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教案范文精选

摘要：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是其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托尔斯泰一生追求真理，早年生活放荡，后来反省忏悔，节欲散财，放弃贵族特权，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帮助周围农民，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他的这一道德实践充分地赋予到了《复活》主人翁聂赫留朵夫身上。笔者认为《复活》中复活的就是西方概念中的灵魂，复活的是我们中国文化概念中的道德、良心和良知。

关键词：托尔斯泰 《复活》 良心

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有三部享誉世界的长篇小说，分别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之作。中国儒家把人生60岁划归花甲耳顺之年，把70岁定为随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这个年岁，激情已过，对物质的追求之心已经淡薄，更多关注的是精神心灵生活。长篇小说以“复活”为书名，开宗明义说复活，复活的是什么呢？本文在研究《复活》小说的基础上，结合作家一生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参照中国儒家学说，试图探索出作家创作小说《复活》的真实意图。

我笔写我心的创作态度

托尔斯泰3岁丧母，9岁失怙，由姑母养大成人。“在托尔斯泰各个时期的作品中，不少人物带有自传的性质，各自反映了作家的一段思想历程以至生活历程。”①《战争与和平》成书于作家壮年时期，反映的是波澜壮阔的战争画面和激情高昂的爱国热情；不惑之年杀青的《安娜・卡列尼娜》更多关注的是家庭感情生活。60岁至71岁完成的《复活》中的男主人翁叫聂赫留朵夫，同名主人翁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出现过多次，185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翁也叫聂赫留朵夫，开首写道“当时他才19岁”、“自己就毅然向大学申请退学，从此留在乡下”。②这位聂赫留朵夫公爵19岁大学退学，回乡下管理自己的农庄。而托尔斯泰1847年19岁时辍学于喀山大学，回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制订了意图改善农庄农民生活的计划。

从1847年开始，托尔斯泰开始记日记，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是托尔斯泰文学遗产的重要构成部分。一些日记经过扩充和加工，就变成了作品。他早年作品《童年》、《少年》、《青年》三部曲记述了主人翁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这位主人翁有着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

《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许多活动可以在作家生活中找到印证，他的一些想法几乎逐字逐句地来自作家的日记、书信和某些论文。据说列文这个姓也可能由作家的名字列夫演化而来。而最明显的是，列文的思想演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两次思想危机”。??

托尔斯泰52岁时开始写《忏悔录》，在忏悔自己时认识到“人一生的任务就在于挽救自己的灵魂”、“我认为真理与爱是统一的”，打人、杀人的凶手，“这些人都有良心，只是他们的良心已被麻醉了”。??

①年轻的艺术家夏里亚宾跟友人、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一起去看望托尔斯泰。夏里亚宾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要知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初次面对这样一位以其语言和思想令世人激奋的巨匠。以前我只是从画像上见过列夫・托尔斯泰，现在是活生生的本人。”以前，他从照片上得出的印象，托尔斯泰不仅是精神的巨人，而且身材魁梧：高大、健壮、宽肩阔背。但是，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却是中等偏矮的个子。托翁亲切随和地向他伸出手来，小伙子感到非常害羞。即使是比夏里亚宾年长的拉赫玛尼诺夫，也感到很紧张，双手冰凉，小声说：“如果让我演奏，真不知怎么办――我的手都冻僵了。”

②果然，托尔斯泰请拉赫玛尼诺夫弹一曲。夏里亚宾忐忑不安，看来自己也要被点将唱歌了。不出所料，托翁让两人一起表演歌曲《老伍士》。托翁恰好坐在他的对面，两手插在短衫的皮腰带里。夏里亚宾有时无意中把目光投向托翁，发现托翁兴致勃勃地盯着自己，注视着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当夏里亚宾含着泪水唱出将被枪毙的士兵最后一句话：愿上帝保佑你们回到家乡吧。托翁抽出手来擦去了流下的两滴眼泪。

③许多人把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的托尔斯泰看作是遥不可及的巨人，当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真正的伟大却是平凡。托尔斯泰的那一串眼泪让我们窥见了他作为普通人的脆弱。在听演唱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托尔斯泰”来看待，他完完全全地投入到演唱者所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这时，他成了一个普通的听众。正是在这种平常的心境下，他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才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美的。流泪的托尔斯泰比海伦还要美丽，我觉得。

④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与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是年轻的秘书费・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热情的崇拜者，当时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在《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中回忆到第一次到托翁家的情形。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穿着西伯利亚式的毡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走进来。“我真高兴，非常高兴，”他说，“您来了，我需要您的帮助……”片刻之后，托翁关切地问：“您的嘴唇怎么这么干哪？您不舒服吗？”布尔加科夫回答说，可能是累了，因为晚上在车厢里没有睡好。“那你就躺着吧，”托翁指着沙发对布尔加科夫说，“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休息！”当我读到这个片段时，久久不想翻过去。这是一座怎样的大山啊，你已经感受不到它的高度。有的半高的山，很有些凌人的气质，做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样子来。

⑤看看真正的大山吧――这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精神的最高成就的老人是怎样待人接物的：一见面，托翁就把年轻人当作家里人。托翁面对20出头、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就像是老爷爷见到小孙子一样。托翁真不愧是大作家，一个照面就发现了年轻人干裂的嘴唇。那句问候，真是让人如沐春风。一切繁文缛节都显得多余了。

⑥那些汗牛充栋的颂歌，在这样一些细节面前轻如鸿毛。流着眼泪的托尔斯泰，是不需要任何颂歌的。

（有删节）

【思考练习】

摘要：列夫・托尔斯泰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创作了许多世界一流作品，给人类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学遗产。同时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也为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托尔斯泰；作品；中国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9.9

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无法回避俄罗斯文学，特别是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卓越的艺术感染力，造就了享有世界声誉的一代传奇作家，而这些作家中，托尔斯泰无疑是最引入注目的一位。

列夫・托尔斯泰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创作了许多世界一流作品，给人类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学遗产。同时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也为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还有专门的理论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艺术论》。

托尔斯泰作为19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清朝末年即传入中国。历经百余年，大量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及创作价值不断被挖掘出来。

如果你的梦境中时常有穿行的列车呼啸而过，奔驰在广袤的森林之间；如果你的回忆里时常有漫天大雪自由飞舞，飘扬在晶莹剔透的宫殿之前；如果你的血液深处愿为伏特加的激情和热烈而奔流，为生命或爱情而陶醉、狂喜，那么就请你不要错过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史诗巨作：《西伯利亚的理发师》。

故事发生在1885年的沙皇俄国。由于资金问题，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麦克莱恩制造新型伐木机“西伯利亚的理发师”的计划被迫搁浅，他急忙从本国请来风尘女子珍解决问题，企望通过珍的美貌和交际手腕从主管技术的亲王陛下手中获得投资。在前往莫斯科的列车上，珍偶遇拉练归来的俄国士官生安德烈・托尔斯泰，英俊纯真的托尔斯泰对这个神秘的女人一见钟情，而托尔斯泰的上司、军校校长雷洛夫将军因与亲王陛下交好而恰巧成为珍诱惑的对象。年迈的雷洛夫将军抵挡不住珍的巧笑倩兮与如花美貌，懵懂之中坠入情网，致使一直深爱着珍的托尔斯泰忍无可忍，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现场，用琴弓打伤情敌雷洛夫将军，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愧疚的珍为了再次见到托尔斯泰，嫁给了科学狂人麦克莱恩，终于在十年之后随伐木机来到西伯利亚，但是当她置身于托尔斯泰栖身的小屋，看见他与妻子儿女的合影以及满地青苹果时，绝望的珍驾着马车，带着强烈的辛酸和苦涩，消失在西伯利亚的地平线上。而身后远处，似有所觉的托尔斯泰从丛林深处狂奔而来，伫立良久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支烟，衰朽的面容逐渐消逝在烟雾之后。又是一个十年，珍和托尔斯泰的孩子以俄罗斯人特有的认真和执拗教育了不尊重艺术的美国中士，“Mozart is a great composer！”一直回响在天际，回响在我们内心深处。

影片故事时间跨度在1885年到1905年之间，这正是俄罗斯帝国的黄金时代，更是社会革命风云激荡的年代，这样独特的背景赋予影片热烈的表象背后以世纪末的深深伤感。这种伤感不仅是对真爱难觅的遗憾，而是更深层面的折射了几个世纪以来俄国追恋西方的辛酸历程。从公元九世纪起俄罗斯人就接受了基督教，其后彼得大帝时代更是从上至下开始了一个全盘西化的狂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渴望与西方重新融合，却始终被美国和西欧拒之门外。影片中风韵犹存高贵典雅的珍代表俄罗斯人向往的西欧，成为托尔斯泰恋慕的对象，年轻气盛的托尔斯泰带着热烈纯真、不惧不畏的气质勇于追寻真爱，却因过度盲目最终招致惩罚。米哈尔科夫的《西伯利亚的理发师》正是携带着妄想的追求与执拗的骄傲这两种态度，为我们书写了一出充满悲欢离合激越情感的异国之恋。

托尔斯泰与珍的相遇以超越国界的艺术对话开始，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珍戏谑似的尖叫之后轻轻哼起歌剧《卡门》，手里拿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更是不甘落后的兴高采烈唱起《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赢得珍的赞赏。最巧妙的是莫扎特的歌剧音乐与影片中的原创音乐在片中通过一个“慢板”而结合得天衣无缝。米哈尔科夫利用原创音乐与古典音乐的文本互涉，意在表达俄罗斯与欧洲文艺的同根同源，暗示了俄罗斯的文化艺术有资格与西方平等对话。

除了艺术上的追逐之外，米哈尔科夫将想与欧洲亲近的意图蔓延到宗教上。苏联解体后，东正教文化全面回归俄罗斯，米哈尔科夫在影片中多处再现19世纪末俄国社会东正教的生活场景，特别是浓墨重彩的渲染了俄罗斯宗教节日谢肉节的狂欢场面。洁白的冰雪世界，俄罗斯人身着色彩鲜艳的节日服装，聚集在伏特加与各种美食之前，观看趣味横生的肉搏战。还有小丑的各种滑稽造型，狗熊醉酒的憨态，吞吐的火焰照耀下鲜美的鱼子酱散发出的晶莹光泽。人们尽情嬉闹欢笑，完全沉醉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最后摩天轮五彩缤纷的焰火与作为背景的庄严寂静的新圣母修道院共同构筑成一幅俄罗斯历史生活的精彩风俗画。

然而米哈尔科夫青睐欧洲的意愿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沙皇阅兵典礼段落达到极致。英俊挺拔朝气蓬勃的士官生们整齐划一表示对沙皇效忠，象征着如今迷茫的俄罗斯对强权时代强大武力和崇高权威的无限缅怀，更是暗指那一时代与欧洲交好的自得和荣光。正是由于这一主题意图过于明显，米哈尔科夫在国内招致不少批评。

如果这部电影所想表达的内容，在此处戛然而止，那么它只能成为如评论界所言的“沙子电影”，内容空洞、主题浅薄、言之无物。但米哈尔科夫却从妄想的追逐之外，为我们展示了俄罗斯博大精深的内涵。俄国宗教文化学家曾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本质定位于“对苦难的审美”，本片主人公托尔斯泰的人生境遇正好强调了这样的审美观念。与托尔斯泰人物描写相呼应的，是米哈尔科夫对俄罗斯特有意象的描绘，洁净的冰雪、广袤的森林，无不是俄罗斯精神的表达和传播者，它们和托尔斯泰一起，为米哈尔科夫诠释心目中的俄罗斯形象提供了充足的说服力。

珍的到来正是白雪皑皑的严冬，莫斯科河也被凝结成块，街头巷尾到处是晶莹剔透的雾凇。在富丽堂皇温暖如春的列车车厢，托尔斯泰与珍啃着面包圈，喝着香槟，爱情萌芽悄悄衍生。其后的相爱过程，象征着俄罗斯人纯真、洁净品性的冰雪一直与他们相随，直至最后歌剧院情感的爆发，托尔斯泰与珍的爱情便永远凝固在这个晶莹剔透的冬季。其后托尔斯泰被流放，珍远赴西伯利亚苦苦寻找恋人的段落始终只有低迷伤感的雾气飘散。所以冰雪，是米哈尔科夫在影片中奉献给俄罗斯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耐着性子读完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很厚的一本书，简直可以说是磨练人耐性的一本书。一种苍凉不觉涌上心头。看完这本书仿佛随着书中的主人公走完了一个人生——一个不凡的人生。

吃饭时候还在思索，却感到头脑混乱，只是清晰记得安娜死了，而且是卧轨自杀的，很残忍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方法。无异于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以蛇自杀，这些可怜的人啊！都说红颜薄命，一些不假的，这些红颜几乎都是兰心惠质，沉鱼落雁。哎，可叹，可惜，可怜……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笔十分之细腻，以至于让我觉得有些情节和话语很繁琐，描写上流社会晚宴和沙龙情景，浓彩重墨，铺展开来，一点不逊于曹雪芹，故事的情急安排得很是巧妙，前后呼应。比如安娜第一次遇到弗龙斯基是在火车站，并且看到了一个卧轨自杀的女人，安娜表现出莫名的忧伤，因此弗龙斯基给那个自杀的女人家属给了些安葬费，从此两人倾慕彼此，故事的末尾则是安娜自己卧轨自杀，弗龙斯基奔去火车站见她最后一面，相逢和诀别都在火车站，此种笔触相当独到，不过未免使故事更具悲伤性。安娜，弗龙斯基，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尔卡季奇，多莉，基季，莱温。这七个人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安娜嫁给了亚历山德罗维奇，并且生下一子，后来在调节表哥阿尔卡季奇与其妻子多莉之间婚姻矛盾时候遇到了阿尔卡季奇的朋友也是多莉妹妹基季的未婚夫弗龙斯基，两人相见恨晚，彼此一见倾心，坠入爱河。后来经过安娜的调节，表哥表嫂和好如初，自己却因此陷入了尴尬境地。阿尔卡季奇的好友莱温喜欢基季，而基季一直喜欢弗龙斯基，安娜的出现使得整个故事进入了另一种状态，基季因安娜“夺走了”她的未婚夫而憎恨她，莱温则因为弗龙斯基的出现被基季拒绝求婚而恨他，即便如此，安娜和弗龙斯基也没有放弃他们之间真挚而热烈的爱恋。但是从道德观念出发，安娜这种抛夫“弃子”的做法确实不当，当然她没有抛弃自己的儿子，只是她的丈夫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愿成全她的母爱罢了。这就是惩罚，以至于她的惨死也成了宗教惩罚的象征，对这种违背道德做法的惩罚。即便安娜对大她20岁的丈夫没有一点感情，而对弗龙斯基是真正的爱恋，也为世俗和上流社会所不容。安娜处在夹缝中，后来安娜怀孕生女儿时险些送命，之后两人去了国外，几年后回到莫斯科，在弗龙斯基一再劝导下，安娜给丈夫写信要求离婚，丈夫不肯，她被丈夫和儿子看不起，被上流社会摒弃。在这种状况下，她不断猜忌，以至于陷入了思想混乱，怀疑弗龙斯基对她的爱，于是她毁掉了自己……基季最后与莱温成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弗龙斯基则伤心欲绝，为了处理掉没有意义的生命，他自费带着一个连队去前线参加了塞尔维亚战争。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不忠，使得多莉差点与他离婚，而最后多莉变卖自己的家产还帮他还了高利贷，于是和好如初……看完这本书，真的很想见见列夫托尔斯泰，很想问问他，为什么选择安娜作为主人公，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对自由恋爱的提倡？还是上流社会的讽刺批判？抑或是对女性不忠的宗教审判？但为什么描写安娜的时候又着重描述了莱温的生活、思想。而这两个主人公在整个故事中都没有什么关系纠葛，只在最后，见了一面。以后有机会去莫斯科寻找一下答案吧。或许我该看看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了解一下他那个时代的整体状况。安娜和弗龙斯基的爱情，让人看得很揪心，彼此放弃了上流社会的地位，放弃了好名声，好前程，因为爱情，陷入了一种万人不容的状态，以至于最后各自走向毁灭……爱是什么？何以有如此魔力？

福建泉州晋江市金山小学六年级:萧少煌

列夫・托尔斯泰是世界文坛上一座无可争议的高峰。他的作品全世界耳熟能详,他的名字也早已被铸成一个难以企及的精神坐标。他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泰斗之一,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代表着俄罗斯文学的宽度。透过他的文学作品探究他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受思想危机折磨,直至临终前还在执著践行自己人生理想的托尔斯泰。深刻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几乎贯穿了其整个人生的精神激变和思想危机在他的各种文字和记录中随处可见。说到他的思想激变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阿尔扎马斯之夜”。

1869年,托尔斯泰为了田产的事情去了一次平扎省,中途在阿尔扎马斯过夜。在离开波良纳的第三天夜里,他突然看见了死亡:“我在阿尔扎马斯过夜,突然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念头。夜里两点钟,我苦恼、害怕、恐惧起来,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出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思想……上帝从没有叫谁经受过。我坐了起来,吩咐套车”。托尔斯泰“感到一种可怕的东西”在追赶他、纠缠他,他无法摆脱,疑惧万分中他听到了死神的声音在回答他:“是我,我在这……”

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到这一情节,普遍认为未完成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他对这个夜晚的感悟:“我曾试想,是什么东西占据了我的心灵?是买到的东西(庄园),还是妻子,没有什么值得快活的,这一切都成了虚无。怕死盖住了一切。是应该睡了,本来我已躺下,但刚一躺下,突然由于惊骇又坐起来。苦恼,就像呕吐前常有的苦恼一样,但也只是精神上的苦恼。不得了,真可怕。看来,死是可怕的。如果你想起生,那么快要死的生是可怕的。不知怎么地生和死融为一体。不知是什么要把我的心撕得粉碎,但是却不能撕碎。我又看了看睡着的人,再一次试着入睡,可是原来的那种惧怕又成了红的、白的、方的,不知什么东西被撕裂,但都没有撕破。”

这就是著名的“阿尔扎马斯之夜”或称“阿尔扎马斯的恐怖”。托尔斯泰研究者们都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前兆,19世纪70年代也因此被认为是托尔斯泰精神危机和精神转变的年代。这一年托尔斯泰刚过40周岁,《战争与和平》已经完成,《安娜・卡列尼娜》还没有开始。

存在主义的先驱、俄国著名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特别看重阿尔扎马斯之夜,他认为托尔斯泰在这一夜里发生的思想激变是非理性的产物,亦认为描写这一夜的《狂人日记》可以被看作托尔斯泰50岁以后所写的全部东西的总标题。他在这位最伟大、最“清醒”、最有信仰的作家身上,发现了最混乱、最犹豫、最摇摆不定、最荒谬、最无序的心理状态,并把托尔斯泰50岁以后所写的作品都看成是这个“恐怖之夜”所诞生的、那个狂人的日记。

他反复强调这阿尔扎马斯之夜降临的突然性:托尔斯泰“没有任何明显的外在原因,突然被可怕的难忍的苦恼所惊扰”,“周围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切照旧”,而“托尔斯泰突然无缘无故地焦虑不安”。但是,舍斯托夫对此的认识还是有局限的,他过于强调这一思想激变的非理性因素,忽略了阿尔扎马斯之夜在托尔斯泰生命中的贯穿性和延续性。阿尔扎马斯之夜发生在托尔斯泰40岁(1869年),距一般认为的托尔斯泰发生精神激变的时期还有10年。如果说,阿尔扎马斯之夜标志着精神激变,那么,为什么在40岁至50岁之间,托尔斯泰还创作了显然属于精神激变前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所以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样:“他的晚年进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精神境界”。

纵观托尔斯泰的人生,一直都在不断的进行着精神上的裂变,“阿尔扎马斯之夜”似乎更可以看作是质变前的最后一次量变。青少年时期的托尔斯泰先在喀山学习,又到过圣彼得堡、高加索、克里米亚,参加过战争。但青年时代的他像其他贵族青年一样过着声色犬马、奢侈放纵的生活,当托尔斯泰为此不安、忏悔,希望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时,他遇到的却都是轻蔑的嘲笑。而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以及报复反而会受到尊敬。

早在1847年3月日记里就体现出了托尔斯泰“我思”的证明。另外,他的精神危机是多重性的,比如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哭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的心理危机: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须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

什么是反思性教学？怎样做一名反思型教师？如何在职高课堂教学中做好教学与反思？作为一名在职业学校从教多年的语文教育工作者，笔者结合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实际应用谈谈这个问题。

一、反思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教学是一项复杂的认识与实践活动。相对于一般的认识实践活动而言，语文教学活动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语文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在教学中，教师作为认识主体是学习者，负有研读教材、学习新知、接受课文作者的思想情感影响等任务；同时教师又是学习活动的中介，是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甚至是学习过程的控制者，教师的认知机能一部分要用来研读教材，适应环境，同时又要随时捕捉来自学生一方的反馈和变化信息，判断学习效果。

其次，语文教学活动的另一方——学生群体，每个人的生理、心理、情绪、状态等都存在差异，且在教学过程中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同一篇教案，同一位教师，在不同班级，会上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同一个问题，同一名学生，不同的时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答案。因此，教师对教学及时而恰当的反思显得十分重要。

一次公开课，我与高二的学生共同学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引导、自读、分组交流之后，我宣布展示自读成果。话音未落，几乎所有的同学同时举起了手，都要抢着发言。当时只是考虑到尽快推进自己的教学进度，便随机指定身边的一位女生发言。当我这个指令发出后，听见一个嘀咕的声音：“她不是最先举手的”。同时发现大片举起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尽管他们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热情，尽管后来的课进行得很顺利，但群情而起的盛况不再出现了。当祝贺成功的掌声响起的时候，我的心里越发有遗憾与愧疚的酸楚，因为我伤害了这些学生，而他们却给了我包容。在随后的教学反思时，我不禁对上述那个瞬间作出另一种假设处理，我说：“好！你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手，说明你们胸有成竹，充满自信，不仅自学能力强，而且表现了你们气度大。为师在感动之余，向你们由衷地致敬！谁先说谁后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已经拥有应有的态度与能力，大家说是不是？那我们有请最先举手的同学发言，好吗？掌声欢迎！”在与同仁的互动交流中我们达成共识。对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举动，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爱护。即使发言轮不过来，也要真诚地说明；同时还要充分肯定表扬未能发言的同学，使他们也获得成就感，这是一名教师应有的人文关怀。这样，学生无论处在哪个层面上，都会对你这位教师所教的课，心不冷，趣不减。否则“热”了少数，“冷”了多数；“捧”了教师，“损”了学生，这样的课堂是残缺的，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此后，几乎每节课后我都会习惯地去反思这个问题，并时刻提醒自己：在课堂上既要受得了“冷遇”，更要经得起“热捧”，要始终把学生的发展，尤其是把不耀眼的学生的感受放在优先关怀的位置上。

二、要让反思深入到语文教师的心灵

作为一名教师，一名语文教师，在教学技能方面，是否有需要迅速提高的地方？是否有需要提高的必要？我们可以问问自己：除了掌握上课的基础技能外，还应该有哪些技能？有时候我们需要激情朗诵，你的朗诵技巧如何？有时候我们需要来段演讲，你的演讲技巧如何？有时候我们需要直观教学，你的绘画能力如何？有时候我们需要以歌传情，你的歌唱能力如何？有时候我们需要多媒体辅助教学，你的计算机运用水平、课件制作水平如何？有时候我们需要面对学生的质疑或独树一帜的感悟，你的应变能力和评判能力又如何？

世界观指的是一个广泛的世界观念，是一种人类知觉的基础架构。透过它，个体可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与它互动。世界观是社会意识和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任何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都要利用先前遗留下来的现成的思想材料，这样，新世界观和旧世界观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历史的继承关系。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采用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可以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提供正确的思路、方向，错误的世界观则会给人们的实践活动带来方向性的失误。

文学作品是用文字表达自己对世界看法的一种途径，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态，而且具备意识形态的性质。[1]一切的意识形态都是物质的反映，文学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反映，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曾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道：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产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事物。这就说明，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中的文学现象并不等同于客观的现实生活对象。文学不仅反映客观世界，也反映客观意识世界，反映在作品中已经二重化了。文学在反映现实的时候，也同样反映着自身。在文学选材、加工、成文之时，总要流露出一定的情绪，传达作者的主观态度和评价，这个主观态度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作品所反映的主观判断仍然超越不了它自身的社会现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观判断也同样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所以，文学作品中暗含着意识形态，而其内核就是作者的世界观，这种内涵的表达在一篇小说中往往是通过作者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来体现的。一、破：《复活》中对现实

社会以及国家的无情批判 《复活》讲述的是在一次偶然事件中聂赫留朵夫参与审理了一起命案，从这个被审理人马斯洛瓦眼中辨认出原来她是自己曾经爱过的女子。于是十年前的事情一一再现，他暑期在姑妈家写论上了姑妈家的养女，他们之间有着纯洁无瑕的感情，聂赫留朵夫毕业以后，当他又一次来到姑妈家的庄园，在复活节的气氛中，占有了这个女孩儿，最终又将马斯洛瓦抛弃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聂赫留朵夫十分紧张，他害怕马斯洛瓦认出他，让他当场出丑，同时他也反思着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因为审理人员的不公正，视人命如草芥，最终使马斯洛瓦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亚服役。等聂赫留朵夫知道因为他们的失职而造成的这一后果之后，就开始找庭长和律师补救。在期间他去未婚妻家里赴宴，在那种高压气氛中，他看到了每个人的可恶与装腔作势。回到家中，他开始反省自己，他决定要改变以往的生活态度，于是搬出了大房子。他去监狱里探望马斯洛瓦，并将往事一一说出，最终拯救了在监狱中的马斯洛瓦：马斯洛瓦努力学好，戒烟戒酒。这部小说通过一个故事讲述了马斯洛瓦和聂赫留朵夫两个人复活的故事，他们最终获得的是一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讽刺了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触及了旧社会制度的本质。

二、立：《复活》中的伦理化哲学思想

与其说托尔斯泰是一位文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的文学作品中都宣扬着儒中思想，他通过文艺创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作品只是作为其表达自身思想的工具。[2]《复活》是一部长篇巨著，这部作品写成结集出版一种用了十年的时间。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寄予了深深的寓意。在小说的第三部的28章中，有一段是聂赫留朵夫通过阅读福音书所引发的主人公思考，这一段的描写看似与全书并不协调，但是作者自己本人说过，他写这部小说就是为了让人们阅读最后一章。这一情节的设置安排实际上是作者想通过它来表达自己所要宣扬的宗教道德哲学。《复活》中充斥着一种震撼人心的批判，但是奇怪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最后并没有提出要进行必要的暴力革命，而是在小说中不断地宣扬一种宗教伦理道德哲学思想，这从托尔斯泰对书中人物的评判标准以及对事物臧否的程度可以得知。

在小说的第39章中有一段对礼拜场面的描写，这一场景的表现实际上表现出了作者的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只要是从那些看似仁义的教会人士口里所说出来的东西实际上都暗示着一种对基督教的亵渎，托尔斯泰实际上想要表达这样一种世界观：我们看似正派的基督教是帮助和解救那些处于蒙昧状态下的人们，而实际上他们嘴里所说的那些正在施行的圣事掩盖了他们束缚人们追求自由的实质。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复活》中有着对教会的不满与愤懑之情，尽管在小说中多处都能够看到对教会伪善的批判，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托尔斯泰并没有极端地否定宗教，反之，他通过对教会的批判，从反面肯定宗教，宣扬自己的伦理宗教学说，在小说中，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只有真正符合伦理的基督教才能够将人们从穷困中解救出来，才能够真正地铲除人世间的丑恶。在《复活》的结尾部分，托尔斯泰设置了聂赫留朵夫与老人的一段涉及到关于信仰与灵魂的谈话。从一个渡口流浪老人嘴里说出了的“信仰有多种，灵魂却只有一种……”的哲理式表述，这实际上是托尔斯泰的自身独白，隐含着托尔斯泰作者本人对于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

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通过各种官员人物以及贵族的描述展现了社会的腐朽和社会的罪恶。对于社会的批判实际上并不是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的宗旨，作者是“破中有立”，主要是为了宣扬他自己的道德宗教理想，这一理想的表述借助渡口老人之口，借助聂赫留朵夫的思考表达得淋漓尽致。

沙皇俄国专制制度下的监狱长、省长、押解官们没有一点点的同情怜悯之心，他们的心好似石头一样，渗不进去一点点的爱，而这一点通过聂赫留朵夫深刻地表达出来――“人类生活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和准则就是爱”。在《复活》中，托尔斯泰除了对贵族阶级进行鞭挞，更多的是以聂赫留朵夫的视线为中心来展现人民的生活场景。托尔斯泰作品中写到的囚徒之类的人，在他看来和所有人一样，有时候比省长、警察之流有更高尚的道德品质，而那些长官们仿佛强盗一样可怕。

不了解托尔斯泰，就不能认为自己了解祖国，不能认为自己是个文明人。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莫斯科河附近的托尔斯泰街26号，是一座美丽的草木葳蕤的庭院，越过临街的雕有花纹的木围墙，可见一栋橘红色的两层楼的木板房。院门口镶着的一块小小的铭牌上刻着如下俄文：“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作家1882至1902年在此居住。”

这位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拉皮文县的波良纳庄园的大文豪，虽然是名门贵族，世袭伯爵，却毕生都在探索社会的改革，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托尔斯泰长期住在离莫斯科186公里的乡村。他不喜欢工业化程度日益提升的大城市，只是在1863年至1869年创作《战争与和平》期间，为了查找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才去莫斯科。1881年9月托尔斯泰举家迁居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18岁的长子谢尔盖已到读大学的年龄。大女儿塔吉扬娜也要进莫斯科美术学校，托尔斯泰特意请列宾教她画画（博物馆里有一幅列宾1891年为塔吉扬娜画的肖像）。即使在莫斯科定居后，每年春夏季节还是经常回到波良纳庄园。1902年后，因儿女们都相继完成了学业，而这座庭院附近有家啤酒厂噪音很大，影响写作，年事渐高的老作家就很少住在此地了。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逝世后，其二女儿玛丽娅成为房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将父亲的故居捐赠新生的苏维埃国家，1928年玛丽娅让出全部庭院，使其正式成为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并担任第一届馆长。玛丽娅一直活到二战胜利后才去世。

当初托翁买下那栋橘红色的木屋时，只有一层，是他将其改建为两层楼的。据说这种木结构的住房非常干燥、暖和而舒适，最早的克里姆林宫就是纯木建筑。与楼房相垂直的一排也是橘红色的木平房，是托翁开设的出版社，用来排印和发行自己的文学作品，如今则是展览各种文字、版本的托翁著作及有关画册、资料的陈列室。我们一行中国人在翻译叶尔绍夫的引领下，把故居的16个房间一一作了较细致地参观。30岁出头的叶尔绍夫是莫斯科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长相颇像大文豪果戈里（特别是那双深邃含笑的眼睛、饱满发亮的额头、向两颊包拢的长发和带有幽默感的胡子），我戏称他为“小果戈里”，他也笑嘻嘻地欣然接受了。他不仅汉语说得流利，对俄中两国的文学艺术历史都熟谙，所以使我们受益匪浅。

步入一楼的绿色门框的棕色小门，即来到一间不大的客厅，不管什么人，头一件事便是穿上一双特制的橡胶大套鞋，那套鞋能包容无论多大尺码的普通鞋，是用于保护室内的地板和楼梯的木阶的。据介绍，托尔斯泰故居的一切都是原物、原装和原貌，唯有地板和楼梯刷过一道油漆，而且大多铺设了地毯。即便如此，还要求参观者用橡筋箍上一双软底的胶鞋，可见管理者对世界级伟大作家寓所的文物何等珍惜。

一楼头一间是不大的餐厅，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盆碟刀叉等餐具及调味瓶。托翁全家就围坐在桌前用餐，那10几把整齐排列的靠背椅让人想象到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餐厅的鹅黄色墙壁一侧挂着布谷鸟钟，另一侧挂着二女儿玛丽娅的肖像，是大女儿塔吉扬娜画的。餐厅旁的一间小屋是放置碗柜和炊具、餐具的储藏室，所展示的各种锅盆壶碗杯碟，有金属、陶瓷、玻璃等质料，大都是本国产品，比较粗糙朴拙。“小果戈里”告诉我们，托翁的饮食极其简单，他本人是完全吃素的，不仅拒绝肉食，连牛奶都不喝，一般饭菜是燕麦、马铃薯和罗宋汤。

沿着一侧装有白色护栏的楼梯，我们登临第二层。首先踏入一间较为宽敞的大厅，是托翁全家人聚谈和娱乐的场所，也是接待宾客之处；其洁净的墙壁上安装着40支蜡烛和煤油灯，张挂着一些亲属（如夫人索菲娅、女儿塔吉扬娜、儿子谢尔盖等）和友人的照片，最令人瞩目的一张黑白像是招待来访者们的“大茶会”场景，时间为1898年4月的一天，画面为：十几位或坐或站的先生、女士围着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雪白的桌布上摆放着金属的茶具、漂亮的烛台与盛满点心、水果的盘子。托翁神情安详、慈和，与大家亲密无间的关系跃然其中。常言道“主雅客来勤。”这位文豪的好客想必是一贯的，因为在另一块蓝底桌布上，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客人们的签名。大厅旁即是托翁夫妇的卧室，索菲娅在卧室中间竖了一排屏风，并在隔开的外间置了几张沙发，权作她的客人接待室。索菲娅有自己的可以折叠台板的简陋的写字桌。

“我只害怕托尔斯泰”

有一次，为了拜访托尔斯泰，在出发前，对于该穿什么样的裤子，契诃夫考虑了整整一个小时都无法决定下来，他换了一条又一条，都不满意。穿上窄的，他在想托尔斯泰肯定要说：不像话，这个蹩脚作家；而换上宽的，他怀疑托尔斯泰又会说：快赶上黑海了，这个无赖……

契诃夫为什么会对托尔斯泰的感受如此在乎呢？这或许可从他的谈话中找到答案。有一次契诃夫对蒲宁满含深情地说：“我只害怕托尔斯泰。您想想吧，是他写出了这样的文字，说安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感觉到，看到自己的眼睛在黑暗中放光！”

蒲宁，这位在俄罗斯文坛一向清高并独来独往的贵族作家，对托尔斯泰同样怀有这种高山仰止的敬意。蒲宁在回忆录中写道：“不知怎的，这位老人还是让我觉得害怕。”

契诃夫与蒲宁，心怀同样的害怕。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位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复活》等巨著的文学巨人；他们害怕，是因为他有着父亲般的威严；他们害怕，是源于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仰慕和热爱。

高山仰止、敬畏、实力、自知之明……

打翻的牛奶瓶

美国耶鲁大学的新生入校之后，都会有心理学教授上一堂课：教授没有带来什么教科书，也没有写什么高深的课题，而是把一瓶装满牛奶的奶瓶放在讲台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