居香港地区後，获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籍的人为“香港土著居民”，他们是香港的第一批人。满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香港历经八年空置，到鼓励周边城市居民来港居住，吸收了第二批人，他们是香港“原居民”。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不少人来到了香港，这些人叫做“新来的”，是香港的第三批人，他们不享有香港土著居民及原居民拥有的一些权利。抗日战时期及之後，一批人逃难到了内地，後又回到了香港，1949年之後，又有不少人来到香港，他们叫做“新移民”。“後来，不断有新移民来港，这些人逐渐地成为了香港的一部分。”萧国健博士说。如此说来，整个香港几乎都是外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外地来的中国人。
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中国人的比重都没有改变，据着香港99%的比重，其它国家的人只据1%。1997年，香港回归，不少人移民海外，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少海外人移居香港，调整了中国人所的比重，下降至90%，外国人升至10%。同时香港总人数由1961年时候的320万增加至现在的700多万。
可以说在香港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之政治改变，及社会发展，对香港之影响甚大。萧国健博士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提到了《香港发展与内地政治发展的相互关》，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影响香港，从唐代、宋代到近现代，战乱对内地带来的是动乱与不安，然而，他们逃难至香港，为香港带来了人力。内地水，许多动物尸体被冲击到香港岛，肥沃了香港的土地，内地，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人才和财力。”在内地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战乱或天的环境中，又造就了香港深厚的历史底蕴。
厚重的历史
沉淀香港多元的文化
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英国人早年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力，以鸦片战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从1842年开始，直到1997年6月30日，期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於世界的影响不小，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过往也注定了她拥有独特的优势，引得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入，这些人带来了各国、各地的文化，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在香港汇聚、碰撞、磨合、交融，因此形成了香港文化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的文化也让香港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萧国健博士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历史，包括本地史、军事史、文化史，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历经时间的沉淀，要守得住这份执著。於是，在数十年的时光中，他埋头耕耘，沉心静气。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千百年来香港在社会、经济、教育、民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图像，重现读者眼前。
香港有着一个从乡野故土到经济热土变迁的过程。从东莞、新会等地过来香港被称为“本地人”的居民以耕田为主，然而，他们的耕作方式与港英政府管辖下的耕作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山区多，因此，随着时代进程的逐步推进，他们发展了手工业，即山货的作，慢慢地，有了工业。
1911年之後，从内地来港的人他们带来了技术以及金钱，促使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发展工业，工厂递增，香港也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变到了工业社会。“1960年之前，香港还是以工业为主，主要工业包括塑胶、服装、小型电器等。”萧国健博士说。
服装等造业属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内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加上土地便宜，原料充沛，而这恰是制约香港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香港的工业地位被取代在所难免。於是，香港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出路。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带动了香港投资、股票等金融行业的起步，香港的主流产业逐步从工业过渡到金融业。
香港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又夹杂着“矛盾”的因子。香港的经济化进程让香港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腾飞的经济，让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从工业过渡到买空卖空、无需原料、无需实际市场、只从电脑、电话中就能进行交易金融业，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香港需要内地促进消费和支持愿望促使自由行政策的开放，也因为自由行带来的强大人流量，引发了内地与香港的许多矛盾，许多论。因此今日之香港，矛盾着发展着，发展着也矛盾着。
文物的价值 在於返古复今
历史，是对过去的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曾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文物古是文化、历史最真实的证明。
“文物古之意义在於它们是前人留下的行与遗，文物古为一个地方的人的事、技术的创新及艺术的开拓之证物，从中可查寻到前人努力建设的成果，当以为荣，而保护文物古，应当身体力行。”这是萧国健博士对文物古的保护态度。
他喜欢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的兴趣和目的在於多看一些新的事、物。行走在欧洲，他最喜欢看的是欧洲那些古老的城池，看他们如何保护古，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在古保护时，派上用场。好几处历史古在他的建议下得以保留，如海防博物馆，荃湾三栋屋等。
他曾出版一本书《居有其屋》，讲述一个古老的房子，应该怎麽看？要看什麽？对於文物古的保护方法，他建议用“点线面”保留法，将文物全部保留下来，而非只保留一部分，如一个祠堂很有历史价值，单单将其保留下来，祠堂边的屋子拆除建上高楼大厦，在萧国健博士看来此法类似於一个美女，头部很美，只将头部保留下来。
很多人同他的保留法，也有部分人反对，说明这条路行走起来，还有不少困难，萧国健博士说：“将文物全须全尾地保护起来，很难，但是也非完全不可能。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自己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总比什麽都不做的好。香港的文化推广已经迟了，但是不代表不能追上去，重点要看学生怎麽做。”
他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早在1993年，他便与学术界的几位同仁倡导在香港发起通识教育，发展个人思考能力，老师从旁引导，开启智慧之门。他说：“通识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思考的能力，历史不是死记硬背，而是从历史事件中发觉有利於自己思维开阔，有利於自己成长的蛛丝马。”如元朝的版图在中国历史上最广，蒙古人为何强大，因为他们喝羊奶、牛奶、吃肉，吃完就跑，他们是走到哪里打到哪里。一次次，萧国健博士从出土的文物中，将一段段历史讲述，既加深了印象，也发散了思维，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