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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金融论文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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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效率观下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摘要:本文在金融资源论的启示下,赋予了新金融效率观;借助修正的AK模型,给出了宏观金融效率综合指标,并估算出中国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值。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再检验,得出了与现有文献不同的结论,为中国效率型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金融效率;综合指标;格兰杰检验

近年来,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经验性研究的启发下,不少中国学者借鉴相关的思路与指标、运用计量经济学手段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由于在金融发展的指标(尤其是金融效率指标)选取上存在差异,导致结论大相径庭。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已有的代表性结论有: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扩张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的(曹啸、吴军,2002);金融中介效率对经济增长,以及金融中介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单方向上的因果关系(李广众,王美今,2003);中国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同时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王志强、孙纲,2003)。曹啸与吴军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取金融效率指标,其结论只是一种推断,而其他两篇文章在实证研究多借鉴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莱文等人的研究,选取的金融效率指标为单指标,即分别采用SLR(储贷比率)指标与PRI(私企信贷占比),显然,以单指标来代表中国金融效率是不全面的。本文在金融效率观下,给出了更为合理的金融效率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再检验,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澄清,进而为中国效率型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一、新金融效率观与金融效率的估算

1?新金融效率观。

金融效率是金融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却被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所忽视。金融结构论(戈德史密斯,1969)将金融结构简单等同于金融发展;金融深化论(麦金农与肖,1973)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对应帕累托有效,由此得出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建议也在实践中屡屡受挫;1990年代金融发展的经验研究对金融效率仅作简化处理,即分别采用上文提及的SLR与PRI等单指标代表金融效率。

通过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刻反思,白钦先(1998)认识到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率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进而提出了金融资源论。金融资源论通过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赋予了全新的金融效率观。金融效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金融质和量的统一;金融发展的关键在于金融质的提高,合理地开发、利用和配置金融资源,同时注重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和机制的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改善,因此,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凸显无疑。

由于宏观金融效率强调动态性和金融功能(主要指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与单一关注盈利性与静态性的微观金融效率相比更为重要,因此,宏观金融效率是金融效率中的应予以重点研究的对象。宏观金融效率是一优化问题:由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机制与金融环境共同决定(约束条件);目标是金融发展,及以此促进的经济增长。宏观金融效率以微观金融效率为基础,是金融功能(可视为一种能力)的演进与实现程度。借助修正的内生增长模型,宏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以下简称为金融效率)是金融(储蓄)资源的利用能力、金融资源的企业选择能力、金融资源转化为资本后的产业与地区选择能力这三种能力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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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展与经济增长:国内外研究综述

摘 要: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国外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以及国学者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金融发展理论分为:货币经济发展理论,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新金融发展理论三个阶段。最后,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了评论。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 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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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演进:一个理论方法述评

摘要: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关键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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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衡量

摘 要:利用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衡量和判断的结果表明,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说明过去10年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是逐步下降的,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防范金融风险,同时注意保持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的匹配性,以及金融业效率性与稳定性的均衡。

关 键 词:金融监管指数; 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1-0019-05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1999年通过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 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根据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 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本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了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

一、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 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缺乏前瞻性, 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 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 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 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 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

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 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

鉴于以上两点, 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 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8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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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实证研究

摘要: 金融产业的发展由规模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来衡量,而结构又有内外之分,本文从外部结构变化的角度来描述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统计实践出发,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后从1991年到2009年的相关经济数据,研究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目的在于弄清金融产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发展对GDP 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金融资产;经济增长;外部结构

一、引言

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理论研究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各类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假设是:金融市场制度不变,金融变量只能被动地去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而不能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增长[1]。因此无论是在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中,金融市场不是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变量。

但是20世纪以来, 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例如,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论证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肖(Shaw,1973) 与麦金农(Mckinnon,1973)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中, 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1997)提出一系列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并利用实证方法证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学者的结论都是来源于各国的相关数据的比较,并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证明。当然也有经济学家持不同的观点。例如, 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普遍夸大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的重要性, 金融市场最多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微小的作用。对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例如,戴根有(2000)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意味着中国整体支付风险在加大。赵志君(2000)认为,中国M2/GD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为微弱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流程梗阻。刘明志(2001)认为中国货币化率水平由货币需求因素所决定。李扬(2001)认为中国所出现的货币化率上升(M2/GDP上升)和资本化率(资本存量/GDP值)上升是存在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不仅限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深化的讨论,还应该从货币需求角度来讨论。尽管不同学者的结论不尽相同, 但可以肯定的是,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

本文首先简单说明数据的来源,接着对我国金融资产外部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最后对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演绎。本文对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侧重于对其外部结构的研究,是因为外部结构将金融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更能说明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希望通过研究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促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并为宏观调控提供相关金融变量。

二、数据的选择

本文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把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货币又有流通中的现金M0和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三种定义。债券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其他金融债、企业债、国家投资债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六类。股票分为A股、B股、N股和H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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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分析

【摘要】本文围绕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关系,应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理论上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分析了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存在的长期关系。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李强经济学”的相关政策的可行性。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 货币发行量 “经济学”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学术界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表明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刘海影刊文指出这一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的政策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为了验证上述政策生效的可能性,笔者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陈述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相关学术成就以及本文参考文献;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分析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近代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围绕对新古典增长模理论完善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舒元和徐现祥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中论证,制度原因是AK模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解释。胡文国和吴栋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同时在设定经济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制度因素。本文中,笔者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充分囊括以上指标并将试图将金融结构因素加进去。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大约始于上一世纪80年代,大体可以总结为金融结构成分分析、金融结构定量实证分析和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这几个方面。其中,吴超在(2012)《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中合理设定了金融结构效率衡量指标,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型金融结构的特点。笔者在本文中将金融结构影响视为制度因素之一,希望分析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合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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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生态水平测评体系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依据中外金融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建立了金融生态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然后针对目前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状况,建立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通过运用三种建模方法,对西部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水平进行了实证评估;得出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的金融生态水平建设表现最好,甘肃、内蒙古、广西、新疆次之,而宁夏、云南、贵州、青海、的表现较差,需要引起重视。最后,文章针对以上实证分析的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生态;面板数据;实证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1-0137-04

1.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起着重要的“杠杆效应”和“中枢效应”。而金融市场量的扩张和质的改善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支持,所以,金融生态就成为金融市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西部地区而言,金融生态的改善不仅可以优化西部金融体系的筹资用资功能、资产流动与重组功能、企业融资的风险约束功能[1],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缓解西部地区发展的资金约束,改善西部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西部企业在规模经济、产业结构、技术层次、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水平。

本文首先拟对金融生态水平的衡量建立评估指标体系,然后对1997~2005年西部十二省区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最后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文献回顾和研究目的

金融生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来自于金融现实的发展,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货币金融化的迅猛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论日益关注,在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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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摘 要:本文运用125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首次系统地检验了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我们研究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稳定的负面作用,即使我们控制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理禀赋等因素,结果仍然是显著而稳定的。同时,我们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既有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本文的结论是:加大开放的力度,削弱金融利益集团的影响,构建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将有利于中国金融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8-0043-05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的发展。大量的文献表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的国家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虽然有的学者从法律制度、地理禀赋以及文化信用等方面给出了很多有力的解释,但是他们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本文所进行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金融发展有着显著而稳定的负面作用。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要实现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削弱既得金融利益集团的力量。

一、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个文献回顾

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历来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各种制度因素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等提出了金融发展的法律理论,强调中小投资者权力和债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发展了由Acemoglu等提出的地理禀赋理论(endowment theory),强调一国的地理禀赋(主要是指移民的死亡率)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Stulz和WilliamsonE和Guiso、Sapienza和Zingales等提出金融发展的社会规范理论,开始强调文化与信用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现有的金融理论中,往往忽视金融发展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甚至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指出,“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的加以考察……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在经济学上真正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对社会活动影响的则始于OlsonL以及Stigler等,他们指出,小而集中的利益团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着超常的权力,因为这些小规模的、有着共同利益的、容易组织的小利益团体,能够迅速采取一致的声音和行动来影响经济活动,而社会大众则由于人数众多、意见不一、利益分散而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从而往往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Rajan和Zingales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力量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常常利用贫困人群对自由市场的反对来抵制金融的创新和发展,利益集团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金融发展历史中的逆转。Beck、Demirguc-Kunt和Levine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一个分权、开放、竞争的政治结构比一个集权的政治结构更有利于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

但是在现有的文献中,还缺乏对金融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实证检验,以及运用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方面的努力来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

二、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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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摘 要: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可以配置其他资源的核心资源,而金融配置则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核心。本文以1991年2012年海南省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用金融贡献率与金融中介效率来衡量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海南省经济增长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检验可得,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长期关系,但这种关系表现为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程度较为微弱,仅在滞后二期起作用。

关键词: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

一、引言

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导致了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当今时代,离开了金融的经济,不再是现实的经济;离开了经济的金融,也不再是现实的金融。金融经济即金融成为运行核心的经济。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可以配置其他资源的核心资源,而金融配置则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既决定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也决定着产业发展方向与速度,影响一国科技创新的能力,进而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本文就海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试图寻找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影响关系。

二、指标的设定与样本数据的采取

1.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的设定

鉴于数据来源的局限性,本文仅选取了FCR(金融贡献率)、FAE(金融中介效率)对海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作一个简单的考量。

(1)金融贡献率(F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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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理论在金融安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摘要:研究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研究如何有效测度或评价我国金融安全在现阶段尤为重要。本文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安全综合评价中,在建立安全性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筑金融体系安全综合评价突变模型,运用突变理论归一公式,量化递归计算出“金融体系安全度”,以此判断金融体系安全程度。

关键词:突变理论;金融安全;综合评价;金融安全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3-0051-03

一、研究的背景

我国虽尚无明显的金融危机发生,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且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特殊时期,内外因素使我国金融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所以,研究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研究如何有效测度或评价我国金融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金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脆弱及金融危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早期,Irving Fisher(1933)、Kingdleberger(1978)等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来研究金融安全问题,Diamond and Dybvig(1983)利用博弈模型对金融安全机理进行探讨的“金融挤兑论”,Mishkin(1991)提出的“不均衡信息论”等。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也被放到了宏观经济政策,如对外借款、过度借债、隐性担保、存款保险、贷款竞争等方面,从不同方面解释了金融安全问题。在实证计量方面,现有文献基本上是以预测为主,对金融安全测度预警的研究多以严谨的计量方法进行,如:FR概率回归模型、KLR信号监测模型、、STV横截面回归模型、DCSD预警模型等。但是,大多数研究文献认为金融脆弱性或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是线性且连续的,其研究的出发点是传统经济理论,而传统经济学是在静态均衡理论基础上以统计和线性化方法为主要手段建立起的理论体系,在现阶段无论是从自身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指导经济实践方面,都碰到了一系列悖论和难题,这一现象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非线性科学。金融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其运行状态具有高度的动态性、明显的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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